在这种条件下，自命不凡的威权主义政权显得特别脆弱。当保存和散布文字和影像变得廉价和极易获取时，控制公共舆论的审查制度和其他传统方法就失去了效用。到70年代，磁带录音、影印机和计算机网络都在官方为防止新闻和思想传播而设置的屏障中发现了无数的漏洞。
1979年伊朗王室的倒台为新通信方式如何能煽动宗教革命反对一个独裁、世俗和现代化的政府提供了一个惊人的例子。流亡国外的什叶派导师霍梅尼将走私的收录机带进国家，之后其追随者从德黑兰的电台上每夜秘密地广播他对伊朗政府的谴责。公众为了响应霍梅尼呼吁的宗教改革而兴奋地涌向了街道，并迫使伊朗国王退位。流亡的霍梅尼成功地回国，直到1989年去世都一直保持对政府决策的最终裁决权，在国内加强什叶派伊斯兰神圣律法并指挥强烈反对美国的“大撒旦”国外运动。
伊朗宗教革命是独特而非唯一的。宗教革命在世界大部分地区仍然处于政治的边缘地位。现世的政党和领导人的政治表现基本上仍旧是为了渴望得到财富和权力，只是偶尔寻求特定的宗教支持。但从穆罕默德时代开始，穆斯林都认为宗教和政治是密不可分的。另外，在1947～1973年间以色列人与阿拉伯国家交战的胜利激起了所有穆斯林的宗教意识，这是因为对军事失败一个有说服力的解释认为，由于他们没有很好的遵从编纂在神圣律法当中的真主意愿，而这是真主对他们的一种惩罚。但是霍梅尼和其他伊朗什叶派的领导者很快发现，在20世纪将神圣律法应用到不断发展的全球化经济中需要痛苦地背离律法的信条。沙特阿拉伯和巴勒斯坦的穆斯林统治者和更狂热的宗教改革者，例如从1970年起掌控利比亚政权的卡扎菲，也同样认识到了这一点。
无论是以色列人、美国人、法国人、俄罗斯人、中国人还是印度人，这些局外人或非信教者都认为，穆斯林的政治叛乱很难得到妥善解决。穆斯林国家的世俗统治者也备受困扰。部分麻烦是由一小部分穆斯林极端主义分子引起的，但时常与背井离乡的巴勒斯坦人有关系，他们尤其但又不仅针对以色列人发动恐怖袭击。
外交困境展现了这种混乱。例如，美国在1973年战争之后为埃及和以色列同时提供武器和援助。美国也尝试通过“和平进程”进行协调，并最终在以色列和埃及（1979年）、约旦（1994年）之间达成正式的和平条约，甚至想在真正的和平或以色列内部和平没有实现之前就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1993～1994年）之间实现一种实际上不稳固的协议。此时美国正在援助伊拉克世俗统治者萨达姆·侯赛因，当他进攻霍梅尼统治的伊朗时，美国在这场激烈但毫无效果的战争（1980～1989年）中为伊拉克提供武器；但是当萨达姆转而入侵富产石油的邻国科威特时，战线发生了巨变。当看到从海湾安全输出石油面临新的危险时，美国派遣了具有压倒性优势的军事力量参战，并在一些阿拉伯国家和其他盟友的支持下，经过短暂的战斗就击败了萨达姆的伊拉克（1991年）。
次年当天主教的克罗地亚人、东正教的塞尔维亚人和穆斯林的波斯尼亚人等相互对立的宗教群体（1992年）在波斯尼亚开始一场让人痛苦的内战时，穆斯林和基督徒之间始料未及的一幕冲突在欧洲大地上演。这次美国支持穆斯林和克罗地亚人而反对塞尔维亚人，并且最后联合欧洲和俄罗斯派遣一支远征军到波黑执行在1995年达成的停火协议。但是就如以色列一样，持久的和平没有出现，未来仍充满着未知数。
俄罗斯也面临着穆斯林难题，除了在阿富汗，还在1994～1996年俄罗斯人和车臣人之间爆发了激烈而毫无结果的战争的高加索地区。其他的动乱包括为保卫他们的世俗民族主义而反对穆斯林政党的土耳其和世俗军事政权受到宗教暴力反抗的阿尔及利亚。在法国和德国也有无数的穆斯林移民，如法国的阿尔及利亚人和德国的土耳其人等，产生了严重的社会和政治问题，但尚未威胁到公共和平；然而，在印度作为少数民族的穆斯林也偶尔遭受到群众暴力和警察镇压。
种族摩擦即使在一些并未太多涉及宗教差异的地方也表现得十分明显。例如在加拿大，法语人群独立激昂而非宗教性的骚动积蓄了很大的力量，但保持了和平状态。而在非洲，一些长期存在的种族纷争转为暴力冲突。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卢旺达，胡图族和图西族人相互残忍地屠杀，充满种族分歧的武装冲突也在利比里亚、苏丹、索马里和扎伊尔（1997年胜利的起义后更名为刚果）之间爆发。另一方面，在南非致力于种族和解政策的纳尔逊·曼德拉在和平民主选举中获胜，在1994年终止了白人的政治垄断。
种族暴力也充斥在拉丁美洲一些国家的印第安族群中。例如秘鲁、玻利维亚、危地马拉和墨西哥的游击战运动，一定程度上从印第安农民后代的不满中加强自身力量。另一方面，由古巴卡斯特罗社会主义政府所热心扶持，反对美国经济和政治控制在尼加拉瓜和萨尔瓦多显得尤为重要，在那里里根总统在利用秘密代理人扶植亲美政府、颠覆反美政府方面比他的前任有过之而无不及。
虽然经济和社会快速变化，但是总体上世界事务却令人惊讶地保持和平。尽管国际贸易通过提供物美价廉的产品增加了世界财富，但是全球市场经济的拓展扭曲并让现存的社会模式不堪重负。但无论何时当新的更有效力的生产商开始供应物美价廉的产品时，其他人将失去他们惯常的谋生手段。市场价格无法保证，新工作会立刻提供给被剥夺者。因此，经济转变的结果就是在带来了繁荣的同时，也带来了凋敝。收入不平等将增加，并且在很多贫穷的国家中总体上财富和舒适度的缓慢增长仅能维持不断增长的人口的生存。无论在穷国还是富国因为强加于大量人口身上的长期利益被一些强烈的短期伤害而抵销，所以经济增长和技术的转变付出了很高的代价。
这意味着近期全球经济的重大进展仍然充满着不稳定性。特别是在前社会主义国家中，政治抵制或许将中断全球主义的潮流。另一方面，愿意接受最优方法和廉价生产将会获得优越的财富和权力回报，而不顾会给既得利益和现存习俗带来多少代价。人类社会总是在接受改变和保持现状之间摇摆不定。然而，在我们这个时代，不断发展的运输和通信技术使由来已久的选择比以前显得更加迫切和痛苦。
<h3>1945年以来的社会和文化变革</h3>
20世纪后半期动荡的政治和经济巨变与人类社会的迅速变化相联系，其中最重要的三点是：第一，全球人口数量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同时富裕地区和城市的人口出生率下降到人口更替水平以下；第二，特别是在西方世界的城市居民中，生育控制和妇女解放的新思想改变了男女间的劳动分工；第三，农村自给自足的生活衰落，商品化农业和其他的都市风格渗透到了农村各处。
上述三点值得详细解释。首先关于人口的一些情况。现代人类数量的激增大约开始于1750年，人口统计学家估计，当时世界人口总数大约是7.91亿人。之后的人口增长如下：
<blockquote>
1850年 12.62亿
1900年 16.5亿
1950年 25.24亿
1996年 57.68亿
</blockquote>
（来源：联合国，《人口简报》，1996年12月）
换句话说，人口数量在1850～1950年增加一倍多后，在1950～1966年间又增加了一倍多，而且到2000年预期将超过60亿。地球有限的资源意味着这种增长速度不能无限期地延续，但是当其迅速发展时，这种失控的人类数量将会让各地现存的人类和其他生命形式的分布不堪重负。
农业发展增加了人类食物供应，交通运输的进步可以更加可靠地为饥饿的人们运送食物，这是人口数量起飞的原因之一。另一个因素是致命疾病发生范围的变化，无论何时何地人类密集的交往使流行疾病取代了地方性疾病的传染。而1950年之后惊人的人口激增，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世界卫生组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几十年中，为世界上每一个国家都带来了现代公众健康机构和公共卫生基础设施。20世纪60年代天花彻底消除，而且其他儿童疾病被接种疫苗所控制。青霉素和其他抗生素药品治愈了大部分传染病，甚至最为广泛流行的疟疾也通过化学方式攻击蚊子繁殖的基础而被消灭。结果婴儿的死亡率下降，更多的孩子长大了以后都有了自己的小孩，这就产生了空前惊人的人口增长。
同时也存在一些传染病再度流行的迹象。很多长期形成的病菌开始进化得对抗生素产生抗药性，而像导致艾滋病的病毒等一些新型传染病开始进入到数百万人的血液之中。性行为的变化引起了生育率的进一步下降，降低了人口增长的速度。因此，20世纪人口数量的增长注定是不平衡的，但是如果要达到人口增长停滞还需要经过很长时间。
人口压力加剧了当今许多的政治动乱、种族冲突和宗教对抗。人口数量萎缩的民族，如加拿大的法语人群和以色列的犹太人，有时为了确保自己的未来，而积极动员起来反对他们所察觉到的敌人。另一方面，迅速增长的人口为了从邻国中夺取领土而诉诸武力，如卢旺达发生的种族清洗，或拉丁美洲的游击队攻击地主。
移民是对人口增长一个更重要的反应。自1950年起与富有的城市人口萎缩并行的是贫困的农村人口的增长，从而导致数百万人跨越文化和政治界限从乡村移居城市。不同民族混合的结果削弱了民族特性，并引发各种地区冲突。
总而言之，1945年之后的人口变化必将被视为我们这个时代最奇特的事实。在历史上从未出现过这种大规模的变化，人类社会和地球生态系统将如何适应这种情况仍然是未来的主要问题。
城市环境中家庭模式的改变和乡村的衰落也是史无前例的。从新石器时代农业革命开始，家庭和乡村的纽带塑造了大部分人类生活。这些根本制度的瓦解真正预示着将从根本上改变历史上的人类社会模式，但是还没有人可以真正确定，因为城市生活模式是否将长期存在还有待证明。
城市人口曾有赖于来自乡村的移民，因为根据人口学统计，城市环境中加剧的传染病缩短了城市居民的预期寿命。在现代城市中，家庭模式的变化也带来一个类似的影响，如晚婚、节育等，并且为人口繁衍带来了问题。近来的技术变化也促进了城市家庭的转变。首先当1960年避孕药物首次进入市场后，便捷、便宜和可靠的生育控制方法变得有效。因为性行为不会再引发不情愿怀孕的风险，所以这些药片引发了性行为的普遍变化。其次，洗衣机、吸尘器等新的家用电器和冷冻肉及其他便利食品的销售意味着不再需要整天烹饪和做家务。随着没有报酬的家务成为兼职性的工作时，在外面寻找赚钱的工作对于妇女来说是十分明智的选择。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劳动力短缺让她们进入无数新工作中，而且在大多数国家中为妇女提供平等机遇的法律和习俗障碍被破除之后，这种趋势得到了继续发展。
但是，照顾婴幼儿仍是一个要求全职工作的任务，而且城市妇女认为很难妥善地协调抚养孩子和繁忙的工作。甚至在丈夫愿意帮忙时，抚养孩子比起工作和生活在一起的农村来讲更多地扰乱了父母的生活，而且在农村小孩在房子或庭院周围的帮助劳作有助于提高家庭的收入。这样的结果就造成了生育的孩子变少而且更晚，生活富裕的城市人口将不能实现自我繁育。
来自农村的移民保持了城市的发展，但是西方世界的农村居民的表现和城市家庭十分相像，因此，新来者必须来自遥远的、跨越文化和种族边界的地方。因此，在西方世界中存在数百万的穆斯林，在美国有数百万的墨西哥人和其他拉丁美洲人，另有不同的移民混杂在其他富有地区和城市化国家中（而日本却是一个例外。日本人更喜欢在国外建立工厂，而不是引进外国劳动力；但是20世纪90年代迅速老龄化的人口和减少的劳动力开始严峻地考验这一政策）。
农村的移民在城市混合进而成为农村的自治衰落的一个表现。在大部分文明历史中，税收和地租的征收者分享农民的收获，转而在面对毁灭性打击中一定程度上提供不太稳定的保护。除支付租金和税收之外，农民经常按照地方风俗的规定处理自己的事务。很多世纪里村庄几乎能够自给自足，生产他们所需要的所有物品，并且进行自然的繁育。换句话说村庄是18世纪以前大多数人类生活（85%～95%）的社会细胞，尽管存在着战争、政治和城市等其他形式的不稳定性，但村庄一直维持着文化和生物延续性。
但一旦为城市市场生产的产品开始传播到农村，农村自治就开始崩溃。这是一个长期的缓慢进程，开始于公元前1200年当铁镰刀和少数其他城市制品开始改变中东地区的乡村风俗时。乡村社会的进一步商业化主要依赖于运输，因为只有物资可以被廉价而有效地运送时才使得超出当地消费者需求的生产更有意义。因此，每次交通发展都将在乡村和城市社会之间开辟新的交换途径。19世纪中期蒸汽动力运输和以电报开始的快速通信开辟了跨洲际的网络时，这个旷日持久的过程进入到了一个高速阶段。1950年以后，广播和电视、得到改善的道路和货车加强了各地城市与乡村的物品和思想交流。
结果，古老的乡村生活方式无法再维持下去。关于生活的新观念让乡村的年轻人急于享受在电视中所展示的舒适的城市生活。这种新躁动和人口快速增长让孩子不可能像他们的祖辈那样生活，即使他们愿意，也没有足够可供耕种的土地。以新种子、化肥和农业机械进行集约耕作有时是可能的，但是移居到城市显得更简单，而且通常也更有前途。因此，城市得到了迅速扩张，而且现实可能是半数以上的人们都不再从事农业而生活在城市或城镇中。而更显著的是，仍在乡下的大多数人希望模仿城市的生活方式，并且因被排除在他们从电视上每天所看到的城市中的享受，经常怀有一种不满情绪。
人类是否可以真正在城市环境并在缺少地方和熟人社区支持（和约束）的情况下生存或许将成为21世纪一个主要的社会问题。在此之前，人类的生存依赖于对乡村的适应。至今随着这种群体开始失去他们的自治和活力时，这个曾经囊括绝大多数人类的组织大范围地崩溃。农村社区中的习俗和个人的社会地位曾经给予每个人日常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但是还不能确定，是否能够找到一个替代城市生活的模式。
就像遍及世界的宗教运动所展现的那样，迄今为止新旧宗教流派有望担负乡村曾经起到的重要作用。但是宗教复兴和改革也必须妥善地解决全球经济对乡村生活的宰治，以及让人们对乡村生活产生质疑的公共通信和大众娱乐所带来的侵蚀。或许人们在没有密切联系的地方社区支持和约束下可以学会生活。更可能的是，我们社会的需求和趋势将会找到新的途径，去建造一个让我们日常生活更有意义的密切联系（或毫无阻隔）的社区。
新型的大众传播和娱乐以及为很多人传达的信息都深刻地影响了人口增长率的变化以及家庭和乡村生活模式的转变。其中广播、电视和互联网这三者最重要。它们的影响和冲击是近期才发生的，广播、电视和互联网分别在1950年（遍及世界大部分地区）、1970年和1990年以后才到来的。它们对人类社会和意识产生的影响无法预测，但肯定极其深远。
抵触的反应也很明显。迄今为止有吸引力的美国唱片、电影和电视节目以及在很多技术应用中英语作为一种世界性语言似乎都处于优势地位。但是欣欣向荣的大众媒体中心也存在于埃及和印度，在同美国的竞争中它们也向外国出口产品。而且伊朗的例子显示了如何通过热切的塑造本土文化就可以迅速明显地瓦解美国文化的影响。没有人知道，全球世界主义的诱惑将会如何同捍卫文化多样性的努力相互影响。但是在所有的交往中竞争推动着相互借鉴，就像伊朗宗教革命者利用录音磁带宣传他们的革命信息那样。这意味着，甚至大多数传统的捍卫者都有可能改变其捍卫的东西，尽管他们所坚持和厌恶的东西之间的差距在不断缩小。
新的通讯形式通常建立了一种几乎可以不考虑位置处所的新联系；随着在太空中运行的卫星一天24小时的传递信息，距离不再为人们传递信息增添太多的代价。然而，人类社会是否可以无需面对面的交流就可以实现通过语言和肢体所传达的感情和思想的全面沟通仍有待于观察。
由古代语言和文明继承者所塑造的精英文化拒绝对这些普遍的社会变化立刻做出回应。西方世界的艺术、文学和高雅音乐继续追求源于19世纪的个人独创性的思想。追求创新的艺术家、作家和作曲家有时挑战可理解性和规范性的界限。而结果是各式各样的，以至于似乎没有一个统一的评价或无法挑选出尤为突出的个人成果。
在一些新领域如建筑学中，新材料为惊人的创新带来了广阔的机会。新奇的玻璃和混凝土浇筑的建筑物造价低廉、宽敞，被应用到了机场、体育馆以及类似的新用途中。因此，20世纪建筑风格有可能比其他大多数不惜代价所取得的独创性更加持久。
亚洲和非洲的文学和艺术传统仍旧与占主导地位的西方高级文化保持着各种难以协调的紧张关系。复兴或修正传统文化的表达方式经常会取得很大成功，而且他们的诉求并不局限于发源地。例如，日本茶道的守护者有意地将他们的艺术传授给美国人和其他西方人。同样部分出于好奇、部分出于对常见思想和技术一种有吸引力的选择，让印度的神秘主义和音乐以及中国的针灸和武术渗透到西方世界。
宗教改革和重申是非西方民族摆脱世界主义和西方影响的最普遍方式。许多穆斯林采取了这种方式，而佛教、日本神道教和印度教的复兴者也如此行事。一种相抗衡的运动是狂热的基督教传播，特别是在拉丁美洲、非洲和东欧的“五旬节派”。1901年“五旬节派”兴起于堪萨斯州，主要吁求贫困和落魄的美国人，之后（大约在1930年之后）在第三世界和欧洲类似的穷人中扎根。其他基督教传教流派也取得了一些成功，而伊斯兰教继续在非洲、中亚和美国部分地区寻找皈依者。但是传统宗教文化特性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由于宗教（和语言）让人们牢牢地固守在其过去的特性中，比其他的行为更成功地抵制了变革，所以这种变化也不可能发生。
尽管存在着耀眼的流行文化和强大的即时通信，宗教和其他文化差异在人类习惯和风俗中仍然根深蒂固。新思想和新行为肯定改变了很多重要的全球生活，但是文化界限和障碍仍将并必将无限期地保持下去，这是因为作为社会性动物的人类喜欢通过排斥外来者来维系其与同侪的联系。
然而，科学在20世纪后半期对现实所产生的一种新的、革命性看法，似乎注定预示着将物理学、生物学和社会科学纳入到一个新的综合体中。虽然宇宙论和物理学的新思想仅影响了一些专业人士，可是他们对世界的新认识可以慢慢地渗透到大众意识中，就像在1687年牛顿发表他的万有引力理论之后，牛顿力学在很多世纪所发生的一样。之后数学这种预测性（和逆推性）的科学理想开始盛行于物理科学中。在18～19世纪中每次都可以重复同一结果的实验，证实了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物理学和化学新发现。以数学表述的新理论经常在各处被采用。随着物理学和化学理论不止一次应用到很多新技术中，首先从19世纪40年代的化学染料开始，继而发展到电能、电磁通信，之后的高潮是1942～1945年应用到控制原于能的释放中，物理学显然成为一种普遍而无可争辩的真理，经过日积月累取得了惊人的力量。
其他一些没有发现普遍真理，经受不住实验检测或应用于新技术当中的科学落后了。随着历史学家破解古老的手稿并建立精确的年表，探险家、传教士以及专业的人类学家最终描述出不同民族如何在世界不同地方组织生活以后，人类社会的信息不断积累。自然史也积累了各种植物和动物及其空间地理分布，随着地质学的兴起，也可得知其时间信息。但充满惊奇的世界很难被理解，而且像那些物理学家和生物学家继续构想的能够经得住实验检验的理论还没有出现。
查尔斯·达尔文在《物种起源》（1859年）中令人信服地论证，植物和动物的地理数据和现存分布显示了物种随着时间而进化。之后在《人类的起源》（1871年）中进一步将这种进化论应用到人类。但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依赖于支离破碎的化石证据，无法被实验证实，也没有经过数学预测或提出控制其他生命形式的新方法。由于它违背了《圣经》“创世说”的故事，也激起了宗教的反对。无论他说的如何有道理，但是比起物理科学的确定性还是稍显不足。
然而，20世纪的到来让这些知识景象发生了显著变化。实验观测中令人惊异的不一致迫使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修改了牛顿力学就时间和空间构成一个一成不变的物理实体框架的假设。在20世纪50年代经过一批杰出的天文学家和基本粒子物理学家精心努力，表明宇宙不是统一的、无限的和永恒的，而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1916年）和20年代量子力学的创立仅仅只是一个开始。相反他们认为，宇宙开始于100～150亿年前某个奇点上的一次大爆炸，并且总体上仍在以难以想象的速度扩张。
实验证据非常支持大爆炸的假设；这种理论随之迅速流行，之后宇宙学家揭示出一个充满灾难而缺乏稳定的自然宇宙史。并不永恒的恒星转变为激烈的核反应堆，而这种反应堆的形成和消亡归因于引力集中和宇宙物质爆炸散射的转化。新宇宙还包含黑洞、密度无法想象的微小的中子星以及类星体和物质、能量、时间、空间或许混合在一起的极端的物理环境所表现的其他形式，正如它们被假设（或被证明）在大爆炸之后最初的几微秒时间内所发生的那样。
显然在地球上可以讲得通物理学和化学的规律只是一个特例。它们可能在长时期中有局部稳定性，但却不能永远持续。相反在时间的开始和结束时刻，在集中和散射的极限中形成的状态中，物质和能量都不是独立存在的，那时空间和时间都失去了意义。在我们所居住的充满不稳定且在不断扩张的宇宙中，就我们所知的物质、能量、空间和时间的界限都被拉近或跨越到了黑洞、恒星等的周围。
简而言之，物理和化学形态突然而始料未及的变化取代了天文学家和物理学家曾深信不疑的统一性和数学预见性。此外，这种新的宇宙历史类似于生物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努力理解的混乱并且充满变数的世界。人类历史、生物进化和地球地质史都开始完全合乎逻辑地与经过新勾画的整个宇宙进化融为一体。
不断增加的复杂性和新形成的复杂性造成了一些令人吃惊的新现象出现，包括物理的、化学的、生物的、历史的新现象等，而这些每一个层次的组织都转而以同样令人吃惊的方式影响着浅层次的现实。显然现在已经可以确信，地球上植物的出现通过光合作用释放氧气改变了气候，并让进化成为可能；而且历史学家现在已经认识到，人类社会是如何通过农业、动物驯养以及近期的工业化进程根本改变了自然环境系统并改变了有机物的进化。
物理学和天文学转变成具有革命性的科学意味着不确定性到处盛行。物理学和化学的规律只是被局部而临时性的应用，而宇宙遥远的未来仍像人类事物的未来那样充满着不确定性。历史学和社会科学不再让人感到无望地充满着不确定性和缺陷。相反它们不同于物理学和生物学，主要是因为人类行为的复杂性和其快速的变化。
然而，出于实用目的，物理学的精确性和技术力量仍如以前一样富有效用。而实际上，化学家通过研制塑料和其他的新材料以及掌握大量维持生命的化学过程而极大拓展了化学领域。1953年，詹姆士·沃森和克里克宣布他们破译了DNA（脱氧核糖核酸）分子结构，因为地球上几乎所有生命形式都通过DNA分子微小的变异来实现繁衍，生物化学达到了新的普遍性和影响力。就像我们习惯的改变非生物自然界一样，遗传工程或许最终可以让生物化学家通过修改DNA而根本地改变生物器官。基因作为改变人类事务的一个主要助推器可以和计算机相媲美，但在这方面的努力对人类还没有带来更多的影响。
尽管如此，科学家似乎仍然踌躇满志地徘徊在越来越根本的技术突破边缘，而且就像过去那样，极为迅速的科学和技术进步肯定会在未来对人类事务产生根本影响。通过改变我们行为的新思想以我们无法预见的方式影响着周边的世界。自从人类在共享期望的基础上第一次使用语言协调行动时，这一刻就已经发生了。在我们这个时代，新的思想浪潮只是加快了这个古老的进程，使其变得更迅速，更有影响力，更深刻地破坏了传统的惯例和风俗。
为了反抗由新思想和技术带来的有破坏力的新事物，人类社会经常必须在对预期达成一致的基础上平衡有效的公众行为。近来的新奇事物显然有所增加，但是为了继续在本书中所描绘的充满惊人成功（时时伴有危险）的人类冒险事业，未来的人们必须在某种程度上将传统和创新相结合。以前的人类也面临同样的困境，只是经常处于一种不激烈的形式之中，这只是因为永无止境的人类想象力从来不会满足于事物的既有存在方式。可变性实际上是人类典型的特性。我们的时代只不过加剧了这些基本的人类状况。
我们必须认识到，非凡的可能性和同样非凡的灾难潜伏在将来，而这些可以通过人类深思熟虑的行动加以改变，尽管像过去一样，我们仍然无法预测我们所做的（和所未做的）一切会对他人或周围的自然世界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因此，世界历史一如既往，依然是对未知事物一种壮丽而充满曲折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