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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短暂而来之不易的和平时期所隔开的两次世界大战（1914～1918年和1939～1945年）就像一个巨大的高压锅一样加速了欧洲和整个西方世界的变化。两次世界大战也将西方社会导向了原本不可能的方向。特别是在激烈的冲突下，为进行战争而动员人力和物力资源的障碍被排除了。随着政府逐渐发现专门致力于实现特定目标的战时“指令经济”效果十分明显，一种有意操纵人类社会的和平与战争的一系列可能性开始显现。因此，各个政权如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和富兰克林·D·罗斯福统治下的美国，都在根据这一计划努力地重新引导人类和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再次认可了一种发现：像政府一样，经济和社会是人为创造的，并且如果大多数人被说服或被迫服从某个人的命令，根据一些人的命令执行，它们就可以被重新构建（至少在宽泛的局限性之内）。

在1815～1914年间，一种不同的思想和实践界定了我们确切地称之为欧洲和西方历史的“资本主义时代”。美国和法国的革命与19世纪自由主义宪法的制定已经清晰地表明，政治体系不是通过自然或上帝赋予而是人创造的，并且如果大多数人有改变的意愿，它就可以被改变。另一方面，19世纪的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都认为，社会和经济是自然产生的，超出意识所能控制的范围。他们认为，公共税收、教育或其他的政府行为不会对由人类天性和不受个人感情影响的市场关系所界定的各种人类生活方式产生太大的影响。只有社会主义者预见到通过政府行为来大规模、有意识地重组经济关系的可能性，但20世纪实际已经实现的状态与社会主义者对革命后的社会期望似乎相差甚远。

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欧洲和西方历史来说是异常重要的分水岭。在战争的四年里，交战国政府盲目而不顾一切地探寻新的动员社会—经济的有效方法。战争的影响削弱了阶级和地区的差异，因此，到1918年不仅在俄国，而且在所有西方的主要工业国家中都显现出了一种新颖的、后资本主义模式大众社会的迹象。

人类的思想也被深深震动了。没有人预想到工业化的战争持续了四年，并且充满着血腥的杀戮。这足以让人们轻易地否定早在1914年以前就遭到质疑的进步和理性的信念。但是能够取代这种过时的18世纪对人类境遇的看法的信念很难达成一致。在20世纪前半期没有出现公认的一致看法，尽管出现了新生的极端主义意识形态，如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和德国纳粹等。

<h3>第一次世界大战</h3>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偶然爆发的。没有哪个欧洲政府希望这是一场全面战争，另一方面，除意大利之外的主要欧洲国家，在面对敌人的外交挑衅时都倾向于战争而不是退缩。

将欧洲分裂为两个敌对阵营的联盟模式比起其他形式，让双方都显得更加缺乏变通。冒离间联盟危险的退缩者或许会得到进一步的挑衅。因此，德国支持奥匈帝国反对塞尔维亚，很大程度上不是因为塞尔维亚（或整个巴尔干半岛）对德国有利害关系，而是因为哈布斯堡王朝是德国唯一能够指望帮助其抗衡协约国（英法俄）包围威胁的盟国。基于同样的考虑法国和俄国结盟。当法国的利益没有被重点照顾时，它只能以证明自己是俄国一个忠实盟友的方式在之后的危机中支持俄国而反对德国。

欧洲卷入战争的第二个因素，是各支主要军队所制定的几乎无法改变和控制的动员计划。根据这些计划，要从平民中征召数百万的预备役军人并配发制服和武器，然后以最快的速度运往边界。荒谬的是，根据这一计划，每一列火车都要小心使用，对计划的任何调整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当每件事都很好地同其他事情协调时，中途的任何一个中断都很容易造成混乱，而一旦混乱就会导致军事失败——这正是动员计划所设法避免的。

因此，一旦俄国命令全面动员（而且他们“必须”这样，因为他们比敌人需要更多时间将军队集结在边界），奥匈帝国、法国和德国就会次第被触发而迅速地发布动员令。这种自动性取代了政策，军事领袖取代了文官领袖；动员计划转变为战争计划，没有谁真正决定这样做，因为敌人的军队是“根据计划”开始迅猛地开往边界。

而这种预先精心安排的沿着边界线梦游般的军事计划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只有德国的“施里芬”计划经受了实践检验。这个计划要求德国将重兵集结在北部临海，集中大部分兵力打击法国。为了在之后能够集中打击东部的俄国，这就要求德国在战争开始的几周内就要围攻巴黎、击败法国。但是德国人认为要想取得成功就必须通过比利时，因为被严守的法德边界使得德国不能按计划快速通过并取得胜利。而宣称比利时永久独立的1839年条约为此造成了不便。但在1914年这种已经显得过时的“一纸空文”对于德国来说只是一个小小的障碍。另一方面，德国破坏比利时中立只不过是为英国政府介入战争反对德国提供了一个明确的借口而已。这也让同德国和奥匈帝国有防御同盟的意大利更容易地认为，自己无须承担参战的责任，因为德国和奥匈帝国并没有遭到攻击。

然而，在战争的前几周这些考虑似乎不是很重要。德国军队越来越深入地推进到法国北部。直到战争的第五周他们接近巴黎，但是人困马乏；尽管遭到种种挫折，但法国的抵抗意志并没有动摇。但是决定性的转变在战争的第九周发生了，在全城的出租车将巴黎火车站的士兵运往前线的帮助下，法国的反击在正在行进的德国军队中打开了一个缺口。在激烈的战斗之后，德军司令部决定将军队撤回到马恩河对岸。德国的速胜计划破灭，其他的所有设想也随之破灭了。

当敌军徒劳地从侧翼包抄时，僵持开始了。纵横交错的战壕和防御工事很快从北部英吉利海峡向南部瑞士边界延伸并穿过法国。接下来的几个月里铁锹几乎代替枪支成为战争的主要武器。士兵开始加深和改进战壕、加固炮台、保护补给线、筹划交火区域、设计遭到攻击时撤退的后方战壕，并以其他方式确保每一条前线的战壕都固若金汤。

敌方的将领逐渐而不情愿地认识到，步兵的进攻无法摧毁在彼此呼应的战壕中布置的机枪。他们认为，解决的办法主要是增加炮火的打击范围，在发起进攻以前就摧毁敌方的机枪。这就需要更多的重炮，持续数日乃至数年的重炮打击所需要的炮弹数量以前都难以想象。而这也需要建立新的军工厂，而生产枪炮就需要找到新的原材料供应。同时还要供养和补给战壕中数百万的士兵；当他们被火炮和机枪造成伤亡消耗后，需另外经过训练和装备的数百万人进行接替。

创建和供给如此规模的军队让后方产生了急剧的变化。需要为军工厂和其他基础工业寻找劳动力，必需配发食物、燃料和原料以确保战争所需的任何物资都能得到适量的供应。这很快导致了民用物资的短缺。直到战争结束时，欧洲许多地区食物和衣物都很短缺，而有时一些不太重要的供应完全匮乏。

在起初的几周内，公众对战争的热情激励着每一个参战国。但是随着伤亡的不断增加和战争难度的加大，公众对战争的热情迅速消退。俄国尤其如此，政府开始不再受到欢迎，也未能很成功地控制战争的影响。1915～1916年间俄国在东线的软弱和溃退戏剧性地表现了俄国的弱点。法国经过精心设计的补给体系支撑着每一处战壕，即使稍微转变一下战线，就会导致消耗无数的炮弹和付出成千上万士兵生命的巨大代价。三年时间中胜利一方全部战果只是那些完全被摧毁的方圆几公里的地方。

然而，在俄国一线，后方薄弱的补给无法支持长时间激烈的战斗。所以只要稍微在人力和供给方面占据优势的任何一方都可以在本地区取得胜利；而被击退的一方必须退缩数十公里乃至数百公里，直到胜方不断进军的部队的供应耗完为止。因此，战果往往是往复交错的。1914年俄国首先攻入东普鲁士，但很快又转为全面退却；但在后来的三个机会中俄国军队再次进攻并重新占领大片领土。而到1917年春天俄国军队却又被赶回到了战前边界。食物和其他供应的严重短缺不但限制了战争的进程，而且在城市中特别是首都圣彼得堡，激起了强烈的不满。

战争不仅对主要交战国的影响不断加剧，而且随着新的参战国的加入其影响也不断扩大。奥斯曼土耳其几乎在战争开始就加入到同盟国（德国和奥匈帝国）；意大利在1915年加入到了协约国（法国、英国和俄国）一方；同年较晚时候保加利亚协助同盟国占领塞尔维亚，而罗马尼亚和希腊认为应该依附于协约国。阿拉伯人在英国的支持下反抗奥斯曼土耳其，同时在太平洋地区，日本正在寻求机会夺取德国那遥远的殖民领地。

那些使这些国家陷入战争的复杂条约为这些国家做出了秘密协定的承诺，而这些秘密协定就是要在所有缔约国中瓜分奥斯曼和奥匈帝国。事后证明这样做极其糟糕，但此时将战线扩大到意大利和巴尔干半岛从陆地上有效地包围了同盟国，同时英国舰队在法国的一定帮助下非常有效地切断了德国和奥匈帝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的海上通道。这样的海上封锁甚至让一些保持中立的国家如瑞士和荷兰都被禁止为德国转运进口物资。因此，战争转变成一种大封锁。协约国控制海洋，可以从美国和其他地区获得补给；同盟国被局限在欧洲内陆，仅依赖当地的资源。

战争每经过一个月，交战双方可利用的人力、物力资源就愈益短缺。战争进入一种缓慢的消耗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沙皇俄国成为双方争夺中最重要的一环，这是由于沙皇所能掌握的行政和技术能力是所有帝国中最欠缺的。1917年5月，反对者发动革命，沙皇退位而一个临时政府试图继续战争并为俄国新的宪法体系奠定基础。这种短期的努力遭到了失败。随着士兵响应激进的社会主义的鼓动宣传，俄国军队产生了哗变。同盟国军队几乎可以随意开进俄国；而且由于农民不再将谷物运往市场进行买卖，俄国的粮食变得极为紧缺。在1917年11月再一次的革命政变使社会民主党的布尔什维克派获得了政权，俄国正式退出战争。这让德国可以集中一切现有资源在西线发起最后的进攻。

俄国退出时恰逢美国参战。1917年4月6日，美国国会对德国宣战，理由是海上中立权的争端。德国宣布以潜艇来封锁英国。美国拒绝承认这一行动的合法性并继续派遣船只向英国运送军事和其他物资。其中一些船只被击沉，美国视其为一种战争行为而全面介入。这种说法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借口。美国介入战争更根本的原因，是担心德国的胜利将会把整个欧洲大陆纳入到一个对美国不友好的政府中。

美国的战争动员需要时间，而在法国部署美军则需要更长时间。而就在1918年春天，德国开始以新的渗透性的战术大规模进攻，放弃了以前那种称为延伸炮火打击范围的方式。同1914年一样前线开始逼近巴黎，胜利似乎已经掌握在精疲力竭的德国人手中。

但就在此时战争的性质改变了。军事训练、装备和后勤系统不再是决定战争胜利的唯一因素。相反由俄国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列宁和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所倡导的新生而强大的意识形态开始影响国家和军队行为。列宁号召工人阶级，尤其是在德国和其他发达工业国家中的工人阶级，以革命的形式反抗资本主义的压迫。威尔逊呼吁欧洲和世界上的所有民族，以没有领土兼并和赔款的政治自决的方式结束战争。恐怕只有多数的投票表决才会在争执的情况下做出和平而有说服力的裁决。

列宁的社会主义和威尔逊的民主思想的方案明显地涉及要部分（威尔逊）或全部（列宁）推翻欧洲现存的政府和社会结构，从这一点上来讲，这两种思想都是革命性的。二者都对欧洲大陆上疲于战争的人们有吸引力。相比之下，德国、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都缺少任何为赢得战争做出最后努力进行辩护的有说服力的、有影响的理念。

这种心理变化在最后几个月的战斗中对扭转同盟国的局面扮演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另外，大量美军在1918年上半年抵达法国，这让德国胜利的希望变得渺茫。因此，当1918年7月德国春季攻势的势头被扑灭时，同盟国很快丧失了所有胜利的希望。奥斯曼帝国和哈布斯堡王朝所统治的民族开始公开地准备独立；直到10月德国和奥匈帝国政府正式接受伍德罗·威尔逊著名的十四点原则作为和平的基础，但是就细节的争论让敌对状态一直持续到了1918年11月11日才结束。至此革命运动将德国和奥匈帝国皇帝赶下位，而且整个中欧和东欧地区政治和经济都陷入了一片混乱。

列宁和俄国的布尔什维克都认为推翻德国、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对社会主义革命是一个黄金机遇。消除对无产阶级暴动的恐惧迅速成为胜利者的当务之急，他们发现，在东欧所支持的各种新兴政权都认为，威信主要建立在他们对布尔什维克的反对上，而不是其所真正得到的民主支持。事实上民主自决在1918～1920年动荡不安的大部分中欧和东欧地区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思想。

1918年俄国国内及边疆地区爆发了激烈的内战，一直肆虐到1920年。乌克兰和高加索地区的民族主义运动最终失败；之后这些地区与俄国签订了同盟协议，组建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联）。而在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波兰的民族主义运动成功地抵制了苏联的影响。但在1921年这些新独立的国家都与苏联达成了妥协。

俄国及其边境地区的活动都是通过赤裸裸的军事力量来维持统治。但是军事力量又依赖于心理和社会条件。从这些方面来讲，布尔什维克在俄国整个中心地带有着根本性优势。绝大多数农民都相信，苏俄政府将允许他们持有1917～1918年在布尔什维克鼓动下从地主手中夺取的土地。无论列宁的反对者说什么，农民都怀疑，他们试图以某种方式将土地归还给以前的所有者。因此，每当必须做出选择时，大多数农民通常都选择布尔什维克。这也是列宁的追随者最终胜出的原因，但他们是在俄国处于经济崩溃边缘之后才获得胜利。

1919年巴黎召开的和平会议甚至没有尝试处理俄国的局势。相反胜利者只是满足于为战败的德国、奥匈帝国和奥斯曼政府所制定的条约。很难实现对领土边界达成一致，尤其当意大利想要得到秘密协定所承诺的全部领土时，而意大利在1915年参战就出于此因；因此，威尔逊总统认为，神圣的民族自决原则应该优先于这些美国从未参加过的秘密而不光彩的交易。

第二个困难的议题，是如何确保德国永远无法再次发动战争。威尔逊总统希望成立国联以法律程序维持和平。法国却并不热衷于国联，而更想同英国和美国结成军事联盟，解除德国武装以及法国有权在德国国土上驻军。

结果是彼此妥协。威尔逊建立了国联，之后美国却拒绝参加。法国实现了让德国解除武装，但从未成功地使德国按照条约规定支付战争赔款。中欧东部新国家如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匈牙利和南斯拉夫的边界，通过口头上赋予民族自决的权力而建立，而这也是出于对欧洲军事和政治均势的谨慎考虑。

巴黎和会也见证了曾经赢得战争胜利的联盟的破裂。当意大利确切得知自己的领土野心无法满足时就退出了。法国和英国在如何分割阿拉伯国家和其他问题上争论不休。美国很快失去了对欧洲问题的兴趣，因此，1920年美国参议院拒绝批准总统威尔逊曾作为主要设计者的《凡尔赛和约》。

<h3>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岁月</h3>

1920年上台执政的新总统沃伦·G·哈定确认，美国不再积极关注欧洲事务。哈定在竞选中承诺回归“常态”。这意味着大多数美国人返回到战前那种简单的状态：也就是当与棘手的外国问题没有要紧的联系时，个人可以不太关注政府的行为而专注于发家致富。美国呈现出迅速繁荣的景象，到1920年，大多数人都成为城市居民并渴望拥有汽车、收音机和其他新消费品，诸如对像汽车这种贵重物品的分期付款第一次成为一个大的市场。

英国也尝试让不受政府管理的战前生活模式恢复运转，但却繁荣不再。相反严重的失业使煤矿及其他工业部门显得不景气。在法国，重建国内战争破坏地区所需的大量公共开支让法国政府无法效仿美国和英国的模式。在德国以及在更远的东欧不可能自动地恢复到战前的经济和社会模式，因为战争及其突如其来的影响深刻地冲击了旧的社会结构。

战争让整个国家都感到不满的意大利是一个特例。不断兴起的政治骚乱导致了政变的发生，这让新的法西斯政权在1922年开始上台。法西斯主义者的目标是使国家强大，并且以整个国家的名义完全不顾及特殊阶层和个人利益而获得了拥戴。在前社会主义者贝尼托·墨索里尼（1945年死去）领导下的法西斯主义崇尚军事道德，并且毫不掩饰地沉迷于夸夸其谈。但不同于法国和英国政府，意大利的法西斯政权更乐意在和平时期进行在战时已经完全证明成功的国家资源的动员。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正如墨索里尼骄傲吹嘘的，他的政府象征着“未来的潮流”。

另一个骄傲地宣称代表未来的战后运动是国际共产主义。1919年，随着俄国内战而面临危机时，列宁召集了国外支持者商议建立一个新国际。在之后的几个月里，欧洲的所有社会主义运动分裂为接受布尔什维克（重命名为共产党）领导和反对共产主义者接管两派。这种分化对于在战前社会主义运动已经非常强大的德国尤为致命。与共产主义者的辩论使得德国大部分社会主义者更倾向于与资产阶级党派合作。因此，1918年在德国爆发的社会主义革命被削弱了。1919年魏玛联合政府开始在以无懈可击的民主原则所设计的宪法下执政。这个政府对于抵抗来自左派和右派的革命威胁显得准备不足。但是它还是幸存下来，这主要是由于与残存下来的德国军队的旧官员们保持了战略联盟。这将具有决定作用的军事力量置于政府的控制中，然而，还有一小撮部队被《凡尔赛和约》批准掌握在对新政权反感的人手中。但是这个弱点在1924年之后甚至可以被容忍。后来德国在美国借款的帮助下逐渐恢复繁荣。

20世纪20年代末，德国经济迅速发展与复苏缓慢、异常困难的苏联形成明显的对比。内战结束后列宁立刻决定，推迟建立共产主义的尝试。由于他的推断总是基于西欧高度工业化的国家也会经历社会主义革命的假设上，所以就有必要将许多无产阶级经验和共产主义者投入到支持在欧洲和世界建立共产主义社会事业之中。当在苏联以外的共产主义革命运动失败时，来自德国和其他国外无产阶级帮助的计划必须被搁置。苏联无论情愿与否都得主要依赖自身的资源。而列宁的反映就是在1921年颁布了新经济政策。这一政策允许农民和小商人自由买卖，只有国民经济的“主要控制力”保持在国家手中，如银行、工厂、对外贸易和交通等。

许多理想化的共产主义者认为，新经济政策背叛了真正的社会主义——没有必要向毫无见识的农民那种自私的经济行为让步。而苏联以外普遍将新经济政策视为共产主义无法运转的证明。然而，实际上正如列宁所说的那样，苏联的城市经济仍基本在国家控制之下。1924年列宁的去世引发了对最高权力隐蔽而激烈的争夺。直到1927年斯大林成为列宁的继任者。此时部分自由经济（换句话说由无数的私人经营，其中大多数是对市场反应迟钝的农民）和部分计划经济（换句话说由反应同样滞后的国家人员管理；由于计划是由上级下达，他们很少关心价格）运转的困难开始加剧。城市的食品和原料供应不足以支撑政府所要开展的工业发展项目。因此，斯大林决定放弃新经济政策，并且强迫农村供应城市和工业经济发展所需的粮食和原材料。

强制的农业集体化实现了这一目的。农民被迫将他们的土地和牲畜上交给集体农庄，每个集体农庄在向农民派发作为其工作报酬的任何东西之前，都要将收获的一部分作为税收上交给国家。苏联农民反对集体化，他们宁可杀掉牲畜也不将其转交给集体农庄。这引起了30年代早期一系列农业危机。但是斯大林决定无论如何都要从集体农庄征收谷物，即使这对于不合作的农民来说意味着饿死或濒临饿死状态。

主要从苏联集体化农民征集的食品和原料支撑建立了工厂和大坝、开发新矿和制造其他主要产品的大量劳动力。五年计划制订了一系列明确的目标。苏联人经过努力奋斗不仅实现甚至是超额完成了这些目标，这就像一场军事活动一样。人员和物资被集中起来，而且以军事命令的方式管理生产。甚至口号都是军事性的：这种带有感染力和警示力的报纸和演讲极其震撼地回响在军旅、一线工人、阶级敌人中。因而1932年斯大林可以宣布只用四年半时间就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尽管集体化付出了极大代价，但苏联有计划的动员确实推动了工业的快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