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932年，苏联的这一成就在资本主义世界产生了广泛的反响。1929年纽约股市的崩溃，突然终结了20年代的繁荣。恐慌从一国蔓延到另一国，所到之处造成了大规模的失业。失业使购买力下降，这让萧条变得更加严重。但是苏联不断发展的经济却不知为何从这场危险而似乎无法避免的风波中解脱出来。很多西方观察者认为，与这种徒劳的、令人痛苦的大萧条相比，强制集体化所付出的高额代价似乎可以被谅解。

大萧条似乎验证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灭亡的预言，但是期待已久的社会主义革命并没有在任何西方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出现。法国和英国都显得犹豫不决，不能也不愿采取激烈的政府手段去恢复经济。而德国和美国对经济危机做出了更积极的回应。

1933年，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开始实施“新政”。这意味着一定程度上返回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经利用的经济动员状态。公共建设的应急项目和控制价格及农业生产的努力都没能实现完全地结束失业，但是缓解了萧条的冲击。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新政在经济管理方面的创新一直存在着一些不稳定因素，而在公众中所形成的支持新政的共识却产生了一些新的、较之以前迥异的问题。

当1933年1月希特勒掌权后，德国经历了极其剧烈的政治变革。阿道夫·希特勒是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简称纳粹）的领袖。他崇尚意志和英雄主义，认为1918年以后德国被犹太人、马克思社会主义者还有国家“叛徒”所中伤。希特勒和多数其他纳粹领导人深情地怀念着战壕中的同志般的友谊，而只有在这个党中他们才会找到一种类似表达他们好战情绪和同志友谊的途径。相信纯正的“雅利安人”血统天生优越是纳粹信条最肮脏的一面，这是为了打击和最终消灭犹太人和所想象的其他劣等民族而进行的辩护。

希特勒首先通过修改宪法和消灭敌对党派和政治领导人的政策来攫取独裁统治。之后他开始通过重建军队、让工人和机器重返工厂和进行狡猾而冒险的外交行动使德国再次强大。英国和法国都未能有效抵制希特勒的行动。美国和苏联甚至从来没有想过进行抵制。因此，希特勒能在令人惊讶的时间内使德国再次成为欧洲大陆的支配力量，同时在国内他通过迫害犹太人和结束失业而获得了大多数德国人的拥戴。他成功的秘密是全部恢复了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制定的经济动员模式。希特勒所做的完全契合于战时模式，因为从一开始，希特勒就将为备战而重建军队置于国内政策的优先地位。

到1938年，希特勒宣称其外交政策是为了摆脱《凡尔赛和约》所施加的不公正性。这不仅意味着重整军备让德国重获与法国等其他国家的平等地位，也意味着将所有德意志人置于同一国家统治之下。因此，大多数信奉民族自决原则的英国政治家认为，德国对奥地利（1938年5月）和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人定居部分（1938年9月）的吞并并非完全没有理由。

但是，希特勒并没有满足于吞并德意志人已经定居的地区。他认为，对生存空间的生死斗争是历史的本质和真谛。要确保“雅利安”种族的未来就必须占领东部广袤的土地。这是一个法国和英国都不会被动接受的政策。而失误最大的是，斯大林竟让苏联和德国结盟，而此时希特勒在征服波兰后在1939年开始让德国军队向东扩张。1939年9月1日德国袭击波兰挑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同时英国和法国为履行对波兰的承诺而勉强宣战。而直到1941年苏联还在经济和外交事务上继续帮助希特勒，显然这让德国具备即使在1914年都没能享有的单线作战（一旦粉碎波兰）的条件。可以肯定的是斯大林对此还是感到有点儿庆幸，因为苏联不仅吞并了半个波兰，还占领了波罗的海三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芬兰在冬季战争（1939～1940年）中虽然免遭被占领的厄运，但还是不得不将一些边界领土割让给了苏联。

<h3>第二次世界大战</h3>

1939年，英国和法国在物质和精神上都无法成功地对抗希特勒。因此，德国及其盟国意大利（自1940年）和日本（自1941年）在战争前三年赢得了一系列戏剧性的胜利。波兰在四周之内被占领，随后被德国和苏联瓜分。在1940年春天作为成功摧毁法国、比利时和卢森堡的前奏，德国占领了丹麦和挪威。这些抵抗再次在几周内就被击败了。希特勒做到了德意志帝国从未实现的成就：几乎整个欧洲大陆被所向披靡的德国军队踩在脚下。美国保持中立，苏联畏缩不前。英国孤军奋战，为了抵抗德国的轰炸，成功地进行了空中防御并在德国潜艇的袭击下保持了海上航线的畅通。但是没有人认为，英国的资源足以推翻这个成功地骑在欧洲之上的巨人。

1940年秋天，由于未能争得制海权和制空权，进攻英国的技术障碍使得希特勒转而进攻苏联。纳粹党毫不掩饰地放言“雅利安”种族生存空间将在东方出现。另外，希特勒在意识形态方面蔑视共产主义，相信会轻易地摧毁斯大林的政权。几乎所有局外的观察者都赞同他，因为20世纪30年代苏联军队大量军官遭到清洗，并且苏联军队在1939～1940年连续几个月间的实战中被数量上处于劣势的芬兰军队所遏制。

德国在入侵苏联之前，还对巴尔干半岛成功地发起了一次“闪电战”，大约三周踏平了南斯拉夫和希腊。接下来就是苏联，在1941年6月22日夜希特勒军队不宣而战进攻苏联。斯大林在诧异中惊醒。前进的德国装甲部队俘虏了上百万苏军。尽管起初有点儿犹豫不决，但苏联抵抗意志没有崩溃而是随着冬天的来临不断加强。德国的补给和装备开始不足；进军步伐减缓，随着寒冬临近，德国人前进的步伐停止了。

怀着速胜决心的纳粹没有为在冬季里进攻苏联作任何准备。德国的装备和人员在零度以下无法活动，因此，习惯严寒的苏联人成功击退了行进到莫斯科一线和其他地方的大部分德国军队。尽管直到一年之后，苏联军队才能够对入侵的德国军队掀起全面的反攻，但此时的希特勒第一次明显地遭受了重大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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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军队第一次从莫斯科前线撤退发生在1941年12月6日。第二天日本偷袭了美国珍珠港海军基地，将美国拖入战争。但是美国在很长时间内都无法确定是否像对日本那样向德宣战。而希特勒首先向美国宣战解决了美国政府心中的疑虑。这大概也是为了发泄他对美国长期以“非直接参战”的法案手段帮助英国对抗德国的不满。

在进入全面战争之后，美国的政策首先是集中主要力量抵抗德国，这是因为德国与日本相比是一个更强劲的对手。这意味着美国同英国和苏联合作，并与围绕着“三巨头”的其他次要盟国的合作。英国和美国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一种富有成效的努力合作的基础。尽管英国和美国运送的民用物资和军事物资肯定在很多重要方面都帮助了苏联人，但是苏联常常保持独立。但在最初至关重要的几周中运输的困难极其巨大，而苏联也没有透露他们资源的任何信息，这让英、美与苏联的战略和生产计划无法达到完全的契合。

在1942年秋天，美国的战时战争生产进入满负荷状态。此时日本早期的胜利已经被遏制，在太平洋和亚洲地区至少被限定在一条稳定的战线之中。1942年英、美在北非开始第一次反攻。次年5月将德国和意大利从北非驱逐，然后英、美军队在西西里岛登陆，随之进入到意大利南部。至此墨索里尼政府倒台（1943年6月）。意大利政府正式退出战争，尽管直到欧洲战争结束时，意大利一直都是战场。

现在德国在地中海几乎是孤军作战。1942～1943年主要的战斗集中在苏联边界。1942年夏，德国军队重新开始大规模进攻并且渗透到位于斯大林格勒的伏尔加河一带。在这里他们停止不前了。1942年11月到1943年2月，苏军击退德军，并且整个拦腰截断了正在进攻的德军。当1943年德国军队试图重新发动进攻时，苏军很快扭转战局。此后德国转入防御，从苏联的土地上节节败退。1944年夏末，苏联军队跨越战前边界并向柏林进军。

同年夏天，英美联军在诺曼底登陆（1944年6月6日，盟军在西欧登陆日）并成功地向柏林推进。盟国的计划要求在年底前战胜德国，但是德国的抵抗比想象的更加顽强，直到1945年4月苏军和美军才在德国易北河附近会师。希特勒因为败局已定而自杀（1945年5月1日），一周之后德国最高司令部代表签字投降。战胜国拒绝同纳粹政府谈判，反而将德国划分为各个军事占领区，每一个占领国（苏联、英国、美国、法国）自由地建立了他们认为适合的地方政府。盟国试图统一整个德国的政策失败了，最终德国被一分为二：之前由英国、美国和法国占领区合并组成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由苏联占领下的地区建立了由共产党统治的较小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1945年的欧洲就像1918年一样成为了一片废墟。大规模的空袭破坏了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城市，交通被严重破坏，经济全面瘫痪。然而，在1945年以后的恢复比1918年要更加顺利，这主要因为全部的关注都放到了实现生产的正常恢复中。因此，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取得的发展和应对30年代大萧条的社会和经济管理手段都被应用到了战后欧洲的重建。

1949年以后的经济复苏尤为显著。在令人惊讶的短时间内，几乎全部修复了战争所带来的破坏。尽管和战前相比，欧洲失去了海外的殖民地，但是其所达到的强大的生产力和繁荣程度远远超过了战前任何时期。根本无法想象和平时期运用这种在战时开创的社会—经济管理模式所产生的惊人效果。欧洲的复兴同欧洲发起战争一样都证明，很多事可以让数百万技术人员在共同服从命令的条件下，通过相互合作而得以实现。这是比其他事情都重要的20世纪欧洲的主要成就，同时这也是共产主义和其他政权所共有的成就。只有日本人在大规模集中力量上取得了堪与之相比的成就，其余国家均落下风。

<h3>思想和文化</h3>

我们不知道在20世纪真正代表西方思想和文化重要创新的是什么。传统价值和思想无疑遭到了挑战，很多都被抛弃。或许由中世纪和近代先贤所界定的西方文明正在不断地遭到颠覆，这有点儿类似于其他文明（中国、印度和伊斯兰）意识到，他们传统的思想和行为习惯已无力应对西方的入侵时在19世纪所遭受的颠覆一样。

另一方面，或许可以认为20世纪一些新奇的艺术和思想构成了西方文化的再一次自我转变，类似于我们所熟知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启蒙运动”或贴有其他所熟知的历史标签的转变。只有经过更长时间以后才能更好地区别这种变化和延续的因素，但不可能对这种相互矛盾的观点做出一个明确的判断。

一个十分有利于表现“颠覆”和“非延续性”的因素是，西方世界和世界其他地区直到20世纪绝大多数人口都是农民。因此，他们的生活由古老的季节规律支配。农业规律从根本上塑造了人们对工作、家庭关系和外部世界的看法。这些准则在20世纪工业化社会中迅速地消失。城市的日常生活模式明显与过去的乡村模式划清了界限。这些将如何影响文化和社会还有待观察。但影响似乎又是非常明显的，可能从根本上断绝了后工业文明与先前我们所知道的所有事情的联系。

城市社区中大众媒体的影响范围或许标志着一种新文化的开端。广播和电影在20世纪20年代影响极大，并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影响到政治。功能更加强大的电视出现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同样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些媒体的影响已经突破阶级和地域的划分。大众媒体网络覆盖中的所有人都普遍被更紧密地拉近到了一个共同的层次。抛开一些口语的书面应用（被电视以视觉刺激而加强）不谈，这些通讯渠道对一些面对面的交流也产生了同样类似的影响。

这为人类行为的有意操纵方式拓宽了道路。大部分的宣传都是基于唤醒人们潜意识的反应和将人们的感情取舍与产品等联系起来。诸如像希特勒所掀起的大规模的政治运动，有意地采取一些欺骗和谎言来唤醒人们的感情。

第一次世界大战实际上让数百万人前所未有地意识到了人类行为非理性的一面。因此，西格蒙德·弗洛伊德（1939年去世）探求无意识思维的努力在战后德国，之后又在法国、英国和美国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中吸引了众多的追随者。但是社会主义者和纳粹分子反对弗洛伊德学说，因此，1939年之后这种思想学派主要流行于英语世界中。

这表现了一种更加深刻的分歧。艺术和文学在法国和英国主要被认为是个人的活动，与其他个体对话并经常涉及私人和个人事务，而不涉及公众和官方话题。艺术家和作家只是着手探索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世界，并冒着无法被别人理解的风险。例如，只有小部分的内行人才愿意努力理解艾略特那种十分神秘的诗集或詹姆斯·乔伊斯在《芬尼根守灵夜》中所使用的魔幻般的修辞。

相当有趣的是，即使在一些艺术家摆脱了创造对现实认识的妄想时，视觉艺术还是在公众中不断地扩展。这是因为照相复制技术的改进可以让人们对艺术作品（或许被弱化）的体验不断增强。当公众可以看到历史上所有的艺术风格时，更多的来源不同的刺激开始影响艺术家。非洲艺术和其他原始模式变得有影响力，个人风格广泛扩散，而且照相机仍然将不断扩展的视觉艺术展现在比以前更广泛的大众面前。

不同的艺术观念主导着苏联和纳粹德国。可以肯定的是，在革命的最初阶段俄国艺术家反对旧的束缚，但在斯大林时期他们被组织起来为国家和政党服务并被告知使用什么样的基调和风格。简而言之，艺术被当作一种影响公众态度和行为的手段，而且仅有似乎对得到政府批准的事业有所促进的作品才被允许面世。希特勒也采取了类似的政策，尽管他主要的精力是用于迫害反对者，而不是用来界定一种可接受的艺术形式。

对个人的无助感和非理性的关注是“资本主义”艺术和文学的特点。这种特点奇特地与接连不断的科学成就保持一致。尽管由沃纳·海森堡（1960年去世）和欧文·薛定谔（1976年去世）为处理极其微小的亚原子问题提供了一种有影响力的、新的数学和概念工具，但是在1941～1945年间还没有出现从根本上改变自然科学形态的新见解。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的影响和派生影响以及旧的科学理论都以惊人的速度拓展。一种全新的尖端水平的天文学研究实现了一个小小的突破。详细计算恒星（依据爱因斯坦的公式）如何将物质转变为能量对解释恒星如何发光做出了非常有说服力的解释。

理论进步只是全部自然科学成果的一小部分。化学家创造了一系列合成材料，其中有一些在消费品和工业中有重要应用（尼龙、乙醛汽油）。物理学家为了粉碎原子而建造了新的可以将电子速度极大提高的强大机器。甚至原子裂变技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用于生产一种具有超强威力和破坏力的东西——第一颗原子弹。

战时科学家实现了对核能的控制是发明过程转变的一个常见而重要的例子。1914年以前，至少大部分重要发明是通过个人努力所创造的。在发明投入到实际应用之前，发明者和一些中间人经常必须努力向世人证明，他们所发明的物品具有与众不同的价值。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发明者和应用者之间的传统关系被戏剧性地颠倒了。人们首先决定需要什么类型的机器和武器，之后再指派给专家设计出达到技术要求的任务。因此，发明成为一种有意识的、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控制的过程。甚至有把握说具有更大载荷更快速度的坦克和飞机将会出现，并且可以大致估计出将花费多长时间可以解决在设计和生产一种改进样式中所遇到的问题。

这种有计划的技术发明类似于在战争和大萧条中被广泛应用的社会经济管理技术。人们首先从组成部分对过程进行分析。如果整个过程都如规划者所期望的那样，他们就会寻找一些需要扩大规模或改变方法的瓶颈。之后，直到一些新的想法在实践中得到检验，并且良好的工作性能可以为整个过程带来提升，所有的精力和心智都投入到了这些至关重要的瓶颈方面。大型工业装置的工程师和设计师都以这种方式来工作。全新的首先是范围，不是一个工厂而是整个工业成为计划目标的一个普通的单位，其次是可以通过思考来改善现存的执行方式和材料局限。这种工作方式效果极其明显，发明速度加快，并且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明确性来有计划地解决特定的技术问题。这就像一个盲人摸索着通过一个陌生的房间后突然看到光明一样。

这种有计划发明的出现是人类理性的巨大胜利。理性不仅在社会科学领域，而且也在其他领域中取得了显著的胜利。例如通过凯恩斯（1946年去世）等人的研究，经济学获得了巨大进步。通过认真思考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困扰着英国的大萧条，凯恩斯认识到，即使在自由市场经济中，影响货币供应和信誉的国家政策也是调节经济活动层面的主要因素。这一洞见通过越来越多的反映具体经济活动的详细数据而不断完善，这也让经济学家能够通过调整税收和货币政策，即使无法清除至少也可以缓解经济繁荣和萧条轮流交替的状况（它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甚至更早时期造成了很大的损失）。这种间接控制实际上已经超过了共产主义指令式的经济管理方法，从这一点来说，通过成熟的市场管理机制完全可以更好地实现对供需关系的调节。

人类理性在科学和社会管理方面的不断胜利与20世纪非理性层面上的个人动机和活动处于一种不同寻常的对立局面。原则上，至少当处理一些重要的统计数学而不是其他事情时，理性或许可以容许非理性的行为。而这也仅在经济科学中才会出现。为了改变人们的行为，无论这意味着说服人们在买新的香皂，还是引导公众为候选人投票或将新兵训练成为懂得服从的军人，管理者可以在呼吁人们心理的一些非理性层面时使用理性的思考。

将这种技术更加广泛和系统地应用于社会，将把人类分为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保护者和任人摆布的人、精英和大众。将每一种行业的领导责任都置于党员肩上的共产主义社会至少会明确接受这种观念。法西斯主义者的信条强调意愿和勇气而不是理性，但同样也是精英统治。源自18世纪的民主理论否认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存在任何根本的差异，但是西方世界民主国家中的行政和专业实践也符合精英统治的模式。大众对精英，非理性主义对理性，自发性对控制是整个20世纪西方所经历的一种明显相互矛盾的不同层面。

另一方面，随着考古学和有关非西方社会的历史研究使得世界历史第一次呈现出一种真正存在的可能性，而在19世纪影响已经很大的以时间为线索的历史观点也在继续扩大着自己的领地。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1936年去世）和阿诺德·汤因比（1975年去世）这两个最具影响力的学者将其他文明与其自己的文明同等看待。将欧洲、中国或其他所有地区的人类经历武断地置于中心，并且忽视和蔑视除此以外地区的历史观点已经失去了根基，但是却没有出现一种对人类过去的理解可以让人普遍接受的模式。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和最终的共产主义社会的马克思主义模式在苏联成为一种教条，但在其他地方并未对此达成共识。

由数量不断扩大的知识分子所具有的思想自治性所引发的大量观点，其差异完全符合早期西方多元主义的传统。从宏观的时间视野出发，我们甚至会发现，当代看似混乱的迷茫蕴含着统一的特性。几乎没有哪个社会经历过像20世纪上半叶的西方世界所经历过的那种革新。在思想和实践，科学、艺术和技术，社会和政治组织以及经济管理中的持续的变革推动西方生活模式继续支配全世界，并且使欧洲和它的海外延伸，在20世纪下半叶成为不断将人类纳入到一个在全球范围中整体互动的世界性文化心脏和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