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公元前2500～前1700年</h3>

虽然这些重大变化改造了埃及和印度河谷的生活，但是文明生活在美索不达米亚并没有保持静止不变。只是公元前3500～前2500年间苏美尔地区发生的根本变化在此后几个世纪里再也没有重现。长期以来，边境地区的蛮族渴望掠夺富饶的灌溉平原，如何防卫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另一个同样难以解决的问题是维持城邦之间的和平，只有各个城邦都臣服于一个外来的、常常是被憎恨的蛮族或半蛮族征服者时，这个问题才能解决。

在无休止的政治军事动荡中，两个重要的变化必须提到。第一，公元前2000年后不久，人们在一般场合不再说苏美尔语了，它被各种闪米特语言所取代，其中阿卡德语是第一种形诸文字的语言。苏美尔语在日常生活中的消失似乎是逐渐发生的。来自沙漠边缘的闪米特语各族可能大量迁徙进来，以致苏美尔语逐渐退为宗教语言，在学校里学习，在宗教节日中吟唱。但是，用他们熟悉的语言称颂众神的显著需求使苏美尔语仍存留了许多世纪。正如我们今天可能得学习拉丁语一样，祭司必须学习苏美尔语，这要求他们创制双语词汇表和其他学习工具。这反过来又使现代学者一旦在古波斯语写成的双语铭文的帮助下掌握了阿卡德语，那么他们就可能破译和阅读苏美尔语。

第二，虽然经常倒退，但是领土庞大的政治帝国逐渐取得了统一和稳定。三种对后来的政治制度极其重要的机构发展使如下这些事物得以出现：官僚制度、法律和市场价格。官僚制度的原则在今天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以至于我们难以想象在一个人类社会中，个人的公共或行业角色不取决于他刚好担任的公职或被指派的其他职务。但当这种观念刚出现时，人们花了很长时间才对它习以为常。一个被国王任命为总督并携有文件为凭的陌生人得到的待遇肯定不同于其他陌生人。法官、军官、税吏和其他官员也起着特定的作用——他们必须通过劝说完全陌生的人相信自己有法定资格，并进行合作。而当这种观念得到承认后，国王就可能通过文武官员统治边远地区。即使没有尼罗河为埃及提供的这种特殊的联系途径，与遥远地区的有效合作也成为可能。

能适用于国王统治下任何地区特定案件的法律条文也具有同样的效果。它使人类关系更容易预测——像官僚原则所起的作用一样。陌生人最终可以自信地互相打交道。如果有人没有履行义务，就有可能被交给国王的法律和法官进行审判。最著名的早期法典是巴比伦国王汉谟拉比（约公元前1700年）颁布的，虽然从现存的案件记录中难以看清这部法典的条款是否真实推行过。

市场价格和可通过法庭强制执行的买卖规则也使陌生人之间能够进行有效合作。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价格最初是用大麦计算的。后来银条被用于大宗交易，但是普通人很少参与贸易活动。即便参与，他们也是以物易物，从来不需要使用公共货币。

大多数人一直是贫穷的农民，耕作于田野，如果缴纳税收和地租后，还能留下足够的口粮，他们就感到万幸了。他们与国王的官员、法律或区域间市场没多少关系。而对巧取豪夺剩余农产品和其他商品的富人来说，官僚制度、法律和市场价格的逐渐发展，确实使他们能够跨越几百英里、进行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有效合作。

但是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政治帝国从未长期稳定过。地方忠诚感还很强烈；交通运输缓慢而且昂贵；只有像汉谟拉比那样精力充沛的统治者才能有效地控制整个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他给下属的许多信件存留至今。政治权力中心倾向于向两河流域上游转移。这部分是因为水分蒸发使土壤盐碱化，削弱并最终耗竭了美索不达米亚南端最古老耕地的肥力。此外，在任何军事冲突中，上游城邦一直占有优势，因为它能够切断渠道，从而破坏下游的河水供应。因此，到萨尔贡（约公元前2350年）时期，阿卡德开始支配苏美尔；到汉谟拉比时代，更北部的巴比伦成为美索不达米亚的都城。

也是在汉谟拉比时代，巴比伦祭司大胆地改造了苏美尔和阿卡德的学术，提高了巴比伦的主人和保护神马杜克的名声和权威。例如，所谓“创世史诗”（它关于世界如何被创造的描述后来在《创世记》中得到了体现），使马杜克神变成众神之王。这是通过用它的名字取代尼普尔的风暴之神恩里尔而实现的，后者曾经在来自苏美尔的诸神中占有首要地位。在其他方面，汉谟拉比时代的书吏和数学家也表明他们是非常勇于探索的。例如，复杂数学运算似乎在这个时期首次出现于泥板文书；此后1000多年里，数学领域没有出现任何新的重大成就。

这种苏美尔向阿卡德、阿卡德向巴比伦的地理转移，以及与财富和权力中心北移相伴随的语言变化并未对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根本连续性造成很大改变。苏美尔祭司首先创造出来解释世界、人神关系的观念仍然经受住了时间检验。适应洪水泛滥的平原生活的早期技术也被保留下来了。美索不达米亚文明这些方面发生的变化非常小。发明及缓慢改进倾向于集中在政治和军事事务方面，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帝国管理艺术日益复杂。

<h3>向雨水灌溉地区的转移</h3>

美索不达米亚河谷文明地理范围的扩大，以及遥远的尼罗河和印度河流域的埃及式和印度式文明的兴起，显然对人类文明水平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但是只要这种复杂社会需要有河水灌溉的河谷地区来维系自身，那么它们就必定仍是稀少而珍贵的人类生活方式，犹如蛮族汪洋中的孤岛。只有当雨水灌溉地区也能维持数量足够多的专业人员，使文明社会可能建立时，文明才能成为全球的主流。这是一个需要将近4000年才完成的过程，始于公元前2000年前不久，到公元19世纪才最终结束。

关于向降雨地区的转移如何发端的详细情况，我们不得而知，尽管这一事实不容置疑。例如，到公元前2000年左右，美索不达米亚周边诞生了一系列卫星文明或前文明，其中小亚细亚的赫梯社会、叙利亚的迦南和巴勒斯坦最为著名。埃及沙漠阻止了尼罗河两岸任何类似文明的发展，但是印度河流域文明的因素可能，也许很可能向南、向东渗透，影响了南部和中部印度非灌溉地区各民族的生活，尽管还没有考古材料能够证明。

文明在雨水灌溉地区繁荣所需要的条件不难概括。首先，农民必须能够生产出剩余的粮食。其次，一些社会机构必须把剩余粮食从生产它的农民手中转移给一批专业人员，以便专业人员有条件钻研完善高级技术和补充专业知识，而不必像大多数农民一样，花费大多数时间从事田间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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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看到耕犁的传播如何使许多地区的普通农民在大多数季节里能够生产出剩余农产品。这是文明得以突破灌溉局限不可或缺的条件。但是耕犁农业起源和早期发展的具体情况非常不清楚。同样，对于从生产者手中把粮食转移到专业人员消费者的社会机构的起源和性质的探讨，的确超出了现有知识范围。征服和贸易也许是两个重要因素。但是征服者和商人遵照已有的各种社会领导形式展开活动，在开始突破灌溉河谷局限的文明或前文明中引发了相当重大的结构性变异。

例如，在东北部的小亚细亚，由于大约公元前1800年亚述商人刻写的一大批泥板文书被发现，使人们对新兴的赫梯文明有了一点儿了解。那时，当地统治者已经开始招募一批士兵、祭司、商人和工匠——因此，在较小程度上预示了约一个世纪后在赫梯首都哈图萨发展出来的宫廷生活。赫梯生活的许多方面直接继承自美索不达米亚。例如，楔形文字和美索不达米亚的一些宗教神话都被直接借鉴。与此同时，当地传统的重要因素也保存下来了。其结果是美索不达米亚风格与当地的独特性的融合。赫梯艺术敏锐地表现了随之产生的文化类型，因为尽管与美索不达米亚模式关系紧密，但是哈图萨的雕刻具有自己明显的粗犷风格。

赫梯社会由几个不同的种族集团构成，一个集团被其他集团征服很可能是赫梯文明社会分层的基础。只有当地方首领和统治者能够支配一定数量的财富或劳动力之后，文明社会的商人才真正开始经商。遥远的文明地区生产的商品很可能太昂贵，不能引起普通农民的兴趣，文明地区商人寻求的商品——如金属、木材和其他原材料——在运输和其他准备工作上都经常需要相当精细的合作。凭借他们最初作为某个种族集团首领在征服其他集团时所取得的财富和权力，为这种活动组织当地人力的人，与从其他文明地区商人手中购买布匹、金属制品和其他商品的商人，很可能就能够这么合作。军人的突出位置、赫梯雕刻短粗笨重的特点都无疑表明了征服者的沉重践踏，他们需要从成为他们牺牲品的人那里获得大量的地租、劳役，以便维持小城市的生活，让其中的工匠和其他专业人员能够满足征服者的需要。

总的来说，同样模式的社会变化似乎也发生在美索不达米亚边界的其他地区。西边的迦南可能更侧重于商业，而军事发展比较少；但是底格里斯河谷北部和东部山区，胡里特人和埃兰人通过显著的军事道路——如我们不完整的信息所表明的——在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生活方式的基础上，发展了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

在更遥远的群山另一边的草原地区，游牧民族对金属特别感兴趣，因为金属可以改进他们的武器，或者增添他们服饰的华丽。例如，到大约公元前2500年，高加索山脉北部的库班河流域的部落首领开始用精美的青铜武器和珠宝装饰墓穴。青铜器使草原地区本就好战的蛮族变得更加可怕。事实上，他们证明自己能够广泛地征服邻居。例如，在此后六七百年里，使用青铜武器的蛮族从草原地区席卷了西欧各地，征服并逐渐与那里原有的人口相同化。这些青铜时代的蛮族入侵在欧洲人的意识中深深地打上了暴力习惯和崇尚武力的烙印。在语言方面，欧洲也变得欧洲化了，除了芬兰语、爱沙尼亚语、马札尔语和巴斯克语外，现代欧洲居民说的所有语言都起源于青铜时代欧亚大陆西部草原的征服者带来的一种古代语言（或者与之有密切关系的语言）。

这个语系被称为“印欧语系”，因为其支系不仅有欧洲人的语言，而且在波斯和印度北部也有分支。这个语系的现代分布范围证明了下述事实：当他们的野蛮勇猛因占有先进的青铜武器而得到强化时，草原蛮族也得以向东、向南发动征服。例如，在中东，小股操原始印欧语的武士似乎已经确立了对山区民族胡里安人的统治；更东部的加喜特人也是如此。即使以闪米特语部落为主的希克索斯人中可能也裹挟了一部分讲印原始欧语的部落。雅利安人对印度河流域的征服并继而摧毁古代印度文明构成这次蛮族迁徙的一翼。另一支不太著名的部落（吐火罗人）向更东部迁徙，也许在稍晚的时候，远抵中国边境。

下一章将进一步考察这次大规模民族迁徙的特点和后果。

<h3>海上文明</h3>

文明地区的技术与蛮族社会的相互交流在欧亚大陆种族分布图上催生了这些巨大的变化，同时，另一股规模较小但并非不重要的海上迁徙之风也在改变着地中海和大西洋沿岸的人类生活和文化。

米诺斯时期的克里特为早期海上文明提供了一个主要例子。当公元前4000年地中海的航海活动开始之前，克里特岛上的居民不多。克里特遗址的堆积层清楚地显示了约公元前3000年前它与埃及的商业关系。它的整个文明大约在1000年后出现在这个岛上，因为著名的米诺斯王宫始建于公元前1900年左右。大约与此同时，一种至今未能破译的文字形式、金属冶炼、精美陶器、迷人的自然主义艺术风格，以及属于古风时代文明的其他物品也都已经出现了。

供养创造米诺斯文明辉煌成就的工匠和其他专业人员所需的财富主要来自海上贸易——或者至少看起来是如此。米诺斯船只穿梭往来于地中海。远航的主要动机可能是寻求制造青铜器所需要的铜和锡。无论如何，米诺斯殖民的踪迹已经在靠近古代铜矿的撒丁岛上发现。克里特岛出口木材和橄榄油到叙利亚沿岸和埃及。此外，米诺斯商人可能还充当了东地中海文明地区的工匠与北部和西部原料生产者之间的中间商。

关于米诺斯社会的组织方式仍非现代知识所能了解。米诺斯可能是一个类似于法老的称号，统治者的权力可能更多地依靠他的宗教角色，而不是军事或行政角色。战争的重要性显然远不如在陆地上那么大。就目前的考古发掘看，都城克诺索斯没有任何防御外敌的围墙；在克里特遗址中，武器和盔甲几乎不占什么重要地位。

米诺斯权威所依靠的宗教与小亚细亚历史上遗留的崇拜仪式有关。主要神祇似乎是“大母神”，她的特定标志是双斧。此外，公牛和蛇是特别受崇敬的对象。在公牛舞即宗教杂耍表演中，年轻人抓住猛冲过来的动物的角，然后从它背上高高跳过，这是一个重要的仪式。西班牙斗牛可能就起源于这种古代宗教体育运动。

与严肃、呆板的赫梯雕刻相比，米诺斯艺术给现代观众的感受是轻盈、优美和自然。鱼和其他水栖生物的自然主义画像与模式化但活泼的人物肖像表明，它比赫梯和其他陆地社会所表现的主题更快乐、更少暴力，在陆地社会里，对被征服民族的军事征伐和残酷剥削是文明和前文明社会的主要现实。

当克里特文明处于鼎盛时，在地中海更西部地区，另一个高度繁荣的文化中心出现于马耳他岛。这个岛屿似乎已经是“巨石宗教”的“母亲教堂”。关于这方面，确切知道的是有许多用大块岩石建造的坟墓和其他建筑物，分布于从摩洛哥到瑞典南部的北非和西欧沿海各地。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为什么人们不畏困难，建造这种建筑物。也许传播宗教的祭司劝告当地居民：这样做是值得的，而且要修筑这些大型纪念物，组织必要的人力与向当地人民传授技能都是必需的。完全可能的是，这种宗教的导师希望在这个地处日落的极西之地的受祝福的岛上获得永生。坟墓和其他巨石建筑可能有助于确保这种幸福的永恒。巨石宗教观念在某些方面可能与埃及的死神崇拜有关，但是这种关系是如何缔结的仍然不清楚。因为的确没有任何书面文献保留下来，巨石宗教的教义只能以后来爱尔兰和凯尔特的其他民间传说为基础进行猜测。

巨石遗迹的地理分布主要是在欧洲和非洲，这清楚地表明这种文化的承载者不仅是通过水路行进的，而且一定是相当熟练的水手。他们的船只肯定是简陋的小圆舟，即用树枝编制后再襄以兽皮，以防海水渗透进来。利用这种轻便、简单的船只，通过贴近海岸航行、遇到风暴即刻登陆的方法，人们可以进行远距离航行。遇到突如其来的风暴时，船只显然会偶尔航行到远海。例如，加纳利群岛就可能是由于这种偶然航行而被人类作为定居地的。无论如何，当公元14世纪时的欧洲人首次发现他们时，那些定居在这些遥远的岛屿上的石器时代的人，可能就是巨石建筑者的后裔。事实上，像后来哥伦布在东北部商人之前穿越大西洋的航行一样，即使使用古代巨石制造者那么简陋的船只，航海技术也不成问题。

巨石时期的前文明于公元前3000～前1700年间扩张到远西。到公元前1700年，欧亚大草原游牧民族后裔的蛮族征服者到达了欧洲的大西洋沿岸，并征服了那些地方平和的巨石建筑者。这些土地的新主人偶然也利用已有的巨石技术建造英国巨石阵那样的建筑。这些矗立的圆形巨石阵，有几个就位于巨石阵旁边，可能是以石头表示宗教建筑的纪念形式，这种石头宗教建筑起源于年轮。其目的之一就是历法。巨石的排列方式是这样的：太阳年的每个重大日子，升起和降落的太阳（及一些明亮的恒星）就在石头之间依一定间隔排列。一年中最长和最短的日子就能用这种方法相当准确地予以确定。

<h3>东亚和美洲</h3>

关于公元前3000～前1700年世界其他地区人类生活的变化，我们所知的要少得多。在中国文明即将诞生的黄河中游地区，相当稠密的农业人口形成了，他们以粟为主要食物。这些农民在一种特殊的土壤“黄土”上耕作，黄土由冰川时期的风吹来的尘土沉积而成，因此容易挖掘。黄土地区森林不多，因此，耕作技术与中东的刀耕火种大相径庭。正因如此，加上粟在其他地方不是重要作物，所以大多数学者认为，中国的农业独立于中东农业而兴起，虽然中东独特的作物小麦和大麦也从很早的时候起就在黄土地区培植了。

在更南部的东南亚大河流域，公元前2000年代，另一种截然不同的农业也取得了更大的重要性。在这些地区，季风是决定性因素：一年中有半年下雨，实际上天天下雨，其他时间则是干旱。雨季与旱季的明显交替意味着当地有洪涝，然后是土地逐渐干旱。各种根茎作物天性都适合这种气候条件；水稻也是如此，它是季风地区的主要农作物。

亚洲季风气候地区水稻种植的成熟的形态与中东谷物农业形态有三个重要的差别：第一，水稻植株是从特殊的种苗移植而来（即像对待根茎作物或其他可以通过移栽旁枝进行繁衍的植物一样）；第二，在耕作过程中，畜力不是人力的必要补充；第三，无论在水田还是在梯田，在水稻生长期，在几个月内都必须保持有一层浅水覆盖。这些差异意味着东南亚的耕种方式比中东更精耕细作、更耗费劳动力。特别是，除了每年部分时间能够自然被淹没的土地外，建造水稻梯田需要进行大量劳动，并采用许多技术。在其他地方，则首先必须平整土地，并挖掘浅浅的沟渠，以便灌溉的水能够平缓地流动。然后让小水沟改道，把水引入稻田，以便保持适合水稻生长所需要的水深。但是任何能够平整土地的地方，精耕细作的田地里的水稻产量就很高，足以维持修筑梯田所需要的劳动力。因此，在水稻梯田农业的基础上，亚洲季风气候地区得以发展出非常稠密的农民人口；但是这种农业共同体最初都紧靠大河两岸，因为那里的天然水源使梯田农民的劳动轻松得多。只是后来中国文明形成后，更高、更多山的土地也被大规模地用于种植水稻。

但是，公元前3000～前1500年，许多人口稠密的人类共同体在大河两岸和东南亚沿海平原兴起，散布于从孟加拉延伸到中国各地。这些社会依靠稻米和根茎作物为食，并发展了大量航行技术。但是没有任何文明的复杂程度能够与中东文明相比。技术专业化、把大量人口组织成单一政治和经济单位等，都无法与中东相提并论，也许季风气候地区的气候条件使大规模灌溉所需的共同努力不再必要，的确，在更湿润的地区，这甚至显得荒唐。

至于早期亚洲水手在太平洋各个岛屿深入到什么程度，我们还不能确定，因为对这些地区的考古研究还非常零星。从地理范围看，也许比欧洲巨石宗教时代人们所达到的更广泛的移民活动已经发生了，因为在可预测的季风和信风地区，即使对原始技艺来说，航海也比较容易；而受风暴困扰的大西洋北部地区是全世界最难航行的海域之一。

在新大陆，到公元前8000年左右，随着冰川的消退，越过白令海峡的游猎者占据了整个北美和南美大陆。这从南美南端火地岛发现的大约与此同时代的碎石就可以证明。但是狩猎和采集并不是这些美洲人口长期依赖的唯一生存手段。第一批游猎者到达火地岛后不久，在墨西哥中部、美国西南部，也许还在秘鲁和南美洲其他地区就发现了玉米种植的痕迹。但是最早培植的玉米形状与后来的玉米不太一样，也许早期玉米的产量和营养价值都很小。无论如何，美洲农业的曙光并没有很快导致城市的兴起和文明的诞生。直到公元前几个世纪，即使在新大陆最先进的地区，也只有简单的村庄生活。

虽然我们的信息中还有许多不确定性和明显的空白，但很清楚到公元前1700年，人类取得的成就已经很可观。与较早时期普遍的文化发展速度相比，社会变化的步伐快得令人吃惊。在不到2000年的时间里，三个灌溉文明在旧大陆的中部地区兴起；大量更小的卫星文明在降雨地区发展出来，文明成就的回音波及到北方草原的蛮族战士和地中海、大西洋，也许还有印度洋沿岸的居民。不太复杂、技术不太发达也不太著名的文化发展也出现于亚洲季风气候地区、黄河流域的黄土地区。

总而言之，文明的历史已经带着其各种复杂性踏上了征程。文明和半文明的冒险家、先驱者、战士、商人、宗教传播者、探矿者、抢夺土地者，都已经显示了他们破坏其他弱小民族、渗透到地球上新的更边远地区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