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史：从史前到21世纪全球文明的互动(威廉·麦克尼尔)_第三章公元前1700～前500年中东的世界主义（1 / 2）_世界史：从史前到21世纪全球文明的互动最新章节免费阅读无弹窗

公元前1700年之后大约300年里，文明世界被蛮族征服者所蹂躏。居住在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和东部的山区民族，来自叙利亚、巴勒斯坦以及阿拉伯半岛北部沙漠边缘的游牧民族，加上起源于北部草原的各种好战部落联盟，相互掺杂，入侵了各个已有的文明生活中心。这些蛮族征服范围再也无人能够企及。在文明地区外围，维持专业化技术的社会结构并不牢固，蛮族征服几乎破坏了所有文明成就。在文明世界的两端，即克里特和印度，只有少量断垣残壁从亚该亚人和雅利安人的入侵中幸存下来了，而这两个文明在公元前1500～前1400年间可能都达到了高峰。

在更接近文明中心的地方，文明生活方式扎根了，蛮族征服的影响就不那么激烈。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文明幸存下来了，只在地方上有暂时性的倒退。在每个文明地区建立政权的蛮族（公元前1680年左右希克索斯人在埃及、大约同时加喜特人在美索不达米亚）都满足于享受他们征服的成果。因此，他们需要祭司、书吏和其他专业人员的帮助，使神和人都安分守己，以便继续获取地租、税收和由专业技术工匠制造的奢侈品。因此，文明依赖的社会结构并没有崩溃。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文化的传统形式发生的变化的确小得惊人。

<h3>战车作战技术</h3>

这些蛮族征服的范围和力度与一种战争技术的重要进步密切相关。蛮族征服者拥有快马牵引的轻型战车。他们能够安全地从疾驰的马拉战车上向对面的敌军阵地发射密集的箭矢，而自身毫发无伤。其战术是佯攻敌人一会儿，从各个方向向敌军射箭，然后发起总攻，所有战车同时发起冲锋，最终突破敌军的防线。

公元前17世纪战车兵占据的优势也许只有1925～1950年坦克兵进攻孤立无援的步兵时所占有的优势可比。战场需要的机动性、火力和防御这三个首要因素都有利于战车兵。他们最大的缺陷是战车和战车武士所需要的装备都很昂贵。青铜武器和盔甲、马匹和制造性能良好的战车所需要的熟练木匠、皮革匠和其他工匠，都极大地增加了成本。所以战车数量一直比较少。因此，战车时代是一个贵族时代，军事优势、经济和政治控制权都掌握在极少数精英手中。

完备成熟的战车作战起源的时间和地点都不清楚。伊朗或阿塞拜疆似乎最有可能是战车作战最初发展起来的地方，那里的手工业技术，特别是车轮制造技术已经受到文明地区的影响，而且可以接触饲养马匹的游牧者。最可能的时间是公元前1700年后不久，因为正是这个时期，蛮族迅速走上了对外征服扩张的道路。

随着战车优势全面显示出来，这一新兴的主力武器备受推崇。即使在弓箭作战几乎无法施展的森林地区，如北欧和西欧，蛮族也竭力获得最好的战车，例如希腊似乎就是这种情况。根据《荷马史诗》记载，亚该亚武士的战术在特洛伊城墙面前肯定发挥不了作用。荷马笔下的英雄不使用弓箭，而是在战斗前跳下战马，战车仅仅是为了来往战场的便利。这就剥夺了战车的作战价值，使它仅仅具有仪式的意义。但是希腊以东，更开阔的地形使弓箭成为实用的武器。入侵印度的雅利安人、公元前1400年之前在中国黄河流域建立统治的其他战车民族，都明智地把战车作为一个流动的平台，从这个平台上发射箭雨。

随着战车作战技术的完善，蛮族的马匹饲养者开始占有巨大的军事优势。即使只有少量战车，征服战争也变得容易了。公元前2000年之前不久已经开始在美索不达米亚周边建立地方性文明的土地贵族更容易确立统治，因为少数拥有战车的人与其他人在军事力量上已判若云泥。因此，经历了最初仅仅以破坏（这些破坏降低了印度和克里特文明的水平）为主的阶段后，蛮族征服者开始在希腊和印度建立他们自己更野蛮、军事力量更强大的文明方式。古典希腊和印度文明都起源于这种方式。同样的情况似乎也发生在遥远的中国，战车武士的到来可能创立了商朝（传统上，按照最短的纪年，商朝是公元前1525～前1028年）。可以肯定的是，在中国传统文献中，商朝是第二个朝代，在他们到来之前，夏朝为中国文明奠定了许多基础。但是，商朝战车兵为中国社会和政府带来了重要的新动力和新方向。

因此，战车的发明、战车引入战场从而使骑兵与步兵之间产生的巨大差异，为旧大陆三大边远文明的新的发端奠定了基础。迈锡尼希腊、雅利安人印度和商朝中国的军事贵族政府几乎同时兴起，他们形成了一种贯穿整个欧亚大陆的松散的亲族关系。美索不达米亚的间接影响——战车战争正是在其周边地区最先完善的——也在旧大陆各大文明之间建立了一种虽然遥远但真实的相互关系。

<h3>中东的三大帝国</h3>

战车征服者对中东本身的各个古老而牢固的文明意义没有这么大。获胜的蛮族入侵者迅速地建立起广阔但松散的行政帝国。各支战争队伍散布于整个国家，把自己变成地主和原有居民的主人。征服者非常迅速地采用了至少部分文明方式。例如，被埃及人憎恨为外来者的希克索斯人甚至接受了古代埃及宗教和文明的礼仪和仪式。在美索不达米亚，加喜特人的同化甚至更加彻底。

尽管如此，中东的古代民族并非甘愿向蛮族俯首称臣。不久，地方的首领就开始小规模地借鉴战车技术，以便摆脱外来的枷锁。例如在埃及，南部底比斯的一个地方青年王子就发动了反对希克索斯人的叛乱，到大约公元前1570年，把他们全部驱逐出整个尼罗河流域。在美索不达米亚，是由远在北方的亚述国王领导“土著的反抗”，推翻蛮族的统治（约公元前1380年）。赫梯也通过获得战车而从最初面临新式战争时的震惊中恢复过来，不久就变成第三大国家，并在遥远的叙利亚边境，与当时最强大的国家埃及和亚述争霸。

公元前14世纪埃及外交文献档案的发现使现代学者能够对这三个大帝国间的上层往来进行栩栩如生的描述。阿卡德楔形文字是外交语言。国王的女儿的嫁娶可以促成结盟，也因此顺带把宫廷生活方式和文明传播到新地区。聚集在要塞中的职业战车兵是核心战斗力量。他们的报酬是战利品、黄金或通过征税积聚到统治者手中的其他奇珍异宝。以尼罗河第一瀑布以南的努比亚金矿充实国库的埃及拥有最大的黄金储备，因此，能够维持一支最好的军队。法老从尼罗河两岸边境地区招募雇佣兵。

贵族武士、马匹驯养者和战场指挥官都是一些桀骜不驯的臣民。一个好战的国王的确可以劝说他们跟随自己的旗帜，进行不顾后果的任何冒险活动；但是在以野蛮的战车贵族们之间的粗略共识为中心而建立的国家里，井然有序的官僚机构不可能发达。因此，埃及、赫梯和第一亚述帝国都是松散的统一国家，各地叛乱连年发生。当一个王子或大土地贵族反对中央政权时，他们就能轻易地蔑视遥远的国王及其官吏，只有追随他的大多数贵族站在国王一边反对他时，他才能受到审判。战车贵族会在所有可能的方式之中选择最现实的一种，要么响应国王的征召加入平叛的战争，要么拒绝。因此，国王的权力事实上受到强大臣民的极大限制。同样，贵族间的粗略共识也限制了个别贵族随时发动的叛乱或抗命。

战士们的尚武礼仪、对贫穷农民和仆从的无情镇压，保证了青铜时代帝国的大一统。占统治地位的武士和社会其他人之间长期缺乏同情，这是一个严重的缺陷。但只要普通人在战场上找不到任何可以抵御战车作战术的武器，那么贵族的世界主义勇武精神就仍占据上风。

但是公元前1200年后不久，一种新的、比战车贵族所依赖的青铜廉价得多的金属得到广泛使用，急剧地打破了军事平衡。数量再次开始在战场上发挥作用。这种新金属就是铁，其矿藏比铜特别是冶炼青铜所需的锡丰富得多。但是冶铁的技术要困难得多。

铜和锡容易从矿石中提炼出来。青铜（铜与3%～10%锡合金）容易熔化，能被直接铸造成设计好的形状，或被铸成铜锭，然后锻打成型。冶铁在许多方面与此不同。只有在远高于任何自然火的温度下，铁才能熔化，尽管用木炭包裹加热的时候，铁矿石很容易变成固体。这样就产生了一种金属海绵状物，在它呈白热之时就锻打，这样不需要熔化就能变成固体，这也是清除铁矿石杂质的过程。一旦变成了固体，当加热时，铁极具延展性，能够轻易地被锻造成型，铁块通过锤子敲打也能牢固地结合在一起。

当铁被置于燃烧的木炭中时，持续加热能使铁吸收碳（0.1%～1%）并变成钢。钢与铁的区别在于，当炽热的铁块在水中淬火时，就变得特别坚硬，但是钢比较脆，除非淬火是非常精心地分次进行以防冷却太快，或者被淬火的物体被稍微重新加热，使它部分软化。直到公元1000年后，第二种淬火工艺才被普遍使用，早期铁制工具的特性千差万别。最好的产品极为罕见，它们的制造者因此而扬名。只有少量铁被统一炼成钢，而且只有一小部分才是坚硬的形态。早期的铁特性并不优于青铜，它的优势主要在于铁矿石常常容易获得。

金属铁大约出现于公元前2000年，可能是提炼铜或铅的过程中偶然获得的副产品。人类有意识地生产铁大约始于公元前1200年，但是直到4个世纪后，铁制工具和武器才普遍被使用。

这次技术进步的第一个重大后果就是新一轮蛮族入侵，他们在公元前1200～前1000年，包围了古代中东地区的大帝国并一个接一个地推翻了它们。铁器时代的蛮族军事胜利依靠的是原始平均主义共同体的同心同德，在这种共同体中，每个人都是强大的战士，因为那里不存在世界文明地区长期盛行的主人与臣民之间的鸿沟。人数必然稀少的战车贵族，被愤怒的臣民所包围，被传统的内讧所削弱，所以不是这种群体性攻击的敌手。

中东的新入侵者与其青铜时代的先辈来自相同的边界地区：北部和东部草原和山区、南部沙漠边缘地区。许多后来出名的民族都置身于这些迁徙群体之列：伊朗的米底人和波斯人；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非利士人、希伯来人和阿拉米人；爱琴海地区的弗里吉亚人和多里安人。大多数入侵者是以部落为组织的。每个部落都建立了自己的地方性政治制度，有时（如希伯来人）组成更广泛的非正式的部落联盟，在非常紧急的情况下发挥作用。

铁的使用具有重要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影响。这种新的金属储量丰富，足以使农民得到镰刀的铁刃、铁犁铧和其他铁制农业工具。这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特别是在开垦比较困难的黏土地区。

在中东某些地区，铁器时代蛮族入侵后突然兴起的自由农民阶层把他们的一些作物用来交换手工业产品——其中最主要的是铁制工具和武器，但是也包括诸如纺锤、烧制的陶器、带辐条的车轮等，这些产品制作需要任何普通农民无法掌握的特殊技术。即使当地主和税吏在中东社会重新建立了自己的地位——一种即将发生的现象——这种地方性的城乡商品流通也继续存在。卑微的城市手工业群体由于拥有农民需要的技术和产品而永久地形成了。不管后来有怎样的军事或政治灾难和破坏降临这个地区，这种地方性的专业化分工还是幸存下来了，或者迅速得到恢复。

随着经济专业化分工的优势就此深入中东社会底层，文明首次全面而牢固地扎根了。再也没有任何一个重要民族能完全置身于交流和互相依赖的网络之外。每个人都从专业化分工中得到切实的益处，即使最贫穷的农民，如果不购买其他东西，也开始要去市场购买基本农具。这也许是铁器时代最伟大的成就。最初也许是由非同寻常的地理和社会环境造就的社会分化和专业化分工，变成了中东农业社会的永久组成部分。历经大约2000年，文明社会的复杂性和专业化分工最终变成了地区特色。

相反，铁器时代蛮族入侵带来的政治局面是相当动荡的。地方部落之间、部落联盟之间的争夺很快导致较大的领土国家重现。亚述人是最成功的帝国建立者。他们能够从当地吃苦耐劳的众多农民中征募战士。其他宝贵资源是帝国传统和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行政管理技术，亚述国王故意声称自己就是美索不达米亚文化的继承者和捍卫者。另一方面，埃及无力驱逐接连而来、自封为王的三轮入侵者（公元前1220～前1165），在尼罗河谷内处于守势，只想与入侵者保持距离，保护大多数古代法老的文化遗产。

尽管几乎连年发动残酷的战争，但是亚述帝国从未变得安全。被征服的民族，如以色列人和巴比伦人，多次发动叛乱。亚述采取严厉的报复行为，如把以色列王国的重要家族迁到巴比伦（公元前722年），但是一有机会反抗就会出现，这样也不能防止新的动荡。然而任何内部叛乱最终都没有推翻亚述的统治，直到出现一次战术的重大革命。这次军事革命发生于公元前850～前700年，它的主要中心是草原地区。从本质上看，这次军事革命非常简单：在这几个世纪里，草原民族已经学会骑马。因此，他们变成了骑兵，通过利用马匹力量和速度的简单方法，他们获得了机动性的各种优势。

我们认为骑马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甚至认为这是最自然的利用马匹的方法。为什么人类用了如此漫长的时间才习惯骑马呢？事实上，早在公元前2000年前，人类已能偶然地骑在马上。但是这有几重困难。在军事行动的危机关头，一个骑马的弓箭手必须腾出双手射箭。但是马匹任何出乎意料的移动都会给骑手带来危险：从马背上正好跌落在敌人脚下。战车兵通过让一个人驾驭马匹，另一个人射箭来解决这个问题。而骑兵必须同时进行这两项活动。这要求劳动分工不是在两个人之间进行，而是在控制马匹的下肢与控制弓箭的上肢之间进行。在这些情况下，只有马匹和骑手都长期习惯于彼此才能取得可靠的合作，保证骑行安全。因此，希腊传说中的半人半马怪兽和历史中的骑兵都可被视为不同生物物种之间的一种异常的共生现象，所以骑马很久之后才变得重要，我们对此不必感到吃惊。

但是当骑马变得普遍时，它的军事影响就像早先战车发明的后果一样。通过跨上马背，手持弓箭，游牧部落取得了比任何组织精良、纪律严明的步兵部队都更优越的机动性和战斗力。从草原发动游击突袭变得安全又容易。只有同样机动、纪律更严明或人数更多的骑兵才有希望阻挡这种袭击。亚述不能提供这种骑兵。他们的故乡缺乏充足的草料，并非饲养马匹的好地方。因此，亚述的马匹仍然比较稀少，仍限于尊贵的统治者和贵族，远远超出了普通士兵所能企及的程度。

公元前700年后不久，被希腊人称为“斯基泰人”和“西米里人”的民族利用这种草原新力量对中东发动广泛袭击。成功的骑兵袭击鼓舞后方的叛乱。因此，南部反叛的巴比伦人、向东出击的伊朗高原的米底人与北部草原的斯基泰人联合起来，最终于公元前612年推翻了亚述国家。胜利者瓜分了果实：斯基泰人返回北部草原故乡，他们的马匹满载战利品；米底人和巴比伦人与新兴的、野心勃勃的埃及共同瓜分了亚述帝国的领土。

胜利者很快便陷入互相争夺。特别是巴比伦和埃及为控制巴勒斯坦和叙利亚而开始斗争，在此过程中，选择与埃及结盟的犹太小王国激怒了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公元前605～前561年在位）。巴比伦军队于公元前587年占领了耶路撒冷，毁灭了这座城市，把它的居民掳往巴比伦。这个历史事件本身不是特别非同寻常，但结果对犹太教的发展至关重要。

不到半个世纪，一个新征服者——波斯的居鲁士（公元前559～前530年在位）从东部的伊朗高原崛起，在他统治时期，中东几乎全部被统一了。他的后继者冈比西斯（公元前530～前521年在位）和大流士大帝（公元前521～前486年在位），把埃及和印度西北部也囊括进波斯帝国。波斯通过雇用边境牧马民族部落，防止更遥远的游牧民族的侵袭，从而防守重要的草原边境。当这种措施难以实行时，居鲁士和大流士先后率领波斯本土大军远征草原地区，虽然不能打败草原的骑兵，也希望借机威慑他们。居鲁士就是在一场这样的边疆战争中丧命，大流士大帝只取得了小小的成功：公元前513年他入侵欧洲时，一直到达今天俄罗斯南部，深入斯基泰人的故乡。

在中东文明腹地，波斯最初致力于恢复所有被并入波斯帝国的各民族的局部自由、传统宗教和法律制度。为此，居鲁士允许犹太人返回耶路撒冷，有些犹太人返回了。与此同时，他恢复或承认埃及和巴比伦古老的祭司阶层的权威，条件是他们必须支持他的政权。但是当冈比西斯——居鲁士之子和大流士发现，当地的信仰和祭司的野心会成为滋生反叛的沃土时，就收回了这种特权。因此，居鲁士的后继者抛弃了他实行的放任政策，亚述古老的行政管理技术很快便被恢复了，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由于争取地方独立地位的斗争屡屡受挫，中东各民族对高高在上的外来政治强权的反抗越来越弱。但是，波斯帝国只存在了200多年，最终（公元前330年）不是被本土叛乱消灭，而是被地处帝国遥远的西部边境、仍然处于半野蛮状态的马其顿所灭亡。

在我们离开中东而把注意力转向印度、希腊和中国之前，我们应该简要地考虑中东文明的三个重要发展，在长期而动荡的世纪里，这些发展变得前所未有的突出。其中第一个发展就是帝国技术的进步，第二个是字母文字的发明，第三个是民族一神教的兴起。

<img src="/uploads/allimg/200601/1-200601235616330.jpg" /><h3>帝国的技术</h3>

大致说来，帝国政府的基本机构在公元前18世纪青铜时代蛮族入侵之前的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就已经全部产生了。由官僚或行政官员控制的政治秩序在汉谟拉比统治时期就已经很发达了，这些官僚的权力依靠其官职而不是他们自身。亚述人恢复了同样的原则，波斯则未做任何重要改变就沿袭了。官吏任命体系终究非常单薄。一名掌管较大领土的王室总督不能监督或控制辖地内所有角落发生的事情。实际上，他不得不与当地各种各样的权威打交道——神庙祭司、城市官员、地方王侯、部落首领、或控制地方权力的其他权贵。

惯例和习惯对大多数这种关系进行了明确规定：地方权威缴纳给总督的各种税收或军役的数量/时间与种类；国王、总督和地方权威的司法管辖权；为与众神保持良好关系的宗教和其他礼仪；总之，官员与当地生活发生接触的任何事情都越来越打上习惯的沉重烙印。因此，合作双方都发现很难改变这种关系。这在国王及其总督在为战争或其他目的调集整个社会资源时是一种局限，而对帝国政府本身的稳定则是一种保障，因为传统的纳贡和劳役或多或少可以仰赖，无须每年重新协商或强行征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