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史：从史前到21世纪全球文明的互动(威廉·麦克尼尔)_第二章文明扩散的第一阶段（至公元前1700年前）（1 / 2）_世界史：从史前到21世纪全球文明的互动最新章节免费阅读无弹窗

约公元前4000～前1700年间，人类社会受到两种同心震荡的扩散的影响。这犹如在约3000年的时间间隔中，石头被扔进了一口池塘，激起了阵阵涟漪。地理和社会上的复杂性意味着两股连续浪潮的传播并不遵循严格的几何类型，而是要么在这里向前飞奔，在那里又造就了一座保守主义的孤岛，或者在其他某个地方突然受阻于无法逾越的气候障碍。尽管复杂，但比喻还是有用的。在欧洲、亚洲和非洲的各种不同地形中，中东类型的刀耕火种农业不断地传播到温度、降雨和天然森林覆盖率等条件适宜的新地区。因此，有些距离遥远、我们完全可以称之为文明的更复杂的社会，也在特别适合人类居住的新的地区成功地建立起来了。

随着刀耕火种农业的传播、依赖这种生活方式的人口增加，这种最早的农业类型发生了两个重要变化，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第一，农业最早兴起于欧亚大陆山丘和山区以北的大草原地区，那里树木很少，具备适合刀耕火种农业的自然条件的土地也相应很少。另一方面，那个地区特有的广阔草原特别适合养殖被驯化的畜群。因此，当接触到最早的农民发展出来的一系列技术时，草原地区的狩猎者也正在有效地适应自己的地理环境，他们接受了动物驯养，而拒绝了农业生产所必需的繁重的垦殖和收割工作。

因此，一种独特的游牧生活方式出现了，它熟悉农业，但又轻视农业。相似的环境也存在于山区南面，尽管那里的气候更炎热和干旱，草原在阿拉伯半岛北部以弧形退化成沙漠。也是在这里，畜牧业发展成为新石器时代农业技术的变种。南部地区被驯服的动物种类不同于北部喜欢的体形庞大的牲畜。绵羊、山羊、毛驴比牛和马能更好抵御半沙漠气候固有的夏季饲料短缺，而较大的体形有助于牛和马度过北部草原寒冷的冬天。

作为农耕世界南北两翼的一种生活方式，畜牧业出现的时间难以确知。公元前3000年前，也许没有多少人口以畜牧业为生。此后很长时间，草原地区对游牧生活的适应也不彻底。例如，直到公元前900年，骑马这种似乎很简单的技术才变得普遍，也许因为马鞍上的生活需要饲养马匹，而且马匹需要被训练到被人骑上去而不至于惊慌，也需要训练能够始终驾驭马匹的人，即便最初的结果都是野性的反抗，以及被重重地摔在地上。

像狩猎者一样，游牧者也是以食草动物为生。他们像狩猎者一样，也追求漫游的生活，为了给牲口寻找草料，他们远距离迁徙。游牧者常常选择多少有些规律的迁徙模式，随着季节的变化而从低地向高地牧场迁徙。牧民首先必须保护牧群不被敌对的肉食者所掠夺，无论这些肉食者是动物还是人类。这种生活需要一个首领，他决定游牧的路线，当遇到敌对者企图入侵部落的传统牧场或劫掠牲畜的紧急情况时，他指挥整个部落进行抵抗。

成功的大型猎物狩猎者特有的战争组织和暴力习性仍然接近这种生活的表面现象，而最早的农耕社区是相当和平和平均主义的。这种差别使游牧人群与农耕人群发生军事冲突时占有明显的优势。的确，游牧人群乐在其中，他们一直渴望通过征服和剥削，像驯服牲畜一样驯服农耕人群。

此后旧大陆的人类历史取决于农耕带来的人数上的优势与游牧所需要的更优越的政治—军事组织之间的相互角力。这种平衡有时有利于一方，有时有利于另一方，取决于社会组织、凝聚力的起伏，以及技术的发展。大征服者和帝国创建者的偶然出现、或者灾难性瘟疫的暴发，对打破这种平衡也不时发挥着作用。无论何时何地，农民与游牧民之间关系的重大变化都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的痛苦和混乱，但是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之间的流血冲突也刺激人类冒险尝试从未有过的生活。因此，公元前3000年后整个旧大陆社会演变的步伐大大加快了。

犁的发明也非常显著地改变了人类生活的结构，使人类生活多样化。公元前3000年某个时间，也许是此前不久，在某个地方，人类学会了如何利用牲畜的力量从事耕耘活动。这产生了几个重要的后果。它把谷物种植与牲畜饲养空前地结合起来了，使二者相互依赖。它还把一些优于其他耕作方式的重要特点带给了中东农耕方式，因而使其臻于成熟。

首先，犁使谷物生产者能够永久性地定居在一个地方。随着农耕群体的剧增，很显然，适合刀耕火种的林地越来越难以寻觅。解决方法之一就是从其起源的中东多山地区向外迁徙，因而也把农业传播到各地。但是留在原地的农业群体不得不越来越频繁地返回到已经被耕种过的土地。在这种情况下，再也不能奢望肥沃的处女地了。但是，犁使人类能够比仅仅用锄头、镐耕种更多的土地，通过从更多的土地上收获产量不高的作物，农民能够维持甚至增加食物供应。

此外，人们不久便发现，一块休耕地——被犁翻耕过，但是不种植作物的土地——在第二年能够长出令人满意的庄稼来，因为用犁翻耕休耕地能在杂草繁衍之前彻底铲除它们。因此，通过轮流使用耕地和休耕地，一个农民能够无限地在一个地方维持自己的生存。这些用犁翻耕过的土地没有刀耕火种者的处女地肥沃，但因更系统和便利的土地规划而有所弥补。即使使用锄头，毕竟树桩也严重阻碍了统一规划、精耕细作。的确，我们对田地的设想——相对平整、统一耕作的一片土地上播种单一种作物——就是耕犁的创造物，但是耕犁的形状和大小、转弯笨拙、不能适应森林地区的凹凸不平等特点，要求人类比森林地区的农民更多地改变地貌。

由于同一块土地一次次地被犁耕，小块方形田地开始出现于中东各地。当这个现象发生时，中东农民经常发现，即使在没有河流淤泥翻新和水渠灌溉的土地上，自己也能生产出大量剩余粮食。在这种社会里，畜力已经开始有效地补充人力，少数人能够脱离自食其力的体力劳动。这就使文明甚至可能在灌溉范围之外的地区产生。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不久之后，在降雨地区创立和维持文明社会形态的新的可能性不出意外地出现在了文明生活起源地附近的地区。

因此，公元前3500～前2500年，畜牧群体的兴起和犁耕村落的产生，大大地丰富了人类生活方式的种类，为文明大范围地传播到气温和降雨都适合大规模粮食生产的欧亚大陆和北美各个地区奠定了基础。

但是公元前2500年以前，文明社会形式的传播需要特殊的地理条件。只有在可灌溉的河谷地区，当时所知的技术才能维持专业人员所需要的作物——如果技术和知识的开化水平能维持的话。苏美尔几条流程短小的河流具备了这些条件。例如，约旦河和卡鲁恩河，它们今天都在接近其出海口处注入底格里斯河，但是在古代，它们都独自流入波斯湾，它们的两岸都兴起过非常古老的城市；考古学家可能将在其他地区发现类似的河流和城市遗址。但是这些河谷太小了，不能变成堪与苏美尔，或同时兴起于尼罗河和印度河流域的其他古代文明相比的大规模社会的发源地。

直到20世纪30年代，埃及文明都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但是现在埃及学家同意，20世纪20年代首次发掘的苏美尔遗址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发源地。传统认为，埃及历史发端于国王美尼斯统一上下埃及。这个事件发生于公元前3000～前2850年间的某个时候，而当时苏美尔的一些城邦已经发展了几个世纪。

苏美尔对埃及最初的文明发展阶段影响虽然小，但是有迹可寻，这已经得到承认。因此，波斯湾口的水手很可能绕过阿拉伯半岛到达红海，与居住在狭长的尼罗河河谷的居民发生联系。苏美尔人熟悉的技术和思想对早期埃及人来说当然是很有价值的，因为埃及人的生存环境与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下游非常相似。到美尼斯时期，灌溉、冶金、文字、耕犁、带轮的车辆、纪念性建筑物都已经在美索不达米亚出现了。在短时间内，它们都通过十分迅速的模仿和调整而在埃及得到了应用。

政治统一促使埃及迅速接受苏美尔“百宝囊”中那些有吸引力的因素，而那些不适应埃及地方传统和地理环境的因素则被抛弃。换句话说，埃及文明不仅迅速形成，而且具有自己的明确风格和制度结构。在美索不达米亚费时1000多年所取得的成就在埃及只要不到一半的时间，这归功于埃及人能够从美索不达米亚经验中获得益处。

埃及人没有简单地模仿苏美尔模式；他们加以调整和改造，使各种事物适应当地的需要。早期埃及的文字——被称为“象形文字”——与苏美尔楔形文字的差异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埃及人使用不同的书写材料和一整套不同的字母符号。所以，文字的真实形状是相去甚远的。唯一的联系是如何把抽象的词汇拆成不同音节而记录声音的想法。埃及的艺术也同样独立于苏美尔模式，唯一相同的是纪念性建筑物、建筑结构讲究数学精确和石头雕像的观念。同样的独特风格体现在埃及文化盛期的各个方面。

人们大致可以说，埃及与苏美尔社会结构的深刻差异使埃及文明早期的表现形式更接近完美，也更脆弱。埃及的所有事物都集中于神王或法老的宫廷。在苏美尔，神被认为是看不见的，虽然他们的需要、性格特点和行为与人类相同。另一方面，埃及人宣称他们的国王就是神。国王不仅自己长生不老，而且能够把永生赐予他人。这是服从法老的一种强大动机，因为人们期望感恩的神王能慷慨地允许那些曾经在此生尽心侍奉过他的人作为永远忠实的奴仆，分享神圣的永生。另一方面，蔑视法老权威的人则被剥夺了死后永生的所有希望。

尼罗河谷地独特的地理条件也有助于政治集权。尼罗河两侧荒芜的沙漠使谷地几乎幸免于任何真正危险的外来入侵。偶然来自南部的努比亚人或来自西部的利比亚人侵袭次数有限，而蛮族入侵正是美索不达米亚面临的一个严峻问题。此外，在尼罗河谷内部，缓慢而稳定地流淌的尼罗河水使船只能够轻易地顺流北上，返航只需要扯起船帆，借助几乎终年劲吹埃及全境的西北—东南风就可以轻松完成。由于尼罗河上下航行便利，所以船舶几乎取代了其他所有交通运输工具。所有肥沃的土地都离尼罗河岸不远，船只几乎可以从河岸任何一个地方装载货物或顺流或逆流航行于从尼罗河入海口沼泽密布的三角洲到第一瀑布之间的流域。在这些情况下，控制河道航行就控制了整个国家。对上下航行的船只进行管理和检查当然比任何没有固定线路的陆地运输工具更加容易。因此，埃及并不需要在美索不达米亚艰难而不完整地发展起来的、维持中央集权的帝国管理机构。神圣的统治者只需少量忠诚而热心的奴仆以一定间隔驻扎在尼罗河两岸，就能够毫不费力地统治整个国家。

在美尼斯首次统一上下埃及前夕，两个不同的王室分别管理各自的领土；但是最终两个王国被置于统一管理之下。实际上，神圣法老王室的作用犹如苏美尔的神庙：在一个地方征收来自尼罗河上下可通航地区的剩余农产品。法老的宫廷从而能够维持绝对的权力。埃及因此解决了苏美尔一直不能解决的国内和平与秩序问题。

法老宫廷也是埃及文明形成的主要场所。附属于神王宫廷的工匠和官员不仅召集劳动力修建金字塔，而且开创了美尼斯征服之后三四百年无与伦比的埃及艺术传统。象形文字、釉面砖和釉面罐、优美的木器，加上音乐、舞蹈和其他考古遗址不太能反映的技术，都诞生于王室。即便这些技术在其他地方也存在，它们也只是以黯淡的、不甚完美的地方形式存在。

这种高度集中于单一中心的情况具有一些大规模企业常有的优势。例如，大金字塔只有在农闲时节集中全国农业劳动力才能修建，只有诸如法老宫廷那样的唯一指挥中心才能做到。另一方面，古代埃及严格的中央集权制度也必定是脆弱的。所有事情都取决于人们是否愿意服从遥远的法老或其代理人。不过在古王国（约公元前2600～前2200年）大约400年里，除了王朝更替的短暂时期外，实际情况似乎就是如此。

即使在古王国的鼎盛时期，严重的地方分歧也只是隐藏在法老权威的表象之下。古代埃及的宗教混乱特别明显地表现了这一点。常常被假想为动物或半人外貌的地方神祇赢得了当地人的忠诚，类似苏美尔万神体系那样的东西从未出现。地方神社和祭司可能维持着这些不协调的宗教虔诚。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些地方性崇拜开始发展出复杂的仪式，建造了在规模上堪与美索不达米亚古代神庙相比的建筑物。

但是，不是不服管理的祭司，而是公开叛乱的地方官员，最终破坏了埃及政府的中央集权。受过教育的书吏阶层记录了对法老统治秩序崩溃的惊诧，他们认为埃及政治解体是极其错误的。但是，公元前2200年之后的一个多世纪里，埃及政治四分五裂，正如美索不达米亚的常态一样。

最终埃及文明的大多数方面都严重地衰落了。地方统治者竭力保持作为法老尊严的高雅艺术和其他属性，但是越来越少的资源意味着奢侈品和专业技术的衰落。然而，即使在外部动荡和政治分裂时期，法老文明的记忆仍然幸存了下来。古王国时期的辉煌已经被视为典范，深深地扎根于尼罗河流域的大地上。

因此，毫不奇怪，经过近两个世纪的政治分裂后，埃及由一位来自南部的新征服者再次统一（公元前2000年左右），他建都于更上游的底比斯，而不是尼罗河三角洲南端的孟斐斯。所谓“中王国”因而建立，它持续到公元前1800年左右，埃及再次分裂为各个互相竞争的地方政权，每个统治者都声称自己是法老所有土地的合法继承人。

艺术风格和其他文献记录表明，中王国的统治者开始刻意效仿古王国法老的成就。但是它们之间有重大差异。神庙建筑变得越来越复杂。无论僧俗，地方领主和贵族的重要性都远高于古王国时期。埃及社会和文明因此变得不太依赖单一中心，相应地能更好地应对政治灾难。但是这些优势是以牺牲无与伦比的优雅艺术与一以贯之的风格为代价而获得的，而这正是古王国鼎盛时期（公元前2600～前2400年）的文化特点。

从事实来看，埃及历史随后的一个重大事件就是被来自亚洲、称为“希克索斯人”的蛮族武力征服，中王国时期这种文化领袖地位的分散也许对埃及文明风格的保留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仍然像古王国时期一样，由单一的法老宫廷囊括埃及全国的专门技术，那么它的毁灭也就可能意味着整个埃及文明的毁灭：但是在希克索斯人出现之前，通过在埃及社会内部广泛建立较小的专业化技术和知识中心，这种风险已经被消除了。

<h3>印度河流域的文明</h3>

人们对公元前3000年代出现于印度河谷的另一个伟大文明所知甚少。印度河流域的人所使用的文字至今还没有被现代学者破译，因此，了解印度河流域文化的首要路径仍未开放。对印度河流域遗址的考古调查也还没有完成，已经进行的一些考古挖掘则不尽如人意。但是根据已经发掘的东西似乎可以进行一些合理的推测。印度河流域文明有两大城市遗址，一个位于哈拉帕，另一个位于其下游几百英里的摩亨佐-达罗。这两个城市具有高度一致性的特点，如埃及古王国一般的政治统一或许能提供最好的解释。

与苏美尔的联系是确定无疑的，因为印度河流域制作的印章和其他小型物件已经在美索不达米亚约公元前2500年的地层中发现了。因此，像埃及文明最初的发展阶段一样，与苏美尔的海上联系很可能加速了印度河流域文明的兴起。就像埃及一样，印度河流域人民发展的艺术风格和文字模式明显与苏美尔模式无关。埃及和印度河流域的人从苏美尔人那里学会的是发展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的动力。只有在最初，本地风格形成之前，直接照搬或亦步亦趋地模仿苏美尔技术的痕迹才能被发现。这种模仿的例子在埃及已经发现，但是目前地下水阻碍了考古学家对哈拉帕和摩亨佐-达罗最底层遗址的认识，也许那里还可以发现直接模仿的类似证据。

摩亨佐-达罗和哈拉帕都被分成高地的城堡或圣祠与低矮的街区两部分。有些地区有成排的一模一样的房屋——也许是某些兵士或奴工睡觉的处所。除此之外，很难再推测出古代印度社会的社会结构。与埃及和苏美尔的相似性表明，由祭司集团组织起来为众神服务的社会也许是印度河文明的核心；但是我们不能确定就是如此。

构成这两大遗址的碎石堆所代表的时间跨度已相当确定，因为通过印章和双方其他的进口物品，与苏美尔进行交叉定年是可行的。在此基础上，印度河流域文明很可能繁荣于公元前2500～前1500年。这两个伟大的城市被入侵者毁灭，这些入侵者屠杀了居民，焚烧了城镇，但无意于定居下来。几乎可以肯定，来自北部操雅利安语的部落是毁灭印度河流域城市和中断其文明的蛮族。这次毁灭几乎是彻底的。只有无辜村民所熟悉的印度河流域文明中的某些因素幸存下来了。公元前1500年到至迟公元前1200年，当蛮族杀害或驱散他们的时候，曾经被首领（可能是祭司）掌握的专业知识和高级技术消失了。如果在希克索斯人入侵并占领之前很久，中王国的政治发展没有将维系埃及文明所需的技术和知识传播到众多神庙和贵族家族的话，那么同样的命运也可能降临法老统治的埃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