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上章考述，“宦皇帝者”之外的更多“比秩”官职，又摆到了我们面前。从“分等分类”角度观察它们，能看到什么呢？能看到那些在“分等”上被置于“比秩”的官职，在“分类”上确实存在特殊性。它们的某些特点与“宦皇帝者”相类，但也不尽相同；它们之所以被置于“比秩”，还有其他原因和考虑。反过来说，“宦皇帝者”虽是滋生“比秩”的温床，但“比秩”并不仅仅用于“宦皇帝者”，其管理范围大于“宦皇帝者”。
相关官职为什么被置于“比秩”，王朝运用“比秩”手段要达到什么目的，就是本章的讨论内容。首先有几类“比秩”之官具有一个共性：它们不是行政吏员。如“宦皇帝者”和儒学之官，按汉朝的官职分类概念就不属“吏职”。但也有一些“比秩”之官是承担行政事务的，例如掾属，他们就不能说“非吏职”了；相反，他们恰好就是吏职。掾属之所以列在“比秩”，推测是因为他们由长官自辟。国官之多在“比秩”，多少也有这个原因。那么，“比秩”又跟任命方式有关了。再就是“军吏”之为“比秩”了。军吏与文职双峰并峙，是王朝又一个不可或缺的职官系统；军职之在“比秩”，有可能是为了表示其自成系统，并通过“由比秩而正秩”的等级变化关系，来安排其与文官的职类转换。阐明以上几种情况之后，人们就能看到，汉代的“比秩”，是一种具有特殊分等分类功能的等级手段。兹分节详述之。
一 “比秩”诸官的性格——非吏职
对“宦皇帝者”的考察显示，这是一个行政吏员之外的职类，由于历史的原因而最初无秩、后来在“比秩”，所以“比秩”是“非吏职”的标志。
“宦皇帝者”是一个从官或侍臣系统。而且还不只是“侍从”，还有军事功能。它是一支武装力量，除了宿卫之外也经常投入战争。还有政治功能。环侍于皇帝身边，就有可能由此参与国政。而以“侍从”身份参政，表明当时政治仍有较大的个人性、随意性和非程序性。还有行政功能。“宦皇帝者”经常被委派各种随机事务(1)。以吏职承担日常行政，以散官承担随机事务，这是早期帝国行政的一个重要特点，魏晋南北朝犹然，唐朝的散官番上服役也是它的残留。还有选官功能。“郎从官”又是行政官员的重要来源，“夫长吏多出于郎中、中郎”(2)。“由宦而仕”、“先宦后仕”的制度，把“比秩”与正秩联系起来了，把“非吏”与“吏”联系起来了。西汉中期以后，郎官的选拔日益制度化了，郎署成了汉廷选官的枢纽。东汉的三署郎官和公府掾属两大仕途，构成了帝国选官的最重要渠道。同时散官大夫与职事官的互迁，也更为正规了。
“宦皇帝者”是历史早期管理吏员的一种方式，安排军政的一种方式，君臣结合的一种方式。它曾带有浓厚的君主“私属”性质，其管理不如“吏”那么严密，选拔、晋升和等级都比较粗糙。
“宦皇帝者”的选拔，曾有任子、赀选，以及从大臣的舍人之中选拔等方式。还有其他很多途径，如以上书、进言而为之，以特殊技能而为之，等等。这方面学者的考察颇多，不赘述。“宦皇帝者”在本系统内的晋升，在早期也比较粗糙简单。晋爵是其提升品位的一种方式。这时候爵级与年资、功绩有一定关系，但就目前所知，那并不是充分制度化了的，比如，是不定期的。
还可注意的是，汉初郎官有车郎、户郎、骑郎、陛楯郎、执戟郎、中郎、外郎等众多名目。细审其命名之规律，主要以职事为别。比起后来的中郎、侍郎、郎中的分级制和晋升制，最初郎官显然重分类而不重分等，重职位而不重品位。那就是当时“宦皇帝者”尚未充分等级化的一个表现，是组织发展早期的常见现象。那一点也体现在“宦皇帝而知名者”制度上。宦皇帝者是否能成为“显大夫”，只取决于帝王的欢心；而帝王的欢心如何赢得，“知名”的身份如何确定，我们不得而知，推测也是以意为之，大有“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的味道。有个叫张释之的给孝文皇帝当了十年骑郎，“不得调，无所知名”。后来中郎将袁盎替他说话，才迁了一个谒者(3)。这算一个好例子吧。“吏”的选拔升迁则有规矩绳墨了，而“宦皇帝而知名”那个提法，本身就给人散漫之感。
然而作为皇帝侍从，“宦皇帝者”又有特殊荣耀、特殊待遇。汲黯做过九卿、郡守，老病之时又申请去当中郎(4)，希望能在皇帝身边呆着。东汉邓禹家族“自中兴后，累世宠贵，凡侯者二十九人，公二人，大将军以下十三人，中二千石十四人，列校二十二人，州牧、郡守四十八人，其余侍中、将、大夫、郎、谒者不可胜数，东京莫与为比”(5)。家族中有多少人曾经“宦皇帝”、当过大夫、郎、谒者，在罗列官爵时被特别揭举，是门第显赫的标志之一。
“宦皇帝者”有若干法律特权。高帝七年（前200年）诏：“令郎中有罪耐以上，请之。”(6)而“吏”至六百石以上，方有“先请”特权；公与列侯的嗣子，犯耐以上罪方有“先请特权”(7)。可见皇帝对“宦皇帝者”很优惠。在汉惠帝诏书中还能看到，“宦皇帝”中的“知名者”在逮捕羁押时可以“颂系”，即不加械具。
在管理“宦皇帝者”上，汉初能看到专门的法令。贾谊《新书·等齐》：“诸侯王所在之宫卫，织履蹲夷，以‘皇帝在所宫法’论之。郎中、谒者受谒取告，以‘宦皇帝之法’予之。事诸侯王或不廉洁平端，以‘事皇帝之法’罪之。”这里提到了三种“法”，第一种“皇帝在所宫法”，涉及宫卫，大概是针对卫士的(8)；第二种“宦皇帝之法”，就是专门针对“宦者”的(9)；第三种“事皇帝之法”，针对“吏”。
“宦皇帝”后来逐渐被称为“郎从官”了，但依然自成系统。请看汉朝行赏的若干材料：
1.汉昭帝元凤二年（前79年）夏四月：上自建章宫徙未央宫，大置酒。赐郎、从官帛，及宗室子钱，人二十万。（《汉书》卷七《昭帝纪》）
2.汉宣帝本始四年（前70年）三月乙卯：立皇后霍氏。赐丞相以下至郎吏、从官金钱帛各有差；
3.汉宣帝元康二年（前64年）二月乙丑：立皇后王氏。赐丞相以下至郎、从官钱帛各有差；
4.汉宣帝元康三年春：以神爵数集泰山，赐诸侯王、丞相、将军、列侯、二千石金，郎、从官帛，各有差。（《汉书》卷八《宣帝纪》）
5.汉成帝元延二年（前11年）冬：行幸长杨宫，从胡客大校猎，宿萯阳宫，赐从官。（《汉书》卷十《成帝纪》）
6.汉明帝永平十五年（72年）三月：赐……郎从官［视事］二十岁已上帛百匹，十岁已上二十匹，十岁已下十匹，官府吏五匹，书佐、小史三匹。
7.汉明帝永平十七年：郎从官视事十岁以上者，帛十匹；中二千石、二千石下至黄绶，贬秩奉赎，在去年以来皆还赎。（《后汉书》卷二《明帝纪》）
8.汉和帝永元三年（91年）正月：皇帝加元服，赐诸侯王、公、将军、特进、中二千石、列侯、宗室子孙在京师奉朝请者黄金，将、大夫、郎吏、从官帛。（《后汉书》卷四《和帝纪》）
9.汉桓帝（建和）二年（148年）春正月：皇帝加元服……赐河间、勃海二王黄金各百斤，彭城诸国王各五十斤；公主、大将军、三公、特进侯，中二千石、二千石、将、大夫、郎吏、从官、四姓及梁邓小侯、诸夫人以下帛，各有差。（《后汉书》卷七《桓帝纪》）
“郎”其实也是“从官”，但因其身份的特殊重要性，所以特标“郎”字，变成了“郎从官”。若点断为“郎、从官”，也无伤大雅。上引文字中还有“郎吏”的提法，这个“郎吏”之“吏”，其意义比较特别，指的不是行政吏员，而是承担了某种职事的从官，即如“诸吏”之类(10)。在这些事例中，有时只赏赐郎从官（或将、大夫、郎从官），有时百官与郎从官同赐，但都反映了二者各成系统。
东汉有定期的春赐和腊赐，其腊赐标准见下：
1.腊赐大将军、三公钱各二十万，牛肉二百斤，粳米二百斛，特进侯十五万，卿十万，校尉五万，尚书三万，侍中、将、大夫各二万，千石、六百石各七千，虎贲、羽林郎二人共三千，以为祀门户直。（《后汉书》卷四三《何敞传》注引《汉官仪》）
2.大将军、三公，腊赐钱各三十万，牛肉二百斤，粳米二百斛；特侯十五万；卿十万；校尉五万；尚书丞郎各万五千；千石、六百石各七千；侍御史、谒者、议郎、尚书令各五千；郎官、兰台令史三千；中黄门、羽林、虎贲士二人共三千：以为当祠门户直，各随多少受也。（《续汉书·礼仪志中》注引《汉官名秩》）
3.尚书丞昧死以闻。制曰：可。赐校尉钱人五万，校尉丞、司马、千人候，人三万；校尉史、司马、候丞人二万；书佐、令史人万。（胡平生、张德芳：《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简号87-89C：1。）
前两段材料互有详略，可互相补充。由第2条《汉官名秩》的“尚书丞郎各万五千”以及后文“郎官、兰台令史三千”可以判断，后文“侍御史、谒者、议郎、尚书令各五千”中的“尚书令”，“令”字后面必定缺少了一个“史”字，原文当作“尚书令史”；连类及之，第1条《汉官仪》中的“尚书三万”，当作“尚书令仆、尚书三万”。中黄门、虎贲郎、羽林郎“二人共三千”，或与某种两两成组的编制方式有关。第3条见于敦煌汉简，虽不能肯定那赏赐之钱就是腊赐之钱，但“校尉五万”却与腊赐全合。此外，第2条的“特侯十五万”一句当作“特进侯十五万”，参第1条。由此可以列出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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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兰台令史或云六百石，或云百石。吕宗力主编《中国历代官制大辞典》（北京出版社1994年版，第295页）、安作璋主编《中国历史大辞典·秦汉史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0年版）、牛润珍《汉至唐初史官制度的演变》（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49页）等均取“六百石”之说。汪桂海君则以百石为是，见其《汉印制度杂考》，《历史研究》1997年第3期。应以汪说为是。《后汉书》卷八十上《文苑傅毅传》：“建初中，肃宗博召文学之士，以（傅）毅为兰台令史，拜郎中。”傅毅由兰台令史而迁比三百石郎中，也可以证明兰台令史不可能是六百石官。
首先能看到军官待遇颇优，校尉比二千石，但腊赐达5万钱，体现了“武官倍于文官”(11)的原则。还能看到尚书诸官的待遇也不错，比同级普通官吏高好几等。最后，也是这里最关注的，就是大夫、将、郎、从官的赏赐额度总体偏低，显示他们自成系统。自成系统的原因很简单：他们“非吏”。
前章第一二节论述了期门、羽林郎及博士、掌故，他们都在“比秩”。期门郎、羽林郎属“郎从官”，不用多费笔墨了；博士、掌故呢？他们与“宦皇帝者”们有可比之处吗？
博士与大夫就很有可比之处：“武帝以中大夫为光禄大夫，与博士俱以儒雅之选，异官通职，《周官》所谓‘联’者也。”(12)在朝贺时，博士跟三署中郎将、大夫处于同一队列(13)。受命议政时，博士经常列在大夫、议郎之间(14)。博士还往往跟大夫一块儿受命任事(15)，或加上大夫之衔奉命出使(16)。博士与议郎秩级相同、排序相近，又往往与谒者一同受命出使(17)，议郎、谒者都属“宦皇帝者”。
西汉博士叔孙通号“稷嗣君”，自比稷下先生。钱穆先生谓“盖博士即稷下之先生也”，又云：“游稷下者，既得优游禄养，而无政事之劳。”(18)《史记》卷七四《孟子荀卿列传》说稷下学士“皆命曰列大夫”。余英时先生把“列大夫”解释为“比爵大夫”的意思，“稷下先生‘不治’、‘不任职’，即不在官僚系统之中。”(19)其说可从。“不在官僚系统之中”，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非吏”。稷下学士号称“不宦”、“不仕”(20)，因为他们有供养却无朝廷正式名位。若博士制度与稷下学士制度有关，则稷下学士的“不宦”、“不仕”特征，颇有助于理解秦与汉初的博士身份，及《秩律》不列博士，博士后为“比秩”的情况。
叔孙通的百余弟子曾跟刘邦的“左右为学者”一块制定朝礼。所谓“左右为学者”，颜师古解释说：“左右，谓近臣也。为学，谓素有学术。”那百余弟子后被任命为郎官，而郎官也属“左右近臣”。看来，把“素有学术”者安排为“左右近臣”，在皇帝看来顺理成章；在其眼里，博士之类“为学者”，与“内官”大夫、郎官、舍人差不多就是一类人。当然博士又属太常，除“御用文人”身份外，“国家教育官员”色彩也逐渐浓厚起来，不全是“左右近臣”了；不过“比秩”的安排，毕竟暗示了他们作为君主顾问，所曾有过的“宦皇帝者”身份。质言之，博士起初无秩、后为“比秩”，就在于其官“非吏”。
作为学人之选的掌故，也经常与大夫、郎官相提并论(21)。汉平帝时的太学课试制度是这样的：“岁课甲科四十人为郎中，乙科二十人为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补文学掌故云。”(22)这3种官都是博士弟子之所任，显有共性。这样看来，在“宦皇帝者”和“吏”两类人中，博士、掌故更近于“宦皇帝者”。
在前章第三节，我们还考证了汉初御史在“比秩”。御史在“比秩”，也因为御史不是朝吏，而是“近臣”。《续汉书·舆服志下》法冠条：“秦灭楚，以其君服赐执法近臣御史服之。”可见御史系近臣。又《史记》卷八七《李斯列传》：“赵高使其客十余辈诈为御史、谒者、侍中，更往覆讯斯。”也反映了御史与谒者、侍中等近臣相近。学者指出御史有“家臣”性质，“御史是由先秦时期国王的亲信发展起来的”(23)。丞相府在宫外，御史大夫寺却在宫中(24)。
“吏”有秩级而“宦皇帝者”无秩级，也如“吏”有印而“宦皇帝者”无印一样。凡吏秩比二千石以上，皆银印青绶；秩比六百石以上，皆铜印黑绶；大夫、博士、御史、谒者、郎官，则无印绶(25)。印章是“吏”行使权力的凭证。治事、有官属，就有印，哪怕那印绶卑微到了“五两之纶，半通之铜”的程度；不治事而无官属，就无印。大夫、博士、谒者、郎官、舍人无印，是因为他们“非吏”，不治事；御史无印，是因为御史属近臣。传世有“吴郎中印”、“齐郎中印”封泥，但那是郎中令印，非郎中印(26)。同理，秦之“谒者之印”、“中谒者”封泥，也应是谒者长官之印而非谒者之印(27)。当然，若是郎官承担了随机差使，有责有权了，那就可能有印了，以便履行公务。秦朝有一枚“郎中左田”封泥，那也许是某郎中在承担“左田”事务时的权责凭证(28)。
二 “比秩”诸官的性格——“自辟除”
上节阐述了“比秩”在分等分类上的一个主要功能：区分“吏”、“宦”，标示“非吏”职类。但那只是“比秩”的等级功能之一，而非全部，因为还有一些“比秩”官职，不能简单地云其“非吏”，例如掾属和军吏。这就提醒我们，对“比秩”的功能还要做更多探索。下面讨论掾属的“比秩”问题。
上一章第三节对中央各官署的掾属秩级做了考述。东汉三公府掾属，史料明确记载其为“比秩”，没什么疑问；汉武帝时丞相府的各级掾属，《汉旧仪》均记为正秩而非比秩；从张家山汉简《秩律》透露的某些迹象看，汉初存在着六百石以下的无秩掾史。无论如何，现在至少可以推测，汉代掾属在某些时候是“比秩”，或某一部分的掾史是“比秩”的。我们认定禄秩是“吏”的身份标志，尤其是在汉初，“宦”与“非吏”两种人无秩。《秩律》所见秩级，有百六十石的，有百廿石的，还有百石有秩，可见很低级吏员都有秩级，更不必说斗食、佐史了。高级掾史近于六百石，自身却没秩级。那是为什么呢？掾属必有什么特殊之处，才会被列在“比秩”。这时我们的视线落在了掾属的一个重要特点上：他们由长官“自辟除”。由于“自辟除”，他们逐渐被视为长官的私人幕友了，还与长官建立了“君臣之谊”。
东汉掾属是“自辟除”的，这并无疑问，但若说秦汉间掾属也有“自辟除”的，这里横卧着一块大石头。先看《续汉书·百官志一》太尉条：
掾、史、属二十四人。本注曰：《汉旧注》东西曹掾比四百石，余掾比三百石，属比二百石。故曰：公府掾比古元士三命者也。或曰：汉初掾史辟，皆上言之，故有秩比命士；其所不言，则为百石属。其后皆自辟除，故通为百石云。
东汉三公掾属有比四百石、比三百石、比二百石3等，其为“比秩”，还有《汉官仪》可以印证(29)。他们都是三公自辟。那么，引文中的“本注曰”和“或曰”在讨论什么呢？“本注曰”拿公府掾比附古代元士，但只着眼于秩级，比四百石、比三百石的称“掾”者算命士，比二百石以下的称“属”者不算。“或曰”也认为二者可比，但又考虑到了“上言”与“自辟除”的区别。“命士”之“命”本指受命于朝，则经“上言”即上报朝廷批准，才算命士；长官“自辟除”的未经报批，就不能算朝廷命士。这道理“或曰”也懂，他预料会有人以公府掾“自辟除”为由，质疑“公府掾比命士”之说，便补充了一个情节：汉初百石以上掾史的任命都“上言”，非“自辟除”，所以既“有秩”、又可以“比命士”；百石属史不用“上言”，那就不能“比命士”了。
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汉初掾史辟”是否“皆上言”、皆“有秩”了。本书下编第五章第三节表明：据《二年律令·赐律》，御史少史在受赐时“比六百石”，而只有在御史少史无秩的情况下，才需要“比”。进而《秩律》无六百石以下掾属，暗示这个层次的掾属无秩；“皆从同秩补”时丞相少史与御史少史照例互补，暗示二者地位身份相近，进而丞相少史也无秩。那么“汉初掾史辟，皆上言之”的说法，未必全是史实。
先秦秦汉间的丞相有自辟除的权力吗？我们认为有。请看以下材料：
1.范雎谓秦昭王：其令邑中自斗食以上，至尉、内史及王左右，有非相国之人者乎？（《战国策·秦策三》）
2.曹参为相：择郡国吏木诎于文辞，重厚长者，即召除为丞相史。吏之言文刻深，欲务声名者，辄斥去之。（《史记》卷五四《曹相国世家》）
3.丞相府……掾史有过，君侯取录，推其录，三日白病去。（卫宏《汉旧仪》卷上，《汉官六种》，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39、71页）
4.官事至重，古法虽圣犹试，故令丞相设四科之辟，以博选异德名士，称才量能，不宜者还故官。（卫宏《汉旧仪》卷上，《汉官六种》，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37、69页）
第1条显示秦昭王时的相国权力很大，连“尉、内史”都是“相国之人”，推测不会“掾史辟，皆上言之”，应是相国自己说了算，用不着秦王一一点头。再看第2条，相府掾史或除或罢，曹参一言九鼎，其时掾史应是曹参“自辟除”的，即由丞相自行任免。再看第3条，“君侯”是丞相代称，这条也说掾史有过免职由丞相决定，当然形式上是先由丞相取录、推录，再让掾史托病自免，以保全其面子。至于第4条，明言“丞相设四科之辟”，“辟”就是“自辟除”。
当然不同意见还是有的。廖伯源先生说：“汉初县廷各职部门之主管官吏，乃至乡、亭之主吏，皆朝廷任命。传统以为县属吏为郡县长吏自行辟除，此实西汉中叶以后形成之制度。”(30)黄留珠先生也否定了“秦之公卿守令亦自辟除其掾属”之说：“现从云梦秦简《秦律十八种·置吏律》有关规定来看，秦官员调任，原佐、吏一律不许带至新任官府，因之，其自辟掾属，更是不可能的事。”(31)
这个问题该怎么看呢？不妨从审读《置吏律》开始：
1.除吏、尉，已除之，乃令视事及遣之；所不当除而敢先见事，及相听以遣之，以律论之。啬夫之送见它官者，不得除其故官佐、吏以之新官。
2.县、都官、十二郡免除吏及佐、群官属，以十二月朔日免除，尽三月而止之。其有死亡及故有缺者，为补之，毋须时。（《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94-95页）
第1条材料，所叙为吏、尉的派任及职权问题(32)。“尉”被释为“县尉”，那么“吏”约是县丞。汉代的丞、尉是由中央任命的。《置吏律》出自秦始皇五年（前242年）之前，其时丞、尉的任命者不像是秦王，因为秦律总不会规定秦王该怎么做、做错了就要“以律论之”。不妨推断丞、尉由丞相任命。
第1条的末句，注释者的译文是：“啬夫被调任其他官府，不准把原任官府的佐、吏任用到新任官府。”这规定很合情理，若啬夫调任时把下属也带走了，就会影响原官府的公务了。但律文说的只是“不得除其故官佐、吏”，却不是“不得除其佐、吏”，也就是说，只是不能辟其“故官佐、吏”而已，但可以辟除他人。辟除权力啬夫还是有的。要是他压根儿无权自辟，律文岂不无的放矢了么？所以《置吏律》反倒证明了啬夫有权自辟佐、吏。“啬夫”可能是县令(33)，那么县令可以自辟掾属。
第2条律文规定，诸县、都官及十二郡任免官属的时间，照例在十二月初一到三月底；若逢死亡或临时出缺，则可即时任命。若县令有权自行辟除，则都官及十二郡的长官也都有权任免官属。
这样说来，秦朝长官“自辟掾属”，还不是“不可能”的。当时人都了解长官可以自辟佐吏，所以不经意就会透露出有关消息。《韩非子·八经》：“下约以侵其上，相室约其廷臣，廷臣约其官属，兵士约其军吏(34)，遣使约其行介，县令约其辟吏(35)，郎中约其左右，后姬约其宫媛。”韩非精心规划了各有针对性的层层约束之法。其中“县令约其辟吏”，我们最感兴趣。什么是“辟吏”呢？学者释为“由县令直接任命的小官吏”(36)，释“辟”为“辟除”(37)。
若秦朝长官可以自行任命佐吏，汉初亦然，二者间不该横插一个“皆上言之”阶段。“汉初掾史辟，皆上言之，故有秩比命士”之说简单化了，其本意似乎不是说汉初所有掾史任命都需“上言”，只是说若经“上言”则“有秩”而已。
邹水杰君对秦汉郡县的员吏、私吏，进行了深入考察，此处值得引述。他指出，秦与汉初简牍显示，基层令长往往拥有很多舍人，他们相当于长官的私吏，但也协助长官处理公务。又，尹湾汉简木牍五显示，在西汉中期，东海郡府正式员吏只27人，实际掾史却达103人之多。多出来的不是正式员吏，而是太守自行招聘的宾客或私吏。海西县员吏只22人，县吏若以60人计，则县令自辟的达40人左右，几乎是员吏的两倍。于是邹水杰判断：“当时县廷中存在两部分人，一部分是按制度辟署的主吏掾或令史、尉史等属吏，另一部分是县令长自行招聘的宾客私吏，如客、舍人等由令长私府供养的人。”(38)
邹君的阐述，对眼下的讨论颇有帮助。由此我们首先知道，非员吏的数量大大超过员吏；进而因任用方式之异，属吏有不同身份。对任用方式，邹水杰君只用两分法，分成“按制度辟署”和长官“私人招聘”两种。但实际掾史的任命方式及其身份、秩级，也许更为多样。有的有员额，有的无员额；有的有秩级，有的无秩级；有的由公款支付薪俸，有的由长官自行供养。既令“按制度辟署”的，有的要“上言”，有的就不须上言，由太守自己作主；“上言”的也可能有多种情况，既可能是由上峰选任“空降”，长官被动接受；也可能由长官自行选任，然后报批或备案。若是“报批”，依然是权在上峰；若只是“备案”，则权在长官了。
尹湾木牍五：“今掾史见九十三人，其廿五人员，十五（？）人君卿门下，十三人以故事置，廿九人请治所置，吏羸员廿一人。”(39)仅这段文字，就包含了四种情况。第一是“员”，即基本编制；第二是“君卿门下”，门下近吏15人，应全由郡守自辟除；第三是“以故事置”，大概属于邹水杰君所说的“按习惯自设的岗位”；第四是“请治所置”，其29个掾史岗位，系因行政需要上请而“置”，设岗虽须朝廷批准，人选可能仍由太守自辟，其实是又一种“员”。
又据周长山君研究，战国到汉初，很多大臣都有“舍人”、“门下”，他们作为私属而承担职役，并有望被主人推荐做官。“诸曹出现以后，秦末汉初的宾客或舍人渐趋消失。他们与诸曹掾史合为一体了呢？还是以另外一种身份存在下来了呢？答案看来是后者。……诸曹出现以后，宾客或舍人以门下吏的形式留存下来，并高居诸曹之上，继续发挥着他们的作用，‘入则腹心，出则爪牙’。”(40)门下掾属的私属色彩最浓厚，他们源于先秦宾客、舍人或私吏，其身份变迁一脉相承，并没中断。在观察“自辟除”和“比秩”问题时，这一情况也必须考虑在内。
汉武帝时丞相就是有宾客的，那些宾客由丞相供养，参与谋议(41)。汉武帝没认为宾客参政非法。相府中有没有非“员吏”的掾史呢？不是没有可能。《汉旧仪》：“丞相车黑两轓，骑者衣绛；掾史见礼如师弟子，白录不拜朝，示不臣也”，“掾有事当见者，主簿至曹请，不传召”(42)。既云“丞相车黑两轓”，则其事在汉景帝之后(43)。“不臣”、“见礼如师弟子”等记载引起了安作璋先生的注意，他指出，那显示掾属是“丞相幕僚”，与丞相的关系“很特殊”(44)。其看法值得重视。“不臣”是说掾属与丞相并不只是“公对公”的关系，而是有如“师弟子”的，散发出了“私”的味道。
东汉后期，那“私”的味道更浓了。王充云：“儒生、文吏，俱以长吏为主人者。”(45)无论儒生、文吏，做掾吏就得把长官看成主子，视府为朝，自居于“臣”，双方有类“君臣”；双方有私人从属关系，调迁后仍向故主称“故吏”，甚至还得为故主服三年丧(46)。赵翼有见于此，云：“盖自汉制，三公得自置吏，刺史得置从事，二千石得辟功曹，掾史不由尚书选授，为所辟置者，即同家臣，故有君臣之谊。”(47)从西汉掾属对府主的“不臣”中，滋生了东汉掾属与府主的形同“君臣”。又祝总斌先生指出：“掾属之辟除，黜免，其权皆在诸公及开府府主，二者且有‘君臣’关系”，所以三公与掾属关系，不同于尚书令仆与尚书丞郎的关系，尚书诸官都是皇帝任命的(48)。所论虽为晋制，也不妨用以观察汉朝。
汉元帝外戚史高做了大司马、车骑将军，杨兴对他“所举不过私门宾客，乳母子弟”提出劝告，史高以为然，于是辟名人匡衡为议曹史，向士人示好(49)。可见将军自辟掾属时，可任意举用“私门宾客，乳母子弟”。朱博就任琅邪太守，“新视事，右曹掾史皆移病卧。博问其故，对言‘惶恐！故事二千石新到，辄遣吏存问致意，乃敢起就职。’”(50)因掾史是府主“自辟除”的，所以新官上任时掾史依例装病，给新官一个任免机会；朱博则应“遣吏存问致意”，示以恩义，令掾史对他再次“委质”。其时他对掾史也可以有所选择，或用或留。
又，丞相征事也在“比秩”。《汉旧仪》本注：“征事，比六百石，皆故吏二千石不以赃罪免，降秩为征事。”(51)《汉书》卷七《昭帝纪》文颖注：“征事，丞相官属；位差尊，掾属也。”征事是一些做过二千石官的退职人员，被丞相请到府中帮忙，很像今天的“返聘”。不同的是返聘者无级别，钱多钱少单位看着给；征事则有秩级，当然只是“比秩”，原因则如文颖所说——“掾属也”，是掾属就“位差尊”，低一等，而且只用“比秩”不用正秩，正如征事只穿绛衣，不能穿文官的制式皂服一样。
总之，掾属承担行政，从这点看来他们是“吏”，但从“自辟除”看，他们又有长官私人性质。我们认为，这就是掾属、或部分掾属被安排在“比秩”的原因。由上述掾属、“比秩”、“自辟除”三者关系看，“汉初掾史辟，皆上言之，故有秩比命士”的说法，是太简单了。从目前情况看，汉初掾史无秩和东汉三公掾属“比秩”，其原因都在于“自辟除”。不太好办的是《汉旧仪》的记载，其中汉武帝时丞相府之四百石、三百石、二百石、百石掾属，都是正秩，而非“比秩”。对此我们目前的解释是，从战国到秦汉，掾史身份其实是多种多样的，有“员吏”，也有非“员吏”。《汉旧仪》所记的是正秩“员吏”，但在“员吏”之外，似不能否认另有很多“自辟除”的掾史。“自辟除”的掾史无秩，其待遇通过与正秩相比来确定，亦即，用“比秩”之法确定。简言之，“自辟除”的掾属使用“比秩”。
三 “比秩”诸官的性格——军吏之自成系统
至此我们已讨论了“比秩”的两个功能，标示“非吏”之官，标示“自辟除”之官。但这两点概括，又将在另一个重要职类前碰钉子，这就是军吏。“非吏”与“自辟除”这两点，不适合解释军吏之“比秩”。
所谓“军吏”，指将军以下的各种军职。黎虎先生对秦汉“军吏”的定义，是将军之下、士卒之上的中下层军官(52)。除汉初的卫将军外，汉代将军无秩，将军以下有大量军职使用“比秩”，这一点相当引人注目。顾名思义，“军吏”名之为“吏”，便是“吏”之一种，不能说是“非吏”；他们也不是“自辟除”的，而是皇帝与上级将领正式任命的。但军政毕竟是一个特殊系统，与行政系统有别，“军吏”之为“比秩”具有特殊意义。本来，我们该在第五章考述“军吏”的，但为行文与结构的便利，移至本章了。
关于“军吏”概念，先看几条材料。
1.除吏、尉，已除之，乃令视事及遣之；所不当除而敢先见事，及相听以遣之，以律论之。（《秦律十八种·置吏律》，《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94-95页）
2.凡以风占军吏之事，子午刑德将军，丑未丰隆司空，寅申风伯候，卯酉大音尉，辰戌雷公司马，己亥雨师冢子，各当其日以▌。（马王堆帛书《刑德》乙种，《马王堆汉墓文物》，湖南出版社1992年版。转引自陈松长：《帛书〈刑德〉略说》，《简帛研究》第1辑，法律出版社1993年版，第97页；李学勤：《马王堆帛书〈刑德〉中的军吏》，《简帛研究》第2辑，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156页）
3.功臣、列侯、诸将军、军吏以次陈西方，东乡；文官丞相以下陈东方，西乡。（《史记》卷九九《叔孙通传》）
4.公卿、侍中、尚书衣皂而朝者，曰朝臣；诸营校尉、将、大夫以下，不为朝臣。（《续汉书·舆服志下》注引蔡邕《独断》）
在第1条“除吏、尉”的提法中，“尉”显然在“吏”之外。第2条《刑德》乙种大约写于吕后初年，所列“军吏”有将军、司空、候、尉、司马和冢子，这虽不能认作现实制度，但能看到，广义上“将军”也不妨说是“军吏”。第3条是叔孙通所定朝仪，军吏的朝位朝堂之西、将军之后，与东侧丞相为首的文官对面站立。
第4条又显示，公、卿、侍中、尚书才算“朝臣”，诸营校尉、将（即诸中郎将）不算“朝臣”。不过这条材料史有异文。四库全书本蔡邕《独断》卷上：“朝臣曰‘稽首顿首’，非朝臣曰‘稽首再拜’。公卿、侍中、尚书衣帛而朝，曰‘朝臣’；诸营校尉、将、大夫以下，亦为‘朝臣’。”(53)“亦为朝臣”跟“不为朝臣”的意思是相反的，“亦”、“不”必有一误。哪一个对呢？卢文弨取前者，认为“不”字为“亦”字之讹(54)；汪桂海君取后者，认定诸营校尉、将、大夫以下“非朝臣”(55)。我以为汪说可取。“诸营校尉、将”是军吏，按服制他们服赤；而《独断》明言“衣皂而朝者”才算“朝臣”，这话的限定性非常之强，那么服赤的不能算“朝臣”吧。除大夫之外，“大夫以下”的各种郎官属于“内官”，就“内官”性质而言，可以认为他们不算“朝臣”(56)。
“大夫”属光禄勋。大夫和大夫以下的谒者、郎官、舍人等，都是“比秩”。那诸营校尉和“将”呢？也全是“比秩”。首先来看“将”即光禄勋以下的诸中郎将，及“将”以下的若干军官。
据《汉书·百官公卿表上》：
五官中郎将、左右中郎将：比二千石；
虎贲中郎将、羽林左右监：比二千石；
奉车都尉、驸马都尉和骑都尉：比二千石；
郎中车将、郎中户将、郎中骑将：比千石；
期门仆射：比千石。
再看“诸营校尉”等官。《续汉书·百官志一》：
大将军营五部，部校尉一人，比二千石；
军司马一人，比千石。
部下有曲，曲有军候一人，比六百石；
曲下有屯，屯长一人，比二百石。
将军无秩，诸营校尉以下直到屯长的4级军官，又全是“比秩”。除了军司马比千石外，还有宫掖门每门司马一人，也都是比千石，见《续汉书·百官志二》。
居延汉简中有一支简，文曰“右比二千石百一十一人”(57)。陈直先生谓：“此为比二千石人数之统计，最为可贵资料。”(58)虽不知道这111位比二千石都是什么官，但考虑到居延乃国防前线，其中应有大量军校。据《汉表》，汉元帝设置戊己校尉，其下有候五人，比六百石；居延简文中有一句“右鄣候一人秩比六百石”(59)，都能跟《续汉志》所记军候比六百石印证。陈梦家先生认为，边塞的“候长”相当于屯长，秩比二百石，“士吏”也是比二百石(60)。若然，则军吏职类又多了两个“比秩”的实例：候长与士吏(61)。
《汉表》中的“比秩”军官，还有西域副校尉，比二千石；郡都尉，比二千石。郡尉在《二年律令·秩律》跟二千石郡守平起平坐，后来降到了比秩。又，《汉表》说护军都尉“比司直”，司直秩比二千石，那么护军都尉也应是比二千石。
然而《汉表》又云：“司隶至虎贲校尉，秩皆二千石。”这句话是对十种校尉的总述，即司隶校尉、城门校尉及“八校尉”——中垒校尉、屯骑校尉、步兵校尉、越骑校尉、长水校尉、胡骑校尉、射声校尉、虎贲校尉。这些校尉为什么就是正秩而非“比秩”呢？我认为是《汉表》出了错，原文应作“司隶至虎贲校尉，秩皆比二千石”，原文脱一“比”字。王先谦对这问题有含蓄提示(62)，日人大庭脩明确指出，这里的“二千石”应为“比二千石”(63)。我觉得大庭脩的论断可以成立，并进一步论证如次。
第一，《汉表》把司隶校尉列在“秩皆二千石”的官职之首，又说司隶校尉“比司直”。查《汉书》卷八四《翟方进传》：“故事，司隶校尉位在司直下。”“比司直”，是说与丞相司直的级别职类相近；“位在司直下”，是说其朝位比丞相司直低。而司直秩比二千石，那么，司隶校尉怎么可能是二千石，反在司直之上呢？还是定为比二千石好一点(64)。司隶校尉是持节官，有“使命之官”性质，这跟它置于“比秩”也相一致(65)。
第二，《百官公卿表》总述诸官禄秩的格式，是这样的：
自太常至执金吾，秩皆中二千石……
自太子太傅至右扶风，皆秩二千石……
自司隶至虎贲校尉，秩皆二千石。
可见《汉表》对二千石官概括了两次。最后一句若作“司隶至虎贲校尉，秩皆比二千石”，则呈中二千石、二千石、比二千石依次而降之势，更显合理。
第三，据《续汉志》，东汉司隶校尉、城门校尉及屯骑校尉、越骑校尉、步兵校尉、长水校尉、射声校尉等五校尉都是比二千石，则西汉司隶校尉、城门校尉与八校尉也应比二千石，因为这些校尉两汉相承。王先谦对此已有暗示。两汉通例，称中郎将、校尉、都尉之官，大抵都是“比秩”。如西汉的郡尉、西域副校尉、护军都尉，东汉的各种中郎将、校尉（如使匈奴中郎将、护乌桓校尉、护羌校尉、属国都尉等），皆为“比秩”。
再来看《续汉书·舆服志下》注引《东观书》，有一段记录建武元年禄秩的文字，与《二年律令·秩律》相类似，应即《秩律》或《禄秩令》之类文献。其文有：
建武元年（公元25年）……九卿、执金吾、河南尹秩皆中二千石；
大长秋、将作大匠、度辽诸将军、郡太守、国傅相皆秩二千石；
校尉、中郎将、诸郡都尉、诸国行相、中尉、内史、中护军、司直秩皆二千石；
（以下叙千石、六百石、四百石、三百石、二百石诸官，从略）
可以断定，第三行句末的“秩皆二千石”一语，也脱一“比”字。原文第一句叙中二千石，第二句叙二千石，则第三句“校尉、中郎将……”之末的“秩皆二千石”，必为“秩皆比二千石”。
按，建武元年十月光武帝甫定都洛阳，庶事草创。《东观书》所记官秩，除河南尹、洛阳令及内史(66)系东汉新增，其余官职及秩级，最大可能是承用西汉旧制。而西汉中郎将、郡都尉、王国中尉、丞相司直等，都是比二千石，建武制度应承其旧。查《续汉志》，东汉的校尉、中郎将、诸郡都尉、王国中尉确实也是比二千石。“诸国行相”，吴树平先生说“即暂时摄代之相，秩当略低于相，应为比二千石”。吴先生说：“上述诸官有明确记载者，皆云秩比二千石，‘皆’字下当增补‘比’字。聚珍本有‘比’字，甚是；姚本亦脱‘比’字。”(67)吴先生所言有武英殿聚珍本为证，乃不易之论。以此反推《汉表》之“司隶至虎贲校尉，秩皆二千石”，末句也应是“秩皆比二千石”。
由此，《汉表》、《东观书》两处“秩皆二千石”，就被同时订正为“秩皆比二千石”了。两处皆补“比”字，看起来是“铤而走险”，但我们有充分的信心与证据。若干被记在正秩的军官，从此复原为“比秩”，“军职用比秩”的论点大为强化了。
将、校、尉等等职名，战国秦汉间频见于史书(68)。把《二年律令·秩律》看成一个参考点，则当时军职的等级管理有两块。一块是“宦皇帝者”系统的郎将。汉初统辖车郎的车将、统辖户郎的户将、统辖骑郎的骑将，都不见于《秩律》，应无秩级。此外还有一块，在《秩律》中有秩级记录，如卫将军在二千石，卫将军长史八百石，卫将军候六百石，卫将军士吏一百廿十石；又如车骑尉、备塞都尉、郡尉在二千石，郎中司马、卫尉司马在千石。
可是后来情况变了，变动的方向是两块合一。一个变动，是各种郎将有秩级了，然而是“比秩”。如五官中郎将、左右中郎将、虎贲中郎将、羽林中郎将等，都在“比秩”。另一个变动，是军职失去了原先所拥有的秩级，但所失去的只是正秩，现在他们也用“比秩”了。即如：军尉变成了比二千石，军司马变成了比千石，军候变成了比六百石，士吏变成了比二百石。《秩律》时代无秩的军官和有秩的军官，其秩级变化方向相反的，最终结果却“殊途同归”，都归于“比秩”了。
由此我们看到，“比秩”官职有两种相反的来源，一部分最初无秩，后来成为“比秩”，它们是“比秩”发展的真正动力，是“筚路蓝缕者”；另一部分最初在正秩，是较晚时候才变成“比秩”的，对“比秩”的发展它们是“坐享其成者”。若干军吏即属后者。
部分军吏初为正秩而后为“比秩”，“反其道而行之”，这意味着其为“比秩”，乃是一种刻意的安排。把军吏置于“比秩”的目的，在于显示军队组织与行政组织各成系统。郡县的军吏由郡尉主掌(69)，王国的军吏由中尉主掌(70)，在中央则有太尉“掌武事”。若太尉不置，军吏管理者大概是主爵中尉(71)。无论中央还是地方，军吏、文吏都不在同一系统，不是一个职类。甚至还可以考虑钱穆先生的如下论点：“军人本为王室私属，今已由军人政府转变为士人政府，故军职不为外朝之丞相而为内朝之辅政”(72)。再参考上文对“不为朝臣”的讨论，在此意义上，也不妨说军吏具有“非吏”性质，但此“吏”特指文吏。把军吏置于“比秩”，也可说是战国秦汉间“文武分途”的进一步发展，它通过一种特殊的等级管理手段或官阶样式，凸显了文武两分的官制结构。
总之，与“宦皇帝者”的“比秩”、与掾属的“比秩”相比，军吏的“比秩”具有不同意义。而且我还觉得，那与其说是为了凸显“军吏”之为特定职类，不如说更是为了凸显“文吏”之为特定职类。王朝制度规划者很可能有这样一个意图：尽量把行政吏员，特别是其长官置于正秩，而把其他官职——如“宦皇帝者”、掾属、国官、军吏等置于“比秩”。传统中国政府的典型形态是文官政府。日常行政，以及承担行政的文职吏员，一直是帝国大厦的主干。
四 “比秩”的扩张及其与正秩的配合
对汉朝的各种“比秩”官职，现已可做如下小结了：
一、“宦皇帝”诸官、文学之官之列在“比秩”，主要因其“非吏”性质；
二、掾属之列在比秩，主要因其任用上“自辟除”；
三、军吏之列于“比秩”，是由于军吏之自成系统，以与文官系统区分开来；
四、国官之多在“比秩”，用以强化国官的“另类”色彩，与朝官拉开距离。
这一点就更明白了：汉代官阶中的“比秩”，远不像最初让人感觉的那样简单，它有若干鲜为人知的特殊意义，即特殊的分等分类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