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年律令·秩律》提供的新线索，使我们得以在分等分类两方面，同时勾勒出战国秦汉禄秩的变迁轨迹。在“分等”方面，展示了禄秩覆盖面是如何扩大到等级结构的上端的，可以说是“禄秩的纵向伸展”；而最近两章对“比秩”官职的讨论，则从“分类”方面，又展示了一个“禄秩的横向扩张”过程。

所谓“禄秩的横向扩张”，也就是禄秩被用来管理更多职类的过程。禄秩是“吏”即行政官员的身份标志，“非吏”职类大多最初无秩。随官僚政治发展，作为新式官阶的禄秩，通过比吏食俸、比吏赏赐、比吏传食、以爵比秩等形式，不断扩张其管理范围：扩张到“宦皇帝者”职类，扩张到文学职类，扩张到掾属职类，扩张到国官职类，扩张到军事职类。那些无秩的职类获得了“比秩”，也就被纳入了禄秩手段的管理范畴，其“公”的色彩变浓厚了，向“吏”靠近了。汉帝国的政治精神就是“以吏治天下”，而“禄秩的横向扩张”给更多职类赋予了秩级，也是那种政治精神的不断贯彻。秦汉官阶的发展趋势是“官本位”和“一元化”。无秩职类用禄秩管理之后，官阶制的一元化程度也提高了。

“禄秩横向扩张”的途径，是“比”，即令无秩者比于某秩。《二年律令》中已能看到若干“比”的办法了。如《赐律》：“赐公主比二千石”，“御史比六百石”。使无秩者的某项待遇同于某秩，本身虽没构成官阶形式，但显然就是“比秩”的前身。“比吏食俸”、“比吏赏赐”、“比吏传食”、“以爵比秩”那类做法越来越多，就推动了“比秩”向正式官阶演化。

“比秩”正式成为官阶，是在什么时候呢？孝景帝前三年（前154年）诏：“击反虏者，深入多杀为功，斩首捕虏比三百石以上皆杀，无有所置。敢有议诏及不如诏者，皆要斩。’”(73)这是最早的一例“比秩”。汉景帝口气很凶恶，抓到比三百石以上的俘虏一律杀死，非议诏书或不执行命令要腰斩。既然“比三百石以上”是一个砍脑袋的界限，人命关天，那一定也是一条清晰的法定界限，足以判断该砍不该砍。就是说，“比三百石”是可以清晰判定的。汉武帝元朔五年（前124年）兴学，公孙弘为太学生规划出路时，提到了比二百石掌故和比百石掌故；太初元年（前104年）更名中大夫为光禄大夫，秩比二千石。那么汉武帝前期，就是“比秩”形成的下限。“比秩”是在景、武之间形成的。

“比秩”形成后，“比”或“视”的做法，仍被使用着，而且用于多种场合。例如汉朝敬老政策，七十岁以上老人“比六百石”(74)。又县、乡设有“三老”之职。《史记》卷三十《平准书》：“非吏比者三老、北边骑士。”《集解》引如淳曰：“非吏而得与吏比者，官谓三老、北边骑士也。”三老不是吏，但某些待遇可以“比吏”。尹湾汉墓简牍《集簿》，有“县三老三十八人，乡三老百七十人”(75)。皇帝的妃嫔们也用“比视”定等级。如婕妤、娙娥、昭仪、美人见皇后，其礼节分别“比”于丞相、将军与御史大夫、中二千石列卿、二千石见皇帝之礼(76)。这只是一个具体的见面礼，也有一般性的“比”。例如汉元帝定嫔妃十四等，依次“位视”丞相、上卿、中二千石、真二千石、二千石、千石、八百石、六百石、四百石、三百石、二百石(77)。“比”之用于长老、妃嫔，是禄秩运用的一种特殊延伸。

“比秩”问世后的一段时间里，“比”这种级别有“另类”意味。请看：

1.汉武帝治淮南王之狱，胶西王之议：而论国吏二百石以上及比者，宗室近幸臣不在法中者，不能相教，当皆免官削爵为士伍，毋得宦、为吏。其非吏，他赎死金二斤八两。（《史记》卷一一八《淮南衡山列传》）

2.▌自言功劳者与计偕。吏千石以下及比者，自▌。（魏坚主编：《额济纳汉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53页，2000ES9SF4：23A）

3.诸吏、宦官及比者同秩，而敢詈之殿宫廷中，至其上秩，若以县官事殴詈五大夫以上或一岁吏、比者，有将辨治。（胡平生、张德芳编撰：《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2页，Ⅱ0215：76）

第1条“国吏二百石以上”与“比者”的并列，“比者”自成一类；第2条“吏千石以下”与“比者”并列，“比者”不在“吏”中。第3条“诸吏、宦官及比者同秩”三者并列，随后又以“一岁吏、比者”两分。“宦官”或是“宦皇帝者”，但他们只是“比者”的一部分，“比者”还包括更多职类，甚至三老、北边骑士和年七十岁比六百石的老人。总之，“比”的提法有特别意义、有具体对象。

因为“比秩”的形成途径是比于正秩，所以当时观念中，“比秩”是从属于正秩的。这从俸禄额度的安排上，也看得出来。请看下表：

单位：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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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俸禄主要见于3种记载：《汉书·百官公卿表》颜师古注，《续汉书·百官志五》，《后汉书·光武帝纪下》李贤注。三种记载略有差异，何德章先生认为“《光武帝纪》李贤注最为准确”(78)。但我认为最准确的是《汉表》颜注。问题的关键是“比六百石”一秩，此秩《光武帝纪》李贤注记为55斛，《汉表》颜注记为60斛。何先生云：“考虑到六百石上下为官与吏的分野，当以差额大的李贤注为是。”而我认为，《汉表》颜注“70、60、50”的级差更匀称。还有，从三百石到比二百石4级，秩级一正一比，级差呈“40、37、30、27”排列。很容易就能看出来，“比秩”37斛、27斛，是从属于正秩40斛、30斛的。那么比六百石到六百石的差距，也不会相去太远，比六百石应为60斛。那么讨论东汉禄秩，当以《汉表》颜注为准；“比秩从属于正秩”的情况，也就昭然若揭了。

“比秩从属于正秩”一点，还可以从印绶制度得到证明。据《汉表》，比二千石以上皆银印青绶，比六百石以上皆铜印黑绶，比二百石以上皆铜印黄绶。则印绶等级的划线，比二千石与二千石以上属同一段落，比六百石与六百石以上属同一段落，比二百石与二百以上属同一段落。为此我们不采纳李解民先生的这一看法：“比某石分别档次时，应归并于下一级而不应归并于上一级。”(79)

“比秩”应归入其上一级，即归入其正秩，这还涉及了汉代官员任用制度的又一个微妙之处。把郎官、掾属、军吏等置于“比秩”，还能给选官带来一个特殊便利。

下面以东汉三署郎官、三公掾属为例，来说明这一问题。他们是地方令长丞尉的候选者。东汉令长秩级，是千石、六百石、四百石、三百石4级；丞尉最低二百石。那么请看，三署郎的比二百石、比三百石、比四百石、比六百石，三府掾属的比二百石、比三百石、比四百石，与二百石丞尉、三百石、四百石长相，六百石县令相比，恰低一级。请看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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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表涉及了“试守”和“即真”问题，这问题事关“比秩”的一个特别功能。汉代任官，普遍实行“试守”制度(80)。“守”有两类。第一类属“代理”或“摄行”性质(81)，与此处讨论关系不大。第二类的“守”是“试守”，即任命后试用一年，期满才能“即真”，正式任职(82)。“试守一岁乃为真，食其全俸”(83)。在一年的试用期中，不能食全俸。

那么在三署郎、公府属外补地方官时，“比秩”起什么作用呢？“比秩”保证了如下一点：外补时若非超迁，就任者在不食全俸的“试守”期，其秩其俸恰低正官一等；满岁即真后变成正秩，又正好官升一级。举例说，比三百石郎中任三百石县长时，在“试守”期他仍用比三百石秩；满岁即真，正式升为三百石。比四百石侍郎任四百石县长时，在试守期他仍用比四百石秩；满岁即真，正式升为四百石。比二百石郎中、比六百石中郎与之同理。换言之，“比秩”被用作郎官补吏试守期的“守秩”。

行政吏职都在正秩，所以在补吏时，守秩与正秩的上述关系，存在于郎官与各种行政职务之间。又如，郎官还经常被选任为尚书郎、谒者。“尚书郎初从三署诣台试，初上台称守尚书郎，中岁满称尚书郎，三年称侍郎。”(84)可以推知：三署郎最初所任，是比三百石的“守尚书郎”；满岁“即真”，升为三百石的尚书郎中；满三岁，升为四百石的尚书侍郎。那么“比三百石”，就是郎中初任尚书郎时的“守秩”。谒者分两种：“其给事谒者四百石，其灌谒者比三百石。……初为灌谒者，满岁为给事谒者。”(85)《汉官仪》说得更清楚：“谒者三十五人，以郎中秩，满岁称给事，未满岁称灌谒者。”(86)谒者从郎中里选拔。“灌谒者”实际就是试守期的谒者，其时“以郎中秩”，即比三百石。那么，灌谒者也以郎中的比三百石为守秩。

郎官有孝廉郎，来自孝廉察举，待遇最高。三署中还有一批“诏除郎”，大多是二千石子弟靠“任子”制度特诏除拜的，也有其父为国家死难，而被特诏除拜的。“诏除郎”低于孝廉郎，在其外补丞尉时，即令试守期满而成为正官，也必须在“比秩”上呆下去，不能升为正秩，是所谓“比秩为真”。羽林郎补吏也是如此，即令即真也只能“比秩为真”(87)。孝廉郎来自士人，而诏除郎靠父祖特权，羽林郎是武人；三郎待遇不一，盖因朝廷优待士人。在这时候，“比”标明了诏除郎、羽林郎的“另类”。

掾属也用“比秩”，其补吏时的守秩，以此类推。尹湾汉简行政文书提供了若干中央属吏的迁转实例。据陈勇先生的统计，其中有丞相属2人，分迁容丘相（四百石）、厚丘长（四百石）；将军史1人，补建乡长（三百石）；太常属1人，迁盐官丞（二百石）；大司农属1人，迁厚丘右尉（二百石）；廷尉史1人，除费丞（二百石）；卫尉属1人，迁昌虑丞（二百石）(88)。这些相、长、丞、尉的前官秩级，最大可能是丞相属比四百石，将军史比三百石，九卿属比二百石。相、长、丞、尉的试守期中，用掾属的“比秩”做其守秩。

郎官、掾属是低中级长吏的来源，“大夫”则是中高级行政官员的来源。在大夫被任命为吏职的时候，其“比秩”发挥着类似的守秩功能。又，军吏中本来有很多正秩之官，后来却都被置于“比秩”了。为什么朝廷要把军吏全部置于“比秩”呢？我想，利用“比秩”调节文武职类的迁转，也是其目的之一。当人员由军吏系统向文吏系统迁转时，“比秩”发挥着同样功能：在试守期，低正官一等；即真时，官升一级而食全俸。

本书上编第一章讨论过“真二千石”的问题，这问题也与“守秩”相关。周国林先生提出：“二千石之所以称为‘真二千石’，可能是与‘比二千石’相对而言时所用（犹如今日正职干部，与副职并列时则加‘正’字，单言时则不用），亦可能其中的‘真’字是与试署性质的‘守’相对而言（《汉书》中，不少太守都是试署一年，‘满岁为真’）。”(89)又刘文瑞先生认为“真二千石月俸二万，二千石月俸万六千，实属试守不食全俸与真除食全俸的差额”(90)。

总之，“比秩”和正秩的交错配合，构成了安排职类转换，调节其间秩级变动的一种手段，带来了特殊的管理便利。依汉代官制，郎官、大夫、掾属、军吏等，与文吏系统中的官职互为迁转；其时“比秩”就以一种精巧的方式，把各个职类链接起来了。

当然，“比秩”也是处于变化之中的。它是从最初无秩的职类中演生的，一旦形成，就成了更精细地区分级别的手段。王朝也可能仅仅为分等使用“比秩”，而不顾职类。《东观书》所载东汉建武禄秩令，光禄大夫秩二千石，尚书、谏议大夫、侍御史、博士秩六百石。这些官过去是“比秩”，但此时不是了。尚书、侍御史、博士变成正秩，也意味着它们的“公职化”；光禄大夫、谏议大夫之为正秩，似仅仅出自分等需要，以使诸大夫的级差较为匀称，与“分类”无关了。这样，“比秩”与职类的对应关系，就不是严明整齐而无例外的。用“比秩”区分职类，有特定的历史原因。从长时段看，它并不是官阶制的发展方向。此后九品官阶的“从品”，就只用于分等，再不承担分类功能了。那么东汉光禄大夫、谏议大夫变成正秩，又暗示了“比秩”在未来的衰退。

无论如何，汉代“比秩”是一种很特别的官阶，它不但有“分等”功能，还有“分类”功能。然而二千年来人们对此茫无所知，或说视而不见。《二年律令》的发现与公布提供了契机，我们在若干片断史料中——主要是在“宦皇帝者”的史料中，察知了问题的存在，由此得以把汉代品位结构的这个重要侧面，揭示如上。

【注释】

(1)参看拙作：《品位与职位——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第199页以下。

(2)《汉书》卷五六《董仲舒传》。

(3)《史记》卷一百二《张释之列传》：“以訾为骑郎，事孝文帝，十岁不得调，无所知名……欲自免归。中郎将袁盎知其贤，惜其去，乃请徙释之补谒者。”

(4)《汉书》卷五十《汲黯传》。

(5)《后汉书》卷十六《邓禹传》。

(6)《汉书》卷一下《高帝纪下》。

(7)《汉书》卷十二《平帝纪》：“公、列侯嗣子有罪，耐以上先请。”

(8)“皇帝在所宫法”所针对的是“宫卫”，“宫卫”应指卫尉所辖卫士系统。据《汉书·百官公卿表》，卫尉掌“宫门卫屯兵”，属官有公车司马、卫士、旅贲三令丞，诸屯卫候、司马等。卫尉所辖兵士，是来自全国各郡国的服役番上者，即所谓“一岁为卫士”。东汉的情况见《续汉书·百官志二》：卫尉“掌宫门卫士，宫中徼循事”，下辖公车司马令、南北宫卫士令、左右都候及诸宫门司马等。

(9)《汉书》卷六六《杨恽传》：“恽为中郎将，罢山郎，移长度大司农，以给财用。其疾病休谒洗沐，皆以法令从事。郎、谒者有罪过，辄奏免，荐举其高弟有行能者，至郡守九卿。郎官化之，莫不自厉。”文中“其疾病休谒洗沐，皆以法令从事”的“法令”，应即《新书》所云“郎中、谒者受谒取告”的“宦皇帝之法”。先秦已有“谒告而归”的休假制度，参看杨鸿年：《汉魏制度丛考》，武汉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03页“休假制度先秦已有”条。汉代郎官休假，可参廖伯源：《汉官休假杂考》，收入《秦汉史论丛》，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3年版，第312页。“有罪过辄奏免，荐举其高弟有行能者”的奖惩拔擢制度，也应属于“宦皇帝之法”。《汉书》卷九《元帝纪》永光元年二月：“诏丞相、御史举质朴敦厚逊让有行者，光禄岁以此科第郎、从官。”师古曰：“始令丞相、御史举此四科人以擢用之。而见在郎及从官，又令光禄每岁依此科考校，定其第高下，用知其人贤否也。”以“四行”考校郎从官的制度，亦在“宦皇帝之法”之范畴。

(10)“诸吏”问题，可参看严耕望：《秦汉郎吏制度考》，《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3本，收入《严耕望史学论文选集》，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1年版。

(11)《续汉书·礼仪志中》注引《汉官名秩》记春赐：“赐太尉、将军各六十匹，执金吾、诸校尉各三十匹，武官倍于文官。”

(12)《艺文类聚》卷四九《职官部·光禄大夫》注引《汉官解诂》，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年版，第888页。

(13)《艺文类聚》卷四六《职官二·博士》引《李郃别传》记李郃上书邓太后事：“博士着两梁冠，朝会随将、大夫例。时贱经学，博士乃在市长下。”第831页。“博士乃在市长下”，不是正常情况。又《太平御览》卷二三六《博士》注引《汉旧仪》：“武帝初置博士，取学通行修、博识多艺，晓古文、《尔雅》能属文章者为之。朝贺，位次中都官。”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2册第1117页。“位次中都官”，似乎反映了当时博士在中央各色官吏之外另行成列，或另有其席。按，秦与汉初，博士被看成一种从民间礼聘而来的学者，与官吏有所区别，而且另服儒服（参看本书上编第五章第三节）。大概因朝廷崇儒，便又令其“朝会随将、大夫例”，改置于从官系统之中了。

(14)例如《汉书》卷十《成帝纪》：“公卿大夫、博士、议郎其各悉心，惟思变意，明以经对，无有所讳。”卷二五《郊祀志》王莽奏：“臣谨与太师孔光、长乐少府平晏、大司农左咸、中垒校尉刘歆、太中大夫朱阳、博士薛顺、议郎国由等六十七人议。”卷六八《霍光传》：“（霍光）遂召丞相、御史、将军、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会议未央宫。”同卷《金日磾传》：“（王）莽白太后，下四辅、公卿、大夫、博士、议郎。”卷七三《韦贤传》：“其与将军、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大夫、博士、议郎议。”

(15)《汉书》卷六七《梅福传》：“至元帝时，尊周子南君为周承休侯，位次诸侯王。使诸大夫、博士求殷后。”

(16)《汉书》卷九《元帝纪》建昭四年（前35年）四月：“临遣谏大夫博士赏等二十一人循行天下，存问耆老鳏寡孤独乏困失职之人，举茂材特立之士。”《汉书》卷十《成帝纪》河平四年（前26年）三月诏：“遣光禄大夫博士嘉等十一人行举濒河之郡水所毁伤困乏不能自存者，财振贷。”阳朔二年（前23年）五月诏：“秋，关东大水，流民欲入函谷、天井、壶口、五阮关者，勿苛留。遣谏大夫博士分行视。”

(17)葛志毅、张惟明：《汉代的博士与议郎》、《汉代博士奉使制度》，收入《先秦两汉的制度与文化》，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18)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270页。

(19)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8页。又刘蔚华、苗润田把稷下学士的“上大夫”、“列大夫”视为“称号”，见其《稷下学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8页。白奚云其“爵位与大夫并列，这标示他们的政治地位和政治待遇，但毕竟又不同于有具体官职的大夫”，见其《稷下学研究：中国古代的思想自由与百家争鸣》，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56页。于孔宝云其“享受上大夫或大夫的政治地位和政治待遇，并领取相当于上大夫的俸禄”，见其《稷下学宫与百家争鸣》，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24页。

(20)《战国策·齐策四》记田骈“设为不宦”，《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淳于髡“终身不仕”。二人均为稷下学士。

(21)《汉书》卷八八《儒林申公传》：“其学官弟子行虽不备，而至于大夫、郎、掌故以百数。”

(22)《汉书》卷八八《儒林传序》。

(23)王勇华：《秦汉御史大夫的职能》，《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

(24)祝总斌：《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6页。

(25)参看安作璋：《秦汉官制史稿》，下册第467页。

(26)陈直先生说：“郎中虽无定员而有印章”，“其他如中郎、议郎、侍郎等，同为无定员，亦可能有印。”《汉书新证》，天津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89页。其说不确。

(27)《秦封泥集》，三秦出版社2000年版，第35页列表及第115、222、223页图版。又汉代“齐中谒者”封泥（《齐鲁封泥集存》、《再续封泥考略》）、“中宫谒者”封泥（《封泥考略》），及《二年律令·秩律》中六百石的“中谒者”、“长秋中谒者”，“长信谒者”，其实都应是谒者的长官或谒者官署之印。

(28)周晓陆、路东之编著：《秦封泥集》，第115页图版。此印倒可能真是郎中之印，因为他承担了“左田”事宜，“左田”被推测为公田。刘瑞先生推测“郎中左田”是郎中令下的田猎之官，见其《“左田”新释》，收入西北大学周秦汉唐研究中心编：《周秦汉唐研究》第1辑，三秦出版社1998年版。若然，“田猎”也是职事。按秦印中还能看到南田、都田等官称，如“小厩南田”（《尊古斋印存》）、“都田之印”（《齐鲁封泥集存》），那些以“田”名官者应综合考虑，可能都是管田的。无论如何，郎中有职掌才有印。

(29)《后汉书》卷二十《铫期传》注引《汉官仪》：“东西曹掾比四百石，余掾比三百石。”

(30)廖伯源：《汉初县吏之秩阶及其任命——张家山汉简研究之一》，《社会科学战线》2003年第3期。

(31)黄留珠：《秦仕进制度考述》，收入《秦汉历史文化论稿》，三秦出版社2002年版，第17页。

(32)注释者的译文是：“任用吏或尉，在已正式任命以后，才能令他行使职权和派往就任；如有不应任用而敢先行使职权，以及私相谋划而派往就任的，依法论处。”

(33)裘锡圭：《啬夫初探》，《云梦秦简研究》，中华书局1981年版。

(34)松皋圆认为“兵士”与“军吏”4字应该互易，是。陈奇猷也赞成松皋圆的看法：“上下文皆为上约下，不得此句独为下约其上可证。”参看陈奇猷：《韩非子集释》，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026页。

(35)“令”本或作“吏”。卢文弨云：“令，张本作吏，非。”引自王先慎：《韩非子集解》，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437页。其说是。

(36)《韩非子》校注组：《韩非子校注》1982年版，第652页。

(37)陈启天先生云：“辟吏，主官自行委任之属员；辟，辟除。”见其《增订韩非子校释》，台湾商务印书馆1969年版，第168页。又张富祥先生云：“辟吏：征辟之吏，即属吏。”见其《韩非子解读》，泰山出版社2003年版，第687页。

(38)邹水杰：《简牍所见秦汉县属吏设置及演变》，《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3期。

(39)连云港市博物馆等编：《尹湾汉墓简牍》，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00页。

(40)周长山：《汉代地方政治史论——对郡县制度若干问题的考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27页以下。

(41)《汉书》卷五八《公孙弘传》：“于是起客馆，开东阁以延贤人，与参谋议。弘身食一肉，脱粟饭，故人宾客仰衣食，奉禄皆以给之，家无所余。”同书卷六四上《严助传》：“公孙弘起徒步，数年至丞相。开东阁，延贤人，与谋议。”“东阁”就是公孙弘安置宾客之处，传说它包括“钦贤馆”、“翘材馆”和“接士馆”三馆。《西京杂记》卷四：“平津侯自以布衣为宰相，乃开东阁，营客馆，以招天下之士。其一曰钦贤馆，以待大贤。次曰翘材馆，以待大才。次曰接士馆，以待国士。其有德任毗赞、佐理阴阳者，处钦贤之馆；其有才堪九列、将军、二千石者，居翘材之馆；其有一介之善、一方之艺，居接士之馆。而躬自菲薄，所得俸禄以奉待之。”（历代小史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同。又，多种版本中“九列”作“九烈”，误；又有多种标点本以“九烈将军二千石”作一读，亦误。）三馆之说虽未可尽信，但“俸禄以奉待之”，与《汉书》“故人宾客仰衣食，奉禄皆以给之”是一致的。据《盐铁论·救匮》：“而葛绎、彭侯之等，隳坏其绪，纰乱其纪，毁其客馆、议堂以为马厩妇舍。”这个客馆中还有议堂，后来都被政敌毀掉。

(42)《汉官六种》，第36、39页。

(43)《汉书》卷五《景帝纪》中元六年（前144年）诏：“令长吏二千石车朱两轓，千石至六百石朱左轓。”这里没说丞相车轓，但丞相车轓应定于此时。《续汉书·舆服志上》云公、列侯黑轓，卿朱两轓。“轓”即“车耳”，车轮上方的挡泥板。参看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第93页。

(44)安作璋、熊铁基：《秦汉官制史稿》，上册第38页。

(45)《论衡·量知》，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92页。

(46)东汉故吏现象，可参看张鹤泉：《东汉故吏问题试探》，《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5年第5期。高凯：《略论两汉时期“门生故吏”制的形成》，收入中国秦汉史学会编：《秦汉史论丛》（第六辑），江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47)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长官丧服》，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70页。

(48)祝总斌：《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第182页。

(49)《汉书》卷八一《匡衡传》。

(50)《汉书》卷八三《朱博传》。

(51)《汉官六种》，第38、69页。

(52)黎虎：《汉唐时期的“军吏”》，《阴山学刊》2006年第6期。

(53)蔡邕：《独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影四库全书，第4-5页。又查四部丛刊三编本、汉魏丛书本、左氏百川学海本、古今逸史本《独断》卷上等，皆同于四库本，作“亦为朝臣”。

(54)卢文弨辑抱经堂丛书《独断》卷上，于“衣皂而朝”句中的“皂”字下注云“帛讹”，于“不为朝臣”句中的“不”字下注云“亦讹”，北京直隶书局1923年版。按“皂”字不误，因为公卿、侍中、尚书确实是穿皂服的，而“帛”为白色。段玉裁云：“《纟部》曰：‘缯，帛也。’《聘礼》、《大宗伯》注皆云：‘帛，今之璧色缯也。’”见其《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363页。张舜徽先生云：“帛之言白也。谓其色洁白也。缯以白者为本色，因谓之帛耳。璧本白色，故汉人取之以喻缯之洁白。帛乃素缯之专名，引申为凡缯之通名，故缯、帛互训。”见其《说文解字约注》卷十四，中州书画社1983年版，中册第74页。汉人不以白色为官服之色，卢文弨误，“衣皂而朝”不误。

(55)汪桂海：《汉代官文书制度》，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93页。汪文没有辨析《独断》的异文。

(56)但《独断》所谓“朝臣曰‘稽首顿首’，非朝臣曰‘稽首再拜’”一点，还无法得到其他史料的印证。东汉蔡邕的《被收时上书自陈》起首即云：“议郎粪土臣邕顿首再拜上书皇帝陛下。”见严可均辑《全后汉文》卷七二，《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866页上栏。议郎在大夫以下，当然不是朝臣。但东汉建宁四年尚书上书：“尚书令臣嚣、仆射臣鼎、尚书臣旭、臣乘、臣滂、臣谟、臣诣稽首言：……臣嚣、臣鼎、臣旭、臣乘、臣滂、臣谟、臣诣愚闇不达大义，诚惶诚恐，顿首死罪，稽首再拜以闻。”照《独断》之说，尚书省官员在“朝臣”之列，但我们看到他们也使用“稽首再拜”。见《续汉书·礼仪志中》注引蔡质《立宋皇后仪》。检索《全后汉文》中“稽首”、“顿首”、“再拜”的各种用法，没有看出蔡邕所说的那种区别。也许那只是一时之制。

(57)谢桂华、李均明、朱国照编：《居延汉简释文合校》，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上册第94页，简号53·20。

(58)陈直：《汉书新证》，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1页。

(59)谢桂华、李均明、朱国照编：《居延汉简释文合校》，上册第429页，简号259·2。

(60)陈梦家：《汉简所见奉例》，《文物》1963年第5期。

(61)朱国照先生认为，西汉前期军制应另行依据《通典》卷一四八《兵一》：“二队为官（百人，立长），二官为曲（二百人，立候），二曲为部（四百人，立司马），二部为校（八百人，立尉），二校为裨（千六百人，立将军），二裨为军（三千二百人，有将军、副将军也）。”朱先生认为此制与上孙家寨汉简相近。见其《上孙家寨木简初探》，《文物》1981年第2期。但大庭修也指出：“这里所见到的校尉、候、司马等军官，从战国时代起就已经存在了。”见其《秦汉法制史研究》，第382页。又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陵出土印章及封泥中，有司马、营司马、候、骑千人等，中司空、营司空等等军职。参看韦正等：《江苏徐州狮子山西汉墓的发掘与收获》，《考古》1998年第8期；宋治民：《狮子山西汉楚王陵的两个问题》，《考古与文物》2000年第1期。

(62)王先谦指出：“《续志》后汉自司隶校尉至各校尉，皆比二千石。”以此暗示此处的“二千石”可能有问题。《汉书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05页下栏。施之勉先生的《汉书集释》（三民书局2003年版，第3册第1246页以下），反而于此无说。

(63)日人大庭脩指出“上述诸校尉的秩从西汉时期起就可能是比二千石”，其说甚是。不过他是从字形讹误上论证的，先指《百官表》郡丞“秩皆六百石”的“皆”字应是“比”字，进而判断“司隶至虎贲校尉，秩皆二千石”的“皆”字也是“比”字。见其《秦汉法制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85页。

(64)按，西汉司隶校尉还可能一度秩比六百石。《汉书》卷七七《盖宽饶传》：“家贫，奉钱月数千，半以给吏民为耳目言事者。身为司隶，子常步行自戍北边。”事在汉宣帝。王鸣盛谓：“宽饶为司隶校尉，奉钱月数千，司隶校尉秩二千石，而云月数千，则又与《贡禹传》所言不同，存疑备考。”《十七史商榷》，台湾大化书局1984年版，第293页。陈梦家先生云：“而《百官表》司隶校尉秩二千石，奉当为万二千，是升司隶校尉为二千石当在宣帝以后。”见其《汉简所见奉例》，《文物》1963年第5期。这推测是有道理的。《汉书》卷二《惠帝纪》惠帝诏：“今吏六百石以上父母妻子与同居，及故吏尝佩将军都尉印将兵及佩二千石官印者，家唯给军赋，他无有所与。”按此诏推测，吏六百石及故吏二千石以下，其家除军赋之外，是要承担戍边之徭的。盖宽饶所任司隶校尉，可能秩比六百石，所以其子要承担徭戍。西汉比八百石的谏大夫月俸9200钱，比六百石、六百石月俸约3000—6000钱，说司隶校尉秩比六百石，也符合盖宽饶“奉钱月数千”的情况。刘文瑞先生根据盖宽饶由比千石的太中大夫迁司隶校尉一点，判断其时司隶校尉千石。见其《西汉官俸杂考》，收入《陈直先生纪念文集》，西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03页。但这与其子徭戍不合，与其俸额不合。汉代官僚能上能下，秩级可高可低（参拙作《品位与职位——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第4章），所以从仕历判断秩级不一定可靠。朱绍侯先生说西汉司隶校尉比二千石，汉哀帝绥和二年变成二千石，但未能提供可信证据。见其《西汉司隶校尉职务及地位的变化》，《史学月刊》1994年第4期。许树安先生径断司隶校尉二千石，也嫌粗略。见其《汉代司隶校尉考》，收入《揖芬集——张政烺先生九十华诞纪念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65)朱绍侯先生认为司隶校尉来自绣衣直指使者，见其《浅议司隶校尉设置之谜》，收入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编：《秦汉史研究》第6辑，江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78页。司隶校尉称“奉使”。见《汉书》卷八四《翟方进传》。从汉武帝征和四年（前89年）设官到元帝初元四年（前45年）“去节”，司隶校尉一直是“持节”之官。参看廖伯源：《使者与官制演变——秦汉皇帝使者考论》，台湾文津出版社2006年版，第276页以下。“持节”的意义，参看大庭修：《秦汉法制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52页以下。

(66)西汉王国内史，在汉成帝绥和元年（前8年）废罢，事见《汉表》。安作璋、熊铁基先生因云：“成帝时罢内史官，以后不见复置。”《秦汉官制史稿》，下册第252页。吴树平先生看到《东观书》上文有内史，推测“可能东汉初年一度恢复，亦未可知。”《东观汉记校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51页。然东汉有内史，不止于东汉初年。邓太后曾为清河王国特置内史，事见《后汉书》卷五五《章帝八王传》。《续汉书·百官志五》叙王国官不及内史，但刘昭注云：“《东观书》曰：其绍封削绌者，中尉、内史官属亦以率减。”又《续汉书·礼仪志下》记诸侯王薨，“诸侯王傅、相、中尉、内史典丧事，大鸿胪奏谥”。可见东汉仍有内史，但系特置。

(67)吴树平：《东观汉记校注》，第150-151页。

(68)对秦楚之际形形色色的将、校、尉，可参陈直：《汉书新证》，第147-148页，《附录二·秦楚之际官名》。

(69)《汉书·百官公卿表》：“郡尉，秦官，掌佐守典武职甲卒。”

(70)《汉书》卷十九上《百官公卿表》：王国“内史治国民，中尉掌武职，丞相统众官”；同书卷四四《淮南王刘长传》薄昭与淮南厉王书：“今诸侯子为吏者，御史主；为军吏者，中尉主。”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陵曾发现了7枚“中尉”封泥，是为中尉的职权凭证。见韦正等：《江苏徐州狮子山西汉墓的发掘与收获》，《考古》1998年第8期。

(71)《汉书》卷十九上《百官公卿表上》谓“主爵中尉，秦官，掌列侯”，“掌列侯”似应包括各级军爵。

(72)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上册第161页。

(73)《汉书》卷三五《吴王刘濞传》。

(74)武威磨咀子18号汉墓出土的“王杖十简”：“制诏御史曰：年七十受王杖者，比六百石。”参看《武威磨咀子汉墓出土王杖十简释文》，《考古》1960年第9期。从尹湾汉简看，似不是所有七十以上老人都能受杖。参看李均明：《读〈尹湾汉墓简牍〉杂记》，《简牍研究二○○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上册第393页以下。

(75)《尹湾汉墓简牍》，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77页。当时东海郡有“县邑侯国卅八”，是一县一三老；“乡百七十”，是一乡一三老。

(76)卫宏《汉旧仪》，《汉官六种》，第44、76页。“美人”原作“贵人”，误。

(77)《汉书》卷九七《外戚传》。

(78)何德章：《中国俸禄制度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6页。

(79)李解民：《〈东海郡下辖长吏名籍〉研究》，收入《尹湾汉墓简牍综论》，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1页。

(80)参看安作璋、熊铁基：《秦汉官制史稿》，下册第362-363页。

(81)地方令长丞尉，常有以“守”居者。参看杨鸿年：《汉魏制度丛考》，第362页“守令、守长”条，第377页“县丞尉有真有守”条。里耶秦简中能看到不少“守丞”，参看《湖南龙山里耶战国——秦代古城一号井发掘简报》，《文物》2003年第1期；《湘西里耶秦代简牍选释》，《中国历史文物》2003年第1期。汉初《二年律令·具律》中有真令、真长、真丞，又有守令、守长、守丞，有对各种守丞职权的具体规定。《张家山汉墓竹简》，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第91页第102-106简，第148页释文。大庭脩认为，“守”是以卑官之秩守高官。《秦汉法制史研究》，第434页。

(82)陶天翼先生有《前汉的试守制度（公元前206年至公元8年）》，收入《劳贞一先生八秩荣庆论文集》，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高敏先生对“假守、假官”的讨论，见其《从云梦秦简看秦的若干制度》，收入《云梦秦简初探》（增订本），河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3页以下。二文对两种“守”的区别不算清晰。

(83)《后汉书》卷二四《马援列传》注引《前书音义》。有时皇帝会让试守期的官员食全俸，作为一种优待。《汉书·平帝纪》元始元年（公元1年）诏：“吏在位二百石以上，一切满秩如真。”注引如淳曰：“诸官初除，皆试守一岁乃为真，食全俸。”

(84)《续汉书·百官志三》注引蔡质《汉仪》。按，《初学记》卷十一引《汉官》，作“初入台称郎中，满岁称侍郎”，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69页；又《北堂书钞》卷六○引《汉官仪》，作“初上称郎中，满岁称侍郎”，又云“满岁为侍郎，五岁迁太尉”，学苑出版社1998年版。二书所引皆误，都不可为据。《太平御览》卷二一五引《汉官仪》，亦作“三年称侍郎”，第1026页上栏。是。

(85)《续汉书·百官志二》。按“其灌谒者比三百石”原作“其灌谒者郎中比三百石”。然而“灌谒者”本身已成完整官名，“郎中”二字疑为夹注，而且原文应是“郎中补”三字，后来“补”字脱落，“郎中”二字便被误入正文了。证以《汉旧仪》：“谒者缺，选郎中美须眉、大音者以补之。”《汉官六种》，第90页。

(86)《后汉书》卷八一《独行雷义传》注引。

(87)《后汉书》卷四《和帝纪》永元元年（89年）：“初令郎官诏除者得占丞尉，以比秩为真。”注引《汉官仪》：“羽林郎出补三百石丞尉，自占。丞尉，小县三百石，其次四百石。比秩为真，皆所以优之。”“皆所以优之”是说那对羽林郎已算优待了。

(88)陈勇：《尹湾汉墓简牍与西汉地方官吏任迁》，收入《尹湾汉墓简牍综论》，第81-82页。

(89)周国林：《汉史杂考》，《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一、真二千石与诸二千石差次”。后同。

(90)刘文瑞：《西汉官俸杂考》，收入《陈直先生纪念文集》，第2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