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秩之外，还存在着由“比若干石”构成的“比秩”，这是汉代官阶的基本结构特点。一正一“比”，分外显眼。秦汉官制被人推敲了两千年，几乎没什么细节没被研究过了；但“比秩”是例外之一，几乎无人问津。《秩律》之中无“比秩”，而“宦皇帝”诸官曾列在“比秩”，我们把两个现象综合分析，问题就浮现出来了。我们得到了一个机会，可以顺藤摸瓜，全面发掘“比秩”的真相，及其在帝国等级管理上的特殊意义了。

这“顺藤摸瓜”的工作至少要包括两部分。第一步是把“瓜”挖出来。除“宦皇帝者”外，还有更多的“瓜”，即，还能看到更多官职列在“比秩”。那些“瓜”都是什么样子？显有必要一一考察。第二步，就是在此基础之上，对“瓜”的形态和特点进行综合分析了。

前一章第二节中，引证了《续汉书·舆服志下》注引《东观书》所载建武元年秩级，那些内容我们认为出自建武《禄秩令》。其末段云：“而有秩者侍中、中常侍、光禄大夫秩皆二千石，太中大夫秩皆比二千石，尚书、谏议大夫、侍御史、博士皆六百石，议郎、中谒者秩皆比六百石，小黄门、黄门、侍郎、中黄门秩皆比四百石，郎中秩皆比三百石，太子舍人秩二百石。”这段文字中所记官职，我们认为大抵都有最初无秩、后来才变成“比秩”的嫌疑，尽管有些在建武时又变成正秩了。通过检索还能进一步看到，除“宦皇帝者”外，汉代的“比秩”官职有期林、羽林诸官，博士与掌故、御史、掾属、国官、军吏，等等。总的说来，“比秩”诸官面貌各异，职能、职类各自不同，秩级往往因时而异；史料中它们的秩级记载，也常常有牴牾含糊之处，有本来是“比秩”但却省去了“比”字的简化记法。还有这种情况：某官最初无秩，其后是“比秩”，再后又变成正秩了；以及这种情况：曾是正秩，但后来被置于“比秩”。我们只能尽力而为，将之梳理得尽量清楚一些。

下面，就对期门羽林郎、博士掌故、御史、中央官署中的掾属及国官的“比秩”情况进行考察，再用第六章通盘分析之。关于军吏的“比秩”问题，为行文方便，置于第六章第三节，本章不论。

一　期门郎、羽林郎

期门和羽林，是皇帝的两支禁军。期门军中有期门郎，羽林军中有羽林郎。《汉书·百官公卿表》：“期门掌执兵送从，武帝建元三年（前138年）初置，比郎，无员，多至千人。……平帝元始元年（公元1年）更名虎贲郎。……羽林掌送从，次期门，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初置，名曰建章营骑，后更名羽林骑。”期门郎“比郎”，而羽林郎“次期门”，那么二者都跟郎官相去不远。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两支禁军是从郎官衍生出来的。从事宿卫的郎官，本来也是一支武力，曾组成为一支专门的“郎中骑”。刘邦麾下的郎中骑战斗力极强，是汉军主力(1)。刘项相争而项氏惨败，获得了项羽尸首的人有五：“王翳取其头”，“郎中骑杨喜，骑司马吕马童，郎中吕胜、杨武各得其一体”(2)。五人中一位是郎中骑，两位是郎中，占了五分之三。可见郎官的战力不容小觑，抢尸首胜人一筹。入汉以来“郎选益杂”，郎官来源多样化了，来自士人者与日俱增；其“禁军”的性质开始淡化，“文官预备役”的色彩浓厚起来。这也是需要另创期门、羽林的原因之一，王朝以此来维持一支既有士官身份、又具有武装性质的“郎”军的继续存在(3)。

期门郎后来改称虎贲郎。《续汉书·百官志二》：“虎贲中郎比六百石，虎贲侍郎比四百石，虎贲郎中比三百石，节从虎贲比二百石”；“羽林郎，比三百石。”可见虎贲郎、羽林郎跟郎官一样，都是“比秩”。而且东汉虎贲郎，有比六百石、比四百石、比三百石、比二百石4等，那么在等级结构上，虎贲诸郎也与三署诸郎同构。

东汉的虎贲郎、羽林郎仍保持了强烈的“武”性质，承担宿卫、逮捕、出征等事。对已不胜军事的虎贲郎、羽林郎，朝廷有时只发半俸，不发服装(4)。同时三署郎却已“文”起来了，成了文职官员的主要来源，其资位也高于虎贲郎、羽林郎，尽管两类郎官秩级相同。这一点还可以从赏赐制度看出来。东汉腊赐制度：“郎官、兰台令史三千；中黄门、羽林、虎贲士二人共三千。”(5)三署郎官每人赏三千钱，羽林郎、虎贲郎每人只赏一千五，差一半。“二人共三千”的表述也很奇怪，为什么不直说“人一千五百”呢？好像故意让俩人分钱、或一起花钱似的。猜想那也许跟羽林、虎贲的编制方式有关。

但虎贲郎、羽林郎还不只是单纯的禁军士官而已，在东汉，他们似乎也有选举资格。东汉的虎贲郎、羽林郎是可以买卖的：

1.汉安帝永初三年（109年）：三公以国用不足，奏令吏人入钱谷，得为关内侯、虎贲羽林郎、五大夫、官府吏、缇骑、营士各有差。（《后汉书》卷五《安帝纪》）

2.汉桓帝延熹四年（161年）：减公卿以下奉，貣王侯半租。占卖关内侯、虎贲、羽林、缇骑营士、五大夫钱各有差。（《后汉书》卷七《桓帝纪》）

3.汉灵帝光和元年（178年）：初开西邸卖官，自关内侯、虎贲、羽林，入钱各有差。（《后汉书》卷八《灵帝纪》）

那么，从汉安帝、汉桓帝卖官，直到汉灵帝著名的西园卖官，虎贲郎、羽林郎都在商品目录之中，有卖有买。而且，虎贲郎、羽林郎还被列在五大夫前面，似其售价比五大夫更贵一些。人们花钱买虎贲郎、羽林郎，消费目的是什么呢？首先可能是为了它们的优厚待遇，但更可能的，是为了由此获得选举资格。请看：

1.羽林郎出补三百石丞、尉，自占。丞、尉小县三百石，其次四百石，比秩为真，皆所以优之。（《后汉书》卷四《和帝纪》注引《汉官仪》）

2.期门骑者，陇西工射猎人及能用五兵材力三百人，行出会期门下，从射猎，无员，秩比郎从官，名曰期门骑。……王莽更名虎贲郎。迁补吏署。（卫宏：《汉旧仪》卷上，《汉官六种》，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34页）

由第1条知，羽林郎有补任县丞、县尉的资格。“比秩为真”，即依其比三百石、比四百石之秩级，分别真除为三百石丞、尉和四百石丞、尉，但不给正秩。由第2条知，期门郎或虎贲郎同样“迁补吏署”。正因为虎贲郎、羽林郎都有升迁资格，所以很有市场前景，想当官的肯买。三署郎不卖而虎贲郎、羽林郎卖，则可能是因为前者大多来自孝廉，资望高而升迁优，朝廷一时不想败坏了三署郎选，就先从对干部整体素质影响较小的虎贲郎、羽林郎卖起。

期门郎、羽林郎与郎官同属于光禄勋，光禄勋就是汉初的郎中令。这个系统，“宦皇帝者”构成了其基本阵容。就连其中的各种长官，也有很多被安排在“比秩”之上。据《汉书·百官公卿表》：五官中郎将、左中郎将、右中郎将三将，秩比二千石；郎中车将、郎中户将、郎中骑将，秩比千石；谒者仆射，比千石；期门仆射，比千石；虎贲中郎将、羽林监，秩比二千石。又据《续汉书·百官志二》：东汉五官中郎将、左中郎将、右中郎将、虎贲中郎将、羽林中郎将，皆比二千石。属于这一系统的军职还有奉车都尉、驸马都尉和骑都尉，它们也都是比二千石。他们之为“比秩”的原因，应与“宦皇帝者”系统的地位一并考虑。光禄勋系统——原先的“宦皇帝者”系统——之中，堆积着大量“比秩”官职，相当显眼。

总之我们认为，期门郎、羽林郎或虎贲郎、羽林郎之所以被安排在“比秩”，是从郎官制度中衍生出来的，他们也属“从官”，可与三署郎同样看待。

二　文学之官：博士与掌故

第二类要讨论的“比秩”官职，是博士和掌故。

《续汉书·百官志二》：“博士祭酒一人，六百石。本仆射，中兴转为祭酒。博士十四人，比六百石。本注曰：……本四百石，宣帝增秩。”汉宣帝黄龙元年（前49年）把五经博士增为12人，“增秩”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我以为博士“本四百石”乃是笼统而言的。史书记秩级，对“比若干石”经常省略“比”字，其到底是正秩还是“比秩”，往往要进一步辨析。参照后来博士祭酒六百石、博士比六百石的情况，推测汉宣帝以前，应是博士仆射四百石、博士比四百石。即，汉宣帝以前的博士，也属“比秩”。

秦朝已有博士之官了，叔孙通就是秦博士。后来叔孙通又当了汉博士，而且号曰“稷嗣君”。“稷嗣君”之号，是标榜继承战国稷下学宫的，而稷下列大夫“不治而议论”，既无行政职事，当无秩级。秦与汉初有博士，《二年律令·秩律》中却看不到博士。凡此种种，都说明博士汉初无秩，后来的“四百石”之秩，应系“比秩”。

此外还有一个旁证，可以强化对博士曾为“比秩”的判断。这就是《续汉书·舆服志》注引《东观书》所载东汉建武《禄秩令》，其最后一段、即“而有秩者……”以下的一段中所列官职，我们认为，大抵都属曾经无秩、后来成为“比秩”的官职，再后又有被调至正秩的。而“博士”一官，恰好就列在建武《禄秩令》的这一部分，秩六百石。那么我们推测，博士最初无秩，随后比四百石，再后六百石。参看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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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从建武《禄秩令》看，东汉初博士似乎一度是正秩六百石。那么《续汉书·百官志三》“博士十四人，比六百石”的“比六百石”，应是建武之后的博士秩级。“博士十四人”即今文十四博士体制，王国维认为始于东汉之初(6)，也有人认为始于西汉成帝之时(7)。这问题无关宏旨，就不多纠缠了。

下面再来看掌故。博士、掌故都是文学之官，都为君主提供“通古今、备顾问”的服务。文学掌故有从博士弟子中任用的，也有因文学射策而任用的。掌故之官也不见于《秩律》，由此可以判断此官最初无秩。至于掌故在后来的秩级，据应劭的说法，“掌故，六百石吏，主故事”(8)。这说法肯定错了，掌故不可能是六百石。王先谦认为“六字衍”，亦未得其真(9)。“六”应作“比”，即作“掌故，比百石吏”。详下。

《汉书》卷八八《儒林传序》所载公孙弘《兴学奏》中，有让博士弟子补掌故的建议：

一岁皆辄课，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第可以为郎中，……以治礼掌故以文学礼义为官，迁留滞，请选择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艺以上补左右内史、大行卒史，比百石以下补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边郡一人。先用诵多者。不足，择掌故以补中二千石属，文学掌故补郡属。

上文所叙“掌故”，有比二百石和比百石两种，却无六百石者。由此可证“掌故，六百石吏”的说法必误。

但是，上文有“掌故”、“治礼掌故”和“文学掌故”三种提法，三者间的关系并不大清楚。《汉书》“以治礼掌故以文学礼义为官”一句(10)，《史记》作“治礼次治掌故，以文学礼义为官”，《集解》引徐广曰：“一云‘次治礼学掌故’。”《汉书》、《史记》和徐广三说有异，注家历来都认为其间必有讹误，须先澄清。

李慈铭云：“此段文字，晦窒难详。‘以治礼掌故以文学礼义为官迁留滞’十五字，尤不可解。”他一番考察的结果，是把治礼、掌故、文学视为三官，把原文复原为“臣以治礼、掌故、文学，以礼义为官，迁留滞”，“三官者，诸卿掾属之名”(11)。泷川龟太郎也深感《史记》“治礼以下十六字，文义晦窒”，并提出己见。对《史记》所言“治礼掌故”，他认为“治礼”是一种官，比如有位叫平当的，就做过大行治礼丞；“掌故”又是一种官，兒宽担任的掌故即是(12)。泷川这个见解，还是很敏锐的。这里帮他补充一些“治礼”的例子：萧望之做过“大行治礼丞”，公宾就做过“大行治礼”(13)。照他的意思，相关文字就应理解为“以治礼、掌故以文学礼义为官”。

李慈铭和泷川的意见各有所得，但也各有弱点。首先，从总体上审视公孙弘奏，它包括两个部分：第一，先对博士弟子的出路加以规划，让考试及格的补文学掌故，成绩高的补郎中；第二，再对掌故的出路加以规划，让他们补卒史，但补卒史后还剩下一些掌故没官做，那么再让他们补掾属；“迁留滞”是说对迁徙太慢、处于留滞状态的掌故，应为其打通仕途。

第二、“治礼掌故”应为一官，而非“治礼、掌故”两官。《急就篇》：“治礼掌故砥砺身，智能通达多见闻。”(14)但徐广所见本作“次治礼学掌故”，多了一个“学”字，我想那“学”字也不是凭空冒出来的，应予充分重视。那“学”应与“文学掌故”有瓜葛，我判断就是“文学”二字之残。若把“文学”二字补入《史记》“治礼次治掌故”一句，那话就将变成“治礼次、治文学掌故”，包括治礼次掌故、治文学掌故两种官了。《史记》那句话若作“以治礼次、治文学掌故以文学、礼义为官”，则两官正好一个“以文学为官”，一个“以礼义为官”。后来在传写中，“治礼次、治文学掌故”那句话残讹了。在徐广所见本中，“文”不见了，“治礼次”的“次”被抄到“治”之前，变成了“次治礼学掌故”。在另一种《史记》抄本中，则讹为“治礼次治掌故”，“次”字没错儿，但“文学”两字阙如，“治掌故”三字遂莫名其妙、无从索解。再到《汉书》，就只剩下了“治礼掌故”四字了。

第三、我们来看掌故的分等与秩级。从“请选择其秩比二百石以上……比百石以下”与“择掌故以补中二千石属，文学掌故补郡属”两句看来，掌故是分为两等的，一等秩比二百石，一等秩比百石。同时其所补官也有两种，一是卒史，一是属。下面把我的一己之见列为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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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说，我们认为治礼、掌故、文学都是一事。李慈铭将之分为三官，以及泷川把治礼、掌故分为二官，皆非。文学掌故是比百石，所以博士弟子首先要“补文学掌故缺”，从秩级低的“补”起。《史记》卷一二一《儒林列传》：“学官弟子行虽不备，而至于大夫、郎中、掌故以百数。”那“掌故”就是文学掌故。

第四、再从“择掌故以补中二千石属，文学掌故补郡属”一句看，比百石的“文学掌故”之上是“掌故”，其秩应为比二百石，我们推测就是“治礼次掌故”。为什么只称“掌故”，不冠类别呢？我想，是因为比二百石掌故大多数分布在中二千石官署中，又往往以官署为名。如前面谈到的大行治礼掌故。太常之下有“太常掌故”，晁错、匡衡曾为其官(15)。太史令下有太史掌故，房凤曾为其官(16)。在“以治礼次、治文学掌故以文学礼义为官”那句话中，为了与前文“文学、礼仪”二词呼应，所以特揭治礼次掌故、治文学掌故，就是说出自修辞需要。但在具体规划其升迁时，不便对各种比二百石掌故一一罗列，奏文为求行文简捷，就只说“择掌故以补中二千石属”了。中二千石属的秩级，是二百石及比二百石；能补中二千石属的掌故，只能是比二百石掌故，不会是比百石掌故。这一点当时的君臣都知道，不会弄错的。西汉掾属任用，遵循“皆从同秩补”的原则（详见下节）。以比二百石的治礼掌故补二百石属，也算符合“从同秩补”的原则；若补比二百石属，从秩级上看虽是平迁，但已从文学职类转入行政职类，升迁的可能性大得多了。

反过来再看李慈铭的意见。李慈铭把文学视为一官、掌故视为一官，所以“择掌故以补中二千石属，文学掌故补郡属”这句话，在他看来是“择掌故以补中二千石属，文学、掌故补郡属”。可前半句已说了掌故，后半句又说掌故，不怎么合理吧。即便照他的意思，原文也应作“择掌故以补中二千石属、郡属，文学补郡属”才对。

又，汉廷另有一种官叫“文学卒史”，它不应与“文学掌故”混为一谈。掌故在比秩，卒史在正秩。有位叫兒宽的：“以郡国选诣博士，受业孔安国。……以射策为掌故，功次补廷尉文学卒史。”(17)兒宽的经历恰好合乎“掌故补卒史”制度，而且反映了“文学卒史”与“文学掌故”是两种官。不光廷尉有文学卒史，郡国也有。如西汉匡衡“射策甲科，以不应令除为太常掌故，调补平原文学。”(18)这“平原文学”，就是平原郡的文学卒史。还有，东汉诸卿的官署中也设有“文学”一官，如卫尉有“文学三人百石”，太仆有“文学八人百石”，廷尉有“文学十六人百石”，大鸿胪有“文学六人百石”，等等(19)。这些“文学”，都相当于西汉的文学卒史。就此而言，公孙弘奏中“文学掌故”，也不可以按李慈铭的看法点断为二的，因为单言“文学”，文学掌故就跟文学卒史分不开了。读者不信可以试试：若把公孙弘奏文中的“文学”单看成一官、理解为“文学卒史”的话，整个升迁安排就一塌糊涂了。而依本书之解，则次序井然。汉廷考试制度，有“丙科补文学掌故”规定(20)，也说明“文学掌故”是一种官，不是“文学”与“掌故”两种官。

综合以上分析，《史》《汉》原文文意应当如下：

以治礼次、治文学掌故以文学礼义为官，迁留滞，

请选择其比二百石以上（礼次掌故）及吏百石通一艺者，补左右内史、大行二百石卒史；

比百石以下（文学掌故），补郡太守百石卒史；

（若官缺）不足，择（比二百石礼次）掌故以补中二千石（之二百石或比二百石）属，

（比百石以下）文学掌故补百石郡属。

总之，西汉前期的掌故有两等，一种秩比百石，一种秩比二百石，都是比秩。两种掌故都低于比三百石的郎官，所以东方朔有言：“曾不得掌故，安敢望常侍郎乎！”(21)

三　御史之比秩

《东观书》所载东汉建武元年《禄秩令》，其最后一段，即“而有秩者……”以下一段，其中所列官职大抵都曾无秩、后来成为“比秩”；而这些官职中有“侍御史”，秩六百石，由此我们推断，这六百石的侍御史，曾经无秩而后为“比秩”。

《二年律令》为了解西汉初期的御史秩级，提供了清晰的线索。请看：

1.御史比六百石，相（下残）。（《赐律》，第31页第296简，第174页释文）

2.御史、丞相、相国长史，秩各千石。（《秩律》，第43页第441简，第192页释文）

由第1条《赐律》所见，在行赏的时候“御史比六百石”。这就是《二年律令》时代，六百石左右的御史没有秩级的强证。

然而再看第2条《秩律》，似乎是说“御史……秩千石”，这与第1条是否矛盾呢？有的学者认为它们是矛盾的：《赐律》既云“御史比六百石”，则御史不就可能是千石了；学者进一步猜测，《秩律》“御史、丞相、相国长史，秩各千石”一句中，“丞相”的“丞”字可能脱落了一个重文符号，“丞”应有两个，“御史”应作“御史丞”(22)。

不过我认为，两条材料并不矛盾，第2条的“丞”字也没脱落什么重文符号。比六百石的御史其实是“御史少史”，而千石者是御史长史。“御史、丞相、相国长史，秩各千石”中的“御史”二字，指御史大夫或御史寺，它跟“丞相、相国”，共同构成后面“长史”二字的定语，即应理解为“御史长史、丞相长史、相国长史，秩各千石”。

能够找到材料证明这一点。西汉确实有过千石的御史长史。首先，据《汉书·百官公卿表》，西汉哀帝元寿二年（前1年）时，千石的御史中丞一度改名“御史长史”，那么千石御史长史的存在，确有其事。

其次在景帝、武帝之时，御史寺中确实设有“少史”之官，其秩比六百石。请看《汉旧仪》卷上：

御史少史行事如御史。少史有所为，即少史属得守御史（指御史少史），行事如少史。少史秩比六百石。御史少史物故，以功次征丞相史守御史少史。（《汉官六种》，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40、72页）

上文至少涉及了御史机构中的3种吏员：御史，御史少史，御属。相对于“少史”，“如御史”的“御史”就是“长史”吧。而“少史秩比六百石”一句，与《二年律令·赐律》的“御史比六百石”一句，可谓合若符契。《赐律》中那个比六百石御史，就是《汉旧仪》里比六百石的御史少史。由此可以论定，西汉前期的御史少史，秩比六百石。那么《秩律》时代有两种御史：一种有秩级，千石，是作为“众史之长”的长史；另一种无秩级，但赏赐时比六百石，那就是御史少史。御史少史后来的秩级，就是“比六百石”。

于是我们推测，御史长史有秩，千石；而六百石左右的御史最初无秩，后来秩比六百石，再后又变成了正秩六百石。其秩级的变化，反映了御史之官最初是被看成君主私属的，身份近乎侍从，后来才逐渐“公职化”了。

与侍御史相近的还有尚书。在《东观书》所载建武《禄秩令》中，尚书也在“而有秩者……”那一段中，六百石。而《二年律令·秩律》中，又恰好没有尚书一官。《汉书·百官公卿表》也没记尚书秩级。《续汉书·百官志三》：“尚书六人，六百石。”与建武《禄秩令》一致。按，尚书本是秦官，属少府，最初只是宫中为君王传发书奏的小吏，有“刀笔”之责(23)。若以阉宦任其事则称“中书”，可见尚书与“宦者”比较接近，所以赵翼说“尚书与中书职事多相连”(24)。我们推测，尚书本来也无秩级，是在尚书发展为机要秘书机构之后，此官才逐渐获得了秩级的；那么在某个时候，尚书之官可能也是“比秩”。

四　中央官署掾属的“比秩”问题

掾属普置于各种官署。丞相、将军和诸卿的官署有掾属，地方郡府、县府也有掾属。这些掾属承担着各种行政事务，没他们的工作，长官就成了光杆司令了。掾属既然承担行政事务，其身份就应是“吏”了；然而我们又看到，即便不是全体，至少在某些时间中，某一部分官府掾属，是“比秩”。

先把视线投向丞相府和三公府。东汉的公府组织：

1.（太尉）长史一人，千石。掾史、属二十四人。本注曰：《汉旧注》东西曹掾比四百石，余掾比三百石，属比二百石。（《续汉书·百官志一》太尉条）

2.东西曹掾比四百石，余掾比三百石。（《后汉书》卷二十《铫期传》注引《汉官仪》）

3.三公东西曹掾四百石，余掾比二百石。（《后汉书》卷三七《桓荣传》注引《续汉书》）

4.太尉、司徒、司空长史，秩比千石，号为毗佐三台，助和鼎味。（《太平御览》卷二○九《职官部·三公府掾属》引应劭《汉官仪》。）

综合4条材料，东汉三公府的长史千石，掾属则有比四百石、比三百石和比二百石3等。但在第3条材料中，东西曹掾是四百石，而非比四百石。这有两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此文省略或误夺“比”字。记述秩级时省略“比”字的情况，在史书中是经常出现的。误衍“比”字的概率，从情理上说，总比省略“比”字的概率小得多；所以对同一官职，若某材料叙为正秩、另一材料叙为比秩，我总觉得“比秩”的可能性大得多。但还有第二种可能：同级的掾属本身有两种，一种比秩、一种正秩。仅就这一组材料看，前一种可能性很大，因为第1条《汉旧注》叙掾属“比秩”时连出三“比”，误衍的可能性基本为零。然而在后面还会遇到类似情况，即某种掾属有时记作“比秩”、有时记作正秩的情况，在这时候，是否都能绝对排除第二种可能性呢？真不好说了。

又第4条应劭《汉官仪》说三公长史“比千石”，而不是《续汉志》所说的千石。那么我们再度遭遇麻烦，即同一官职的同一秩级，有的无“比”字，有的有“比”字。查《北堂书钞》引《汉旧仪》，又作“太尉、司徒长史，秩比二千石，号为毗佐三台，助鼎和味，其迁也多据卿校。”(25)“秩比二千石”就很高了，但也不是不可信。汉武帝时，丞相长史一度有加至二千石者(26)。东汉窦宪做大将军时，其长史高达中二千石，可以与皇帝的九卿相比了(27)。那么对丞相或三公长史的秩级，就有了比千石、千石、比二千石、二千石、中二千石5种说法。看来长史的秩级，是因人（因府主）而异、因时而异的。

无论如何，东汉三公掾属有比四百石、比三百石和比二百石3等，这样一点，大致是可以确认的。比较麻烦的，是西汉的掾属。

西汉丞相府中，有东西曹掾、掾史、少史、属等吏员。请看其秩级的情况：

1.丞相初置，吏员十五人，皆六百石，分为东西曹。东曹九人，出督州为刺史。西曹六人，其五人往来白事东厢为侍中，一人留府曰西曹，领百官奏事。

2.丞相、太尉、大将军史，秩四百石。

3.丞相司置谏大夫，秩六百石。丞相少史，秩四百石，次三百石、百石。……武帝元狩六年（前117年），丞相吏员三百八十二人（应作三百六十二人）：史二十人，秩四百石；少史八十人，秩三百石；属百人，秩二百石；属史百六十二人，秩百石。皆从同秩补。（以上见卫宏《汉旧仪》卷上，《汉官六种》，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36-37页）

4.丞相、太尉、大将军史秩四百石。武帝又置丞相少史，秩四百石。（《汉书》卷七《昭帝纪》如淳注引《汉仪注》）

从第1条看，丞相府有六百石吏15人。第2条，六百石之下有四百石史。在第3条中，又看到了少史三百石、属二百石、属史百石(28)。第4条《汉仪注》印证了四百石史的存在。这一来矛盾就降临了：东汉三公府的各级掾属，通记为“比秩”；但西汉丞相府及太尉、大将军府的各级掾属，却通记为正秩。解释这个现象，是一个很大的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