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把视线转向更早时候。汉初《二年律令·秩律》记有两种长史：

1.御史、丞相、相国长史，秩各千石。（《秩律》，第43页第441简，第192页释文）

2.丞相长史正、监，卫将军长史，秩各八百石。（《秩律》，第44页第444简，第193页释文）

综合第1、2条，吕后时存在着两种长史，一种秩千石，一种秩八百石。但第2条中的“丞相长史正、监”，官名看着很是奇怪。原书注释［18］谓：“丞相长史正、监，丞相长史的下属。”(29)不过各种史料中都看不到丞相府有“正、监”，廷尉寺中倒有正、监。《汉书·百官公卿表》：“廷尉，秦官，掌刑辟，有正、左右监，秩皆千石。”又《史记》卷五九《五宗世家》：“高祖时诸侯皆赋，得自除内史以下，汉独为置丞相，黄金印。诸侯自除御史、廷尉正、博士，拟于天子。”遂知汉初王国也有廷尉正。“正、监”既是廷尉下属，而非丞相长史的下属，那么原文应如是标点：“丞相长史，（廷尉）正、监，卫将军长史，秩各八百石。”若然，则丞相府中还有一种八百石长史。

丞相府中既有秩千石的长史，又有八百石长史，可能吗？我说是可能的。首先丞相长史不止一个。《汉书·百官公卿表》：“相国、丞相，……有两长史，秩千石。”汉武帝时一度还有三长史，出现过“丞相患之，三长史皆害（张）汤”的事件(30)。再看《汉旧仪》卷上：“丞相门无塾……署曰丞相府。东门、西门长史物故，廷尉正、监守。”(31)丞相府东门、西门各由一位长史负责，或说有两位这样的长史，一位由东门命名，一位由西门命名；若这两位长史死了，就调用廷尉寺的正、监来“守”，“守”就是代摄其事的意思。那东门、西门不会是“东曹、西曹”之讹，因为前文说的就是丞相府的门如何如何。我们看到，廷尉正、监，跟丞相府的长史还真有密切关系呢。

西汉中央官的官属若出员缺，习惯采用“皆从同秩补”的办法，即从其他官署的同秩官员中调人去“守”，参后。根据《秩律》，正、监为八百石，则死去的东门长史和西门长史也应八百石，才称得上是“同秩”呢。然则某个时候丞相府有三名长史，一名千石的；两名八百石的，即东门长史与西门长史。汉武帝时，丞相长史一度加至二千石，参前。《汉表》所记丞相“两长史”，只是西汉后期的制度。

上一节讨论御史秩级，曾引证《二年律令·赐律》：“御史比六百石，相（下残）。”简文的“御史比六百石”之后，还残留着一个“相”字。这“相”是什么官名的残缺呢？《秩律》中有“御史，丞相、相国长史，秩各千石”一句。那么《赐律》的这个“相”，应是相国、丞相吧。前称御史在赏赐时比六百石，那么后文是否是说，相国、丞相的什么“史”，在赏赐时比若干石呢？若然，则随后所叙相国、丞相之史，应与比六百石的御史相去不远，其所比秩级应在六百石左右。简言之，我认为在《秩律》时代，相国、丞相之下有一种史，比六百石。考诸文献，这推断不是一丁点根据都没有。

上一节讨论御史秩级，已看到《汉旧仪》卷上有“少史秩比六百石”的明确记载，则御史少史比六百石已无可质疑；而《汉旧仪》卷上又谓：“少史有所为，即少史属得守御史（少史），行事如少史”，“御史少史物故，以功次征丞相史守御史少史。”那么当时有这样的制度：如果御史少史另有公务，则由少史下面的“属”暂摄其事；如果御史少史死了，就要从丞相府中选一位丞相史来“守御史少史”，即暂摄其事。根据“皆从同秩补”的制度，暂摄御史之事的那位丞相史，应为比六百石之史。

现在对“皆从同秩补”的制度，已必须做一阐述了。《汉旧仪》有“武帝元狩六年，丞相吏员三百八十二人……皆从同秩补”一句。所涉及的丞相府吏员的这种迁调制度，《汉旧仪》中还有更多的相关记载：

1.元封元年（前110年），御史止不复监。后御史职与丞相参增吏员，凡三百四十一人，分为吏（？）、少史、属，亦从同秩补，率取文法吏。

2.丞相史物故，调御史少史守丞相史。若御史少史监祠寝园庙，调御史少史属守，不足，丞相少史属为倅，事已罢。（以上见《汉官六种》，第40、72页。第2条对原书标点有修正。）

3.御史少史……所代到官视事，得留罢中二千石、詹事、水衡都尉。（《汉官六种》，第40、72页，标点有修正）

4.（丞相）书令史斗食缺，试中二十书佐高第补，因为骑史。

5.选中二十书佐试补令史，令史皆斗食，迁补御史令史。其欲以秩留者，许之。（以上见《汉官六种》，第37-38、68-69页）

在第1条中，御史府和丞相府的“吏（史？）、少史、属”，都“从同秩补”。再看第2条，若丞相少史死了，也可以调用御史少史去“守”丞相史的。那么“皆从同秩补”的所谓“补”，当指“互补”，即御史可补丞相史，而丞相史也可以补御史。第2条还说，御史少史们临时去“监祠寝园庙”，则其职事由少史属暂摄；若少史属人数不足、“守”不过来，就可以把丞相少史属弄过来帮忙，协助御史少史属。

这种“从同秩补”的做法，还通用于御史府与中二千石的官属之间。第3条告诉我们，御史少史到中二千石及詹事、水衡都尉的官署去摄事，事毕可以留任。那么御史府与中二千石的吏员，同样互通有无。

这种从其他官署调人的做法，还适用于斗食、佐史级的小吏，参看第4、5条。这两条中的两处“中二十书佐”不可解，而周天游先生标点的《汉官六种》于此无校。我想这两个“中二十”，都应作“中二千石”。就第4条看，丞相府中书令史缺了，就从“中二千石书佐”中选拔高第者为之。书令史是斗食秩级的，书佐是佐史秩级的(32)。选举时凡言“高第”，则升级任用；若非高第，则属“同秩补”。第5条显示，“中二千石书佐”可以迁至斗食级的御史令史。“其欲以秩留者，许之”的“留”有两种可能：“留”在原单位，或“留”在新单位。前者是说这书佐接到调令但不想去御史台，则允许他以斗食之秩留在原单位；后者是说那书佐去了御史台后乐不思蜀了，那么就尊重他的意愿，允许他以斗食之秩留在御史台。参考御史少史“得留罢中二千石、詹事、水衡都尉”的令文，应以后者为是。可见吏员愿在哪个部门工作，是有一定选择余地的。第4、5条所叙斗食、佐史级吏员的转任，属于“迁补”，因秩级有升迁，就不是“同秩补”了。又，《汉旧仪》叙毕丞相吏员“皆从同秩补”，又云：“官事至重，古法虽圣犹试，故令丞相设四科之辟，以博选异德名士，称才量能，不宜者还故官。”那么“宜”者就不必“还故官”，而是“以秩留”了。

中央官署在人力资源上互通有无，实行“皆从同秩补”制度，应以各官署的吏员结构和吏员秩级相近为前提；进而，我们就可以通过“同秩补”来推断各官署的掾属秩级了。例如，前文判定汉初御史少史秩比六百石，则可以由此推断，被委派去“守”御史少史之职的丞相少史，应与御史少史“同秩”，也是比六百石。《秩律》中只有千石、八百石之史，而没有六百石以下的少史、属。御史机构的吏员分史、少史、属3级，千石御史有秩，御史少史、御史属无秩。若各官署的吏员结构和秩级差不多少，则丞相、太尉及中二千石的吏员应与之相类，存在着相同的秩级安排。赘言之，《秩律》中看不到六百石以下的少史、属，说明当时少史、属无秩。御史少史比六百石，“皆从同秩补”的丞相少史也应该是比六百石。

那么，《汉旧仪》所叙汉武帝时丞相府的六百石东西曹掾、四百石掾史、三百石少史、二百石属、百石属史，其实都是“比秩”，而《汉旧仪》省略了“比”字吗？

同一官职的秩级，有时记为“比秩”、有时记为正秩的情况，是很常见的。下面举几个例子。如《汉书》卷七二《贡禹传》：“臣禹……拜为谏大夫，秩八百石，奉钱月九千二百。……又拜为光禄大夫，秩二千石，奉钱月万二千。”照贡禹原话，谏大夫八百石，光禄大夫二千石，都是正秩。然而《汉书·百官公卿表》说得明明白白：“武帝元狩五年（前118年）初置谏大夫，秩比八百石；太初元年（前104年）更名中大夫为光禄大夫，秩比二千石。”可见贡禹的话中省略了“比”字。在汉人看来，“比秩”是从属于正秩的，省略“比”字并无大碍。

又如东汉九卿寺中的丞，《续汉书·百官志》通记为“丞一人，比千石”，但大司农另有一丞，记为“丞一人，比千石。部丞一人，六百石。本注曰：部丞主帑藏”。梁人刘昭注：“《古今注》曰‘建初七年（82年）七月，为大司农置丞一人，秩千石，别主帑藏’，则部丞应是而秩不同（此句疑有误）。应劭《汉官秩》亦云二千石。”主帑藏的部丞，《续汉志》说是六百石，崔豹《古今注》说是千石，都是正秩。但一丞为正秩，一丞为“比秩”，很不好理解。“应劭《汉官秩》亦云二千石”一句，我怀疑“二”为“比”字之讹，应作“应劭《汉官秩》亦云比千石”。就是说，大司农部丞的秩级一度是比千石，跟大司农丞是一样的，《续汉志》所记应是较晚的情况，后来这个部丞降到六百石（或比六百石了）。

又如《后汉书》卷四《孝和帝纪》注引《十三州志》：“博士，秦官。博通古今，秩皆六百石。……议郎、郎官，皆秦官也。冗无所掌，秩六百石或四百石。”博士、议郎、郎官都是比秩，但《十三州志》都省略了“比”字。

《汉旧仪》所记西汉丞相府掾属秩级，是否有省略“比”字的可能性呢？有可能的。请看前引《汉旧仪》中的这一段：“丞相司置谏大夫，秩六百石。丞相少史，秩四百石，次三百石、百石。”周天游先生注云：“按《汉书·百官公卿表》曰：‘武帝元狩五年初置谏大夫，秩比八百石。’至东汉改称谏议大夫，秩为六百石，事见《续汉志》。胡广注曰：‘武帝元狩五年置谏大夫，为光禄大夫。世祖中兴，以为谏议大夫。’《汉旧仪》既言西京旧制，而曰秩六百石，误也。”(33)前文也已指出，西汉的谏大夫实际是“比八百石”。无论是六百石还是八百石，总之谏大夫本为“比秩”，《汉旧仪》却把“比”字省略了。而叙谏大夫省略了“比”字，紧接其后的“丞相少史，秩四百石，次三百石、百石”一句，为什么就不能推断它们省略了“比”字呢？

就目前而言，在《二年律令·秩律》中只能看到千石、八百石的“史”，看不到六百石以下的“史”，我认为这说明八百石以上的长史比较“公职化”了，由皇帝任命的；但地位在六百石以下、没见于《秩律》的掾史，当在“自辟除”之列。到了汉武帝时，若干六百石左右的“史”也“公职化”了，源于丞相史的“刺史”就是六百石，在正秩；但四百石史、三百石少史、二百石属、百石属史，其中由丞相“自辟除”的部分，有可能在“比秩”之中。毕竟，此前的《秩律》中看不见六百石以下掾史，它们应当无秩；此后东汉的三公掾属，明明都是“比秩”。当然，我们还没武断到如下程度：完全否定汉武帝时存在正秩的掾、史、属；因史料所限，只能推测掾、史、属中“自辟除”的那部分，有可能是“比秩”。这个问题，第六章第二节还要继续讨论。

五　国官之“比秩”

在王国、侯国官中也存在着较多的“比秩”之官。

《汉书》卷三五《荆燕吴传》汉景帝三年（前154年）二月诏：“斩首捕虏比三百石以上皆杀，无有所置。”这是针对作乱的吴王刘濞之国的，由此可见王国官有比三百石者。《汉书》卷四四《淮南衡山济北王传》记淮南王案件中的胶西王之议，也提到了“国吏二百石以上及比者”。颜师古曰：“谓真二百石及秩比二百石以上。”汉初王国官职的设置同于中央，所以与正秩相“比”的那些王国官职，大概也跟中央相近。

在尹湾汉简中，能看到“侯家丞”一官，其秩比三百石，从而填补了西汉史籍中此官秩级的记载空白。史云贵谓侯家丞“西汉中后期秩降为比三百石”(34)，他用了“降”字，似乎认为西汉前期此官在三百石之上。其所举证据尚不充分，因为《后汉书》卷四三《朱晖传》注引《续汉志》所记“诸侯家丞秩三百石”，是东汉制度。然而从《二年律令》间接推测，汉初家丞为正秩三百石，倒是有可能的(35)。

侯家丞是有印的，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发现了数十块“轪侯家丞”封泥(36)。有印则有日常职事，那么侯家丞为什么又是“比秩”呢？此官虽系朝廷命官，但又是列侯的大管家，管理着一群家臣。《续汉书·百官志五》：“每国……其家臣，置家丞、庶子各一人。本注曰：主侍侯，使理家事。列侯旧有行人、洗马、门大夫，凡五官。”汤其领先生认为，王子侯国的吏员大致可分两类，一为行政系统，一为家政系统；后者由侯家丞、右仆、行人、门大夫、先马、中庶子构成，侯家丞不分国之大小，都是比三百石(37)。廖伯源先生分析说：“又据《东海郡吏员簿》之体例，凡二百石以上之朝廷命官皆书其秩，百石以下之属吏则不书其秩。仆、行人、门大夫、先马、中庶子不书秩，盖属吏，乃侯国相所辟，派到侯家给事，为侯家臣。如霍中孺以县吏给事侯家。”还可提到廖先生对尹湾汉简所见16位侯家丞籍贯的考察，那考察显示：“本郡人得在本郡为侯家丞，此为地方长吏籍贯限制之例外。……侯家丞之职掌既无关地方行政，可不必有籍贯之限制。”(38)“长吏”必须回避本籍，侯家丞却不必，那么此官是不被算做“长吏”的。这对我们理解侯家丞之为“比秩”，很有帮助。侯家丞所统领的是家臣，本身也有家臣意味，跟“宦皇帝者”类似。

此外还有一些官职，在中央为正秩，在王国却是比秩。据《续汉志》所示，中央的中尉中二千石，而王国中尉比二千石；中央的尚书秩六百石，王国的治书（原称尚书，后改）比六百石；中央的太乐令、卫士令、太医令、永巷令、太祝令六百石，而王国的礼乐长、卫士长、医工长、永巷长、祠祀长秩比四百石。

还有一种情况，某些官在中央和王国都是比秩，但王国秩级较低。比如，中央的谒者比六百石，而王国谒者比四百石；又如，中央的中尉、内史在正秩，而西汉后期，王国的中尉和内史秩比二千石。

总之，王国及侯国中的那些“比秩”官职，应与国官的“左官”地位有关。汉廷基于传统的“削藩”政策，有意压低国官秩级，并将国官中的同类职务置于“比秩”之上，以强化其“另类”形象。

附带说，“国吏二百石以上及比者”的提法，还向我们提示了这样一点：“吏”与“宦”在概念上存在着参互性。因为在这句话里，“比者”也是“吏”。这一点并不奇怪。因场合而发生的语义参互错综，是生活中的常见现象。在马王堆汉墓遣策第42简所记的“男子明童”(39)中，有“其十五人吏，九人宦者”。此处的“吏”、“宦”概念，就得从“国吏”的特殊性来理解了。所谓“十五人吏”，即第2、3、4简所记“家丞一人，家吏十人，谒者四人”；所谓“九人宦者”，即第5、6简所记“宦者九人，其四人服牛车”，“牛车，宦者四人服”(40)。这里的“宦者”应是仆役，傅举有先生释之为家奴(41)；家丞、家吏、谒者称“吏”，应是因为他们是职官、有职事。从汉王朝的整个职类体制看，侯国的家丞、家吏、谒者都有家臣性质，都近于“宦”，所以他们使用“比秩”；然而在侯国内部他们又可称“吏”，与无职事的侍从、与低级仆役不同。

正像“仕”、“宦”二字有时可以参互活用一样，“吏”与“宦”有时也可以参互活用。再举一个例子。睡虎地秦简《封诊式》中，能看到“甲，尉某私吏”；“某里五大夫乙家吏甲”(42)。那位尉的“私吏”、那位五大夫的“家吏”，由于在家中任事，所以称“吏”；然而对官府来说，他们不是国家在编吏员，只是“宦”而不是“吏”。这也很像今天的“干部”一词，其含义也会随场合而发生变动。学校里有“学生干部”、“班干部”，乡村中有“村干部”。可谁都知道，按国家人事制度，学生并不是国家干部；村主任、村会计什么的，也不在国家干部编制之中。总之，马王堆汉墓遣策中的“其十五人吏，九人宦者”，不足以否定秦汉官制中的“宦”特指从官。

【注释】

(1)参看陈苏镇：《汉代政治与春秋学》，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版，第52-55页。

(2)《史记》卷七《项羽本纪》。又《汉书》卷三一《项籍传》。

(3)黄今言先生先有类似看法了：秦至汉初，郎卫及谒者、大夫等“基本上还属文官性质，并未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警卫部队。……为改变这种现状，……在光禄勋属下增设期门、羽林军。”《汉代期门羽林考释》，《历史研究》1996年第2期。李玉福先生也指出，由于“军功为郎者毕竟数量很少，更多的是书生为郎”，所以文帝、景帝开始设置期门、羽林。《秦汉制度史论》，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74页以下。

(4)《后汉书》卷七《桓帝纪》延熹五年（162年）：“诏减虎贲、羽林住寺不任事者半奉，勿与冬衣。”李贤注：“《东观记》曰以京师水旱疫病，帑藏空虚，虎贲、羽林不任事者住寺，减半奉。”

(5)《续汉书·礼仪志中》注引《汉官名秩》。

(6)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四《汉魏博士考》，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90页。张汉东先生说同，见其《论秦汉博士制度》，收入安作璋、熊铁基：《秦汉官制史稿》齐鲁书社1984年版，上册第418页。

(7)如黄开国主编：《经学辞典》，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页。

(8)《汉书》卷四九《晁错传》“以文学为太常掌故”句注引。

(9)王先谦：《汉书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072页上栏。

(10)《汉书》“以治礼掌故以文学礼义为官”一句，刘敞以为下一个“以”字衍，而王先谦以为上一个“以”衍。参看《汉书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下册第1515页。其实二“以”可以并存无妨。详下。

(11)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上海书店2000年版，第214页。

(12)泷川龟太郎：《史记会注考证》，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97年版，第1255页。

(13)分见《汉书》卷七八《萧望之传》、卷九九下《王莽传下》。

(14)《急就篇》，岳麓书社1989年版，第23页。

(15)《史记》一○一《晁错列传》：“与雒阳宋孟及刘礼同师，以文学为太常掌故”；《汉书》卷八一《匡衡传》：“衡射策甲科，以不应令除为太常掌故。”

(16)《史记》卷一一七《司马相如列传》集解引《汉书音义》：“掌故，太史官属，主故事也。”《汉书》卷八八《儒林传》：“房凤……以射策乙科为太史掌故。”《续汉书·礼仪志下》：“太史令自车南，北面读哀策，掌故在后。”《太平御览》卷二三五《职官部·太史令》引应劭：“太史令秩六百石，望郎三十人，掌故三十人。”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册第1114页上栏。

(17)《汉书》卷五八《兒宽传》。

(18)《汉书》卷八一《匡衡传》。

(19)《续汉书·百官志二》注引《汉官》。

(20)汉平帝制度：“岁课甲科四十人为郎中，乙科二十人为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补文学掌故云。”参看《汉书》卷八八《儒林传序》。按郎中比三百石，太子舍人比二百石，那么顺次而降，文学掌故应是比百石。

(21)《汉书》卷六五《东方朔传》。

(22)彭浩、陈伟、工藤元男主编：《二年律令与奏谳书——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出土法律文献释读》，第258-259页。

(23)《战国策·秦策五》记，司空马在秦“为尚书，习秦事”，“少为秦刀笔”。第286页。

(24)赵翼：《陔余丛考》卷二六《尚书》，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第535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42页。

(25)《北堂书钞》卷六八《设官部·长史》引，学苑出版社1998年版。

(26)按，《史记》卷一○四《田叔附田仁传》，汉武帝时田仁“为二千石丞相长史”，当是一时之事。祝总斌先生云：“则长史原来秩二千石，似乎与万石之丞相的主要辅佐身份更相当，比稍后设立秩比二千石的司直地位略高，也较合适，不知后来因为什么缘故降为千石。”见其《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1页。又安作璋先生根据《汉旧仪》“汉初置相国史，秩五百石”记载，判断说：“开始丞相或相国只有史，而没有长史……这‘秩千石’是文帝以后的事。”《秦汉官制史稿》，齐鲁书社1984年版，上册第35页。今由《秩律》，知吕后时丞相、相国已有长史，而且已有千石长史。二先生之说可以稍作修订了。

(27)《后汉书》卷二三《窦宪传》：“旧大将军位在三公下，置官属依太尉。（窦）宪威权震朝庭，公卿希旨，奏宪位次太傅下，三公上；长史、司马秩中二千石，从事中郎二人六百石，自下各有增。”

(28)据《汉旧仪》卷上，汉初一度还有五百石的相国史：“汉初置相国史，秩五百石。后罢，并为丞相史。”《汉官六种》，第36、67页。这是一时之事。

(29)在《张家山汉墓竹简247号墓》（释文修订本）中，这段释文没有修改。彭浩、陈伟、工藤元男主编的《二年律令与奏谳书——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出土法律文献释读》，沿用了这个解释。第260页。

(30)参看《史记》卷一二二《酷吏列传》；《汉书》卷五九《张汤传》。颜师古曰：“《百官表》丞相有两长史，今此云三者，盖以守者，非正员也。”但这过于拘泥了，不同时期长史员数有变，是完全可能的。《宋书》卷三九《百官志上》云：“丞相置三长史。……魏武为丞相以来，置左右二长史而已。”按《宋志》叙制度往往综述汉晋，所云“丞相置三长史”，也符合西汉某些时候的情况。

(31)《汉官六种》，第36页。

(32)谢桂华先生认为，郡府书佐“秩与佐史同”。见其《尹湾汉墓简牍和西汉地方行政制度》，《文物》1997年第1期。严耕望先生则认为书佐“盖斗食之奉”，《秦汉地方行政制度史》，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四十五A，1990年版，第116页、第119页。廖伯源先生认为斗食的啬夫被排在书佐之后，所以书佐最少应为斗食。见其《简牍与制度——尹湾汉墓简牍官文书考证》，台湾文津出版社1998年版，第24页注［33］。

(33)《汉官六种》，第43页。

(34)史云贵：《西汉侯国官制考述》，《中国矿业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

(35)按，《续汉书·百官志四》又云：“诸侯、公主家丞，秩皆比百石。”与上引不同。不过《续汉书·百官志三》：“诸公主，每主家令一人，六百石。丞一人，三百石。”若诸侯家丞和公主家丞秩级相等的话，那么公主家丞既三百石，诸侯家丞也应三百石。若此，《百官志四》“诸侯、公主家丞，秩皆比百石”的“比”字，有可能是“三”字之讹。《二年律令·秩律》：“李公主、申徒公主、荣公主、傅公［主］家丞，秩各三百石。”《张家山汉墓竹简》，第46页472简，第203页释文。

(36)湖南省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文物编辑委员会：《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出版社1972年版，第10页。

(37)汤其领：《〈尹湾汉墓简牍〉中有关郡县侯国吏制的几个问题》，《史学月刊》2005年第11期。

(38)廖伯源：《简牍与制度——尹湾汉墓简牍官文书考证》，第107、108、111页。

(39)“明童”通释为俑，郑曙斌先生释为参加葬仪的家童，见其《马王堆三号汉墓遣策之明童问题研究》，《考古与文物》2005年第1期。

(40)何介钧主编：《长沙马王堆二三号汉墓》第一卷《田野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4年版，第48、50页，及书末图版。“牛车”，王贵元先生释“羊车”，见其《马王堆三号汉墓竹简字词考释》，《中国语文》2007年第3期。

(41)傅举有：《汉代列侯的家吏——兼谈马王堆三号墓墓主》，《文物》1999年第1期。

(42)《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释文第153、1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