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天过去了，我还没找到机会跟伦纳德船长聊一聊。我第二次去他的船舱时，却发现这位年轻的船长出去了或是见不到——人们告诉我，他去测定方位或是去查航海图，不然就是去处理一些航行机密事务。

欧文赫特先生为了逃避我和我的各种得寸进尺的要求，把自己锁到了船舱里，他把一个装着干鼠尾草和牛膝草的香盒挂在脖子上以驱除瘟疫。身体强壮的船员被分配去做清洁和搬运，一开始他们无精打采，半信半疑，但我耍起花招，责骂他们，瞪着眼大喊，跺着脚尖叫，逐渐让他们动了起来。我觉得比起医生，我更像一只牧羊犬——追着他们的脚后跟嘶吼咆哮，卖力拼命直至声嘶力竭。

然而这很奏效，在船员中间也有了新的希望和目标——我能感觉到。今天又死了四个，还有十个新的病例报告，但甲板上传过来的痛苦呻吟声小得多了，仍然健康的人的脸上流露出宽慰之色，因为做到了一些事情——或者说，一切事情。但我迄今未能找到传染来源。如果我能找到并防止新的疫情出现，我就有可能——只是可能——在一周之内阻止疫情的肆虐，虽然“海豚”号还有足够的人手来驾驶船。

对幸存的船员进行了一次快速游说后，我发现有两个人是从郡监狱征召来的，他们被关起来的原因是酿造私酒。得知这些我感激万分，然后让他们建造了一个蒸馏器，把船上存的一半朗姆酒都蒸馏成纯酒精来消毒，这让船员们恐慌不已。

我安排一个没感染的见习船员站在医务室门口，另一个站在厨房门口，要求两人各带着一盆纯酒精，并让他们监督是否有人进出的时候没把手蘸进酒精。他俩旁边都站着一个带着来复枪的士兵，他们的职责是盯着，在桶里的酒精脏得不能再用时，把桶清空，别让人去喝这些肮脏的液体。

在炮手的妻子约翰森夫人那里，我找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同盟。她是一个三十多岁的聪明女人，尽管她只会几句蹩脚的英语，而我一点也不懂瑞典语，但她明白了我想要做的事情，并且完成了它。

如果说埃利亚斯是我的右臂，那么安妮特·约翰森就是我的左膀。她一手接管了诸多活计：煮山羊奶，耐心地捣碎硬饼干，并把象鼻虫挑出来，然后将山羊奶和硬饼干拌到一起，给那些能消化掉这混合食物的人吃。

她丈夫主炮手也是伤寒的受害者之一，但幸运的是病情较轻，我期盼着他康复——既因为他妻子热忱忠诚的照顾，也由于他自己的强壮体格。

“夫人，鲁思文说看见有人又喝纯酒精了。”埃利亚斯·庞德突然在我旁边出现，他原本圆圆的粉红脸庞，因为最近几天的操劳而苍白憔悴，瘦了很多。

我冲口而出几句脏话，他的棕眼睛瞪大了。

“抱歉。”我说，并用手背蹭了一下额头，想把头发从眼睛前拨过去，“不是要特意冒犯你娇嫩的耳朵，埃利亚斯。”

“哦，我以前听到过，夫人，”埃利亚斯想让我放心，“只不过不是从一位淑女口里说出来的。”

“我不是淑女，埃利亚斯，”我疲惫地说，“我是医生。不管谁偷喝，找些人去搜查整条船，他们这会儿应该是昏迷不醒了。”

他点点头，转过半个身子。“我去锚索盘看看，”他说，“他们喝醉了经常藏到那个地方。”

这是近三天来的第四起了。尽管所有的守卫都盯着蒸馏室和纯酒精，但所有水手每日的朗姆酒配给量被削减了一半，他们对此异常绝望，以致不管怎样都设法把用来消毒的纯酒精弄来喝。

“天哪，马尔科姆夫人，”当我抱怨这个问题的时候，乘务长摇晃着他的秃头回答，“水手们什么都往嘴里灌，夫人！变质的梅子白兰地，搁在橡胶靴子里捣碎发酵的桃肉泥——为什么，我甚至知道有个水手被抓是因为从军医的营房里偷用过的绷带丢在水里泡，想弄到一丁点酒精。不，夫人，你跟他们讲喝纯酒精会死掉根本挡不住。”

已经有死掉的了。偷喝纯酒精的四个人里已经死掉了一个，另外两个重度昏迷，躺在船上的医务室里。即使他们活下来，也很可能落下永久性的脑损伤。

“如果不是在这样一个该死的浮动地狱上，也就不会有人出现脑损伤了，”我悻悻地对着一只落在附近栏杆上的燕鸥说话，“就好像死得还不够，努力救一半倒霉蛋脱离伤寒的时候，另一半人正试图用我的酒精杀死自己！这些该死的！”

燕鸥把头转向一边，确定了我不可食用之后就飞走了。海洋向四周的虚空无尽延伸着——在我们的面前，小伊恩的命运隐藏在未知的西印度群岛，在我们的身后，詹米和“阿尔忒弥斯”号早已消失。而我就在中间，还有六百个喝疯了的英国水手，满是肠道感染。

我怒气冲冲地站了一会儿，然后做了决定，转身走向前舷梯。我不在乎伦纳德船长是否正在舱底亲自抽水，我得跟他谈谈。

我一进门就停住了。时间还未到中午，但船长已经睡着了，头枕着前臂，趴在一本打开的书上。羽毛笔已经从他指间掉落，玻璃墨水瓶巧妙地保持在固定支架上，随着船的运动轻轻摇晃。他的脸侧向一边，脸颊在手臂上压扁了。尽管胡楂儿厚重，但他看起来出奇地年轻。

我转过身，打算过一会儿再来，但移动的时候身子擦到了橱柜，柜子上混在一堆文件、导航仪器和半卷航海图中的一摞书摇摇欲坠，而最上面那一本砰的一声落到甲板上。

在嘎吱声、拍打声、绳索呜咽声，还有呼喊声构成的船上日常的全部声响中，这个落地声几乎微不可闻，但还是吵醒了他，他眨了眨眼，表情惊讶。“弗雷——马尔科姆夫人！”他喊道。他揉了揉脸，快速摇了摇头，试图让自己清醒，“怎么——什么——你需要什么吗？”

“我不是故意要吵醒你的，”我说，“可我确实需要更多酒精，如有必要，我会使用纯朗姆酒——你真的必须跟水手们讲一下，看能不能让他们别去偷喝蒸馏酒精。今天又有一个船员喝酒精中毒了。还有，有没有办法让医务室进更多新鲜空气——”看到他听得不知所措，我停住了话头。

他眨了眨眼，挠了挠头，慢慢地理顺思绪。他袖子上的纽扣在脸颊上印了两个圆圆的红印，头发平贴在那一边。“我知道了。”他带着几分傻气说，接着便清醒了，口齿变得清晰，“是的，当然了，我会下令装上风帆，给下边多送些空气。至于酒精——我得先去问一下乘务长，因为我自己也不知道目前的存量。”他转过身，吸了口气，好像要喊人，但随后想起他的乘务员现在在下面的医务室里，听不到喊声。就在那时，从上方隐约传来船上的钟声。

“请原谅，马尔科姆夫人，”他说，恢复了彬彬有礼的样子，“快到中午了，我得去观测方位。我会让乘务长来找你，不过你得留在这里等一会儿。”

“谢谢你。”我坐进他刚刚起身的椅子。他转身要走，努力拉直肩上那件过大的缀穗大衣。

“伦纳德船长？”我心头突然一动。他转过身来，面露询问之色。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想问一下——你多大了？”

他眨了眨眼，脸绷了起来，但还是回答了我：“我十九岁，夫人。愿为您效劳，夫人。”说完这句话，他从门口消失了。我可以听到他在舱梯处疲惫迟缓的呼唤声。

十九岁！我安静地坐着，震惊得全身无力。我觉得他非常年轻，但还没那么年轻。他的脸饱经风霜，布满疲劳和失眠的痕迹，看起来至少二十五岁。我的上帝！我震惊不已，他只是一个孩子！

十九岁，这正是布丽安娜的年纪。突然受命指挥的不仅仅是一艘船——不仅仅是一艘船，而且是一艘英国军舰——也不仅仅是一艘军舰，而且是一艘被鼠疫突然夺去四分之一船员，并且在事实上失去控制的军舰。我感到最后几天内心翻腾着的恐惧和愤怒开始消逝，因为我意识到，他绑架我的霸道手段，实际上并不是出于傲慢或误判，而是彻底绝望的结果。

伦纳德船长的航海日志在桌子上摊着，他的记录只完成了一半，纸上有一个湿了的小斑点——他在睡梦中流了点口水。一阵怜悯掠过心头，我把这一页翻了过去，希望为他的脆弱藏起这份详细证据。

新一页上的一个词引起了我的注意。我停了下来，想起某些事情，一阵寒意从脖颈蜿蜒而下。当船长被我意外唤醒的时候，他一开始喊的是“弗雷——”然后他发觉自己讲错话，就猛地停住了。面前这一页上面的名字，引起了我注意的这个词，是“弗雷泽”。他知道我是谁——也知道詹米是谁。

我马上站起来，把门关上，并插上了门闩，这样如果有人来的话我就能觉察到。然后我坐在船长的书桌前，抚平书页，开始阅读。

我往回翻，找到三天前遇到“阿尔忒弥斯”号的记录。伦纳德船长的记录与他的前任不一样，大多相当简短——这并不奇怪，想想他最近有多少事情要处理。大多数记录只包含通常的航海信息，再附上一个简短的批注，记下前一天去世的人的名字。不过，与“阿尔忒弥斯”号的会面被记下来了，还有我的出现。

1767年2月3日。将近八击钟，遇见一艘悬挂法国旗帜的小型双桅横帆船“阿尔忒弥斯”号，向其致敬并请求其船医C.马尔科姆的援助，船医被带到船上，和我们一起帮助患者。

C.马尔科姆，啊？并没有提我是一名女子。也许他觉得这无关紧要，或者是希望避免有人追究他行为的正当性。我继续读下一篇记录。

1767年2月4日。今天我从一级水手哈利·汤普金斯那里得到消息，说“阿尔忒弥斯”号双桅帆船上的押运员是一名叫詹姆斯·弗雷泽的罪犯，又名詹米·罗伊和亚历山大·马尔科姆。这个弗雷泽是一个煽动叛乱分子、臭名昭著的走私犯，皇家海关因此悬赏巨额赏金抓捕他。汤普金斯告知我这一消息时，我们已经与“阿尔忒弥斯”号分开，我认为没法快速追上“阿尔忒弥斯”号，由于乘客的关系，我们受命尽快去牙买加。然而，我答应到那里归还“阿尔忒弥斯”号的船医，届时可将弗雷泽逮捕。

两人死于鼠疫——“阿尔忒弥斯”号船医说这是伤寒。约翰·雅斯贝尔斯，一级水手，DD；哈蒂·凯珀，厨师助手，DD。

这便是全部了。接下来一天的记录全部都是航行信息和六个人的死亡记录，所有人名后面都写着“DD”。我很好奇它代表着什么意思，但由于太过心烦意乱，无暇为之分神。

走廊里传来脚步声，我勉强赶在乘务长敲门之前拔下了门闩。欧文赫特先生的道歉我几乎没有听进去，满脑子想的都是这个出乎意料的新发现。

这个可恶的该死的汤普金斯是谁？我从来没见过或听说过这个人，这一点我是肯定的，可他显然对詹米的活动知之甚详。这引发了我的两个疑问：一个英国水手怎么会得知这些事？以及，还有其他人知道吗？“……继续削减朗姆酒的配给量，另外再给你桶朗姆酒，”欧文赫特先生说得含含糊糊，“水手们会不高兴的，但我们会管住，现在我们距牙买加只有两周时间了。”

“不管他们喜不喜欢，我需要酒精，远超过他们对朗姆酒的需要，”我粗暴地回答，“如果他们抱怨太多，就告诉他们，如果我得不到朗姆酒，他们中就没有一个人可以到达牙买加。”

欧文赫特先生叹了口气，擦了擦额头上闪亮的小汗珠儿。“我会告诉他们的，夫人。”他回答道，因为精疲力竭而无力拒绝我。

“很好。对了，欧文赫特先生，”他转过身，带着疑问的神色。“DD这个符号是什么意思？我看到船长在航海日志里写了它。”

乘务长深沉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幽默。“这意味着‘释放，死亡’（Discharged, Dead），夫人，”他回答道，“这是我们大多数人脱离国王陛下海军的唯一途径。”

在监督清洗身体和持续灌喂甜水与煮羊奶时，我脑子里还继续想着那位陌生的汤普金斯。除了说话的声音，我对此人一无所知。他可能是在高处干活的不知名人群里的一个，是我在甲板上呼吸新鲜空气时在船索上看到的影子之一，抑或是那些匿名的忙碌身躯，在甲板上跑上跑下，徒劳地想以一己之力完成三人份的工作。

当然，如果他被感染了，就会遇上我，我知道医务室每个病人的名字。但我不能等着汤普金斯感染伤寒再来找我，这种想法相当残忍。最后我下决心去打听，不管怎样，这个人大概知道我是谁。即使他发现我曾经打听他的消息，也不可能对我造成任何伤害。

埃利亚斯自然是我第一个要去问的人。我一直等到这一天结束才去问他，相信疲劳会让他天生的好奇心变得迟钝。

“汤普金斯？”男孩短暂地皱了皱眉，圆圆的脸庞挤成一团，然后舒展开来，“哦，是的，夫人，是前甲板上的水手。”

“他是从哪里来的，你知道吗？”我对一个从未谋面的男人突然如此感兴趣，却没有合适的借口来解释，但幸运的是，埃利亚斯累得好奇心都没了。

“哦，”他含糊地说，“我觉得是从斯皮特海德来的，噢——不对！我现在想起来了，是爱丁堡。”他用指关节在鼻子下面搓着压住哈欠，“就是爱丁堡。我还记得，只有他是被强征来的，他因为这个大惊小怪，说话亵渎神灵，抱怨他们不应该强征他，说自己是受保护的，因为他给海关的珀西瓦尔·特纳爵士效劳。”哈欠占了上风，他嘴巴张大，然后合住。“可他没有珀西瓦尔爵士写的书面证书，”他眨着眼睛，总结道，“所以并没有什么用处。”

“他以前是个海关探子？”对，这倒是可以解释这些事情。

“嗯，嗯，是的，夫人，我是这个意思。”埃利亚斯正在努力地保持清醒，但他那呆滞的眼睛定格在医务室尽头摇曳的灯笼上，还随着它摇晃着。

“你去睡觉吧，埃利亚斯，”我同情地对他说，“我会完成这里的事情的。”

他很快摇了摇头，想赶走瞌睡。“哦，不，夫人！我不困，一点也不困！”他笨拙地伸手来接我举的杯子和瓶子，“把这个给我，夫人，你去休息吧。”他不肯离开，只是顽强地坚持着，协助给病人喂下最后一轮水后才摇摇晃晃地回到他的简易小床上。

结束的时候，我几乎和埃利亚斯一样累，但却睡不着了。我躺在死去的船医的船舱里，盯着头顶昏暗的光束，听着与我有关的这艘船上的吱吱声和隆隆声，琢磨着事情。

汤普金斯为珀西瓦尔爵士工作，而珀西瓦尔爵士无疑知道詹米是个走私犯。但他是否知道得更多？汤普金斯能凭外貌认出詹米，怎么做到的？如果珀西瓦尔爵士愿意接受贿赂，作为交换，容忍詹米的秘密活动，然后——嗯，也许这些贿赂没有落到汤普金斯的口袋里。但在这种情况下……阿布罗斯湾的伏击是怎么回事？走私犯中有一个叛徒吗？如果是这样……

我的思绪失去了连贯性，绕着圈转来转去，就像快要倒下的陀螺在旋转。珀西瓦尔爵士擦了粉的白脸退去，变幻成阿布罗斯路上被绞死的海关探子的紫色面孔，一个灯笼爆炸了，金红色的火焰照亮了我脑海中的裂隙。我翻了个身，把枕头捂在胸口，最后一个出现在我脑海里的念头是，必须找到汤普金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