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阿马德奥·萨尔瓦铁拉，委内瑞拉共和国街，宗教审判广场附近，墨西哥城联邦区，1976年1月。
亲爱的小伙子们，我说，见到你们真是太高兴了，进来吧，别有什么拘束，他们鱼贯而行来到厅堂，或者说更像摸索着进来，因为厅堂里很黑，灯泡烧坏了，我没有换（到现在都还没换呢），我走在前面，欢快地跨进厨房，取出两瓶苏西达斯牌的梅斯卡尔龙舌兰酒［1］，这个牌子的酒只有奇瓦瓦州生产，当然是限量流通，每年我都通过邮递收到两瓶，直到1967年才中断。我回去时两个小伙子正在大屋里看画、翻书，我忍不住又说了一遍他们来看我，我心里不知有多高兴。谁给的地址，小伙子们？吉尔曼、曼努埃尔，还是阿克莱斯？他们听了不解地望着我，其中一个小伙子说是李斯特·阿苏比德。坐呀，我说，找个地方坐下，哈，我的朋友吉尔曼·李斯特·阿苏比德，他这个人是不会忘了我的，那老家伙还那么大块头、魅力无比吗？小伙子们耸耸肩说没错——他的块头肯定没有缩，对吧？可他们齐声说，缩了——我说我们来尝尝这瓶梅斯卡尔龙舌兰酒，我递给他们两只杯子，他们坐在那儿瞧着酒瓶，好像怕从里面蹦出一条龙来，我笑了，可我不是嘲笑他们，纯粹是因为开心而笑，只要有他们坐在这儿我就开心极了，后来一个小伙子问，不知他们听对了没有，这酒是不是真的梅斯卡尔，我把瓶子递给他们，仍然大笑着，我知道这个名字会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我往后退了一步，想好好瞧瞧他们，上帝保佑，他们可真年轻，长发披肩，手里拿着很多本书——这些书能让人回忆起多少往事啊！——这时一个小伙子说你肯定这东西不会要了我们的命吧，萨尔瓦铁拉先生？我说你所谓的要命是什么意思，这可是健康的精华，生命之水，别怕，喝了吧，为了示范，我给自己的杯子斟满酒，又倒出一半递给他们喝，起初两个淘气鬼仅仅润润嘴唇，后来酒性慢慢发作了，他们这才像男子汉般痛饮起来。嗨，小伙子们，怎么样啊？我说，其中一位，那个智利人说他从来没有听说过叫苏西达斯的梅斯卡尔酒，我听了觉得这话说得有点放肆，墨西哥至少有二百多种梅斯卡尔酒的牌子，想全知道它们可太难了，你要不是这儿人的话就更不可能，当然了，这孩子没想到这点，另一个说挺好，然后也说我没听说过这牌子，我只好告诉他们，据我所知，这个牌子的酒已经没人做了，工厂已经倒闭，或者烧毁了，或者变卖成了替雷弗雷斯科斯·帕思库尔供应酒瓶的基地，或者新老板觉得这个名字销路不好。有半晌我们谁也不说话，两个小伙子站在那里，我坐着，小口啜饮着苏西达斯，心里在想谁知道什么原因不做了。后来，其中一个小伙子说，萨尔瓦铁拉先生，我想跟您谈谈塞萨雷亚·蒂纳赫罗。另一个说，还想聊聊那份叫《卡沃尔卡》的杂志。这些孩子啊。他们的脑袋和舌头好像是互通的。谁要起个话头，中途打住后另一个又会捡起话茬或者想法继续说下去，好像是他自己开的话头。说到塞萨雷亚的名字时我抬眼望着他们，感觉目光透过一张纱布帘子，准确地说是外科手术用的那种纱布，看着他们，我说别叫我先生，孩子们，叫我阿马德奥好了，朋友们都这么叫我。他们说，好的，阿马德奥。他们又提起塞萨雷亚·蒂纳赫罗的名字来。
佩尔拉·阿维莱斯，列奥纳多·达·芬奇街，米克斯科阿克区，墨西哥城联邦区，1976年1月。
我想谈谈1970年。我是1970年认识他的，在波尔维尼尔，那是塔里斯曼的一所高中。我们两个曾在那儿同学过一阵子。他是1968年进校的，刚到墨西哥不久，我是1969年进校的，可我们直到1970年才认识。由于种种原因我们都辍学了一段时间。他是经济上的原因，我想，我呢，是因为内心的骚乱。不过，后来我又复学了，他也回去了，或许是父母打发他回去的，于是我们就认识了。那是1970年，我在班里年龄比谁都大，我已经十八岁，按理说我该上大学，而不是还在高中晃悠，可我却还在波尔维尼尔待着，一天早晨，新学年刚刚开始，他出现了，我立刻就注意到了，他不是新生，有一些朋友，比我小一岁，尽管还留了一级。那时他住在林达韦斯塔区，但几个月后就跟父母搬到那不勒斯区了。我跟他成了朋友。最初，我要鼓起勇气才敢跟他说话，我经常看他在院子里踢足球。他喜欢玩儿。我常常在楼梯上观察他，心想他是我见过的最英俊的男孩。高中禁止留长头发，可他却留着。他踢足球时就脱掉衬衫，光着胸膛玩儿。我觉得他很像刊登希腊神话故事的杂志上某位希腊神的样子，别的时候（在课堂上，好像要昏昏欲睡时）又像个天主教的圣徒。我能经常看着他，我觉得这就够了。他的朋友并不多。当然，他认识很多人，他跟每个人都嘻嘻哈哈地周旋（他总是笑声朗朗）、开玩笑，但他的朋友寥寥无几，说不定一个都没有。他在学校表现不佳。化学、物理的成绩很惨。我很吃惊，因为哪门课都不太难啊。只消稍微用点心，略微下点工夫就可以考过去，不过，他几乎从不用功，没准压根就不学，在课堂上，他的思绪信马由缰。有一天，他向我走来，我正在楼梯上读洛特雷阿蒙的书，他问我知道不知道波尔维尼尔的老板是谁。我惊讶极了，不知道该说什么，我想我张大了嘴巴却什么话也没说出，我的脸都扭曲了，没准浑身战栗不已呢。他依然光着胸膛，一手拿着衬衫，另一只手提着背包，那个沾满灰尘的背包里塞满了笔记本，他唇间带着一丝笑意望着我，我盯着他在风中或者午后的空气中（这是两种不同的东西）迅速吹干的胸膛上的汗水，这时大多数课都上完了，我不知道自己还在学校干吗，也许在等待什么人，某个朋友，尽管这不大可能，因为我也没有多少朋友，也许我就是想待下来看他踢足球。我记得天空很明亮，带点湿漉漉的灰色，空气有些冰凉，或许是我自己感觉很冷。我还记得当时惟一能听到的声音就是远处的脚步声、无言的笑声，学校空空荡荡。起先他可能以为我没听清他的话，又问了一遍。我不知道这所学校属于谁，我说，我不知道有没有老板。当然有老板了，他说，是主业会［2］。他一定认为我是个彻头彻尾的白痴，因为我告诉他，我不知道主业会是什么。一个与魔鬼结盟的天主教组织，他笑着说。这时我明白了，我告诉他我不是很关心宗教，我知道波尔维尼尔是所教会学校。不，他说，关键是由教会的哪个门派控制：是主业会。什么人会加入主业会？我问。这时他在我旁边坐下，我们聊了很长时间，让我尴尬的是他始终不穿上衬衣，天越来越冷，越来越冷。我记得他第一次谈话时说到了自己的父母：他说他们很天真，他也很天真，他可能还说他们（他和他父母）都很傻，而且为现在才发觉这所学校归主业会而内疚。你父母知道这里由谁管吗？他问我。我母亲去世了，我说，父亲不知道或者不关心这个。我也不在乎，我补充了一句，我一心想上高中，然后再上大学。你将来上大学想学什么呢？他问。我说，文学。这时他告诉我他也写东西。真巧，我说，我也写。总之我们就谈了这些。这种聊天没多大意义。当然，我觉得他是在开玩笑。我们就这样成了朋友。我已经十八岁，他刚满十七岁。他从十五岁开始就生活在墨西哥了。有一次，我邀请他一起去骑马。父亲在泰拉克斯卡拉有点儿地，还买了一匹马。他自称是个不错的骑手，我说这个星期天我要跟父亲去泰拉克斯卡拉，如果你愿意可以跟我一同去。那一带农村太荒凉了。父亲盖了一间泥草屋，那儿全部的东西就这个了，剩下的无非是灌木和泥土。我们到那儿后他带着一丝微笑环顾了周围，仿佛在说，我知道这儿不会是一个迷人的牧场或者开阔的草原，可是这已经够大了。可我还是对父亲的这块地有些难为情。另外，这里没有鞍子，邻居们替我们养着马。父亲出去牵马时我们在平地上随便走了一阵。我想谈谈我读的书，我知道这些书他肯定没读过，可他几乎不听我说。他边走边抽烟，四周的景致差不多。最后，我们听到父亲的小车鸣喇叭的声音，接着那个替我们养马的人来了，他没有骑着而是牵着缰绳过来。我们回到小屋时父亲已经跟那人乘小车去办事儿了，那匹马系在那儿等着我们。你先骑，我说。不，他说（显然，他的脑子在想着别的事情），你先来吧。我不想再争，骑上马，起步就直接小跑了。我回来时他正坐在地上，靠着小屋的墙吸烟。你骑得不错，他说。接着他起身向马走去，说不习惯骑没有上鞍子的马背，可他一跃而起上了马背，我给他指了指路，告诉他沿着那个方向过去有一条河，或者说那只是一道干涸的河床，然而下雨的时候会溢满河水，而且非常漂亮，接着他便飞驰而去。他骑得极好。我本来就是个不错的骑手，可他跟我不相上下，说不定比我更出色，我不知道。我觉得此刻他骑得比我好。奔跑时不起一丝尘土是很难的，他紧紧贴着马背飞奔，最后淡出视野。我等待的时候数了数他扔到小屋外的烟蒂，弄得我也想学抽烟了。几个小时后，我们乘着父亲的小车回家，他坐在前面，我坐在后面，他说没准我们这块地下埋藏着金字塔呢。我记得父亲把正在凝视路面的目光掉转过来盯着他。金字塔？没错，他说，这里地下深层肯定埋藏着大量金字塔。父亲什么也没说。我问他为什么会起这样的念头。他没回答。我们又聊了些别的事，但我始终琢磨着他为什么要提到金字塔。我一个劲儿地想着金字塔。我一直在想着父亲的那片石头地，很多年后，我跟他失去了联系，每次回到那片贫瘠的土地，我都会想起埋藏在地下的金字塔，想起我曾经看着他在金字塔的尖顶上策马飞奔而过，想像他独自一人待在小屋坐在那儿吸烟的样子。
劳拉·郝雷吉，特拉尔潘，墨西哥城联邦区，1976年1月。
遇到他之前，我在跟塞萨尔谈恋爱，塞萨尔·阿里亚加，在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的托雷·德·雷克托里亚的诗歌研讨班上，有人介绍我认识了塞萨尔。我在这个班上又认识了玛丽亚·芬特和拉斐尔·巴里奥斯。我还在这里认识了乌里塞斯·利马。当时他不叫乌里塞斯·利马，或许我不知道，可能当时已经叫这个名字了，但我们仍然叫他真名阿尔弗雷多或者别的什么，我也认识了塞萨尔，我们一见钟情，或者我们自以为一见钟情，我们两个都给乌里塞斯·利马的杂志写诗。这是1973年底，我说不上精确时间。那段时间雨水特别多，我记得，因为我们经常淋得湿湿的去约会。后来我们利用玛丽亚父亲工作的建筑事务所出了杂志《李·哈维·奥斯瓦尔德》，这个名字太棒了。那些午后的时光真是太美妙了，我们经常一起喝酒，我们中总有人会带三明治来，不是索菲娅、玛丽亚就是我。男孩从不带什么来，就算真带了，刚开始还真有人带，带东西的男孩们，比较有礼貌的男孩，后来都退出了杂志，或者至少不再参加聚会。后来潘乔·罗德里格斯来了，然后把一切都搞砸了，至少我是这么看的，但我一直还为杂志工作，总之我还在那群人中晃悠着，主要是因为塞萨尔是他们的一员，同时还因为我喜欢玛丽亚和索菲娅（我跟安格丽卡一直未能成为朋友，不是真正的朋友），并非因为我想发表自己的诗，第一期上我一首诗都没有发，本来有一首叫《莉莉丝》的诗可以在第二期上发，可不知道怎么回事最终还是没有发出来。塞萨尔在《李·哈维·奥斯瓦尔德》上发了首叫《劳拉和塞萨尔》的诗，写得很甜腻，但乌里塞斯把诗名改了（或者说服塞萨尔改的），最后叫《劳拉&塞萨尔》。乌里塞斯·利马就喜欢干这种事。
总之，我先认识塞萨尔的，劳拉“&”塞萨尔就开始约会或者什么的了。可怜的塞萨尔。他长着一头闪亮的栗色头发，个子很高。他跟奶奶一起生活（父母在米却肯州），我的第一次成人意义上的性经验就是跟他发生的。或许那其实是我青春期的最后一次性经验。现在想来，也许是倒数第二次。我们经常去看电影，也看过几场戏。那时我又选修了舞蹈学院的课，有时塞萨尔跟我一起去上课。别的时间我们都用来长谈，谈论我们读的书，在一起什么也不干。这样过了几个月，三四个月，甚至九个月，然后，有一天我就跟他掰了。我记得很清楚，是我告诉他结束的，但我忘了到底是为什么。我还记得塞萨尔的表现还不错，他说我是对的，他当时就读医学院二年级，我刚上大学，专业是文学。那天下午我没有去上课，我去了玛丽亚家，我得找个朋友聊聊，我是说需要面对面去聊，不是在电话里，我到科里马区后向玛丽亚家走去，大门敞开着，我觉得有点奇怪，因为她家大门平时总关着，玛丽亚的母亲在这点上有些偏执，我走进去，按了门铃，门打开了，一个从没见过的家伙问我找谁。此人就是阿图罗·贝拉诺。当时他二十一岁，人很瘦，头发挺长，戴着眼镜，那副眼镜挺吓人，但他的眼睛并没有那么差，只不过稍微有些近视，但那副眼镜还是很吓人的。我们只是简单寒暄了几句。他跟玛丽亚和一个叫阿尼瓦尔的诗人在一起，此人当时对玛丽亚迷恋得快疯了，我到的时候他们正准备出门。
当天我又见了他一次。我跟玛丽亚说了一个下午的话，我想，后来我们又进城买了条围巾，然后继续聊（起先还聊塞萨尔“&”劳拉，后来就无所不谈了），接着我们又上基多咖啡店喝卡布奇诺，玛丽亚约好在那里跟阿尼瓦尔见面。九点左右，阿图罗来了。这次他带来一个十七岁的智利人，名叫费里佩·穆勒，说是他最好的朋友，一个金发高个男孩，几乎从不说话，无论去哪儿都跟着阿图罗。当然，他们跟我们坐一桌。陆续又来了些其他诗人，年纪都比阿图罗稍大些，没有一个本能现实主义者，因为这时本能现实主义还没有诞生出来，像阿尼瓦尔这样的几位诗人早在阿图罗回智利之前就跟他是朋友了，算来从他十七岁时就已经认识他。他们多半为记者和政府官员，属于那种从来没有出过城区或者城里某些社区的可悲之人，活动范围南到查普特派克街，向北最远到雷福马大街，还有《国家报》的职员、《至上报》的校读员、内政部的普通工作人员，他们下班后会来到布卡雷利大街，伸出他们的触须或者小小的绿色名片。尽管我说他们挺可悲，可那天晚上我们笑得开心极了。我们的笑声简直就没有停过。后来我们又步行到公共汽车站，有玛丽亚、阿尼瓦尔、费里佩·穆勒、贡萨洛·穆勒（费里佩的哥哥，很快就要离开墨西哥了）、阿图罗和我。不知为什么，我们开心得要命，我全然忘记了塞萨尔，玛丽亚仰望着星星，它们像三维投影般奇妙地出现在墨西哥城的天空，连我们正在行走的道路都显得那么优美，我们的行进出奇地慢，好像既前进着又后退着，推迟着必然抵达汽车站的那一刻的到来，我们所有的人一边走一边仰望天空（玛丽亚在数星星）。很久之后，阿图罗才对我说，他没有凝望星星，而是看着韦萨尔莱斯、卢瑟纳或者伦德雷斯街上狭窄的顶楼房里透出的灯火，还说刹那间，觉得没什么比跟我待在这样一间屋里更幸福的了，吃着三明治，喝着从布卡雷利大街某个小摊上买来的酸奶。不过他当时没有告诉我（那样的话我会认为他疯了）这些。他只是说喜欢读我的几首诗，还说两个半球的星星，北方的和南方的，他都很喜欢，然后向我要了电话号码。
我给了他电话号码，第二天他就打给我了。我们见了一面，但不是在城里，我告诉他我离不开现在住的特拉尔潘，我还得学习，他说没问题，我来找你，那样我也可以看看特拉尔潘，我说这儿没什么可看的。你要先搭地铁，然后再乘巴士，然后再换一辆巴士，不知为什么当时我觉得他肯定会迷路，我就说你在地铁站等我好了，我去接他时发现他坐在装水果的柳条箱上，靠着一棵树，其实这是那儿能找得到的最佳位置。你真幸运，我说。是啊，他说，我向来都挺幸运。那天下午他跟我讲了很多有关智利的事情，我不知道是因为他想说还是我问他了，他说的大部分都凌乱无序，他还提到危地马拉和萨尔瓦多，他游历过整个拉丁美洲，或者至少去过每个太平洋沿岸国家。那是我们第一次接吻，后来我们相处了几个月，然后就住在一起，接下来就发生了该发生的，或者换句话说，我们分手了，我回去跟母亲住在一起，开始学生物学（我希望有朝一日成为出色的生物学家，特别是生物遗传学方面），后来阿图罗遇上了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恰在这时本能现实主义诞生了。刚开始大家都觉得这简直是开玩笑，后来发现不是。觉得不是玩笑时，我们当中有些人追随他成了本能现实主义者，我想那主要是出于惰性，或者因为这个主张太疯狂，反而显得貌似有几分道理；或者出于情谊，为了不至于失去这个完整的朋友圈，但说句心里话，没有人把它太当回事。内心深处并不特别在乎。
这时我在大学陆续结识了些新朋友，我看到阿图罗和他的朋友们的机会越来越少。我想，惟一打电话联系或者偶尔一起出去的就是玛丽亚了，但是跟玛丽亚的友情也开始冷却。不过，我总是或多或少掌握着阿图罗的动向，我想：这是他能想得出的最愚蠢的事儿，他怎么居然会相信这种垃圾呢。一天晚上，我老睡不着，忽然想到他发起的这场运动纯粹是向我传达某种信息。他用这种方式说别离开我，瞧我多有本事，跟我在一起吧。后来，我意识到他是个骨子里很阴险的家伙。欺骗自己是一回事，骗别人就另当别论了。说穿了，本能现实主义这件事完全就是一封情书，像一只笨鸟在月光下疯狂的跳跃，本质上既廉价又毫无意义。
但我不是有意要这样说。
法比奥·埃内斯托·洛西亚科默，《火花》杂志编辑部，独立与路易斯莫亚大街，墨西哥城联邦区，1976年3月。
我是1975年11月来到墨西哥的。这时我已经漫游过其他几个拉美国家，只能勉强糊口。那年我二十四岁，开始时来运转。在拉美很多事情就是这样，我只能这样来解释了。我在巴拿马颓废混日时发现自己居然获得美洲之屋［3］诗歌奖了。我欣喜若狂。我身无分文，这笔奖金送了我一张去墨西哥的机票，让我有饭可吃。不过，有趣的是，那年我并没有参加美洲之屋诗歌奖竞赛。我对天发誓这是真的。前一年我给他们寄去一本书而他们当时对这本书根本不屑一提。今年，总算走出低潮，我听到自己获奖了，而且还有奖金。我乍听到这个消息心想是不是幻觉。说真的，我一直都食不果腹，经常挨饿的人会有这种反应。我又想可能是另一个洛西亚科默，如果是那样的话，这巧合也太大了：另一个阿根廷的洛西亚科默，另一个二十四岁的洛西亚科默，另一个洛西亚科默写出一本跟我的书同名的诗集。在拉丁美洲，发生了这样的事，完全没有必要自寻烦恼去撰造一个合乎逻辑的答案，特别是如果这样的答案不存在的话。幸运的是我真的获了这个奖，这就够了。后来美洲之屋的人告诉我去年那本书放错地方了，事情就是这样。
这样我才能到墨西哥，在墨西哥城安顿下来，过了阵子，我接到这孩子的一个电话，说想采访我什么的，我想他说的是采访。我当然说同意。说真的，我感到特别孤独和落寞。在墨西哥，我一个年轻诗人都不认识，采访或者不管什么吧，这个主意简直让人欣喜若狂。我们当天就见了面，我到达约定地方时发现来了不止一个诗人，有四个诗人在等着我，他们想搞的不是一场采访，而是一场讨论，一场三方对话，内容打算发表在墨西哥一家顶级刊物上。参加者包括一个墨西哥人（他们中的一位）、一个智利人（也是他们中的一位），一个阿根廷人，就是我。另外两个随行而来的只是在那里听着。主题是拉丁美洲新诗现状。这个话题倒是很精彩。我说太好了，随时奉陪，我们找到一家还算安静些的咖啡店开始聊起来。
他们带来的一台录音机已经处于工作状态，可是在最紧要关头，机子忽然发生故障，然后又从头重来。这次持续了半个钟头，我喝了两杯咖啡，都是他们付的钱。显然，这种事他们还不娴熟：我是说录音机，我是说当着录音机谈论诗歌，我是说组织他们的思想然后清楚地表达出来。总之，我们试了好几次，还是不行。我们决定，索性不如每个人把自己想到的不管什么写下来，然后把写下的东西汇总在一起。最后，变成了我和那个智利人的讨论。我不知道那个墨西哥人怎么了。
我们把下午的时间全都用来散步了。我觉得这些孩子很有意思，可能是他们给我买的咖啡的缘故，我觉得他们有点怪，好像既在那里，同时又不在那里，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好，他们是我遇到的第一批墨西哥年轻诗人，也许因为这个缘故，他们似乎显得怪怪的，可是前几个月，我见到过一些秘鲁年轻诗人、古巴年轻诗人，以及巴拿马和哥斯达黎加年轻诗人，都没有这种感觉。我很熟悉年轻诗人，确实有所不同，某些东西很让人怀念，比如同志般的情谊，强烈的共同理想，在任何拉美诗人聚会场合永远弥漫着的那种坦率。那天下午的某个时候，我记得简直像莫名其妙地喝醉了酒，我开始说起自己的那本书和我自己的诗，我不知道为什么说起那首叫《丹尼尔·科恩–本迪特》的诗，那首诗跟我这次获奖诗集中的其他诗作相比不好也不坏，但最终还是没有收进书里，我们可能还谈了诗的长度、页数，因为那两位（那个智利人和墨西哥人）写的诗都特别长，至少他们是这样说的，我还没有读过呢，我想他们甚至都有一套长诗理论，称之为诗长篇，我想这大概是法国诗人想出来的东西，但记得不太确切了，反正我就跟他们说起了那首《丹尼尔·科恩–本迪特》，我实在不知道为什么说起这个来，其中一个问我为什么不收进书里，我说其实是美洲之屋的人决定把它拿掉，那个墨西哥人说，可是他们要征得你的同意啊，是吗，我告诉他们，没有，他们没有征得我的同意。那个墨西哥人说他们拿掉了一首诗居然没有让你知道？我说是啊，实情我无法了解。智利人问他们为什么要拿掉？我说美洲之屋的人告诉我，那个科恩–本迪特正好发表过一些反对古巴革命的言论。那个智利人说这是惟一的理由吗？我像个混球似的告诉他，我想是吧，但那首诗并不是很好（那些小子们给我喝了什么让我这样说？）篇幅特别长，但并不怎么好，那个墨西哥人说这些杂种，但他却讲得很温柔，他真的说得很温柔，一点都不尖刻刺耳，好像他深知这伙人肢解我的书之前古巴人经历的一切，好像他内心深处已经不在乎那些蔑视我或者我们在哈瓦那的同志们。
文学并不天真烂漫。我从十五岁的时候就懂得这个道理了。我记得当时就想过这个，但我忘了是否把这个想法讲出来，如果讲过，当时的情景也忘了。后来这次散步（但我需要在此澄清，已经不是我们五个而是三个了，那个墨西哥人、智利人和我，另外两个墨西哥人走到炼狱的大门口时消失了）变成了在地狱边缘的徜徉。
我们三个人都不说话，好像被打成了哑巴，但身体仍在战斗，仿佛某种力量推着我们穿过那片陌生的土地，让我们手舞足蹈，那是一种默默无语、心领神会的散步，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接着我出现了幻觉，那天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也不是最后一次：我们穿过的那个停车场面向一片湖泊，这片湖又面向一片瀑布，瀑布又变成一条河流，穿过一个公墓，所有这一切，包括湖泊、瀑布、河流、公墓都呈深绿色，而且悄无声息。这时我想起两种可能性必居其一：要么我可能疯了，这种可能性极大，因为我的头脑向来是很清楚的，要么这些家伙让我吸了毒。后来，我说别走了，歇会儿吧，我感觉不舒服，需要休息，他们说了什么我没有听清楚，我只看见他们靠过来，我慢慢有了知觉，感觉自己在四处张望，想找个什么人，目击者什么的，可是看不到一个人，我们来到一片森林中，我记得我说这是什么森林啊，他们说查普特派克森林，然后带我走到一把条椅那儿，我们坐了片刻，其中一个问我哪儿疼（疼，这个词太对了，太贴切了），我本想告诉他们我全身到处都疼，整个人都在疼，可我却说也许问题出在我还不习惯这个高度，高度跟我过不去，让我看见了某些东西。
路易斯·塞瓦斯蒂安·罗萨多，拉马·多拉达咖啡店，科约阿坎区，墨西哥城联邦区，1976年4月。
蒙西瓦伊斯最早说过：马里内蒂和特萨拉的门徒们写的那些喧嚣、愤怒、做作的诗不过是在简单的印刷排列世界作战，永远不会超过儿童娱乐的水准。蒙西说的是尖锐派诗人，这个评价用在本能现实主义者身上同样合适。没有人理睬他们，他们动辄不分青红皂白地攻击别人。1975年12月圣诞节前夕，我非常不幸在拉马·多拉达咖啡店撞上几个他们的人。店老板内斯托尔·佩思克里亚坚决支持我：这太令人扫兴了。负责的那个叫乌里塞斯·利马，另外一个家伙高大黑胖，叫莫克特苏马或者库奥特莫克，还有一个叫卢西欧斯·思肯。我正好也坐在这个位置，等阿尔韦托·莫尔和他的姐姐，这三个疯子忽然围住我，每边坐了一个，他们说，路易斯，咱们谈谈诗歌吧，分析一下墨西哥诗歌的前景，嘴里全是诸如此类的话。我这个人不喜欢粗暴，当然马上紧张起来。我开始琢磨：他们到底想干吗？他们怎么找到我的？他们有什么资格坐在这里？不得不说，这个国家本身就毫无风度，墨西哥文学同样没有风度，这点也不得不承认。不过，我们还是谈了二十分钟（我从来没有为阿尔韦托和他那势利姐姐的迟到如此恼火过），最后，我们甚至在某些问题上取得了一致意见。归根结底，百分之九十的时间，我们在憎恨着同样的事情。当然，我向来支持帕斯在文学界的地位。当然，他们欣赏的似乎全是自己目前正在做的一切。谢天谢地。我是说，这还算小恶，如果他们宣称是农民诗人的弟子，或者可怜的罗萨里奥·卡斯特拉诺斯的追随者，或者海梅·萨维内斯的门徒（在我看来，有一个海梅就够了），情况会更糟糕。阿尔韦托终于来了，我还活着，之前发生了一点小小的争执，有些话很不中听，这样的举止在拉马·多拉达这种地方显得很不得体，内斯托尔先生会给我撑腰，但顶多如此。阿尔韦托来时我想我已经控制了局面。可是，后来朱丽亚·莫尔又忽然到了，问他们是什么人，晚上有何安排。那个叫卢西欧斯·思肯的马上说没事可干，还说，如果她有什么想法的话不妨说说，干什么他都愿意奉陪。朱丽亚全然不顾弟弟和我给她使眼色，说我们可以上普雷亚波去跳舞，那是一个粗俗不堪的地方，在玛亚10号小区或者泰皮托，我只去过那么一次，可一直都在使劲忘掉它，我和阿尔韦托都不能逆着朱丽亚，只好出去上了阿尔韦托的车，乌里塞斯·利马、阿尔韦托和我坐在前面，朱丽亚、卢西欧斯·思肯和那个叫库奥特莫克或者莫克特苏马的坐在后面。说实话，我最怕这个了，这些人很不可靠，有人告诉过我，他们在卡萨波尔达的圣波恩让蒙西难堪过，但是因为蒙西答应跟他们喝咖啡，你可以说那是给他们捧个场，他也有一定的错误，人人都知道，本能现实主义者就像尖锐主义者，人人都知道蒙西对尖锐主义者的态度，其实他对后来发生的事不该抱怨叫屈，不过，没有人或者几乎没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虽然我有时忍不住想问他，但是从来没有问过，不想打探或者揭旧伤，再说，他跟本能现实主义者们会面时的确碰到事儿了，人人都知道，所有偷偷地爱着和恨着蒙西的人都知道，出现了各种假设和说法，总之，阿尔韦托的车像光一般飞奔或者像蟑螂般爬行着（取决于路况）朝普雷亚波开去的时候，我一直在琢磨这件事，朱丽亚·莫尔跟两个本能现实主义流浪汉在后面聊个不停。我不想给你描述那家俱乐部。我向上帝发誓，我们恐怕不会活着从那儿出来了。我只想透露一点，这里室内装饰和点缀其中的人种几乎就是从李萨尔迪的《脏鸟》以及马里亚诺·阿苏拉的《落水狗》、德尔·帕索的《何塞·特里戈》这些“浪潮文学”中最坏的小说以及20世纪50年代最糟的色情电影（不止一个女人长得像托戈莱勒，我以为她在50年代没有拍过电影，其实应该拍过）中直接抄袭来的。我们就这样进了普雷亚波夜总会，在靠近舞池的一张桌子旁边坐下，我完全不熟悉流行音乐，朱丽亚跳恰恰或者波莱罗或者丹颂舞时，我和阿尔韦托开始聊起什么（我发誓忘记内容了），一个服务员给我们上了一瓶龙舌兰或者老鼠药，我们一声不响要了，可见我们烦闷的程度。在比说出“差异”这个词所需要的更短时间里，我们忽然间就醉了，乌里塞斯·利马开始背诵起一首法语诗，我不知道为什么背诵，但他的确是在背诵，我都没有发觉他在讲法语，也许是英语，我觉得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理查德·布劳蒂甘的译文，那是一个非常糟糕的诗人，或许是约翰·吉奥诺的译文，管他是谁，没准是利马本人的替身呢，可是怎么会是法语？我有点意外。不错的语调，流畅的发音，这首诗，不知怎么听着有些耳熟，很熟悉，但可能是因为我醉得越来越厉害，或者是无情的波莱罗音乐的缘故，我无法确定这是谁的作品。我想到了克劳德，可是我们谁也无法想像利马会背诵克洛岱尔的诗，能吗？我又想到波德莱尔，想到了卡图尔·芒戴斯（我曾给一所大学的刊物译过他的诗歌片段），想到了奈瓦尔。我得惭愧地承认，这些名字都曾涌进我的头脑。为了捍卫，我应该借着酒精的迷糊马上说出来，我自问奈瓦尔与芒戴斯会有什么共同之处，后来我又想到了马拉美。阿尔韦托也许在玩着同样的游戏，他说，这是波德莱尔的诗。当然不是波德莱尔的诗。我把这首诗写出来。看看你能不能猜出这是谁的作品：
<blockquote>
我悲伤的心在船尾满怀怨恨，
烟丝填塞着我的心：
它们往这颗心上喷射着浓汁，
我悲伤的心在船尾满怀怨恨：
这些士兵们嘲弄着
引发一阵哄笑，
我悲伤的心在船尾满怀怨恨，
烟丝填塞着我的心！
阳亢雕塑般的年轻士兵们
他们的辱骂已使他们堕落！
晚祷时分，他们在墙上涂鸦
阳亢雕塑般的年轻士兵们。
喔，不可思议的大海，
捉住我的心，让它得以赎罪！
阳亢雕塑般的年轻士兵们
他们的辱骂已使他们堕落
当他们用尽他们的嚼烟，
该怎么办，喔失窃的心？
这将是纵酒狂欢的军号声
当他们用尽他们的嚼烟：
我的胃将鼓起，
如果我悲伤的心堕落了：
当他们用尽他们的嚼烟
该怎么办，喔失窃的心？
</blockquote>
这是兰波的诗。很令人意外。这个意外只是相对而言。真正让人意外的是利马居然用法语朗诵了它。而且，我为自己没有猜出是谁写的略感恼火，因为我对兰波的作品相当熟悉，不过，我也不想因此让自己心烦意乱。又一个共同点。也许我们能活着走出那个地狱般的洞穴。背诵完兰波的诗后，乌里塞斯·利马讲了一个兰波和什么战争的故事，我不知道那场战争，战争这种话题我不感兴趣，但是其中有某种东西，某个共同的主题，把兰波与那首诗、那场战争联系起来，我敢肯定那是一个很污秽的故事，然而，这时先是我的耳朵，然后是我的眼睛又见证了其他一些污秽的小故事（我发誓如果朱丽亚·莫尔再拖我去类似普雷亚波这种喧嚣的地方，我非杀了她不可）、支离破碎的场面，那些垂头丧气的浪荡子与绝望的纯洁女孩或者同样绝望的年轻妓女们在光影反差强烈的急速旋转中起舞，我得承认，这加剧了我的迷醉程度，如果真醉了的话。这时什么地方吵起架来。我什么也看不见，只听到有叫骂声。阴影中两个流氓拽着一个满脸是血的家伙。我记得我对阿尔韦托说我们该离开了，否则情况可能会越来越糟，但阿尔韦托还在听着利马的故事不搭理我。我记得我望着朱丽亚跟利马的一个朋友跳舞，我记得自己又跟思肯跳了一曲波莱罗，仿佛是一场梦幻，然而，那也许是整个晚上我第一次感觉好极了，事实上就是整个晚上第一次感觉那么好。后来，仿佛如梦初醒，我记得我对着舞伴的耳朵轻声说，我们的举动也许会冒犯别的舞者和观众。忘了后来发生什么了。有人对我讲了粗话。我不知道，我准备要爬到一张桌子下面或者蜷曲在思肯的胸膛上睡了。可是，有人对我说了粗话，思肯做了一个动作，好像要推开我然后把脸转向说话的那个人（我不知道他说了什么，好像是女气小伙或者男同性恋什么的，我还不习惯这种语言，尽管我知道应该习惯），可我醉得一塌糊涂，浑身的肌肉都软了，他不能放开我——他要放开了，我会瘫在地上——他只好在舞池中间回骂了一句。我闭上眼睛，试图不要让自己看到这个局面。思肯的肩膀发出汗水的味道，一股奇怪的酸味，好像刚从某个化工厂的爆炸中好端端地逃了出来，后来我听见他在说什么，不是针对一个人而是好几个人，至少两个以上，那几个人的声音越来越大，后来我睁开眼睛，天哪，我看见那些人不是围住我们两个而是围住我一个，我的胳膊搭在思肯的肩膀上，左臂搂着他的腰，脸颊贴着他的肩膀，我看见了或者我想像自己看见了那些邪恶的表情，那些天生的杀手的凝视，后来，我在完全压倒醉意的极度恐怖中站了起来，我多想就此消失掉。噢，大地，吞噬掉我吧！我祈求让雷电击死我，一句话，我希望自己压根就没有生出来。简直是奇耻大辱。我羞愧得满脸通红，我想呕吐，我挣脱思肯，几乎站不住，我知道自己已经成了无情嘲讽的对象，同时又成了攻击的目标。我欣慰的是嘲讽者同时也遭到了攻击。那感觉基本上就像在战斗（乌里塞斯·利马在说什么战斗、什么战争来着？）中遭到了背叛，我恳求正义天使或者世界末日的天使现身送来一场洪水，一场伟大神奇的洪水，快快把我们两派人都一扫而光，把我们所有的人一扫而光，结束这场荒谬和不公正。可是，后来，我透过双眼冰冷的湖波（这是个错误的比喻，因为普雷亚波里面酷热难耐，可我想不出更好的说法来描述我想哭的感觉，在“即将”哭出的关键时刻我的想法变了，我使劲克制着，只能说一层变形的液体薄膜还在我的瞳孔中闪亮着），我看见了朱丽亚·莫尔的幻影，好像跟库奥特莫克，或者莫克特苏马或者内特萨瓦尔科尤特尔或者不管叫什么名字的人缠绕在一起，这个人跟思肯反击闹事的人，朱丽亚的胳膊搂着我的腰，问我这些婊子养的是不是向我动手了，然后把我从舞池中拉出来，离开那个令人厌恶的低级夜总会。我们一走出去，朱丽亚就领着我向小车走去，我在大街中间哭起来了，朱丽亚扶我到后座上，我请求——不，是恳求——她跟我坐在一起。我希望我们三个人一块回去，不要管那几个人了，让他们与自己的恶魔同类在一起好了。求求你了，朱丽亚，我说。她说，天哪，路易斯，你把我的这个晚上全毁了，别动。我记得后来我说道或者怒吼道：他们对我干出的事儿比对蒙西恶劣多了。朱丽亚问，他妈的他们对蒙西怎么了（她还问我蒙西是什么意思，她说成蒙茨或者蒙奇，我想不起了），我说：蒙西瓦伊斯，朱丽亚，蒙西瓦伊斯，那个散文家，她噢了一声，似乎毫不吃惊，我的天，这个女人真坚强，我想，然后我想我可能吐了，然后又大笑起来，或者哭起来，接着又吐了——就吐在阿尔韦托的车里！——朱丽亚开始放声大笑，这时另外几个人都从夜总会里走出来，我看见他们照在街灯光线里的影子，我想我都干了些什么啊？我干了些什么？我羞愧得无地自容，瘫倒在座位上，缩成一个球，假装睡着了。但我还能听到他们在说什么。朱丽亚说着，本能现实主义者们应答着。他们的声音显得挺开心，毫无敌意。接着阿尔韦托进了车子，说他妈的怎么回事，怎么这么臭，我睁开眼睛看着他照在反光镜里的双眼，我说对不起，阿尔韦托，不是故意的，我实在太恶心了。这时朱丽亚坐到乘客座上说，天哪，阿尔韦托，打开窗户，臭死了。我说别介意，朱丽亚，没必要那么夸张。朱丽亚说：路易斯，这味道简直就像你死了一个星期似的，我笑了，声音不太大，但我已经感觉好起来。到了大街尽头，在普雷亚波的灯箱招牌下，几个人影在游荡，但不是冲我们的车而来，这时朱丽亚摇下车窗吻了思肯或者莫克特苏马或者库奥特莫克，但却没有吻乌里塞斯·利马，他跟车保持着一段距离，仰望着天空，接着，思肯把脑袋栽进窗户说，怎么样啊，路易斯，我甚至都不愿回答，只是做了个动作仿佛在说很好，我很好，接着阿尔韦托发动起那辆道奇车，车窗全都放下，我们离开泰皮托，返回各自住的小区。
阿尔韦托·莫尔，皮塔戈拉斯大街，纳瓦特区，墨西哥城联邦区，1976年4月。
在某种意义上，路易斯说的没错。我姐姐完全是个疯子，没错，可是她很有魅力，才二十二岁，比我大一岁，是个非常聪明的女人。她马上就要从医学院毕业了，她想做个儿科专家。她可不是什么天真无邪的女孩。我们从一开始就有必要清楚这点。
其次，在墨西哥城的大街上，我开车的速度并没有像闪电一般。那天我开的那辆蓝色道奇是我妈妈的，只要开上那辆车，我总是小心翼翼。呕吐的事完全可以谅解。
第三，普雷亚波在泰皮托，后者相当于一个战区，一个三不管地带或者铁幕的背面。最后，舞池里几乎打起来，可我什么也没看见，因为我坐在桌边跟乌里塞斯·利马聊天。据我所知，玛亚10号小区没有夜总会，我姐姐可以作证。
第四，也是最后一点：我没有提到波德莱尔。我想，是路易斯说到波德莱尔、卡图尔·芒戴斯甚至雨果的。我什么也没说。我觉得听着像兰波的诗，但我什么也没说。相信你听明白了。
另外，本能现实主义者的行为没有我们担忧的那么可怕。我以前没见过他们，只是听说而已。大家都知道，墨西哥城是个只有一百四十万人的小镇。他们给我的印象还是比较正面的。那个叫卢西欧斯·思肯的老想调戏我姐姐，可怜的傻瓜。另外那个家伙，莫克特苏马·罗德里格斯（不是库奥特莫克）也使出浑身解数。那天晚上的某个时候，他们甚至以为夺得了些许地盘。此景堪哀，但也不无甜蜜之处。
至于乌里塞斯·利马，他给人的印象总是很高傲，他的法语也讲得不错。他还讲了个很精彩的故事，跟兰波的那首诗有关。他说《失窃的心》是一首自白诗，描写了兰波从查尔维尔到巴黎的一次旅行经历。兰波旅行（徒步！）途中路遇一群醉醺醺的士兵，他们先是嘲笑诗人，然后就要过来对他动粗。坦率地说，这是一个非常粗俗的故事。
不过还不止于此。据利马说，那几个士兵或者至少他们的头目，那句“我的心被一位下士覆盖”里的“下士”，是法国侵略墨西哥的老兵。当然，我和路易斯都没有追问他这么说证据何在。但我对这个故事颇感兴趣（跟路易斯不同，他更感兴趣的是我们身边发生或者没有发生什么），想多了解一些。后来，利马告诉我，在1865年，李布雷奇上校手下的一支纵队，本来驻扎在索诺拉的圣特雷萨，没有再发回战报失去了联系，因此为在墨西哥东北部执行任务的部队提供后勤保障的物资集散中心指挥官埃伊多克思上校，向圣特雷萨派出一支三十人的小分队。
这支小分队由劳伦特上尉、罗瓦切中尉和冈萨雷斯指挥，后者是墨西哥的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据利马说，次日行军途中，这支小分队来到圣特雷萨附近一个叫维拉维西奥萨的小镇，但始终没有与李布雷奇的纵队取得联系。除了罗瓦切中尉和在这次行动中死掉的三个士兵，剩下的所有的人在镇上惟一的小客栈吃饭时悉数被捕，其中有一个人就是后来的“下士”，当时还是一个二十二岁的新兵。那几个囚犯被麻绳捆着带到维拉维西奥萨镇的军队指挥官和镇里的一群头面人物前。这个指挥官是个混血儿，同时对英诺森西奥和埃尔洛克负责。这些头面人物都是些上了年纪的农民，大多数都光着脚丫子，他们盯着这些法国人审视了会儿，然后就躲到一个角落商量该怎么办。半个小时后，明显对立的两派经过艰难的讨价还价，他们把这几个法国人带到一个带顶的畜棚里，除掉衣服和鞋子，很快，抓捕者们就来强奸和折磨他们。
午夜时分，他们割了劳伦特上尉的喉咙。冈萨雷斯中尉和两个中士、七个士兵被带到大街上，几个骑着这些士兵带来的马匹的模糊人影借助火把刺死了他们。
黎明时分，那个未来的“下士”和另外两个士兵设法挣脱镣铐，在墨西哥境内四处逃窜。没有人在后面追他们，但最终只有那个未来的“下士”活了下来把这段故事说了出来。他在沙漠游历了两个星期后来到埃尔塔约。他乔装打扮，在墨西哥一直待到1867年，然后随巴萨伊内（或者当时指挥这帮法国兵的什么人）的部队回到法国，他们从墨西哥撤回，扔下那位皇帝自生自灭。
卡洛斯·蒙西瓦伊斯，沿着圣波恩附近的马德罗大街行走，墨西哥城联邦区，1976年5月。
不存在什么伏击，没有什么暴力事件，没有这种东西。两个年轻人可能还不到二十三岁，都留着极长的头发，比其他任何诗人的头发都长（我可以以每个人头发的长度为证），他们决不承认帕斯有任何优点，洋溢着充满孩子气的固执，不喜欢就是因为不喜欢，全心全意地想否定别人一望而知的特点。有时一念之差（我想是精神上的），他们让我联想到何塞·奥古斯丁［4］，想到古斯塔沃·萨因斯［5］，但绝没有那两位杰出小说家的横溢才华，事实上他们什么都没有，没有钱付我们喝的咖啡（还得我来付），言之无物，没有原创的思想。不过是两个迷茫的灵魂，两只空空荡荡的容器而已。至于我自己，我想不仅仅是慷慨（咖啡不论）了。有时我甚至建议乌里塞斯（我想不起另外那个的名字了，我想是阿根廷或者智利人）应该写一篇我们一直讨论的帕斯作品的书评。如果真写得不错，我对他说，特别强调了不错这个词，我会发表的。他说好吧，他会写的，他会把文章带到我家里。我说你别带到家里了，我母亲见了你说不定会给吓着的。我不过是开个玩笑。可是他们却满脸严肃地（不带一点微笑）接受了，说会通过邮件寄来。我一直还在等着呢。
2
阿马德奥·萨尔瓦铁拉，委内瑞拉大街，宗教审判广场附近，墨西哥城联邦区，1976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