噢，塞萨雷亚·蒂纳赫罗，我说，你们在哪儿听说她的，小伙子们？其中一个说他们想写一篇关于尖锐主义者的文章，他们走访过吉尔曼、阿克莱斯和马普莱斯·阿尔塞，读遍那个时期所有的杂志和书籍，他们在所有那些名字中，那些赫赫英名，那些不再有任何价值，甚至连不快的记忆都算不上的空名中，发现了塞萨雷亚的名字。真的吗？我问。他们望着我笑了，两个人同时笑了，这两个淘气家伙，好像有一种内在的心灵感应，如果这样说有意义的话。我们觉得这个名字很古怪，他们说，她好像是个独一无二的女人，很多文献都提到她，全都说她是个优秀的诗人。一个优秀的女诗人？我说，你们在哪儿读过她的作品？我们没有读过她写的任何东西，他们说，任何书刊都不曾发表过，这反而激起了我们的兴趣。怎么让你们感兴趣的，小伙子们？来说一下你们的感想。大家都在称赞她或是诋毁她，可是却没有任何人出版过她的作品。那个智利人说，我们读过冈萨雷斯·佩德雷诺的杂志《人类的运作》、马普莱斯·阿尔塞的先锋派作品目录还有萨尔瓦多·萨拉萨尔的杂志，除了马普莱斯的目录，她的名字不曾在任何书刊上出现过。此外，胡安·格拉迪、埃内斯托·鲁维奥和阿达尔韦托·埃斯科瓦尔都在各自的访谈中提到过她，而且用的是由衷的溢美之词。起初我们以为她是个尖锐主义者，一个追随者，那个墨西哥人说，可是马普莱斯·阿尔塞告诉我们，塞萨雷亚从来不曾参加过他发起的那个运动，不过马普莱斯的记忆或许有误，那个智利人补充了一句。我们不相信这种说法，那个墨西哥人说。马普莱斯记得塞萨雷亚不是尖锐主义者，记得她是个诗人，智利人说。夸夸其谈的小伙子。夸夸其谈的年轻人。两个人还挺心有灵犀的。一阵寒战袭遍我的全身。可是在他丰富的藏书里找不出一首塞萨雷亚写的诗支持他的说法，那个墨西哥人说。一言以蔽之，萨尔瓦铁拉先生，阿马德奥，我们四处打听，我们访谈过李斯特·阿苏比德、阿克莱斯·贝拉、埃尔南德斯·米罗，结果都差不多，谁都对她有点印象，那个智利人说，可谁也没有她写的任何东西可供我们拿来研究。小伙子们，你们的研究具体是什么？接着，我举起手，趁他们回答之前又给灌了些梅斯卡尔龙舌兰酒，然后在手扶椅边坐下，我敢说自己的臀部就像挨在一把剃刀的锋刃上。
佩尔拉·阿维莱斯，列奥纳多·达·芬奇街，米克斯科阿克区，墨西哥城联邦区，1976年5月。
那时我没有多少朋友，可我认识他时连一个朋友都没有。我想谈谈1970年代，那时我们俩都在波尔维尼尔上学。其实就是不久之前的事情，这说明记忆都是相对的，就像某种语言，我们以为对它很熟悉，其实未必，记忆可以随心所欲地把事物拉长或者缩短。我经常告诉他这个道理，可他从不听。有一次我跟他上家里去，那时他还住在学校附近，我碰见了他妹妹。家里没有别人，只有他妹妹，我们聊了很长时间。很快他们就搬到那不勒斯区，后来他就永远辍学了。我常对他讲：你不是想上大学吗？你难道想自动放弃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吗？他大笑着对我说，在大学里学到的跟在高中学到的肯定一样，那就是什么都学不到。可是你这辈子总有个打算吧？我问，你想干什么工作？他说不知道，也不关心。一天下午，我去家里看他，问他是不是在吸毒。没有，他说。从来没有？我问。他说，吸过大麻烟，但那是很久以前了。没吸别的？没有，他说，接着又笑起来。他是在嘲笑我，但我并不在乎。其实我喜欢看他笑。那时他碰到一个著名的电影和戏剧导演。他的智利同胞。有时他跟我聊起此人，说如何在剧院门口接近他，当时剧院正上映这个导演的一部戏，这部戏写的是赫拉克利特或其他前苏格拉底时代的哲学家，是用这位哲学家的作品大致改编而来，此剧引起一场轩然大波，当时墨西哥还很封闭，轩然大波跟戏的内容无关，而是因为演到中途时几乎所有演员全裸出场。我当时还在波尔维尼尔上学，身处主业会恶臭的包围中，我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学习和阅读上了（我老觉得自己读书不多），我惟一的娱乐，我觉得有着莫大快感的事就是去他家。我经常在固定时间去见他，但并不常去，我不想惹人讨厌或者显得碍手碍脚。我往往都是下午去，或者等天黑了再去，聊上两三个小时，谈论的基本上都是文学，他也给我讲些跟那位导演交往的传奇故事，语气显然很钦佩，我不知道他是否喜欢戏剧，但他酷爱电影，其实，现在想来，当时他读的东西并不多，谈论书的主要是我，我真还读了不少东西，文学、哲学、政论文都看，可他未必读那么多书，他经常去看电影，差不多每天或者每隔三天看一次，非常频繁，真的，还经常去导演家。有一次，我告诉他应该多读点书，他说已经把一切自己觉得重要的著作都读过了。太狂妄了！他有时就喜欢这样说，有时他就像个被宠坏了的孩子，但我一切都原谅他，无论他做了什么，我似乎都觉得很好。有一天，他告诉我跟导演吵了一架。我问为什么，他不想说。或许他说了，跟文学观点的分歧有关，就这么回事。我设法从他那里套出，导演说聂鲁达是狗屎，还说尼卡诺尔·帕拉［6］是西班牙语世界最伟大的诗人。诸如此类的东西吧。当然我不相信两个人会为这种无关紧要的事儿吵架。我们国家，他说，人们经常为这种事情吵架。噢，我说，墨西哥人经常无缘无故地互相残杀，但受过教育的人显然不会这么干。当时我对文化教养的认识多么理想化啊。过了段时间，我去拜访那个导演，胳膊下夹本恩佩多克莱斯的小书。他妻子带我进去，导演本人很快就来到客厅，我们聊起来。他上来就问我从哪儿得到地址的。我说朋友给的。噢，是他，导演说，马上就打听起他怎么样，在干什么，为什么再没有上家里来了。我把闪进脑子的第一个答案告诉了他，然后开始谈起别的事。从那之后，我就有两个人可以拜访了，导演和我的朋友，忽然，我发现自己的眼界不知不觉开阔起来，我的生活逐渐变得丰富多彩起来。那些日子很开心。可是，一天下午，导演再次问过我朋友的情况之后，说出了他们之间争吵的真相。他的描述跟我朋友说的完全不同。那场争吵跟聂鲁达和帕拉，以及他们可敬的诗歌观点的正确性有关，但这种说法又出现了新的信息，导演说（我知道他说的是真情）：他跟我的朋友吵起来，我朋友在绝望地捍卫聂鲁达时说不出话来，竟然哭了。就在这里，在导演的客厅里，像个十岁的孩子般毫不掩饰，可他已经十七岁了。导演说，只有他们两个人时的那场眼泪让我的朋友疏远了导演，因为他大概为自己对这种无聊又不重要的分歧作出如此反应而感到羞愧吧（据导演说）。告诉他来看我，那天下午，要走的时候导演对我这样说。后来，我花了两天琢磨导演说过的话，琢磨我朋友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干吗不把整个过程都说给我听。我去看他，发现他躺在床上。他感冒了，在读一本关于圣殿骑士的书，哥特教堂之谜那一类的东西，我实在不明白他为什么会读这种垃圾，但说实话，我已经不是第一次为他读这种书感到惊讶了，有时是惊悚作品，有时又是垃圾科幻，所幸他自己读这些书却从不试图劝服我也去读，所以，只要我读了一本好书，都会马上转交给他，有时我得等上整整几个星期，让他读完那本书，这样我们才能讨论。他躺在床上读着那本书，我一踏进他的房间就开始哆嗦起来。我们聊了会儿，聊了什么我已经忘了。也许我们默默地待了会儿，我坐在他的床脚，他捧着那本书，两个人不时地偷偷看一眼对方，听着电梯发出的声音，那感觉好像待在一间漆黑的屋子里，或者在夜晚的乡村迷了路，就那样听着马鸣的声音。我真想就那样坐上半天，后半辈子都那样坐着。但我还是说话了。我告诉他最近去导演家了，我转告了导演的话，说他应该去看看导演，导演一直都在等着，他说：那就让他坐那儿等着吧，我再也不会回去了。后来他又捧起那本书来读。我争辩说单凭聂鲁达的诗好说明不了帕拉的诗就不好。他的回答让我吃了一惊。他说，我才不在乎聂鲁达或者帕拉的诗好不好呢。那为什么发生那么严重的争执，为什么争吵呢？我还设法探问，但他不肯回答。接着我犯了一个错误。我靠过去一点，坐在他身边，我从自己口袋里取出一本书，那是一本诗集，我给他读了几行。他默默地听着。这首诗写的是水仙花和一片无边无际、住着雌雄同体人的森林。我读完了，他什么也不说。你觉得怎么样？我问。不知道，他说，你觉得怎么样呢？我告诉他，我认为诗人都是雌雄同体，他们只有彼此理解。诗人们，我说。我本来想说：我们诗人们。可是他盯着我，好像我脸上的肉都被剥掉了，只剩下个骷髅头，他笑眯眯地望着我说：别傻了，佩尔拉。来了这么一句。我立刻脸色惨白，浑身开始颤抖，只想设法挪开点，我试图站起来，可是却没能办到，他自始至终坐在那里没有动一下，看着我微笑，好像皮肤、肌肉、脂肪和血液全从我的脸上溜掉了，只剩下黄黄的或白白的骨头。我一下子都不会说话了。后来说了或者咕哝了一句，太晚了，我得走了。我站起来，说了声再见，然后就走了。他甚至都没有把头从书本上抬起来。我穿过空荡荡的客厅和过道时，我想我再也不会见他了。不久，我上了大学，我的生活发生了九十度的转折。多年以后，纯属偶然，我碰见了他妹妹，正在文学系散发托洛茨基分子的宣传资料。我从她那儿买了本小册子，后来我们去喝咖啡。我已经不再去见导演了，那时我即将要拿到学位，并且持续写着基本上没人读的诗。我自然问了他的情况。妹妹把他最近的经历详细给我讲了一番，他遍游拉美，回到自己的祖国，经历了一场政变的考验。我自己所能说的只有一句话：太倒霉了。是啊，他妹妹说，他打算在那里定居生活，没去几个星期，军方就发动了一场政变，真是倒霉透了。我们一时不知还聊些什么好。我想像他在一个洁白的空间迷失了方向，在一个变得越来越肮脏和污秽的处女地迷失了方向，尽管他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连我记忆中的那张脸也扭曲了，我们说话的时候他的形象似乎跟妹妹所描述的内容融合在了一起，那荒谬的体力测试，令人恐惧、毫无意义的成人礼，以及我曾经对他的期许显得如此遥远，甚至连他妹妹谈论拉美革命及其带来的失败、胜利、死亡时的声音听着都有些陌生，我连一秒钟都坐不下去了，我说我要去上课，改日再见。我记得有那么两三个晚上，我梦见他了。在我的梦中，他显得很瘦削，简直是皮包骨头，他坐在一棵树下，头发很长，衣服皱皱巴巴的，鞋子也烂了，都站不起来走路了。
卢西欧斯·思肯，泰派吉大街某顶楼房间，墨西哥城联邦区，1976年5月。
阿图罗·贝拉诺从来就不喜欢我。乌里塞斯·利马倒是喜欢我。一个人能感觉得出这种东西来。玛丽亚·芬特喜欢我。安格丽卡·芬特不喜欢。这无所谓。罗德里格斯兄弟喜欢我：潘乔和莫克特苏马，还有小诺伯托。有时他们也会批评我，有时潘乔说他不理解我（特别是我跟男人睡觉时），但我知道，他们仍然关心着我。阿图罗·贝拉诺则不然。他不喜欢我。哦，我总觉得是埃内斯托·桑·埃皮法尼奥的问题。二十岁之前，在阿图罗去智利说是参加革命之前，他跟阿图罗是朋友，我跟埃内斯托曾是情人，或者照他们说是情人，后来我蹬了他。其实我跟埃内斯托只睡过那么几次，所以，如果别人无缘无故地生气，怎么能说过错在我呢？我也跟玛丽亚·芬特睡过觉，阿图罗·贝拉诺对此有意见。那天晚上要在普雷亚波夜总会跟路易斯·罗萨多睡了，贝拉诺准会把我从这个社团踢出去。
我实在不知道自己哪儿做错了。贝拉诺听说普雷亚波夜总会发生的事儿后说，我们不是恶棍和皮条客，而我不过是表达了自己的情感而已。我辩解时只好结结巴巴地（断断续续，甚至都不敢看他的眼睛）说我是个天生的怪物。可是贝拉诺听不懂这个玩笑。在他看来，我的所作所为一切都是错的。不过当天根本不是我请路易斯·罗萨多跳的舞。那是路易斯无所事事主动找上我的。应该说我喜欢路易斯·罗萨多，但谁也没法跟这位第三世界的安德烈·布勒东解释。
阿图罗·贝拉诺全怪我不好。这挺好玩，因为只要我在他身边，我总想把事情做好了。可是从来就没干妥当过。我没有钱，没有工作，没有家。能搜到什么我就吃什么。有一回我从湖畔小屋偷了一尊雕塑。那个导演，那个叫雨果·古铁雷斯·维加的恶心鬼说一定是本能现实主义的人干的。不可能，贝拉诺说。他可能脸都红了，他觉得太尴尬了。可他还是支持我。不可能，他说，可是他并不知道就是我干的。（如果他知道了会怎么样呢？）几天后乌里塞斯告诉他；是卢西欧斯·思肯偷的雕塑。他这么说了，但并非真以为是我偷的，就像在开玩笑。乌里塞斯就是这样。他对这些事儿从不当真，在他看来都挺好玩的。可是贝拉诺却气炸了，说怎么会这样，说湖畔小屋的人给我们安排过几场朗读会，他觉得要对失窃事件负责。好像他是所有本能现实主义者们的母亲似的。不过，他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他假装不知道，就这样过去了。
有时我很想把他揍个稀烂。所幸我是个热爱和平的人。而且，大家都说贝拉诺很坚韧，可是我知道不是这样。他很热情，有自己的勇敢方式，但算不上坚韧。潘乔很坚韧。我的朋友莫克特苏马很坚韧。我很坚韧。贝拉诺只是貌似坚韧，可我知道他并不坚韧。可我为什么不在某个晚上揍他一顿让他坚韧一把呢？大概是因为我尊重他。虽然他比我年轻，蔑视我，视我如粪土，从内心深处我还是尊重他，听他的，一直在等着被他认可的信号，我从来没有举手反对过这杂种。
劳拉·郝雷吉，特拉尔潘，墨西哥城联邦区，1976年5月。
你看过跳求偶舞的鸟儿在灌木丛中做花园、尖塔和空地的纪录片吗？你知道，只有那些能做出最好的花园、最好的尖塔、最好的空地、会跳最复杂舞蹈的鸟儿才能找到配偶吗？你没有见过那些为了吸引雌性练习跳舞到死的荒唐鸟儿吗？
阿图罗·贝拉诺就是这种东西，完全是一个愚蠢自负的孔雀。本能现实主义是他为我而跳的声嘶力竭的求爱舞蹈。问题是，我再也不爱他了。你可以用一首诗向一个女孩求爱，可是却无法用一首诗来留住她。甚至一场诗歌运动也无济于事。
为什么我还要跟他的那些旧友来往一段时间呢？他们曾经也是我的朋友，现在仍然是我的朋友，可是不久我就厌倦了他们。我来告诉你。大学是很真实的，生物系是很真实的，我的教授们是很真实的，我的同学们都是很真实的。我是说很具体，目标清楚，计划清楚。那帮人却并不真实。伟大诗人阿里·丘马西罗［7］（我想此人不该因为取了这个名字而受责备）是很真实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他留下的东西是真实的。另一方面，他留下的东西又并不真实。那些被乌里塞斯催眠、然后被阿图罗领到屠宰场的可怜的小老鼠们啊。我还是尽量表述得准确点：最要命的是，他们几乎全都至少二十岁了，可举止行为却好像只有十五岁。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路易斯·塞瓦斯蒂安·罗萨多，莫尔家的灯光草坪聚会，二十多人，拉斯洛马思区，墨西哥城联邦区，1976年7月。
不知道是违反逻辑还是幸运，我又见到卢西欧斯·思肯了。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拿到我的电话号码的。他说，他打电话给《退场线》编辑部，他们把电话号码给了他。尽管常识告诫我要防范（那完全是胡扯，我们诗人谁会遵循这个？）我还是同意当天晚上在起义者广场一家我常去的咖啡店里同他见面。我当然也有过爽约的念头，而且如果看到别人跟他一起来就准备随时转身离开，可是到那儿（晚了半个小时）后，看到卢斯西欧·思肯一个人在那里，几乎是趴在桌上写东西，一股巨大的暖流忽然涌过我的胸口，那一刻之前我的心还是冰凉麻木的。
我要了杯咖啡，告诉他也该要点什么。他直视着我的眼睛，难为情地笑着。他说他是个穷光蛋，没关系，我说，随便点，我请客。他说很饿，想来点香辣鸡肉玉米饼。这儿不做这个，我说，不过可以给你来份三明治。他似乎想了一下，然后说好吧，来份香肠三明治。他总共吃了三份三明治。我本来要给人打个电话或者去看看他们，最后给谁也没打。或许还是打了，我在咖啡店里给母亲打了个电话，告诉她要晚点回家，我瞎编了几个去处。
我们都谈了些什么？很多。他的家庭，他的家乡，他早年在墨西哥城的经历，他的梦想。他想成为一个诗人，一个舞蹈家，一个歌手，他想养五个孩子（就像手上的五根指头那样，他说，然后举起手掌，那手指差点蹭到我的脸），他想在楚鲁巴斯科制片厂［8］碰碰运气，还说欧瑟兰斯基曾安排面试让他演部戏，他想学绘画（他极其详细地给我讲述了打算创作的绘画的构思）。可是，我们谈话途中，我不禁想告诉他，我对自己到底想干什么一点主张都没有，但我还是决定别说的好。
后来他请我跟他一起回家。我一个人住，他说。我开始发抖，问他住在哪里。在南罗马，在伸手可摘星辰的楼顶的某个房间。我说现在已经十二点多了，实在太晚，我该回去睡觉了，第二天法国小说家J.M.C.阿西莫鲍尔迪要来墨西哥，我和几个朋友要在我们这个混乱不堪的首都安排一场观光活动。阿西莫鲍尔迪是谁？卢西欧斯·思肯问。本能现实主义者们实在孤陋寡闻。法国一个知名小说家，我说，不过几乎没有作品翻译过来，我是说翻译成西班牙语，仅有一两部小说在我们阿根廷出版过。这个名字听着不怎么熟悉，他说，他又坚持要我跟他去家里。为什么要我跟你回去啊？我说，直视着他的眼睛。我平常没有这么大胆。我有事要告诉你，他说，你会感兴趣的事。会让我多感兴趣？我说。他盯着我，好像不理解，接着又忽然语带双关地说：什么多啊？多少钱吗？不，我急忙澄清，你要说的事情在多大程度上会让我感兴趣。我只好停下亲自解释清楚了，告诉他别这么傻了。这事跟本能现实主义者有关，他说。噢，我对这个毫无兴趣，我说。我很抱歉这样说，别误会了，我也不是毫不关心本能现实主义（天哪，这叫什么名字啊）。我告诉你的东西你一定会感兴趣，我知道肯定会的，他说。他们的作品总是惊天动地的。你完全搞不清。
我承认，刹那间，我的脑子闪过“恐怖行动”这个念头。我仿佛看见本能现实主义者准备要绑架帕斯，我看见他们撞进帕斯家（可怜的玛丽亚·何塞［9］还有被砸碎的瓷器），我看见他们簇拥着帕斯出来，把他高高地举过肩头或者像块地毯般抬出来，我看见他们乘着一辆破破烂烂的黑色凯迪拉克消失在内特萨瓦尔科尤特尔的贫民窟里，帕斯在后备箱里颠着滚着，但我迅速恢复了正常。肯定是我太紧张了，或者从起义者广场上（我们就坐在人行道上聊天）刮来的阵风挖掘着行人和司机内心最疯狂的念头。我再次拒绝了他的邀请，他仍然坚持不懈。我想告诉你的东西，他说，将动摇墨西哥诗歌的基础。他甚至都说到了拉美诗歌的基础。但还没有说世界诗歌的基础。你可以说他狂妄的吹嘘仅限于西班牙语世界。他告诉我的事情会颠覆西班牙语诗歌。好啊，我说，找到胡安娜修女的未刊手稿了？或者发现胡安娜修女写的墨西哥命运预言书了？不是，当然不是，那是本能现实主义者们曾经找过但永远不会看到的17世纪的失踪藏书。那是什么？我问。到我住的地方才会告诉你，卢西欧斯·思肯说着把手搭在我肩上，好像要把我拉近些，好像又要请我在普雷亚波恐怖的舞池里跳舞。
我开始战栗起来，他注意到了。为什么最倒霉的事儿都让我碰上了呢？我想，为什么我就会吸引那种最阴郁、最缺乏教养、最绝望的人呢？我每年这样扪心自问两次。至今还没有找到答案。我告诉他，我有一个朋友画室的钥匙。我们可以上那儿去，很近，步行可到，他可以在路上告诉我想说的事情，我以为他不肯答应，但他却答应了。忽然，夜色显得很柔美，风不刮了，我们步行过去时只有微风相伴。他开始讲了，但坦率地说，他说的事儿我几乎全忘了。我头脑中只有一个念头，一个希望：那晚埃米里奥别在他的画室（埃米里奥托·拉古纳，他如今在波士顿学建筑，父母受够了他在墨西哥的小资生活，打发他走了：要么去波士顿拿个建筑学位，要么找份工作干），我还希望那里不要有他的任何朋友，后半夜不要有人——天哪——出现在画室附近。我的祈祷应验了。不仅画室里没有人，而且还很干净，好像拉古纳家的用人收拾好后刚刚离去。思肯说这个画室太棒了，这种地方让你不由得想画画，我不知道如何是好（面对此情此景，我很难过，但又很难为情——比难为情还要糟糕），我开始给他看埃米里奥的画，我想不起还有什么更好的事儿可干，我把这些画布贴着墙竖起来，听着他在我身后喃喃赞赏或者评论（他对油画一无所知），画不断被摆出来，我想最近埃米里奥还真画了不少，谁都会这么想，除非是他的朋友们画的，这种可能性很大，因为我只扫了一眼就发现风格不止一种，特别是几张红色的非常帕伦丽亚·何塞［10］风格的画，样式比较固定。可是谁在乎呢？事实上，我对这些画根本不以为然，但我没有这种原创的才华，四壁全摆满埃米里奥的画后，我转过身，汗水淋漓，问思肯觉得怎么样，他面带邪恶的微笑说，我完全没必要费这个劲。说的没错，我想，我这是蒙自己，干完了这个，我全身灰尘，臭汗淋漓。接着，他好像看透了我的心思，说你流了这么多汗，问我画室有没有卫生间，他去冲个澡。你也需要洗一下，他说。我说，可能声音特别细小，是啊，这儿有淋浴器，但我觉得可能没热水。他说挺好，冷水更好，我经常洗冷水澡，楼顶上是不供热水的。我不情愿地走进卫生间，脱掉衣服，打开龙头，冷水的激流差点把我击晕了，我的肌肉缩了起来，最后竟然感觉全身都是骨头。我闭上眼睛，我也许都喊叫了，后来他也来洗了，用胳膊搂住了我。
下面的细节我不想透露，我至今仍然是一个浪漫主义者。几个小时后，我们在黑暗中躺下，我问谁给他取的卢西欧斯·思肯这个名字，如此富于暗示性，如此贴切。这就是我的名字，他说。嗯，我说，挺好，是你的名字，但谁取的？我想了解你的一切。做完那事后你再说这种话就显得有些蛮横和愚蠢。他说：玛丽亚·芬特，接着又不言语了，好像忽然被记忆击溃。在黑暗中，我觉得他的侧影显得很忧伤，心事重重而忧伤。我问，也许语气中带有一丝讽刺意味（也许嫉妒心左右了我，但我也觉得很忧伤），不知玛丽亚·芬特是不是获劳拉·达米安奖的那位。不是，他说，获奖的是安格丽卡，玛丽亚是她的姐姐。他说了更多安格丽卡的事，我现在想不起来具体内容了。这个问题好像自然从我嘴里迸出：你跟玛丽亚睡过觉吗？他的答复（我的天，思肯的侧影多么忧伤漂亮）令人崩溃。他说：我跟墨西哥的每个诗人都睡过觉。当时我本应要么保持沉默，要么抱住他，但我什么也没有做，而是不断地问他问题，而且问题一个比一个糟糕，每一个问题都无凭无据。早上五点钟，我们各奔东西。我在起义者大街打了一辆出租，他步行向北走去。
安格丽卡·芬特，科里马大街，康德萨区，墨西哥城联邦区，1976年7月。
这个时代可真奇怪。我成了潘乔·罗德里格斯的女朋友。阿图罗·贝拉诺的智利朋友费里佩·穆勒也爱着我。可我最喜欢潘乔。为什么？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最喜欢潘乔。不久前，我获了劳拉·达米安青年诗人奖。我不认识劳拉·达米安。但我认识她的父母，以及许多认识她的人，甚至她过去的朋友。在一次长达两天的派对结束后我跟潘乔睡了。最后那天晚上，我跟他睡了。姐姐说要我当心。可她凭什么给我这个忠告？她现在就跟卢西欧斯·思肯、莫克特苏马·罗德里格斯，潘乔的弟弟睡觉呢。她还跟一个叫吉普的诗人睡呢，一个三十多岁的酗酒者，不过她至少还算文雅，没有带那人上家里来。我实在忍受不了她的那帮情人。你干吗不到他们的猪窝里去操呢？我有一次这样问她。她没有回答，后来就哭了，她是我的姐姐，我爱她，可她缺乏自控能力。一天下午，潘乔谈论起她来。说了那么多，以至于我觉得她跟潘乔也睡过了，当然没有，我熟悉她的所有情人。晚上我常常听到他们在距离我的床不足十五英尺的地方呻吟，光凭他们发出的声音，凭他们的高潮反应，有的很安静，有的很闹，凭他们对我姐姐说的那些话，我就能分出是谁。
潘乔绝对没有跟她睡过。潘乔跟我睡了。不知为什么，反正我选了他，甚至有那么几天我在爱的陶醉中都有点迷失了方向，尽管我从来都没有真正地爱过他。第一次非常痛苦。什么感觉都没有，就是疼，但这种疼并不是无法忍受。我们是在格雷罗区的宾馆里做的，一家妓女可能经常光顾的宾馆。高潮过后，潘乔说想跟我结婚。他说他爱我。他说要让我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我望着他的脸，刹那间我想他一定是疯了。后来我意识到他其实怕我，害怕我，这让我很难过。我从来没有觉得他显得如此渺小，这也让我很难过。
我们又做了几次。再也不疼了，但也不见得感觉有多好。潘乔看着我们的关系像——像什么呢？——眨眼般迅速熄灭，好像一天结束时工厂里的灯全灭了。不，更像一幢办公楼的电灯，渴望融进无名的夜晚。这是一个人为设计出的意象，但却是潘乔自己的选择。这个造作的意象上还附着三言两语脏话。一天晚上，诗歌朗诵会结束后，我想潘乔已经意识到发生了什么，那天晚上，我说我们分手吧。他的反应并不激烈。我想，有一周时间，他试图把我弄上床，但都没有得逞。后来他又试图跟我姐姐睡。我不知道他得逞了没有。一天晚上我梦里醒来，发现玛丽亚在跟一个模模糊糊的影子做爱。行了，我说，我想安安稳稳地睡个好觉。平时读着胡安娜修女的作品，可是行为却像个浪荡女。我打开灯，发现跟她在一起的是卢西欧斯·思肯。我让他立刻走人，否则就要叫警察了。玛丽亚的表现非常古怪，并没有抱怨。卢西欧斯·思肯穿上裤子时还说请原谅吵醒了我。我姐姐可不是妓女，我说。我知道自己的举止有些乖戾。不仅我的举止，我的语言也如此。总之一切都很乖戾。卢西欧斯·思肯走后我到姐姐的床上去睡，我搂住她哭起来。后来，我去了一家大学剧团打工。我有一部书稿，父亲想把它寄给几家出版社，但我没同意。我不再参加本能现实主义者的活动。我不想再跟他们有任何关系。后来，玛丽亚告诉我潘乔已经不再是这个群体的人了。我不知道他是被开除了（是不是阿图罗·贝拉诺开除了他）或者他自己离开的，或许他只是对一切都心灰意冷了。可怜的潘乔。他的弟弟莫克特苏马还在这个团伙中。我印象中在一本选集里看到过他的一首诗。但是，他们再也不上我们家了。我听说阿图罗·贝拉诺和乌里塞斯·利马在北方失踪了，父母曾经谈到过这事。母亲大笑。我记得她说：有朝一日他们还会露面。父亲似乎很忧虑。玛丽亚也很忧虑。我不。那时我的朋友中只有埃内斯托·桑·埃皮法尼奥脱离那个团体了。
3
曼努埃尔·马普莱斯·阿尔塞，走在塞罗路上，查普特派克公园，墨西哥城联邦区，1976年8月。
这个年轻人，阿图罗·贝拉诺，来采访过我。我只见过他一次。他跟两个男孩和一个女孩来的，我不知道他们叫什么名字，几乎不说一句话。女孩是美国人。
我告诉他们，我讨厌录音机，原因跟我的朋友博尔赫斯讨厌镜子一样。你跟博尔赫斯是朋友？阿图罗语带惊讶地问，我觉得有点受辱。我们是很好的朋友，我说，遥远的青年时代，可以说是很亲密的朋友了。那个美国人想知道为什么博尔赫斯讨厌录音机。因为他是个瞎子，我想，我用英语告诉了她。眼瞎跟录音机有什么关系？她问。那会让他联想到听觉的危险，我回答。听着自己的声音，自己的脚步声，敌人的脚步声。那个美国人望着我的眼睛，点点头。我认为她并不了解博尔赫斯。我认为她对我的作品就完全不知道了，尽管约翰·多斯·帕索斯翻译过我的作品。我想她也不怎么熟悉约翰·多斯·帕索斯。
可是我的思路有点混乱了。我这是在哪里？我告诉阿图罗·贝拉诺最好还是别用录音机，能给我一份采访提纲更好。他同意了。他抽出一页纸，趁我带着他的同伙们看房间的工夫写要问的题目。他写完提纲，我拿了些酒出来，我们交谈了会儿。他们已经采访过阿克莱斯·贝拉、吉尔曼·李斯特·阿苏比德。你认为如今还有谁会对尖锐主义感兴趣？我问阿图罗·贝拉诺。当然有了，大师，他说，或者类似那样的称呼。我认为尖锐主义现在已成历史，只有文学史家才会感兴趣，我说。我就感兴趣，我不是历史学家，他说。那好吧。
晚上睡觉前我读了那个提纲。完全是那种无知、热情的年轻人可能会提的问题。当天晚上我就写出答案。第二天我又重抄了一遍。三天后，他如约拿走提纲。女佣让他进来，但按照我的指示，告诉他我不在家。她把我准备好的包裹交给他：有我回答的提纲、两本我的书，我没有给他签名（我想如今的年轻人对这种多情的举动都嗤之以鼻）。那两本书是《内在的断头台》和《大城市》。其实我就在隔壁听着。女佣说：马普莱斯先生让我把这个给你。然后是一片沉默。阿图罗·贝拉诺肯定接住包裹望着。他肯定还翻了翻书。两本书都是很久前出版的。书页（纸张极佳）还没有裁开。又是一阵沉默。他一定在浏览我对问题的回答。我听到他谢了谢女佣就走了。我想，如果他再回来看我，我的大师称呼就名正言顺了，如果某一天他不事先打电话，出现在这里来跟我聊天，来听我谈昔日的故事，递上他写的诗听听我的意见，我就名正言顺了。所有的诗人，哪怕最先锋的诗人，都需要一位前辈。可是这些诗人宁愿做孤儿。他再没有来过。
芭芭拉·帕特森，洛杉·克拉维莱斯宾馆，尼诺·佩尔迪多和胡安德迪奥斯佩萨大街，墨西哥城联邦区，1976年9月。
操他妈的那老杂种，一开始就我从他那苍白、疲倦、驴子般的小眼睛里看出了不信任，我心里对自己说，这个恶心鬼会不遗余力地贬低我，操他妈的婊子养的。可是我却很傻，我从来都很傻、很天真，我放松了警惕。这种情况屡屡发生。什么博尔赫斯、约翰·多斯·帕索斯。毫无顾忌的呕吐弄湿了芭芭拉·帕特森的头发。这傻逼居高临下地瞧着我，好像觉得挺歉意，好像在说这些孩子带来这个淡色眼睛的外国佬，就是为了让我啐她，拉斐尔也看着我，这个傻逼矮子连眼睛都不眨一下，好像已经习惯了我被随便哪个老屎蛋，随便哪个墨西哥文坛患便秘症、个性冲动的大佬侮辱。后来这老杂种索性说他不喜欢录音机，根本不体谅我搞到台录音机有多难，那伙舔屁股蛋的说好吧，没问题，我们这就马上在纸上把问题写出来，史前时代的伟大诗人先生，没问题，先生，他们应该拉掉这家伙的裤子把录音机推到他的屁股上。老东西趾高气扬地列举着朋友的名字（他们全都死了或者形同死了），他一个劲儿地管我叫小姐，似乎这样可以弥补刚才的呕吐，那脏东西弄得我的衬衫和牛仔裤上都是，我能说什么呢，他开始用英语跟我交谈时，我连应答他的气力都没有，一个劲地说着是的、不是，或者我不知道，以我不知道为主，我们离开他那幢别墅房子时，我说，钱从哪儿来，你这个杂种，你从哪儿弄来钱买这幢房子的？我对拉斐尔说我们得谈一谈，可是拉斐尔说他想跟阿图罗·贝拉诺再待会儿，我说你这个杂种，我要跟你谈谈，他说以后吧，芭芭拉，以后吧，好像我是那种他夜夜玩弄于股掌的女孩子而不是比他高出三英寸，至少比他重三十磅的女人（我需要减肥了，可是谁能拿他妈的墨西哥饮食减得了肥呢），我说我现在就要跟你谈谈，这骚球装得像个吮鸡巴的似的，转过身来盯着我说，嗨，宝贝，怎么了？出什么意外了吗？所幸贝拉诺和雷克纳已经走出很远，没听见他说的话。尤其幸运的是他们没看到我，因为我猜我那张烈士般的脸大概已经崩溃了，我其实都已经感觉到它在变化着。总之，我感觉自己的眼睛在致命的仇恨之火中燃烧起来，我说去操你妈，恶心鬼，我不想再说比这还损的话，扭头就走了。整个下午我都泪水涟涟。我来墨西哥是修一门胡安·鲁尔弗的研究生课程，可是在湖畔小屋的一场诗歌朗诵会上认识了拉斐尔。我们一见钟情。或者至少对我来说如此。拉斐尔的感觉我没有把握。当天晚上我就拉他去洛杉·克拉维莱斯宾馆，我还住在那儿，我们在那儿做爱，都快虚脱了。其实，拉斐尔的精力并不旺盛，而我却充沛无比，我放手让他操，直到阳光洒在尼诺·佩尔迪多大街，那感觉就像狂喜或者被闪电击打，在这个操蛋城市，黎明的到来是如此古怪。第二天我没有去上课，我把全部时间都用来跟这些本能现实主义者们进行无穷无尽的谈话上了。我喜欢他们。他们让我想起垮掉派那帮人。我喜欢乌里塞斯·利马、贝拉诺和玛丽亚·芬特。我不是很喜欢那个狂妄自负的杂种埃内斯托·桑·埃皮法尼奥。无论如何我喜欢他们。我想要过得开心，有他们在身边，一切都显得那么朝气蓬勃。我结识了很多人，他们逐渐脱离这个群体。我碰到过一个美国人，堪萨斯（我是加利福尼亚的）来的画家卡塔丽娜·奥哈拉，可我们从不投缘。一个固执己见的婊子，她以为自己发明了轮子呢，装得像个革命家的样子，就因为政变期间她在智利待着。不过，她跟丈夫分手后我开始对她有所了解，所有的诗人都拼了命想操她。连贝拉诺和乌里塞斯·利马也不例外，这二位明显有点性冷淡，但暗地里很兴奋（你知道的，我吮你一下，你吮我一下，就那么一分钟我们就打住），他们好像也被那个混账母牛女孩弄得神魂颠倒。拉斐尔也是。不过我曾经抓住拉斐尔说：如果我发现你跟那个婊子睡了觉，我会割了你的鸡巴。拉斐尔大笑着说，可是，宝贝，你干吗要割了我的鸡巴啊？我只爱你一个人。可是连他的眼睛（那是拉斐尔身上最好看的东西，阿拉伯人式的眼睛，犹如暗室和绿洲）却透露着完全相反的意思。我跟你在一起是因为你给我钱付账。我跟你在一起是因为你有钱。我跟你在一起是因为我现在没有更好的人在一起或者做爱。我说，拉斐尔你这杂种、你这傻球，你这婊子养的，你的朋友们一个个都消失了，我还跟你在一起，我知道这点，当你被人撇下孤苦无助的时候，是我在你身边，是我帮助你。不是什么还活在记忆和文学引述中的老杂种。绝不是你那帮二流导师们（阿图罗和乌里塞斯？他问，他们可不是我的导师，你这个傻老外，他们是我的朋友），照我看没准哪天他们也消失了。他们为什么会消失？他说。我不知道，我说，因为他妈的难为情？羞耻？屈辱？不安全？优柔寡断？神出鬼没？没有骨气？我不得不打住，因为我的西班牙语还不够利落。他嘲笑我说你这个巫婆，芭芭拉，继续搞你的鲁尔弗去吧，我要走了，但很快回来。我根本不听他的，倒在床上哭起来。他们迟早会扔下你不管的，拉斐尔，我从洛杉·克拉维莱斯宾馆自己房间的窗户里大喊大叫着，这时拉斐尔已经消失在人群中，除了我，你这个恶心鬼，除了我。
阿马德奥·萨尔瓦铁拉，委内瑞拉大街，宗教审判广场附近，墨西哥城联邦区，1976年1月。
那么，曼努埃尔、吉尔曼、阿克莱斯都说什么了？我问他们。什么他们说什么了？一个小伙子问。当然是关于塞萨雷亚了，我说。很少。马普莱斯·阿尔塞几乎想不起她了。阿克莱斯·贝拉也是。李斯特声称只听说过她。塞萨雷亚在墨西哥的时候，他住在普埃布拉。马普莱斯说她当时还是个很年轻的女孩，很安静。他们就跟你们说了这些？就这些。阿克莱斯呢？差不多吧，也没说出什么来。你们怎么找到我的？通过李斯特，他们说，他告诉我们，你，阿马德奥，肯定有更多关于她的信息。吉尔曼是怎么说我的？说你真的认识她，说你加入尖锐主义之前是塞萨雷亚团伙中的人，即本能现实主义者。他还向我们提到一份杂志，塞萨雷亚当时办的一份杂志，他说杂志名叫《卡沃尔卡》。这个吉尔曼，我说着又自己倒了一杯苏西达斯酒。照这个速度，用不着等到天黑我们就会喝光这瓶酒的。干杯，孩子们，干了，别担心，这瓶喝光了我们下楼再去买一瓶。当然，那会跟我们现在喝的这瓶不一样。但是有总比没有好。噢，他们再也不生产苏西达斯牌酒了，太遗憾了，时间过得真快，真让人不胜伤感，你们不觉得吗？多么遗憾啊，我们都要衰老、死去，一切美妙的事物都将大踏步地离我们远去。
华金·芬特，科里马大街，康德萨区，墨西哥城联邦区，1976年10月。
既然时光在流逝，如此无情，时光这么无情地流逝，我只能无怨无悔地说，贝拉诺是个浪漫主义者，总是自命不凡，在朋友们眼中他是个不错的朋友，我希望而且相信如此，尽管没人真正懂得他在想什么，恐怕连贝拉诺自己都不知道。另一方面，乌里塞斯·利马更讲情分，更加偏激。他有时就像瓦切的弟弟。有时又像个外星人。他的味道很奇特。我之所以知道，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有两次令人难忘的经历，他在我家里洗过澡。说得更准确些：他的味道不赖，有股奇异的味道，好像从沼泽地里浮出来，同时又像从沙漠里走出来。非常潮湿又非常干燥，既像原味浓汤又像干瘠的平原。这两种东西兼而有之，先生们！那是一种真正毫不紧张的味道！这让我很苦恼，缘由不屑在此一提。我是指他的味道。从性格取向而言，贝拉诺属于外向，乌里塞斯属于内向，换句话说，我与贝拉诺有更多共同之处。贝拉诺知道如何与鲨鱼共泳，比利马更在行，这点毫无疑问。比我在行。他更直率，他懂得如何拿捏很多事情，他更加自律，他会假装得让人心服口服。老好人乌里塞斯是枚定时炸弹，更糟的是，从社交的角度讲，每个人都知道或者能感觉得到他是一枚滴滴响的炸弹。谁也不愿靠他太近，由于显而易见和可以理解的原因。噢，乌里塞斯·利马……他不停地写东西，我对他印象最深的一点是，写在偷来的书页边上，写在他不断丢掉的废纸片上，他不停地写。他写诗从不一气呵成，而是零星地写上几行，随后再组合成怪异的长诗，如果运气不错的话——而贝拉诺呢，却写在笔记本上……他们两个都欠着我的钱……
哈辛托·雷克纳，基多咖啡店，布卡雷利大街，墨西哥城联邦区，1976年11月。
他们偶尔会消失，但永远不会超过两三天。你问他们去哪儿了，他们就说在做某项研究的前期准备工作。顶多如此。至于什么研究，他们从不透露。当然，我们中有些人，我们中跟他们最亲近的人，知道他们不在的时候在干吗。有些人并不在乎。有些人觉得这样做不对，说那是流氓无产者的行为。流氓无产主义：知识分子的童年综合征。还有人觉得其实这是件好事，主要是因为利马和贝拉诺花起不法收入来颇为大方。我就是持这种想法的人之一。我的日子过得不好。我的伴侣郝奇特尔已经有了三个月的身孕。我没有工作。我们住在莫特斯街革命纪念碑附近的一家宾馆，她父亲替我们付房钱。我们有一个带卫生间和一个小厨房的屋子，我们至少还能在那里做饭，要比每天去外面吃便宜许多。郝奇特尔的父亲已经租下这间屋子，其实它更像一个套间，早在她怀孕之前，她父亲就把它转给了我们。他大概用那间房子带女人来玩吧。他让我们用，但前提是要我们承诺结婚。我说马上可以办，我想我甚至发誓我们会结婚的。郝奇特尔没说什么，只是望着父亲的眼睛。一个很有意思的人。他那么老气，常被人当成郝奇特尔的祖父，可是第一次见到他时，他那副表情却让你不寒而栗。我绝对不寒而栗了。他体态庞大，宽阔魁梧，挺有趣，因为郝奇特尔矮小瘦弱。可他父亲却长得高大黝黑（在这点上，郝奇特尔没有随他），皮肤皱得一塌糊涂，我每次见到他，他都穿着西服打着领带，有时穿一件海蓝色的，有时穿一件棕褐色的。两套西服都挺漂亮，可是并不怎么新。有时，特别是夜里，他又在衣服上套一件军用防水短大衣。郝奇特尔把我介绍给他时，正是我们想有求于他的时候，老人仔细瞧了瞧我后说，跟我来，我想单独跟你谈谈。我想，现在我们正在落难之际，我能怎么样呢？我跟在他后面，作好了最坏的打算。张开你的嘴，他说。我张开嘴，老人瞧着我问怎么掉了三颗牙。在学校打架弄掉的，我说。我女儿认识你时就这样吗？他问。是啊，我说，她遇见我时我已经成这样了。该死的，他说，她肯定是真心爱你了。（我妻子六岁时老人就不在家里住了，她跟姐妹们每月看望爸爸一次。）他接着说：如果你抛弃了她，我会要了你的命。他说这话时目光直视着我，那耗子般的小眼睛——连瞳孔都在脸上发皱了——死死盯着我，然而却并不抬高声音，就像欧罗电影中他妈的黑帮老大，说不定他可能还真是的。我当然发誓说永远不会离开她，特别是她都快要成我孩子的妈妈了。那场私人谈话就此结束。我们又回到郝奇特尔身边，老人把他地盘的钥匙给了我们，还许诺说我们用不着为房租担心，他会解决好的，还给了我们一大叠现金让我们先用着。
他走了后我们顿感释然，释然的原因是我们知道头顶有了遮挡。可是，我们很快发现老人给的那笔钱仅够维持生活。我的意思是，郝奇特尔和我还有若干额外花销，父亲的补贴满足不了额外之需。对我们来说，老穿那么几件同样的旧衣服没有什么难受的，所以我们不在这上头花钱，我们把钱主要花在电影、戏剧、巴士和地铁（尽管住在城里可以步行去任何地方）上了，搭地铁主要是去湖畔小屋或者大学听诗歌讲座。其实我们没有待在学校，那种正式意义上的在校，可是几乎每个讲座都付了钱，一次不落。我们对各种研讨班有点走火入魔。做几块三明治就赶过去了，觉得很开心。我们听诗歌，听评论，有时还发表自己的评论，郝奇特尔说话的机会比我要多。我们听完课然后离开，那时天已经黑了，我们向巴士或者地铁走去或者步行回家，嘴里吃着三明治，享受着墨西哥城的夜晚，我向来觉得墨西哥城的夜景实在美轮美奂，大多数时候夜晚凉爽、清明，但并不寒冷，这样的夜晚就是为散步和做爱准备的，为谈话而准备的，我和郝奇特尔热衷的就是这种事儿，我们谈论即将出生的孩子、我们听说过的诗人、我们正在阅读的书籍。
其实，我们就是在一个诗歌班上认识乌里塞斯·利马、拉斐尔·巴里奥斯和卢西欧斯·思肯的。那是我们第一次或者第二次去那个班上课，乌里塞斯是第一次来，讲座结束后我们就成了朋友，一起出去，一起乘巴士，在我听着乌里塞斯·利马说话，他也听我说话的工夫，卢西欧斯·思肯一劲儿地调戏郝奇特尔，拉斐尔不断地对我和乌里塞斯的话点头称是，说真的，我好像找到了一个灵魂的伴侣，一个货真价实的诗人，他能够把我隐隐约约感觉到的、憧憬的和梦想的东西解释得清清楚楚，那是我一生中度过的最美好的夜晚之一，我们回家后都彻夜难眠，我和郝奇特尔，我们一直聊到早上四点钟。后来我又认识了阿图罗·贝拉诺、费里佩·穆勒、玛丽亚·芬特、埃内斯托·桑·埃皮法尼奥，所有那伙人，但没有一个人给我的印象好得超过乌里塞斯。当然，想弄郝奇特尔上床的不止卢西欧斯一个人。潘乔和莫克特苏马也在使最大的劲儿努力呢，甚至连拉斐尔也不免俗。有时我会对郝奇特尔说，你干吗不告诉他们你已经怀孕了？说不定他们就会放手让你安生些。可是她却笑着说她才不在乎求爱呢。那好吧，我说，随你。我不是那种动辄嫉妒的人。可是，一天晚上，我记得很清楚，阿图罗·贝拉诺企图勾引郝奇特尔，我难过极了。我知道她不会跟任何人睡觉的，可他们那种态度让我烦透了。因为我这种对待事物的方式，他们基本上好像对我视若无睹。似乎大家个个都这么想：这女孩不可能喜欢这个豁牙潦倒鬼的。好像牙齿跟爱有天大关系似的。可是阿图罗·贝拉诺却不同。郝奇特尔觉得有人追求很开心，然而这次却不同，对她来说不仅仅是解闷了。我们以前没见过阿图罗·贝拉诺。这是第一次见面。以前常听人说起他，由于这样和那样的原因一直无缘引荐相识。那天晚上他也来了，凌晨时分，这帮人全上了一辆空空荡荡的巴士（满载本能现实主义者），向某个聚会地或者剧院、某人的朗诵会现场开去，我忘了具体去什么场合。在巴士上，贝拉诺就坐在郝奇特尔旁边，整个行进途中他们一直在交谈，我跟乌里塞斯·利马和布斯特曼那小子坐在后排不远处的座位上，我心里焦躁不安，能感觉得出郝奇特尔的脸庞变得有些异样，感觉她这次真的很开心，怎么说呢，她开心的是贝拉诺挨她坐着，全神贯注地关注着她，而其他所有的人，不过，特别是其他所有尝试勾引她上床的人，拿眼睛的余光观察着事情的进展，像我一样，同时又谈天说地，注视着已经有些荒凉的大街和焚化炉般紧紧关闭的车门，我的意思是说大家该干吗还干吗，然而所有的感觉器官都警惕着郝奇特尔和阿图罗座位上的动静。有那么一瞬间，气氛变得如此令人难受，如坐针毡，我心想，这些恶心鬼们一定知道什么我不知情的事儿，这里在发生着离奇的事儿，这混账巴士像个鬼魂似的绕着城市兜圈子很不正常，没有一个人上车也很不正常，我无缘无故地开始出现幻觉也很不正常。可是我像平常一样强忍着克制住，最后什么事儿也没发生。后来，拉斐尔鼓起勇气对我说，贝拉诺不知道郝奇特尔是我的伙伴。我说什么事儿也没有发生，就算发生了，那也是郝奇特尔的事，郝奇特尔虽然跟我生活在一起，可她不是我的奴隶，我说。不过现在看来最离奇的是：那天晚上过后，在那个孤独的夜间之旅后贝拉诺完全征服了郝奇特尔（他惟一没有做的事情就是吻郝奇特尔的嘴），从此就再也没有人来骚扰她了。绝对没有人。好像那些杂种在他们那混账领袖那儿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不喜欢亲眼目睹的这一幕。不过我还需要补充一句：贝拉诺的调戏之举，持续时间仅限于那次没完没了的巴士之旅，换言之行为还算纯洁，所以他可能真的不知道后排不远处坐的那个豁牙家伙就是他想上的这个女孩的伙伴，可是郝奇特尔是知道的啊，她认可那个智利人献媚的样子跟容忍卢西欧斯·思肯或者潘乔·罗德里格斯这伙人的献媚完全不同。我是说你看得出跟他们是在自娱自乐和寻开心，而且大笑不已，可是跟贝拉诺在一起时，她的脸蛋，那天晚上我能看得见的她的脸蛋的角度，透露出完全不同的感情。那天晚上，在宾馆，我觉得郝奇特尔好像显得心事重重，比平常更加冷淡。可我什么也没说。我自以为心里明白为什么。于是我开始聊起别的事儿来了：基本上是我们的孩子，她和我要写的诗以及未来的生活。我也不提阿图罗·贝拉诺或者对我们来说真正悬而未决的难题，比如我去找工作或者我们俩挣足了钱，找个地方养活自己和孩子。这些都没有沾到，我谈的主要还是诗歌，跟我每天晚上聊的没什么两样，谈的仍然是创作活动和本能现实主义，这场与我内心的本质和对现实的感觉完全吻合的文学运动。
那个有点灾难性的夜晚过后，我们几乎天天去见他们。他们上哪儿我们就去哪儿。我想，几乎刚过一个星期，他们就邀我们参加这个团体的一场诗歌朗诵会。我们不错过任何一次聚会。贝拉诺和郝奇特尔的关系也在彬彬有礼的礼节中逐渐转冷，不是失去了某种神秘性（然而这是一种不会在我妻子稳步变大的肚子上投上阴影的神秘性），而是没有进一步发展。事实上，阿图罗就没有真正在意过郝奇特尔。那天晚上在载着我们沿墨西哥城空落、凄凉的大街行走的巴士上究竟发生什么了呢？我不知道。或许一个还看不出怀了孕的女孩跟一个梦游者陷入了几个钟头的情网。看来只能是这样了。
后来的故事非常平淡。有时乌里塞斯和贝拉诺在墨西哥城消失些时日。有些人不喜欢这样。有些人不关心。我认为这是桩好事。有时乌里塞斯会借点钱给我。他们有成堆的钱，多得不是一般，而我总是缺钱花。我不知道他们从哪儿搞来这么多钱，我也不关心。贝拉诺从不借钱给我。他们去索诺拉时我有个感觉，预感这个团伙快要分崩离析了。这有点像一个玩笑不再逗人乐了。我好像觉得这也不是件挺恐怖的事儿。我儿子就要出生，我最终找到了一份工作。一天晚上，拉斐尔给我打电话说他们回来了，但马上又要走了。很好，我说，钱是他们的，就让他们随心所欲花好了。这回他们打算去欧洲，拉斐尔说。很好，我说，大家都该去。可这场运动怎么办呢？拉斐尔说。什么运动？我问，望着沉睡的郝奇特尔。房间里很黑，宾馆的标志透过窗户在闪烁，像黑帮电影里的情景。就是在这样的阴影下，我儿子的祖父在干着腌臜的勾当。你说“什么运动”是什么意思啊？本能现实主义啊，拉斐尔说。那本能现实主义怎么办呢？我说。我要问的就是这个啊，拉斐尔说，本能现实主义怎么办呢？我们就要出版的杂志怎么办呢，我们所有的设想怎么办呢？他的声音听上去特别可怜，要是郝奇特尔没睡的话我会放声大笑。我们自己出杂志，我说，有没有他们，我们都可以开展活动。有一阵子，拉斐尔什么也不说了。我们可不能脱轨，他咕哝着。又沉默了会儿。在思索呢，我猜。我也没说什么。但我没有思索。我很清楚自己的立场和应该干吗。就像我知道自己要干什么，从那时起计划要干什么，我也知道拉斐尔最终也会找到自己的道路。压根就没什么可忧虑的，我告诉他，这时我站在黑暗中耳朵扣着电话，已经很累了。我不忧虑，拉斐尔说。我想我们也应该出去。我不想离开墨西哥，我说。
玛丽亚·芬特，科里马大街，康德萨小区，墨西哥城联邦区，1976年12月。
我们得把父亲送进精神病院（母亲纠正我说是心理诊所，然而有些词你是粉饰不了的：精神病院就是精神病院），那是乌里塞斯和阿图罗从索诺拉回来不久前。我不知道告诉过你了没有，他们扔了我父亲的车。妈妈说，正是这一行为，她称之为卑鄙甚至犯罪的行为，触发了父亲的崩溃。我不同意这种说法。说得保守点，父亲与他的财产、他的房子、他的车子、他的艺术书、他的银行存折之间的关系从来都非常淡漠和模棱两可。父亲似乎总想让自己释下重负，无论心甘情愿还是勉为其难，总想摆脱掉各种事物，可是由于运气太不济（或者太迟钝），他渴望的赤条条的境界始终未能如愿以偿。你也许能想像得出，就是这一点最终逼他走上疯狂之路。跟那辆小车没有关系。乌里塞斯和阿图罗回来后，我又看见他们了，那是在基多咖啡店，而且纯属偶然——尽管我似乎处于一个讨厌的情况下，一副刻意在等他们的样子——我说过了，我又见到他们时几乎认不出他们了。他们跟一个我不认识的家伙在一起，这人全身上下都穿着白衣服，柴棍似的脑袋上扣一顶草帽，刚开始我还以为他们看见我了只是假装没看见。他们坐在靠墙的一个角落里，从那里能够望到布卡雷利大街，挨着那面镜子和写着“烤山羊”的招牌，但他们什么也没吃。他们面前摆着两大杯咖啡，时不时无力地嘬一口，看上去好像生病了或者精疲力竭，不过白衣男子在吃着东西，但不是吃烤山羊（我每重复一次烤山羊这几个字就觉得恶心）而是香辣鸡肉玉米饼，基多咖啡店最著名的便宜菜，他面前还放着一瓶啤酒。我想他们装作没有看见我，他们不可能看不见我，他们变了许多，可我一点儿都没变。他们不愿跟我说话。这时我开始想起父亲的英帕拉车来，想起母亲说过的话，说他们偷走父亲那辆车简直无耻至极，实在不可思议，还说最好去报案把车要回来，我又想到了父亲，每当什么人说起那辆车的事儿来，他就断断续续地语焉不详。看在上帝的分上，基姆，母亲会说，别吚吚呀呀的了，我已经厌倦了来回坐巴士或者出租车了，因为到头来在路上花的费用可大了。妈妈这样说的时候，可怜的父亲就笑着说小心点，否则最后落得个腿瘸了。母亲听不出其中的幽默，可我听得出。我这样说出来可能一点都不好玩，而父亲脱口而出，而且说得比平时更加自信，或者至少语气上显得更加自信，其实是很聪明和机智的。无论如何，我母亲就想报案说英帕拉失窃了，这样我们就能要回那辆车，我的意思是别报警了，因为它会自动回来的（挺有意思的，是吧？）我们只需等待，给阿图罗和乌里塞斯充足的时间让他们回来，把车还了就可以。现在他们就在这儿，在跟那个白衣男子交谈，回到墨西哥城了，他们没有看见我或者故意躲避，所以我有的是时间观察他们，考虑怎么去跟他们打招呼，说父亲在一家精神病院，说他们应该把车还了，尽管时间过去很久了，我却不知道自己在那里坐了多长时间，我桌子附近的人都走空了然后又填满了，那个白衣男子始终不摘掉帽子，那盘香辣鸡肉玉米饼好像永远都吃不完，各种事儿开始在我脑子里纠缠起来，我想说出来的那些词语好像植物，忽然间开始蔫了，凋谢了，死了。看来琢磨父亲关在精神病院里对我一点好处都没有，像要自杀般压抑沮丧，也不愿想像母亲挥舞着威胁或者让警察拘留的横幅，像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的拉拉队员一般（她上大学时还真干过这个，可怜的妈妈），因为，忽然间我也蔫了，开始分崩离析，开始觉得（或者毋宁说像个手鼓般不断对自己重复着什么）一切都没有意义，觉得我可以在基多咖啡店的那张桌边一直坐到世界末日的到来（我还上高中时一个老师宣称非常清楚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会怎么办：那就是回到自己的家乡，因为那里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也许这只是个玩笑，我不知道，不过，在某种意义上他是对的，当整个文明世界消失后，墨西哥还将继续存在，当这个星球蒸发掉或者分崩离析时，墨西哥也会依然如故），或者一直坐到乌里塞斯、阿图罗和那个穿白衣服的陌生人站起来走了。可是上述任何一种情况都没有发生。阿图罗看见我了，他站起来走到我桌边，在我脸颊上吻了一下。他问我想不想过去跟他们坐在一起，或者要不在这儿等着他们。我说还是等着吧。好，他说，然后又回到那个穿白衣服的人的桌边。我尽量不去看他们，我坚持了一会儿，但最终还是望过去。乌里塞斯垂着脑袋，头发盖住半张脸，好像马上就要睡着了。阿图罗盯着那个陌生人，每隔一会儿就看我一眼，两眼同时并用，一眼看着白衣男子，一眼又看着我这桌，两只眼睛都显得心不在焉或者冷漠，好像他早就离开了基多酒吧，只是魂还留在这里，在焦躁不安地游动着。后来（多久以后呢？）他们起身过来走到我这儿。那个白衣人走了。咖啡店里空空荡荡。我没有打听父亲的那辆车。阿图罗告诉我，他们马上就要走了。回索诺拉吗？我问。阿图罗笑了。他的笑声就像在喷唾沫。好像在朝自己的裤子上喷。不，他说，更远。这周，乌里塞斯打算去巴黎。真好，我说，他可以见到米歇尔·布尔特奥了。可以看到那条全世界著名的河了，乌里塞斯说。很好，我说。是啊，不赖，乌里塞斯说。你呢？我问阿图罗。我打算过些时候走，去西班牙。你们还打算回来吗？我问。他们耸了下肩膀。谁知道呢，玛丽亚，他们说。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们显得如此漂亮。我知道这样说听着很傻，但他们确实没有这么漂亮过，这么诱人过。显然他们不是刻意如此。事实上，他们很脏，谁知道他们是多久前洗的澡，多久前睡的觉，他们的眼睛下面都有了黑眼圈，需要刮刮胡子了（乌里塞斯不用，因为他永远不需要刮），但我还是想把他们两个都吻一下，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想同时跟他俩上床，操他们，直到大家都奄奄一息，然后看着他们睡觉，然后起来再操。我想：如果我们找个宾馆，如果我们走进一间黑屋子，如果我们拥有这世上所有的时间，如果我把他们脱光了，他们也把我脱光了，一切都将好起来，包括我父亲的疯癫，那辆失去的车，我的忧伤和劲头，那时这些东西几乎要让我窒息了。可我一言不语。
4
奥克西里奥·莱科图雷，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文学系，墨西哥城联邦区，1976年12月。
我是墨西哥诗歌之母。我认识所有的诗人，所有的诗人都认识我。我认识阿图罗·贝拉诺的时候他才十六岁，还是个不会喝酒的羞怯男孩。我是乌拉圭蒙得维的亚人，可是有一天我却来到了墨西哥，完全不知道为什么，为了谁，怎么来，什么时候来的。1967年，也许是1965年或者1962年，我到了墨西哥城联邦区。我记不清具体日期或者行程了，只知道我到了墨西哥，然后就再没有离开过。我到墨西哥时，莱昂·费里佩（完全是个巨人，完全是一个性情中人）还活着，他是1968年死的。我到墨西哥时，佩德罗·加菲亚斯（多么了不起的人物，那么忧郁）还活着，1967年佩德罗先生去世，这意味着我肯定是1967年以前到墨西哥的。所以，不妨说我是1965年到墨西哥的。我想应该是1965年到的，但我也有可能弄错了，我每天都去见那些博学多才的西班牙人。我跟他们一待就是好几个小时，以一个女诗人、英语陪同和永不疲倦地照料兄长的小妹妹的身份作着激情奉献。他们带着那种古怪的西班牙语口音跟我说话，这种口音老是绕着Z和C打转，把S撇下，让它显得更加孤苦伶仃和放荡不羁：奥克西里奥，别在屋里瞎忙了，奥克西里奥，别管那些稿纸了，女人。尘土与文学从来都是携手而逝的。我告诉他们：佩德罗先生，莱昂（有意思吧！我称呼年纪更大些的、身体更虚弱的那位“你”，而那个年轻些的有点让我畏怯，我不敢漏掉“您”这个字！）这个我来干好了，你做自己的事，只顾写好了，放松，就当我是个隐形女人。他们会大笑。或许只是莱昂·费里佩在笑，不过说实话，你永远搞不清他是在大笑还是清嗓子或者诅咒呢，佩德罗先生不会笑（佩德里托·加菲亚斯，这是一个多么忧伤的人啊）他不会笑，只是用日落时分的湖水般的眼睛望着我，那种藏在山间、无人光临的湖水，那种忧伤平静的湖水，静谧得仿佛超凡脱俗，他喜欢说别麻烦你了，奥克西里奥，或者谢谢你，奥克西里奥。顶多如此。多么可爱的一个人啊。所以，我说了，我经常去看他们，真心诚意，从不爽约，从不带着自己的诗去打扰他们或者有所企求，不过我也有其他事情做。我工作。我尝试着工作。因为在墨西哥城生活很容易，如人人都知道或者以为自己知道或者想像的那样，可是只有当你有钱或者奖学金或者工作时生活才会容易，而我一无所有。通往最明净的地区的旅程耗掉我的许多东西，包括从事什么古老工作的精力。所以我只好还在大学里兜圈子，特别是文学系，干些或许可以称之为自愿服务的工作：某一天我可能帮加西亚·里斯卡诺教授录入手稿，另一天我又可能在法文系翻译些法语文章，再过一天我又像个纠缠者般粘在一伙拍戏的人中。我会花八个小时观看彩排，绝不夸张，弄三明治吃，在镜头前试试手。有时我会拿到一份有偿的活儿干干：某个教授可能会从自己的薪水中拿出钱付给我，让我担任比如助手什么的工作，有时文学系的头儿们会亲自安排或者让系里的教师雇我两个星期或者一个月干些散活儿，大多是子虚乌有的东西，有时秘书们（多么好的女孩子啊）会让她们的老板给我些小活儿，这样我就可以挣几个比索。这是白天的工作。到了晚上，我就跟朋友们过起放荡不羁的文化人生活，这种生活非常容易得手而且实际上也很方便，因为那时我没有几个钱，有时甚至都拿不出足够的钱租间带家具的屋子。不过通常我总能租得到。我不想往坏里夸张。我有钱可以生活下去。我很开心。白天我就生活在系里，像一只小蚂蚁，或者更像一只蝉，从这间小屋窜到另一间，听到的全是流言蜚语，全是骗人的和离婚的话，全是什么计划和项目，到了晚上，我就展开翅膀，变成一只蝙蝠，我离开文学系，像个小鬼似的在联邦区漫游（我更愿意说像个仙女，可这并不真实）、喝酒、聊天、参加各种文学聚会（我熟悉各种团体）、忠告跟我走得近的年轻诗人，尽管后来他们不怎么频频找我了，而且，长话短说，我生活在自己的时间中，我生活在自己选择的时间中，它围着我，颤抖着，流动着，荡漾着，让我开心。后来我就撞上了1968年。或者1968年撞上了我。现在我可以说当时就感觉到了它的来临，在酒吧，在1968年2月或者3月，我已经嗅到了它的气味，可是1968年以前其实已经变成了1968年。噢，想起这个来我就想笑。让我想哭！我哭了吗？我看到了一切，同时又什么也没看到。这样讲有什么意义？军方破坏了大学的自治，窜进校园随便逮捕、杀人时我就在系里。没有。大学没有死多少人。特莱特洛尔科死的人最多。这个名字可能会永远铭刻在我们的记忆中！可是当军队和狂暴的警察涌进来把大家用卡车运走时我就在系里。这太不可思议了。我在卫生间里，在那幢大楼某一层的卫生间里，我想可能是四楼吧，我说不准了。我当时正坐在便桶上，高高地提起裙子，像某首诗或者歌曲所描写的那样，读着佩德罗·加菲亚斯优美的诗歌，那时他已经死了有一年，佩德罗先生，多么忧伤的一个人啊，为西班牙以及世界上别的地方而忧伤——谁能想像得到当丑恶、狂暴的警察涌进大学的那一刻我正在卫生间里读诗吗？我跑题了吗？我想生活充满了各种奇妙和神秘的事物。事实上，正是由于佩德罗·加菲亚斯，由于佩德罗·加菲亚斯的诗歌和我长期养成的在卫生间读诗的习惯，我是最后一个知道狂暴的警察进来了，军队进来了，而且在拽走他们能找到的每个人。我听到了某种吵闹声。在我灵魂中翻腾的声音！可以说当时吵闹声越来越大，这时我才开始留心起到底发生什么了。我听到隔壁小间有人拉开锁链，我听到门砰地响了一声，听到过道里传来脚步声，听到草坪上升起喧嚣声，那片被修剪得整整齐齐的草坪像绿色海洋般把系楼围衬得像个小岛，这样的地方从来都是充满喃喃细语和爱意的。这时佩德罗·加菲亚斯诗歌的泡沫爆了，我合上书，站起来，拉开锁链，打开门，大声说着什么，嗨，我说，外面出什么事儿了？可是没人应答，使用卫生间的人都不见了，虽然早知道不会有人应答，我还是说嗨，有人吗？也许你能理解那种感觉。后来我洗了洗手，望着镜子里的自己，我看见一个高大、瘦削的金发女郎的样子，那张脸上已经有不少皱纹，太多的皱纹，像佩德罗·加菲亚斯曾对我说的那样，完全是堂吉诃德的女性版，接着我走出去来到过道，到那儿后我忽然意识到出事儿了，过道里空无一人，楼下传来喊叫声，让你震耳欲聋，在创造着历史。我当时怎么办了？我做了任何人都会做的事儿。我走到一个窗户前向下望去，我看到很多士兵，我又从另一扇窗户望下去，我看到很多坦克，然后又从另一扇窗户望下去，这样一直看到过道尽头，我看见了敞篷车，里面圈着被捕的学生和教授，那场景很像描写二战的电影和玛丽亚·弗里克斯和佩德罗·阿曼达里斯表现墨西哥革命的电影交错在一起的画面，一幅黑糊糊的布景上荧光闪闪的小小人影在活动着，就像人们常说的疯子或者处于高度恐惧状态的人眼中看到的情景。我心里对自己说：奥克西里奥，待在这儿别动。不要自投罗网被抓去了，宝贝。待在这儿别动，奥克西里奥，宝贝，别让他们把你写进他们的名单里。如果他们想要找你，就让他们来找好了。然后，我又回到卫生间，这事儿显得有点怪怪的，我不仅回到了卫生间，而且又返回刚刚待过的那个格子间，我又重新坐在马桶上，我是说又撩起裙子，拉下内裤，可是并没有什么内急之需（对此人们有更准确的说法：肠道松弛，但我不属于这种情况），然后打开佩德罗·加菲亚斯的书，不过毫无阅读的欲望，我开始慢慢地读起来，逐字逐句，逐行逐段，忽然听到走廊里传来声音，靴子的声音？上过钉的靴子的声音？可是，嗨，我心里说，这不是巧合吧？接着我听到好像有声音说一切都有条不紊，不过也可能是说别的意思，有人，也许就是刚才讲话的那个杂种，打开卫生间的门，走了进来，我像雷诺阿画中的芭蕾女般踮起脚尖，我的内裤掉在瘦骨嶙峋的脚踝上，绊在当时穿的一双鞋上，那是一双非常舒服的黄颜色的软底鞋，我等着那个士兵一个一个搜查小格子间，已经作好了准备，万一他来了，绝不开门，要把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最后的自治堡垒守卫到底——我，一个穷困潦倒的乌拉圭女诗人，跟任何人一样深爱着墨西哥——我这样等待的时候，一种奇异的寂静忽然降临，好像时间发生了断裂，顷刻间朝四面八方飞奔，那是一种纯粹的时间，不掺杂任何语言的色彩，也不带动作或者行动的成分，接着我看见了自己，看见了那个士兵在入迷地盯着镜子，我们两个在文学系四楼的女卫生间里像雕塑般凝固不动，就是这样，然后我听到他的脚步声逐渐消失在远方，我听到门关上了，我直起的双腿又恢复成原来的姿态，好像完全出于自动。我要说，我那样坐了三个多小时。我记得我从卫生间里出来时天开始黑下来。我得承认，形势已经发生变化，可我知道该怎么办。我清楚自己的职责。于是我走到卫生间惟一的窗户前向外望去。我看见远处有一名士兵。我看见一个武装好的军车的轮廓或者影子。像拉丁文学里描写的门廊，希腊文学里描写的门廊。噢，我太崇拜希腊文学了，从品达尔［11］到乔治·塞菲里斯［12］。我看见了席卷大学的那股狂风，仿佛在白天最后的光亮中开心不已。我明白自己该怎么办。我明白。我明白必须要坚持。我坐在女卫生间的砖地上，就着最后的亮光，读了三首佩德罗·加菲亚斯的诗，然后合上书，闭上眼睛对自己说：奥克西里奥·莱科图雷，拉丁美洲乌拉圭公民，诗人，旅行者，坚守下去。就这样。接着我开始回想自己的过去，就像我现在回想着过去那样。我开始回想你不感兴趣的那些事，就像我现在回想阿图罗·贝拉诺那样，年轻时的阿图罗·贝拉诺，1970年，我见到时他才十六岁或者十七岁，当时我已经是那些年轻的墨西哥诗人的母亲，他还是个不胜酒力的孩子，但却很自豪在他遥远的智利故国，萨尔瓦多·阿连德［13］赢得了大选。我熟悉阿图罗。我是在英克鲁西亚达酒吧一群吵吵嚷嚷的诗人中碰到他的，那简直就是个雪貂窝，形形色色前程美好的年轻人和不再那么年轻的人经常在那里聚会。我跟他成了朋友，我想可能因为我们两个是所有那些墨西哥人中惟一的南美人。尽管年龄悬殊，尽管有着各种可以想像出来的分歧，我们还是成了朋友！我指点他认识了T.S.艾略特、威廉·卡洛斯·威廉斯、庞德。我带他来过一次家里，他病恹恹的，醉醺醺的，用胳膊搂住我的脖子，全身的重量都悬在我瘦削的肩膀上，我跟他母亲、父亲以及人很不错的妹妹都成了朋友，他们全家人都很善良。我对她妈妈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夫人，我没有跟你儿子睡觉。她说，当然没有，奥克西里奥，不过别叫我夫人，我们其实是同龄人！我成了这个家的朋友。一个1968年移民到墨西哥的流浪的智利人之家。我也是那一年来的。我以客人的身份在阿图罗家一待就是很长时间，有一次待了一个月，还有一次待了两星期，还有一次待了一个半月。因为我那时没有钱付带家具的房子，甚至交不起一间顶楼房的租金。白天我就待在大学里，干这干那，其他时间，晚上，我就过起波希米亚式的生活，我睡在朋友家，把自己可怜的几样东西，衣服、书籍、杂志、照片，扔得到处都是。我是雷梅迪奥斯·巴罗［14］，我是莉奥诺拉·卡林顿，我是欧尼塞·奥迪奥［15］，我是丽莲·瑟尔帕斯［16］（噢，可怜的丽莲·瑟尔帕斯），如果说我没有疯狂，那是因为我始终保持着幽默感，我嘲笑自己的裙子，嘲笑自己的烟管裤，嘲笑我自己里面都脱了线的内衣，嘲笑我那巴丽安特王子式的发型，白发正在迅速盖过金发，嘲笑我那偷偷盯着墨西哥城夜色的蓝眼睛，我那听着大学生故事的粉红色耳朵，嘲笑人事的沉浮、羞辱、卑微、奉承、谄媚、假惺惺的赞美，嘲笑在墨西哥城夜空的映衬下重新组装过的破败、战栗的床铺，我如此熟悉的天空，那骚动不安、不可企及、像阿兹特克的大锅炉般的天空，在这样的天空下，我跟所有那些墨西哥诗人和阿图罗·贝拉诺在一起，在绝对的幸福中感动不已，贝拉诺才十六七岁，我看着他开始成长起来，1973年他决定回祖国参加那场革命。除了他的家人，我是惟一去巴士车站为他送行的人，因为他打算走陆路，那是一次漫长的旅程，极其漫长，充满了危险，那是所有贫穷的拉美男孩的起程之旅，要穿越这片荒谬的大陆，阿图罗·贝拉诺从巴士窗户探出身来向我们挥手告别时，不仅他母亲哭了，我也哭了，那天晚上我就在他家里睡了，主要是为了陪陪他母亲而不是别的，可是第二天早晨我就走了，尽管除了几个常去的酒吧和咖啡店我无处可去，可我还是走了。我不喜欢滥用别人的好客。1974年，阿图罗回来时完全变了一个人。阿连德下台了，他的义务已尽，或许这是他妹妹告诉我时的说法。阿图罗尽了他的责任，他的良心，一个年轻拉美男子可怕的良心，这本身无可谴责。9月11日，他以一个志愿者的身份出来活动。他在一条荒凉的街上站了荒谬的岗。他夜间出去，目睹了很多事情。几天后，他在一个边防检查站被捕。他们没有拷打折磨他，但关了好几天，期间他的表现像个男子汉。墨西哥的朋友们，墨西哥城的夜晚，诗人们的生活在等待着他。可是他回来后早已不是原来的那个人了。他开始跟其他更年轻的人、鼻涕都擦不净的十六七岁的孩子们出去玩，他遇到了乌里塞斯·利马（我第一次见到他就发觉这个影响很坏），他开始取笑所有的老朋友，瞧不起他们，看什么都像但丁似的，好像刚从地狱回来，或者不是但丁就是维吉尔本人，这个敏感的孩子，他开始吸大麻烟，那腌臜的毒品，贩卖我甚至都不屑去想的东西。不过，凭良心说，他跟过去一样善良，我知道他依然很善良。所以，我们碰到时（纯属偶然，因为我们经常聚会的已经不是同一拨人了），他会说你好吗，奥克西里奥，或者在布卡雷利大街的人行道上大喊救命，救命！救命！像只猴子般四处跳跃，手里拿一份玉米面豆卷或者一块比萨，总是跟那个叫劳拉·郝雷吉的女孩在一起，这个女孩漂亮极了，可是心肠却比一个黑寡妇还黑，跟他经常在一起的还有乌里塞斯·利马和另外一个智利小男孩费里佩·穆勒，有时我甚至也跑到他们一伙里去，但他们说的全是格里格里科［17］，就像《跳房子》里的人那样，你能看得出，他们喜欢我，能看得出他们知道我的分量，可是他们讲格里格里科，不明白他们在说些什么，凭这点最终还是把我拒之门外。不让人觉得他们在嘲笑我！他们听我的！可是我不会讲他们的格里格里科，而这些可怜的孩子们又不放弃他们的俚语。那些被人遗弃的可怜的孩子。情况是：没有人想要他们。或者说谁也不把他们当回事。或者有时你会有这种印象：他们太高估自己了。一天有人对我说：阿图罗·贝拉诺离开墨西哥了。接着又说：但愿这次他不再回来。对此我实在很恼火，因为我一直都爱着他，我没准还斥责了说这话的人（至少在精神上），可我最关心的是打听他去哪儿了。然而谁也说不准：说去澳大利亚、欧洲、加拿大，什么地方的都有。接着我开始想起他来，开始想到他的母亲，那么宽宏大度，开始想到他的妹妹，想起我们在他家做肉馅卷饼的那些下午，想起那次我做了面条，为了晾干，我们在厨房、在餐室、在亚伯拉罕·冈萨雷斯大街上的那间小小起居室里，到处都挂上了面条。我什么事都忘不了。他们说这是我的毛病。我是所有墨西哥诗人的母亲。1968年，当狂暴的警察和军人开进大学时，我是惟一坚持到底的人。我独自一个人待在系里，关在卫生间里，长达十天、十五天不吃东西，具体几天我想不起来了。陪伴我的只有一本佩德罗·加菲亚斯的书和背包，穿着一件白衬衣和一条皱巴巴的蓝裙子，在这个世界上我有的是时间想而又想。可当时我却无法回想阿图罗·贝拉诺，因为那时我还不认识他。我心里对自己说：奥克西里奥，坚持住，你要是出去了，他们会把你投进监狱（或许驱逐你回蒙得维的亚，因为你天生永远收拾不好自己的证件，你这个傻瓜）他们会唾你，会揍你。我已经准备好了要坚持下去。抵抗饥饿和孤独。我先是坐在马桶上睡了几个小时，就是这一切开始时我正坐在上面的那个马桶，虽然人已极度虚弱，我还是相信它会给我带来好运，可是睡在马桶上太不舒服了，最后我索性蜷缩在地板砖上睡。我一个劲地做梦。不是噩梦。而是音乐般的梦，透明的质疑之梦，还梦见光亮安全的飞机在寒冷、明媚、湛蓝的天空上横穿拉美大陆。我醒来时人已经冻僵，而且饥肠辘辘。我向窗外望出去，卫生间的那扇小窗户外面，在拼图般的校园残片中，我看到了新一天的清晨。那天早晨我在哭泣和感谢天国的上帝声中度过，在这样的天国，谁也不会断水。千万别生病，奥克西里奥，我对自己说，喝你能弄到的所有的水，但千万别生病。我脊背靠着墙滑到地板上，我又打开佩德罗·加菲亚斯的书。我闭上眼睛。我大概睡着了。后来我听到了脚步声，我又藏进格子间（那个格子间就像我永远不曾拥有过的小卧室，那个格子间就是我的战壕和我的杜伊诺宫，我在墨西哥的主显节）。接着我又开始读佩德罗·加菲亚斯的诗。然后我又睡着了。我又从小窗向外眺望，我看见了高高在上的乌云，我想起了奥特尔博士［18］的画和《最明净的地区》［19］。接着我又开始想些开心的事。有多少诗我烂熟于胸呢？我开始背诵起来。轻吟着我记得的那些诗，我真想把它们写下来，但我却只有一支钢笔没有纸。后来我又想：你这个傻瓜，在这儿你能找到世界上最好的纸啊。于是我拿了点卫生纸开始写起来。后来我又睡着了，做起梦来，噢，太荒诞不经了，梦见了胡安娜·德·伊瓦沃罗［20］，梦见她的那本1930年出版的诗集《风之玫瑰》，梦见她的处女作《钻石的语言》，多么漂亮、多么美丽的书名啊，仿佛一本先锋派诗集的书名，一本去年刚出版的法国书，事实上那是1919年出版的作品，换句话说那年她才二十七岁。那时她一定是个非常有趣的女人，整个世界就在她脚边，所有的绅士们准备好了优雅地按照她的吩咐去做（那些绅士已经不复存在，但胡安娜还活着），所有的现代派诗人准备为诗歌而献身，所有那些顾盼的眼神，所有那些漂亮的言词，所有的爱。然后我又睡着了。然后我又醒来，一连几个小时，或许好几天，我为流逝的年华，为我在蒙得维的亚度过的童年，为那些至今还困惑着（甚至比过去还让我困惑）、我宁肯不想谈论的面孔而哭泣。我已经忘了自己在那里囚禁了多少天。我从窗户里看着鸟儿、树木，从看不见的地方伸出的树枝、灌木、草丛、乌云、墙壁，我看不见有人，也听不到任何声响，我不知道自己在里面待了多久。后来我开始吃卫生纸（部分原因可能是想起了夏洛特），不过，只是一小片，我没有那个胃口吃得更多。后来我发现自己完全没有了食欲。后来我捡起写过东西的卫生纸，把它们扔进马桶，然后拉了下链子。冲水的声音吓了我一跳，我想我犯糊涂了。我想：尽管我很聪明，并且付出了很多牺牲，我还是犯糊涂了。我想：毁掉自己写的东西是多么诗意的举动啊。我想：我要是吞了它们就好了，因为我现在糊涂了。我想：写作是徒劳的，毁灭是徒劳的。我想：因为我写作，我才挺住了。我想：因为我毁了自己写的，他们会找到我，抽打我，强奸我，杀了我。我想：这两个行为是互有关联的，写作和毁灭，躲藏和被发现。后来我坐在马桶上闭上眼睛。后来我又睡着了。后来又苏醒了。我的身体禁锢成一团钢筋。我绕着卫生间慢慢地活动，照了照镜子，梳了梳头发，洗了把脸。噢，我的脸太难看了。现在的样子会让你联想到什么。后来我听到了人声。我想，已经很久没有听到任何声音了。那感觉就像鲁宾逊在沙地上发现了脚印。不过我的脚印是人声和门砰的关闭声，好像大理石墙忽然像雪崩般倒塌在大厅里。接着弗姆沃纳教授的秘书鲁佩打开门，我们俩站在那儿面面相觑，俩人都大张着嘴说不出话来。我想，这一震惊让我晕过去了。我再次睁开眼睛时人已在里乌斯教授的办公室（里乌斯是一个非常勇敢、英俊的男人！）周围是朋友们和熟悉的面孔，是大学里的人而不是士兵，更奇妙的是我开始哭起来，根本无法连贯地描述究竟发生了什么，虽然里乌斯不断地鼓励着我，他对我的经历似乎一下子很感动又很震惊。这就是我的经历，年轻的朋友们。这个传奇乘着墨西哥城和1968年的风撒播开来，中间又穿插进死者和生还者的事迹，现在人人都知道了有个女人在那个美丽悲惨之年，在自由惨遭涂炭之际还待在大学里。我已经有很多很多次听别人讲这个故事，在他们的讲述版本中，这个女人关在卫生间里十五天没有吃东西，是个学医的学生或是托雷·德·雷克托里亚的一个秘书，不是没有证件没有工作，甚至没有地方搁一下脑袋的乌拉圭人。有些版本中的主人公甚至不是女人而是个男人，一个信仰共产主义的学生或者一个患肠胃病的教授。我聆听这些故事，这些有关我的故事的不同版本时，总是一言不发（特别是没有喝醉的时候）。如果喝醉了，我就尽量低调处之。根本没有这回事，我说，这是大学里的传说，是城市传奇，这时他们就盯住我说：奥克西里奥，你是墨西哥诗歌之母。我说（如果喝醉了就会吼叫）：不，我谁的母亲都不是，不过我认识他们所有的人，所有墨西哥城的年轻诗人，那些出生在这里和外省来的年轻人，还有那些乘着风潮从拉美其他地方刮到这里的人，我爱他们所有的人。
5
阿马德奥·萨尔瓦铁拉，委内瑞拉大街，宗教审判广场附近，墨西哥城联邦区，1976年1月。
接着我对他们说：好吧，小伙子们，如果这瓶梅斯卡尔酒喝光了我们该怎么办？他们说：我们下楼再去买一瓶，萨尔瓦铁拉先生，阿马德奥，别担心。因为心里踏实了，或者至少受到了鼓舞，我美美地喝了一口，把杯子一倾而空。过去他们酿的梅斯卡尔酒醇美之至，在我们国家也算得上最好的了，没错，先生，我站起来，走到自己的藏书前，落满灰尘的藏书——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擦过书架了！——不是我不再爱护那些书，肯定不是，而是因为生活把我们弄得如此脆弱，同时还不断地麻痹我们（几乎让我们难以察觉，先生们），有些人，尽管我没有碰到这种事，甚至被搞得恍恍惚惚，有的最后落得个只剩个从中分裂的左半边大脑，这是描述记忆问题的一种说法，如果你明白我的意思的话。两个小伙子也从座位上站起来，我能感觉得出他们在我脖颈背后呼吸的气息，当然这只是形容而已，我没有转过身，问吉尔曼或者阿克莱斯、曼努埃尔说我提到过干什么工作了没有，我靠什么生活。他们说没有，阿马德奥，谁也没有对我们说过任何这方面的事儿。接着我很排场地说，我写作，我想我一定笑了，或者咳嗽长达好几秒，我靠写作为生，小伙子们，我说，我和帕斯是这个可恶的国家仅有的两个靠写作谋生的人。他们呢，当然，依然令人激动地沉默不语，如果你允许我这样说的话。就像人们说吉尔韦托·欧文那样沉默着。接着，我依然背对他们，盯着我的藏书的书脊说：我就在附近上班，在圣托·多明戈广场里，我主要写诉状、祷词和书信，我又笑了，笑声的力量激起书里的尘土，这时书名、作者以及我放着昔日没有发表的文稿的夹子能看得更清楚了。他们也笑了，一阵短促的大笑从我的脖颈背后扫过去，这两个小伙子挺克制，直到我终于设法找到了要寻找的那个夹子。给你们，我说，我的生平，顺便说一下也是塞萨雷亚平生留下的一切都在这儿了。有意思的事情出现了，先生们：他们并没有贪婪地扑向文件夹，然后迅速翻阅这些资料，而是站在那里问我写不写情书。我什么样的书信都写，孩子们，我告诉他们，然后把夹子放在地板上，又在杯子里斟满苏西达斯牌酒，母亲给孩子的信，孩子给父亲的信，女人给狱中丈夫的信，当然还有情人的信，情书写来最妙，一来天真烂漫，二来又那么情欲缠绵，简直就像杂货店老板的货架，各种东西无所不包，有时捉刀人还会添加些自己的创意。多美妙的工作啊，两个小伙子说。在圣托·多明戈的拱门下度过三十年后，一切都今非昔比了，我说着打开夹子，开始浏览那些资料，寻找我拥有的惟一的一份《卡沃尔卡》，那份塞萨雷亚怀着极其隐秘和兴奋的心情编辑的杂志。
华金·芬特，埃尔·雷普索精神病院，洛斯·莱昂纳斯沙漠路，墨西哥城联邦区郊外，1977年1月。
有些书你无聊的时候可以看。这样的书多不胜数。有些书你平心静气的时候可以看。在我看来，这种书最好。有些书你忧伤的时候可以看。有些书你开心的时候可以看。有些书你渴求知识的时候可以看。有些书你绝望的时候可以看。乌里塞斯·利马和贝拉诺他们想写的就是这种书。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我们很快就会发现。我们不妨以一个普通读者为例，这个人头脑冷静、成熟、受过教育，过着多少还算健康的生活。经常买书和文学杂志。你可以拿他为范例。这种人会读你平心静气的时候写的东西，但读其他任何种类的书时都会带着一副批评挑剔的眼光，公正冷静，不会有荒唐或者令人惋惜的共犯之嫌。我是这么认为的。我希望自己没有冒犯到任何人。我们再来说说绝望型读者，这种人大概是为绝望文学而生的观众。我们会发现什么呢？首先：这样的读者往往是青少年或者还不成熟的成年人，缺乏安全感，神经质。属于那种操蛋白痴（请原谅我这样说），读了《少年维特的烦恼》后就想自杀。其次：这种读者有局限性。为什么说有局限呢？很简单：因为他只读绝望型作品或者给绝望者写的书，这是一回事，这种人或者变态分子是不可能通读比如《追忆逝水年华》或者《魔山》（以我的愚见，这是镇定、冷静、纯粹文学的典范之作）这种作品的，也不会去读诸如《悲惨世界》或者《战争与和平》这样的作品的。我的意思说清楚了吗？好的。于是，我劝告他们，说服他们，警告他们，提醒他们面临的危险。我这样形同跟墙说话。还有甚者：绝望悲观的读者就像加利福尼亚的金矿。他们迟早会耗光的！为什么？太显然了！一个人不可能在绝望中过一辈子。最后，身体会背叛的，这种痛苦会变得忍无可忍，最后，透明物体就会从巨大的冷泉中涌出。绝望型读者（特别是绝望型诗歌读者，这种人令人无法忍受，相信我说的）最终的结局就是离书而去。他最终必然会成为一个平庸的绝望者。他也许会恢复正常！然后，作为恢复再生过程的一部分，他开始逐渐回归——感觉就像裹在襁褓里，就像在溶化了的镇静剂的疾雨之下——回归到我所谓的为冷静、平和的读者创作的文学作品上来，坚定地把头脑扛在自己肩上。这就是所谓（被我称为，如果没有别人这样说的话）从青春期到成人的过渡。我不是说一个人如果成了头脑冷静的读者就不再阅读为绝望者写的书了。他肯定还会读的！尤其是如果这种东西写得不错、文雅，或者朋友推荐给他的话。但是，最终，这种东西会让他厌倦的！归根结底，那种悔恨文学、充满了利器和遭到凌迟的救世主的作品，不会刺伤他的心脏，就像平心静气的作品，精心构思的作品，技术完美的作品不会刺伤他的心脏一样。我总是对他们这样说。我总是告诫他们。我给他们看技术完美的作品。我警告他们注意那些危险。不要把自己的心血耗尽了！谦卑些！亲自去探索，亲自在陌生的土地上迷失！但是要有一根指南线，哪怕这线用面包屑或白色石子构成！然而我疯了，我被他们逼疯了，被我的女儿们，被劳拉·达米安逼疯了，所以他们不听我的。
华金·巴塞乌斯·阿马拉尔，正行走在美国中西部一所大学校园里，1977年 2月。
不，不，不，当然不是。那个叫贝拉诺的男孩人非常好，特别懂礼貌，绝非满怀敌意。1975年我到墨西哥来发布——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我翻译的庞德《诗章》，这本书在任何一个欧洲国家都会引起很多人的注意（顺便说一下，那一版非常漂亮，由华金·默蒂斯出版），贝拉诺和朋友们来参加这个活动，随后，这点很重要，他们留下来跟我交谈，陪同我（如果你初来乍到某种意义上是个外国的城市，你对这种事儿会很感动的），我们来到一家酒吧，我忘了具体是哪家了，肯定是在城区，在贝拉斯美术馆附近，我们谈论庞德一直谈到很晚。换句话说，我在发布会上没有看到一张熟悉的面孔，没有看到墨西哥诗歌界著名人物的面孔（如果有人来的话，我也认不出来，我很抱歉这样说），我只看到那些孩子们，那些充满了渴望、理想主义的孩子们，你明白吗？作为一个外国人，我很欣赏这点。
我们都聊了些什么？当然是聊这位大师了，聊了他在伊丽莎白精神病院的时候，聊到那个叫费诺罗萨［21］的怪人，聊了汉朝、隋朝的诗歌，聊了刘向、董仲舒、王丕、陶潜（陶渊明，365—427）的诗歌，聊了唐朝、韩愈（768—824）、孟浩然（689—740）、王维（699—759）、李白（701—762）、杜甫（712—770）、白居易（772—846），聊了明朝、清朝、毛泽东——换句话说，聊了些我们谁也不知道的关于庞德的事儿，甚至连那位大师也不知道的事儿，因为他最熟悉的还是欧洲文学，不过，庞德能够深入到那种谜一般的语言中，这足以表明他的力量何其巨大、好奇心何其广泛，我说得对吗？他对人性是何等坚信不疑，你说对吗？我们还谈了普罗旺斯的诗人们，那些普普通通的诗人，你知道，如安诺杰·丹尼尔、伯特兰·德·博恩、吉劳特·德·波尼尔、赫弗雷·鲁德尔、吉列姆·德·伯克达、马卡布鲁、伯纳特·德·本塔多恩、瑞玛特·德·瓦凯拉斯、库西的城堡主人、杰出的克雷蒂安·德·特罗亚，我们谈了清新诗体流行时代的意大利、但丁的挚友们，如大家经常提到的西诺·达皮斯托亚、基多·卡瓦尔坎蒂、基多·基尼泽尔利、西科·安吉奥列里、加尼·阿尔法尼、迪诺·弗雷斯科鲍尔迪，但是我们主要谈论的还是那位大师，在英国时期的庞德，在巴黎时期的庞德，在拉帕罗时期的庞德，在伊丽莎白精神病院时期的庞德，从意大利回来后的庞德，在死亡边缘的庞德……
后来怎么了？老一套。我们要求结账。他们坚持说我一分钱都不用掏，不过我毅然拒绝了。我也曾年轻过，我知道在那个年龄维持生活有多么艰难，尤其是，如果你还是个诗人的话，所以，我把钱放在桌上，那些钱足够付我们所有的消费了（我们总共有十个人：包括年轻的贝拉诺和他的八个朋友，其中有两个漂亮女孩，很不幸我忘了她们的名字，然后还包括我），可是，既然我想到了此事就不妨说一说，这是那天晚上发生的惟一离奇的事儿，他们拿起钱又还给我，我把钱放回桌上，他们又还给我，后来我说，孩子们，我跟学生们出去喝酒或者可乐（哈哈），我从不让他们付账，我动情地（我爱我的学生，想当然地以为他们会回馈这份感情的）发表了一番小小演说，可他们却说：想都不要想，先生，就这样：想都不要想，先生，那一刹那，我破译（如果我能够的话）这个含义丰富的句子时，观察着他们的脸，七个男孩和两个漂亮女孩，我想：不，他们永远不会成为我的学生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么想，其实当时他们那么彬彬有礼，那么善良，可我还是这么想。
我把钱收回钱夹，他们中的一个人付完账，然后我们就出去了。夜色很美，完全没有了白日车辆和人群的挤撞，我们朝我住的宾馆方向走了会儿，像是沿着大街漂流，很轻松就走了很远，我们前行（可是去哪里呢？）途中，有些孩子开始道别，握握我的手就走了（他们跟朋友道别的方式不同，或许只是在我看来如此），这伙人一点一点地稀少起来，期间我们还一个劲地聊着，我们聊啊聊，或许现在想来，可能没有聊那么多，我应该说我们想啊想，可我不信，晚上那个时候不会有人使劲思考什么的，身体已经在乞求休息了。忽然只剩我们五个人毫无目的的在墨西哥城的大街上漫步了，也许是在深深的沉默中，在一种庞德式的沉默中漫步，虽然这位大师是最不肯沉默的家伙，难道不是吗？他的语言就像某个部落的语言，不懈地探索着事物的本质，不断探究着，讲述着一切故事。然而它们又是被沉默限制住的语言，被沉默一点点地消融掉，不是吗？后来，我觉得该睡觉休息了，我叫了一辆出租，然后跟大家道别。
利桑德罗·莫拉莱斯，科默西奥大街，莫雷洛斯花园前，阿斯坎顿区，墨西哥城联邦区，1977年3月。
是厄瓜多尔的小说家巴尔加斯·帕尔多介绍我认识阿图罗·贝拉诺的。这是一个随心所欲之人，我出版社的一个审稿编辑。一年前，这个巴尔加斯·帕尔多劝我说出版社值得资助发行一本杂志，这本杂志可以发挥墨西哥和拉美最好作家论坛的作用。我听了他的劝诱，马上动手实施。他们给了我一个荣誉主任的头衔，巴尔加斯·帕尔多和他的若干羽翼自任为编委会成员。
这本杂志的计划，至少他们向我兜售的计划是推介出版社的书籍。这是最主要的目标。第二个目标才是办一本高质量的文学杂志，要能够很好地反映出版社的水平，内容和撰稿人都要代表出版社的水平。他们跟我提到胡里奥·科塔萨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卡洛斯·富恩特斯、巴尔加斯·略萨，这些都是拉美文学的闪耀明星。我从来都很谨慎，虽然还不能说是多疑，我告诉他们，能拉到伊巴奎恩依迪亚、莫特罗索，何塞·埃米里奥·帕切科、蒙西瓦伊斯、埃莱尼塔·波尼亚托斯卡我将很高兴。他们说当然可以啊，用不了多久，大家都会求着想在我们的杂志上发表作品。好吧，让他们求吧，我说，那我们就好好干，但别忘了主要目标：宣传出版社的产品。他们说，那肯定没问题。这个理念将会在每一页或者每隔几页中体现出来，用不了多久这份杂志也会赢利的。我说：先生们，我就把它的命运交给你们了。在第一期杂志上，谁都可以亲眼看到，根本没有科塔萨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甚至何塞·埃米里奥·帕切科的影子，但我们发了篇蒙西瓦伊斯的散文，在某种意义上算是救了这一期，另外，还有一篇巴尔加斯·帕尔多自己写的文章，还有一篇他的朋友、阿根廷流亡作家的散文，两篇从即将出版的长篇中选摘出来的片段，一篇巴尔加斯无人问津的同乡写的短篇小说。当然还有诗歌，而且诗歌的量很大。评论部分，至少我觉得没有什么可反对的。注意力主要放在我们的新书评介上，总体上很不错。记得看完这期杂志后，我跟巴尔加斯·帕尔多聊天时说：我觉得诗歌太多了，诗不好卖啊。我记得他回答说：你说的不好卖是什么意思呢，利桑德罗先生，他说，瞧瞧帕斯和他办的杂志。行了，巴尔加斯，我说，帕斯是帕斯，这有点奢侈，我们别人负担不起。我没有说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读过帕斯的杂志了，我也不想纠正使用了“奢侈”这个词，我无意用它来描述诗歌事业，而是指帕斯那无聊的刊物。说到底，我认为发表诗歌不是个奢侈的问题，而是彻头彻尾的愚蠢。不过，这事儿也就到此为止，巴尔加斯·帕尔多又出了第二、三期，然后又出了第四、五期。有时我听人说我们的杂志越来越具有攻击色彩。我想这全是巴尔加斯·帕尔多的错，他把杂志拿来当做攻击他初到墨西哥时对自己势利的人的武器，拿来当做解决旧账（有些作家如此虚荣和敏感！）的完美工具，说真的，我对此毫无意见。对一份杂志来说挑起争端是件好事，意味着会卖得不错，令我震惊称奇的是一份发表了这么多诗歌的杂志会卖得不错。有时我扪心自问这个杂种巴尔加斯·帕尔多对诗歌的兴趣为何如此浓厚。我知道，他自己并不是诗人而是个小说家。那么，他对诗歌的兴趣到底从何而来呢？
我承认，有一度，我作过各种猜测。我怀疑他是同性恋。没准就是。他已经结婚了（顺便说一下，是跟一个墨西哥人），可是你都不知道这事儿。他会是什么类型的同性恋呢？会不会是个在纯文学层面自得其乐、热情而不切实际的同性恋呢？是不是在杂志上发表诗歌的诗人中有“理想伴侣”的绰号呢？我不知道。这得问他本人。我对同性恋没有任何偏见。每天都会有更多的同性恋出现。20世纪40年代的时候，墨西哥文学界同性恋的数量达到全盛的最高峰，我认为这可能已经达到极致了。可是，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多。我猜问题出在教育制度上，墨西哥人拿自己出洋相的趋势日益流行的缘故，电影、音乐，谁知道都是什么玩意儿。连萨尔瓦多·诺沃有一次都亲口对我说，有些前来拜访他的年轻人的言谈举止让他惊愕不已。萨尔瓦多·诺沃很清楚自己在说什么。
我就这样认识了阿图罗·贝拉诺。一天下午，巴尔加斯·帕尔多对我说起他，说他如何攒了本怪异（他用这个词了吗？）的书：拉美青年诗人的权威选集，正在寻找出版社。贝拉诺是谁？我问。他给我们的杂志写过书评，巴尔加斯·帕尔多说。这些诗人，我说，偷偷地观察着他的反应，就像皮条客般拼命地替妓院老板搜罗新的女人，可巴尔加斯·帕尔多压根就不理睬我的话，继续对我说，那本书好极了，属于那种我们（多么有意思啊，用了复数）出版社不出的话，别的出版社就会拿走的书。接着，我又暗暗地打量着他说：带他过来，安排我跟他见个面，我们看看能做点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