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日

他们盛情邀我加入本能现实主义派。我欣然接受了。没有举行任何入会仪式。这样反倒更好。

11月3日

我其实还拿不准什么是本能现实主义。我今年十七岁，名叫胡安·加西亚·马德罗，是法学院一年级的新生。我本想专修文学，可叔叔坚持要我学法律，最后我只好顺从他了。我是个孤儿，有朝一日我要当一名律师，我把这个壮志告诉叔叔和婶婶后独自关在屋里哭了一个通宵，总之肯定哭了很长时间。接着，在貌似熄灭了那份激情之后，我开始去法学院那些庄严的厅堂上课了。可是，一个月之后，我又在文学系选修了胡里奥·塞萨尔·阿拉莫开的诗歌研讨班。我在这个班上邂逅了那伙本能现实主义者，或曰本能的现实主义者甚至肺腑现实主义者，他们有时喜欢这样来自称。那时我已经去诗歌班上了四堂课，可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当然我只是这么说说而已，因为必然会有点事的：我们朗读自己写的诗歌，阿拉莫不是大加赞赏就是撕得粉碎，全由他的兴致说了算。某人读完一首诗，阿拉莫评论一番，另外一个人再读一首，阿拉莫又评论一番。有时阿拉莫不耐烦了就请我们（还没有读过诗的人）来评论，于是我们就评论一番，他来读。

这倒不失为一种避免拉帮结派的理想手段，否则大伙的情谊就会走样，埋下怨恨的种子。

我不能说阿拉莫是个称职的评论家，尽管他口口声声谈的全是文学评论。其实，我想他纯粹是为谈论而谈论。他可能懂什么叫迂回法。虽然谈不上精通，但毕竟懂点吧。不过五音步诗（人人皆知这是古诗格律中有五个韵脚的诗体）他可就不懂了，他同样不懂什么是nicharchean（类似一种包含十一音节的诗句phalaecean）、什么是tetrastich四行诗。我怎么知道他不懂的呢？因为在第一堂课上我提问时就犯了傻。我不知道当时自己是怎么想的。在墨西哥只有一个诗人对这种东西烂熟于心，他就是奥克塔维奥·帕斯（我们伟大的对手），其他人全都不甚了了，至少当我加入本能现实主义派，他们把我当自己人拥抱后，没过几分钟乌里塞斯·利马就是这样告诉我的。我很快就明白了，向阿拉莫提这些问题透露出我有何等鲁莽。最初我以为他在欣赏地微笑。后来才琢磨出那压根就是蔑视。墨西哥诗人（我想诗人普遍如此吧）都痛恨暴露自己的无知。可我不依不饶，第二次讨论课上撕了几首诗后，我问阿拉莫知不知道rispetto［1］阿拉莫以为我是在祈求对自己诗歌的尊重，开始滔滔不绝地大谈客观批评（算是换个话题），说这是每个年轻诗人必须逾越的雷区，可我打断他，申明在我短暂的一生中还从来没有要求别人尊重自己那些还很粗陋的作品，然后再次把刚才提的问题抛向他，希望这回尽可能阐述得更清楚一点。

“不要向我提这种垃圾问题。”阿拉莫说。

“教授，rispetto是一种抒情诗，既要显得浪漫又必须精确，有点像诗乐曲，共有六行或者八行含十一个音节的诗句，前四行采用serven-tesio［2］的形式，后几行由押韵的联句构成。例如……”我打算给他举一两个例子，阿拉莫跳起来打断我的话。后来发生的事情有些模糊（虽然我记忆力不错）：我记得阿拉莫和班上另外四五个学员放声大笑，我想他们大概是在嘲笑我吧。

换了其他任何人肯定会从此别过不再来上课了，虽然记忆如此令人不快（或是心情不好不愿记住此事，这至少跟把发生过的事悉数记住同样悲惨），过了一星期，我照常准时现身诗歌班的课堂。

我认为是命运把我带回去的。这是我上的阿拉莫的第五堂课（不过极有可能是第八或第九堂课，因为近来我发觉时间可以随意伸缩），某种紧张感，那种悲剧的交流电，在空气中伸手可触，可是谁也说不清这是怎么回事。从一开始，我们全体学员，最初选修这门课的七个学徒诗人就都来上课。这种情况在其他任何讨论课上都不曾有过。我们都感到有点紧张不安。连阿拉莫也不像往常那样气定神闲。那一刻，我想到也许大学出什么大事了，也许发生了一场我暂时还没有听到的校园枪击案，也许发生了一场意外的罢课运动，也许系主任被暗杀了，也许他们绑架了某位哲学教授。当然，这些都属于不实的测猜，压根就没有紧张的缘由。没有任何客观上的理由。不过诗歌（真正的诗歌）恰恰就像这样：你能感觉到它，你能感觉到它就在空气中，像人们常说的那样，某些高度敏感的动物（如蛇、蠕虫、耗子和个别鸟儿）能觉察出地震的兆头。后来发生的事情一团模糊，不过我打算冒陈词滥调的风险，想说那有点妙不可言。两个本能现实主义诗人走进教室，阿拉莫心有不甘地作了番介绍，其实他跟其中一位只是泛泛之交，对另外一位仅仅知道点名气，或者仅仅知道这个人的名字，或者只是听别人说起过，可他仍然向我们作了介绍。

我不清楚他们怎么会上这儿来。这次拜会显然满怀敌意，但又带点宣传和劝诱改宗的意思。起初这两位本能现实主义者还很矜持，阿拉莫试图装得彬彬有礼同时又略带讽刺意味，要等着瞧下面的戏。两位陌生人的羞怯倒是怂恿他开始松弛下来，半小时后课堂氛围恢复常态，就在这时战斗打响了。本能现实主义者对阿拉莫的批评体系发出质疑，他回应称两位本能现实主义者是半吊子的超现实主义者和伪马克思主义者。班里居然有五个学员支持他，换句话说，每个人都支持他，除了我和一个瘦骨嶙峋的孩子，这个孩子总是怀揣一本刘易斯·卡罗尔［3］的书，从不发言。说真的我颇感惊讶，因为那几个毅然支持阿拉莫的学生被他批评得最为严厉，现在却纷纷现身成了最大的支持者。这时我决定给批评声浪加点力道，指责阿拉莫连rispetto都不懂，两位本能现实主义者极其大度地坦承他们也不懂，不过我的意见让他们觉得非常切中要害。他们就是这样说的。其中一个问我多大了，我说十七岁，然后又试图全面介绍什么是rispetto。阿拉莫恼羞成怒，同学都说我太书生气了（其中一个还管我叫书呆子）；两位本能现实主义者给我帮腔，我忽然冲动地质问阿拉莫和全班同学，谁起码还记得什么是nicharchean和tetrastich四行诗。没一个人回答我。

出乎我的意料，这场争执并没有招致全面围剿。我得承认，我很欣赏这点。虽然有学员扬言有朝一日要揍乌里塞斯·利马，最后也不了了之，我是说，没有挑起什么暴力事端，不过，我回应威胁（我要再次重申，这个威胁并非冲我而来）放话说谁要逞能，出去随便挑个日子在校园随时、随地跟我决一雌雄。

那堂课结束得有点令人不可思议。阿拉莫向乌里塞斯·利马发出挑战，要求他读一首自己写的诗。利马正巴不得呢。他从夹克口袋取出几张脏兮兮、皱巴巴的纸来。噢，别这样，我心想，这傻瓜正大步踏入他们设好的陷阱。我想，为了不直面这伤心至极的尴尬，我应该闭上双眼才是。这里时而吟诗赋词，时而硬拳相加。以我之见，这回应该是后者了。不过正如我说过的那样，我闭上了双眼，这时听到利马清了清嗓子，然后又听到片刻令人不安的沉默（真的能否听到这种东西，我表示怀疑）降落在他四周，我终于听到他的声音了，开始朗读我平生听到的最好的诗歌。后来，阿图罗·贝拉诺站起来说他们正在寻找志愿为本能现实主义者办的杂志做点事的诗人。本来在座的个个都巴不得想干这份志愿差使，经历了这场冲突后这帮人感觉都像绵羊似的，谁都只字不提了。上完课后（比平常结束得晚点），我跟利马和贝拉诺去了公共汽车站。时间已经太晚。街上车辆寥寥无几，我们决定叫一辆小包车去雷福马大街，到了那儿后我们又走进位于布卡雷利大街上的一家酒吧，在那里畅谈诗歌，坐到很晚才分手。

我还是没有真正闹明白。这个圈子的名称说来简直像在开玩笑。可是，它又显得极为真诚。我想，多年以前，墨西哥有个先锋派组织也叫本能现实主义者，可我不知道他们到底是作家、画家、新闻记者还是革命家。他们活跃于20世纪20年代或者30年代，我对此不是很清楚。我肯定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圈子，主要是我的文学知识实在太贫乏了（这个世界上出版的每一本书都有待我去阅读）。据阿图罗·贝拉诺说，那拨本能现实主义者后来在索诺拉大沙漠里销声匿迹。贝拉诺和利马还提到塞萨雷亚·蒂纳赫罗或者蒂纳哈的诗人，我记不清了（我想那时我正冲服务员喊给我们上些啤酒来），还谈到洛特雷阿蒙［4］的《诗集》，以及书里提到的某些东西跟那个叫蒂纳赫罗的女人有关。后来，利马提出一个颇为费解的主张。他说，当代本能现实主义者是在往回退。你所谓的回退是什么意思呢？我问。

“回退就是盯住远方的某个点，同时逐渐远离这个点，径直朝不可知的方向走去。”

我说这种行走方式听上去似乎挺不错。其实我压根就没有闹明白他在说什么。你要是仔细想想，这完全是无路可走。

随后又来了几个诗人。有些是本能现实主义者，有些不是。这里完全变成了诗人们的喧嚣之地。我开始还担心贝拉诺和利马跟每个凑到我们这张桌的怪胎说话，忙忙碌碌得全然忘了我的存在，可是天快亮的时候，他们邀请我入伙。他们没有说什么“圈子”或者“运动”，而是声称“伙”。我喜欢这点。我说，那好吧。一切就这么简单。贝拉诺握着我的手说，从现在起我就是他们中的一员了，然后我们又唱了一首老情歌。整个过程就是这样。这首歌的内容跟北方那些消失的小镇和一个女人的眼睛有关。出去呕吐之前，我问他们，歌里说的眼睛是不是塞萨雷亚的眼睛。贝拉诺和利马盯着我说看来我已经是个本能现实主义者了，我们几个联合起来必将改变拉丁美洲的诗歌现状。早晨六点钟时我又叫了一辆小包车，这次是我一人坐了，我回到林达韦斯塔区的住处。今天我没有去上课。我一整天都待在自己屋里写诗。

11月4日

我又去了一趟布卡雷利大街上的那家酒吧，可是本能现实主义者们始终没有露面。我用阅读和写东西来消磨等待他们的时间。那几位常客，一群沉默无语、凶神恶煞般的醉鬼，一刻都没有把目光从我身上拿掉。

等待四个钟头换取的最终成果如下：四杯啤酒、四杯龙舌兰、一盘没有吃完的玉米饼沙拉（有一半废了），从头到尾读了一遍阿拉莫的最新诗集（买这本书纯粹是为了跟新认识的朋友嘲笑他），外加用乌里塞斯·利马的风格或者毋宁说用我读过或者其实是听说过的某首诗的风格写成的七首诗。第一首写了玉米饼沙拉，我说这东西闻上去散发出阵阵坟墓的味道。第二首写的是大学：我看见它屹立在废墟中。第三首还是写大学（我在一群僵尸中赤身裸体地奔跑）。第四首写了墨西哥城上空的月亮。第五首写一名已经过世的歌手。第六首写到一个生活在查普特派克下水道的秘密群落。第七首写一本丢失的书和友谊。这就是全部的成果，外加肉体和心灵的孤独感。

有两个醉鬼试图骚扰我，也许是年轻的缘故，我尚能把持住自己。有个女招待（我认出她胸卡上的名字是布里吉达，她说记得前天晚上我跟贝拉诺和利马在一起）总是喜欢抚摸我的头发。她去另一桌招呼客人时会不经意地抚摸一下我的头发。

后来她跟我一起坐了会儿，旁敲侧击说我的头发太长了。她人倒是挺不错，但我决定最好还是别搭理。凌晨三点钟时我决定回家。仍然没有本能现实主义者们的踪影。我还有望再见到他们吗？

11月5日

没有朋友们的任何消息。我已经连续两天没去听课。我打算不去阿拉莫的诗歌班了。今天下午我又来到英克鲁西亚达（布卡雷利街上的那家酒吧），但还是不见本能现实主义者们的踪迹。有意思的是，这种地方下午跟晚上甚至和上午的样子相比差距非常大。你会以为它是完全不同的酒吧。今天下午这里似乎比本来的样子还要肮脏些。那伙夜间出没的恐怖人物还没有出场，其余的顾客——我不知道如何来描述——更加鬼鬼祟祟，倒没有那么神秘兮兮，要安静得多。有三个办公室低级职员，没准是公务员呢，已经喝得酩酊大醉。还有一个街头小贩，卖掉海龟蛋后身靠空篮在那儿站着。还有两个高中生，一个灰头发的男子坐在桌边吃着熟鸡块。几位女招待也变了样儿换了人。我并不认识今天当班的三个招待，可其中一位径直走到我跟前说：你一定是那位诗人了。我立刻羞红了脸。不过我得承认，我还是觉得非常受用。

“没错，我是诗人，可你怎么知道的？”

“布里吉达跟我说起过你。”

布里吉达，那个女招待！

“她跟您说什么了？”我问，现在还不适合用显得过于随便的“你”来称呼她。

“说你写了不少很棒的诗。”

“她不可能知道。她可没读过我的任何作品。”我说，脸色略微涨红，但对话锋的转变却越来越满意。我想布里吉达没准读过我几首诗——肯定是从我身后偷偷看的！我不怎么喜欢这种行径。

那位女招待（名叫罗萨里奥）求我帮她一个忙。我本应说“那得看是什么忙”，这是叔叔教我的（真是煞费苦心），可我不是那种人。可以，我说，什么忙？

“我希望你能给我写一首诗。”她说。“没问题，我最近几天就给你写出来。”我说，首次用“你”来称呼她，最后咬牙又要了杯龙舌兰。

“我来请你吧，”她说，“不过我要你现在就写。”

我试图解释诗可不能这样当场一挥而就。

“你急什么呀？”

她解释得含糊不清，好像是给瓜达卢佩圣母许了个什么愿，事关某人健康，这个亲人非常可爱、很让人疼念，失踪后又回来了。不过一首诗跟这种事情有什么瓜葛呢？我想起自己喝了那么多酒，几个小时过去了仍然颗粒未进。我琢磨酒精和饥饿是不是果真让我从现实中游离出来了。我又心想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如果我没有记错（但我从不把自己的生活押在这上头）的话，真是太巧了：本能现实主义诗歌创作的一项基本教条就是顷刻间从某种现实游离出来。这时，酒吧已空空荡荡，另外两个女招待慢慢汇拢到我的桌边，我就这样被她们围住了，那处境貌似（其实也如此）天真无邪，但不知情的旁观者——如警察——也许却不这么看：一个学生坐在几位环立身边的女人中间，其中一个女人用臀部的右侧蹭着他的左臂，另外两个女人的大腿挨在桌边（绝对会在腿上留下印迹），几个人在举行一场烂漫的文学对话活动，然而你若从门口那个角度观察，好像就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了。那场面酷似一个皮条客在讨价还价，又如一个欲火中烧的学生在极力推挡着诱奸。

我决定趁着还能办到的时候离开酒吧，我抖擞起全身的劲头站起来。我付完账，又代问了布里吉达好，然后就走了。步出酒吧来到外面时，阳光已经令人目眩神迷。

11月6日

今天又逃课了。我起了个大早，搭了辆国立自治大学的校车，不过我提前一站就下了，早晨余下的时间我都在城里到处晃悠。我先走进索塔诺书店，买了一本皮埃尔·娄斯［5］的书，然后又穿过华雷斯街买了份汉堡，最后在阿拉米达饭店的一张条椅上边读边吃。读娄斯小说的时候又盯着插图，我那东西硬得不可开交。我想站起来换个地方，可是里面那家伙都成那种态势了，休想不招人眼目还能满大街地招摇过市，从身边经过的目击者和普通路人都会觉得你太恶心。我只好又坐下来，把书合上，擦掉落在夹克和裤子上的面包屑。我观察了很长时间那个我认为是只松鼠的东西，这家伙鬼鬼祟祟地从一棵树的枝丫上越爬过去。十分钟（大约）后，我才意识到那压根就不是什么松鼠——原来是只老鼠，而且是只硕鼠！这一发现让我心里难过得要命。我坐在那里，还是不能动，大约十二码以远，有一只饥肠辘辘、扫荡食物的老鼠，紧紧贴在树枝上搜寻鸟蛋或者被风刮起扬到树梢（不太可能）的面包屑或者不管什么东西，我痛苦得简直要窒息了，同时又觉得特恶心。趁着还没有呕吐出来，我起身拔腿就跑。蹦蹦跳跳欢快地跑了五分钟，勃起来的那股劲总算下去了。

我在科拉逊街上（离我住的地方只有一个街区之遥）观看了一场足球比赛，打发掉那个黄昏。踢足球的那伙人都是我少年时代的朋友，不过“朋友”一词用在这儿太重了点。他们多半还在读高中，但也有人已离开学校跟着父母打工了，还有的压根就在浑浑噩噩地消磨时光。我上大学后，我们之间的那道鸿沟骤然加深，现在我们仿佛是来自完全不同的星球。我问他们我能不能加进来一起玩会儿。科拉逊街上的路灯光线不佳，你几乎看不清球跑到哪儿了。而且，每隔片刻就会有一辆小轿车经过，我们只好又停下来。我被踢倒两次，脸上还被球砸过一次。歇了吧。我还是再读会儿皮埃尔·娄斯的小说，然后熄灯睡觉。

11月7日

墨西哥城住着一千四百万人。我怕永远见不到本能现实主义者们了。我也不想再回大学和阿拉莫的诗歌班上课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对叔婶讲这件事。我读完了娄斯的那本《阿弗洛狄忒》，现在又开始读已故墨西哥诗人的作品，他们都是我未来的同事。

11月8日

我发现了一首很棒的诗。可是，在我们所有的文学课堂上，都没有人提到过这位叫埃弗伦·雷沃列多［6］的作者。我不妨把他的诗抄录如下：

《吸血鬼》

你那幽黑阴郁的毛发旋卷着

像激流般从雪白的身上漫过

在那道幽暗和卷曲的洪流上

我撒播着炽烈的玫瑰之吻。

当我解开那紧绷的扣眼

感觉一丝冰冷的哆嗦

从你的手上掠过

一阵剧烈的战栗流遍我的全身

扎进我的骨髓深处。

听到我撕心裂肺般的叹息

你那双迷离和傲慢的眼睛

像星星般闪烁着。

如饥似渴的你

跟我一样痛苦不堪

披着无可慰藉的黑色吸血鬼的形式

吸吮着我燃烧的鲜血。

我第一次读这首诗时（几个小时前），情不自禁地把自己锁在房间里手淫，同时一遍、两遍、三遍乃至十遍、十五遍地吟诵着这首诗，幻想女招待罗萨里奥全身趴在我上面，请我给她那位失踪了很久的亲爱的家人写一首诗，或者恳求我用那像心脏般跳动的家伙在床上狠狠地操她。

现在我办完了这件事，这才腾出工夫来琢磨这首诗。

我想，“幽黑阴郁的毛发”意义毋庸置疑。第二节的第一句同样并非实指：“当我解开那紧绷的扣眼”，它可能指“幽黑阴郁的毛发”，而且是指把它们揪起来，或者一条一条地捋开，然而“解开”这个动词可能还暗藏着别的含义。

“紧绷的扣眼”的含义也非常晦涩。它难道是指卷曲的阴毛，吸血鬼卷曲的长发，或者人体的洞眼吗——而且是复数？莫非这个人想鸡奸她？我觉得皮埃尔的小说大概还在神出鬼没地蛊惑着我。

11月9日

我决定再赴英克鲁西亚达酒吧看看，我并不是想去找本能现实主义者们，而是想看看罗萨里奥。我已经给她写了几行诗。我描写了她的眼睛和墨西哥无尽的地平线，写了废弃的教堂和通向边界的公路上方的海市蜃楼。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罗萨里奥是韦拉克鲁斯或者塔瓦斯科人，甚至可能是尤卡坦人。没准她提起过，但也可能是我胡思乱想虚构出来的。或许酒吧的名字把我搞糊涂了，罗萨里奥根本就不是韦拉克鲁斯或者尤卡坦人。说不定她就是墨西哥城人呢。我觉得营造一些让人联想到她故乡斜对面（权且假设她是韦拉克鲁斯人，而这似乎越来越不可能）那片大地的诗意会显得更加生气勃勃，至少我希望如此。接下来就比较好发挥了。

今天早晨，我在城里四处游荡，同时思索着自己的人生。未来不见得绝对光明，尤其是我若继续逃课的话。但真正让我忧心忡忡的还是性启蒙。我不可能一辈子都靠手淫度日吧。（同样让我忧心的还有诗歌教育，但一次只能解决一件事情。）罗萨里奥有男朋友了吗？如果真有了男朋友，他要是嫉妒和发起狂来怎么办？她还很年轻，不可能结婚，但也说不准。我觉得她喜欢我，这点是相当清楚的。

11月10日

我终于又看到本能现实主义者了。罗萨里奥就是韦拉克鲁斯人。他们全都给我留了通讯地址，我也把自己的地址告诉了所有的人。他们经常在布卡雷利街的基多咖啡店聚会，就是英克鲁西亚达酒吧稍微过去点的那家，有时也在康德萨区玛丽亚·芬特家或者科约阿坎区的画家卡塔丽娜·奥哈拉家聚会。（玛丽亚·芬特、卡塔丽娜·奥哈拉，这些名字太有刺激性了——可是会令人联想到什么呢？）

此后一切都来得美妙极了，不过差点以悲剧告终。

经过是这样的：八点钟我就到了英克鲁西亚达酒吧。酒吧里拥挤不堪，那群人十分古怪、可怕。在一个角落还真有盲人拉着手风琴唱歌呢。我不停地用胳膊肘开路挤进在酒吧里看到的第一片空地。罗萨里奥没有在那里。我问吧台后面那个姑娘罗萨里奥在哪儿，她那样子似乎在说我问得有点轻浮又自以为是。可她仍然面带微笑，仿佛并不觉得有多糟糕。说真的，我不知道她究竟想表达什么意思。后来我又问罗萨里奥是哪儿人，她说是韦拉克鲁斯人。我又问她本人是哪儿的。这儿的，就是墨西哥城人，她说。你呢？我是索诺拉的牛仔，我说。我也纳闷为什么此话竟脱口而出。在真实生活中我可从来没有去过索诺拉。她大笑起来，我们本来可以聊好一阵的，可她得去桌边招待客人了。不过，布里吉达就在那里。我喝第二杯龙舌兰时她走过来，问我最近过得怎么样。布里吉达是个看上去眉头紧蹙、表情忧郁、心烦意乱的女人。她跟我记忆中的样子有些许不同，但上次我是喝醉了，这次没有。布里吉达，我说，怎么样啊，好久不见了。我试图展现得貌似友善，甚至兴高采烈。尽管我自己都说不上内心是否真的有那种感觉。布里吉达抓住我的手贴到胸口，这个举动吓了我一跳，我的第一反应是赶紧离开酒吧，甚至飞快地逃离，但我还是强忍住了。

“感觉到了吗？”她说。

“什么？”

“我的心啊，傻瓜，你感觉不出它在跳动吗？”

我用指尖恣意探索着那片私属领地：布里吉达的亚麻布上衣和她的乳房，胸罩好像太小了兜不住乳房。可是心跳的声音却杳无踪迹。

“我什么也没感觉到啊。”我面带一丝微笑说。

“我的心，笨蛋，你难道听不见它在跳动，难道感觉不出它在慢慢地碎掉吗？”

“对不起，我什么都没听着。”

“你还指望用手听到什么啊，傻瓜，我只是问你摸到什么没有。你不是在用手指摸索吗？”

“说真的……没有。”

“你的手冷冰冰的，”布里吉达说，“多漂亮的手指啊。我敢说你绝对用不着干活。”

我感觉有人在观察、审视，目光像钻子般扎进来。吧台旁边那些可怕的醉鬼对布里吉达最后那句话听得饶有兴致。我不想正面冒犯他们，大声说她错了，我肯定需要打工给自己挣学费。这时布里吉达抓住我的手，好像要给我看手相。我的兴趣立刻上来，忘了潜在的旁观者。

“别那么谨小慎微的，”她说，“你没有必要跟我撒谎，我什么都知道。你家里很富有，而且娇生惯养。不过你很有野心。而且运气不错。你会随心所欲走得很远。不过，我看出了你要迷几次路，可那完全是你自己的过错，因为你不知道自己究竟想要什么。无论顺利还是背运的时候，你都需要一个女孩的支持。我说错了么？”

“不，太妙了，继续说，继续。”

“不能在这儿说，”布里吉达说，“没有理由让这些吵吵嚷嚷的杂种听到你的运程，这儿行吗？”

我第一次大胆地环顾了一下周围。那四五个可怕的醉鬼还在捕捉着布里吉达的片言只语，其中一个甚至带着别扭的紧张感盯着我的手，好像那手是他自己的。我朝所有的人微笑着，不想招惹他们，只想设法让他们知道这跟我毫无关系。布里吉达掐了一下我的手背。她的眼睛里燃着熊熊烈火，好像马上就要打一架或者泪水夺眶而出。

“我们不能在这儿聊，跟我来吧。”

我看见她冲一个女招待轻轻嘘了一声，然后朝我点点头。酒吧里人已经满满当当，烟雾和那个盲人的手风琴乐声从常客们的头顶升起。我看了一下钟表。差不多快十二点了。时间在飞逝，我心想。

我跟着她往前走去。

我们走进一个狭长的储藏室，里面堆满了装瓶子的纸箱和清洁用品（除臭剂、笤帚、漂白粉、一把橡皮扫帚、一堆橡皮手套）。房间深处放着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布里吉达拉着我向其中一把椅子走去。我坐了下来。那是一张圆桌，桌面上布满了沟沟槽槽和各种名字，大部分已模糊难辨。女招待还站着，离我还不到一寸，像个女神或者捕食鸟般警惕地观察着四周。也许她在等我请她就座。在她的羞怯的感动下，我开口了。让我惊讶的是，她直接坐到我的膝盖上。这情景让人有些不舒服，但片刻后我就恐怖地意识到，我的本能，让我的理智和灵魂出窍的本能，乃至我最无耻的欲望，已经让我的那家伙硬得难以掩藏了。布里吉达肯定注意到我的窘态了，因为她站起来，居高临下地打量了我一番后要给我做口活儿。

“什么……”我说。

“用嘴做，想让我帮你吗？”

我茫然地盯着她，但是，真相就像一个孤独亢奋的泳者，在我无知的黑暗海洋中缓缓地迎头前进。她反盯着我。她的眼神既坚决又柔和。她身上有种东西让我觉得她与我此前认识的所有的人完全不同：她永远（无论你人在何处，身在何境，无论正在发生什么）都在拿眼睛直勾勾地望着你。此刻，我想，谁也抵挡不了布里吉达的凝视。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说。

“宝贝，我是说想吸吮你的那家伙。”

我没有工夫回答，那也许是最佳的选择了。布里吉达的目光盯着我，接着她跪下，解开我的裤子……与此同时，她还用右手在我的下腹、肚子和胸脯上游走，以很有规律的间歇性节奏抽打着我，折腾得我遍体伤痕。这种痛苦或许有助于我体验到更微妙的快感，同时又抑制住高潮的到来。布里吉达频频把目光从正在干的活上升起来，不肯放下我的那家伙，然后探索着我的眼睛。后来我索性闭上双眼，随意默诵着《吸血鬼》里的句子。当我回忆这次意外插曲时，发现自己背诵的压根就不是《吸血鬼》里的句子，而是一种毫不神圣的混合品，包括出处各异的诗歌、叔叔的教诲、童年时的记忆、青春期所挚爱的女演员们的脸蛋（例如安格丽卡·玛丽亚脸庞的黑白影像），那完全是一场由连续画面形成的龙卷风。起初，我还想躲避她的抽打，意识到自己的努力纯属徒劳后，我把手伸向她的头发（染成一种明亮的栗色，据我观察并不洁净）和耳朵，那两只耳朵有些小，肉乎乎的，但却僵硬得有点不自然，好像根本就不是血与肉做的，完全是软骨和塑料合成，甚至连这种材料都不是：差不多像锻过的金属，用于制作耳朵上挂着的那两枚巨大假银环的材料。

接近尾声时，为了抑制住不要叫喊出来，我抬起拳头朝沿着储藏室墙壁悄悄爬行的某种看不见的东西挥舞着，这时门忽然开了（静悄悄地），有个女招待露了下脑袋，唇间发出一声简短的警告：

“当心！”

布里吉达立刻打住嘴里的活。她站起来，眼神极其痛苦地盯着我，然后抓住夹克拽着我向我一直没注意到的一扇门走去。

“再见了，宝贝。”她把我推出那道门时说，喉音比平常浓重了许多。

我恍惚中发现自己来到酒吧的卫生间，那是一个阴暗的长方形空间。我踉跄了几步，对这场突如其来的事件还一头雾水。闻到一股消过毒的味道，地板湿漉漉的，个别地方还被冲洗过。灯光暗淡到几乎没有。在两个破裂的池槽之间，我看到一面镜子，我左顾右盼地瞧了瞧自己。水银镜里出现了一条人影，顿时吓得我毛骨悚然。我小心避开地上的一摊水，不敢出声，这时才注意到那水是从一个格子间里流出来的，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我再次回过头望着镜子。镜子照出一个黑红色的细长人脸，胡子上沾满汗水。我往后一趔趄，差点摔倒在地。还有人在格子间里。我听到他的咕哝声，好像在咒骂。我想可能是个熟客。这时有人喊了我的名字：

“诗人加西亚·马德罗。”

我看见便池旁有两个人影。他们笼罩在一团烟雾中。两个同性恋，我想。两个同性恋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呢？

“诗人加西亚·马德罗，靠过来点，伙计。”

尽管逻辑和谨慎催促我快点找到门口，然后毫不迟疑地离开酒吧，我还是朝烟雾的方向走了两步。两双明晃晃的眼睛正盯着我，像狂风中豺狼的眼睛（承蒙诗歌的惠允：我还从未见过狼，但见过狂风，而且风其实不会随着罩住两个陌生人的烟雾移动）。我听到他们发出大笑。哈哈哈哈。有股杜松子酒的味道。我这才放松了。

“诗人加西亚·马德罗，你的家伙还亮在外面呢。”

“什么？”

“哈哈哈。”

“你的家伙……它还亮在外面。”

我摸了摸裤子拉链。还果真如此。我一下子羞愧难当，还真给忘了塞回去。我脸色涨得通红，心想骂他们操自个玩儿去，但最后还是忍住了，收拾好裤子，朝他们迈近一步。他们的模样看着挺熟悉，我试图穿透表面的黑暗破译出那两张脸上的密码，但没成功。

接着，先是一只手，然后又是一条胳膊，从缭绕在他们周围的烟雾团中露出来。那只手递给我一根大麻烟把儿。

“我不吸烟。”我说。

“这是大麻，诗人加西亚·马德罗。阿卡普尔科极品。”

我摇摇脑袋。

“不喜欢。”我说。

隔壁房间传来的一阵吵嚷声让我吃了一惊。有人抬高嗓门。男人的声音。这时又听到尖叫。女人的声音。布里吉达。我敢肯定是酒吧老板在揍她。我想过去保护她，可事实上我对布里吉达还没那么一往情深（其实我压根就不在乎她）。正当我回头朝门口走去时，那两个陌生人的手一把抓住我。这时我才看清他们的脸从烟雾中露出来。居然是乌里塞斯·利马和阿图罗·贝拉诺。

我释然地出了口气，几乎要爆发出欢呼。我说我已经找了他们好几天。我又想过去帮帮那个喊叫的女人，可他们拦住我。

“别自找麻烦，那两个人经常这样干。”贝拉诺说。

“谁啊？”

“女招待和她的老板。”

“可老板在揍那女人啊。”我说。这会儿抽打声来得更响亮了。“我们可不能让他揍人呀。”

“噢，加西亚·马德罗，不愧是个诗人。”乌里塞斯·利马说。

“你说的没错，我们‘不能’让他揍人，”贝拉诺说，“可事情并不总是表面上看到的那样。相信我。”

他们显然对酒吧的情况掌握得一清二楚，我还想问几件事，可不想显得过于轻率。

我从卫生间走出来，酒吧里的灯光猛然间刺疼了我的眼睛。每个人说话时都声嘶力竭。有人在和着那个盲人的乐曲跳舞，那是波莱罗风格的歌曲，或者在我听来像是波莱罗曲子的东西，那首歌曲在咏叹一场绝望的爱情，一场时间永远不能治愈的爱情，仿佛在诉说，虽然已经过去很多年，感觉更加屈辱、更加伤心、更加可怕。利马和贝拉诺各带了三本书，他们的模样看上去跟我一样是学生。我们离开酒吧前并肩走到吧台附近，要了三杯龙舌兰一饮而尽，然后走到大街上，放声大笑。要离开酒吧时，我最后回头望了一眼，徒劳地希望看到布里吉达出现在通往储藏室的路上，但没有看到她的身影。

乌里塞斯·利马带的书是：米歇尔·布尔特奥、马修·梅萨吉尔、让·雅克·法索特、让·雅克·尼古恩·赞特、格耶尔·伯特－拉姆－索特热诺以及电子运动派诗人——我们的法国同行（我认为）等合著的《裙边电子宣言》［7］，还有米歇尔·布尔特奥的《丝缎般的血》［8］、马修·梅萨吉尔的《夏日北方的朦胧诞生》［9］。阿图罗·贝拉诺带的书是阿兰·儒弗瓦［10］的《完美的犯罪》［11］、苏菲·波多尔斯基的《一切都可被允许的国家》［12］、雷蒙·格诺［13］的《百万亿首诗》［14］。（雷蒙·格诺的书是复印本，被折得皱皱巴巴，翻得破旧不堪，看上去简直像朵吓人的纸花，花瓣向四面八方散开。）

后来我们又碰见埃内斯托·桑·埃皮法尼奥，他也带了三本书。我求他让我记一下书名，这几本书是布赖恩·帕特［15］的《小约翰尼的忏悔》［16］、安德烈·亨利的《今夜正午》［17］、斯派克·霍金斯［18］的《失踪的消防队》［19］。

11月11日

乌里塞斯·利马住在起义者大道附近的埃纳华克街一幢楼的顶屋，那里空间促狭，只有十英尺长、八英尺宽，四处堆满了书籍。透过那扇小得像舷窗般的独窗，可以望见邻居的屋顶，照乌里塞斯·利马的说法，那里还在举行着人类的牺牲仪式，这是借用蒙西瓦伊斯的说法。房间地板上只有一张薄床垫，白天或有客来访时就卷起来当沙发用。还有一张小桌，整个桌面被一台打字机占据，另外还有一把单人椅。显然，客人只能席地而坐，甚至站着。今天我们共有五个人：利马、贝拉诺、拉斐尔·巴里奥斯和哈辛托·雷克纳。贝拉诺占了那把椅子，巴里奥斯和雷克纳占了那张床垫。利马始终站着（有时在房间走动），我坐在地板上。

我们不停地谈论诗歌。谁也没有读过我的诗，但大家依然把我当自己人看。同志情谊显得那么亲密和不可思议！

大约九点钟，费里佩·穆勒来了，他今年十九岁，我来之前他是这个圈子里最年轻的。后来我们倾巢出动上一家中国餐馆去吃饭，饭后边走边聊文学，聊到凌晨三点钟。我们有个共识，那就是墨西哥诗歌到了非变革不可的地步了。我们不能长此（以我之见）以往，困陷在帕斯和聂鲁达的统治之间，换句话说夹在一块岩石和硬地之间。

后来，有一天晚上，我问他们上哪儿可以买到那几本书，答案没有丝毫意外：全是从索娜罗莎街上的弗朗西萨书店，以及波兰科区奥拉西奥大街旁那条马尔蒂内斯大街上的波德莱尔书店偷来的。我又请教作者的生平（某个本能现实主义者读的书会很快在这个圈子的其他成员中传阅），他们逐一向我介绍了电子运动派、雷蒙·格诺、苏菲·波多尔斯基和阿兰·儒弗瓦的生平和作品。

费里佩·穆勒问我懂不懂法文。他的声音听起来有些微不耐烦。我告诉他借助辞典完全可以对付。后来我又问了他，你能说法语吗，伙计？他说不会。

11月12日

在基多咖啡店碰到哈辛托·雷克纳、拉斐尔·巴里奥斯和潘乔·罗德里格斯。大约九点时我看到他们进来了，就打手势叫他们到我这张桌子来。我已经在那里看书、写东西，打发掉了三个小时的美好时光。他们介绍我认识潘乔·罗德里格斯。他的个头跟巴里奥斯一样矮，长着一张十二岁孩子的脸蛋，尽管实际上已经二十二岁了。我们彼此欣赏几乎是必然的了。潘乔总是说个不停。因为他的介绍我得知，贝拉诺和穆勒没有来之前（他们是皮诺切特政变［20］后才到墨西哥城的，所以不是这个圈子的创始成员），乌里塞斯·利马出版过一份杂志，发过玛丽亚·芬特、安格丽卡·芬特、劳拉·达米安、巴里奥斯、桑·埃皮法尼奥、一个我从来没听说过的叫马塞罗·罗伯斯的家伙、罗德里格斯兄弟潘乔和莫克特苏马的诗。据潘乔说，他本人是两个最好的墨西哥青年诗人之一，另一个就是乌里塞斯·利马，潘乔说利马是他最好的朋友。那份杂志（总共出了两期，都是1974年发行的）名叫《李·哈维·奥斯瓦尔德》［21］，钱全是利马出的。雷克纳（他当时还不属于这个圈子）和巴里奥斯都说，本能现实主义者就是这样起家的。潘乔认为恰恰相反。照他的说法，杂志继续办下去就好了。正要起飞时却收起了翅膀，他说，那时人们刚刚要开始认识我们了。什么样的人们？当然是别的诗人、搞文学的学生、每周参加墨西哥城像鲜花般盛开的数百个作家班的写诗的女孩了。巴里奥斯和雷克纳在杂志问题上产生分歧，不过在回忆时都带着伤感的怀念之情。

“有那么多的女诗人吗？”

“只有傻子才管她们叫女诗人呢。”潘乔说。

“这是你给她们封的诗人头衔。”巴里奥斯说。

“可是有那么多人吗？”

“在墨西哥历史上可谓空前了，”潘乔说，“扔一块石头都能砸中一个在写自己那点小生活的女孩。”

“利马怎么可能一个人出资办那份杂志呢？”我问。

我想这会儿别在诗人问题上过于固执是明智的。

“噢，诗人加西亚·马德罗，乌里塞斯·利马可是那种为诗歌献出一切的人。”巴里奥斯带着梦幻般的神色说。

后来我们又谈起杂志的名称，我觉得取得非常精彩。

“不知道我理解对了没有。照利马说，诗人们都应该像李·哈维·奥斯瓦尔德那样。是这个意思吗？”

“差不多吧，”潘乔说，“我建议他应该叫《混蛋胡安娜修女》，听上去墨西哥味要更足些，可我们的这位朋友，只要跟外国佬沾点边就会让他神魂颠倒。”

“乌里塞斯以为有一家出版社跟它同名，其实他搞错了，等明白过来后决定还是用这个名字。”巴里奥斯说。

“哪家出版社啊？”

“巴黎的P.J.奥斯瓦尔德，这个社出过一本马修·梅萨吉尔的书。”

“傻瓜乌里塞斯以为那家法国出版社是根据那个刺客取的名字。可那是P.J.奥斯瓦尔德，不是L.H.奥斯瓦尔德，有一天，他醒悟过来了，还是决定用原来的名字。”

“那个法国佬的名字肯定是皮埃尔－雅克。”雷克纳说。

“没准是保罗－让·奥斯瓦尔德呢。”

“他家里很有钱吗？”我问。

“没有，乌里塞斯家里没有钱，”雷克纳说，“其实，他惟一的家就是母亲，是吧？至少我没有听说过还有别的人。”

“我认识他全家，”潘乔说，“我认识乌里塞斯·利马比你们谁都早，比贝拉诺还要早，他母亲就是他惟一的家。他一贫如洗，我向你们打包票。”

“他怎么出资来办那份杂志呢？”

“卖大麻啊。”潘乔说。另外两个人默不作声，但也没有否认。

“我不信。”我说。

“真的，钱就是这么换来的。”

“混蛋。”

“他亲自去阿卡普尔科弄来，然后再送给墨西哥城的客户。”

“闭嘴，潘乔。”巴里奥斯说。

“我干吗要闭嘴？那家伙难道不是他妈的本能现实主义者吗？我干吗要闭嘴啊？”

11月13日

今天一整天我都跟着利马和贝拉诺。我们先是徒步行走，然后又乘地铁、公交、出租车，接着继续步行，我们自始至终不停地说啊说。有时他俩走进某幢大楼，我就在外面候着。我问他们去干吗了，他们说在作一项调查。可我觉得他们在送大麻。我一路上给他们朗读自己刚写的诗，那是其中的十一二首。我想他们会喜欢。

11月14日

今天我和潘乔·罗德里格斯上芬特姐妹家了。

潘乔出现并邀请我跟他一块儿去芬特家时，我已经在基多咖啡店里待了四个小时，喝掉三杯咖啡，对读书和写东西已了无兴趣。听到邀请后我简直要跳起来。

芬特家住在康德萨区科里马大街上一幢漂亮的二层楼房里，楼前屋后都带着小院。前院乏善可陈，只有几棵小矮树和稀稀拉拉的青草。不过，后院可就截然不同了，树木高大粗壮，巨树的叶子葱绿乌亮，还有一个贴着瓷砖的水塘，但绝对称不上是喷泉（里面没有活鱼，却有一艘电池制动的潜艇，那是小弟弟胡吉托·芬特的私产），还有一幢小房子，与大房子完全分离开来。这幢小房子一度可能用做马车库或马厩，现在是芬特姐妹住的地方。还没到那儿时，潘乔就先介绍开了：

“安格丽卡的父亲有些疯狂。如果你看见有什么离谱之处的话，千万别担惊受怕，我怎么应付你学着就是了，装作什么事儿也没有。如果他要挑事儿，你也别担心。我们会拿下他。”

“拿下他？”我不是很明白他的意思，“我们俩？在人自个儿家？”

“他老婆会感激不尽的。这家伙可不好对付着呢。前两年还在精神病院待过。不过千万别把这些又说给芬特姐妹听。你非要说，别说是从我这儿听来的。”

“看来他是疯子了。”我说。

“不仅疯子还穷光蛋呢。最近他们才有了两部小车，雇了三个用人，他们家经常举办大型派对。可是，不知怎么，他揍了一个难缠的穷鬼，而且输了。现在他又落魄潦倒了。”

“不过要维持这么一幢楼肯定是很花钱的。”

“这是他们自己的房子。他们全部的家当就剩这个了。”

“芬特先生疯之前是干吗的？”我说。

“建筑师，可并不怎么出色。两期《李·哈维·奥斯瓦尔德》就是他设计的。”

“不赖嘛。”

我们按过门铃后一个留着小胡子、神色癫狂的秃顶男子出来开门。

“这就是安格丽卡的父亲。”潘乔轻声向我咕哝说。

“猜得出。”我说。

他大步走到门口，带着极其厌恶的表情死死盯着我们。我庆幸人在栅栏的外侧。他犹豫了片刻，好像不知道如何是好，这才打开门，然后冲了过来。我往后一跳，但巴勃罗张开双臂热烈地向我们打招呼。接着又站住，伸出一只颤颤悠悠的手，然后放我们过去。潘乔欢快地绕过大房子走到后院，我跟在他后面。芬特先生回到屋里自言自语。我们踏入前后花园之间那条满是鲜花的露天通道时，潘乔说可怜的芬特先生焦躁不安的另一个原因是他的女儿安格丽卡：

“玛丽亚已经不是处女了，”潘乔说，“但安格丽卡还没有失贞，她倒是挺想的，老头子清楚得很，这简直快要把他给逼疯了。”

“他怎么知道的？”

“我猜是父性的神秘本能吧。总之，他整天都在苦思冥想将会是哪个婊子养的摧残掉他女儿这朵花，这对一个男人来说简直太煎熬了。说句心里话，我能理解他，假如换了我，也会有同样的感觉。”

“可是他脑子里已经有人选或者说他怀疑谁都有可能吗？”

“他当然谁都怀疑了，不过有那么两三个人是不参加这场角逐的：同性恋和她姐姐。老头子可不是傻瓜。”

这毫无意义。

“去年安格丽卡获了个劳拉·达米安诗歌奖，你知道，当时她年仅十 六岁。”

我这辈子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奖。据潘乔后来告诉我，劳拉·达米安是个女诗人，死于1972年，还不到二十岁，父母为了纪念她就设了这个奖。潘乔还说，这个奖在“真正的精英”中声誉极高。我瞥了他一眼，好像质问他是哪路白痴，但潘乔没有觉察出来。他好像在等什么人。后来他抬眼朝上望去，我感觉二楼某扇窗户的窗帘动了动。也许那不过是微风在轻拂，可我觉得仿佛有人看着我穿过芬特姐妹小房子的门槛。

家里只有玛丽亚一个人。

玛丽亚显得高挑、黝黑，留着一头直直的黑发，鼻子高挺（绝对高挺），双唇细薄。她看上去人挺不错，不过不难看出一旦她发起脾气来就会没完没了。我们看到她站在屋子中间，时而练习舞步，时而读胡安娜修女的作品，同时又听着比莉·郝乐黛的唱片，心不在焉地描着水彩画，画上两个女人紧握着手站在火山脚边，周围泥石流弥漫。玛丽亚起先对我们颇为冷淡，好像潘乔的出现让她非常不悦，她只是看在妹妹的分上迁就着潘乔，说句公道话，后院这幢小房子也不是她一个人的，属于她们姐妹俩。她甚至都不拿正眼瞧我。

好像还嫌事情不够糟糕，我还装模作样对胡安娜的诗发表了一番陈词滥调的评论，这进一步加剧了她对我排斥的偏见（拙劣地提到几行著名的诗句：“误入歧途的男人会惩罚/一个原本毫无瑕疵的女人/显然你是在抨击自己的过错”），当我试图再次吟诵如下诗句时把事情搞得更糟了：“请停一停，这稍纵即逝的美好幻影/我赞美这令人销魂的幻景/我情愿为之幸福地死去的幻象/我情愿为之痛苦地活着的憧憬。”

瞬间我们三个人陷入提心吊胆或者沉闷的默然之中，玛丽亚·芬特甚至都不看看我和潘乔，但我偶尔看一眼她和水彩画（或者说得准确些是偷着瞧一眼她和水彩画）。潘乔·罗德里格斯好像对玛丽亚或她父亲的敌意完全无动于衷，专心地浏览着屋里的书籍，嘴里还哼着歌，据我听来这首歌与比莉·郝乐黛正在唱的那首歌毫无关联，安格丽卡出现后僵局才算打破，这时我才明白了潘乔的心思（他也是想摘掉安格丽卡这朵鲜花的男人之一），我对芬特先生的苦衷若有所悟，不过说实话，对我来说贞操这东西没什么大不了。（毕竟我自己还是个处子，如果把布里吉达的口交也算做一种采花行径的话，那我可就不“处”了。可是，那能算是跟女人做爱了吗？如果我同时也舔了她的阴部，能说我们事实上做了爱吗？为了不再守身如玉，如果一个男人把他那玩意儿插进一个女人的阴道而不是她的嘴巴、屁股或者腋窝，才算真正做了爱吗？要说真正做了爱，非得射了精才算数吗？所有这些东西理论起来真是太复杂了。）

但是，我刚才说了，安格丽卡来了，从她对待潘乔的态度判断，显然（至少在我看来）他跟这位折桂诗人有罗曼蒂克的迹象。他把我介绍完毕后就再次把我冷落在那里了。

潘乔和安格丽卡竖起一道屏风把房间划成两半，然后两个人就坐床上了，我听到他们开始窃窃私语。

我走到玛丽亚跟前，恭维水彩画如何之好。她连头都没有抬。我又试了另一个策略：我谈起本能现实主义和乌里塞斯·利马和阿图罗·贝拉诺。我还把眼前那幅水彩画当做一幅本能现实主义的作品分析了一番（屏风那边的窃窃私语让我越来越紧张，到了心惊肉跳的地步）。玛丽亚·芬特终于看着我笑了：

“我才不屑于那些本能现实主义者呢。”

“可我想你大概也属于这伙的成员吧。我是说这个流派。”

“你在开玩笑吧？如果他们别取这么个恶心的名字我没准会加入这个团体……我是一个素食主义者。跟内脏之类的本能之物沾边的一切都让我觉得恶心。”

“那你愿意管它叫什么呢？”

“哦，我不知道。也许会叫墨西哥超现实主义派吧。”

“我想库埃纳瓦卡已经有一个叫墨西哥超现实主义派的团体了。我们正努力在全拉丁美洲范围发起一场运动。”

“在拉丁美洲范围？拜托！”

“嗯，这是我们的长图远谋，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

“你是谁呢？”

“我是利马和贝拉诺的朋友。”

“我怎么从没见过你啊？”

“我是不久前才认识他们的……”

“你是阿拉莫诗歌班上的那孩子吗？”

我的脸色红起来，可我搞不清楚究竟为什么要脸红。我承认是在诗歌班上认识的。

“这么说来库埃纳瓦卡已经有墨西哥超现实主义派了，”玛丽亚若有所思地说，“也许我应该去库埃纳瓦卡生活。”

“我在《至上报》看过报道。那是些搞绘画的老人们的组织。我想是群旅行家吧。”

“莉奥诺拉·卡林顿就住在库埃纳瓦卡，”玛丽亚说，“你不想谈谈她吗？”

“嗯，不想。”我说。我还不知道莉奥诺拉·卡林顿是谁呢。

这时我们听到了呻吟声。我立刻断定那不是愉悦的而是痛苦的呻吟。这时我忽然想起过了好一阵子才听到屏风背后传来响动。

“没事儿吧，安格丽卡？”玛丽亚说。

“我挺好的。去散会儿步吧，带上那个家伙跟你一起去吧。”安格丽卡·芬特用闷声闷气的声音回答说。

玛丽亚懊恼和不耐烦地把画笔朝地板上一掷。我从地板砖上的墨迹判断妹妹恳求拥有点小小隐私的要求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跟我来。”

我跟着她来到后院一个隐蔽的角落，一面藤蔓覆盖的高墙旁边摆着一张桌子和五把金属椅子。

“你觉得他们会……”我说完立刻就对自己的好奇感到后悔了，我本来还指望她也有这份心思呢。幸运的是，玛丽亚气愤得没有太留心我的话。

我们谁也不吭声地坐了会儿。玛丽亚轻轻地敲击着桌子，我好几次把腿跷起又放下，很投入地忙着研究院子里的花花草草。

“行了，你还在等什么啊？给我读几首你的诗。”她说。

我读啊读，最后读得一条腿都麻了。读完后我怯生生地问她喜不喜欢。后来玛丽亚请我上大屋子里去喝咖啡。

我们看到她父母正在厨房做饭。他们似乎还挺开心。玛丽亚介绍了我。她父亲的表情没刚才那么癫狂了。他其实对我挺好的，问我学什么专业，要如何在法律和诗歌之间求得平衡，阿拉莫有多么老气横秋（他们好像彼此挺熟悉，没准孩提时代就是朋友呢）。她母亲说的那些没影儿的事我几乎都想不起来了：我想她提到科约阿坎举办的一场降神法会，她最近刚去过那里，还提到1940年代一个唱老情歌的歌手灵魂一直无法安息。我都搞不清她是不是在开玩笑。

我们看到胡吉托·芬特守在电视机前。玛丽亚既不跟他说话也不介绍我们认识。他只有十二岁，留着长发，穿着像个流浪汉。他管谁都叫做纳科或者纳卡。他对妈妈说，没门，纳卡，办不到。对父亲说，纳科，听我慢慢说嘛。对姐姐说，没错，我的纳科或者纳卡，你简直太棒了。对我说，嗨，纳科，怎么样啊？

据我所知，纳科主要指住在城里的印第安人。胡吉托用这个词肯定别有含义。

11月15日

今天又去芬特家了。

整个过程跟昨天完全一样，仅有些微不同。

我跟潘乔在格劳利塔起义者大道附近一家叫“基塔纳罗的洛托”的中国餐馆碰头，我们喝了几杯咖啡，吃了点主食（我自己掏的钱），然后就去康德萨小区。

我们按了门铃后又是芬特先生来开门，状态跟昨天一模一样，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距离踏上疯狂之路又近了几步。当他握住潘乔伸出的兴高采烈的手时，两只眼睛快从眼窝里鼓出来，显得冷漠无情，看不出丝毫认出我的迹象。

玛丽亚一个人待在后院的小房子里，她还在画昨天的那幅画，左手拿着同一本书，不过这次录音机里放的是奥尔加·桂洛特［22］而不是比莉·郝乐黛的声音。

她的态度依然冷冰冰的。

潘乔依旧重复昨天的老路数，找了把小藤椅坐下等安格丽卡来。

这次我小心翼翼地别对胡安娜进行任何价值评判，我先是全神贯注地欣赏藏书，然后又去欣赏那幅水彩画，站得离玛丽亚很近，但仍然保持着某种谨慎的距离。那幅水彩画已经发生了重大改观。我记得泥石流旁边的两个女人本来是摆出一种严峻或者至少是很严肃的姿态，现在已经挽着彼此的胳膊，其中一位在大笑或者假装大笑，另一位在哭泣或者假装哭泣。泥石流（显然是泥浆，因为还泛着红色或者朱红色）上漂着洗涤剂瓶、光秃秃的洋娃娃和满是耗子的柳条篮。那两个女人的衣服褴褛不堪或者打满了补丁。天空上（或者至少在水彩画的上半部分）一场暴风雨正在酝酿之中；在画面的下半部分，玛丽亚已经绘制出今天早晨墨西哥城的天气预报图。

这幅画有点杀气腾腾。

后来安格丽卡容光焕发地走进来，又跟潘乔竖起那道屏风。玛丽亚作画的时候我沉思默想了片刻：我脑子里丝毫不再怀疑潘乔拉我上芬特家是为了在他和安格丽卡办事儿时，让我扰乱玛丽亚的注意力。这样干似乎非常不公。之前，在那家中国餐馆里，我曾问过他是不是自视为本能现实主义者。他的回答含含糊糊、啰里啰唆。他谈了一通工人阶级、毒品、弗洛雷斯·马贡、墨西哥革命中的几位关键人物。他说自己的诗肯定将在贝拉诺和利马很快就要创办出来的那份杂志上发表。如果他们不发我的诗，那他们就去操蛋吧，他说。不知为什么，我总感觉潘乔一门心思惦记着的事儿就是跟安格丽卡睡觉。

“你没事吧，安格丽卡？”玛丽亚说，跟昨天如出一辙的痛苦的呻吟声又开始了。

“没事，没事，我挺好的。你能去散会儿步吗？”

“可以啊。”玛丽亚说。

我们再次在那片爬满青藤的墙下那张铁桌旁边无可奈何地坐下来。我的心都碎了，没有任何拿得出来的理由。玛丽亚开始给我讲起她们童年的故事，这些故事乏味至极，她讲这些的目的显然是为了打发时间，而我装出兴味盎然的样子。什么小学、她们参加的第一次派对、高中、对诗歌的共同挚爱、旅行、周游列国的梦想、《李·哈维·奥斯瓦尔德》杂志，她俩都在这份杂志上发表过作品，还谈到安格丽卡获了劳拉·达米安奖……她讲到这儿时（我不知道为什么，大概是因为停顿了片刻），我问劳拉·达米安是干什么的。这样问纯属本能。玛丽亚说：

“一个诗人，年纪轻轻就死了。”

“这个我已经知道了。她死时才二十岁。她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我怎么没有读过她写的任何东西呢？”

“你读过洛特雷阿蒙的东西吗，加西亚·马德罗？”玛丽亚说。

“没有。”

“哦，你没有听说过劳拉·达米安那就不奇怪了。”

“实在不好意思。我知道自己挺无知的。”

“我没有说你这个的意思。我只想说你还很年轻。劳拉只出过一本叫《缪斯的源起》的诗集，还是自费印的呢。那是本遗作，父母资助印的，父母太疼爱她了，从来都是她的第一读者。”

“他们一定很有钱吧。”

“你怎么会这么认为呢？”

“如果他们有能力独立出资设一个年度诗歌奖的话，他们肯定是很有钱了。”

“嗯，其实不是这么回事。”他们给安格丽卡发的奖金并不多。这项奖的意义更多是在权威性上而不在钱的多少。甚至连权威性都谈不上。毕竟，他们只颁给年龄不到二十岁的诗人。

“那是劳拉·达米安去世时的年龄。太恐怖了。”

“不是恐怖，而是伤心。”

“颁奖的时候你在场吗？劳拉的父母亲自来颁发吗？”

“是啊。”

“在哪儿呢？在他们家里吗？”

“不，在大学。”

“哪个系？”

“文学系。劳拉曾经在那个系里读书。”

“天哪，这也太恐怖了。”

“我觉得好像没有丝毫可恐怖的。让我说，你才恐怖呢，加西亚·马德罗。”

“你知道吗，你叫我加西亚·马德罗时简直能把我气死，那感觉就像我管你叫芬特。”

“人人都这么叫你，我干吗非要叫得跟别人不同呢？”

“好吧，不说这个了。再给我讲讲劳拉·达米安的故事吧。你没有去角逐这个奖吗？”

“角逐了，但安格丽卡得奖了。”

“安格丽卡之前有谁得过？”

“一个来自阿瓜斯卡连特斯的女孩，在国立自治大学学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