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之前呢？”

“再之前没有人得过，因为那个奖还不存在呢。我明年可能会参加，但也说不准。”

“你要得了奖，会拿奖金干吗？”

“也许去欧洲旅行吧。”

我们沉默了片刻。玛丽亚·芬特在考虑还不曾探索过的异国他乡，而我却在想着那些日夜跟她做爱的外国男人。这个念头连我都觉得吃惊。难道我爱上玛丽亚了吗？

“劳拉·达米安是怎么死的？”

“她在特拉尔潘被车撞了。她还是个孩子啊，她的父母彻底崩溃了。我想她母亲甚至都想自杀。这么年轻就死了，一定伤心极了。”

“一定伤心极了。”我说，同时想像着玛丽亚·芬特在一个七英尺高的英国男子的怀抱中，他白皙得简直像个白化病患者，那条长长的粉红色的舌头伸进玛丽亚薄薄的嘴唇里。

“你知道该向谁了解劳拉·达米安吗？”

“不知道，问谁？”

“乌里塞斯·利马。他们是朋友。”

“乌里塞斯·利马？”

“是啊，他们好得难分难舍，他们一起上学，一起看电影，互相借书看。他们是非常要好的朋友。”

“我不知道。”我说。

我们听到小房子里传来一阵噪声，我们坐着听了会儿动静。

“劳拉·达米安死的时候乌里塞斯·利马有多大？”

玛丽亚没有回答。

“乌里塞斯·利马原来并不叫乌里塞斯·利马。”她声音沙哑地说。

“你说那是他的笔名吗？”

玛丽亚点头称是，她凝视的目光迷失在复杂的藤蔓踪迹中。

“那他的真名叫什么？”

“阿尔弗雷多·马尔蒂内斯，好像是这个吧。我想不起来了。不过我见着他的时候并不叫乌里塞斯·利马。这个名字是劳拉·达米安给他取的。”

“噢，真是太好了。”

“大家都说他爱着劳拉。可我觉得他们从来没有一起睡过觉。我想劳拉死的时候还是个处女。”

“二十岁吗？”

“当然啊，谁说不是呢。”

“当然，你说的不会有错。”

“很让人伤心吧？”

“是让人伤心。那当时乌里塞斯或者阿尔弗雷多·马尔蒂内斯多大呢？”

“比劳拉年轻一岁，十九岁，没准十八岁。”

“我想他一定痛苦极了。”

“他大病了一场。听说差点死了。医生不知道他究竟哪儿出问题了，看着他越来越憔悴。我去医院看过他。我去的时候正是情况最坏的时候。但是，终于有一天，他好起来了，那病就如同不知为何得上一样神秘地结束了。后来，乌里塞斯就辍学了，开始办杂志。你看到过那份杂志吧？”

“《李·哈维·奥斯瓦尔德》？是的，看过。”我撒了谎。马上又纳闷，去乌里塞斯·利马的顶楼房间时为什么就没人送我一期，哪怕迅速翻阅一下都成啊。

“一份诗刊的名字起成这样也太恐怖了。”

“我倒很喜欢。我觉得好像没那么糟糕。”

“感觉挺可怕。”

“换了你会取什么名字？”

“不知道。没准就叫墨西哥超现实主义派。”

“有意思。”

“你知道整个杂志是我父亲设计的吗？”

“听潘乔说过。”

“装帧可是这份杂志最出色的组成部分。现在人人都讨厌我父亲。”

“人人？所有的本能现实主义者？干吗讨厌呢？这毫无道理啊。”

“不，不是本能现实主义者。他工作室别的建筑师。我猜那些人嫉妒我父亲居然跟年轻人处得这么融洽。总之不容他。他们要让他付出代价。全是因为那份杂志。”

“因为《李·哈维·奥斯瓦尔德》？”

“当然啊。因为我父亲在工作室给杂志做的装帧设计，现在他们要让他对可能发生的一切负全部责任。”

“可是会有什么事呢？”

“形形色色的事。显然你还不了解乌里塞斯·利马。”

“还真不了解，”我说，“可我在逐渐了解。”

“他可是一枚定时炸弹。”玛丽亚说。

这时，我才忽然发觉天已漆黑，我们只能听见却看不见对方了。

“听着，我得向你老实坦白了。我刚才撒了个谎。我压根就没碰过那份杂志，我想看一眼杂志都快想死了。你能借我一本吗？”

“当然可以。我会送你一本的。我有多余的。”

“你还能借我一本洛特雷阿蒙的书吗？拜托了。”

“可以，但你绝对要还我。他是我最喜爱的诗人之一。”

“我保证。”我说。

玛丽亚走进大房子。我一个人留在院里，刹那间，我简直不相信外面居然就是墨西哥城。后来我又听了听芬特姐妹那幢小房子里的声音，一盏灯亮了。我想那应该是安格丽卡和潘乔屋里的灯。我想潘乔很快就会出来到后院找我，可事情并没有如愿以偿。玛丽亚拿着两本杂志和《马尔多罗之歌》回来时，她也注意到小房子里的灯亮了，她凝神等了片刻。忽然，在我最想不到的时候，她问我是不是还是处男。

“不是，当然不是了。”我撒谎说，这是我那天晚上二度撒谎。

“失去纯真那么难吗？”

“有点儿。”我说，稍加思索了一下答案。

我注意到她的声音又变得沙哑起来。

“你有女朋友吗？”

“没有，当然没有了。”我说。

“那你是跟谁做的？妓女？”

“不是，我去年遇到的从索诺拉来的一个女孩，”我说，“我们就相处了三天。”

“再没有跟别的任何人做过吗？”

我忍不住诱惑想告诉她跟布里吉达的那场历险，最后我想还是别说为好。

“没有，再没别人了。”我说，这时我感觉痛苦得还不如死了的好。

11月16日

我给玛丽亚·芬特打了个电话。我说想见她。我恳求她能够出来。她说可以在基多咖啡店见我。她到店里时大约七点，几双眼睛从门口一直追随到我等待她的那张桌上。

她显得特别漂亮。她穿了件瓦哈卡［23］风格的上装，一条很紧的牛仔裤，一双皮鞋。她肩上背了个深褐色的背包，边上印着若干奶油色的小马，里面放满了书和稿纸。

我请她读首诗。

“别那么无聊了，加西亚·马德罗。”她说。

不知为什么，她那样说让我很伤心。我想自己有一种听到从她的唇间读出一首诗的生理需求。不过可能地点不对劲。咖啡店里说话声、喊叫声、尖笑声动静太大了。我把洛特雷阿蒙的书还给她。

“已经读完了？”玛丽亚说。

“是啊，”我说，“我整宿未睡，读完了。我还读了《李·哈维·奥斯瓦尔德》。简直太棒了，不得已停刊，太遗憾了。我喜欢你写的东西。”

“这么说来你还没上床睡觉呢？”

“还没，可我感觉很好。我很清醒。”

玛丽亚凝视着我的眼睛微笑了。一个女招待过来问她喝点什么。什么也不要，玛丽亚说，我们马上就走了。到了外面，我问她是不是想去别的地方，她说不想，只觉得在基多咖啡店里有些不对路。我们沿着布卡雷利大街向雷福马方向走去，然后又穿过雷福马街朝格雷罗街走去。

“这儿是妓女们活动的地方。”玛丽亚说。

“我不知道。”我说。

“挽着我的胳膊，免得别人有非分之想。”

其实，我本来看不出这条街跟我们刚刚走过来的几条街有任何不同之处。这里同样车水马龙，人行道上熙熙攘攘的人群跟沿着布卡雷利大街上涌动的人流没什么两样。可是后来（也许是因为玛丽亚暗示了的缘故）我开始留心起区别。先是灯光。布卡雷利的街灯呈苍白色，而格雷罗街灯的基调多些琥珀色。又注意到车子：布卡雷利大街上很少有车停泊在路上，格雷罗街边的车却随处可见。布卡雷利大街上的酒吧和咖啡店都门厅大开，灯火通明，格雷罗街上虽然酒吧不少，好像都在孤芳自赏，显得很隐秘或者低调，鲜见可以向外张望的大窗户。最后，不同的还有音乐。布卡雷利大街上压根就听不到。所有的响动声都来自行人或者车辆。在格雷罗街上，你越往里走，特别是走到紫罗兰和木兰花街角，音乐简直把整条街都笼罩住了，从酒吧、从停泊的车辆、从便携收音机里传来各种乐声，甚至从黑洞洞的大楼亮着灯的窗户里都会飘出音乐。

“我喜欢这条街，”玛丽亚说，“总有一天我要住在这里。”

一群雏妓站在人行道上一辆显旧的凯迪拉克轿车周围。玛丽亚站住跟其中一位打了声招呼：

“嘿，你在这儿啊，鲁佩。见到你真好。”

鲁佩显得非常瘦削，头发留得很短。我觉得她的漂亮跟玛丽亚不相上下。

“哇，玛丽亚！老大，好久没见了。”她说，然后拥抱了玛丽亚。

跟鲁佩一伙的几个女孩斜靠在凯迪拉克车头上，目光齐刷刷地落在玛丽亚身上，镇定自若地仔细打量着她。她们几乎不瞧我。

“我以为你死了呢。”玛丽亚忽然来了这么一句。如此冰冷的一句话把我震晕了。玛丽亚话语的老道令人瞠目结舌。

“我还活得好好的。不过差点死了。是吧，卡梅西塔？”

“没错。”那个叫卡梅西塔的姑娘说，她还在研究着玛丽亚。

“是格洛丽亚传染的。你见过她吧，老大，他妈的简直是个人渣，可是没有人受得了她。”

“我没见过她。”玛丽亚说，唇间带着一丝微笑。

“只有警察才拷得住她。”卡梅西塔说。

“就没治了？”玛丽亚说。

“根本不可能，”卡梅西塔说，“怎么着？那婊子什么都知道，连她自己都难以置信，谁都拿她没办法。”

“唉，真可怜。”玛丽亚说。

“说说，上学怎么样？”

“很一般。”玛丽亚说。

“你还弄得那个心急火燎的傻瓜拼命追你吗？”

玛丽亚大声笑起来，迅速瞥了我一眼。

“我这个朋友是学芭蕾的，”鲁佩对另外一个女孩介绍说，“我们是在现代舞蹈学校认识的，就是堂塞莱斯街上的那所学校。”

“没错，我知道。”卡梅西塔说。

“其实，鲁佩在那所舞蹈学校外面站街。”玛丽亚说。

“可她怎么上这种地方来了呢？”始终没吭声的一个女孩问，她是这群姑娘中个子最矮的，差不多是个侏儒了。

玛丽亚看着她耸了下肩膀。

“你愿意跟我们去喝杯咖啡吗？”她说。

鲁佩看了下右手腕上的表然后望着朋友们。

“问题是，我还要工作。”

“一会儿工夫，马上回来嘛。”玛丽亚说。

“那好吧。工作还可以等等，”鲁佩说，“我待会儿再来找你们，姑娘们。”她这就跟玛丽亚走了。我跟在她们后面。

我们到了木兰花街后又左转，拐到耶稣加西亚大街上。接着，我们又向南边的革命英雄广场走去，到那儿后走进一家咖啡店。

“你最近在跟这小子玩儿吗？”我听到鲁佩对玛丽亚说。

玛丽亚又放声笑了。

“只是个普通朋友，”她说，然后又面对我补充了一句，“如果替鲁佩拉皮条的老板找上来了，你可要同时保护我们俩啊，加西亚·马德罗。”

我想她是在开玩笑。后来我又想她没准是当真的，而且，坦率地说，那情景似乎显得诱人起来。那时我无法想像在玛丽亚面前还有什么更佳的示好方式。我觉得很开心。我们有一整夜的工夫可以拿来消磨。

“我男人很严肃，”鲁佩说，“他不喜欢我跟陌生人瞎跑。”这是她讲话时第一次直视我。

“可我不是陌生人啊。”玛丽亚说。

“老大，不是指你。”

“你知道我跟鲁佩是怎么认识的吗？”玛丽亚说。

“不知道。”我说。

“在舞蹈学校。鲁佩是帕科·杜阿尔特的女朋友。帕科是西班牙来的舞蹈家，是那所学校的头儿。”

“我每周去见他一次。”鲁佩说。

“我不知道你还上过舞蹈课。”我说。

“不是上课。我去那儿只是为了做爱。”鲁佩说。

“我是说玛丽亚，不是你。”

“我从十四岁就开始学舞蹈了，”玛丽亚说，“太晚了，成不了出色的芭蕾舞演员。反正就是这么回事吧。”

“你说什么啊？你是个了不起的舞蹈家！就是太怪了，事实上换了谁在那种状态都会半疯不癫的。你看过她跳舞吗？”我说没有。“你会佩服得五体投地。”

玛丽亚摇摇头表示否认。女招待过来了，我们点了三杯咖啡，鲁佩又要了份奶酪三明治，不带豆子的。

“豆子不好消化。”她解释说。

“你的胃怎么样了？”玛丽亚说。

“还好。有时疼得挺厉害，有时我又忘了它还在那儿。主要问题是神经。如果太紧张了，我就吸根大麻烟，然后就好了。你怎么样啊，再没去舞蹈学校吗？”

“不经常去了。”玛丽亚说。

“这傻瓜有一次跟我走进帕科·杜阿尔特的办公室。”鲁佩说。

“我差点笑死了，”玛丽亚说，“其实，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就笑起来了。我大概爱上帕科了吧，完全是歇斯底里。”

“拜托，老大，你知道他跟你不合适。”

“你跟这个帕科·杜阿尔特有什么过节吗？”我说。

“还真什么都没有。我只在街上碰到过他一次，他不能来找我，我也不能上他家去，因为他娶了个外国女人，我只能在舞蹈学校见他。不过，我想他喜欢这种方式，那个人渣。在他办公室操我。”

“你的皮条客允许你远离自己的活动范围吗？”我说。

“我的活动范围？你对我的范围了解多少？谁说我有皮条客？”

“抱歉，我不是故意冒犯你。只是刚才玛丽亚说你的皮条客是很暴力的那种，她没说吗？”

“我没有皮条客。你认为我跟你说话了，你就有权羞辱我吗？”

“冷静，鲁佩。没人羞辱你。”玛丽亚说。

“这龟儿子侮辱了我男人，”鲁佩说，“他要听到了，非找你算账不可。小流氓。他不出一秒钟的工夫就能揍扁你。我敢说你会恨不得舔我男人的那家伙求饶。”

“嗨，我可不是同性恋。”

“玛丽亚所有的朋友都是男同性恋，人人都知道。”

“鲁佩，饶了我朋友们吧。鲁佩病了后，”玛丽亚面对我说，“是埃内斯托和我带她上的医院。太不可思议了，有人居然这么快就忘了别人的好。”

“埃内斯托·桑·埃皮法尼奥？”我问道。

“是啊。”玛丽亚说。

“他也上舞蹈课？”

“以前常去。”玛丽亚说。

“噢，埃内斯托，我对他的印象太好了。我记得他一把抱起我放进一辆出租车。埃内斯托就是同性恋，”鲁佩给我介绍说，“可他特别强。”

“不是埃内斯托把你弄进出租车的，傻瓜，那是我。”玛丽亚说。

“那天晚上，我满以为自己会死掉。”鲁佩说，“我糟糕透了，忽然就觉得病了，我开始吐血。好几桶血啊。说句真心话，如果我真的死了，我倒不在乎。我只是心里放不下我的儿子、我未竟的诺言，还有瓜达卢佩圣母。我一个劲儿地喝酒，最后默默地月亮都升上来了，我的感觉太糟糕了，你们刚才看见的那位矮个儿女孩就给了我一些兴奋剂。我犯了个大大的错误。可能是那东西变质了，或许是我本来就不舒服，反正不管怎么样吧，我倒在圣·弗尔南多广场的那把条椅上奄奄一息，就在这时我的朋友和她的伙伴，那个同性恋天使赶来了。”

“鲁佩，你有儿子了？”

“他死了。”鲁佩说，眼睛盯着我。

“你当时才多大啊？”

鲁佩冲我微笑着。她的微笑显得既开朗又好看。“你觉得我会多大？”

我最怕猜什么了，我没说话。玛丽亚搂住鲁佩的肩膀。两个人对视着微笑或者挤眼，我不明白究竟在干吗。

“比玛丽亚小一岁，十八。”

“我们都是狮子座。”玛丽亚说。

“你是什么星座？”鲁佩说。

“我不知道。我对那种东西从不上心，说实话。”

“哦，看来你是墨西哥惟一不知道自己星座的人了。”鲁佩说。

“你是哪个月份出生的，加西亚·马德罗？”玛丽亚问。

“1月，1月6日。”

“摩羯座，跟乌里塞斯·利马一个座。”

“乌里塞斯·利马？”鲁佩说。

我问她是不是认识利马，怕他们又说乌里塞斯·利马也上过那所舞蹈学校。倏忽间，我看到自己踮着脚尖在一个空旷的体育馆跳着舞。鲁佩说她只听过这个名字，说玛丽亚和埃内斯托·桑·埃皮法尼奥经常谈到他。

后来鲁佩又说起死去的儿子。那孩子死时才四个月大。他生下来就带着病，鲁佩曾给圣母许愿说如果儿子病好了她就不干这活儿了。她坚守诺言，据说孩子似乎有了点好转，她守了三个月的诺言，可到了四个月，她又开始干活儿了，然后孩子就死了。她说是圣母把儿子带走了，因为她没有信守承诺。鲁佩那时住在圣·卡塔里纳广场附近的巴拉圭街上的一幢楼里，她把孩子交给一个老太太，让她晚上照看。一天早晨，她回到家里，他们说儿子死了。事情就是这样。

“不能怪你，”玛丽亚说，“别迷信。”

“怎么能说不是我的过错呢？谁不守诺言了？谁说她要改变自己的生活，最后却没有办到呢？”

“圣母没有害死我的儿子，”鲁佩说，“她不过是带走了孩子，那完全是两码事。她把我一个人撇下来惩罚我，带走孩子去过更好的日子了。”

“噢，好吧，既然你这么看，那还有什么过不去的呢？”

“是啊，那不就什么都解决了吗？”我说，“你们什么时候认识的，有孩子之前还是之后？”

“之后，”玛丽亚说，“当时这姑娘正在野跑。鲁佩，我以为你准要死了。”

“如果不是阿尔韦托，我就真的完了。”鲁佩叹息一声。

“阿尔韦托是你的……男朋友吧，我猜，”我说，“你认识他？”我问玛丽亚，她点了下头表示没错。

“是她的皮条客。”玛丽亚说。

“不过他的鸡巴比你小朋友的大多了。”鲁佩说。

“你是指我吗？”我问道。

玛丽亚大笑。“她当然是指你了，傻子。”

我脸色涨红，然后笑了。玛丽亚和鲁佩也笑起来。

“阿尔韦托的家伙究竟有多大啊？”玛丽亚说。

“有他的刀那么大。”

“他的刀有多大啊？”玛丽亚问。

“这么大。”

“太夸张了吧。”我说，我应该换个话题才是。我想打住这个打不住的话题，就说：“根本就没有那么大的刀。”我感觉糟糕透顶。

“哎，老大，你怎么敢肯定对刀这么了解呢？”玛丽亚说。

“他从十五岁起就带着那把刀，是拉波多约来的一个妓女送的，后来那女孩死了。”

“你拿刀量过他那东西呢还是你猜的？”

“那么大一把刀会很碍事的……”我紧追不舍。

“他自己量的。我用不着量它，我操心这个干吗？他自己量的，他没事就量，每天至少一次，要确保一点都没变小。他说。”

“他担心自己的鸡鸡会缩了？”

“阿尔韦托可什么都不怕。我告诉你，他坏着呢。”

“那干吗还带刀？说真的，我不懂，”玛丽亚说，“再说了，他从来没有伤过自己吗？”

“有那么几次，不过都是故意的。他那把刀玩得熟着呢。”

“你不是说你的皮条客为了好玩在自己那家伙上割过几刀吗？”玛丽亚说。

“没错啊。”

“我不信。”

“真的。偶尔来那么一下，又不是每天都这样。他只是在发神经或者什么事儿都一团糟的时候才会那样干。不过，测量的活儿他可没歇过。他说这样对自己的男子气概有好处。他说这是在屋里养成的一个习惯。”

“听上去好像是一个很操蛋的精神变态分子。”玛丽亚说。

“你的标准太高了，老大。你不会懂的。话说回来，这有什么不妥吗？所有那些傻瓜男人都一个劲儿地量自己那东西。我说的是真的。而且是拿刀来量的。再说，那把刀是他初恋女友给的，那女孩待他简直就像他妈似的。”

“他的家伙果真有那么大吗？”

玛丽亚和鲁佩都笑了。在我脑子里，她们说得越多，阿尔韦托就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强。我得阻止他出现，否则就会为了这两个女孩丢了性命。

“有一回，在阿兹加波扎尔科的一家夜总会搞了场大赛，这个妓女总能赢。谁也做不到像她那样拿嘴把那家伙全吞进去。后来一直坐在桌边的阿尔韦托站起来，说大家稍等，我去办点事。我们这桌的人都说好样的，阿尔韦托，看得出大家都认识他。我在思忖那个可怜的女孩这下恐怕要完蛋了。她的耐性还真强，使出最拿手的好戏。眼看那女孩就要赢了，接着呛起来开始窒息……”

“天哪，你的阿尔韦托简直是个大魔兽。”我说。

“继续说，后来呢？”玛丽亚说。

“其实也没什么，那女孩开始捶打阿尔韦托，想抽开身子。阿尔韦托狂笑着说，哇，姑娘，哇，像骑着一匹跳跃不已的野马，明白我的意思吗？”

“明白，就好像参加牛仔的竞技表演。”我说。

“我特别讨厌，我大声说放了她，阿尔韦托，你会弄伤她的。可我知道他甚至都听不见我的声音。这时，那女孩的脸色变得通红，眼睛睁得老大，她推着阿尔韦托的大腿，像在扯着他的衣兜和皮带。当然，这根本不管用，每次这女孩试图推开阿尔韦托时，他就揪住女孩的耳朵猛地往回拉。看得出，他胜券在握。”

“她干吗不咬阿尔韦托那东西呢？”玛丽亚说。

“因为参加派对的全是他的朋友。如果咬了，阿尔韦托会要了她的命。”

“鲁佩，你真是疯了。”玛丽亚说。

“你也差不多。我们所有的人不都是疯子吗？”

玛丽亚和鲁佩大笑起来。我还想听听这个故事的尾声。

“也没什么，”鲁佩说，“那女孩实在受不了，马上就要吐了。”

“阿尔韦托呢？”

“他应该是提前抽出来了吧？他知道马上会怎么样，不想把裤子弄脏了。他像只老虎般一跳，不过是朝后一跳，身上一丁点东西都不沾着。全场的人像疯了般地鼓掌。”

“你却深爱着这个疯子？”玛丽亚说。

“爱着，真的那么爱吗？我不知道。我对他真是如痴如狂啊，这是绝对的。换了你，同样会爱他的。”

“他是个真正的男人。”鲁佩说，眼睛望着窗外。她凝视的目光迷失在远方。“这是千真万确的。他比任何人都懂我。”

“你大概是说他比任何人都善于勒索你吧。”玛丽亚说，然后把身子往后一靠，拿手拍着桌子，拍得杯子都跳起来。

“行了，老大，别这样嘛。”

“鲁佩说的没错，”我说，“别那样。人家就是那样生活的。她愿意干吗就干吧。”

“少来，加西亚·马德罗。你完全是在旁观。你压根就糊里糊涂地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

“你也是旁观！看在上帝的分上，你跟父母生活在一起，你不是妓女——对不起，鲁佩，不是故意冒犯。”

“没关系，”鲁佩说，“你就是想冒犯也办不到。”

“闭嘴，加西亚·马德罗。”玛丽亚说。

我听了她的话。我们三个沉默了片刻。后来玛丽亚开始谈起女权主义运动，提到格特鲁德·斯泰因、雷梅迪奥斯·巴罗、莉奥诺拉·卡林顿、艾丽丝·B.托克拉斯（托克拉梅拉，鲁佩说，但玛丽亚没有理她）、尤尼卡·苏尔、乔伊斯·曼索尔、玛丽莲·摩尔，还有一串我记不住的名字。我想，这些都是20世纪的女权主义者。她还提到胡安娜修女。

“她是个墨西哥诗人。”我说。

“也是个修女。我很了解。”鲁佩说。

11月17日

今天我去芬特家了，潘乔没有随行。（我已经不可能整天跟着潘乔转了。）可是，走到大门口时我却紧张起来，担心玛丽亚的父亲会把我赶出去，担心不知道如何对付他，担心他会揍我。我没那个胆量按门铃，于是就在小区随便走了会儿，心里想着玛丽亚、安格丽卡、鲁佩和诗歌。同时，我却无意中想起了叔叔和婶婶，然后想了想自己的一生。我昔日的生活看上去似乎既开心又空虚，我知道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这个决心下得我心情痛快极了。接着我迅速掉头向芬特家走去，按响门铃。芬特先生出来开门，打了个手势好像在说稍等片刻，我这就来了。后来又看不见他了，大门留了一道缝。过了会儿，他又出现了，从前院穿过来边走边卷袖子，脸上带着痛苦的笑意。其实，他的状态好多了。他一把打开大门，说你是加西亚·马德罗吧？然后就握我的手。我说你怎么样啊，先生，他说就叫我基姆吧，别叫先生了，在家里我们别来这种繁文缛节。我一时没明白过来他要我叫什么，我说叫吉姆？（我刚读了鲁迪亚德·吉普林的作品）他说不是，叫基姆，是加泰罗尼亚语对华金这个名字的简称。

“那好吧，基姆，”我露出轻松甚至开心的笑容说，“我叫胡安。”

“不，我还是继续叫你加西亚·马德罗吧，”他说，“大伙都这样叫你的。”

我跟他从院里穿过去（挽着我的胳膊）。他松开胳膊之前说玛丽亚把昨天的事儿都告诉他了。

“我很欣赏这点，加西亚·马德罗，”他说，“你这样的年轻人不多了。整个国家都在沉沦，我不知道我们如何是好。”

“我不过是做了谁都会做的事。”我试探性地说。

“甚至连年轻人，理论上是我们变革希望的年轻人，都正在沦为吸毒者和妓女。这些问题根本没办法解决，革命是惟一出路。”

“我完全赞同，基姆。”我说。

“我女儿说你表现得像个绅士。”

我耸了下肩膀。

“她有一些朋友——其实完全没有必要结交，你会见到他们的，”他说，“在某种意义上，我倒不为这个烦恼。你需要结识三教九流的人。有时你得亲自体验一下现实的险峻，不是吗？我想这话是阿方索·雷耶斯［24］说的。可能不是他说的。但有时玛丽亚做得太过了，不是吗？我没有批评她这样做的意思，不是批评她亲身在现实中去历练，应该历练自己，而不是暴露自己嘛，你觉得呢？因为历练过头就有成为牺牲品的危险。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同意我的观点。”

“同意。”我说。

“尤其是如果你交往的朋友，他们——怎么说好呢——都有‘吸引力’的话，就可能沦为现实的牺牲品，你说对吗？天真无邪的人很容易招来麻烦或者引来恶棍。你同意这样说吗，加西亚·马德罗？”

“完全同意。”

“比如那个鲁佩，你们俩昨天见到的那个姑娘。我也认识她，相信我，她来过这里，上过我家，在这儿吃过饭，还跟我们住过一两个晚上。我不是夸张，就一两个晚上，可那姑娘有不少毛病，是吧？她引来很多麻烦。我说的‘吸引力’就是指这个意思。”

“我明白，”我说，“像块吸铁石。”

“正是这个意思。如果这样的话，吸铁石吸引来的可能是坏东西，很坏，可是玛丽亚太年轻了，意识不到这点，看不出危险，她还需要帮助。要帮助有需要的人。她从不考虑可能会卷入危险。一言以蔽之，我女儿需要自己的朋友或者熟人让她放弃目前的这种生活。”

“我知道你在说谁了，先生，噢，基姆。”

“你知道我在说谁了？我在说谁呢？”

“你在说鲁佩的皮条客。”

“太好了，加西亚·马德罗。你可说到点子上了：他是鲁佩的皮条客。鲁佩对他意味着什么呢？是他的谋生手段，他的职业，他的办公室，一句话，他的工作。一个人丢了工作会怎么样呢？告诉我会怎么样。”

“会发火吗？”

“他肯定会发火。他冲谁发火呢？冲让他丢了工作的人发火吗？当然了。这毫无疑问。他不会冲邻居发火，尽管在那种情况下也有这种可能，可是他要找的第一个发火对象自然是让他丢了工作的人。谁会在楼底下远远地看看他就会让他丢了工作呢？当然了，我女儿就是这种人。他拿谁来出气呢？我女儿。这时他还会冲她家人发火呢，你知道他们都是些什么人。他们的仇恨感是相当可怕的，而且不分青红皂白。我发誓，有那么几个晚上我做过几次噩梦。”他出声地笑了笑，望着草坪，仿佛在回忆梦境，“那梦会让最坚强的人都毛骨悚然。有时我梦见自己在一个城市，既像又不像墨西哥城，我是说，那是个陌生城市，但我从另一个梦里又认出它——我没有烦着你吧？”

“一点儿都没有！”

“我说了，这是个隐隐约约既陌生又熟悉的城市。我在走不到尽头的街上游荡着，想找家旅馆或者能收留我寄宿的地方。可是我什么也没找到。我只看到一个假装又聋又瞎的人。最糟糕的是，天越来越晚，我知道，如果夜晚降临，我的命将一文不值，是吧？像他们说的那样，我得全凭造化的仁慈了，这个梦真是可怕极了。”他若有所思地补充了一句。

“嗯，基姆，我想看看女孩子们在不在家。”

“那好吧。”他说，可还不松开我的胳膊。

“我过会儿再来跟你告别。”我说，这纯粹是没话找话。

“我很欣赏你昨晚的表现，加西亚·马德罗。我很高兴你那么关照玛丽亚，也没有在妓女面前蠢蠢欲动。”

“天哪，基姆，那可是鲁佩……只要是玛丽亚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我说，脸色马上红到耳根了。

“嗯，去找姑娘们吧，我想她们那儿可能还有别的客人呢。那屋子比……还忙碌呢。”他发觉找不到恰当的词，然后哈哈笑了。

我以最快的速度匆匆离开他。

我快走进后院时，回过头发现基姆·芬特还站在那儿，盯着几束兰花暗自微笑呢。

11月18日

今天我又去了芬特家。基姆来开门让我进去，还拥抱了我一下。在小房子里，我见到了玛丽亚、安格丽卡和埃内斯托·桑·埃皮法尼奥。他们三个都坐在安格丽卡的床上。我一进去，他们就本能地靠得更近了，好像不让我看见他们正在分享的东西。我想他们以为来人是潘乔，发现是我后脸色才松弛下来。

“你应该养成锁门的习惯，”安格丽卡说，“他差点把我吓出心脏病了。”

安格丽卡跟玛丽亚不同的是脸色洁白如雪，但肤色的基调仍然是橄榄色或粉红色，我不知道确切地说应该是哪一色，我想是橄榄色吧。她的颧骨高挺，额头宽大，嘴唇比姐姐的略微厚些。我看见她时，或者毋宁说我看见她在看着我时（别的时候来这儿她可从不看我），感觉好像一只指头修长细嫩却很硬的手在揉捏着我的心脏。我知道，利马和贝拉诺不会喜欢我用这个比喻，可这个说法像手套般跟我此时的感觉很熨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