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之怒(理查德·威尔金森 / 凯特·皮克特)_后记：当研究与政治相遇（1 / 2）_公平之怒最新章节免费阅读无弹窗

<h3>《公平之怒》引发的争论</h3>

本书最初出版于2009年3月，距二战以来最为严重的金融危机爆发刚过去六个月时间。此次危机的大部分责任的确在于金融从业者不负责任的冒险之举，他们的贪欲就如同其薪酬一样高得出奇。我们在危机爆发多年之前就进行了此项研究，而且此次危机并未影响到研究的有效性，不过本书收获的好评显然也与这一时机是分不开的。在危机之前，许多人还认为金融行业的高额薪水和红利是其得主的杰出贡献及聪明才智的反映；危机之后，人们不再怀有这种想法了，因为他们意识到了在业绩与报酬之间并不存在关联。

本书收获的好评不仅仅归功于其问世的时机。自从本书出版以来，我们在许多国家一共进行了超过350次讲座。我们与公务员、卫生当局、学者、慈善组织、宗教团体、智库、专业协会、艺术节与文学节、工会、企业高层、社区团体、皇家学会、国际机构以及各个政党展开了对话。尽管我们的听众往往都主张促进平等，但并非全部如此。然而，听众的反馈都非常积极，对我们表示肯定，这令我们感到在这方面存在着学术上的真空地带，人们十分渴望了解我们提出的证据，仿佛这个世界上潜伏着许多隐藏的平等主义者。

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有三种。首先，人们渴望弄明白，为何在达到了史无前例的富足程度时，我们的社会还会受困于大量严重的社会问题。抑郁与焦虑的心态为何如此普遍？为什么有那么多人依赖毒品和酒精？暴力事件为何层出不穷？其次，正如我们在本书开始时指出的，大多数人都认为，尽管“消费主义”和“物质主义”与我们渴望和家人、朋友以及社群共处更长时间的价值观和渴望背道而驰，但我们依然深陷其中，无法自拔。第三，我们的分析似乎确认了人们的直觉，即不平等会分裂并侵蚀社会。读者一次又一次地告诉我们，本书让他们收获了一个全新的、期待已久的、且易于辨识的世界，并且改变了他们看待身边事物的观点。

近期的一份报告从经验上确认了我们长期以来所持有的印象：在十分不平等的国家，公众对不平等的现状十分反感。杜克大学和哈佛大学的研究人员随机选取了5500名美国人作为样本，询问他们对于财富（而非收入）分配状况的态度。研究人员向他们展示了三张代表不同财富分配状况的饼状图。第一张图代表的是财富平均分配的状况，第二张图代表的是美国的财富分配状况，第三张图代表的是瑞典的财富分配状况。92%的受访者表示自己希望生活在第三张图那样的社会里——无论受访者是穷人还是富人，是民主党人还是共和党人，波动的范围仅仅是从89%到93%，差距并不大。当被问及美国的财富分配状况如何时，受访者作出的平均估测为，最富有的20%美国人掌控着59%的财富。事实上，这部分人掌控着84%的财富。当被问及心目中最理想的财富分配状况是怎样时，受访者倾向于最富有的20%人掌控32%的财富。

不过，除了正面评价以外，本书还受到了严厉的批评与强硬的政治攻击。本章的主要目的在于对这些意见作出回应，之后再就新的研究发现展开讨论。不过在此之前，我们希望对数位评论人士的批评作出回应，他们似乎误解了我们的观点。

<h3>谁将从平等中获益？</h3>

有些评论人士并不相信大多数人都将从平等中获益。他们似乎认为，证据只不过表明，在更加不平等的社会中，人们的平均状况要更加糟糕。

在第175至182页我们曾列出了多达五组数据（还引用了第109页的一组数据），表明无论是按照教育程度、阶级还是收入水平对人口进行分类，与较不平等的社会中相同类别的人相比，较平等社会中的人都要更加健康（或是识字率更高）。我们还提及了得出相同结论的其他研究。研究人员通过统计模型考察了不平等对于各个收入水平群体的影响。

我们并不认为更加平等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比较不平等社会中的所有人表现更好。我们并不认为更加平等社会中阶级地位最低、收入最低、教育程度最低者表现也要优于较不平等社会中地位最高、收入最高、教育程度最高者。我们只是将处于相同阶级、收入水平和教育程度的人进行了比较，并且发现在更加平等的社会中，人们的表现更好。因此，就相同的收入与教育水平而言，与生活在较不平等社会的人相比，生活在更加平等社会的人生活质量要更高。图表8.4、13.2、13.3、13.4和13.5揭示的正是这一点。我们的结论是，最贫穷者通常从平等中获益最多，但即使富有者也能从中获益。

正如我们在第176页中指出的，就社会问题（包括心理健康、青少年生育、信任程度、凶杀案犯罪率和监狱人口）的严重程度而言，较不平等的社会与更加平等的社会之间存在巨大差距。这表明问题并不仅仅限于健康状况和识字率等方面。如果只有最贫穷者才能从平等中获益的话，二者之间的差距不会如此之大。

<h3>不平等、阶级与社会地位</h3>

令有些社会学家感到惊讶的是，本书所关注的仅仅是收入不平等这一问题，而没有考虑为数众多的关于阶级分类的细致研究。我们对此类研究怀有深深的敬意，但之所以未涉及这一话题，是因为对于本书的分析而言，阶级分类这一主题有着两项弱点。首先，各国都有着各不相同的分类制度，因此很难进行跨国比较。例如，早年间在对瑞典与英格兰及威尔士各社会等级的健康状况进行比较时，瑞典的研究人员不得不按照英国的职业分类标准，重新划分数千名瑞典人的职业。我们在图表13.3和13.4中展现了相关研究结果。然而，即使能够对各国的情况进行比较，依然存在着另一个更加根本的问题：很难通过阶级分类来衡量各群体间差距的大小。与之相比，我们不仅可以通过收入差距将人们区分为不同的阶级，还可以衡量各群体间差距的大小。尽管收入不平等不能完美地反映社会地位分化的状况，但依然能够让我们充分了解社会。

对其他常见问题（关于种族、移民、国家大小、当地的不平等状况等问题）的回答，可以参见平等基金会网站的“常见问题”栏目。

<h3>公正的批评与无理的抨击</h3>

围绕着以流行病学为核心的公共卫生问题，历史上出现过多次政治斗争：从19世纪关于下水道与洁净用水的冲突，到当代防止人们身处危险场所的立法，莫不如此。当科学证据向种种既得利益——产业的、社会的，以及经济的——发起挑战时，政治斗争就会开始。

如今，学者和公共卫生从业人员几乎一致同意，社会与经济环境是影响健康状况的最重要因素。20世纪下半叶最具影响力的流行病学家之一杰弗里·罗斯（Geoffrey Rose）曾表示：“药物与政治不能也不应被分开。”我们愈发意识到，社会结构会对人类的健康与福祉产生深刻影响，这将不可避免地使得科学与政治相遇。

任何领域的学者当然总会对彼此的研究成果提出批评，这是推动科学进步的正常过程。然而，显然出于意识形态原因发起的抨击就是另一回事了。在这种情况下，不是由熟知研究领域的同僚就研究方法和对证据的解读展开争论，而是由对相关文献一无所知且毫无贡献的人试图通过媒体令大众相信该研究会使人误入歧途。

如今，试图推翻大量具有深远政治影响的科学证据这一做法已经非常常见。近来，美国学者娜奥米·奥雷斯克斯（Naomi Oreskes）和埃里克·康韦（Erik Conway）在《贩卖怀疑的商人：一小撮科学家是如何遮蔽吸烟和全球变暖等问题真相的》（Merchants of Doubt: How a Handful of Scientists Obscured the Truth on Issues from Tobacco Smoke to Global Warming ）一书中讲述了此类抨击行为。在不同问题上，活跃的常常是同一群人，他们通过各种技巧使得公众以为这些涉及公共政策的重大研究领域是充满争议的，但事实上科学结论早已十分明确。结果就是，公众对杀虫剂、烟草营销、酸雨、臭氧层空洞、二手烟的危害，以及全球变暖的应对被严重推迟了。一名对本书进行攻击的人士，近来还对禁烟政策和二手烟有害健康这一可靠的证据展开了抨击——这就是此类“贩卖怀疑的商人”的典型伎俩。幸运的是，他的作品不太可能有所成效：苏格兰、美国和加拿大部分地区、罗马市、爱尔兰和英格兰在公共场合实施的禁烟令均促使死亡率下降，拯救了上千条生命；这一政策不太可能被取消。

<h3>抨击为何不成立</h3>

在平等基金会的网站上，我们逐条反驳了“纳税人联盟”、“民主研究院”和“政策交流论坛”等组织提出的批评。由于内容相当冗长，在此我们只简要地概述这些批评与回应。

批评者采用的最主要策略是，认为提出在不平等与社会问题之间存在关联的只有我们。随后他们便逐条对我们揭示的关联提出质疑，认为这是统计学上的偶然因素、刻意挑选研究对象和问题造成的。例如，他们认为某项分析应该将美国排除在外，另一项分析应该把日本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排除在外；或者如果加入较贫穷国家的话，此种关联就会不复存在。

无论这种策略是否会对我们的研究产生影响，此类批评多半是零碎的、临时拼凑的，没有考虑其他学者在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证明类似关联的研究成果。如今有约200篇经同行审阅的论文检验了不同环境中收入不平等与健康状况的关联，50多篇文章检验了不平等与暴力行为的关联，还有许多文章检验了不平等与信任程度及社会资本的关联。因此，认为这些关联并不存在的观点很难令人感到信服。持有此类观点的人并非是在提出学术批评，而是在进行政治抨击。

熟悉本领域的研究者进行的学术讨论主要关注的是该如何解释此种关联。因此，我们也对各种解读的长处和弱点进行了讨论，最终得出的结论是，此种关联表明，是不平等导致了各种社会问题。除了少数例外，我们在前文中展示的一切研究成果都经过了同行审阅，并且曾发表在学术期刊上。

那么，对我们的批评有哪些？我们又是如何回应的？

<h3>刻意挑选问题？</h3>

有批评人士认为我们刻意挑选了某些健康及社会问题。

《公平之怒》并不声称自己对所有社会问题都作出了解释，本书所针对的是那些具有社会坡度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在下层社会更加常见。例如，我们并不认为不平等的加剧会导致饮酒量增大，因为在多数国家，下层社会人士的饮酒量并非更大。与之相反，酗酒这一问题的确具有社会坡度，在更加不平等的美国各州，酗酒引发的肝脏疾病所导致的死亡率也的确更高。我们还指出，乳腺癌和前列腺癌导致的死亡率在下层社会并非更高，这一现象与不平等之间也不存在关联。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心脏病导致的死亡率，后者的社会坡度十分明显。

我们之所以在第2章中对富裕国家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童福祉指数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联进行分析，就是为了表明我们在论证过程中并未进行刻意挑选。该指数综合考虑了40项关于儿童福祉的指标（这些指标不是我们选择的），但与我们自己编制的健康及社会问题指数如出一辙：与收入不平等有着强有力的关联，但与国民平均收入水平并无关联。

批评人士还认为我们刻意挑选了某些国家作为研究对象，以符合我们的结论。我们本应加入更多较贫穷的国家。

我们通过一系列严格的标准，才选出了作为研究对象的这些国家，无一例外。我们的资料来源于2004年4月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我们首先选取了人均国民收入水平位居前50的国家——世界银行采用“图谱法”，将所有国家分为“高收入”、“中等收入”和“低收入”三类——然后去除了那些无法获得可供比较的关于收入不平等状况数据的国家和人口少于300万的国家（目的是将避税港排除在外），最后还剩下25个国家。我们之所以只考虑最富裕国家的情况，不是因为不平等与社会问题之间的关联只在这些国家才存在，而是因为这些国家位于第7页的图表1.1右上角那段平坦的曲线上。这表明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差距不会再对预期寿命长短产生影响，因此更容易区分相对收入水平和绝对收入水平造成的影响。

如果我们将较贫穷的国家也作为研究对象，就会面临两大问题。首先，我们很难获得关于这些国家青少年生育率、心理疾病、社会流动性、社会凝聚力等问题的可供比较的数据。其次，这些国家的物质生活水平仍较低，提高人均国民收入水平仍然大有好处；如果将这些国家也纳入研究范围，我们就必须在统计时对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进行对数转换，这样才能揭示出不平等造成的影响。采取如此复杂的方法并不利于众多读者了解本书的主题。尽管如此，即使我们将较贫穷的国家也包括在内，研究结果也不会发生明显改变。对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和凶杀案犯罪率——相关数据较易获得——的研究表明，对处于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而言，平等都是有益的。

为了符合自己的结论，精心挑选出某些国家，这样的做法会使得本书毫无意义。我们使用的是最为权威的数据，并且保留了所有对我们不利之处。例如，我们在讨论婴儿死亡率时并未将新加坡排除在外，尽管该国是非常明显的离群点：作为我们考察的国家中最不平等的一个，该国却有着最低的婴儿死亡率（见第82页的图表6.4）。

如果我们能够展现其他研究者收集的数据，我们就能揭示出不平等与各种社会问题之间更加强有力的关联。然而，这样势必引发能否相互比较的问题，因为其他研究者往往使用了不同方法来衡量收入不平等程度，并且考察了不同国家的情况。我们的目的在于揭示不同的问题呈现出了相同的模式。因此，我们希望在分析各种社会问题时，使用同一种衡量收入不平等程度的方法，并且考察同一组国家；为了确认我们的结论，再以美国的50个州为研究对象，重复我们的分析，并加以对照。

本书试图尽可能简单、透明地展现收入不平等与各种健康及社会问题之间的关联。不需要任何数学和统计学知识，就能够理解图表的内容。在每章中，我们都指出研究发现不能归结于偶然。多数读者都不会感到书中存在任何难以理解的内容。但对于有此感受的读者，我们在平等基金会的网站上提供了更多数据与统计细节。

有人认为，我们揭示的关联是各国文化差异的反映，而非不平等造成的后果。

这种批评体现为两种形式。首先，有人认为，收入差距反映了潜在的文化差异，后者才是导致健康及社会问题的真正决定性因素。其次，有人认为应该将某些国家排除在分析之外，因外它们的文化不同于其他国家。

用“好”与“差”就足以衡量收入差距。但从数量和质量上衡量文化差异的标准却有无数种。在第13章中我们提到，瑞典和日本尽管在健康及社会问题方面表现都十分良好，但这两个国家的文化差异却很大，在女性就业率和参政率、核心家庭所占比例、实现平等的路径（是通过再分配，还是通过缩小税前收入差距）等方面都是如此。

相比之下，西班牙和葡萄牙在文化上有着许多相似之处，直到1970年代中期，这两个国家都处在专制统治之下。然而，正如本书一再表明的，如今葡萄牙的不平等程度要比西班牙严重得多，其健康及社会问题同样更加严重。因此，文化差异并不一定会导致各国表现不同（例如瑞典和日本），文化相似性也并不一定会导致各国表现相近（例如葡萄牙和西班牙）。重要的是收入差距的幅度，而不是文化因素。

此外我们还知道，在20世纪的下半叶，在预期寿命和不平等程度的排行榜上，美国和日本的位置发生了对调。1950年代时，美国比日本更加平等，健康状况也更加出色。但随着美国变得愈发不平等、日本变得愈发平等，日本的预期寿命也超越了美国，跃居世界第一。如果关键因素在于文化而非不平等，那么，这两个国家经历的众多文化变革为何并未改变其健康及社会问题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联？

越深入地思考强调文化因素重要性的观点，越会觉得它无法成立。如果这种观点成立，那么文化的这种神奇力量不仅仅会导致心理和生理疾病、学校中的霸凌现象、更加严酷的判决、肥胖症、青少年生育等问题，其导致问题的严重程度还必须与收入不平等的幅度相一致。

批评者还以文化差异为由，主张将某些国家排除在分析之外。例如，有人主张将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或英语国家排除在外，有人甚至主张将二者都排除在外。这种一刀切的做法使得我们无法了解为何在某些问题上，有些英语国家表现要优于其他英语国家：例如，美国的心理疾病发病率和青少年怀孕率高于英国，英国又高于新西兰（当然，美国的所有州都将英语作为官方语言）。更加根本的因素在于，各国的不平等状况对其文化会产生强有力的影响，因为不平等会损害社会的信任程度、凝聚力以及社群生活的质量。

<h3>可恶的离群点以及统计学</h3>

有批评者认为，我们揭示的关联有赖于“离群点”。

除了主张以文化差异为由将某些国家排除在外，还有人提出，出于纯粹的统计学理由，应该将某些“离群”的国家排除在外。所谓“离群点”指的是本书图表中远离符合各国或各州状况的“最佳配适线”的各个点，例如第82页的图表6.4（关于收入不平等与婴儿死亡率之间的关联）中的新加坡以及第67页的图表5.1（关于收入不平等与心理疾病发病率之间的关联）中的意大利。有可靠的方法来衡量某个点对“最佳配适线”的影响有多大，但并没有明确的统计学规则规定何时应该将离群点排除在外。我们之所以决定保留所有离群点，是出于三个原因。首先，它们代表的是关于健康及社会问题的实实在在的反常现象；其次，将离群点排除在外会显得我们是在刻意挑选研究对象；第三，我们一以贯之地以同一组国家为研究对象，展示不平等与其健康及社会问题之间的关联。

批评人士不仅错误地指责我们刻意挑选研究对象，还试图通过将离群点排除在外，来质疑我们结论的可靠性。例如，有批评者认为，在分析不平等与对外援助之间的关联（第61页的图表4.6）时，应该将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作为离群点排除在外，但实际上日本显得更像离群点。将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排除在外意味着二者之间的关联在统计学意义上将变得不再显著，但如果将日本也一并移除则将使得该关联重新变得显著。

在讨论肥胖症时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批评者认为，我们应该将美国作为离群点排除在外，这也会使得收入不平等与肥胖比例之间的关联变得不再显著。但希腊的离群程度更加严重，如果将希腊也一并移除，则将使得该关联重新变得显著。在讨论儿童超重这一问题时，批评者希望移除美国，而非更加离群的加拿大。如果将二者一并移除，则将使得该关联依然保持显著。

由于我们考察的国家数量有限，将某些国家排除在外有时当然会对我们的研究结果产生影响。尽管如此，与不平等相关的诸多关联都具有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性，这一事实足以证明潜在的关联是多么强有力。

这些批评之所以不成立，有两点理由。首先，这样的做法并不会对其他上百份关于健康状况与不平等之间关联的分析以及我们对美国50个州情况的分析产生影响。其次，将某些国家排除在外后，我们所揭示的关联依然存在。在第174页的图表13.1中，我们将国际范围内关于健康及社会问题的证据综合成了一项指数。即使将瑞典、挪威、芬兰、日本、美国和英国这些最平等和最不平等的国家一并移除，对于其他国家而言，在健康及社会问题与不平等之间依然存在高度显著的关联。

总之，我们相信自己使用的数据是十分可靠的。而且正如我们所言，其他研究者在不同的环境下已经多次证明了某些关联的确存在。例如，有研究报告表明，无论是就俄罗斯各地、中国各省、日本、智利各县而言，还是综合考虑富国与穷国的情况，健康状况与收入不平等之间都存在关联。那些不喜欢我们结论的人士，无疑同样希望将这些省、县和国家也排除在研究报告之外。

有批评者指出，对于其他可能导致收入不平等与健康及社会问题之间关联的因素（例如人均国民收入、贫困程度、种族构成或是福利措施），我们应该加以控制，或是给出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