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于多种原因，我们决定不把其他因素包含在内。首先，我们希望最简明易懂地展现收入不平等与健康及社会问题之间的关联，让读者自己体会这种关联是否是强有力的。其次，流行病学分析方法论中的一条基本原则是，不应对构成因果链的因素（也就是能够解释不平等是如何导致某个特定问题的因素）加以控制。例如，如果我们认为在收入更加不平等的社会中人们健康状况更差的原因在于糟糕的社会关系导致长期压力变得更加严重，那么我们在分析具体的因果次序时就需要多加小心。在统计模型中加入信任程度和社会凝聚力等指标，会导致收入不平等与健康状况之间的关联消失；然而，实际上不平等很可能的确会导致健康状况变得更糟，因为不平等会分裂社会。第三，将与不平等无关，或是与具体问题无关的因素包括在内，会导致不必要的干扰，从而使我们的方法出现错误。
尽管如此，其他许多考察健康状况与收入不平等之间关联的研究对贫困程度、平均收入、个体收入等因素进行了控制。还有一些人细致地探讨了收入不平等与公共支出、社会资本以及种族构成等因素是如何相互影响的。我们在第13章中对相关内容进行了讨论，在下文中也会再度提及这方面的最新进展。
需要注意的是，不能简单地认为，与不平等状况无关的个人物质生活水平是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没有人会怀疑，当穷国的许多人缺少基本生活必需品时，其健康状况一定不会好。然而，物质生活水平很难解释为何即使在富国，社会地位越高者健康状况仍会更佳（见图表1.4）。人们提出了“新物质主义”这一概念，用社会心理之外的因素解释这一现象。该观点认为，随着社会地位的不断提高，更加舒适与奢侈的生活将使得人们的健康状况进一步改善。即使这种说法成立，也无法解释为何更加平等的社会健康状况更佳。然而，图表1.3、2.3和2.7分别显示，对富裕国家而言，预期寿命、健康及社会问题的严重程度以及儿童福祉均不会再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而进一步改善。我们在第6章中曾提及一篇研究评论，该评论在检验不平等与健康状况的关联之前，对贫困程度和个人收入水平等因素进行了控制。随后我们还提及了另一篇重要的新评论。传统观点认为，物质生活水平是最为重要的因素；我们认为应归因于不平等的那些问题，都应该归因于物质生活水平。我们需要牢记于心的是，大量证据并不支持这一观点。
<h3>用实践来检验</h3>
本书所呈现的证据格外有力之处在于其惊人的一致性。几乎所有与社会地位相关的健康及社会问题都会随着收入差距的扩大而变得更糟；除此之外，就单个问题而言，数据同样具有一致性。例如，在第7章中我们发现在更加不平等的社会中肥胖问题更加严重；与我们预计的一样，证据表明，在更加不平等的社会中，人均卡路里摄入量也更高。类似的，我们不仅发现更加不平等的社会中教育表现更差，而且还发现这些社会中辍学率、失业率和未接受进一步培训的比例都更高。
我们在第11章中曾指出，导致更加不平等的社会监禁率更高的最重要原因在于其判决更加严酷。在本书出版以后，我们进一步考察了这一结论是否同样适用于儿童。我们发现，在更加不平等的社会，刑事责任年龄要更低，儿童更有可能被当作成人审判。
对未知的事物作出可供证伪的预测，是检验任何理论是否有效的最佳途径。我们在第195页已经对根据我们的理论（不平等加剧会导致具有社会坡度的问题变得更加严重）作出正确预测的事例进行了讨论。在此，我们还可以探讨两个例子。关于这两个例子涉及的问题，我们起初只掌握了有限的数据。当我们于2006年首次考察收入不平等与心理疾病患病率之间的关联时，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具有可比性的数据只涵盖了八个发达国家。当我们在学术期刊上发表了初步分析成果后，批评人士指出，我们的结论依赖于美国严重的不平等程度和心理疾病患病率。在本书的初版问世后，我们又获得了另外四个国家的数据。新的数据不仅没有推翻我们的结论（在更加不平等的国家，人们的心理健康状况更差），还填补了空白，进一步确认了二者之间的关联（见图表17.1和17.2）。这四个国家的心理疾病患病率符合根据其不平等程度所预估的水平。
对社会流动性的考察同样如此。当《公平之怒》刚刚出版时，我们只能获得八个国家有关社会流动性的具有可比性的数据。有批评人士声称，因为考察的国家数量太少，我们的结论（不平等与低社会流动性之间存在关联）是错误的。尽管最初只获得了八个国家的数据，但我们依然将这一研究保留在了书里，原因不仅仅在于二者之间的关联具有显著性，还在于研究报告表明，随着收入差距扩大，社会流动速度会变缓，因此收入差距扩大很可能导致社会流动性降低。自本书出版以来，我们又获得了另外三个国家的数据。正如图表17.3和17.4所显示的，这三个国家的数据使得我们原先的结论更加完整、可靠。
<img src="/uploads/allimg/200412/1-200412114603450.jpg" /><img src="/uploads/allimg/200412/1-2004121146032X.jpg" />
图表17.1、17.2：新近获得的四个国家的数据确认了此前八个国家收入不平等与心理疾病患病率之间的关联。
<img src="/uploads/allimg/200412/1-200412114604M2.jpg" /><img src="/uploads/allimg/200412/1-200412114604435.jpg" />
图表17.3、17.4：新近获得的三个国家的数据确认了此前八个国家收入不平等与社会流动性之间的关联。
<h3>新的证据</h3>
死亡率与自我汇报的健康状况
自从我们于2008年春完成本书的写作以来，有许多研究揭示了不平等与健康状况之间的关联。有9项研究专门考察了富裕发达国家的情况。其中的7项得出了和我们相同的结论，即在更加不平等的社会，人们的健康状况更差。另两项与我们产生分歧的研究考察的都是不平等与自我汇报的健康状况（受访者常常被询问自己近来的健康状况是很好、好、一般还是差）之间的关联。尽管能够用自我汇报的健康状况来预判该国国民的寿命，但对各国情况的比较显示，在预期寿命较短的国家，自我汇报的健康状况要更好。因此，这两项研究不仅没有推翻我们的结论，反而揭示了人们是如何看待自己的健康状况的。
为何在跨国比较时，自我汇报的健康状况与实际健康状况并不相符？也许是因为在更加不平等的社会中对于社会地位的争夺更加激烈，声称自己的健康状况良好有助于维护强健的自我形象？也许是因为在更加平等的社会中，人们不太愿意夸耀自己？我们并不知道确切的原因。这说明，在进行跨国比较时，使用客观的健康及社会问题指标是十分重要的。
因果路径
近来涌现了三项重要的新证据，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地了解收入不平等与健康状况之间的关联。首先是刊登在《英国医学期刊》（British Medical Journal ）上的一篇对所谓“多层次研究”的评论文章。438多层次研究分两个阶段对收入水平与健康状况之间的关联进行了考察。首先考察的是个人收入水平与健康状况之间的关联；其次考察的是不平等是否会对社会的整体状况产生额外影响。这篇评论文章使用了来自26项多层次研究的数据，涵盖了超过6000万人。该文章明确无误地表明，不平等会损害健康，这种影响与绝对意义上的贫富程度无关。其结论是，即使在对个人收入水平（包括贫困程度）或受教育程度加以控制之后，单单是减少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的不平等，每年就能够减少150万起死亡案例（几乎占15至60岁之间全部死亡案例的十分之一）。这一估计有可能过于保守，因为对个人收入水平能够加以控制往往意味着对个人社会地位同样加以了控制，这一点恰恰是不平等的重要体现，并且会对健康状况产生影响。
第二项新证据是一篇发表在《社会科学与医学》（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 ）上的文章。该文章为考察长时段内不平等及健康状况变化的研究作出了补充。在全世界范围内，预期寿命在继续增长，但在1970年至2000年间收入不平等恶化最为严重的美国各州预期寿命的增长幅度要小于其他各州。
第三项证据发表在《美国公共卫生期刊》（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上。这项研究检验了收入不平等与健康状况之间的关联在多大程度受到了信任程度和政府对于医疗服务开支的影响。该研究确认了我们在第6章中得出的结论：信任程度的确是一大因素，对医疗服务的开支则不是。收入差距扩大会使得信任程度降低，进而对健康状况造成伤害。
友谊与健康
在本书中，我们讨论了社会关系对于人们的健康状况和福祉的极端重要性，并且证明了严重的收入不平等会损害社会结构。现在，对几乎达150项研究进行的一项重大的全新评审确认了社会关系对于健康状况的重大影响。与社会关系较弱者相比，社会关系较强者在该研究跟踪期间去世的可能性要低二分之一。这份报告的作者发现，社会关系对于存活的影响力至少相当于吸烟，要比酗酒、锻炼或肥胖等因素更加重要。研究人员发现，当综合考虑婚姻状况、孤独感、社交网络大小和社交行为参与程度等多种因素时，社会关系对于健康状况的影响显得尤为强烈。
暴力
正如我们在第10章中曾指出的，有大量证据一以贯之地证明，在不平等与暴力行为之间存在关联。近来的研究进一步确认了二者之间的关联。2010年发表的一份对33个国家进行的研究表明，社会凝聚力（以信任程度来衡量）导致了收入不平等与凶杀案犯罪率之间的因果关系，用于医疗和教育的公共开支则没有这一作用。
加拿大麦克马撕特大学的马丁·戴利对美国各州的暴力行为是否（如有些人所认为的）应归因于“南方的文化”或种族因素——而非不平等所造成——进行了分析。他表示，与这种观点恰恰相反，无论是对于南方各州还是北方各州而言，不平等与暴力行为之间都存在关联；无论凶手是白人还是黑人，在不平等程度更加严重的地方，暴力事件的发生频率都更高。
在写作本书时，我们并不了解其他关于不平等与儿童冲突之间关联的研究。不过，近来一项对37个国家进行的研究发现，在更加不平等的国家，霸凌行为的发生频率也更高。在家人和朋友提供的支持较多的地方，霸凌行为发生的频率较低。但这一因素以及家庭财富状况的影响均不如收入不平等的影响重要。
<h3>平等与可持续性</h3>
平等、公正、可持续性与经济均衡等相互交织的问题在全世界获得了越来越大的关注。“地球之友”和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等环保组织正在发起关注人权和自然资源的公平分配等与不平等相关问题的运动。英国绿党也在2010年将经济平等列为了竞选宣言的核心内容。
不断有新的证据表明，更加平等的社会留下的碳足迹更轻，更能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更加不平等的社会留下的生态足迹更重，制造的垃圾更多，消耗了更多的水资源，人均飞行里程也更长。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在于，在更加平等的社会中，人们容易形成更加强烈的集体责任感，这一点对于采取政治行动、应对气候变化而言是至关重要的。与更加不平等的社会相比，更加平等社会中的商业领袖更有可能认同本国政府应合作参与国际环保协定的观点。如今，首屈一指的政策专家指出，全球范围内的不平等阻碍了各国就应对气候变化展开合作。
<h3>不平等、市场与民主</h3>
我们与其他研究者均列举了众多证据，而且，这些证据还在迅速积累之中。这些证据清晰地揭示了收入不平等与社会功能失调之间的重大关联。然而，出于政治动机的、毫无根据的批评可能起到混淆视听的作用，使得人们无法完全认识到这些证据的效力。例如，有人会表示气象学没有考虑到各大洋不同盐度所产生的影响（这种说法是没有道理的）。并不熟悉该学科的读者无法核实这种说法，因而有可能会认为盐度是一项未被考虑的重要因素。
媒体上的所谓“平衡讨论”常常会误导读者，即使在证据确凿的科学领域同样如此。例如，如果有98%的气候变化科学家都赞同某一问题，仅有2%的科学家持有异议，那么从两个阵营中各邀请一人参加新闻节目或是公共辩论，就会令人们误认为该问题仍存有争议。只有非常勤勉与热情的读者才会刨根究底地探讨相关问题。在我们看来，反对促进平等的人士不会留意我们对出于政治意图的批评作出的回应，而只是会认为该问题仍存有争议，因此大可对此视而不见。
在这样的形势下的最佳策略也许是直接反驳这些批评背后的动机。在《贩卖怀疑的商人》一书中，奥雷斯克斯和康韦指出，同一群个人和机构之所以会对禁烟和气候变化这样迥异的问题均提出抨击，最有可能的原因是出于捍卫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考虑。除了捍卫自由市场之外，他们还认为自己是在反抗“大政府”这一趋势，并且是在保护民主。对不平等会损害社会这一结论的抨击可能也是出于同样的理由。
然而，这一信念却是严重的概念错误导致的。不平等加剧实际上会增加对大政府的需求：需要更多警力、监狱，以及各种医疗与社会服务。这些服务大多既昂贵，作用又有限，但只要严重的不平等继续催生各种健康及社会问题，我们就仍将需要它们。如今，美国有些州用于监狱的支出已经超过了用于高等教育的支出。事实上，实现小政府的最佳、最人道途径就是减少不平等。类似的，认为只有通过高税收、高福利才能促进平等的观点（正是出于这一理由，纳税人联盟对本书提出了批评）也是错误的。在第13章中，我们花费了许多篇幅指出，有些国家通过征收相当低的税收同样促进了平等，原因在于这些国家的税前收入差距较小。
没有什么比腐化堕落和不加节制的贪婪更容易腐蚀民主和市场的正常运转。尽管目前可以获得的关于腐败程度的国际数据主要衡量的是穷国的腐败状况，但这些数据仍然强有力地表明，不平等加剧可能导致政府和社会中的腐败更加严重。我们在第4章中曾表明，不平等会削弱信任程度和社群生活的活跃程度。这指的不仅仅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程度，还包括民众对政府的信任程度——美国人和斯堪的纳维亚诸国人民对待各自政府的态度差异是人尽皆知的。此外，国际数据以及美国各州的数据都表明，在更加不平等的社会中，人们更加不信任政府。来自不实行强制投票制度国家（例如澳大利亚）的数据还表明，在更加不平等的国家，投票率会更低。无论是否反映了巨大的利益分歧以及尖锐的“我们与他们”之别，这种现象无疑都表明过于严重的不平等会危及民主。
有经济学家指出，市场就如同民主投票制度：我们的开支模式事实上是在就生产性资源应如何分配于各项相互竞争的需求而进行投票。如果这种说法成立，那么收入比别人高二十倍者也就拥有了比别人多二十倍的投票权。结果就是，不平等严重地扭曲了经济满足人们需要这一功能：由于穷人住不起更好的住房，他们对更好住房的需求就变得“无效”了；富人的支出则导致稀缺的生产性资产转而被用于生产奢侈品。
<h3>不平等、债务与金融危机</h3>
除了收入差距过大造成的这些普遍性影响之外，如今有证据表明，不平等是导致1929年和2008年金融危机的重要因素。
我们在第228页和第270页曾指出，不平等会导致债务增加。有证据表明，在不平等与债务之间的确存在着密切的关联。近来，波士顿学院经济学家、美联储理事马泰奥·亚科维耶洛（Matteo Iacoviello）考察了1963至2003年间的数据。他发现，就美国而言，在债务增加与不平等加剧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他认为，长期债务增加只可能是不平等加剧导致的。我们考察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关于债务的最新数据，同样发现，在更加不平等的国家，无论是短期家庭债务占家庭资产的比例，还是政府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都要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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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7.5：1929 年和2008 年的金融危机发生于不平等（一条连续的线段）和债务（两条断开的线段）均十分严重之时。
在数位最受尊敬的经济学家帮助之下，一部名叫《瑕疵》（The Flaw ）的纪录片揭示了不平等与债务的加剧是如何引发1929年和2008年的金融危机的。两次危机都爆发于过去一百年间不平等最为严重之时，长期以来不平等的加剧导致债务急剧增多。正如图表17.5所示，两次金融危机的走向极为类似。根据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政治经济学教授罗伯特·韦德（Robert Wade）的估算，不平等日益加剧，以至于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美国最富有的10%人口每年从剩余90%人口处吸取的财富数量达到了约1.5万亿美元。结果就是，富人用于投资和放贷的财富越来越多，其他人则越来越难以维持相对收入水平，或是实现自己的抱负。无论对于投机者而言，还是对于普通居民而言，房产价格的飙升都使得投资房产成为了令所有人趋之若鹜的热潮。人们竭尽所能地挤入房产市场，当价格进一步上升时，便进行风险很高的再次按揭。对这些债务进行交易和投机的金融机构的利润占所有公司利润的比例从1980年的15%上升到了2003年的40%。随着泡沫越来越大，当它最终不可避免地破灭之后，后果也变得愈发严重。
<h3>让民主变得可行</h3>
促进平等不仅不会危及民主和市场，还会起到捍卫这二者的作用。即使不承认平等的益处的人，也能够从平等中获益。
在本章开始时我们曾提到，有研究显示，超过90%的美国人表示更原意生活在收入分配状况类似于瑞典而非美国的社会里。在英国进行的一项研究同样显示，人们认为收入差距应该缩小，尽管他们大幅低估了实际的收入差距。世界上有许多人都更加青睐平等的社会，其正义感也比我们通常认为的更加强烈。我们之所以会产生错觉，部分原因在于，近几十年来富裕国家的多数人都被说服了，对平等价值观的可靠性和必要性产生了怀疑。1980和1990年代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观念的兴起导致平等主义理念从公共辩论中消失了，怀有强烈正义感的人们成为了隐藏的平等主义者。
现在到了平等主义者重回公共舞台的时刻。我们需要更加自信，因为我们的直觉被证明是正确的，这甚至出乎我们自己的意料。有证据显示，很少有人意识到现实中的不平等和不公正有多么严重，也很少有人意识到大多数人都受到了不平等的伤害。因此，首要任务就是提供信息，教育人们了解现状。
增进对这些问题的了解，已经改变了许多政客对待不平等的态度。在英国，持各种政治立场的人们都对本书表示了赞许。在2009年末发表的一份重要演说中，保守党首相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称本书表明“更加不平等的富裕国家在几乎每项与生活质量相关的指标上表现都更加糟糕……就预期寿命、罪案发生率、识字率和健康状况而言，人均GDP的影响远不如贫富差距的影响重要……我们内心都知道，只要在富人身旁还生活着许多极为贫困之人，那么我们所有人都会因此变得更加贫困。”2010年9月，在当选工党党魁后发表的首次重要演说中，埃德·米利班德（Ed Miliband）说道：“我相信，这个国家太过不平等了。贫富差距不仅伤害了穷人，更是伤害了我们所有人。”他还表示：“看看全世界就会发现，更加健康、幸福、安全的国家也正是那些更加平等的国家。”联合政府中来自自由民主党的阁员文斯·凯布尔（Vince Cable）和琳恩·费瑟斯通（Lynne Featherstone）都承诺将致力于减少不平等。
言语还只是开始。要想改变政策和政治，改变我们社会的结构，就需要让更多人认识到相关证据。没有什么比这一任务更有意义了：正如本书所揭示的，我们的民主制度、社会及其人民的健康都有赖于实现更大程度的平等。
<h3>平等基金会</h3>
如果你在阅读本书之后，希望为促进平等出一份力，那么请登录平等基金会的网站（www.equalitytrust.org.uk）。在网站上，你将发现可以下载的幻灯片和DVD教学片、对证据的简要概括、对常见问题的回答，以及对开展运动的建议。
在揭示了不平等对社会造成了多么严重的伤害之后，我们感到需要尽可能地让更多人了解相关证据。平等基金会是一个非盈利组织，目的在于让人们了解平等的益处，并开展相关运动。平等基金会的运作有赖于持有相同见解的个人与组织的捐赠。
我们希望你签署《平等宪章》，接受我们发出的简报，进行捐赠，提出意见，参与或是组织本地的平等小组。我们尤其希望你传播这些证据，说服别人相信减少不平等的必要性。对政治而言，言语就是行动。
平等基金会并非大型组织，无法代表你来执行政策、开展运动或是协调组织。其目的在于增进人们对这一问题的了解，并通过提供资源来激发或是强化其政治行为，或是教育他人的行为：例如与朋友和同事交谈，传播我们的网址，撰写博客，在当地开展运动，向报纸和政客写信，在主流媒体上提出相关问题。
我们的目标是激发支持促进平等的民意。没有民意的推动，政客很难有所作为。无论持有何种政治观点，许多人心底都怀有平等主义的理念。多数人都知道消费主义对我们造成了多大伤害，也知道没有什么比与朋友或地位平等者待在一起放松更加令人感到惬意。他们知道，家庭、朋友和社群才是促进幸福的重要因素，也知道目前的生活方式正在毁灭地球。过去数十年的文化使我们沦为了隐藏的平等主义者；现在是时候挺身而出、制定清晰的路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