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之怒(理查德·威尔金森 / 凯特·皮克特)_十六、建设未来（1 / 2）_公平之怒最新章节免费阅读无弹窗

让大公司为所欲为，纵容逐利的心态，不会有利于建设一个更宜居的世界。

——汤姆·肖尔茨（Tom Scholz）

接受塞拉俱乐部（Sierra Club）访问

在讨论促进平等所应采取的措施之前，需要指出的是，专注于各个国家内部的不平等，并不意味着忽视富国与穷国之间的不平等。有强有力的证据表明，缩小富国内部的收入差距，有利于富国对穷国的需求作出更积极的回应。我们在第4章中（图表4.6）曾指出，更加平等的国家往往会提供更多对外援助。与最不平等的国家相比，某些最平等的国家提供的对外援助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了前者的四倍。此外，更加不平等的国家在国际舞台上往往也更加好斗。较不平等国家的“全球和平指数”得分往往较低（该指数涵盖了军事状况、国内外冲突状况，以及安全、人权和稳定状况，由“人类愿景”组织和经济学人信息部联合发布）。

如果转而考察各国在国际贸易协定或是有关减少碳排放的谈判中的表现，我们会发现更加平等的国家往往会持有更加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立场。

不平等似乎不仅仅会影响人们对待本国同胞的态度，还会影响关于国际问题的规范和期望。成长并生活在更加不平等的社会中，会影响到人们对人性所持有的观点。我们已经探讨了不平等与信任程度、社群生活、暴力行为的关系；还探讨了不平等是如何影响人们早年生活的质量，进而影响到人们的同情心和侵略性的。显然，这些问题都与日趋激烈的对社会地位的争夺和消费主义态度有关。这表明，如果能够促进国内的平等，我们也许会更加友善地对待发展中国家。

然而，我们如何才能促进平等？对平等的讨论会令有些人感到忧虑。在国家政策协会于华盛顿召开的一场关于健康不平等状况的会议上，我们试图缓解人们的忧虑情绪。我们指出，由于我们使用的数据都来自发达的市场经济民主国家，而且我们所探讨的只是这些国家之间的差异，因此不必通过革命就可以解决这一问题。这场会议发行的一本小册子名字就叫作《不必革命》（It Doesn ’ t Take a Revolution ）。然而，令人惊讶的是，仍有些人认为需要通过革命才能解决这一问题。

正如平等基金会的创始人比尔·克里（Bill Kerry）所言，如果想要大幅缩小收入差距，并且对全球变暖作出有效回应，我们就需要推动社会的转型。这种转型只能通过和平方式才能实现，但仅仅对政策的细枝末节进行修补，是无法取得成功的。以争取平等为目标的社会运动需要持久的方向感，需要清楚地知道如何才能实现必要的经济与社会变革。变革的关键就在于找到新社会从将要被它取代的旧机构中脱胎而出的方式。与其等待政府行动，我们不如自己立刻开始。我们需要的不是一场宏大的革命，而是一以贯之的、不断涌现的小型变革。我们的目标在于建设更加友善的社会，这意味着我们需要避免会导致不安、恐慌和强烈抵触情绪的动荡；牢记这一点有助于增加我们成功的可能性。我们的目标在于增加人们的安全感，减少恐慌情绪；在于让所有人都感觉到，与等级森严的不平等社会相比，更加平等的社会中不仅仅有自己的一席之地，而且能够更好地实现个人的价值。

在过去，有关不平等的争论关注的是穷人的贫困状况和受到的不公待遇，减少不平等的方式则在于劝诱或是恐吓富人，令其以更加友善的态度对待穷人。然而，如今我们已经意识到，不平等会造成各种恶果，会影响到社会中的大多数人；因此，关于不平等的争论也应发生改变。社会转型符合所有人的利益。促进平等有助于提升所有人的生活质量，也有助于建立可持续的经济制度。

常常有人认为，因为人与人之间并不平等，因此我们无法实现更大程度的平等，但这种观点并不正确：平等并不意味着一模一样。“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原则并未使得人们变得一模一样；减少物质不平等也不会导致人人都变得同样平庸。财富，尤其是继承来的财富，无法反映一个人的优良品质。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曾指出：“只有实现了财富平等，优良的品质才能脱颖而出。”（第71页）也许正因如此，由瑞典来颁发诺贝尔奖是再合适不过了。

没有证据表明，更加平等社会的知识、艺术和运动成就会低于更加不平等的社会。相反，令大部分人感到自己不受重视，当然会降低整个社会的水平。尽管棒球队不足以代表整个社会，但一项为期九年、对29支球队的超过1600名球员进行的精心研究表明，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中收入差距较小的球队表现明显更好。我们在此前各章中已经发现，更加平等的国家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更大的成就。

人们曾经认为，通过政治可以改善人们的经济环境，从而增进人们的社会与情感福祉。然而，在过去的数十年间，政治已经失去了这一功能。人们现在倾向于认为心理福祉取决于个人层面的措施，例如采取认知行为疗法，为幼年生活提供支持，或是重申宗教或“家庭”价值观。然而，政策制定者显然可以通过收入分配这一途径来增进所有人的心理福祉。政客有机会大有作为。

通过专门服务来应对健康及社会问题，既昂贵，又不太有效。即使治安和医疗等最重要的服务，对于犯罪率与健康状况的影响也是有限的。社会工作及戒毒等服务的目的在于为服务对象提供治疗，而不是缓解严重的社会问题。当政府出台了旨在预防各种社会问题（降低肥胖率，减少健康状况的不平等，降低吸毒率）的政策时，这看上去也仅仅像是面子工程：通过传达善意，让人们以为政府真的在努力解决问题。当某些政策远不能实现目标时，人们不禁要怀疑，政策制定者是否真的相信这些措施能产生效果。

以健康状况的不平等为例。在十年时间内，英国政府一直承诺要缩小富人与穷人之间健康状况的差距。一名荷兰专家在对各国政策进行了独立审视后也指出，英国在执行以减少健康状况不平等为目标的政策方面居于领先地位。然而，英国健康状况的不平等并未得到改善。似乎顾问和研究者在潜意识里都明白，不应严肃地考虑那些真正有效的解决方案。

旨在解决健康及社会问题的那些动议并未触及不平等的现状，反而几乎都是在试图打破社会经济方面的弱势地位与由此产生的问题之间的联系。其潜在的希望是，人们（尤其是穷人）将继续生活在相同的环境中，但不会染上心理疾病、青少年生育、教育失败、肥胖症或吸毒等问题。

根据这种思路，每个问题都需要有自己的解决方案，而且这些方案之间并无联系。人们被鼓励多健身，不要发生无保护的性行为，不要尝试毒品，试着放松心情，在工作与生活之间找到平衡，并且多陪陪孩子。所有这些政策的唯一共同之处在于，政策制定者相信必须教育穷人，使其更加理智。但这些问题的共同根源在于不平等和相对贫困，这一赤裸裸的现实却被忽视了。

<h3>不平等的趋势</h3>

在过去数十年间，许多发达国家的不平等状况都有所加剧，但并非所有发达国家都是如此。图表16.1和16.2表明，在过去的三十年间，英国和美国穷人与富人间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了。图表中展现的是两国最富有的10%人口与最贫穷的10%人口之间的收入差距。两国的不平等状况迅速加剧，于1990年代初达到峰值，此后没有经历大的变化。两国的不平等程度一直保持在有记录以来的历史最高水平。在同一段时间内，很少有其他发达国家的不平等状况加剧程度如此剧烈，不过，只有极少数国家（例如荷兰）彻底避免了不平等加剧的问题。其他国家（例如瑞典）的不平等状况起初并未恶化，但从1990年代初起开始迅速加剧。

这两张图表明确无误地表明，在这段时间内，两国的收入差距大幅增加，达到了1970年代时的1.4倍。

既然事情变化的速度如此迅速，我们有理由相信，自己有能力将实际生活质量和人际关系质量提升到远高于现在的水平。

只要政府真的有意促进平等，就会推行许多相关政策。历史证据表明，政治意愿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政府通常不会推行促进平等的政策，除非当它们认为自己的存亡与之息息相关。世界银行于1990年代初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平等状况的改善构成了东亚各国及地区经济迅速增长的基石。该报告指出，这些政府之所以会推行促进平等的政策，原因在于它们面临着合法性危机，需要赢得民众的支持。例如，韩国需要对付朝鲜，新加坡和菲律宾则需要对付游击队。在1994年的一份世界银行出版物中，约翰·佩奇（John Page）详细描述了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政策：

图表16.1：自1975 年至2005、2006 年，英国最富有的10% 人口与最贫穷的10% 人口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了。

图表16.2：自1975 年至2004 年，美国最富有的10% 人口与最贫穷的10% 人口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了。

这些政府通过明确的机制表明，所有人都能分享未来的财富。韩国和台湾地区执行了全面的土地改革计划；印度尼西亚制定了关于大米和化肥价格的政策，以此来增加农民收入；马来西亚通过启动财富分享计划，来提高马来人的生活水平；香港和新加坡推行了大规模的公共住房计划；在许多国家和地区，政府为工人的合作组织提供帮助，并鼓励中小规模企业。无论形式如何，这些措施表明，政府希望所有人都能从经济增长中获益。

日本之所以能够成为最平等的发达国家，部分原因就在于整个统治阶层都在二战中受到了羞辱，与此同时，麦克阿瑟将军（Douglas MacArthur）手下那些无私而富有远见的美国顾问为政治和经济重建提供了帮助（包括起草新的宪法）。

其他国家也是通过类似的方式促进平等的。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之所以推行社会保障政策，是为了赢得民众对于统一德国的支持。英国的平等程度之所以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大幅提高，也是为了让民众感到负荷得到了公平的分担，从而支持战争。正如蒂特马斯所言：“要想赢得大众对于战争的支持，就必须减少不平等，社会分化的金字塔必须被推平。”

瑞典平等程度的大幅提高源自社会民主党在1932年的大选中获胜。此前，劳资争议引发了部队向锯木厂工人开枪的暴力事件。在瑞典重整军备和参战之后，于1932年至1946年间几乎一直担任首相的佩尔·阿尔宾·汉松（Per Albin Hansson）实现了令瑞典成为“无阶级社会”和“人民的家园”这一目标。

反观不平等程度加剧的那些国家，政治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的中心作用同样明显。图表16.1和16.2显示，英国和美国不平等程度加剧的现象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初尤为严重。诺贝尔经济学家得主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对美国不平等程度加剧的原因进行了分析。他表示，传统观点认为原因在于，信息技术的发展加上廉价商品进口数量的增加，导致对熟练工人的需求上升，令非熟练工人被取而代之。然而，克鲁格曼并不认可这种观点，他指出，计量经济学研究表明，这种观点的解释力非常有限。他还指出，这些因素并不能解释最富有阶层（例如CEO）的收入为何疯狂增长，而这恰恰是不平等加剧的重大特征之一；克鲁格曼还强调，尽管所有富裕国家都出现了上述现象，但只有少数国家的收入差距扩大了。在1980年代至1990年代初，加拿大、法国、日本、荷兰、西班牙和瑞士等国的不平等程度均未加剧。

克鲁格曼对美国的情况进行了专门研究，他认为，促使不平等加剧的并非市场力量，而是“机构、规范和政治权力”的变化。他尤其强调了工会的削弱、生产力分享协定的废弃、右派在政治上的影响力，以及政府税收和福利政策的改变。此外，最低工资相关立法的失效也值得一提。

尽管各国之间存在显著差异，但美国收入分配状况在20世纪的总体趋势与许多其他国家是一致的。在1929年的大萧条前夕，不平等状况达到了峰值；在1930年代末至1940年代初这段“大压缩”时期，平等程度大幅提高；随后，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直到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中期；此时，收入差距开始再度扩大，截至最近一次金融危机时，不平等程度已达到了192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关于收入分配的多数研究都对总体趋势进行了细分：工资差距扩大起到了多大作用？税收和福利政策的改变起到了多大作用？无人工作的家庭和两人工作的家庭数量同时增多，这种现象起到了多大作用？进一步的，工资差距的扩大在多大程度上归因于工会的削弱，在多大程度上归因于对非熟练工人需求的减少？事实上，任何国家收入分配状况的重大变化都不能仅仅归因于市场力量对工资水平产生的影响。克鲁格曼所指出的“机构、规范和政治权力的变化”往往发挥了更加重要的作用。税前收入差距扩大，税率累进程度降低，福利被削减，工会被削弱，等等——这些现象清晰地表明，规范与政治观念均发生了变化。如果没有发生这些变化，如果收入差距扩大在政治上仍是不可接受的，那么政府就会采取旨在缩小而非扩大收入差距的政策。在英国，直到1997年的执政党更替之后，政府才开始努力缩小收入差距。

二战前后收入差距的缩小，更是政治观念的反映。在大萧条的背景之下，失业率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社会骚乱激增，再加上对共产主义蔓延开来的恐惧，促使政府采取了行动。在美国，罗斯福总统（Franklin Roosevelt）于1930年代初开始实行“新政”；战争爆发后，许多政府更是大幅缩小了收入差距。

如果“市场力量”真的是导致不平等加剧的主要因素，那么战后格局就不会维持长达三四十年时间，使得收入差距直到1980年代才开始再度扩大。战后共识的终结显然与政治观念的右倾有关。新右派得意洋洋地鼓吹自由市场的益处，货币主义经济学家的学说则被里根（Ronald Reagan）和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奉为圭臬，共产主义不再构成实实在在的威胁，许多政府将国有的公共设施私有化。

只需要回想一下1848年震动多个欧洲国家的革命洪流、1960年代的激进主义，以及1989至1990年代苏联、罗马尼亚等共产党政权的垮台，我们就能意识到政治观点是如何席卷全球的。1980年代以来收入差距的普遍扩大正是政治风向再次转变的结果，证据在于，除了加拿大以外，收入差距扩大最为迅速的都是奉行自由市场意识形态、推行旨在使得劳动力更具“弹性”的政策的英语国家（英国、美国、新西兰、澳大利亚）。语言和意识形态上的密切关系导致这些国家迅速交叉感染，并且染上了重病。

对1980至1990年代澳大利亚、加拿大、德国、日本、瑞典、英国和美国不平等变化趋势的研究发现，最为重要的因素在于工会成员数量。这项研究表明，高失业率削弱了工人的议价能力，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最重要因素是工会成员数量的下降。

会对工资协定产生影响的，除了工会化的程度以外，还有公司中工人代表的比重。欧盟委员会对规模较大的公司中工人代表与参与协商的最低标准作出了规定，但各国实际在多大程度上遵守了相关规定不得而知。日本的管理层与工会之间的关系通常要密切得多。根据日本雇主联合会的数据，大公司中15%的董事是前工会领袖。在欧盟各成员国，集体工资协定涵盖了多达70%的雇员，而在美国这一数字仅为15%。英国的这一数字是35%，在欧盟各国中处于最低水平。

<h3>促进平等的不同路径</h3>

与其提议通过某条特定的路径或是某些特定的政策来缩小收入差距，不如指出存在着多种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我们在第13章中曾指出，尽管更加平等的国家通常都是通过再分配性质的税收和福利政策、通过庞大的福利国家这一工具实现这一目标的，但日本在采取税收和福利政策之前就已经实现了较高程度的平等。日本税前收入的差距较小，不大需要进行大规模的再分配。因此，尽管日本的社保转移支付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要低于美国，但平等程度却高于美国。虽然在我们的分析中，美国和日本分别属于最不平等和最平等的国家，但其社会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均很低，分别排在倒数第二和倒数第三位。

美国各州的情况同样表明存在着实现平等的不同路径。各州总税负占收入的比例与其不平等状况之间并不存在关联。佛蒙特州和新罕布什尔州相互毗邻，都位于新英格兰地区，它们之间的对比格外令人感到震惊。佛蒙特州的税收负担位居全国之首，新罕布什尔州的税收负担则仅高于阿拉斯加州，位居全国倒数第二位。然而，新罕布什尔州在“健康与社会问题指数”上表现最为出色，佛蒙特州则位居第三位。这两个州的平等状况也十分良好：尽管税收政策差异极大，但它们的平等程度在全国分居第四和第六位。是否需要执行再分配政策，取决于税前收入的差距。

国际和美国国内的情况都揭示了同一个道理：可以通过不同的道路促进平等，从而改善健康状况，减少社会问题。正如我们在第13章中指出的，重要的是实现平等这一目标，而不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然而，这些图表同样表明，执行低公共开支、低税收的政策是存在风险的。如果政府没有办法缓解严重的不平等，那么就需要更多的监狱与警察，就会面对更加严重的心理疾病、吸毒等各种问题；如果实行低税收、低福利的政策会导致收入差距扩大，那么随之而来的社会问题可能迫使政府加大公共开支的力度，以应对这些问题。

也许存在着这样的选择：当不平等状况十分严重时，通过公共开支来应对社会问题；当不平等状况不严重时，将公共开支用于支付社会福利。1980年代以来的美国收入不平等程度急剧恶化，可谓公共开支的两种用途之间关系失衡的一个实例。在这段时期内，用于监狱的公共开支增长速度是用于教育的公共开支增长速度的六倍，许多州用于监狱的公共开支甚至超过了用于教育的公共开支。

人们更愿意生活在用于教育的开支高于用于监狱的开支的社会。不仅仅如此，为幼年生活提供支持的政策还会意味着，许多囚犯也会挣得收入和支付税收，而不是仅仅成为耗费公共资金的负担。正如我们在第8章中看到的，学前补助可以成为一项能带来丰厚回报的长期投资：获得补助的孩子日后需要接受特殊教育的可能性更低，成年后的收入更高，依赖于福利或走上犯罪歧途的可能性也更低。

可以认为，存在着实现平等的两条不同路径：一是通过税收和福利政策来实现贫富之间的收入再分配，一是在再分配之前就实现较小的税前收入差距。这两种策略并非相互排斥的，我们可以同时使用这两种策略来促进平等。仅仅单独凭借某种策略无异于束缚住了自己的手脚。无论如何，需要注意的是，主张促进平等并不意味着主张扩大政府规模。既然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促进平等，那么重要的就是激发必要的政治意愿。

既然一切最终都归结于政治，那么我们如何才能激发必要的政治意愿，从而缩小收入差距？用强有力的证据表明更加平等的社会才是更加美好的社会，将对民意的转变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许多人私底下对于平等和公正都怀有强烈的信念，但他们往往担心其他人并不持有相同的观点。越来越充分的证据表明，不平等会对社会造成伤害，这些证据将人们私底下的信念转变成了公开陈述的事实，因而格外有力。这将大大加强怀有此种信念者的信心，激励他们采取行动。此外，新的证据还会促使有些人转变观点。许多人都对社会失败的种种迹象感到非常担忧，并且试图寻找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

政治分歧多源自对于解决方案持有不同的看法，而并非由于对问题出在哪里持有不同的意见。无论持有怎样的政治立场，几乎所有人都更愿意生活在更加安全和友善的社会里。所有人都同意，各种健康及社会问题在美好的社会中较不常见。因此，人们争论的焦点在于解决方案。尽管人们提出了许多为面临特定困难的个人提供帮助的方法，但本书所引用的证据表明，促进平等将有助于解决全社会的诸多问题。此外，促进平等还是解决全球变暖问题相关政策的重要一环。近年来在英国对焦点人群进行的研究表明，认识到不平等造成的恶果，会极大地影响到人们对待不平等的态度。在研究中，社会背景、政治立场各异的参与者了解到了不平等对信任程度、儿童冲突、心理疾病会产生何种影响。他们不仅根据直觉就认为二者之间很可能存在关联，而且还改变了自己的立场，许多人不再反对促进平等。在意识到平等能够改善所有人的生活质量后，就连那些对于促进公正无动于衷的人也开始主张促进平等。这些证据能够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激发必要的政治意愿，从而促使人们减少不平等。

数十年来，由于无法构想更加美好的社会，进步政治遭到了严重削弱。人们提议以零敲碎打的方式改善生活的方方面面，开展反对破坏环境行为的运动，主张以更加友善的态度对待寻求避难者，游行反对进行军事干涉。然而，这些运动都并非以使社会变得更加美好、适合大多数人生活为目标，无法起到激励作用。没有如此宏大的愿景，政治很难激发人们的热情。

然而，大多数人都渴望变革。在本书的第1章中，我们曾提到一份名为《渴望平衡》的报告。该报告指出，多达四分之三的美国人感到社会的价值观出现了问题。他们感到消费主义和物质主义盖过了更加重要的价值，例如友谊、家庭和社群生活。尽管政客也意识到了这一深层次的问题，并且以此来争取选票，声称自己主张“变革”，但他们能够考虑的变革往往仅限于改变自己的个人形象，完全不知道如何才能使日常生活变得更加愉悦和有意义。

民调还显示，公众非常渴望缩小收入差距。根据英国民调，在过去二十年间，认为收入差距过大者所占比例平均在80%左右，很少低于75%，尽管实际上多数人仍低估了收入差距。就美国而言，2005年的“马克斯韦尔公民参与调查”显示，超过80%的人认为严重的不平等已经构成了一大问题，几乎有60%的人认为政府应当努力减少不平等。盖洛普公司的一项民调询问受访者是否认为收入及财富的分配是公正的，在1984至2003年间，有超过60%的受访者认为收入及财富的分配需要变得更加公正。

<h3>大公司的权势：被置若罔闻的事实</h3>

之所以难以激发必要的政治意愿，原因之一在于我们感到自己无力做出改变。我们也许都会谴责超级富豪的巨额财富，但我们又能做些什么呢？有证据表明，工会能够发挥一定作用，但并不足以改变这一结论：当今社会严重的不平等是经济机构中权力集中的产物。毕竟，我们就职的这些经济机构是收入不平等的主要源泉。价值的创造与分配都是在这里完成的，需要通过再分配来调节的不平等也是在这里形成的，也正是在这里，我们被泾渭分明地按照森严的等级区分成了上级与下级、老板与下属。

2007年，美国最大的365家公司的CEO薪水达到了其雇员平均收入的500多倍，而且二者之间的差距还在越拉越大。许多大公司CEO的日薪超过了普通员工的年薪。2007年《财富》500强公司内部的收入差距达到了1980年时的十倍，彼时收入不平等刚刚开始加剧。

由于大公司与小公司之间、各个部门之间的CEO与普通员工收入差距之比差异很大，因此很难在国际范围内对此进行比较。不过，一家权威机构进行了此类尝试，他们的研究显示，就制造业的CEO与普通员工收入之比而言，日本为16比1，瑞典为21比1，英国为31比1，美国则是44比1。

根据《卫报》（Guardian ）对CEO薪酬进行的年度调查，富时100指数所涵盖的公司高管收入近年来分别增长了16%、13%、28%和37%（2006至2007年）；而在这段时间内，通货膨胀率很少高于2%。大公司CEO的平均收入（包括分红在内）约为290万英镑。在审视了经验性研究之后，国际劳工组织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高管薪酬和公司业绩之间基本不存在关联；该组织指出，过高的薪酬很可能源自高管在议价时占据的主导地位。

大企业的薪酬远胜于公共部门。在美国，在上市公司就职的20名薪酬最高者的收入几乎达到了非盈利部门20名薪酬最高者的四十倍，以及20名薪酬最高的将军或是联邦政府内阁秘书的200倍。

看上去似乎是主要产业的去国有化，加之大批原本由会员掌控的互助会、房屋互助协会、储蓄互助会和信用合作社的私有化，导致收入差距如图表16.1和16.2所示那样日益扩大。在转制成为盈利性公司后不久，CEO和其他高管的薪水往往都能大幅提升，这也许正是英国的不平等状况在1980年代中期开始迅速加剧的部分原因。英国电信公司于1983年被私有化，英国天然气公司于1986年被私有化，随后许多大型公司都于1987年被私有化。从一国范围来看，收入差距扩大与私有化进程同样是同步的。

如今，不少大公司的权势甚至超过了许多国家。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表示：

在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根据附加值列出的最新榜单中，世界上最大的100个经济实体中有29个是跨国公司。在2000年海外资产最多的200家跨国公司中，埃克森公司的附加值最高（630亿美元）。在这份新榜单中，埃克森公司排在第45位，这意味着其经济规模相当于智利和巴基斯坦。尼日利亚的经济规模位于戴姆勒-克莱斯勒和通用电气之间，菲利普·莫里斯公司则相当于突尼斯、斯洛伐克和危地马拉等国。

其他人使用不同的方法进行了估算，他们认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中半数都是跨国公司，通用汽车的经济规模大于丹麦，戴姆勒-克莱斯勒大于波兰，荷兰皇家壳牌公司大于委内瑞拉，索尼大于巴基斯坦。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于1791年在《人权》（The Rights of Man ）一书中抨击了坐拥大片土地的贵族；与之类似，这些生产性资产实际上同样掌控在极其富裕的极少数人手中，使得我们自认为实现了真正民主的说法如此苍白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