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物让人们交到朋友，朋友们彼此交换礼物。

——马歇尔·萨林斯，《石器时代经济学》

<h3>三思而后行</h3>

尽管政治上的左右两派对于不平等一直持有不同的态度，但很少有人会不愿意生活在一个更加友善、暴力事件更少发生、心理健康状况更佳、社群生活参与度更高的社会里。关键问题就在于，在证明了减少不平等有助于建立更加美好的社会后，人们是否相信平等这一目标是可以实现的。当然，我们在分析中没有将现实社会与不可能实现的、想象中的、完全平等的社会进行比较，我们要探讨的既不是乌托邦，也不是完美的人性。我们的结论均来自对于各个现实中存在的、并非异常的社会的比较。我们尤其关注的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各个国家之间的差异，这些国家都享有民主制度和言论自由。毫无疑问，人们可以在不平等程度极低的社会里（例如日本和北欧国家）安居乐业。和有些人（他们可能来自政治光谱的任意一端）所认为的不同，我们的研究成果绝非不切实际，而是与市场经济民主国家的制度结构相一致的。

也许有些人仍然不愿意接受我们的结论。在更加不平等的国家看来，的确很难理解为何某些国家在如此平等的情况下依然能良好地运转。似乎到处都有证据证明物质自利是主宰人类生活的法则。富有效率的市场经济似乎证明了，正如经济学理论所假设的一样，贪婪才是主导人类行为的动机。就连犯罪这一负担都是由于无法阻止人们不顾一切地满足自私的欲望所导致的，人性闪烁出关爱与共享光芒的时刻少之又少。

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不平等对我们造成的严重伤害，以及我们所拥有的追求不一样社会的潜力，有助于我们打消上述疑虑。我们需要认识到，不必重建我们的基因，平等就足以塑造一种更加友善的人性。

<h3>同一枚硬币的两面</h3>

在我们为本书进行的研究中，社会地位和友谊总是像对立的两极一样结伴出现。首先，二者都是决定个人健康状况的因素。我们在第6章中发现，友谊及参与社交生活十分有利于健康，社会地位低、地位差距大、不平等程度严重则有害于健康。其次，二者在社会中的变化也是同步的。我们在第4章中发现，当不平等加剧时，社交程度（用社群生活的活力、人们互相信任的程度和暴力事件的发生频率来衡量）也会随之下降。第三，人们通常愿意与和自己地位相近者交朋友：地位或财富差距越大，人们之间的距离也越远。

什么因素使得社会地位和友谊之间的联系如此紧密？答案很简单，二者代表的是令人们汇聚到一起的两种截然相反的方式。如同动物世界里的强弱排序一样，社会地位分化实质上也是一种凭借强制力和特权来进行排序的方式，不顾及其他人的需求。最为赤裸裸和野蛮的形式就体现为“强权即真理”和“弱肉强食”这种态度。

友谊与之截然不同。这是一种基于互惠、互助、共享、义务、合作与顾及他人需求的关系。礼物是友谊的象征，因为这表明了赠送与接受礼物的双方不是在为生活必需品展开竞争，而是认识到并满足了对方的需求。社会人类学家萨林斯的话一语中的：“礼物让人们交到朋友，朋友们彼此交换礼物。”分享食物和聚餐具有同样的象征意义，这两种行为格外有力，因为食物是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在物资稀缺的年代，争夺食物有可能对社会构成严重的破坏。

<h3>是敌是友？</h3>

对我们来说，社会地位和友谊至关重要，因为二者代表了处理社会组织和政治生活中最根本问题的两种不同方式。由于同一物种的成员有着相同的需求，因此它们有可能成为彼此最大的对手，争夺食物、庇护所、性伴侣、一片绿荫、一处适宜筑巢的场所等必需品和舒适品。结果就是，尽管存在着来自掠食者的威胁，但冲突往往并非发生在不同物种的成员之间，而是发生在某个物种内部。社会地位较低的狒狒用于躲避强势狒狒的时间比用于躲避狮子的时间还多，地位较低的动物身上的疤痕和伤口大多来自本物种的强势动物。在我们的生活中同样到处都是物种内部争斗的迹象，只需要观察花园里争夺食物的鸟儿、打斗的小狗，或是想象一下遭到禁止的斗鸡运动，就能意识到这一点：这些都是物种内部的冲突。

人类也面临同样的问题。早在17世纪时，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就曾将资源稀缺引发冲突的危险作为其政治哲学的基础。由于我们有着相同的需求，争夺稀缺的必需品会导致我们陷入“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持续冲突。霍布斯相信，由于这种危险的存在，政府的首要职责就是维护和平。他认为，没有政府掌控大局，“自然状态下的”生活将会是“孤寂、贫穷、肮脏、残酷和短暂的”。

然而，霍布斯或许忽略了一项重要的因素。除了爆发冲突的可能性之外，人类还具有相互合作、学习、友爱、协作这一独特的潜力。鸵鸟或水獭固然不会帮助受伤的同伴，但人类会。我们不单单能够关心和保护他人，由于多数能力都是习得的，所以我们还得依靠他人才能掌握生存技能。类似的，人类实现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独特能力意味着我们具有从合作中获益这一独一无二的潜力。因此，我们不仅有可能成为彼此最大的对手，还有可能为彼此带来慰藉和安全。

我们之所以关注友谊与社会地位，是因为社会关系的质量事关人们的福祉，决定了他人究竟是令人望而生畏的对手，还是安全感、合作与支持的来源。社会生活的这些维度是如此关键，以至于缺少朋友和社会地位低下成为了当下富裕国家的人们长期压力的最主要来源。

尽管霍布斯正确地指出了同一物种成员之间的竞争会导致危险这一潜在问题，但他对于在有能力维持和平的政府出现之前社会所处状态的观点却错得离谱。如今我们更加了解狩猎与采集社会的情况，显然我们的祖先并非生活在持续的冲突之中。相反，正如萨林斯指出的，他们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来维持和平。为了避免“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他们建立起了以礼物交换和食物共享为基础的、高度平等的社会与经济生活，这有助于最大程度地减轻敌意，保持人际关系的和睦。购买、售卖和以物易物等与私利直接相关的交换方式一般都被认为是不可接受和不合法的。

这些模式证明了一条基本真理：物质与经济关系实际上是社会关系。

<h3>经济学试验</h3>

传统经济学理论基于这样的假设：将物质私利最大化这一内在倾向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人类行为。然而，一系列经济试验证明，事实远非如此。

在“最后通牒游戏”中，志愿者被随机配对成“建议人”和“回应者”，但并不知道彼此的名字，也不会碰面。“建议人”得到了一定数目的金钱，并且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分给“回应者”一部分。“回应者”可以表示接受或是拒绝。如果“回应者”表示拒绝，那么两人将一无所获；如果“回应者”表示接受，那么两人就按照这一方案分走这笔钱。

每一组只进行一次游戏，因此没有理由为了迫使“建议人”提出更加慷慨的报价而拒绝金额较少的报价。因此，从私利出发，“回应者”应当接受任何报价，而“建议人”应当提出尽可能少的报价。

试验表明，黑猩猩的行为果真如此，但人类的行为并不是这样。实际上，在发达社会中，“建议人”提出的报价一般在43%至48%之间，最常见的报价则是50%。我们倾向于牺牲自己的利益，与此前从未谋面、此后也不再有交集的陌生人平等地分享一笔财富。

“回应者”往往会拒绝低于20%的报价。“回应者”不惜损失这笔钱，也要惩罚贪婪的“建议人”。这种不惜牺牲自己的利益也要惩罚他人的欲望，被称为“利他性质的惩罚”。这种惩罚对于强化合作行为、防止他人占小便宜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尽管“最后通牒游戏”这项研究与各个社会的不平等状况无关，但其考察的仍是人们与他人分享财富的行为平等与否，考察的是人们愿意以何种方式对待他人（即使与这些人素昧平生，甚至会牺牲自己的利益）。“最后通牒游戏”的结果表明，人们更加愿意平等地对待他人，这对现实中存在的不平等状况构成了极大挑战。

<h3>黑猩猩与倭黑猩猩</h3>

有些灵长类动物社会等级更加森严。对这些灵长类动物社会制度的差异进行考察，我们往往会感到，冲突的严重程度、社会关系的质量和两性之间的关系都会受到其等级制森严程度的影响。人类当然不会拘泥于某一种社会制度。我们有着良好的适应性，既可以生活在非常平等的社会里，也可以生活在等级森严的社会里。然而，等级制对于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也产生了类似的影响，虽然决定人类行为的因素主要是文化，而非本能。我们在第4章中发现，等级较不森严的社会受男性支配的程度也较低，女性的地位更高。类似的，在更加平等的社会中，社会关系也较为平和；人们彼此之间信任程度更高，社群生活更加活跃（第4章）；暴力事件更少（第10章）；惩罚措施更为宽大（第11章）。

大约在600万至700万年前，进化树发生了一次分裂，由此出现了两种类人猿：黑猩猩与倭黑猩猩。从基因上看，二者与人类的亲缘关系同样接近，但它们的社会行为却有着惊人差异，代表着解决争夺稀缺资源这一霍布斯式问题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

一群黑猩猩受到一只居于支配地位雄性黑猩猩的统领，它在体型、力量和组建联盟（常常需要获得雌性的支持）的能力上都占据优势。对于任何物种而言，等级高低决定着获取稀缺资源的机会是大还是小。对雄性而言，与雌性交配也属于稀缺资源。等级次序是通过频繁的竞争和展示武力得以确定和维持的。灵长类动物学家弗兰斯·德瓦尔（Frans de Waal）和弗兰斯·兰廷（Frans Lanting）写道：

黑猩猩通过精致的仪式向他者表明自己的地位。尤其对于雄性而言，一只黑猩猩会匍匐在地上，喘着粗气；另一只黑猩猩则站在一旁，作出温和的恐吓状，清晰地表明二者之间的等级关系。（第30页）

另一方面，倭黑猩猩的行为截然不同。与黑猩猩相比，倭黑猩猩的各个群体之间不仅更少发生冲突，而且在两性地位上也要更加平等。雌性倭黑猩猩和雄性同等重要，等级制则没那么森严。尽管雄性的体型稍大于雌性，但雌性通常可以优先进食。倭黑猩猩常被称为“友爱、共享”的类人猿，它们常常进行不论性别和年龄的性行为，包括互相自慰。对倭黑猩猩而言，性行为的目的并不仅仅在于繁衍后代，还在于缓解压力，避免冲突。正如德瓦尔所言：“性是倭黑猩猩社会的粘合剂。”（第99页）性行为可以缓解冲突，彰显友谊，放松压力。倭黑猩猩通过性行为来避免争夺稀缺资源会导致的冲突。喂食时间显然也是性行为的高峰时段，早在饲养员投入食物之前，雄性倭黑猩猩就已经勃起，雄性和雌性纷纷邀请同性和异性性伴侣来发生性行为。它们还通过同样的方式避免稀缺资源可能引发的其他冲突。

尽管对于人类而言，性行为并非进食的前奏，但用餐依然是最重要的社交行为，无论是家庭聚餐、与朋友聚餐、盛宴，或是圣餐时分享面包与酒的宗教仪式。

德瓦尔和兰廷对黑猩猩与倭黑猩猩的行为差异作出了总结：“如果说，就性与权力这如影随形的两个概念而言，黑猩猩青睐的是后者，那么倭黑猩猩显然更加青睐前者。黑猩猩通过强权来解决与性相关的争议，倭黑猩猩则通过性来解决关于权力的问题。”（第32页）研究发现，也许正是由于这一差异，在完成合作任务时，倭黑猩猩的表现要优于黑猩猩。

那么为何会出现如此不同的结果？有意思的是，研究人员发现，黑猩猩与倭黑猩猩在一段控制着社交、养育后代及性行为的DNA上存在着差异。也许令人感到安慰的是，就这段DNA而言，与人类更加相似的是倭黑猩猩，而不是黑猩猩。这表明人类共同的祖先也许偏爱性行为胜于战争。

<h3>善于社交的大脑</h3>

我们既可以对萨特（Jean-Paul Sartre）的“他人即地狱”这一论断表示赞同，也能够认识到他人也可以成为天堂；这一事实表明了我们在社会生活中是多么的纠结。人们对影响心血管健康的最大压力来自何处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与他人交往过程中的冲突与紧张关系是日常生活中给人带来最大压力的因素，对情绪会产生即时的和持久的影响”，这种压力比工作、金钱或其他困境导致的压力更加严重。社会互动对于人脑的进化有着重大影响，因为与他人关系的好坏不仅仅事关我们的福祉，还会影响到我们能否幸存和繁衍后代。

灵长类动物学家罗宾·邓巴（Robin Dunbar）最先指出，各种灵长类动物群体规模的大小（是否独居、结伴生活，或是过着或大或小的群体生活）与其大脑中新皮质所占比重之间存在密切关联，这一点充分证明了上述结论。群体规模越大，我们就需要更多新皮质来应对社会生活。旧石器时代的人类祖先所处的社群通常要大于其他灵长类，它们大脑中新皮质所占比重也要比其他灵长类高。由于新皮质对于人脑的发育至关重要，因此，我们之所以变得比其他灵长类更加聪明，原因可能就在于我们过着更加复杂的社会生活。

人类十分在意社会互动，在意他人说了些什么，在意他们可能的想法，在意他们是友善、随性，还是粗鲁，在意他们行为的动机，在意我们应该如何回应。所有社会过程都有赖于某些基本的社会技能，例如辨识并区分不同的面孔，使用语言，从肢体语言揣测他人的想法与感受，注意到他人的独特之处，理解并留心社会能够接受哪些行为、不能接受哪些行为，察觉并塑造他人对自己的印象，以及交朋友和应对冲突。然而，我们的大脑之所以进化成了进行互动的社会性器官，原因并不在于为了让他人感到愉悦，而是由于对我们而言，建立起良好的社会关系是至关重要的。正因此我们才如此在意社会关系。其他人之所以会成为我们的地狱或是天堂，原因就在于他们既有可能成为我们最大的对手，也有可能成为合作、友爱和安全的最佳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