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2>十三、功能失调的社会</h2>

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可以自全；每个人都是大陆的一片、整体的一部分。

——约翰·多恩（John Donne），

《沉思录·第十七章》（Meditation XVII ）

此前九章表明，就各个发达国家以及美国而言，在更加不平等的社会中，最重大的健康与社会问题更加常见。就这两组考察对象而言，我们发现的关联都足够强有力，不能归结为偶然，而且其重要性决未被高估。首先，更加不平等的社会与更加平等的社会差距非常大，前者发生健康与社会问题的概率是后者的三至十倍。其次，这些差距并非仅仅体现在一小群人（或是穷人）身上，而是会影响到所有人。

<h3>功能失调的社会</h3>

在第4至12章中我们发现，某些国家几乎在所有方面都表现出色，而另一些国家则几乎在所有方面都表现糟糕。根据一国在某一方面的表现，你便可以预测出该国在其他方面的表现。例如，如果某国人民健康状况不佳，那么你就可以相当自信地预测出该国的监禁率、青少年怀孕率会较高，读写能力较差，肥胖人数较多，心理健康状况较差，等等。不平等似乎会导致这些国家出现全方位的功能失调。

在国际上，收入分配情况良好的国家是斯堪的纳维亚诸国和日本。与之相反，经受着最严重健康与社会问题的国家通常都是美国、葡萄牙和英国。对于美国的五十个州而言同样如此。新罕布什尔州、明尼苏达州、北达科他州和佛蒙特州在各方面都表现出色，密西西比州、路易斯安那州和亚拉巴马州则在各方面都表现糟糕。

图表13.1与图表2.2的内容相同，对这些发现进行了总结。这张图表再次揭示了不平等状况与“健康与社会问题指数”之间的关联。该图还表明，这种关联并不仅仅适用于某些特定国家（如最平等和最不平等的国家），而是对所有发达的市场经济民主国家都有效。尽管对于美国的五十个州而言，二者之间的关联有时并非如此强有力，但从国际上来看，美国的总体情况依然符合我们的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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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3.1：在更加不平等的国家，健康与社会问题更加常见。

尽管各国的数据在精确性上可能会有差别，但重要的是不应挑选符合自己意愿的数据。因此，我们自始至终使用的都是联合国公布的关于不平等状况的数据。在对美国各州进行分析时，我们使用的是美国人口普查局公布的数据。不过，即使有人对某些个别的数据表示强烈反对，这也不会改变图表13.1所呈现的总体态势。关于健康与社会问题的数据同样如此，我们所使用的都是未加调整的原始数据。

出人意料的是，唯一一项在更加平等的国家更为常见（但对于更为平等的美国各州而言，差异并不显著）的社会问题是自杀。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有两点。首先，在某些国家，社会地位较低者的自杀率并不更高。例如在英国，只是在最近几十年里，自杀才呈现出明显的社会坡度。其次，自杀与他杀之间常常有着反向联系。心理学上一种老生常谈的说法告诉我们，人们要么向外发泄愤怒情绪，要么向内发泄；要么责怪他人，要么责怪自己。在第3章中我们注意到，人们愈发倾向于责怪外部世界（即防御性的自恋心态）；此外，美国人与日本人的态度形成了鲜明对比。值得注意的是，一篇研究纽约市哈勒姆区健康状况的论文显示，自杀是该地区唯一比美国其他地区发生率更低的致死原因。

<h3>有益于所有人</h3>

人们常常会认为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都是显而易见的，也许还会讽刺地补充道，没有必要进行耗资巨大的工作，反正得出的结论我们早就知道了。然而，这种“早就知道”的感觉常常是在研究结果公布之后产生的“后见之明”。如果事前就要求人们作出预测，那么显然各种结果都是可能的。在此前数章考察了表明不平等与众多社会问题之间存在关联的种种证据后，我们希望大多数读者都感到这些结论是符合直觉的。的确，在更加不平等的社会里，与相对贫困相关的问题会更加常见，这一结论看上去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如果你询问人们为何平等有助于减少此类问题，多数人的回答是，这一定是因为在更加平等的社会里穷人更少。这样的答案暗示了平等有利于底层人民。然而，这样的解释不仅仅非常不全面，而且还表明我们并不理解这一现象会影响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事实上，不平等损害了大多数人的利益。

出乎意料的一项发现促使我们意识到了这一点：就第4至12章所讨论的各种问题而言，各国之间的差距非常大。将最不平等的社会与最平等的社会进行对比，前者的心理疾病发病率和监禁率都是后者的五倍，肥胖率是六倍，谋杀率的差距则更大。各国之间差距如此巨大的原因在于，受到不平等影响的不仅仅是最贫穷的群体，而是大多数人。例如，美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之所以要比日本人短4.5年，主要原因并非最贫穷的10%美国人预期寿命要比日本人短45年，而其他人的预期寿命与日本人相同。正如流行病学家迈克尔·马莫特（Michael Marmot）经常指出的，即使将穷人的健康问题排除在外，不平等造成的多数健康问题依然存在。换句话说，即使只考虑美国白人的死亡率，这也依然要比其他大多数发达国家更加糟糕。

对更加平等和更不平等的社会中不同群体的健康状况进行比较后，我们发现平等有利于大多数人。近来，《美国医学会期刊》（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发表的一项研究对美国和英格兰中年男性的健康状况进行了比较。为了增强可比性，研究对象仅限于两国的非拉美裔白人。根据收入水平和受教育程度，研究对象被分成了不同的小组。图表13.2显示的是受教育程度为高、中、低者的糖尿病、高血压、癌症、肺病和心脏病发病率。前方的浅色条块代表英格兰，后方的深色条块代表美国。无论受教育程度是高是低，美国人的发病率总是高于英格兰。此外，就死亡率以及血压、胆固醇和压力程度等指标而言，美国的状况也都比英格兰糟糕。

这篇研究文章的作者表示，无论是按照收入水平还是受教育程度进行分组，美国人健康状况的阶级差异都要大于英格兰——尽管这一现象并不特别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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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3.2：无论受教育程度是高是低，美国人的发病率总是高于英格兰。

与美国相比，英格兰更加平等，也更加健康。然而，将瑞典与英格兰及威尔士的死亡率进行对比，情况就不同了。为了使比较更加精确，瑞典研究者按照英国的职业类别对瑞典的大量死亡案例进行了分类。在英国的职业类别中，位于底端的是被列为第五级的非技术体力性职业，位于顶端的是被列为第一级的专业性职业。图表13.3显示的是瑞典与英格兰及威尔士工作年龄男性死亡率的差异。与英格兰及威尔士相比，瑞典更加平等，各种职业劳动者的死亡率也更低。事实上，英格兰及威尔士最高级别职业的死亡率甚至要高于瑞典最低级别职业的死亡率。

另外一项类似的研究将瑞典和英格兰及威尔士的婴儿死亡率进行了比较。研究者按照同一套分类标准，根据父亲的职业对婴儿死亡案例进行了分类。图表13.4显示了比较结果。由于无法按照父亲的职业进行分类，单身妈妈的案例被单独列出。瑞典婴儿死亡率再次全面低于英格兰及威尔士。（需要指出的是，这些研究结果都是在一段时间之前发表的，目前的死亡率要比当时低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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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3.3：与英格兰及威尔士相比，瑞典各种职业工作年龄男性的死亡率都 更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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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3.4：瑞典婴儿死亡率全面低于英格兰及威尔士。

研究人员还对美国五十个州的情况进行了比较。结果表明，收入差距较小同样对所有人都有益。一项研究总结称，无论是按照受教育程度、种族，还是按照收入水平分类，“收入不平等对所有群体都造成了影响”；研究人员甚至将不平等比作波及全社会的污染物。我们将美国各县分为较平等的25个州以及较不平等的25个州这两组，考察了中位收入水平与死亡率之间的关联。图表13.5表明，正如预期的一样，无论是在较平等的州，还是在较不平等的州，较贫穷的县往往死亡率更高。然而，在相同的收入水平上，较平等各州的死亡率总是低于较不平等的各州。对不同收入水平的死亡率进行比较，我们发现较贫穷的县从平等中获益最大，不过即使最富裕的县也同样能从平等中获益。这几张图表所揭示的道理实质上是相同的：平等有益于美国各个收入水平的群体；类似的，平等也有益于瑞典的所有阶级，对于下层阶级则最为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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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3.5：将美国各县分为属于较平等的25 个州以及属于较不平等的25 个州这两组之后，考察县中位收入水平与死亡率之间的关联。

第8章中的图表8.4同样表明平等有益于整个社会。该图表根据父母的受教育程度（也就是间接地根据家庭的社会地位），对各国年轻人的读写能力进行了比较。与更加不平等的英国和美国相比，在更加平等的芬兰和比利时，社会底层从平等中获得的益处更大。不过，即使对于父母受教育程度很高的群体而言，芬兰和比利时年轻人的读写能力也要优于英国和美国年轻人。

人们经常提出的疑问是，富人是否会从平等中获益。也许正如约翰·多恩所言，“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可以免受不平等的影响。我们曾讨论过的研究通常会根据收入水平或受教育程度，把研究对象分为三到四个小组，有时还会根据职业类别分成六个小组（如图表13.4）。这些研究似乎表明，即使最富有的群体也会从平等中获益。然而，如果所谓“富人”指的是百万富翁、名流、媒体大亨或大公司老板的话，那么我们只能猜测平等会对他们造成何种影响了。我们也许会觉得这个世界完全是被那些不停在媒体上出现的姓名和面孔主宰的，但实际上这些人占总人口的比例非常微小，无法单独加以考察。由于无法获得关于这极小一部分人的数据，我们只能猜测他们是否能够免于更加不平等的社会中更加严重的暴力、毒品或心理疾病问题。布兰妮·斯皮尔斯（Britney Spears）、约翰·列侬（John Lennon）、科特·柯本（Kurt Cobain）、玛丽莲·梦露（Marilyn Monroe）、肯尼迪兄弟、戴安娜王妃（Princess Diana）、玛格丽特公主（Princess Margaret）等名流的生活与死亡似乎表明，他们并不能够免于这些问题。不过，上述研究得出的明确结论是，平等甚至将令从事顶级职业、收入水平和受教育程度最高者也从中获益，这一小部分极其富有之人也被包括在内。总而言之，无论对于美国各州还是各个发达国家而言，平等都将有益于大多数人。正是因为如此多的人能够从平等中获益，不同社会之间各种问题严重程度的差距才会如此之大。

在过去几年间，当上述研究成果纷纷涌现时，平等能够令大部分人从中获益的结论受到了许多质疑。多个国际合作研究小组对不同国家健康不平等的状况进行了比较，结果发现各国健康不平等的状况并没有太大差别。这似乎与更加平等的国家健康状况更好这一结论相矛盾。如果平等无助于缩短贫富之间的健康差距，它又如何能够改善总体的健康状况呢？当时，这个问题构成了一大障碍。不过，如今我们已经明白了，这两种结论其实并不矛盾。收入差距缩小，有利于改善所有人的健康状况，但穷人健康状况的改善幅度要大于富人。如果收入差距缩小促使社会各阶层的死亡率均下降相同的百分比，那么贫富之间死亡率的相对差距将保持不变。假设社会最底层的死亡率为万分之六，最顶层的死亡率仅为万分之二。如果所有群体的死亡率均下降50%，那么最底层的死亡率将降至万分之三，最顶层的死亡率将至万分之一。尽管从绝对数量上来看，穷人死亡案例减少的幅度更大，但贫富之间死亡率的相对差距依然是三倍。只要社会各阶层的死亡率均下降相同的百分比，那么穷人死亡案例减少的幅度会更大，但贫富之间的相对差距将保持不变。

这两项研究的结论曾经看似矛盾，但实际上揭示了平等的重大意义。既然在更加平等和更加不平等的社会中，贫富之间健康状况的相对差距大致相当，这就意味着每个人从平等中获益的幅度也是大致相当的。目前，有多项针对美国各州、至少有五项针对各国的研究均表明，平等不仅有益于穷人，还有益于社会中的大多数人。

<h3>其他原因？</h3>

显然，某种原因导致某些社会面临各种严重的社会问题，但我们怎么能够确定原因在于不平等？在探讨不平等是否发挥了因果作用之前，让我们先考察一下是否还存在着其他原因。

尽管偶尔会有人指出，面临着严重社会问题的都是英语国家，但这种解释并没有太大的说服力。以心理健康状况为例，英语国家的表现的确最为糟糕：在第5章中我们曾指出，心理疾病发病率最高的国家是美国，紧随其后的分别是澳大利亚、英国、新西兰和加拿大。但即使对这几个国家而言，心理健康状况与不平等之间的关联也十分强有力。因此，不平等不仅能够解释为何英语国家的心理健康状况十分糟糕，还能够解释为何有些英语国家的心理健康状况优于其他英语国家。

此外，面临严重社会问题的也不仅仅是英国和美国这两个有着许多相似之处的国家，葡萄牙的表现同样非常糟糕，而且除了不平等之外，葡萄牙与美国也没有其他相似之处。更加能够说明原因不在于英语国家的某种共性的证据在于，即使从图表13.1中删除掉英语国家的数据，对于其他国家而言，在不平等状况与“健康与社会问题指数”之间依然存在着密切的关联。同样的，北欧国家的表现最为优异，它们也共同享有许多重要的文化特征。然而，如果从图表13.1中删除这些国家的数据，对于其他国家而言，在不平等状况与“健康与社会问题指数”之间也依然存在着密切的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