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我们的双重遗产</h3>

不同形式的社会组织具有不同的选拔标准。在某种环境中可能通往成功的某些特质，在另一环境中有可能无法助你成功。因此，人类开发出了不同的心理工具，既能适用于等级森严的社会，也能适用于平等的社会。支配与亲和这一策略是我们深层心理结构的一部分。通过这一策略，我们既知道如何交友和维持友谊、如何争夺社会地位，也知道何时应该交友、何时应该竞争。

支配策略几乎肯定出现于前人类时代。在石器时代平等的狩猎与采集社会中，这种策略是不适用的。在前人类时代等级森严的社会中，我们不仅仅形成了某些有助于争夺高社会地位的特质，还形成了某些充分利用低社会地位的策略（如果我们不幸地落得低下的社会地位的话）。尤其对于某些物种的雄性成员而言，危险在于社会地位低下就意味着进化之路走到了终点，为了避免这种局面，采取某些冒险的机会主义策略是值得的。

要想在争夺社会地位时胜出，仅仅渴望高地位、憎恶低地位是不够的，还需要对地位差异高度敏感，并且能够准确地对实力和地位作出比较：至关重要的是准确地区分有胜算的冲突和没有胜算的冲突。对于许多物种而言，在面对居于支配地位的动物时，知道何时该退让，何时该挑战，是关系到生死存亡的事情。要想充分利用自己的社会地位，就需要在他者眼中居于更加优越的地位。正是这一心理结构，为偏见、歧视和势利心态的出现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我们越是感到来自地位较高者的鄙视，越是没有资源可供依靠，我们就越是渴望表现出对更加弱势者的优越感，从而重拾自尊。我们在第12章中提及的“骑自行车式反应”（如同自行车手的姿态一样：对强势者鞠躬；对弱势者则蹬踹）可能就源于这种心理。

尽管人们常常认为，追逐社会地位是雄性的特质，但我们不应忘记的是，其原因可能在于雌性更加青睐社会地位更高的雄性。正如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所言：“权力是终极春药。”

尽管现代社会中似乎充满了不平等，但就人类历史和史前史而言，如今这种不平等社会占据主流的现象才是反常的。在人类历史的90%时间里，我们几乎都生活在高度平等的社会中。在过去的二百万年间，也就是我们“在解剖学上变得现代”（也就是说和如今的我们看上去十分相似了）的大多数时间里，人类都生活在非常平等的狩猎、采集或是放牧社会中。随着农业的发展，不平等的现象才蔓延开来。在更加平等的社会中能够通往成功的特质，与在等级森严的社会中有利于人们成功的特质，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对现代狩猎与采集社会的研究表明，这些社会并非得益于无私心态的大爆发，而是得益于交换食物和互赠礼物的制度，以及所谓的“反支配策略”。这些社会具有“警觉的”分享机制，意思是人们会警觉地关注自己得到的份额是否公平。根据“反支配战略”，所有人结成了一个联盟，反对那些对该群体的自治与平等构成威胁的人，由此维持了社会的平等。灵长类动物学家发现，两到三只动物常常会组成联盟，对抗并废黜居于统治地位的雄性首领。“反支配策略”可以被视为灵长类动物此类行为的升级版本。对现代放牧社会的观察研究表明，反支配行为既包括取笑与嘲讽，也包括排挤与暴力，这些行为会施加在任何试图成为支配者的人身上。这些社会证明了，个人追求财富与地位的私欲是可以被遏制的，从而减轻这种欲望对社会构成的伤害。

有些心理特质有助于我们在平等的社会中安居乐业，这其中就包括了对公平的重视。这一特质使得人们能够避免冲突，分享稀缺资源。早在幼年时期，我们就形成了强烈的公正感，以至于我们会好奇人们为何能够容忍那些不平等的社会制度。类似的，收到礼物之后的感恩之情（如今人们已经承认这是人类共有的情感）促使我们互利互惠，避免占便宜的行为发生，从而能够维持长期友谊。正如前述经济学试验表明的，我们会被不公激怒，进而不惜牺牲自己的利益，也要惩罚这种行为。

另一项重要的特质在于，那些与我们一同分享食物和其他资源的人，往往更容易令我们产生认同感和相互依赖感。这些人一同构成了被称为“我们”的能够产生共鸣的内部集团。在许多宗教机构和政治组织中，人们都通过分享的方式来建立兄弟姊妹之情。“分享群体”的规模大小（即远亲之间是否也共享资源）也决定了一个社会是由“大家庭”还是由“小家庭”构成。早在十九世纪中叶，托克维尔就表示，物质生活水平差距过大会阻碍人们产生同情心。我们在第4章中曾提到，托克维尔认为物质条件的差异导致法国贵族无法体会到农民承受的苦难，也导致美国奴隶主对于奴隶的处境无动于衷。他还认为，自己在1830年访问美国期间观察到的白人间活跃的社群生活正是“社会地位平等”的反映。

平等的社群中社会融合程度之所以很高，重要原因在于当我们满足了他人的需求时，会感到强烈的自我实现感。这种感觉经常被认为是神秘的、无法解释的。我们之所以会产生这种感觉，原因当然在于，我们需要感到别人重视自己，而当别人对我们的行为表示感激时，我们就会觉得受到了重视。确保我们被合作性的狩猎与采集社会接纳，避免遭到驱逐、排挤和攻击的最佳方式，就是做对他人有益之事。如今，无论是善于烹饪、讲笑话，还是以其他方式满足他人的需要，都有助于我们产生自我价值感。早在市场机制和雇佣劳动兴起之前，正是这种感受（如今在养育子女时体现得最为明显）使得人类得以建立相互依赖的合作性群体，并从劳动分工和专业化中获益。

可见，对于不同的社会组织，我们有着不同的策略。一方面，在等级森严的社会中，重要的是追逐私利和争夺地位，个人必须依靠自我，其他人主要是争夺食物和伴侣的对手。另一方面，在平等的社会中，重要的是相互依赖和合作，每个人的安全都依赖于与他人的良好关系，自我价值感来自于造福他人，而不是对社会地位的争夺。亲和策略所依靠的是互助、互惠、同情和情感上的联系，而不是对物质私利的赤裸裸追逐。

当然，在任何社会中都既存在着上帝，也存在着财神。谁能够占据上风，取决于生存环境、经济制度和个人差异。

<h3>早年经历</h3>

人类社会的差异如此之大，以至于我们从年幼时起就必须努力适应所面对的社会制度。成长于一个必须对他人投以怀疑眼光、小心谨慎、做好殊死搏斗准备的社会，你所需要的技能与成长于一个以同情、互助和合作为特征的社会时是截然不同的。心理学家总是告诉我们，孩子的早年经历会对他们成年后的性格产生影响。许多动物（甚至植物）都具备在早年便适应所处环境的特殊能力。对于人类而言，从胚胎时期直到幼年，应激反应都以一种微调的方式塑造着我们的情绪和心理特征。女性在孕期感受到的压力程度会对未出生的婴儿产生影响。压力荷尔蒙会穿过胎盘这一障碍，影响到胎儿的荷尔蒙水平和发育状况。

儿童在幼年亲身经历的压力也会对他们的成长产生重要影响。抚养的质量、与父母的亲密程度，以及成长环境中发生冲突的频率，都会对孩子的压力荷尔蒙水平及情绪与认知能力产生影响。尽管这一假说尚未得到证实，但幼年的敏感经历可能会产生某种“外生”作用，导致特定基因被开启或是被关闭，从而对长时段的成长模式产生影响。研究表明，母鼠养育行为的差异会对后代的基因表达产生影响，令其根据幼年的经历来适应环境。

过去，人们往往仅认为压力非常大的幼年生活才是“有害的”。然而，人们愈发意识到，不同的早年经历会导致孩子适应于截然不同的社会现实。在不得不自食其力、小心谨慎、做好殊死搏斗准备的社会中生活，与在以同情、互助和合作为特征，安全依赖于与他人的良好关系的社会中生活，所需要的性格特征是截然不同的。在幼年时期曾感受到更大压力的孩子往往会更具侵略性，更少同情心，也更善于解决冲突。事实上，你会根据幼年经历来判断成年后需要应对何种社会关系。

这一过程是如此重要，因此，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父母也会将自己逆境中的经历传递给孩子。人们有时会提及某些父母缺乏养育孩子的技巧，事实上，父母对待孩子的方式会将自己逆境中的经历传递给孩子。这一过程往往是无意识的，父母只不过是感到了暴躁、抑郁或是不知所措。不过有时候这一过程也是有意识的。在近来的一起案件中，三名女性被认定鼓励自己的孩子相互扭打，蹬踹摔倒在地的兄弟姐妹。孩子的祖母对此并不感到懊悔，她坚称“这会让他们变得强硬”。显然，这些女性从自身经历出发，认为孩子们需要具备这样的性格。许多研究表明，成年人的行为会反映出其童年经历。例如，经历过暴力和虐待的孩子在成年后很有可能会对他人施暴。

早年经历的影响是持久的。幼年时期曾感受到压力的孩子，或是其母亲在孕期曾感受到压力的孩子，在中老年时期更有可能患上许多与压力有关的疾病，例如心脏病、糖尿病和中风。结果就是，收入差距扩大所导致的许多社会问题也会长期存在。不平等加剧意味着更多家庭只能凭借低收入生活，许多研究都证实了这会对孩子的成长产生负面影响。父母经历的逆境越多，家庭生活就越艰难，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受到的关爱就越少，就更有可能以对立的心态处理人际关系。

社会地位之争对成年人造成的影响，引发了许多与不平等有关的社会问题。然而，还有许多与不平等相关的问题，影响的对象是儿童。这些问题包括青少年冲突，糟糕的同学间关系和教育表现，儿童肥胖症，婴儿死亡及青少年生育。这些问题表明，不平等和社会地位低下导致的压力已经渗透到了家庭内部。不平等会导致人际关系恶化，从而引发各种社会问题。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儿童福祉指数排行榜上，瑞典、芬兰、挪威等国之所以表现出色，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其福利制度有助于保持较低的家庭相对贫困率。

<h3>镜像神经元与同情心</h3>

认为追求平等无异于将社会强行塞入一双过于挤脚的鞋里，持这种观点的人并未意识到人类的潜能。如果充分了解社会的需求和敏感性，我们就会发现，减少不平等有助于为社会找到一双尺码更加合适的鞋，大幅缓解严重的健康与社会问题。

镜像神经元这一例子惊人地证明了，人类是社会化程度极高的动物。当我们观看某人做某事时，我们大脑中镜像神经元的反应就如同我们也在做同一件事一般。镜像神经元的作用似乎是让我们通过模仿来学习。观看某人完成一系列动作——某项研究使用的案例是行屈膝礼——并不能让你亲身掌握这一系列动作，但如果你的大脑活动就如同你在亲身行动一般，那么这将有助于你学会这套动作。要想学会某件事，就得在脑海中对它加以体会。

当然，通常而言我们无法观察到这一在脑海中亲身体会他人行动的内部过程。不过，我们可以在肌肉中检测到镜像神经元所触发的电子活动。有人认为，正是这一机制使得我们能够对他人心生同情，甚至在看到某人遭受痛苦时向后退缩。我们的反应就仿佛感同身受一般。

尽管具备同情他人的潜能，但这一潜能的开发和运用程度还是要取决于人们的幼年经历。

<h3>催产素与信任</h3>

名为“催产素”的一种荷尔蒙能够对我们信任他人的程度产生影响，这同样能够证明人的生物性与社会性是结合在一起的。在第4章中我们发现，生活在更加不平等社会的人们往往更不愿意信任他人。对于任何社会而言，信任当然都是一项重要的元素；但对于相互依赖程度极高的现代发达社会而言，信任变得更加至关重要了。

对于许多动物而言，催产素都会影响到母亲与孩子以及性伴侣之间的亲密程度。性交、生育和哺乳等行为会刺激催产素的分泌。对于包括人类在内的许多哺乳动物而言，催产素还会对社会交往中的接触与回避行为产生影响。

有一项“信任游戏”检验了催产素与信任程度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注射了催产素的人对伴侣的信任程度更高。类似的试验还证明了这种效应是双向的：不仅仅注射催产素有助于提升人们的信任程度，而且被人信任也有助于增加体内催产素的含量。即使人们使用电脑终端，仅仅通过数字来传达关于信任与否的信息，上述结论依然成立。

<h3>合作令人愉悦，被排斥令人痛苦</h3>

其他试验考察了合作行为是如何刺激大脑的奖励中枢的。即使没有面对面的接触或是实实在在的沟通，合作行为依然会激活大脑的奖励中枢。研究人员认为，这一神经网络的作用在于鼓励互助互惠，避免自私行为。

与合作令人受益不同，被社会排斥会让人感到痛苦。通过对大脑进行扫描，研究人员发现，大脑受到刺激的区域和感到肉体疼痛时受到刺激的区域是同一个。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心理学家娜奥米·艾森伯格（Naomi Eisenberger）让志愿者与另外两名玩家一同玩一款电脑击球游戏。按照程序的设定，一段时间之后，这两名虚拟玩家只会给彼此传球，将参与试验的志愿者排斥在外。对大脑的扫描显示，在本次试验中大脑受到刺激的区域与感受到肉体疼痛时受到刺激的区域是同一个。对于许多种类的猴子而言，当孩子呼唤母亲、母亲提供保护时，大脑的这片区域均发挥着作用。

人们对这种联系早就有了直观感受，“受伤”和“心碎”等说法描述的就是亲密的社会关系破碎、遭到排斥时痛苦的感觉与肉体上的疼痛之间的联系。进化心理学家已经证明了，排挤拒绝合作者、将其驱逐出合作的共同进程之外，能够强有力地维持高水准的合作行为。“最后通牒游戏”显示，人们情愿牺牲自己的利益，也要惩罚提出不公平报价的人；与之类似的是，我们也希望排挤那些不愿意合作的人。

被拒绝当然会令人感到痛苦，与之相反的是，受到他人的重视和感激、自我价值得到实现会令人感到愉悦。包容与排斥的强有力影响表明，融入社会是人类的根本需求，这也足以解释为何友谊和社会参与如此有益于健康（见第6章）。

阶级和社会地位的差异几乎肯定会令人感到痛苦。不公、不平等、被拒绝都是不同形式的排斥行为。将试验对象标记为弱势者（第8章中分别为低种姓的印度学生和非洲裔美国学生），然后考察其表现的试验证明了遭到排斥的确会令人感到痛苦。与之类似的是，遭受羞辱所引发的痛苦有时会触发暴力行为（见第10章）。

对于一个享受友谊、合作与信任，有着强烈的公正感，能够通过镜像神经元来学习生活方式的物种而言，不平等、恃强凌弱、排斥他人的社会结构显然会让人深感痛苦。由此，我们不仅可以认识到为何更加不平等的社会功能更加失调，也能够更加坚定地认为，更加人道的社会要比我们身处的如此不平等的社会更加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