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有点不同。

冬天，地面坚硬，树木光秃，让人很难藏身，你所到之处，雪上会留下你的脚印。到了没有人烟的地方，几乎没有希望找到足够的食物填饱肚子。

安娜和燕子男尽其所能抵御冬季的逼近。只要能从大地上获得一点营养补给，他们就不停地跋涉，在下过雪的那几天，都忍受着种种痛苦只穿越最偏远的地区。但是，经常碰到筋疲力尽、饥肠辘辘、寒冷受冻的时候，别无选择，只好退而承认，冬天已经降临到他们身上。安娜要比燕子男早一两天出现这种临界点，虽然他们还是回避不了那年的严冬，令人失望，不过对安娜来说也是种解脱，他们终于可以安顿下来了。

为了成功地活过冬天，他们需要住在靠近人烟的地方。虽然燕子男有不少指导原则，碰到冬天这种情况，寻找一个小村落住下是很愚蠢的。如果靠近这样的人群——比如说一个小村庄——他们的到来肯定会很快被发现。只有人多的地方，食品才会丰富，只有食品丰富的地方，才有可能丢失很大数量而不被注意到。毕竟，他们有两个肚子需要填满。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燕子男的原则站不住脚。原则显然是正确的，某个地方人越多，被偶然发现的概率就越大，或者某些讨厌的失眠症患者看到一个陌生女孩抱着一堆偷来的土豆的概率也越大——这还不包括碰到更常见的狼、熊以及为他们服务的人的危险。

跨越一九四〇和一九四一年的那个冬天，他们同行的第二个冬天，安娜和燕子男找到了一个几乎最理想的落脚点：只有一小撮狼活动、中等规模的小镇，过去差不多只有一小时的路程，大多数情况下要穿过森林，那地方有一堆巨石躺卧着，样子很像围成三角形的地面屏障，把他们夹在其中，挡住了风雪。这地方还没有一间特别自虐的僧侣的修行室大，安娜和燕子男在里面度过了那个隆冬。

你只有停下来才会意识到，行走需要花费多少时间和注意力。在一个狭小封闭的石头洞里紧挨地坐着，度过一个季节，安娜和燕子男打发时间能做的唯一自然不过的事情就是：讲故事。或者说得更具体点，是燕子男讲故事。

那些故事非常精彩，令人着迷又扣人心弦，安娜拿出全身心的细胞来听，听得怒火中烧，驱除了寒冷：有讲人们如何跟狼、熊、豺、虎（它们像熊和狼一样，只是来自安娜从未去过的地方）搏斗；有讲人们学习如何讲青草、星星和树木的语言，还说有人把它们讲的话翻译出来给大家听，然后被大野兽捕捉去当了奖赏；有讲人们朝一个方向走啊走，走了好多好多年，终于看到了天空的碎片，那是第一批鸟儿出生那天裂碎的，他们敲碎一片为自己造出一种全新的鸟儿；有讲人们对安娜非常疼爱——几乎跟燕子男本人一样疼爱——这些人的名字不是叫开普勒、波尔、海森堡，就是叫伽利略和哥白尼。还有安娜非常喜欢的人物：伟大又霸道的牛顿，还有那可爱、保守、笨手笨脚的乡绅威利・威斯顿。

每隔几个晚上，黑夜那么漫长，安娜都担心天不会再亮了，他们就从小石头洞和故事里爬出来，去拜访那个小镇。

他们的目的很简单，保住性命，不惜一切避免被发现。

虽然他们很快就发现镇子里哪家的门没有上锁，哪家的储藏室离未上锁的门更近，离主人的卧室更远，他们经常还得掠过这枚唾手可得的果实，免得被人发觉。

但是，今年冬天，燕子男根本不把这些明摆的理由放在眼里，他打开一扇低低的窗户，爬进去给安娜取了段他们路过时一直放在柜台上的厚厚的酵母蛋糕。

其实，他们没有太多办法可以处理掉留在雪地上的脚印。进出小镇时，他们始终都走公路，在大路上不会碰到真正的麻烦。即便在夜晚光临，天下着雪，他们仍然可以放心地在街上行走，因为到早上脚印就会消失。有那么一两次，他们在镇上碰巧遇到毛毯般铺天盖地的新鲜的大雪，后来雪停了，他们只好小心提防，用松枝把身后留下的提示他们来去的踪迹都刮掉。

问题反而出在树林里。在大路和树林之间行走很容易——在他们去城镇的相反方向走几分钟处，有一条小溪从一座小桥下穿过与大路相接，只要别太拖延时间弄湿鞋子，他们就可以轻松地在林地中进出而不会留下任何痕迹。可是，到了森林里面，选择的余地却很少。树木都不那么结实或者挨得不够近，没法让他们从这棵树爬到那棵树，穿过树荫来开路，最后，只好任凭自己在森林深处留下许多足迹，提示那里就是他们的住处（跟世上任何一个地方差不多）。

他们的努力如愿以偿——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可以引导丢了食物的人家沿着踪迹找到森林来。

但是，最后，无论多么谨小慎微都没法让他们在那里安全无虞。

在小石洞里，除了讲故事，主要的时间都用来打盹了。这是最好的消遣和缓解饥饿痛苦的方式，还有额外的益处，让他们休息好为夜间进入小镇的短途旅行作准备。

燕子男经常乘安娜睡着的时候去附近随便走走。他总是等安娜闭上眼睛的时候出去，等她睁开眼睛的时候又赶回来。但是安娜睡眠很浅，几乎总能听到燕子男离开时靴子在雪地里咔嚓咔嚓响的声音。

燕子男睡着的时候，安娜从不出去走动。她喜欢观察燕子男。他沉睡着的脸让安娜想起在湿地时他变成的那个燕子男。也许那只是他们离开克拉科夫后在山上度过的第一个晚上的记忆，但是在那种状态观察他，目睹他均匀、规律的睡眠中的呼吸，安娜总觉得自己似乎想靠得更近些，好好看看这究竟是个什么人。

那天晚上，安娜醒来时天已漆黑。先是脚，像燕子男离开时那样在雪地上踩得咔嚓咔嚓响，但这会儿的脚步更多，很多很多脚步，还有身体活动时金属互相轻轻的刮擦声。

燕子男没有回来。外面岩石上方天已经黑了。脚在她身边踩过去时传来几声咕哝，但是安娜辨认不出具体的词或者语言。她使劲屏住呼吸。

事情开始的时候，他们已经从她身边走过去了。她还能听到他们在雪地里的脚步声，但是现在已经走远了，没有近到她连呼吸都害怕的程度。

第一声枪响只出现了一下，是从一支手枪或者步枪里射出的，接着传来一个女人的尖叫声。

根本无法恰当地向一个从没听过这种尖叫声的人描述这种声音。这种声音超越了人类身体能发出的极限，如此粗砺和尖锐，似乎从别的世界传来，但又如此像动物的声音，乃至在亲身经历者的身体中产生了幽灵般的惊声尖叫，在你的胸腔里发出剧烈的回音。痛苦或者恐怖这样的词都不足以描述。说实话，任何语言里都没有合适的词来描述。想象这种尖叫声的唯一方式是把它想象成宇宙撕裂开来让死神钻出时产生的声音。

起先是一个人在尖叫，随后传来一波咕哝声，接着更大的声音冲着咕哝声咆哮。安娜还是辨别不出什么语言。狗开始吠叫，接着又传来枪声，越来越多，越来越快，脚步声一个跟着一个，尖叫声和哭喊声混合成一片，像传染病般在各种声音中向外弥漫开来。

有人放声大笑。

最后，只剩下枪声。枪声逐渐淅淅沥沥，最后只有断断续续的喷发声，一次两三声，在清除着落下的任何残余生命。

安娜紧紧攥住喉咙，另一只手迅速捂住嘴巴，极力控制住不要发出任何声音，她感觉自己的脑袋都要炸了。她的脸蛋、下巴、喉咙和眼睛，全都因为手捏得太紧而受到挤压。她竭尽全力不要哭出来，最后还是没忍住。

安娜听到士兵们的靴子声、闲聊声，顺着她这边追查回来，随着他们越来越接近，能闻到香烟的味道越来越重。狗脖子上的项圈叮叮当当轻轻击打着牵绳。

恐惧没法形容她的感受。恐惧是种不确定的感觉。可安娜很确定自己马上就会死掉。

这一带遍布她的脚印，燕子男也同样如此，每串脚印都通向或者来自她此刻正坐着的地方。

这些熊和狼，这些动物，他们会嗅出她的味道，然后过来找到她，这毫无疑问。这会儿只有她一个人。

她马上就会被找到。

安娜的脑子在疯狂地运转着，可是她想不起该管自己叫什么名字，以便阻止他们伤害她，而她现在手里没有浆果，就在她待的洞外，离她那么近，有个人在大笑。她竭尽全力遵守燕子男制定的那些规矩、原则和体系，可是无论你抵御外面世界的行动多么有计划，多么有逻辑，雪仍然会下，你的脚还会在身后留下你去过哪里的印记。

再多的理论都救不了她。

这时她听到了那声音。在附近的某个地方：

燕子的歌声。

也许她不会活下来了，但是听到一只鸟儿的歌声，一个男人发出的歌声——这让她想起那个早已忘记的想法，在这个世界上，不可能的事物是会存在的。

让她活到现在的不是那些规矩——而是燕子男。

是燕子男在歌唱。

如果士兵们第一次到达的时候就查看，他们很可能会看到点缀在地面上的脚印，可是他们的猎物走在前面，用疲惫的步履把那些踪迹擦得无踪无影。也许倒下的人中有一两个看到了——也许明白这些脚印意味着什么。但是那已经没有危险了。

短暂的十五分钟过去后，士兵们走了，但燕子男却没有回来，直到第二天早晨才来接安娜。

他们谁都不说话，直接迅速离去。

经过那二十多具空荡的尸体时，安娜都不敢看。相反，她却盯着用过的弹壳。

几个月前，在波兰东部地区，当时还是秋季，安娜和燕子男偶然碰到一棵树，有人在树上钉了个教堂里的圣像。以前，安娜见过外皮有几处剥落的树，她觉得那再自然不过。在那个季节，某棵大树上像大雨般降落的红的黄的金色的叶子会掩盖树皮里面绚丽多彩的图画。她凑近仔细瞧了瞧，撕开更多的树皮，想看看这幅图画被遮蔽的部分，可是另外一样东西却吸引住她的目光——树底下有堆小小的圆锥形、铜黄色的东西。它们在安娜手掌中冰冰凉凉，隐隐约约还能闻到烟的味道，她取了只放进衣兜随身带着。安娜由此推断：一棵树皮里面带图画的特别的树，很可能会结出特别的坚果。事实上，这点太直观了，她都没有想到向燕子男问个究竟。

可是当安娜看到这些死尸中间的弹壳时，她立刻明白那些东西不是坚果。

她把自己捡来、还放在衣服兜里的那只弹壳扔到雪地上。

现在，她知道步枪是做什么的了。

大约六个月后，安娜在树林里遇到一个亲吻步枪的男人。

燕子男的药片快吃完了，毫无疑问，他得再找些来。这个时候，他已经不再对安娜隐瞒吃药的仪式了，早中晚三次，但是他没有告诉安娜为什么自己去卢布林的时候，要把她单独留在森林里。安娜当然知道，燕子男也当然知道她知道。他没有费劲去掩饰瓶子里的药片在日渐减少。但是，有些秘密，虽然已经广为人知，最好还是不公开的好。

决定把安娜单独留在森林里还是带到市里哪个方案更安全，是项复杂的运算，在这个方程里，很多变量的值还有待推敲。

任何人都看得见事情在发生着变化，城市的状况越来越糟——现在是划分犹太人隔离区行动最高潮的阶段——但是，如果安娜和燕子男冒险踏进处处荒疏、倒刺遍布的城市无序的乱局中，会受到多大程度的影响，这个还说不清楚。

无论独自前往还是有人同去，燕子男得做一件棘手的事，要显示出不容质疑的权威气度，以致别人都不敢注视他的眼睛。小女孩喜欢给伟人赋予人情味，那个时刻，燕子男最不想要的就是人情味。

他们从不提及冬天的那场屠杀，就那么带着自己的性命辗转迁移，在冬季结束再次出发前，找个地方把那个冬天过完。那天在树林里，看着高大、瘦削的燕子男离自己而去，背着的包从一只肩膀上挎下来，安娜第一次想对那件事说点什么。她不想没有燕子男。她不愿意回想她忘掉了燕子男的样子，那怕多短的时间。那会让她的手指产生过去熟悉的疼痛感，好像那几根手指想撕裂冰冷生锈的金属。

可是燕子男什么话都没说，很快就消失在纤细的树木中了。

除了等待，安娜没有多少事情可做。她坐在柔软的林地上，现在已经能够熟练地在树根之间把自己调整到舒服的位置，然后，满怀感激地把那双小皮鞋从夹得生疼的脚上脱下来。

在暖洋洋的微风中，安娜活动着刺痛的脚趾，然后叹了口气。那天简直美得毫无保留。

这事有点神秘难解，为什么遇到巨大恐怖的时候，天气会持续明显暖和、灿烂和舒服。那天令人恐怖的事不在少数，在距离安娜坐的地方不远处，甚至就在发生着这样的事。可是阳光似乎不知道，不过这点还要感谢上帝。如果在波兰的荒野中，在那薄薄的绿叶后面缺少了阳光，安娜・瓦尼亚就真的不知道死到底有什么不好。

那人跌跌撞撞地闯进树林，声响大到安娜都以为他这是在故意开玩笑。

他个头不是很高——宽阔，但并不健壮结实——而且满脸胡子，两边留得很长。圆圆的宽松帽下面，头发剪得很短。对安娜来说，他完全可以标记为一个成年人，但他可能只有二十多岁，或者顶多三十过点儿。

最让安娜着迷和害怕的是，他肩上斜扛一杆步枪。那时，安娜已经见过各种私人携带的武器：自动的、半自动的、栓式手动的，见过各种样式、产地和颜色，磨损程度也各不相同——种类简直无穷无尽。可是，这个人带的这种枪安娜从来没见过。

有些士兵给他们的步枪配上漂亮的皮革肩带；有些只是简单的布料背带；还有些士兵选择像孩子般把枪抱在臂弯里。安娜还是第一次看到有人用鞋带把步枪固定在适当的位置。这个年轻人每走一步，鞋跟好像马上就要掉下来，靴子的鞋舌在脚上拍打、晃动着。

这位士兵是什么风纪？他没有穿军装，好像对自己脚上的东西毫不在乎……举止非常奇怪，带的武器也特别怪异。

这件东西的木材颜色很深，几乎是黑色的。并非它本身很不寻常才引起安娜的好奇——枪炮什么颜色都有——而是此人的武器配件似乎都像银子，而且她的眼睛找不到扳机。如果他打算开枪射击，安娜却看不见，她怎么知道该害怕呢？

最不合规则的是这杆枪本身的形状。大多数步枪会有一根长长的细管，后面接个比较粗的躯干，往后逐渐变宽，直到成为屁股形，用来顶住肩膀，这杆枪却是圆筒形，几乎全身都如此。嘴头儿逐渐收缩，细成楔形原点，而且在靠近尾巴部分，应该看到是枪托的部分，却像个喇叭口般张开。

那个年轻人从手中的玻璃瓶里喝了口，然后举止粗野地在一截倒下的树干上坐下。如果安娜早见过喝醉酒的话，她肯定会毫不费劲地认出来。

年轻人把步枪举到嘴边的时候，安娜就更加迷惑不解了。

他这是在干什么？完全不对劲啊。当然，安娜自己不是军人，可是她很自豪地懂得规矩、体制、法则和标准的重要性——毕竟，燕子男本人既是个男子汉又是个指挥官——这个陌生、初来乍到的年轻人的一切都是对“规矩”的粗鄙违背。

年轻人闭上眼睛，把步枪的细头放在嘴里，用鼻子深深地吸了口气。

安娜胸中萌生出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大得用语言概括不了——有关这个年轻人自己的问题——她还来不及抑制住自己，话已经从嘴里翻滚出来。

“你在干什么？”

安娜开口的刹那就知道自己错了。她本能地用手捂住嘴，接着又迅速拿掉。燕子男的教导在她头脑中回响：

后悔就像金色的珠宝：在适当的时候，会显示出无比的价值，但是向陌生人泄露出来可就不能说明智了。

好在这个年轻人完全没有注意到安娜瞬间的表现。他突然听到安娜的声音后迷惑不解，从坐的树桩上跳起来向后翻倒在地。

“哎呀，我的……”当他回过头看到安娜时，眼睛里的恐惧表现得淋漓尽致，清清楚楚。安娜还不习惯林子里有人受到如此惊吓而且居然不加掩饰。

这个人的一切都有点奇怪。

“Riboyno shel oylum！[15]不过是个小姑娘！”他说，拍了拍身上的尘土，又回到树桩上，“你吓着我了！”

安娜很不情愿听到被称为“不过”是某个东西，不过她很谨慎，不让自己显得心烦意乱的样子。

“那是什么步枪啊？”

年轻人疯狂地转过去，朝正后方看了看，然后尽管保持着摇晃的坐姿，还是朝每个可能的方向都看了看。“什么？在哪儿？”

“你的步枪。那是什么枪啊？你干吗要吻它呢？”

年轻人盯着安娜，大睁着眼睛，脸色通红，汗水横流，眉毛令人不解地皱了好大一会儿。

接着他放声大笑起来。

这个人的笑声在安娜听来有种奇妙的启发意义。燕子男是个真正了不起的人，他的人生很精彩，可是却谨慎地保护着自己的笑声——近两年来，他对谁都没大笑过——可安娜童年时代处处是欢声笑语，这个人的笑声盖过另一个人的笑声。可是，这个年轻人的笑声是真正出自愉快和放松。他大笑是因为事情可能没有那么糟糕。他笑得很放松，笑得很爽朗。

“哦，亲爱的小姑娘，不是！”他说，“那不是步枪，这是支单簧管！”

“什么是单簧管？”

他挑起眉毛。“单簧管是种乐器。像我这样。”

在意第绪语里，乐器和演奏者都叫klei-zemer或者klezmer。

安娜皱起眉头。

“怎么，”年轻人说，“你不懂音乐？”

安娜懂。她听懂了这个词，她知道点音乐，但已经很长时间没听过任何乐曲了。

“我记得音乐，” 安娜说，“只是不了解。”因为有燕子男陪伴，她开始习惯没有什么嗜好都可以。她已经很久没有要过什么东西了。现在，请求要什么东西有种危险和违规的快感。“你能给我演奏一曲吗，单簧管先生？”

单簧管先生听了，茂密的胡子后面露出微笑，圆圆的、红红的、苹果般的脸颊朝眼睛方向努起来。

“这个，”他说，举起乐器，“是单簧管，我叫希塞尔。”

安娜听了觉得挺有趣。“好的，你能给我演奏一曲吗，希塞尔先生？”

希塞尔先生的脸耷拉下来。“哦，不行，真抱歉。我不能，小姐……呃……小姐，你叫什么名字？”

也许是因为他漂亮的欢乐表情骤然消失，或许是因为这句问话的本身，安娜一震，头脑中闪现出一道明亮清晰的灵感之光。她没有名字。她不能有名字。眼前这个人把自己的名字随便扔出来，似乎毫无价值。她能够感觉到这个古怪、愚蠢、如痴如醉的男人危险、放松的欢乐，犹如一道温暖、甜蜜的洪流，开始扫除她的警惕。安娜负隅抵抗着。

他盯着安娜，等待着。她叫什么名字？他圆圆的红脸蛋诱人地吸引着安娜。收集来的路语的名字在脑子里四处滑动着，蠕动着，躲避着追寻。

结结巴巴了几下后，安娜放弃了对名字的搜寻，换了个话题。“可你为什么不演奏？”

这个问题让希塞尔先生再度心情黯然，安娜立刻感觉很内疚。她很喜欢希塞尔先生看人的样子。希塞尔先生肩膀方正，她好想把手掌放在他的胸膛上，上下摩挲，随着他说话的声音共振。几乎在伤心的同时，希塞尔先生又显得那么开心。

“因为，”他说，“我仅有的舌簧破了。”他伸手从右脚的破袜子里抽出一截黄黄的、顶端发圆的短棍。顺着纹络有道清晰的裂缝，透过裂缝都能看到阳光。

安娜质疑地把脑袋偏向右边，就像她看到有好多次燕子男做的那样。“什么意思？什么是舌簧？”

“嗯，”希塞尔先生说着又把舌簧放回袜子，“如果单簧管像杆步枪的话，当然不是，如果音符像步枪的射击声，当然不是，那么舌簧就像子弹盒，你知道，就像你射击时放进枪里的弹匣。有了它才能工作。它震颤的时候就像你说话时的喉咙，声音会从里面出来。如果没有舌簧，就不会发出声音。”

“那么其实舌簧才是乐器，而不是你或者这把单簧管。”

“在某种意义上是这样，”希塞尔先生说，“如果它破裂了，那么声音就绝对不会好听。”

“但还是会有声音？”

希塞尔先生皱了下眉毛，又模棱两可地左右摇摇头。“当然了，”他说，“有点儿。”

“哦，那你干吗不演奏呢？”

“因为舌簧破裂后声音就没那么好听。我要是演奏了，舌簧会破裂得更严重。”

安娜听来这毫无道理。“可是如果你不在上面演奏的话，就不会有任何音乐啊。”

希塞尔先生又皱了下眉毛，点点头说：“没错。”

“那你会演奏吗？”

希塞尔先生摇摇头。“不会，我不能冒险把这根舌簧给弄坏了。”

安娜不肯相信。这是胡说的。

“不过，”希塞尔先生说，“我愿意试试你打断我时正要做的事。”

“什么？”

“我正要练习。什么指法啊等等，不过不会吹，只想单纯地哼哼。”

“什么？”

希塞尔先生好像马上要解释，接着又叹息了声。“听就是了。”

希塞尔先生把没有舌簧的单簧管放进嘴里，闭上眼睛，通过鼻孔深深地吸了口气，开始哼哼起来。从乐器里传出的声音听着怪怪的、闷闷的，他的手指在乐器的按孔上奇怪地轻拍着，但是通过这一切，安娜足以听到他内心的音乐。

他的声音忧郁、柔和、圆润，在乐器上演奏的是支甜蜜哀怨的多依娜[16]。

他不停地演奏着、演奏着，开始简单而低沉，很快就升起调门，不断往上攀升，安娜频频仰起脸看他，只见他紧闭双眼，身体轻轻摇晃着，不断朝他的音乐深处行进。

有那么片刻，安娜知道，如果她不站起来，马上悄然离开，等会儿就没法走了，可是这样待着不见得就很不舒服，她决心已经很坚定。

最后，她靠住希塞尔先生坐的那段树桩，像他那样闭上眼睛，这样她也许就能以希塞尔先生的方式听这首乐曲。

安娜就这样爱上了这个亲吻他的步枪的男人。

安娜早就看到了，但希塞尔先生却没有。燕子男手里攥着那把折刀。

要是安娜的眼睛没有像希塞尔先生那样闭着就好了，她可能会看到燕子男走过来的过程，可能会迎上他的目光，示意他不要说话，一切都很好，事情从一开始就会不同。

结果，燕子男弄出点儿小小的声音，在树丛中走动的飒飒声，小树枝断裂的声音，安娜和这个犹太人同时睁开眼睛。安娜非常清楚，这是从燕子男那边发出的他们相对安全的信号——如果他愿意，会轻而易举地拿着刀出现在他们两个面前，而且，两人为了好好欣赏音乐紧闭双眼，谁都不会觉察到，除非等感觉到刀刃来了。

然而希塞尔先生完全没有觉察到这个。

尽管酩酊大醉，靴舌拍打着，他还是比安娜先站起来，右手抓着单簧管放在身边，与地面保持平行，左手把安娜拉到身边，护在他的大腿后面。

燕子男曾经不止一次把安娜拉到身边，但是把自己挡在安娜和危险分子之间——这个可不是燕子男愿意干的事。

“嗨，”希塞尔先生说，“今天这儿成了林地里备受欢迎的公共角了。”希塞尔先生的话语中带着咯咯笑声，轻松柔和，让人放心，没有冒犯的意思。友善。这个也跟安娜的理解相背离。尽管燕子男善于把陌生人变成同胞，他自己却从不友善。友善是自我的某种延伸。友善是很容易被断然拒绝的。

友善很脆弱。

燕子男没有马上开口。那一刻他平静至极，似乎危险万分。他只是那么打量着。最后，他终于把目光从希塞尔先生的脸上往下移到安娜的脸上。

“你没事吧，宝贝儿？”

他伸出指头细长的手——那只右手，掌心向上翻着。

安娜知道他最喜欢自己的左手，这只手垂在身侧，手背对外，藏着无比锋利的刀刃，像是枝条般的手指中夹着一把镰刀。在这件事上，除了离开希塞尔先生，拉住燕子男等待的手，安娜没有别的选择。

从对手的立场看希塞尔先生，感觉有些不堪。从你这边看对面的燕子男，可怕得令人毛骨悚然，站在那里纹丝不动，一言不发，就那么等待着，志在必得。再看站立在暮春中的希塞尔先生，简直可笑之至。那顶宽松的圆帽在圆溜溜的脑袋上歪歪斜斜地戴着，头发剪得很短。他胡子稠密浓厚，凌乱不堪，衣衫褴褛，靴子随时可能从脚上掉下来。他站着时身体微微晃动，好像微风中的树。单簧管夹在指尖中松松地垂下来。

他这件乐器连舌簧都没有。

安娜带着一个年仅九岁的孩子在表达这种判断才会有的那种权威和苛刻，发觉希塞尔先生的样子显得多么稚气。

当安娜向燕子男走去时，刹那间，惊恐、失望、伤心乃至背叛等各种表情同时浮现在希塞尔先生的脸上，接着，安娜从他那迟钝模糊的眼睛里看到了谅解。

“哦，”他说，“你一定是——”

“爸爸。”安娜说。她希望主动回到河岸的举动能够缓解感觉已经蹿到燕子男坚硬的手指骨头的危险，那几根手指紧紧握着她的手腕，可是燕子男丝毫没有放松。

希塞尔先生眼中闪现出真心感到释然的光芒。安娜看到他开始伸出手要握爸爸的手，这时燕子男说话了。

“谢谢你，”他说，话语来得似乎很突兀，好像在黑暗中迅速清理了下看不见的喉咙，“谢谢你照顾她。”

燕子男的手动都没有动，希塞尔先生甚至还没有完全伸开胳臂就收回想握手的动作。“哦，”他说，“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