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太不负责任了。”当天晚上我们回家后，里欧这么说道，“带她去布什大厦的BBC国际频道上班是一回事，但是拉着她去动荡的难民营根本大错特错。”

“既然这样，那你为什么不帮忙带孩子？”我说。我懂他的意思，我的确不该带她去难民营，但我拒绝认错。

“你说啊，你怎么不帮忙带孩子？”我再度质问里欧，还哼了一声以示不满。

“我跟你说过很多次，我们得请个帮手，找个全职保姆。我们的房子有多余的厢房，要把它改成保姆房很容易。”

“那你怎么不去找一个？”

“你不会喜欢我选的人。上一次我找到了，你又否决了。”

“你上次带来的巴勒斯坦女人完全不会说英语或希伯来语。我该如何跟她解释要怎么照顾玛亚？如果发生什么严重的事情，她要打电话给我，她又该如何跟我沟通？”

“嗯，如果有什么急事，你的阿拉伯语程度也足以沟通了。要不然她可以打给我啊。你没发现你总是想方设法怪罪我吗？”

“要是你人在加沙走廊或利比亚或开罗或贝鲁特（Beirut），而她找不到你呢？我不能找一个不会说英语的阿拉伯保姆。”

“我要去念故事给玛亚听了。”他往玛亚的房间走去，此刻她正在房里等待她爸爸。

“请别问她今天发生了什么。我想帮她先把这件事埋在心底一阵子，直到她年纪大到能理解这个国家的冲突给人们带来的各种羞辱、痛苦再说。”我喜欢故意说出“这个国家”这几个字，好强调要是我们待在其他地方就不会发生此事。毕竟这该死的巴以冲突可是他家的事。我不知道这股愤怒从何而来，但我几乎无力压抑或纾解它。我很挫败，我想挽回错误，但一切已经太迟。我这样一个不负责任的母亲，竟为了工作而让自己的女儿经历如此可怕而不必要的遭遇。从某方面看来，我过去为了照顾孩子而留守家中的种种努力，都因为走错这一步而前功尽弃。

我坐在窗台上，觉得自己顿时成了千夫所指的罪人，我对着外头深色长角豆树哭泣，它的枝干因长了豆荚而显得沉甸甸的。长角豆树的豆荚煮熟并萃取内容物之后，尝起来非常像可可。来这里以前，我从没尝过长角豆。我的内心空虚，罪恶感把我的心蚀得千疮百孔，但我太骄傲而不愿承认。里欧责难的语气更是雪上加霜。过了几分钟，里欧显然读了篇幅甚短的床边故事给玛亚听之后回到了客厅。他站在客厅中央的希伯伦地砖上，一脸困惑，不知是否该给我一个拥抱，因为一旦抱了我就等于这回争吵他认输了。他还没准备好要认输，我也没有准备好要让步。重点是，我并非鲁莽地带着玛亚去简陋的难民营工作，而是别无选择，非带着她不可。我没开口要他帮忙是因为我知道他不可能答应，他只会说我试图阻挠他工作。好笑的是，他却从没想过他拒绝分担为人父母职责也会让我无法工作，最后我们只能像个中世纪家庭，根据性别进行角色分工。我的工作变得无足轻重，成了某种闲暇之余的消遣，而他是尊贵的和平使者，一个背负改变中东世界使命的男人。

除此之外，记得我们刚抵达此处时，几乎每周末我们都会去一些可能对他工作派得上用场的地区旅游。我们有好几个周六都在西岸地区纳布卢斯（Nablus）附近的山丘上，跟以色列极端右翼的警卫队谈论和平共存的可能；或在希伯伦旧城区市场，一边跟巴勒斯坦店主喝茶，一边看着占据该地且住在市场顶楼的以色列犹太移民把用过的卫生棉条和尿布等垃圾丢到巴勒斯坦人的店铺与住家上头。那几次旅程固然美好且发人深省，但绝非理想的周末放松之旅。

当然，他会替自己辩护，说他拟定的每趟旅程都很安全，都经过深思熟虑的规划。事实上，我现在回想我们在耶路撒冷多数的一日“周末”[37]，大多是把时间花在参加被导览行程上，好“教育”自己了解巴以冲突。我们一家人参加过“寻找绿线[38]”旅行团、“巴勒斯坦废村”旅行团、“消失的巴勒斯坦故乡”旅行团，还有其他十几个类似的行程。甚至就连我们外出露营、住民宿，或开着我们那辆击败四轮驱动车的小车穿越朱迪亚沙漠，这些活动也都是为了继续勘探这片全球主权争议性最高的土地的模糊轮廓。我们所做的每件事都是为了更了解巴以冲突，我们成了这场冲突的奴隶。在英国那几年的周末连假，我们去沼泽区、西北部湖区以及绿草如茵的丘陵漫步，或在新森林国家公园里骑脚踏车，然后半路停在村里酒吧喝杯啤酒，这些日子如今已成为遥远的乌托邦幻影。当前往邻近阿拉伯国家旅行时，我们花了很多时间探问阿拉伯人是否有与以色列和平共存的意愿。他们多数是完全不愿意！你只要随意走入开罗任何一个市集就能听见主流舆情，而埃及还是中东除了约旦以外唯一愿意与以色列和平共处的国家。我并非不享受这一切，但是不知为何，生活成了一场未曾停歇的比赛，时时刻刻追逐着中东当前形势。

里欧走过来，坐在我身旁，一只手环抱着我，说：“你不用一天到晚生我的气，我没有要刻意刁难你。我只是得完成我的工作。”

“我也想工作，什么工作都好。你当初说我们来这里以后会过上规律的家庭生活，你将不再出差，就算有，也是偶尔。我没想到我们现在甚至连好好过个周末都办不到。周日要上班，周五你又因为那一天是欧洲的上班日而拒绝休假。如果我们都还单身且没有小孩，那这一切都不是问题。我们当中总得有人负责照顾孩子们，但不能永远都是我。”

“我很抱歉，”他说，“我知道这一切对你来说很辛苦，但你得给我一点时间。”

“我们来这里已经一年了。我给了你很充分的时间，但现况完全没有改变。”

“等加沙的事情告一段落，我应该就可以尽力陪伴你们。但此刻我无法马上预测以色列撤兵之后会是什么状况。”他轻声说着，这本应能软化我的心，但不知为何我无法压抑内心一股排山倒海而来的愤怒。我觉得自己被利用了。我站起来，经过他晃到厨房，怒喊着我对他已失去信心，我后悔来这里看着自己青春凋零，受困在这段不平等的关系里。

“你扼杀了我的梦想，从现在开始我也要扼杀你的。虽然我不能像你以前那样打包行李，找个旅馆说走就走，但我从此以后会拒绝合作，想办法让你过苦日子。我不想浪费一整晚坐在你身旁。我要坐在这里，坐在这张餐桌前剪接我的带子，完成我的访问。你就会知道跟一个冷血工作机器人一起生活是什么感觉。”

“这就是我走开的理由，我要逃离你的控诉。我这周末本来要待在家的，但现在不会了。我明天一早就走，去加沙。”说完，他便快速上楼，进入他的书房。

这是他的典型反应。如果我一派甜美，他就会说他为了工作不得不走。如果我怒目相向，拿他飘忽不定的行踪借题发挥，他就会说他之所以离开全是因为我对他大吼大叫。近来我们持续陷入争执之中，我已分不清每一回争论的头尾。我们让自己陷入毁灭的循环旋涡里；我们会不断重拾上一回争执的论点，在目视范围内，这一切既无起点亦无终点。

在这种情况下，最好的处理方式就是保持冷静，等情绪平稳后再来处理。但此刻他单方面决定离去，令我受挫，而受挫影响了我的意志力。我被愤怒掌控而无力阻止，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把一切搞砸。

我注意到有神秘的影子在地板上舞动。抬头一看，只见露台上仙人掌的剪影被街灯灯光放大，透过天窗填满了灯光微弱的厨房。愤怒使我盲目，我无法专心剪接我在难民营的采访录音带。我开始在厨房里来回踱步，焦虑的双眼瞥见了传真机与电话，我拿起这两台机器猛力往地上一摔。

因为他全靠这两台机器与加沙走廊保持联系，所以我得毁了它们。这是我的一点报复，规模不大不小。他当然可以逃离这里，但在他动身之前我也不会坐以待毙，我要砸烂他的通信方式。

幸运的是基兰当时去上吉他课了，我听见楼上的玛亚开始哭泣。里欧赶紧下楼来到厨房，难以置信地看着这场混乱。他试图把我推离厨房，但是我死命反抗。我把他往墙上一推，拿起他的眼镜照样把它往地上砸。

“你好大的胆子！眼镜就是我的眼睛，没有眼镜，我什么都看不到。你太可恶了，你疯了。疯子！”

“哼，没了眼睛，看你明天怎么去加沙。”

楼上的玛亚哭得更大声了。里欧紧抓着我的手臂把我拉向客厅，我挣扎扭动着想脱身，他反而抓得更紧。他说：“我要把你困在这里，直到你恢复理智为止。”

“不要，你不可以，你他妈的又不是我的主人。”我的手臂很痛，我试图挣脱却挣脱不了。我往他腿部猛然一踢。他大喊一声把我推开，他似乎是受伤了。他突如其来的一推，再加上我正试图抽开我的手，两股力量相加，把我推往客厅远处另一端，让我失去平衡后摔倒在地。我的膝盖因狠狠地撞上咖啡桌而感到剧痛，撞到的是我受过伤的那条腿。我之前在约旦杰拉什（Jerash）的圆形竞技场跟基兰玩耍时，从一道罗马式城墙上摔下来，那条腿跌断过。痛楚令我晕眩想吐。我应该是昏厥了几秒钟，因为当我睁开双眼时，我看见玛亚站在客厅中央歇斯底里地大哭。

“爸爸刚才出去了，他说要去配新眼镜。妈妈，你还好吗？你又摔断腿了吗？我去帮你倒水，妈妈。”

“过来，妈妈抱抱，过来。”我对她轻声说道。

“对不起，妈妈。你能修好电话吗？因为我们要叫救护车。”

“别担心，亲爱的，情况不严重，这以前也发生过。我必须找到我的护膝，就放在医药柜某处。”

“我去帮你拿，我知道在哪里。”啜泣的玛亚边说边转身上楼要去浴室。

“我自己来，过来扶我。”我对她说。

但当我试着移动身子，传来的剧痛令我险些再度昏厥。我只能继续坐在地上，坐在那张笨重的玻璃咖啡桌旁。这张咖啡桌桌脚和底座是用我们从约旦买回来的一具贝都因人打谷机重新设计而成的。我很庆幸玻璃没破。我坐在那里抱着我的孩子，她可爱的手臂环抱着我，我试着从她小小身体的温暖与拥抱当中获得一丝慰藉。这让我的情绪得以平复，暂时抛下羞愧与罪恶感。我亵渎了为人父母之职。我女儿此刻赋予我安全感，但这本该是我给予她的，我不但没做到，还翻转了她小小世界里对父母的信任。

在我以此姿势睡着之前，我内心将一切怪罪于这栋艾梅克勒方街房子里的鬼魂。它们就是不肯放过我们。我们打扰了它们，因此它们便打算摧毁我们的生活。我们摇摇欲坠的婚姻，本该在耶路撒冷这个新环境逐渐稳定，但这种环境反倒开始映射出围绕在我们身边的种种冲突。从抵达此地之际，运载我们全部家当的货柜失踪开始，我们婚姻本已松动的根基摇晃得更加厉害。耶路撒冷给我们带来的冲突多于和平，这是我们始料未及的。这栋房子和这个国家都试图表明立场：他们不需要局外人过来定居。无论是这栋房子还是这座城市甚至是整个国家，全都被鬼魂缠绕，吓跑了各方好事之徒3这足以解释为何当地人总持续排斥国际干涉，也解释了二〇〇〇年的戴维营高峰会[39]为何最终诱发了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而一九九三年巴以双方共同签订的《奥斯陆协议》[40]将西岸地区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各自的控制区强硬划分为A，B，C三区，结果造成了行政管理困难且官僚政治横行的一团混乱，至今无解。巧合的是，我在同一年年尾怀了我们第一个孩子，从此我们的家庭生活也被分成三区，而此刻这三区想必沉浸在极度悔恨与自艾自怜的浓烈情绪中。

不知何时里欧回来了，我不敢去看时间。此刻去质问他并不是个好主意，毕竟我需要他的协助。他蹑手蹑脚地把玛亚从我怀中抱起，带她回她自己的房间。我从余光里看见他配了副新眼镜，款式更高档、时髦。这副眼镜让他看来年纪长了些，我正好奇基兰在哪里，他大概意识到我的疑惑，便告诉我说他去音乐班接基兰下课，然后带他去耶申家借住一晚。这个做法很聪明。方才发生的这起不幸争执令我现在无颜面对基兰，虽然说这样的场面在他成长过程中早已屡见不鲜。

“你需要看医生吗？”

“要。我可能弄断或扭伤了几条韧带，得把它们弄回原位才行。”

“你能等到明天吗？等送玛亚上学之后，我可以带你去哈达萨医院。”

“应该可以，但我需要我的护膝，就放在浴室里。”我仍坐在原地，我试着用力，即使最轻微的动作都会往我大脑传送一阵令人眩晕的痛楚，使我眼前一片黑。

“来，我替你拿了一些强效止痛药。”

此刻我的情绪镇定多了，每回争执过后都是如此。极度厌恶被极度亲密取代，此时需要的是对方的热情拥抱与充满爱意的轻声低语。我了解他的感受，也清楚自己的感觉，我们彼此都知道此刻想从对方身上得到些什么。

他坐到我身旁，我们拥抱彼此。

我们坐在冰冷的石头地板上，看着舞动的影子，我哭了出来。此刻是如此平和。

第二天从医院回家的路上，拄着暂用拐杖的我请出租车司机停在欧莉家门前。当我得独自从医院回家时，前一晚短暂享有的宁静与温暖便已烟消云散。里欧无法留在医院陪我并带我回家。他也没与我讨论我该如何去幼儿园接玛亚放学。值得庆幸的是基兰搭校车上下学，不用我操心。

“谁干的好事？”欧莉问道。

“没有人，这是意外。”

“什么叫意外？”

“我被咖啡桌绊倒。”

“他没打你吧，有吗？”

“当然没有。”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刚刚说了！”

“他推你了？”

“没有，是我推了他。”

“所以他回推了你一把？男人不能干这种事情，他们力气比较大。”欧莉听来语气十分严肃。

“为什么你一开始就认定我的意外跟他有关？”我问她。

“拜托，别傻了，全都写在你脸上。不然你怎么会趁着孩子们都在学校的时候过来？那你的BBC报道怎么办？你之前说你今天要忙这档子事的。”

“我不知道有这么明显，你竟然看得出来我们起了争执，不过是我起头的。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是我开始了第一步。”

我内心有股强烈的冲动想告诉欧莉一切经过。我急切地想减轻我胸口的重担，不想回到那栋寂寞的房子，我不想担起接玛亚放学的责任。事实上，我根本不知道该如何拄着拐杖去学校接她，然后又要独自度过这一晚，独自面对这场突如其来、令人措手不及的挫败。像这样一个夜晚，我必须以重复的答案回答两个孩子重复的问题：

“爸爸去哪儿了？”

“他去加沙了。”

“但是他上星期才去过。”

“他得再去一趟。”

“为什么？”

“因为他工作的智囊团要他写一份加沙停火后的现状报告。”

不，我应该不会如此详细地解释，因为我不想引发我女儿连珠炮似的提出一连串问题：“什么是智囊团？是旅行团吗？是很有智慧的旅行团吗？”还有我儿子也会问起：“停火是怎么回事？耶申说那不过又是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花招……”我不想与两个孩子度过又一个漫漫长夜，回答这些孩子关于此地荒谬政治现状的提问。我会让他们早早上床，才能坐在客厅面对鬼魂，这些鬼魂如今永久附身在这些舞动的影子中，盘旋在我们的希伯伦地砖上面。我会质问它们：“你们现在开心了吧？你们赢了吧？你们当然有权去破坏这片和平，但你们为什么不能去找其他房子？我猜这里是你们家，你们才有权问我们为什么不找其他房子住。也许我们该搬走，反正现在这屋子里没有人过得开心。但也许我该给这栋房子一个机会，给我们的关系一个机会。拜托，饶了我们，收起你们嘲弄的舌根吧。”

然后我会恳求他们：“要不然，这栋房子合法屋主的列祖列宗们，请告诉我，我该怎么做？我该像六年前在摩洛哥那样放弃，一个人带着孩子们回伦敦重建生活，还是我该留下来，看看这一次我们能否成功？家庭生活的喜乐是否本就不属于我，不属于我们？我们来自两个极端不同的环境：他有稳定的家庭背景，所以他想把这一切抛在脑后；而没有家庭的我只想紧抓住一个家，甚至是半个家也好。是否正因如此，我们才无法融洽相处，无法相互理解？”

“这真是太过分了。”我听见欧莉说道，她的声音仿佛从一座遥远的岛屿传来。一杯乌龙茶在我眼前冒着热气，我一度有些恍惚，以为自己没听见她接下来的言论，但其实我听得清清楚楚，而且觉得惊讶且困惑。我不否认欧莉所言正是我从医院回家路上心中所想，我也是因此才决定半路在欧莉家停下来。里欧当时帮我叫了辆出租车，说他无法改变计划取消加沙之行，他已安排好那边的会议，他不能“让他们失望”，他无法让巴勒斯坦人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