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重回职场了。就在我们即将欢庆在耶路撒冷度过头一年之际，某天我打电话给当时BBC耶路撒冷办事处的处长西蒙·威尔逊。他在电话里语气非常热情。然而当我去见他时，他说他很欢迎我使用他们的办公室，但必须事先跟他讨论所有我打算报道的故事，而BBC特派记者有权优先选择题材，即使该题材是我发现的，我也得放弃追踪该故事。但最重要的是，他说根据BBC聘用规定，我得先正式辞去伦敦新闻编辑室的职位，才能在耶路撒冷担任自由作家。

他还补充了另一项规定，那就是我不能报道“重点新闻”，那是局内特派记者的职责。

最后这项规定我并不大在意，反正我对所谓的重点新闻本就没什么兴趣，因为那大多是有关巴以冲突的政治新闻。我对另类观点更感兴趣，我想探讨巴以冲突之中的人性观点。我跟里欧讨论我即将做出的“重大”决定，这事关我得放弃BBC的终身职位。我问他这样做是否当真妥当，因为这表示我将无法重回颇为优渥的工作环境并丧失一切退休福利。这间接表示，倘若我无法成功当个自由作家，就得依靠里欧的资源而活。他说：“那是你的选择，你想怎么做都可以。”

“嗯，其实不是，因为如果我不赶快辞职，等留停期满，我就会被召回新闻编辑室。难道你要跟我回伦敦吗？”

“我办不到，你很清楚。我的工作在这里。我的志愿始终都在这里，如果我想当个有用的人或者做出贡献让世界有所不同，我就只能待在这个国家。”

“那我的目标、我的任务、我的人生又该怎么办？”

“你嫁给我的时候就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你嫁给我的时候就很清楚我是什么样的人。我无法改变自己，我不擅长改变自己。”

“你在回避我的问题。那我的梦想又该怎么办？”

“你就用最适合你的方式去实现它。”

“我该怎么做？回伦敦吗？那家庭又该怎么办？”

“你自己选择要怎么做对你和家庭是最好的。但无论如何，我都不会回伦敦。”

“我不是说我要回去，我只是要你知道，我现在面对的是一个多数人都会认为是非常重要的决定，因为这可是全世界的人都挤破头想进去的新闻编辑室，而我却得放弃它的终身职位。没错，我已经决定要辞职，我只是想听你说一些好话安慰我而已。”

我说最后一句话时提高了音量。一如往常，我内心的恶魔公然挑衅我，伸着他们鲜红的舌头激动地蹿出，而我自己都不懂，为何里欧对我的未来展现的那种事不关己的态度会令我如此愤怒。我的言论纯属理性，但却选了听来最不理性的方式表达。

我气冲冲地离开，拿起手机打给位于布什大厦的世界新闻编辑部。三十秒内我的电话就被转接到正确的人那里，接电话的编辑正是之前面试并录取我、让我加入新闻编辑室团队的人，电话那头传来她柔和的声线。我可以从她冰冷、不友善的语调中察觉她的失望，她以此语调告诉我，得寄一封正式电子邮件给人力资源部，他们会回我一封电子邮件并且附上我的离职确认信。然后她补充道，我必须把我的BBC员工证寄回去，“除了员工证，还有其他你可能持有的BBC财产”。我静静地坐着，试着沉淀自己刚才到底做了什么。我很平静，甚至可以说有些麻木。就这么简单？放弃一份多数记者会不惜代价争取的工作，就只要这样通过电话简单说两句话就完成了？

夜深以后，我开始意识到这一切真的发生了，然而最困扰我的并非离职，而是新闻编辑室编辑要我把识别证交回去。我看着识别证，上头有张年轻快乐的笑脸，那似乎是多年前的照片，就在我刚加入BBC记者俱乐部时拍的。他们不能就这样没收我的识别证，毕竟我从二十三岁起就在那边工作。

我决定留下识别证。

那一周我本期待里欧会提议庆祝此事，但是这件事压根儿没被提起。我本以为没有大肆庆祝或许是好事，但一想到我为了让两人团聚已放弃这么多，心里还是不好受。我跟内心的恶魔争论：“我跟别人不同，我不需要紧抓着过去不放，我有勇气接受且适应改变，然后向前迈进。我不需要被BBC的退休金绑住！我绝对不想在新闻编辑室终老，那里是新闻特派员之墓。”

第二周的周一我把玛亚送去幼儿园后，便大胆走进位于市中心附近一栋商业媒体大楼三楼的BBC耶路撒冷办事处。西蒙·威尔逊亲自招呼我，他配了一张空办公桌给我，我坐在那里往外看着底下繁忙的雅法路好缓和我紧绷的神经。就在此时我下定决心，我不要以失败者之姿离开这个地方、这座城市。过去面对类似情境时，我曾多次重整自我，昂首前行，这回也不该例外。当天我打了几通电话去伦敦之后就拿到了几个外包案，负责帮BBC两个知名时段的节目做专题报道。

我去幼儿园接玛亚时迟了些。园里只剩几个孩子，匆忙赶来的家长把汽车随处停放，因为基督教青年会跟这所和平幼儿园所在的大卫王街此刻正对外封闭，好护送一些达官显要通行。等着我的玛亚手里拿着许多蓝白图画。以色列独立纪念日就快到了，孩子们画的每幅画都是根据此主题描绘出以色列的代表色。我甚至收到学校通知，说纪念日当天所有孩子都该穿白色T恤和蓝色牛仔裤到校，好挥舞蓝白旗帜跟大卫王街的庆祝队伍打招呼。整座城市都以蓝白色装点，从私宅到检查哨塔，国旗四处飘扬。几乎每两辆车就有一辆在收音机天线处插上以色列国旗，随风飘扬。

玛亚走回座位，要从抽屉里拿她忘记带走的东西。她回来时，我惊讶地看见她手里拿着一面迷你英国国旗。

“谁要你画这个的？”

“我的老师。每个小朋友都要画自己国家的国旗。我根本不知道这是英国国旗。我老师给我看了一张图片，我就照着画。你喜欢吗？这是给你的哟，妈妈，你想家的时候可以用上这个。”

“所以他们是刻意想让这一切看起来正常。只要画面‘杰克联合’[35]，那就算画上一整天的以色列国旗都没关系咯？那巴勒斯坦国旗呢？”我对我四岁的女儿这么说，随即意识到这话听起来有多蠢。

“什么是‘杰克联合’？”

“这个，就是你手上拿的这个。”

“哦，我不知道英国国旗叫这个名字。”

“那你手上这些图画要怎么办？也是要给我的吗？”

“这些是独立纪念日的装饰，我会挂在我房间里。”

我从未见过有哪个地方对国旗如此执着。这里不只可以在阳台和窗户上看见国旗，健行者也会头戴国旗图案的棒球帽，我甚至看过有男子戴着织成国旗上蓝色星星与两道蓝色条纹图案的无边礼帽。当我跟玛亚走出优雅的基督教青年会大楼，她用希伯来语高声喊道： “Degel shel Israel（以色列国旗）！”同时指着大卫王街上饭店外约一打在旗杆上飘扬的国旗。

“Degel shel Israel”成为她接连几个月最喜欢的词语之一，尽管我苦口婆心地劝她无论画国旗还是挥舞国旗都是不正确的行为，但她就是不听劝。她拒绝理解原因，也不想知道为什么她不该在她卧室墙壁或者我的工作笔记本上画以色列国旗。她甚至开始佩戴一枚上头有国旗的以色列博物馆徽章，这让她巴勒斯坦派的哥哥非常恼火。然而只要试图从她身上拿下那枚徽章，场面都会变得一发不可收拾，她要么大发雷霆，要么涕泗纵横。我决定忽视她对国旗的偏执，我认为她很快就会失去兴趣。但对里欧来说这可没那么简单，他担心他的巴勒斯坦朋友会发现他不但是犹太人，还有个“以色列”女儿！这又是一件至今我仍无法接受的事：只要我对任何人提起我们会奉行安息日习俗，并且在周五夜晚点起蜡烛，里欧就会勃然大怒。抵达耶路撒冷没多久，我们就有过几次激烈的争执，正是因为我公开谈论我们的半犹太孩子，还有我们之所以会来到这里，主要是因为他与这片土地及犹太教之间的关系。

“你也不会希望我到处去跟人说你有可能是印度教徒，但你亲近的家人又是穆斯林吧！”里欧愤怒地说道。我回复他：“你当然可以这么跟别人说，但我跟你状况不同。你知道我的背景不是那么简单、好懂，我不信仰任何宗教。我是无神论者，那才是我真实的身份。此外，我们不是在印度，我们人在耶路撒冷，就我看来，我们之所以会来这里，正是因为你是犹太人。”

“我不想被任何刻板的印象影响。再说，要是我的巴勒斯坦同事知道一个犹太人竟然想告诉他们该如何与以色列维持和平，这可能会让他们对我留下坏印象。”

“但如果你连这么重要的事都要隐瞒，他们又为什么要信任你？如果某一天你的犹太人身份曝光，他们又会做何感想？”

“我报告里的所有建议都是根据我与人们开会的结果而拟定的，我只是不想让他们对我有先入为主的印象。我怕如果他们发现真相，一切就毁了。”里欧说。

“不好意思，我不懂你在说什么。”我继续说，“如果你担心阿拉伯人发现你的信仰后会因此反对你的提议，那你在这里根本就是浪费时间。和平提议应该由属于这片土地的人来拟定，否则这跟殖民事业有什么两样？他们为什么要听局外人指挥？经过了六十年的协商，这些局外人替这片土地带来了什么？”

“总之，我就是不希望你到处宣传我的犹太身份，就这样。”我从他声音里听见他对我有所不满时才会出现的那股严厉。

“我才没有到处宣传什么！但我认为你必须告诉他们你的身份，如果他们因此质疑你的公平性，那错的是他们。”

我当下感到迷惘。如果他持续否认自己的出身，我看不出有何必要待在耶路撒冷。我之所以会同意搬来，正是因为他与这片土地的联系。看着许多外国人打着西方自由主义的旗帜行殖民之实，有意无意地利用巴以冲突，我拒绝成为他们的一分子。欧莉说里欧是自我厌恶的犹太人，这种说法总会触怒里欧。他真正想传达的是，以色列假犹太教之名所犯下的行径是如此骇人，他不想背负此罪名。然而除了隐藏身份以外，一定还有其他方式可以表达。

“你这样言行不一会让孩子们无所适从。”我说。

好吧，玛亚除外，尽管她父亲对以色列以及忏悔的犹太人的意见有所保留，但我们的女儿对于自己应当归属何处没有丝毫困惑。玛亚爱死以色列了。

大卫王街上的公交车站牌，因为有国外高官下榻于街上同名饭店而暂停使用，于是我跟玛亚走到下一个站牌。已有不少人在那里等待18路公交车。自从二〇〇〇年发生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之后，陆续发生过几起公交车自杀式攻击。尽管英国领事馆再三警告我们别搭公交车，但我照搭不误。搭公交车能让我们进一步融入这个社会。在这里，人人上公交车时都戒慎恐惧，担心遭遇自杀式炸弹攻击。每回我搭公交车总会感染这份恐惧。然而我觉得当我与其他乘客有了共同的恐惧，我们彼此便算是有了某种联系。

玛亚与我每天都要搭18路公交车去幼儿园。此刻我们正等着搭公交车回家取车，再开车前往东耶路撒冷接一位以色列人权分子。我为BBC的采访案安排了一趟难民营采访。当我们看见公交车出现在山坡上的红绿灯前时，我对她说：“你今天要乖乖的哟，因为我必须带着你去工作。”

“妈妈，我发誓，你在访问别人的时候，我会乖乖的，我会带我的蜡笔和图画纸。我喜欢跟你一起去工作。”

“但是不准画以色列国旗！你可以带着整盒蜡笔，但不准带蓝色与白色的。”

像这样带着她一起去工作，对她来说并不陌生。

“拜托，拜托，不要在那边画degel shel Israel，拜托。”我再度向她重申。

“为什么？是因为我们要去巴勒斯坦吗？”

“我们要去一个难民营。”

“是巴勒斯坦坦人住的吗？”

“对，那里住了许多巴勒斯坦人。”

“是在拉马拉吗？”

“是在前往拉马拉的路上，在东耶路撒冷。”

“我以前去过吗？”

“你没去过。”

“我以前去过巴勒斯坦，拉马拉就在巴勒斯坦。还有伯利恒，在伯利恒不能说希伯来语。”她自言自语。

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在伯利恒开车，基兰发现她在后座翻着希伯来语故事书。他迅速把书从她手上夺走，藏在座位下。之后当我们站在市场中央，她为了要气我和她哥哥，高声喊叫着“Imaa a a a aaa……”。我们在耶路撒冷才住了不到半年，她就决定要改口叫我“Ima”，那是希伯来语“妈妈”的意思，这么做实在不甚明智，特别是我们那时正在西岸地区旅游。我不敢想象如果这发生在叙利亚会是什么状况，要是秘密警察听见她大喊，转头却看见一位南亚“Ima”，不知会做何反应！

我要去的难民营位于东耶路撒冷一个名为殊尔法特（shuafat）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小区，我要去访问一位这些年来房子九度被以色列军队毁坏的巴勒斯坦人。我想，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最好得控制好我的“以色列”女儿，她绝不能在那边叫我“Ima”。我该如何对她解释，在那街上污水漫延又过度拥挤的难民营里，愤怒与仇恨就像有毒菌类一样四处传播？又该如何对她解释，在那样肮脏恶劣的环境下，有着十个甚至更多孩子的家庭只能挤在两间棚屋中生活，而每个孩子都在心中怀抱着殉教的志愿却难以对占领者显露一丝仁慈？这回之所以会带着玛亚是因为我找不到保姆照顾她，再加上这是我以自由作家之姿接下的第一个BBC采访案，我实在承担不起任何会危及我重振事业的风险。况且杰夫会陪着我们，他是以色列和平激进分子，同时也是以色列反拆屋委员会会长。有他作陪，开一小段路穿越难民营看来便不会太危险。我如此替玛亚做行前教育：“请不要在那边说希伯来语，不然我们可能会惹上麻烦。”

“但他们不会开枪打我们吧？”

“嗯，有可能哟。如果你叫我‘Ima’，他们会以为我们是以色列人。”

当公交车到站时，她赶在众人前头跑向门口，我后悔我方才说了那些话，那样说很不负责任。我怎么可以口出此言来混淆我小女儿的观念？我怎么会跟她说难民营的人会拿着枪在街头漫步？但一切都太迟了，我无法收回说过的话。关于街上哪些人会开枪、哪些人会带枪，她已逐渐有自己的定见。她每天都会看见她朋友的父亲或者她父亲的表亲带着枪，人们携带枪械对她而言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因此她不解里欧与我为何反对。当我们走在街上，她总羡慕地看着那些配有大把来复枪的士兵在非值勤时间也把枪挂在侧身。当公交车加速穿过咖啡店林立的艾梅克勒方街巷弄，我向窗外望去，就看见至少有四个人配枪站在邻近的人行道等待通行。公交车里，玛亚对着坐她对面的军人微笑，那位女兵大腿上放了一把枪。

“你知道吗，我的朋友阿萨夫的爸爸督度，他有一把手枪。”她的记忆力很好，她没忘记我们3嗯，应该说没忘记她在公交车抵达之前正在讨论的话题。

“是吗？”我回应道。我对她才四岁就知道“手枪”这个词不免感到忧虑，我想转移话题，但这是不可能的。

“他把手枪放进皮带上的枪套里，阿萨夫说他父亲会保护我们。”

“为什么要保护你们？”

“因为有恐怖分子啊。这样就没有人可以来学校开枪打我们。”

“你在说什么？什么恐怖分子？”

“我想应该是巴勒斯坦坦恐怖分子，那些在公交车上放炸弹的。”

我不知道她对于公交车炸弹了解多少，但在公交车上谈论此事未免令人焦虑。她从未问我为何我们仍然搭公交车回家而不改搭出租车。说也奇怪，关于爆炸这回事，我的恐惧从未深到足以令我却步。当我跟我满嘴希伯来语的女儿、以色列以及巴勒斯坦乘客一起搭公交车时，便觉得我们是当地小区的一分子。此刻在公交车上，坐在我身旁的玛亚肆无忌惮地谈起手枪、步枪、以色列安全与恐怖主义。这些词我都是青少年时期读了犯罪小说才认识的。

我生平第一次触摸枪支是在雅可夫与米哈尔家，他们家共有三个孩子加入军队。那是我抵达耶路撒冷后不久的事情。当时我对于看见这么多武装年轻人走在街上，内心仍惊恐未平。每家咖啡店、餐厅、书店、酒吧、电影院以及所有当地学校都有武装警卫守在门口，对所有人都得检查包才能放行。

我第一次摸枪时全身起了冷战，觉得像是犯了什么禁忌，仿佛我干了什么可憎的勾当。雅可夫与米哈尔的儿子阿默思，年仅二十岁，负责驻守西岸地区，且定期参与突袭恐怖分子嫌疑犯的住家。某天我们在吃安息日晚餐时，他说：“来我房间，我有东西要给你看。”

当天稍早，我曾谈到以色列军队让十八岁青年休假时带枪回家是非常不负责任的行为。

“但我们必须随时保持警戒以防被攻击。”阿默思激昂地为军队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