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房间在地下室，同时也充作防空洞。西耶路撒冷每栋房子都必须配有防空洞。这个小房间很冷，从房内唯一一扇窗望去，我才发现外墙足足有一米厚。这扇窗让我想起船上的舷窗。开着的窗户上头有个轮状装置，我猜把它往里拉就能关上窗。窗虽开着，但房内仍有一股不通气的味道，那把枪就躺在他凌乱的床上。
“我刚刚在清理它，我们偶尔得帮它上上油。”阿默思说。
“你就这样把枪留在这里而且窗户大开？这里可没有铁窗！”
“没有人要偷枪啦。这些枪都有编号，用军队计算机一查就知道这把枪是配给我的！所有邻居都是犹太人，他们也都有枪。我跟你说，我们必须保持警戒，随时准备在短时间或毫无准备下进攻。这就是为什么整个以色列就像支积极的军队。我们随时都准备好战斗，敌人没办法突袭我们。一九七三年的赎罪日战争（Yom Kippur War） ，阿拉伯人低估了我们，他们以为我们人人都会忙着禁食或祈祷，但是军队可是处于全面戒备。他们学到了生命中最重要的教训！”
“这把枪装子弹了吗？”
“当然装了啊。不然有什么意义？我们必须随时准备好，一有状况就立刻行动。”
“怎么会有人想在西耶路撒冷犹太中心攻击你？”
“我们正被敌人包围，所有阿拉伯人都想杀我们。”
“你这样不会有一点偏执吗？难道他们现在还不知道你们是全世界装备最精良的军队之一吗？特别是经过赎罪日战争之后。没有人会去突袭你们！”
“他们想把我们推下海，他们恨我们。”
“你认识任何阿拉伯人吗？”
“不认识，我也不想认识。我想对抗敌人，不想交朋友。我可不是耶稣基督。”
“你不担心你擦枪时会意外射中你的小妹妹吗？”
“怎么可能？我受过训练，我知道怎么照顾我的枪，而且在以色列从没听说过有人被误击死亡的案例。你仔细想想，跟世界其他地方比起来，我们的枪支犯罪很少，因为家家户户都至少有一把枪。”
阿默思说得没错。我常好奇为何在这个流行挥舞枪支且可以合法取得枪支的国家里，相关罪行却如此之少。
“你想握握看吗？”阿默思说，他乐得看我这么紧张。
“好。”我说。我从他手中拿起这冰冷的金属，我持枪的姿势刚好让枪口对准了他，他迅速地把枪口移开。
“你不能这样拿枪！就是这样才会不小心打到朋友或是自己的脚！你看，你的手指就放在扳机上！不过我已经把保险栓扣上了，就是这里。你只要这样推开，这把枪现在就可以射击了。”
“你用过几次这把枪？你杀过人吗？”
“我不知道。”阿默思说，他突然陷入沉思，“我不想杀人。但是出任务时我们指挥官会要我们开了枪就跑，我们不会回头去数有多少人伤亡。我没有直接开枪杀过人。但我们入侵加沙走廊时，我想我应该伤过人。加沙走廊的民众是最暴力的一群，他们绝对想置我们于死地，把我们推下海。”
“阿默思，如果阿拉伯人老是想杀犹太人，那为什么你父亲对故乡也门还会保有如此美好的回忆？”
“他是选择性记忆。反正他根本什么都不记得，他甚至不是在也门出生的，他的记忆全来自我们的祖父母。他们在也门的生活是很不错，但没有跟阿拉伯人一样好，他们仍然是次等公民。他们甚至不准在公众场合穿鞋子！你听过这么古怪的不平等待遇吗？”
“但是你祖母总是说那边的生活很棒，你祖父又是政府高官。看看这片应许之地现在是如何对待他的，他现在住在毫无特色的住宅区里一套两室的公寓里头。你祖母说，以前在也门她可是住在一座很大的庄园里，有花园、山羊还有仆人。”
“你知道，人们离家后永远只会记得家乡最棒的水果、最好的水源。如果我祖父母在那边的生活真那么完美，他们就不会抛下一切财产跑来这儿，不是吗？他们为什么会来这儿？”
“因为他们以为这里真会如《圣经》所说的那般，是片流满奶和蜜的土地！我从没听你祖母说过有阿拉伯人要杀她。即便搬来这里这么多年，你祖母现在都还在说阿拉伯语。而你身为德系犹太人和也门犹太人的混血儿，如果没戴上犹太礼帽，看起来就跟加沙走廊街头其他巴勒斯坦人一样。”
“我看起来才不像阿拉伯人！”阿默思反驳道。
“明明就很像。”我心烦意乱地说道，此时我意识到自己竟开始把玩枪支。这把上了油的枪看来锃亮，冰冷的扳机散发着诱人气息。我感觉自己跨过了某道疆界，从纯真变成世故3一旦碰过这部杀人机器就再也不纯洁了。我的手指触摸着冰冷的枪口与扳机，这是我此生第一次手握武器，感觉就像一阵晕眩来袭，像是地心引力死命拉扯着我。而我只想放开一切顾忌，随它而去。
“妈妈，快点，我们到站了！”玛亚边拉着我边从她固定坐的那个车轮上方的架高座位跳下，她已经背好书包。年仅四岁半的她遗传了她父亲完美的方向感，她从不会忘记要在哪一站下车。事实上，连我们走路回家她也认得路。
玛亚与我先回家拿了我的录音设备，然后再去接杰夫。在车里她又聊起了督度，也就是她朋友的父亲。她说她非常以督度为荣，因为他能保护儿童不受恐怖分子攻击。我觉得自己仿佛住在像“终结者”系列那般的科幻犯罪世界里，在这个世界里战火永不停歇，所有居民都畏惧着共同的敌人，还有一支全年无休的军队随时待命攻击。我住在一个每个孩子都看过且摸过枪的世界，每个孩子都知道什么是弹链。我小时候以为只有宝莱坞电影里的坏蛋或黑暗英雄才会用枪，在电影里，那些被吹捧的帮派分子以及像宝莱坞巨星阿米塔布·巴沙坎所扮演的超级英雄，他们去射杀贪婪地主都显得合情合理。小时候我也以为枪支是给那些想要劫富济贫的平民或无产阶级军队用的，就像孟加拉国纳萨尔派[36]分子一样。我无法想象竟然会看见像阿默思这样的平民或像督度这样一个家庭男子持枪。我难以理解何以每个以色列青少年都懂得操作枪械、懂得射击。
一路上路况堵塞，我们抵达杰夫家时，所剩时间已不多。当我按门铃时，我对玛亚说：“你得去厕所把脸和手洗一洗。”
“你会让我拿麦克风吗？”她边问边指着我背在肩膀上的装了录音设备的袋子。
“不！不会，这次不行。”
“但有时候你会让我拿！”
“只有录好玩的东西的时候才可以，就像我们在街上或咖啡店录环境音那样。今天的录音很严肃，而且我必须单独跟对方好好谈谈，可以吗？拜托当个乖女儿，我知道你是。还有，等我们到难民营的时候，不要说希伯来语，也不能叫我‘Ima’。”
“难民营的小朋友是不是没东西吃，所以为了他们我才要把晚餐都吃光光？”
“难民营的小朋友应该没有营养不良。巴勒斯坦小朋友是有很多困难，但饥饿应该不是其中之一。”
“那每次你说如果我不吃光盘子里的食物，就会有小朋友不开心，那些小朋友住在哪里？”
“什么小朋友？”我心不在焉地回应她，因为我正在翻找袋子，想确认是否有足够的空白录音带，我已经很久没有录采访了。
“你每次都说我要为了那些小朋友把东西吃光光，你有时候说他们住在非洲。”
“嗯，在非洲某些地方，印度也有很多，还有拉丁美洲和其他许多地方。好了，来跟杰夫打招呼。”
杰夫领我们进屋，他要我们在客厅稍候，他得先去“讲完一通打去美国的重要电话”。
“所以我不需要为了巴勒斯坦坦小朋友吃更多食物咯？”玛亚坚持继续这个话题，她完全没有动身去厕所的意思。
“应该不用吧。”我烦躁地说道。我边听玛亚说话边观察客厅，看着墙上那些裱框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耶路撒冷旧城区流浪儿童的黑白照。这些照片仿佛是在响应玛亚对于贫穷的疑惑，一时之间，我的思绪落到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的儿童身上。那个世界里的街道肮脏狭窄，两旁林立着以废弃物盖成的陋屋，废弃物通常都是由孩子们捡来的；衣衫褴褛的女人在肮脏的市场里收集腐烂、虫蛀的厨余蔬果，孩子们拿着手持式渔网在一座又一座滥捕的池塘间东奔西跑，只为了想捞到几只虾，或是在踩上去嘎嘎响的泥地中抓到一条孤单的鲇鱼，如此一来，他们的母亲才有食材好准备当天唯一一顿热食。在我成长过程中，周遭人们总把穷困视为因果循环。当辛苦挣来的食物靠着许多小手捡来的木柴烹煮完毕，当全家人聚在一起享用这顿等待已久的餐点时，他们甚至会有一丝荣耀感。孩子们胃里半饱，伴着空中飘散的炊烟味露天睡去。在那个世界里，贫穷就在人们的鼻尖眼底，仿佛是命中注定。前世所为永恒影响了今世今生，但这些因果论的信徒几乎没有半句怨言。有些诗句正是以此为题而作。其中一首很快就浮现在我脑海里，这是著名的孟加拉国诗人卡齐·纳兹鲁尔·伊斯拉姆的作品：
贫穷，
你成就我的伟大，
你使我与基督平等。
我心想，之所以有人能写下这样的诗句，或许是因为穷困的孟加拉国孩童们没有背负西方世界大量捐赠的垃圾食物的重担。西岸地区和耶路撒冷的多数难民营，食物都多到吃不完，这得感谢来自全球各界的捐献。在此地区常听到有人认为这些捐赠食物是维持现况的关键，因为一来它让联合国有事做，二来也让难民得以表述其论点。先有以色列出兵占领，才会产生难民。
杰夫回到客厅，为自己讲了那么久的电话致歉。我把注意力转到女儿身上，自信满满地告诉她，在东耶路撒冷的难民营，她将不会看见眼神空洞、腹部凸起的饥饿孩童。
“那你现在可以帮我把这些包放到车上吗？”我对她说。她向来乐于助人。
从旧城区的大马士革门（Damascus Gate）驾车往北开上十五分钟后，我们抵达阿纳塔（Anata）路口，右转之后便发现路面有显著的变化。我们必须非常谨慎地驾驶好绕过深坑的洞与零星石头路障，这些路障是前阵子以色列军队一场突击进攻之后残留下来的。从阿纳塔路口开上约五十米就可以通往难民营，那里有一个检查哨。我们被士兵仔细检查，但他们没要求我们出示任何文件3只有往回开往耶路撒冷时，他们才会这么要求。我有些紧张，因为这里不但路面崎岖，而且有好多双好奇的眼睛盯着我们的车子与车里的乘客看。我开着租来的车，上面有以色列的黄色车牌。玛亚坐在车后座，而杰夫正对我说起一个臭名昭著的规定，那就是若无以色列当局批准，巴勒斯坦人在自己的土地上连座山羊棚都不准盖。他经常来难民营探访，我们这回要见几位他的巴勒斯坦和平激进分子同事，还有那名房子被屡次毁坏的男子。这名男子的故事通过杰夫的宣传而受到国际关注，每回他房子被破坏，就会引来许多国外志愿者成群结队到耶路撒冷要协助他重建。我慢慢把车开往难民营入口，车子被一群六岁到十三岁的男孩包围，他们用阿拉伯语喊叫嬉笑。我不打算屈服于刻板的偏见。我不要像西方世界那些对东方心怀恐惧的人那般，来到挤满陌生人的地方，幽闭恐惧症就会发作。我不想在市集里当个格格不入的旁观者，对身旁每个人疑神疑鬼，毕竟我也来自东方，虽然此刻身在殊尔法特难民营，我心却有着其他感受。
“进去之前我可以在营区外的主要道路上给营区拍个照吗？”我问我车里的那位以色列激进左派分子。
“当然。我跟小玛亚一起在这里等你，但动作要快。”杰夫说。
我走到马路边缘，身后尾随着一群男孩。从我所站的位置可以望见底下一片不规则伸展的营区，看来有如在我眼前组装的一幅立体拼图。这里的房子盖得层层叠叠，而狭窄肮脏的巷弄隔开了这座迷宫。这里到处都有孩童。孩童们组成一道墙，挡在我跟杰夫与玛亚所坐的汽车之间。他们伸手摸我的相机，我面带微笑，坚决不让那种外国人才有的不祥预感扰乱我的心神。再说，就算我现在想打消拍照念头走回车上也已经太迟了，因为他们已看见相机，知道我们来访的目的。透过镜头望去，一栋栋建筑跃入焦点，我一度觉得它们看来像是一个个厚纸箱，而孩子们在纸箱上头画了屋顶，至于屋顶的黑色水塔看起来则像是虱子。看见这拥挤的难民营里各个屋顶上竟然散落着为数可观的水塔，我有些诧异。我后来很快就得知巴勒斯坦难民营虽不缺食物，但每年特定月份会水源短缺。此外，偶尔发生暴动、骚乱时，水、煤气以及其他各种便利设施都会被切断。因此巴勒斯坦人不得不预做准备，在自家屋顶上众多备用水塔里尽可能地多储水。
当我拍到满意的照片之后开始走向汽车，我伸展下巴，僵硬地露齿微笑，打从进入营区开始我便维持着这个表情。我很紧张，但努力不在脸上泄漏半点痕迹。我挣扎着穿越一群儿童人海，还得高举相机避免人群触碰。有些人还要求看看我拍了些什么。
当我终于走近车，感觉像过了几世纪之久，玛亚身旁的车窗半开，我看见杰夫对她说了些话，然后递给她一条手帕。当我推开人群进入驾驶座，努力关上门之后，杰夫说：“你把钥匙拿走了，自动车窗关不上。但你女儿非常勇敢。”
“什么意思？发生什么了？”我的微笑立刻消失无踪。我转过身看着玛亚，一开始没看见什么不寻常之处。但当我心悸平复之后，我注意到她一脸非常受伤的表情。她没收下手帕。她又没有哭，杰夫为何要给她手帕？我试着仔细观察，但就在还未能相信我亲眼所见之前，她开口了：“他们往我脸上吐口水。”
“谁吐口水在你脸上？”
“那些男生。”
“那些男生”如今把脸贴在玛亚身旁的车窗上，我已把车窗关上。他们的脸压在玻璃上，窗框看起来像是一只装满人脸的透明箱。嘲弄的脸、讪笑的脸、伸出舌头的脸全都压在玻璃上，简直像一幅超现实主义画作。
“你怎么不叫我，我可怜的宝贝！”突然间我感觉自己秉持的一切与巴勒斯坦有关的政治正确立场都灰飞烟灭，我发现自己正咒骂着那些男孩，那些男孩则回以大声地嘲弄。
“我没叫你，因为你说不能在巴勒斯坦喊你‘Ima’。”
“哦，那你可以直接叫我妈妈啊。你为什么不大喊找人帮忙？”
“因为你说我不能对巴勒斯坦坦人没礼貌。”我女儿如此说道，此刻她接过杰夫的手帕擦拭她的脸。我一时之间心绪紊乱，不知接下来该如何是好。
我感觉到杰夫温柔地拍着我的背，要我先离开这里，离开街上这团我们不小心制造出来的混乱。他帮玛亚擦脸。我打开一瓶水帮她洗脸，拼命地用手帕擦着她的脸。“快开车！”杰夫再次说道，并且从我手中拿过那瓶水。当我发动引擎驶离，把那些孩子从车窗上甩开时，我听见他对玛亚说：“没事的，你真的很勇敢。”
“我没事，妈妈。”现在换这个勇敢的女孩来安慰我，“但是我没有说希伯来语，他们为什么还要这样？”
“他们还是认为我们是以色列人。嗯，我的确是以色列人。”杰夫说。
“但是妈妈说他们有很多食物，他们不穷，那他们为什么还要生我们的气？”
“不，他们很穷。”杰夫回答她，“他们说有多穷就有多穷。想象一下，他们是在一个污水流满地的巷弄内长大，然后每年冬天这些污水又会漫延得到处都是；想象一下，以色列坦克车会开进他们家，然后半夜把他们的兄弟、父亲或叔叔、伯伯抓走；想象一下，他们不能到处旅游，这些男孩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些街道，因为这些街道被检查哨或者高耸的安全墙给从四面八方封闭了。不缺食物不代表他们不穷。”
“没错，但是朝小孩的脸上吐口水还是不正当的。”我说。
“弱者总是会跑来欺负更软弱的人。要是可以，他们会朝我脸上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