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饿了的时候会说：“给我的孩子们烤点儿他们能吃的。”

——阿散蒂谚语

蜘蛛是哀恸的动物。

伊博人相信，它们会在悲痛的人家落脚，不停地吐丝，怀着心痛无声地织网，直到蛛丝飘摇，覆盖住巨大的空洞。两个哥哥死后，这个世界发生了很多变化，蜘蛛的出现只是其中之一。他们死后第一个星期，不管走到哪儿，我总有一种感觉：过去一直庇护着我们的布篷或雨伞被撕破了，我暴露在风雨中。我开始回忆起哥哥们生活中的诸多细节。事后的回想就像透过显微镜观察，每个细节、每个细微的动作、每个事件都被放大了。然而，并不是只有我的世界改变了。我们所有人——父亲、母亲、奥班比、戴维，甚至恩肯——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品尝苦痛。不过，在哥哥们死后头几个星期里，母亲受到的打击最大。

正如伊博人相信的那样，蜘蛛在我们这个服丧的人家安家落户。但它们的入侵不止于此。它们还攻陷了母亲的大脑。母亲最先注意到蜘蛛和用丝线般的尖刺固定在屋顶上的鼓鼓的圆球。除此之外，她还开始出现幻觉。她看见伊肯纳从悬在圆球里的蜘蛛壳里窥视我们，或者看见他的眼睛就藏在那些螺旋线后面。她抱怨它们：这些野蛮的、有壳的、骇人的生物。她被它们吓到了，会指着它们哭泣，直到父亲清除了家里所有蜘蛛网，还把几只蜘蛛砸死在墙上。父亲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安抚她，另一方面是受到了药剂师博斯妈妈和伊娅·伊亚波的高压。后者告诉他，面对一个悲痛的女人，无论她的要求有多么荒谬，都该倾听。后来，父亲还赶走了所有壁虎，发动了针对繁衍迅猛、危害日增的蟑螂的战役。从那以后，母亲才平静下来，但双脚浮肿，步态蹒跚。

蜘蛛们离开后不久，母亲开始幻听。她突然觉得，自己的脑子里住着一大群白蚁，它们啃个没完，已经啃到她的灰质了。她告诉前来安慰她的人，波贾曾经在梦里向她预警，说自己会死。她一遍又一遍地向哥哥们死后蜂拥而至的邻居和教会会众讲述他们死的那天早上她做的怪梦，把这些梦同现实中的悲剧联系在一起。我们那个地方的人，甚至所有非洲人，都深信，出于某种原因，一位母亲在她子宫结出的果实——她的孩子——死去或将死之时，会有预感。

我第一次听母亲讲起那个梦是在伊肯纳葬礼的前夜。当时我被大家的反应感动了。药剂师博斯妈妈扑倒在地，大声哀号。“哦，上帝一定是想警告你，”她一边在地板上滚来滚去，一边呻吟，“上帝一定是想警告你，噩耗即将来临，哦哦哦，咿咿咿。”她用无言的呻吟表达痛苦和哀伤。颤抖的元音被拔得很高，有时毫无意义，但在场的每个人都明白其间的细微差别。母亲讲完故事后的举动更是让在场的人挪不动步子。她站在挂着尼日利亚中央银行日历的墙壁前，那份日历依旧翻在有老鹰图案的那一页——五月，因为在伊肯纳可怕的蜕变开始后的几个星期里，没人记得翻动日历。她举起双手叫道：“天哪，地哪，看看我的手，是不是很干净。看看，看看他们出生时留下的疤痕，疤痕还没好透，他们已经死了。”说到这里，她撩起衬衫，指着肚脐下方，“看看他们吸吮过的乳房；乳房还鼓着，他们已经不在了。”她把衬衫拉得更高一些，显然是为了露出乳房，有个女人冲上去把它拉了下来。太晚了，房间里几乎每个人都在光天化日下看见了那两只遍布静脉、乳头凸出的乳房。

我第一次听母亲讲起她的梦境的时候，惊恐万分。要是早知道梦境可以是预警，那么我做过的那个有关桥的梦的警示意味就更浓了。母亲讲完后，我把自己的梦讲给哥哥听，他说这的确是个预警。过了一个多星期，母亲又把她的梦讲给我们教会的柯林斯牧师和他妻子听。当时父亲不在家。他去镇郊的加油站买汽油去了。波贾的尸身被发现的那个星期，政府把油价从十二奈拉提到了二十一奈拉。加油站纷纷囤积汽油，全国各地的加油站外面都排起了一眼望不到头的长龙。父亲在其中一家从下午排到傍晚，才给车子加满油，另外买了一桶煤油放在后备厢里，开回家来。他疲惫不堪，径直走向那张被称为他的“宝座”的沙发，跌坐其上。他还在脱汗湿的衬衫，母亲就开始跟他讲今天有谁来过。虽然她就坐在他旁边，但她似乎没闻到他身上浓烈的棕榈酒味。那气味就像追着刚受伤的奶牛不放的苍蝇一样追随着他。她唠叨了好久，直到父亲大喊：“够了！”

“我说够了！”他重复了一遍，站起身来，居高临下地看着母亲，裸露的双臂上肌肉虬结。母亲的身体僵住了，放在大腿上的双手紧紧地握着。“你都在跟我说些什么垃圾，嗯，我的朋友？我们家难道变成了这个镇上任何活物都能进出的流浪动物园？还会有多少人来同情我们？很快，狗就会溜进来，接着是山羊、青蛙，甚至那些鼓着腮帮的猫。你难道不知道，有些人就喜欢哀悼，哭得比失去亲人的人还响亮？还有没有完了？”

母亲不回答。她摇着头垂眼看自己包着褪色裹身衣的大腿。借着他们面前桌子上的煤油灯，我看到她眼中充满了泪水。我相信，这次正面冲突就是戳破她心理创伤的针头。从此，伤口流血不止。她不再说话，沉默逐渐吞噬了她。她默默地坐在屋里，眼神空洞。要是父亲跟她说话，多数时候她只是瞪着他，好像什么也没听到。她的舌头在冻住之前，曾经像真菌繁殖孢子那样繁殖言语。她激动不安的时候，言语会像老虎一样从她嘴里扑出来。她严肃的时候，言语会像破了的水管里的水那样倾泻而出。从那天晚上起，言语开始在她大脑里积攒，很少漏出来——它们在她脑子里结块了。父亲因为她的沉默忧心忡忡，不断地烦她，想让她开口。等她终于受不了开口了，她开始不断抱怨，说感知到了波贾不得安宁的亡魂。到了九月的最后几天，她的抱怨发展成了每日唠叨，父亲受不了了。

“住在城里的女人，怎么会这么迷信？”一天早上，母亲告诉父亲，她做饭时感觉到波贾就站在厨房里，父亲再也忍不住了，“怎么会，我的朋友？”

母亲的愤怒轰的一下点着了。“你怎么敢对我说这样的话，埃姆？”她尖声叫道，“你怎么敢？我是不是这些孩子的母亲？我就不能感觉到他们的灵魂了？”

她把湿手在裹身衣上擦了擦。父亲咬牙切齿地抓起电视遥控器，调大音量，直到电视里约鲁巴演员的咒语几乎盖过了母亲的声音。

“你可以假装没听到，”她两手一拍奚落道，“但你没法假装我们的孩子是正常死亡。埃姆，你和我都知道，他们死得不正常！你自己出去看看。啊呀埃姆，这在哪儿都不算正常。父母不应该埋葬自己的孩子，倒过来才对！”

虽然电视机没关，里面的电影音效像警笛一样刺耳，但母亲的话还是像一床肃静的大被罩住了整个房间。屋外，远处的地平线上堆积着一层层灰色的云。母亲说完，跌坐在一张沙发上。这时，一阵响雷撕破了天空，狂风挟着雨水呼啸而来，厨房门哐当一声关上了。断电了，房间里几乎全黑了。父亲关上窗子，但没拉窗帘，这样可以借点儿外面的光。他回到沙发上，一言不发，淹没在母亲的言语军团里。

日子一天天过去，母亲在房间里占据的空间越来越小。普通的话语、平常的修辞、熟悉的歌曲逐渐包围了她。它们化身恶魔，一意抹去她的存在。她原本再熟悉不过的恩肯的身体、长长的手臂和长长的发辫——以前她爱都爱不够——突然让她心生厌恶。有一次，恩肯想爬上她膝头，结果她叫了起来：“这东西想爬上我大腿！”吓跑了小姑娘。父亲当时正在专心看《卫报》，他开始担心了。

“天哪！你是认真的吗，阿达库？”他惊恐地问，“你以前是这么对待恩肯的吗？”

父亲的话让母亲神色剧变。她像瞎子复明般盯着恩肯，张着嘴仔细地端详她。接着，她的目光从恩肯移向父亲，又转回恩肯，嘴里咕哝着“恩肯”，舌头在口腔里滚来滚去，像被卸下来了似的。然后，她再次抬起头说：“这是恩肯，我的女儿。”这话听起来既像陈述，又像询问。

父亲像生了根似的站在那里，张着嘴，但什么都没说。

母亲又说：“刚才我没认出她来。”父亲只是点点头，把一边号哭一边吮吸拇指的恩肯抱在胸前，悄悄地出了屋子。

母亲开始哭泣。

“我刚才没认出她来。”她说。

第二天，父亲做了早饭。母亲像着凉了似的穿着几层毛衣躺在床上啜泣，不肯起床。直到夜幕降临，她才从卧室出来。那时我们正跟父亲坐在一起看电视。

“埃姆，你看见在那儿吃草的白奶牛了吗？”她指着房间里某处问。

“什么，什么奶牛？”

她头往后仰，发出嘶哑的笑声。她的嘴唇干得裂开了。

“你难道看不见在那儿吃草的奶牛？”她摊开手掌问道。

“什么奶牛，我的朋友？”她的神情如此确信，有那么一会儿，父亲真的扫视了一遍客厅，就像他真以为客厅里会有一头奶牛似的。

“埃姆，你瞎了吗？你真的看不见那头白得发亮的奶牛？”

她指着抱着垫子坐在一张远离大家的椅子上的我。我难以置信，甚至扭头看了一眼——好像这事有可能似的——我椅子背后是不是有头奶牛；然后，我意识到母亲指的其实是我。

“看这头，再看那头。”她接着又指向奥班比和戴维，“一头在外面吃草，另一头进了房间——它们到处吃草。埃姆，你怎么会看不到？”

“你能不能闭嘴？”父亲咆哮起来，“你在说些什么呀？老天！你的孩子们什么时候变成在家里吃草的奶牛了？”

他抓住她，把她推向主卧室。她走得跌跌撞撞，结成一缕缕辫子的头发盖住了她的脸，硕大的乳房在灰色的毛衣下晃动。

“别管我，别管我，让我看白得发亮的奶牛。”她一边叫一边跟他扭打。

每次她话音一起，父亲就会大叫一声：“闭嘴！”

父亲推着她往前走，她的声音越来越尖锐。恩肯看见他们扭打又哭了。奥班比伸手抱她，但她一边踢他，一边叫着妈妈，哭得更大声了。父亲把母亲拖进他们的卧室，锁上了门。他们在里面待了很久，说话声断断续续地传出来。终于，父亲出来让我们回卧室。他说他要去给我们买面包，叫戴维和恩肯跟我们待一会儿。当时大概是傍晚六点。两个小的同意了。然而，我们一锁上房门，就听到外面传来脚拖过地面的声音和门撞到墙上的声音，还有狂乱的叫喊声：“埃姆，别管我，别管我，你要拉我去哪儿？”与之相伴的是父亲沉重的喘息声。然后，大门发出一声巨响，关上了。

母亲消失了两个星期。后来我得知，她像危险易爆材料一样被藏起来——藏进了一家精神病院。她的思维极度混乱，对已知世界的感知被摧毁殆尽。她的感官变得特别敏感，病房里时钟的走动声在她听来比钻孔机的噪声还要响，老鼠朝她爬过来的声音就像许多钟被同时敲响。

她患上了极具破坏性的黑夜恐惧症。每个夜晚都会孕育出无数恐惧，萦绕在她心头。大块头的东西缩小到令人难以想象的地步，细小的东西却膨胀成了庞然大物。长着又长又大带刺茎秆的阿沙拉树叶活了过来——凭借超自然力量每分钟都在变得更大——突然包围住她，慢慢地挤压她，直到她消失。她在幻觉中看到这种植物，相信自己身在森林中，这些幻觉折磨着她，她开始产生更多幻觉。一九六九年内战期间，她的父亲在比夫拉前线作战时被炮火炸成了碎片，如今他常常在她的病房里跳舞。大多数时候，他高举着双手跳舞——身体还是战前的模样。其余时候——这种时候她尖叫得最响——起舞的是他战时或战后的身体：一只手还能动，另一只手变成了血淋淋的残肢。有时候，他会亲昵地叫她一起跳舞。然而，在所有幻觉中，蜘蛛入侵所占的比例最高。到她住院的第二个周末，她周围的蜘蛛网被清理得干干净净，所有蜘蛛都被碾成了碎片。每碾死一只蜘蛛，在墙上留下一个黑点，她离康复似乎就近了一点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