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贾是一簇真菌。

他的身体里充斥着真菌。他的心脏供给身体的血液里满是真菌。他的舌头被真菌感染了。也许他体内多数器官都被真菌感染了。因为他的肾脏被真菌占据，他一路尿床到十二岁。母亲怕他是被人施了尿床咒。她带他去祈祷，在他每晚入睡前给他的床边上涂油——用祈祷加持过的小瓶橄榄油。但波贾照旧尿床，羞耻感也救不了他。他每天早上晒床垫——床垫上往往印着各种形状和尺寸的尿渍——都有可能被街坊的小孩看见，尤其是被伊巴夫和他的堂兄弟图比从他们家二层小楼居高临下看见。一九九三年那个早上，也就是我们见到M.K.O.那一天的早上，正是因为父亲嘲笑他尿床，他才在学校闹了起来。

真菌的宿主并不知道真菌的存在。同样，伊肯纳死后四天，波贾一直待在我们院子里，但谁也没看见他。就在整个区，甚至整个市的居民都在拼命搜寻他的同时，他悄无声息地躲在院子里，跟谁都不讲话。他没有留给尼日利亚警方任何他就在附近的线索。他甚至没花心思去约束那些像扑向蜜桶的蜂群一样涌进我们家的哀悼者。他不介意自己的照片被人用变浅的油墨打印在告示上，像爆发的流感一样在镇上随处可见——公共汽车站、停车场、汽车旅馆和车道上——也不介意自己的名字被镇上的居民挂在嘴边。

波贾诺尼米欧科普（波贾）·阿格伍，14岁，1996年8月4日从位于阿拉罗米街阿库雷高中路21号的家中走失。身穿褪色的蓝T恤，上面印有巴哈马海滩图案。最后一次被人看见时，他的T恤上有血迹，而且已经撕破。有知情者请联络最近的警察局，或拨打电话04-8904872。

翁多州立无线电视公司和尼日利亚国家电视局所属频道对他进行了很多报道，他的照片在阿库雷居民家的电视机里循环播放，但他不抱怨。他不肯现身，连行踪也不让人知道，而是决定潜入我们晚间的梦境和母亲错乱的幻觉。于是，在奥班比的梦里，他坐在我们家客厅的大沙发上——就在伊肯纳葬礼的前夜——被电视机里憨豆先生的搞笑举动逗得直乐。母亲常说看见他坐在没开灯的客厅里，她一惊呼或者一开灯，他就会消失。然而，波贾不是普通的真菌，他代表了这个物种的许多表现形式。他是一种破坏性的真菌：一个力量型的人，用蛮力闯入这个世界，又用蛮力把自己逼出这个世界。一九八二年的一天，母亲在床上小睡，他突然在她的子宫里闹腾起来。突如其来的分娩让她痛得像被灌肠一样。他踢的第一脚就像一发子弹，瞬间击中了母亲。她痛得摔下床，好不容易才爬回床上，尖叫连连。当时我们的父母租住在别人家里。房东太太应声赶来，发现情况紧急，来不及送母亲去医院，于是关上门，拿一块布包住母亲的双腿，对着母亲的私处拼命地吹气扇风。母亲就在她和父亲的床上生下了波贾。多年以后，她还时常回忆起那一天，她流了好多血，血甚至透过床垫在地板上形成了一个擦不掉的大污点。

他不让我们安生。那些日子，父亲几乎没工夫坐下来。我们从葬礼上回来不到两小时，他就宣布要去警察局打听搜寻波贾的最新进展。当时我们都坐在客厅里。不知为什么，我追着他跑了出去，嘴里喊着：“爸爸，爸爸！”

“什么事，本？”他转身问道，食指上钩着一串钥匙。我注意到他裤子拉链没拉上，在回答前先指了指。“什么事？”他看了一眼自己的拉链，又问了一遍。

“我想和你一起去。”

他拉好拉链，凝视着我，好像我是挡在他前行道路上的可疑物体。也许他注意到，自从他返家以来，我一滴眼泪都没流过。警察局位于一条旧铁路旁边。那条铁路在绕了个圈后朝左通向一条坑坑洼洼、满是泥泞的道路。警察局是个大院子，院子里的布遮阳篷下停着几辆警车，车身是黑色的——尼日利亚警方的颜色。遮阳篷的立柱固定在插进水泥地面的铁管里。几个赤裸着上身的年轻男人在一个破旧的遮阳篷下大声争论，警官们只听不说。我们一路走向接待处。接待处巨大的木栅栏后面坐着一位警官——他一定是坐在高脚凳上。父亲问他能否见到副局长。

“你能自报家门吗，先生？”那个警官脸上没有一丝笑容，边说话边打哈欠，“先生”一词被拉得很长，像挽歌的尾声。

“我是詹姆斯·阿格伍，尼日利亚中央银行员工。”父亲说。

父亲从胸袋里掏出一张红色身份证给他看。那个警官仔细审视了一番，脸先是拧成一团，然后和颜悦色起来。递回身份证的时候，他脸上已经挂起了大大的笑容，还用一只手揉太阳穴。

“老板，有好处吗？”那人说，“你懂的，老板。”

那人索要贿赂的暗示让父亲觉得很烦。他深恨肆虐于尼日利亚的各种形式的腐败，经常抱怨。

“我没工夫和你扯。”父亲说，“我孩子失踪了。”

“啊！”那个警官像是意识到了什么可怕的事实，叫了起来，“原来你就是那两个男孩的父亲！”他脱口而出。接着，他突然意识到自己说了什么：“抱歉，先生。请稍候，先生。”

那个警官吆喝了一声。另一个警官出现在过道里，走起路来把地板跺得砰砰响，姿态笨拙。跺了一会儿之后，他停下来，把一只手举到黑瘦的脸旁边，指尖正好落在耳朵上方，然后将手放回大腿外侧。

“带他去奥加副局长的办公室。”接待我们的警官用英语下了命令。

“是，长官！”小警官大声回答，又在地板上跺了两下脚。

这个警官让我觉得很面熟。他走到我们面前，一脸严肃。

“对不起，先生，在您进去之前，我们得搜一下身，很快。”

他把父亲浑身上下拍了一遍，裤袋也掏了掏。他还瞪着我看了一会儿，似乎他的眼睛就是扫描仪。接着，他问我口袋里有没有东西。我摇摇头。他信了，转过脸，再次把手举到耳朵上方敬礼，同时向另一个警官大声报告：“一切正常，长官！”

后者草草点了个头，示意我们跟他走，把我们带进了大厅。

副局长身材瘦削，个子很高，五官突出。前额宽广得像在脸上盖了一块石板，眼窝深陷，眉毛像肿了似的鼓起来。我们一进去，他马上就站了起来。

“阿格伍先生，对吗？”他说着握了下父亲的手。

“是我，这是我儿子本杰明。”父亲低声说。

“好的，欢迎。请坐。”

父亲在他办公桌前面唯一的椅子上坐下，示意我坐在靠门的墙边的另一张椅子上。这是一间老式的办公室，里面有三个橱柜，全都塞满了书和文件夹；因为停电，褐色的窗帘没拉拢，一束明亮的日光流泻进来。空气里有薰衣草的味道，这味道让我想起父亲在尼日利亚中央银行阿库雷分行上班时的办公室。

一等我们坐下，那人就把胳膊肘放在桌上，十指交叉，说道：“嗯，阿格伍先生，很遗憾，我们还没有收到任何有关你儿子确切去向的消息。”他调整了一下坐姿，双手松开，然后迅速往下说，“但我们已经取得了进展。我们询问了住在你家附近的某人，她说那天下午曾看见你儿子在某个地方过马路；她描述的那个男孩的形貌同你描述的一致——她看见那个男孩的衣服上有血迹。”

“她说他去了哪个方向？”父亲激动地问道。

“我们现在还不清楚，但我们在彻底调查。我手下的警员们——”副局长停下来，用手遮着嘴咳嗽了一声，轻轻打了个颤。

父亲咕哝了一句“真为你难过”，那人表示感谢。

“我是说，我们的警员们正在搜查。”他朝手帕里吐了一口痰，继续说道，“但你知道，如果我们不提供赏金，搜查将无济于事。我的意思是，我们要想办法吸引镇上的居民参与。”他翻开面前的硬皮本子，一边讲话一边像是在仔细阅读，“有了钱，我相信会有人提供线索的。我是说，我们现在的做法就像借着暗淡的月光扫大街。”

“我明白您的意思，副局长。”父亲过了一会儿才出声，“但这件事我想相信自己的直觉。在您的初步搜查结束后，我会按自己的计划进行。”

副局长迅速点了点头。

“我有种感觉，他没事，只是躲在某个地方。”父亲又说，“也许他只是因为无法面对自己做过的事才躲了起来。”

“对，有可能。”副局长稍稍提高了音量。他似乎坐得很不舒服：他扳动椅子下方的把手做了调整，把双手放在桌上，一边说话一边机械地收拾散落在桌上的纸张。“你知道，一个孩子做了这么可怕的事情……我是说，杀了自己的亲哥哥，会害怕的，成年人也会。他可能怕我们警察，甚至怕父母，怕未来，怕一切。他可能已经不在镇上了。”

“对。”父亲摇摇头，语气悲哀。

“我想起来了。”副局长打了个响指，“你们有没有问过附近的亲戚——”

“问了，但我觉得希望不大。我的儿子们很少走亲戚，只在很小的时候去过，而且都是跟着我或者他们母亲去的。再说，我们的亲戚大都来了这儿。他们都没见过他。亲戚们过来是为了参加他哥哥的葬礼。葬礼几个小时前才结束。”

我盯着副局长看，心想，他和他背后画框里那个戴黑框眼镜的军人——尼日利亚的独裁者萨尼·阿巴查将军——太像了，结果被他发现了。

“我懂你的意思。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但我们希望他能自行返回——在想通了之后。”

“我们也希望如此。”父亲闷声闷气地重复了好几遍，“谢谢您，先生。”

那人又问了父亲几句，但我没注意，因为我的大脑再次一片空白。在那片空白里，肚子上扎着刀的伊肯纳的形象浮现出来。父亲和那人都站了起来，握了握手。我们离开了办公室。

波贾还是一种自曝行迹的真菌。他失踪的这四天，谁都不知道他遭遇了什么，在哪儿，这让我们备受煎熬。四天后，他主动现身了，因为母亲悲痛欲绝，他看不下去了。也许他还知道父亲也快垮了，而且几乎没法在家里待，因为母亲一看见他就要骂他，责怪他。伊肯纳死后，父亲开车回家的那个早上，她跑过去，打开车门，把他从车上拽到瓢泼大雨里，尖叫着揪住他的衣领。“我有没有告诉过你？”她哭着说，“我有没有告诉过你，我管不住他们了？有没有？埃姆，你难道不知道，墙上不开裂，没有蜥蜴会爬进来？埃姆，你知不知道？”她抓住他，怎么都不松手，哪怕被吵醒的阿巴提夫人跑进我们院子恳求她让父亲进屋也不行。“不，我不，”母亲抗拒着，哭得更厉害了，“看看我们，你看呀。我们张开了嘴，埃姆，我们张大了嘴，结果我们吞下了一堆什么东西。”

我不会忘记，母亲被人从父亲身上扒下来之前，没法呼吸、浑身湿透的父亲镇定得超过我的想象。过去四天里，母亲多次试图攻击他，一再被前来安慰我们的人拉住。也许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波贾发现母亲没心思给恩肯喂奶，恩肯只好黏着父亲，哭个不停。奥班比多数时候都在照顾戴维。戴维也一样，动不动就哭，有一次因为缠着母亲不放还挨了打。也许，这一切波贾都看在眼里，他同情恩肯，也同情我们其他人。也许，他只是藏不住了，只能现身。到底什么原因，是没法弄清楚了。

父亲和我从警察局回来后不久，他就现身了。翁多州立无线电视公司的商业新闻“寻人启事”里刚刚播出了他的照片。照片里的他蹲着，手伸向摄影师，好似下一刻就会把后者打倒。“寻人启事”之前播出的新闻是，尼日利亚奥运会梦之队携男子足球金牌回归拉各斯，被欢迎的人群团团围住。当时我们——奥班比、父亲、戴维和我——正在吃甘薯蘸棕榈油酱料。母亲依旧穿着一身黑衣，躺在客厅另一边的地毯上。恩肯被药剂师博斯妈妈抱在手里。一位前来参加葬礼尚未离去但当晚就要坐夜间大巴回阿巴的婶婶坐在博斯妈妈和母亲旁边。母亲正同她们两位谈论心境怎么才能安宁，别人对我们家的不幸有什么反应。我全神贯注地盯着电视。电视里，梦之队的奥斯汀·杰伊-杰伊·奥科查正在阿索岩13同阿巴查将军握手。突然，邻居阿巴提夫人尖叫着跑了进来。她是来我家院子里打水的。我们的井有三米多深，据说是我们这个地区最深的井之一。邻居们，特别是阿巴提一家，在自家水井干涸或水量不足的时候常来我们家打水。

阿巴提夫人扑倒在防风门的门槛上，连声高叫：“呜哦！呜哦！”

“博蓝乐，怎么了？”父亲问。这女人的叫声让他跳了起来。

“他在……井里，呜呜，呜哦……”阿巴提夫人一边哭泣一边悲痛地在地上蠕动，好不容易才说出一句话来。

“谁？”父亲大声问，“什么，谁在井里？”

“就在那儿，在那儿，在井里！”那女人重复道。波贾不喜欢她，常常叫她“荡妇”，他说他看见过她进“美好房间”汽车旅馆。

“我说了，谁？”他的话刚出口，人已经朝门外跑去。我跟着跑，奥班比在我后面。

水井的金属盖有点儿旧了，水深两米多。我们邻居的塑料桶滚落在井沿附近。波贾的尸体浮在水面上。衣服在他背后鼓得像个打足了气的气球。透过水面可以看见他睁着一只眼睛。另一只肿胀的眼睛闭着。他的头半露出水面，抵着井壁褪色的砖头。浅黑色的双手浮在水面上，好像在跟一个只有他能看见的人拥抱。

说起来，这口他借以藏身的井同他的人生颇有渊源。两年前，一只母鹰——大概是瞎了或残了——坠入没盖盖子的水井淹死了。同波贾一样，过了好多天才被人发现。起初，它静静地沉在水下，就像混入血液里的有毒物质。时候到了，有毒物质开始扩散。那时，它的尸身已经开始腐烂。这事发生在一九九一年左右，当时波贾刚刚在德国福音传教士布永康牧师14组织的“伟大福音十字军”聚会上皈依耶稣基督。鸟尸被从井里捞出来以后，波贾受传教影响，认为如果自己为井水祈祷，喝井水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于是宣布他会这么做。他对《圣经》中的一段话深信不疑：“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15父亲去找水务部的官员来净化井水。我们都等着，只有波贾喝了一杯井水。伊肯纳怕他会死，就向父母告了密。父母惊慌失措。父亲发誓一定会拿鞭子好好地抽波贾一顿，不过首先得送他去医院。检查下来，他一切正常，大家都松了一口气。那一次，波贾征服了水井。数年后，水井征服了他。它夺走了他的生命。

他的尸身被捞出来之后，体形发生了不可思议的变化。人群从我们那个地区的每个角落涌来，奥班比则呆立不动，惊恐地用眼睛瞪着我。那时候，在西非的小社区里，我们家这样的悲剧传播得跟哈麦丹风导致的森林大火一样快。阿巴提夫人的叫声刚落，熟人也好，陌生人也好，就涌进了我们院子，直到再也进不来人。跟伊肯纳离世那次不同，奥班比和我都没有试图拦下波贾的尸身。那一次，奥班比好不容易才停止念叨“红河，红河，红河”，紧接着就抱住伊肯纳的头，发疯似的对着他的嘴送气，嘴里恳求着“艾克，醒过来，请你醒过来”，直到博德先生把他从伊肯纳身边拉开。这一次，父母都在场，我们就站在阳台上看。

人太多了，我们几乎看不见下面的事态进展，因为阿库雷和非洲多数小镇的居民都是鸽子：它们是被动的生物，要么在市场上懒洋洋地啄食，要么在操场上蹒跚而行，仿佛在等待谣言或新闻。哪里有人丢下一把谷子，哪里就会聚集起一群鸽子。人人都认识你，你也认识每个人。每个人都是你的兄弟，你也是每个人的兄弟。很难找到一个没人认识你母亲或兄弟的地方。我们的邻居也是鸽子。阿巴提先生来的时候，身上只穿着一件白汗衫和一条褐色短裤。伊巴夫的父母穿着同色的传统服饰，应该是刚刚参加过什么活动，没换衣服就来了。来人里还包括博德先生。就是他下井把波贾送上来的。

从围观人群的议论中，我得知有人往井里放了一架梯子，博德先生爬下去，一开始打算单手把波贾拉出水面，但波贾的尸身太沉重，他没成功。于是，博德先生一只手撑着井壁，又试了一次。这下，波贾的衬衫从胳膊下面裂开了，梯子往下沉了沉。站在井边的三个男人赶快拉紧博德先生，以防他滑落到井里。一个人拉着博德先生，另两个人抱着前面人的腿和腰。博德先生又试了一次，沿着梯子再往下走了两级。这一次他把波贾从沉睡了几天的水墓里拉了出来。围观的人群同《圣经》里围观拉撒路从墓中复活的人群一样，高声喝彩。

然而，他的形象可不像什么死后复生，而是让人难忘的、骇人的、肿胀的死物。父亲不想让这样的形象镌刻在我们的脑海里，于是强令奥班比和我进屋。

“你们俩——坐这儿。”他喘着粗气说，脸色同往常迥异。不知不觉，皱纹已经爬上了他的脸庞，红血丝充斥着他的眼眶。我们坐好后，他跪下来，把手放在我们两个的大腿上。他说：“从现在开始，你们俩将成长为坚强的男人。你们将直视世界，命令它为你们让路……凭着……跟你们两个哥哥一样的勇气。明白吗？”

我们点点头。

“很好。”他说，心不在焉地一再点头。

他低下头，把脸埋在双掌间。我能听见他一边机械地咕哝一边磨牙，咕哝的内容我们只听清了“耶稣基督。”他低头时，我看见他头顶秃掉的地方形状跟爷爷的不一样，只是在一圈头发里藏着一块扇形的光头皮。

“奥班比，还记得你几年前说过的话吗？”父亲抬起头来问。

奥班比摇摇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