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不在的日子，我们过得很艰难。恩肯几乎是一刻不停地哭，谁安慰都没用。有好多次，我试着唱歌给她听——唱母亲常给她唱的摇篮曲，但根本没用。哥哥也试过，但都像西西弗斯推石头上山一样徒劳。17一天早上，父亲回到家，看到恩肯无助难过的模样，宣布会带我们去看母亲。恩肯马上就不哭了。出发前，自从母亲走后就一直为我们做饭的父亲做了早饭——面包和煎蛋。吃完早饭，奥班比跟他去伊巴夫家的院子里打了好几桶水——我们家的井自从波贾被人从里面拉上来之后就一直锁着。接着，我们轮流洗了澡，换了衣服。父亲穿了一件宽大的白色T恤，领子已经洗得发黄了。他的胡子已然十分茂盛，让他看起来跟之前判若两人。我们全都上了车。奥班比坐在前排，戴维、恩肯和我坐在后座。他一言不发地锁了家门，摇下车窗，发动了引擎。

他默默地开车通过我们家所在的街道。那天傍晚，街头熙熙攘攘。经过庞大的体育馆时，我们看到泛光灯全打开了，无数尼日利亚国旗在飞扬。我一向景仰的奥克瓦拉吉的雄伟塑像赫然耸立在这片城区。我凝视着它，注意到它头顶停着一只貌似秃鹰的漆黑的巨鸟。离开我们家所在的街道后，我们沿着一条两车道的公路右侧行驶，直到路肩旁边的空地上出现了一个小型露天市场。我们的车慢下来，小心翼翼地驶上一段土路。一只死鸡倒在路边，身体被压扁了，羽毛散落一地。几米开外，我看到一条狗把头埋进一只划破的垃圾袋里，吃得正欢。从这里开始，我们的车汇入了重卡和半挂车的车流，得打起十二分精神来开才行。通往露天市场的岔路两旁，乞丐们像仪仗队士兵那样站成两排，用手上的纸板诉说着他们的困境——“我是瞎子，帮帮我”，或者是“烧伤病人劳伦斯·奥乔需要您的救助”。我认出了其中一个，他是我们那条街上的常客——教堂外面、邮局周围、我们学校附近、市场上都有过他的身影。此时，他正趴在一块小小的带轮子的板上往前移动，双手套在破旧的人字拖里。过了翁多州立无线电视公司，我们的车笨拙地汇入了阿库雷市中心的环岛。环岛中间有一组塑像，是三个男人在敲打传统的讯息鼓。塑像下面的混凝土浅盘里，仙人掌在同矮小的杂草争夺生存空间。

父亲把车停在一栋黄色大楼前，但没下车，似乎他刚刚意识到自己犯了个错误。就在这时，我注意到父亲为什么分心了。我们前面一辆车里下来一帮人，被围在中间的是个中年男人，他一边狂笑一边晃动从裤子拉链里伸出来的硕大阳具。要不是肤色更浅些，相貌更好些，我会以为他就是阿布鲁。父亲一看到那人，就转头大声对我们说：“孩子们，闭上眼睛，让我们为妈妈祈祷——快点儿！”

他回头发现我还在盯着那人看。

“你们所有人，现在就闭上眼睛！”他吼道。确信我们都乖乖遵从后，他说：“本杰明，你带大家祈祷。”

“好的，爸爸。”我回答道，然后清清嗓子，开始用英语祈祷。我只会用英语祈祷。“以耶稣基督的名义，主啊，我乞求您帮助我们……赐福我们，哦上帝，请帮助妈妈。您治愈病人，让拉撒路复活，也请让她别像疯女人一样胡言乱语。奉耶稣基督之名祈祷。”

其他人齐声说：“阿门！”

等我们睁开眼睛，那群人已经走到医院门口，但我们仍能看见那个被强行送进医院的疯子满是尘土的臀部。父亲走到车后门处，从我坐的那边打开车门。恩肯坐在戴维和我中间。

“听着，我的朋友们。”他开口了，充血的眼睛居高临下地看着我们，“首先，你们的母亲不是疯女人。你们所有人都给我听好了，进了那个门，不许东张西望，眼睛只能看前方。在里面无论看到什么，都给我捂在肚子里。要是有谁不老实，一到家我就给他回报。”

我们都点头同意。接着，我们一个接一个下了车。奥班比走在前面，和父亲并排，我走在最后。我们经过一长列鲜花，走到大楼入口处。楼里地上全都铺了瓷砖，空气中有股薰衣草的香味。我们走进一个大厅，里面人声嘈杂。我尽量不东张西望，免得回去挨鞭子，但我实在忍不住。于是，当我觉得父亲没在看着我们的时候，我扭头看向左边。那里有个脸色苍白的女孩，像机器人一样机械地晃动着细长的脖子，舌头吐出来一半，几乎从不缩回去，头发又黄又稀，连头皮都看得见。我吓坏了，扭头看父亲，发现他正从柜台里面一个身穿白色制服的女人手里接过一枚蓝色的牌子，嘴里说道：“是的，他们都是她的孩子，我带他们来的。”

听到他这么说，那女人从玻璃柜台后面站起来看我们。

“她的孩子。”父亲嘟哝道。

“她那样的状态，你确信能让他们见她吗？”那女人问。

她的肤色较浅，身穿一件带护胸的白色围裙，护士帽稳稳地戴在均匀地涂过油的头发上，胸口的铭牌上写着：恩克齐·丹尼尔。

“我觉得可以。”父亲低声说，“经过谨慎考虑，我相信我能应对好。”

那女人还是不放心，摇了摇头。

“我们这里有规定，先生。”她说，“不过，请稍等，我去请示领导。”

“好的。”父亲同意。

我们围在父亲身边等着。我总觉得那个苍白的女孩在看我，于是努力把注意力集中到柜台后面小房间木墙上挂着的日历、药品图片和药品说明书上。有一张图片上画着一位怀孕妇女的侧影。她背上背着一个孩子，两边各有两个学步的孩童。站在她身前几步远的那个男人显然是她丈夫，肩上扛着一个孩子。他俩身前站着一个和我差不多高的孩子，手提一个拉菲亚树叶编的篮子。我看不清图片下面写着什么，但我能猜到——这是政府发起的声势浩大的节育运动的广告之一。

护士回来说：“好了，你们都可以进去，阿格伍先生。32号病房。”

“谢谢你，护士。”因为她用伊博语，父亲也用伊博语回答，还微微鞠了个躬。

我们在32号病房里看到了母亲。她眼神空洞，身材瘦弱，仍旧穿着伊肯纳死去那天穿的黑衬衫。她的脆弱苍白让我差点儿叫出声来。我不禁猜想，这个可怕的地方是不是能吸人血肉，让大屁股干瘪。她的头发又乱又脏，嘴唇干裂起皮，样子跟以前完全不同。我吓坏了。父亲向她走去，恩肯同时叫了起来：“妈妈，妈妈。”

“阿达库。”他说着抱住了她，但母亲甚至没有扭头看一下。她继续瞪着光秃秃的天花板、天花板上一动不动的吊扇和墙角，同时轻轻地、小心翼翼地用心照不宣的语调低声念叨着“蜘蛛，蜘蛛。”

“怎么又有蜘蛛了？不是全都消灭了吗？”父亲扫视天花板边缘，“这次你是在哪儿看到的？”

她仍在低声念叨，双手抱在胸前，好像没听见。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们——你的孩子和我？”父亲在恩肯越来越响的哭声中问道。奥班比抱起恩肯，她使劲挣扎，还踢他的膝盖，直到他把她放下。

父亲想挨着母亲在床边坐下，但母亲慌忙躲开，嘴里叫着：“别管我！走开！让我一个人待着！”

“我应该走开，嗯？”父亲边问边站起来，他的脸色变得暗淡，头两侧的青筋更突出了，“看看你，看看你是怎么在剩下的孩子们面前消瘦憔悴的。阿达，你难道不明白，人眼能看见的不会让眼睛流血。你难道不明白，没有我们迈不过去的坎？”他摊开手掌，顺着她的身体从头比画到脚。

“消瘦憔悴去吧，继续，你继续。”

这时，我注意到戴维就站在我旁边，一只手抓着我的衬衫。我扭头看他，发现他快要哭了。我突然觉得一定要止住他的眼泪，就把他拉过来抱住。闻着今天早上我替他涂在头发上的橄榄油，我想起小时候伊肯纳怎么给我洗澡，怎么拉着我的手一起去上学。那时我很害羞，很怕老师，因为他们手里都有藤条，想去厕所也不敢举手说：“对不起，女士，我想上厕所。”我只会扯开嗓门用伊博语大叫，好让木墙那边另一个教室里的波贾听到：“波贾哥哥，我要上厕所。”波贾会从他们教室里冲出来，带我去厕所。在我们身后，他班上和我班上的同学哄堂大笑。他会等我上完厕所，帮我清理干净，然后送我回教室。多数时候，一回教室，我就得在众目睽睽下乖乖伸出两只手掌，等着老师抽打，以惩罚我扰乱课堂秩序的罪行。这样的事发生过很多次，但波贾从不抱怨。

父亲不再带奥班比和我去医院。有时候，他会带恩肯和戴维去看母亲，但只有在被他俩烦得受不了的时候才会这么做。那次见面之后，她又被关了三个星期。那些日子，天气冷得不正常，每晚刮的风听着像奄奄一息的动物的低吟。接着，十月下旬，哈麦丹风——从尼日利亚以北的撒哈拉沙漠吹来的挟着沙尘的干旱风——季节似乎在一夜之间降临了，浓雾形成一团团积云，像幽灵般悬在阿库雷上空，太阳出来都不散。父亲开车进了院子，母亲坐在他旁边。她离家已有五个星期，身材缩水了四分之三。原本较浅的肤色变黑了，就好像连续晒了无数天太阳一样。双手满是静脉注射留下的疤痕，一个拇指上缠着纱布，里面填了好多棉花。显然，她再也不是以前的她了，但其他人很难理解她经历了什么。

父亲像守卫珍稀鸟类的蛋一样守卫着她，经常嘘嘘地赶我们走——多数时候是针对戴维——就好像我们是一只只小昆虫。只有恩肯可以在她周围打转。他替她向我们传递消息。要是有人来了，他就赶快把她送进卧室。他只向最亲密的朋友透露过她的病情，对其他人一概保密。多数时候，他会向邻居撒谎，说母亲回我们靠近乌穆阿希亚的村子去了，跟她的家人住在一起，以便从孩子们去世的打击中恢复过来。他双手拉着耳垂，用最严厉的口吻警告我们，不许向任何人提及母亲的病情。“就连在你们耳边嗡嗡的蚊子也不能听到。”他警告说。所有饭食都由他来准备，做好了先给母亲吃，然后才轮到我们。家里家外，他独立承担。

她回家后大约过了一个星期，我们隐约听到他们在关着门的卧室里激烈地小声争吵。那天，奥班比和我去了邮局附近的电影院。回家时，我们发现父亲在搬伊肯纳用来放书和画作的纸板箱。属于两个哥哥的东西大部分已经被搬到了院子里我们踢足球的那块场地上，在那里越堆越高。奥班比问父亲为什么要把它们烧掉，父亲回答说是母亲坚持要烧。她不想让落在这些东西上的诅咒——阿布鲁的诅咒——在我们其他人触碰它们的时候转到我们身上。他说这些的时候没有回头看我们。说完后，他摇摇头，走进屋里，继续搬东西，直到把他们的卧室清空。伊肯纳的书桌被推到了紫色的墙边。那面墙上曾经贴满铅笔素描和水彩画。他的曲木椅子扣在书桌上。父亲把最后几个装着波贾的东西的袋子拎出去，把里面的东西倒在那堆要烧的东西上。他还把伊肯纳的旧吉他往里踢了踢。这把吉他是伊肯纳小时候一个拉斯特法里派街头音乐家送给他的。那人的雷鬼辫一直垂到胸前，最爱翻唱南非雷鬼明星勒奇·迪布和牙买加雷鬼乐手鲍勃·马利的歌曲，吸引了一大群街坊邻居，大人和小孩都有。他常在我们院门前的椰子树下唱歌，伊肯纳不顾父母反对，跑去为他伴舞。他被称为“拉斯特男孩”。父亲为此赏了他好一顿“回报”。

我们看着父亲把红罐头盒里的煤油都洒在那堆东西上，那是我们家仅剩的煤油。然后，他扫了母亲几眼，划着了火柴。火蹿了上来，一股浓烟猛然升起。火舌吞噬着伊肯纳和波贾在世时触碰过的东西。他们不在了——那种疼痛像一千枚图钉扎在我身上。直到现在，我还能清楚地回想起波贾最喜欢的一件长袍怎样在火中挣扎。刚着火的时候，它一下子舒展开来，像一个活物在火中挣扎求生。然后，它慢慢向后倾斜，萎缩，最终化为黑灰。我听到母亲的啜泣，回过头，看见她从房间里出来了，坐在离火堆几米远的地方，恩肯蹲在她旁边。父亲在火堆旁站了好久，一只手拿着空煤油盒，另一只手擦拭着湿润的眼眶和脏污的脸庞。奥班比和我站在他身边。他一看到母亲，就丢下煤油盒朝她走去。

“阿达库，”他说，“我跟你说过，悲伤总会过去。我们不能一直难过下去。我跟你说过，我们不能改变顺序，既不能把将来会发生的事情提前，也不能让已经发生的事情重来。够了，阿达库，我求你了。我就在这儿，我们一起撑过去。”

夜幕降临，一群肉眼难以辨别的鸟儿开始绕着冲天的烟气打转。我们头顶的天空变成了火焰的颜色。一棵棵树木现在只看得出侧影，它们是神秘的目击者，见证了整个焚烧过程。伊肯纳和波贾曾经拥有过、触碰过的东西——伊肯纳的书包、波贾的袋子、他们的衣服鞋子、伊肯纳坏掉的吉他、他们的M.K.O.写字本、他们的照片，以及画有悠悠鲷、蝌蚪和奥米-阿拉河的素描本、他们钓鱼时穿的衣服、我们打算用来装鱼但从来没用过的一个罐头盒、他们的玩具枪、他们的闹钟、他们的画画本、他们的火柴盒、他们的内裤、他们的衬衫、他们的裤子——全都化作一团烟，消逝在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