蝗灾是个预兆。
雨季一开始,蝗虫席卷了阿库雷和尼日利亚南部的大多数地方。这些长着翅膀、大小跟棕色丛林苍蝇差不多的昆虫从地上的孔洞里蜂拥而出,朝着有光的地方集结——光像磁铁吸铁一样吸引着它们。阿库雷人因蝗虫的到来而欣喜。因为旱季阳光猛烈,哈麦丹风助纣为虐,大地备受煎熬,雨水拯救了大地。小孩子们会打开电灯泡或者点亮灯笼,在附近放好盛着水的碗,一等蝗虫飞来就把它们拍到碗里,要么就等它们翅膀脱落淹死在水里。人们聚集在一起享用烤蝗虫大餐,庆祝雨季的降临。通常在蝗虫出现后第二天,雨水就会光顾。但这一次来的是暴风雨,掀翻了屋顶,推倒了房子,淹死了许多人,把好多城市变成了水乡泽国。蝗虫从吉兆变成了凶兆。波贾头部受伤之后第二个星期,厄运降临到了阿库雷居民、尼日利亚人民和我们家人头上。
就在八月的那个星期,尼日利亚“梦之队”打进了奥运会男子足球决赛。此前连续好几个星期,各处的市场、学校和办公室都在显眼的地方打出了齐奥玛·阿君瓦的名字,因为他为我们这个破败的国家赢得了金牌。紧接着,我们的男子足球队又在半决赛中击败了巴西队,即将同阿根廷队争夺金牌。全国上下沸腾了。现场观众在遥远的亚特兰大的夏日骄阳下挥舞着尼日利亚国旗,与此同时,阿库雷一点点沉入水中。尼日利亚“梦之队”同阿根廷队决赛的前夜,阿库雷狂风暴雨,全城断电。大雨一直下到第二天早上,也就是比赛的当天——八月三日。锌皮和石棉做的屋顶被雨点砸得砰砰作响。日落时分,暴风雨终于弱下来,最后云收雨散。那一天,我们谁都没出门。伊肯纳把自己关在卧室里,默不作声,除了有时会跟着那台便携式收录机唱唱歌。那段时间,那台收录机是他的主要伴侣。到那个星期,他同我们完全隔绝了。
母亲质问过他为什么要打伤波贾,他回嘴说他没错,是波贾先威胁他的。“他那样的小男孩也敢威胁我,我不可能无动于衷。”他语气强硬。母亲请求他在客厅坐下来好好谈谈,但他仍旧站在卧室的门槛上。说完那句话后,他突然哭了起来。也许他觉得这样有点儿丢脸,就跑回房间,关上了房门。就在那天,母亲说她确信伊肯纳神志不清,要求我们在父亲回来让他清醒过来之前离他远点儿。那时我对伊肯纳的恐惧已经越来越强烈。就连发誓不再让人欺负的波贾也乖乖听从母亲的话,避开伊肯纳。他的伤口愈合了,不再贴膏药,缝合过的地方有道凹痕。
那天晚上,球赛快要开始的时候,雨停了。就在比赛前,伊肯纳不见了。我们翘首盼望电力供应能够恢复,让我们看上这场重要的比赛,但直到晚上八点,电还是没来。那一整天,奥班比和我都坐在客厅里,借着昏暗的天光看书。我看的是一本内容奇特的平装书,书里的动物会说话,有着人的名字,而且都是家畜——狗啦,猪啦,母鸡啦,山羊啦,诸如此类。书里没有我喜欢的野生动物,但我还是读了下去,像人一样说话和思考的动物把我迷住了。波贾起初安安静静地坐着,后来突然告诉母亲,他想去“美好房间”看比赛,当时我正沉浸在书里,母亲则坐在客厅里陪戴维和恩肯玩。
“现在是不是太晚了——你一定要看比赛吗?”母亲说。
“不晚,我想去;现在还不太晚——”
她想了一会儿,抬头看着我们说:“好吧,小心点儿。”
我们从母亲房间拿了手电筒,走出家门,来到夜色渐深的街道上。周围有些人家用自备的发电机发电,嘈杂的嗡嗡声充斥着整个街区。人们普遍相信,阿库雷的有钱人贿赂了国家电力局阿库雷分局,让它在遇到像今天这样的重大赛事时断电,好让他们设立临时观赛中心,发一笔横财。“美好房间”是我们那一区最现代化的旅馆:四层楼,围着高高的带刺的铁丝网。尽管外头断了电,从旅馆墙壁内侧探出来的明亮的日光灯还是把周围的街道都照亮了。那天晚上,“美好房间”按惯例把大堂变成了临时观赛中心。为了吸引观众,旅馆门外大大的告示牌上贴着一张印有奥运会标志和“亚特兰大1996”字样的五颜六色的海报。果然,我们到那儿的时候,大堂里已经挤得满满当当。每个角落里都站着人,站姿各不相同,都是为了更好地看到放在相对而立的两张高台上的两台14英寸电视机上的图像。早到的观众占据了离电视机最近的塑料椅,后来的人则一层一层地站在他们身后。
波贾发现了一个能瞥见电视机的地方,就丢下我和奥班比,从两个男人中间挤了过去。不过我们俩终于也找到一块地方,只要往左侧那两个鞋子臭得像烂猪肉的男人中间歪一歪,就能不时看一眼电视。在接下来的十五分钟里,奥班比和我被淹没在人海里,闻着人们身上散发出来的各种令人作呕的气味。有个男人身上一股蜡烛味,另一个是旧衣服味,还有一个身上一股动物血肉的味道,再有一个是干掉的油漆味,还有汽油味、金属味,等等。我手捂鼻子捂得累了,凑过去对奥班比说我想回家。
“为什么?”他看起来很惊讶,但他也很怕他后面那个头很大的男人,可能也想离开。那个男人长着一对斗鸡眼,我们这里叫“四点一刻”眼。更叫奥班比害怕的是,这个长相吓人的男人还朝他吼过,要他“站有站相”,用脏手粗鲁地推搡他的脑袋。这男人就是只蝙蝠:又丑又可怕。
“我们不能走;伊肯纳和波贾都在。”他一边对我耳语,一边从眼角偷看那个男人。
“在哪儿?”我低声问。
他没有马上回答,而是慢慢地把头往后倾斜,直到凑近我的耳朵:“他坐在前面,刚才我看见——”一阵突如其来的喝彩声打断了他。“进球了!”大堂里的观众沸腾了,欢呼声震耳欲聋。那个蝙蝠一样的男人的同伴又是叫嚷又是挥舞双臂,胳膊肘打到了奥班比的头。奥班比大叫一声,但很快就被欢呼声盖过去了,旁人只会以为他也欣喜若狂。他痛得一缩,歪倒在我身上。那个打到他的人根本没注意到,依旧在那儿嚷嚷。
“咱们回家吧。这地方糟透了。”在说了十几遍“抱歉,奥贝”之后,我建议道。我感觉这个理由不太有说服力,就引用了母亲在我们坚持要出去看足球赛时常说的话:“我们没必要看这场比赛。反正就算赢了,球员们也不会把奖金分给我们。”
这话奏效了。他忍住了眼泪,点头表示接受。我奋力挤到前面,拍了拍夹在两个大男孩中间的波贾的肩膀。
“怎么了?”他急急问道。
“我们要走了。”
“为什么?”
我没说话。
“为什么?”他又问了一遍,眼睛迫不及待地想转向电视屏幕。
“没什么。”我说。
“好吧,一会儿见。”他立即把注意力转向电视。
奥班比跟波贾要手电筒,但波贾没听见。
“我们用不着手电筒。”我被两个高大的男人挤得东倒西歪。“我们走慢一点儿。上帝会指引我们安全到家的。”
我们离开了旅馆。奥班比用手去摸被那个男人用胳膊肘打到的地方,大概是想感觉一下有没有肿块。天很黑。要不是路上间或有汽车和摩托车经过,几乎什么都看不见。不过,车的确很少,因为人人似乎都找到了地方观看奥运比赛。
“那个男的就是没教养的动物,连对不起都不会说。”我想哭,但拼命忍住了。奥班比的痛,我似乎能感同身受。最终,我还是哭了出来。
“嘘。”奥班比突然说。
他把我拉到一个木头亭子旁边的角落里。一开始,我什么也没看见。渐渐地,我也分辨出他看到的情形了。疯子阿布鲁就站在我们家院门外的棕榈树下。这太突然了,一开始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自从我们在奥米-阿拉河边遭遇他之后,我再没见过他。但日子一天天过去,尽管并未出现,或者离得远远的,他那给人招来灾祸的身影还是逐渐填满了我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我听说过有关他的故事,被告诫不许靠近他,也祈祷过让他受天谴,但我再也没有见过他。下意识里,我一直在等他,甚至盼望见到他。现在,他来了,就站在我们家院门外,全神贯注地盯着院子里面,但似乎并不想进去。奥班比和我躲在角落里,看他手舞足蹈,好似在同只有他才看得见的人对话。突然,他转身朝我们走来,一边走一边轻声自言自语。他经过我们身边的时候,大气都不敢出的我们听到他咕哝了一句。我想奥班比也听得很清楚,因为他抓住我的手,把我拽离了那疯子要经过的路线。我喘着粗气看着他走远,湮没在黑暗里。邻居的卡车开过来,头灯在地上投下他的影子,但卡车立刻就过去了,影子消失了。
“你听见他说什么了吗?”一看不见他,奥班比就问道。
我摇摇头。
“你没听见?”他呼吸声很重。
我刚要回答,一个男人蹒跚而过,肩膀上骑着一个小孩。那小孩在唱儿歌:
雨儿,雨儿,走开
改天再来
小孩要去玩……
等他们走远了,奥班比又问了我一遍。
我摇头表示我没听见,但其实我撒了谎。虽然听得不是很清晰,但我在他经过的时候的确听到他在反复念叨一个词。他打破我们宁静生活的那天开口说的也是这个词:“伊可纳。”
一股可疑的喜悦席卷了尼日利亚,从夜里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早上,就像蝗虫在夜间肆虐,日出时销声匿迹,只留下一地断翅那样。奥班比、波贾和我狂欢到深夜,因为波贾回来后给我们口头回放了一遍比赛。我们都知道了杰伊-杰伊·奥科查怎样像超人营救被绑架的受害者那样运球避开了对手,伊曼纽尔·阿蒙奈克又怎样像金刚战士一样飞脚射门。到了半夜,母亲不得不出手叫停,命令我们上床睡觉。我好不容易才睡着,做了好多好多梦,直到早上被奥班比叫醒。他一边使劲拍我,一边尖叫:“醒醒!快醒醒,本——他们在打架!”
“谁?什么?”我稀里糊涂地问。
“他们在打架。”他嚷嚷道,“伊肯纳和波贾。是真打。快来。”阳光从窗口泻进来,急得团团转的他就像一只迷失了方向的飞蛾。他转头看见我还在床上,大叫起来:“听着,听好了——他们打得很厉害。快来!”
比奥班比叫醒我早得多的时候,波贾就醒了,嘴里骂骂咧咧。
我们隔壁阿巴提家那辆破卡车发动起来了,不时传来轰隆声,撕破了梦境和无意识世界之间的薄膜。虽然是卡车把波贾吵醒的,但他本来就想早点儿起床,好和教会的其他男孩一起练鼓。母亲已经带着戴维和恩肯去市场了。他洗了澡,吃了他那份面包和黄油,这是母亲走之前为我们准备的,接下来就只能干等着,因为他得换上干净的衬衫和裤子——虽然他不再跟伊肯纳同睡一个房间,他的东西仍然放在那个房间的衣橱里。母亲,我们的驯鹰人,屡次恳求他搬到我和奥班比的房间。她说:“让恶魔独占他的巢穴吧。”但波贾不答应。他抗议说卧室是他和伊肯纳共有的,他绝不搬走。由于伊肯纳和他互不理睬,波贾常常要等到伊肯纳醒来打开房门才能进去拿东西,否则他就得出声叫伊肯纳开门。不承想,伊肯纳深更半夜还在街头参加席卷整个尼日利亚的庆祝活动,回来后一直睡到大中午。很久以后,奥班比告诉我,伊肯纳回到家时醉醺醺的。他说,因为母亲在半夜时锁上了屋门和院门,奥班比打开百叶窗把伊肯纳放进来,闻到了他身上浓浓的酒精味。
波贾等得坐立不安,怒火上涌。到了快十一点的时候,他失去了耐心,开始敲门,起初还算温和,后来越敲越大声。奥班比说,备受挫折的波贾像站在陌生人家门口那样用耳朵贴着门,然后像被闪电击中一样猛地转身对他说:“我听不到里面有动静。你确定伊肯纳还活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