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班比说，波贾问得很真诚，生怕伊肯纳遭遇不测的样子。接着，波贾又贴耳过去，然后再敲门，这次敲得更响了，还高声叫伊肯纳的名字，要他开门。

门那边还是没有反应。波贾火了，开始用身体撞门。后来他不撞了，往后退了一步，眼神里既有如释重负，又有之前没有的恐惧。

“他在里面。”他从门边走开，向奥班比嘟哝道，“我刚才听见里面有动静——他还有气儿。”

“哪个疯子吵得我不得安宁？”伊肯纳在房间里厉声问道。

波贾一开始不作声，过了一会儿才叫道：“伊肯纳，你才是疯子。我没疯。你最好现在就把门打开；这房间也有我一半。”

屋里响起一阵迅捷的脚步声，伊肯纳眨眼就出了房间。他的速度实在太快，波贾甚至没看见他出拳就倒在了地上。

“你说的我都听见了，”伊肯纳对挣扎着起身的波贾说，“我都听见了——你说我死了，没气了。你，波贾，枉我为你做了这么多，希望我死掉，对吗？还有，你还叫我疯子。我是疯子？今天我要让你看看清楚——”

他话音还没落，波贾闪电般击中了他的双腿。他撞到了房门，倒在房间里面，脸因为吃痛而扭曲，嘴里咒骂着。波贾跳了起来。

“我也早就等着这一天了。”波贾站在主屋的门槛上说，“如果你想打架，就到后院空地上来。这样就不会弄坏家里的东西，妈妈也不会知道我们打过架。”

话音刚落，他就奔去了有水井和花园的后院。伊肯纳紧随其后。

等我和奥班比赶到后院，我第一眼看见的是波贾试图躲开伊肯纳的拳头，但没能躲开，拳头落在他胸口，他踉跄着倒退了几步。不等他站稳，伊肯纳伸脚一绊，把他绊倒在地。紧接着，伊肯纳扑了上去。他们俩像赤手空拳的角斗士一样相互撕扯。难以名状的恐惧攫住了我的心。奥班比和我呆立在门口，迈不动步子，只能恳求他们别打了。

但没人听我们的，他们出拳狠厉，出脚像野兽一样快，扭成了一团。我们很快就顾不上恳求了。要是有谁挨了拳头，奥班比会尖叫。要是有谁吃痛怒吼，奥班比会倒吸一口凉气。我看不下去了。有时候，他们中哪一个快要击中对方的时候，我会闭上眼睛，等这一下过去了再睁开，心怦怦乱跳。波贾的右眼上方裂了个口子，鲜血直流。奥班比再次出声恳求，却遭到了伊肯纳的斥责。

“闭嘴，”他咆哮道，往地上吐了口唾沫，“要是你不马上闭嘴，我会连你们两个一起揍。白痴。他用那种态度跟我讲话，你们难道没看见吗？这事不怪我。是他挑衅的——”

波贾在他背上猛捶了一拳，接着箍住了他的腰，伊肯纳的话被打断了。两人一起倒地，扬起一团尘土。他们厮打的激烈程度在他们那个年纪的兄弟之间很少见。当年有个在伊索罗市场卖鸡的男孩因为我们母亲在圣诞节时不肯买他的鸡而叫她“妓女”，被伊肯纳揍过。而这次，伊肯纳出拳的力度犹有过之。那一次，我们都站在他旁边为他加油，连憎恶任何形式的暴力的母亲也说——在那个男孩爬起来，拎着拉菲亚树叶编的鸡笼逃跑之后——那男孩活该。这次，伊肯纳下手比以前任何时候都狠，都重。波贾也一样，左刺右踢，胆子比跟某个星期六在奥米-阿拉河边阻拦我们钓鱼的那些男孩打架时还要大。这场架前所未有。好像有某种力量在操纵他们的双手，这种力量占据了他们每一块血肉，甚至每一滴血浆。也许正是这种力量而非他们自身的意识让他们对彼此痛下狠手。看着他们，我生出一种预感：这一架之后，一切都会不同。我害怕他们每一拳每一脚都带着无所顾忌、无法遏制和逆转的破坏力。这些感受抓住了我，我的脑子里像是刮起了旋风，各种疯狂的念头飞速旋转，其中压倒一切的是个奇特而陌生的想法：死亡。

伊肯纳打断了波贾的鼻梁骨。鲜血喷涌而出，从他下巴上流到了地上。波贾痛苦地瘫在地上，啜泣着用撕烂的衬衫擦鼻子。奥班比和我的目光一落到他血迹斑斑的鼻子上就惊叫起来。我知道，这一架还远远没打完。波贾一定会报复，因为他从来都不是懦夫。他朝花园方向爬去，试图站起来。我有了个主意。我转向奥班比，告诉他我们应该去找个大人来拉开他们。

“对。”他同意。眼泪顺着他的腮帮往下流。

我们立即奔到邻居家，只看见铁将军把门。我们忘了，这家人两天前就出城了，要到那天晚上才回来。我们匆忙离开时，正好看见我们教会的柯林斯牧师开着厢式车经过。我们拼命朝他挥手，但他没注意到，也没有放慢车速，他的脑袋随车载音响播放的音乐的节奏晃动着。我们沿着露天下水道走，想找到别的大人。下水道里躺着一条死蛇，体量接近蟒蛇，是被石头砸死的。

最后，我们总算找到了一个大人，是汽车修理工博德先生，他住在离我们家三个街区的一排既没上涂料也没刷清漆的平房里。那房子还没有完工，旁边堆着木头和沙子。博德先生颇有军人之风：身材高大，肱二头肌发达，脸像绿柄桑坑坑洼洼的树皮一样粗硬。我们找到他的时候，他正好从汽修铺回来上厕所。这个厕所是他和这排平房另外五个房间的房客共用的。他哼着小曲在靠墙的一个立式水龙头下面洗手，外裤没系好，平角裤倒是拉到了腰部。

“下午好，先生。”奥班比跟他打招呼。

“孩子们，”他应了一声，抬头看我们，“你们好吗？”

“很好，先生。”我们齐声说。

“有事吗，孩子们？”他一边问一边在被污垢和机油染黑的裤子上擦手。

“是的，先生，”奥班比回答，“我们的两个哥哥在打架，我们，我们——”

“他们流血了，好多血。”既然奥班比说不下去，那就我来，“请跟我们过去，帮帮我们吧。”

他端详着我们涕泪纵横的脸，五官像中风般皱成一团。“怎么回事？”他说着甩了甩手上的水珠，“他们为什么打架？”

“我们不知道，先生。”奥班比不愿多说，“请跟我们过去，帮帮我们吧。”

“行，走吧。”博德先生说。

他快步往房子的方向走了几步，似乎要去拿点儿什么东西，但中途停下，做了个向前的手势：“走吧。”奥班比和我跑了一段，把博德先生落在了后面，我们只好停下来等他。

“我们得快点儿啊，先生。”我乞求道。

博德先生于是光脚跑了起来。快到家的时候，有两个女人靠人行道边缘站着，挡住了我们的路。她们穿着廉价的满是污垢的长袍，每人头上都顶着一袋玉米。奥班比从其中一个身边挤过去，两个小玉米棒子从袋子的破洞里漏了出来。我们不管不顾地往前冲，那女人冲我们的背影咒骂。

跑到我们家院子那儿，最先映入眼帘的是邻居家怀孕的山羊，肚子鼓鼓的，乳房下垂。它蜷伏在我们家院门边，咩咩地叫着，舌头从嘴巴里耷拉下来，就像被扯下来的胶带。它笨拙黑臭的躯体表面沾满了自己的黑屎豆，有的压成了浓稠的糊糊，还有的两颗、三颗或更多颗黏结在一起。从院子那边传来的只有山羊粗浊的呼吸声。我们奔到后院，只看到从衣服上撕下来的布条、沾着血迹的泥土和满地的脚印。他们不可能在没人调解的情况下自己就不打了。他们去哪儿了？有谁来过？

“你们说他们在哪儿打架来着？”博德先生困惑地问。

“就在这儿。”奥班比指着泥地回答，泪花在眼眶里打转。

“你确定吗？”

“是的，先生，”奥班比说，“这儿，我们走开的时候他们就在这儿。这儿。”博德先生看着我。我说：“这儿，他们就在这儿打架。您看有血。”我指着一块沾有血迹的泥，紧接着又找到一个形似半闭的眼睛的湿漉漉的、圆圆黑黑的斑点。

博德先生迷惑地端详了半晌后说：“那么，他们去哪儿了呢？”他再次环顾四周。我借机擦了擦眼睛，朝地上擤了鼻涕。一只低飞的鸟儿，是只鸽子，停在我右手边的篱笆上，急急地扑扇着翅膀。接着，它像是受了惊吓似的飞起来，滑过水井，朝另一边的篱笆飞去。我抬头想看看伊巴夫的外祖父是不是还坐在那儿。哥哥们打架时他在。可这会儿他也不见了。他不久前坐过的椅子上放着一个塑料杯。

“好吧，我们到屋子里去看看。”我听到博德先生说，“这样才好，咱们走。说不定他们不打了，回屋了。”

奥班比点点头，在前面带路。我留在后院。山羊咩咩叫着朝我走过来。我动了动，想阻止它，但它只是站住了，抬起长角的脑袋，咩咩地叫了起来。这头不会说话的动物在目击了可怕的一幕之后，集中全身的力量，想要给出一番能被理解的报道。

然而，不管多努力，它发出来的只是一阵震耳欲聋的“咩”。现在回想起来，那一定是山羊语里的恳求。

我没理睬那只山羊，往花园走去。奥班比和博德先生进了屋，嘴里喊着两个哥哥的名字。在八月轻柔的雨水的浇灌下，花园里的玉米苗长势喜人。我走得小心翼翼，尽量不踩到它们。快走出玉米地，来到堆着旧石棉瓦的墙角的时候，我听到厨房那边传来一声惊呼。我马上飞奔过去，发现厨房里乱作一团。

橱柜上层的门大开着，里面放着一个空的好立克10罐、一罐黄奶油冻和几个摞在一起的空咖啡罐。母亲在厨房里坐的塑料椅倒在门边，扶手断了，黑乎乎的椅脚朝天戳着。堆满脏盘子的水池旁边的案板上积了一摊微红的棕榈油，正沿着案板边缘滴落到地板上。装油用的蓝玻璃瓶侧躺在地上，里面有黑乎乎的渣滓和少量油。一把叉子像死鱼一样静静地躺在那摊红色的油里。

厨房里不止奥班比一个人。博德先生站在他旁边，咬着牙，双手抱头。然而，厨房里还有第三个人，只是他比我们在奥米-阿拉河里抓来的鱼和蝌蚪还缺乏生气。这个人脸朝冰箱躺在地上，眼睛睁得很大，定定地看着某个地方。很显然，这双眼睛什么也看不见了。他的舌头耷拉在嘴唇外面，嘴里渗出的白沫已经在地板上积成了一摊。他的双臂像被钉在一个隐形十字架上，张得很开。他的肚子上插着母亲的菜刀，只露出了木柄，锋利的刀刃完全埋进了肉里。地板上满是他的血：一股有活力的、流动的鲜血正缓缓从冰箱下面流过，同棕榈油汇合，颜色变成诡异的淡红，跟泥土路上的小坑里的泥浆的颜色差不多。令人不寒而栗的是，这一情形就像尼日尔河跟贝努埃河在洛科贾汇合，催生了一个四分五裂、乱七八糟的国家。这摊怪异的混合物弄得奥班比像被唠叨鬼附身似的，抖着嘴唇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红河，红河，红河……”

他还能做什么呢？老鹰已经借着一股常人无法触及的热气流飞上高空，地上的人只能尖叫，哀号。我跟奥班比一样，被眼前这一幕吓呆了。我喊着那个名字，但我的声音被阿布鲁的声音取代了。那个名字被污染了，砍伤了，抽空了，死去了，消逝了：伊可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