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正因为如此，那天伊肯纳在卫生间待了很久，但最终他还是响应母亲的呼唤裹着浴巾出来了。波贾已经扫完了地，还拖了地板，擦掉了溅在墙上和沙发背后的呕吐物。母亲在每个角落都喷洒了“滴露”消毒剂。之后，她还强迫伊肯纳跟她一起去医院。要是伊肯纳不去，她就打电话给父亲。伊肯纳知道父亲非常看重健康，所以就投降了。

没想到，几个小时后母亲一个人回来了。伊肯纳得了伤寒，必须住院接受静脉注射。奥班比和我吓坏了。母亲安慰我们说，他第二天就会出院。

然而，我开始担心伊肯纳的厄运正在逼近。我在学校里闷头不说话，谁惹我我就跟谁打架，结果挨了训导老师的鞭子。这是件稀罕事；因为我不但一向在父母面前很乖，在学校也一直表现很好。我很怕体罚，愿意不惜一切代价避免，但是哥哥的状况日益恶化，让我感到伤心，我对什么都心怀怨恨，尤其是对学校和学校里的一切。我希望哥哥能得到救赎，但这个希望破灭了。我感到害怕。

恶意先是夺走了伊肯纳的健康，接着又夺走了他的信仰。接连三个星期天，他都借口生病没去教堂。还有一个星期天没去，是因为他在医院住了两晚。接下来那个星期天早上，也许是父亲不会回来的消息为他壮了胆——父亲去加纳参加为期三个月的培训课程，他宣称不想去教堂。

“我的耳朵没问题吧，伊肯纳？”母亲说。

“没问题。”伊肯纳肯定地说，“听着，妈妈，我是个科学家，我不再相信上帝的存在了。”

“什么？”母亲叫道，她像踩到了尖刺一样倒退了几步，“伊肯纳，你说什么？”

他犹豫了，眉头皱了起来。

“我刚才问你‘你说什么’，伊肯纳？”

“我说我是个科学家。”他的话里夹着“科学家”这个英文单词，因为伊博语里没有对应的词儿。他话里的挑战意味让人吃惊。

“所以呢？”伊肯纳不说话。她忍不住说道：“把话说完，伊肯纳；把你刚才说的可怕的话说完。”接着，她气冲冲地用一个手指头指着伊肯纳的脸：“伊肯纳，看着我——埃姆和我绝不会容忍我们的孩子变成无神论者。绝不！”

她口中啧啧有声，举起手在头上打响指，希望用这种迷信的举动阻止家里出现无神论者。“所以，伊肯纳，如果你还想做这个家的一分子，如果你还想在家里有饭吃，现在就给我从床上起来，否则你的屁股会肿得只能穿我的裤子。”

这个威胁把伊肯纳吓住了，因为母亲只有在愤怒到极点时才会说出“屁股肿得只能穿我的裤子”这样的话。她从自己房间拿来一条父亲的旧皮带，一头缠在手腕上，另一头垂下来，准备揍他。她以前几乎未这么干过。一看到皮带，伊肯纳就爬了起来，不情愿地去卫生间洗澡，准备上教堂。

做完礼拜后，伊肯纳抢先走出教堂，免得母亲在大庭广众之下挑他的毛病。另外一个原因是，母亲把家里钥匙给了他，让他为我们开院门和房门。她很少做完礼拜就直接回家；她一般会带着两个小的留下来参加女教众会议或者去探望某人。等母亲看不见我们了，伊肯纳立刻加快了脚步。我和两个哥哥默不作声地跟在他身后。出于某种原因，他选了一条比较远的回家路线，得经过伊杰卡街。那条街上的居民都很穷，要么住在廉租房里——大多数连油漆都没上过，要么住在木棚里。在这肮脏的街区，到处都能看见玩耍的小孩。一群小女孩在一个方方的柱廊里跳来跳去。一个不到三岁的小男孩蹲在那里拉大便。黄褐色的大便像绳子一样垂下来，在地上堆成一座黏糊糊的金字塔。金字塔越堆越高，臭不可闻。一群苍蝇在小男孩的屁股附近盘旋。他却神色如常，拿着一根小棍在地上胡乱划拉。我和哥哥们都朝地上吐了口唾沫，然后，完全出于本能，用凉鞋底蹭掉了地上的印子。波贾骂那小男孩和这里的居民：“猪，都是猪。”奥班比想把他的唾沫印子蹭得再干净一点儿，于是就落在了我们后头。我们吐了唾沫又蹭掉是因为，按照一种迷信的说法，要是有孕妇踩到了唾沫，吐唾沫的男人就会一辈子阳痿。那时我对阳痿的理解是，那个器官会神奇地消失。

这条街真够脏的。我们的朋友卡约德和他的父母就住在这里一幢烂尾的二层小楼里。里面除了铺过地板，完全是毛坯。粗糙的混凝土块和铁条从阁楼的位置刺向天空。院子里堆满了长了绿苔、没上过漆的木板。砖块的洞眼里，整幢房子的梁架里，有无数在此安家的蜥蜴和石龙子四下乱窜。卡约德有一次告诉我们，他母亲在厨房存放饮用水的桶里发现了一条蜥蜴，已经死了，浮在水面上好几天，直到水都变酸了才被发现。他母亲倒光了桶里的水，死蜥蜴滑落在地上的水洼里，脑袋有正常的两倍大，因为是淹死的，已经开始腐烂。成堆的垃圾几乎侵占了这个街区的每一个角落，还漫上了道路。有些就倒在露天排水沟里，像肿瘤一样堵塞了排水沟；有些像蟒蛇一样缠绕着人行天桥；有些像鸟巢一样堆在路边的报亭之间；有些在地上的小坑里和有人居住的空地上腐烂。陈腐的空气笼罩着整个地区，看不见的恶臭把所有房子连成一体。

阳光正烈，树冠投下巨大的阴影。路边的木棚里，有个女人在炉灶上煎鱼。烟气从炉灶两边升起，飘向我们。我们穿过马路，走在一辆停着的卡车和一户人家的阳台之间。我瞥见那家的褐色沙发上坐着两个男人，他们在打手势。一台立式电风扇缓慢地摇着头。一头母山羊和几只小山羊躲在阳台前面的一张桌子下面，脚下都是黑黑的羊屎豆。

我们来到自家院门前，等着伊肯纳开门。波贾说：“今天做礼拜的时候，我看到阿布鲁想溜进教堂，但因为没穿衣服被拦在门外了。”波贾参加了教堂的男童鼓队。队员们轮流打鼓，那天正好轮到他，他就坐在教堂前面靠近圣坛的地方，因此看得到阿布鲁从教堂后门进来。波贾说这话时，伊肯纳正从口袋里往外掏钥匙。钥匙跟线头和碎布头缠在一起，掏不出来，他只好把口袋翻了个底朝天。口袋里面脏兮兮的，有墨水印子，还有细碎的花生衣。这些东西像灰尘一样纷纷落地。他想把钥匙解开，但没成功，就用力一扯，结果把口袋扯破了。他把钥匙塞进锁孔，转动起来。正在这时，波贾说：“艾克，我知道你相信那个预言，但你知道我们是上帝的孩子——”

“他是位先知。”伊肯纳简短地回答。

他打开门，从锁孔里拔下钥匙。波贾又说：“是的，但他不是上帝派来的先知。”

“你怎么知道？”伊肯纳发作了，他转身面对波贾，“我问你呢，你怎么知道？”

“他不是，艾克，我确定。”

“你有证据吗？嗯，有证据吗？”

波贾不说话。伊肯纳抬头看天，我们也都顺着他的视线抬头：原来有一只用塑料纸做的风筝在远处的天空中飘荡。

“但是他说的不可能变成事实。”波贾说，“听着，他提到过一条红河。他说你会在一条红河里游泳。河怎么可能是红的？”他双手一摊，表示不可能，眼睛盯着我们，好像在请求我们肯定他说得没错。奥班比点了点头。“他疯了，艾克。他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波贾靠近伊肯纳，把手搭在他肩上。他的勇敢出乎我们的意料。“你得相信我，艾克，你得相信我。”他一边说一边摇伊肯纳的肩膀，似乎要把矗立在哥哥心中的恐惧之山推倒。

伊肯纳站在那里，眼睛盯着地面，显然被波贾的话感动了。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刻，我们以前那个哥哥似乎就要回来了。我和波贾一样，也想告诉伊肯纳我不可能杀他，但奥班比抢在了我前头。

“他……说得……对。”奥班比结结巴巴地说，“我们谁都不会杀你。我们不是，艾克，我们不是真正的渔人。他说有个渔人会杀了你，艾克，但我们不是真正的渔人。”

伊肯纳抬头看着奥班比，一脸不知所措。眼泪在他眼眶里打转。轮到我了。

“我们杀不了你，艾克，你很强壮，而且个子比我们大。”我觉得自己一定得说些什么，还得尽力显得镇静一些。不知道从哪来的勇气，我居然握着他的手说：“艾克哥哥，你说我们恨你，可这不是真的。我们喜欢你，超过喜欢其他任何人。”

我的喉咙有点儿发热，我尽量保持镇静：“我们喜欢你，甚至超过喜欢爸爸和妈妈。”

我往后退了退，看到波贾在点头。有那么一会儿，伊肯纳看起来很茫然。我们的话似乎产生了影响，因为我们的视线和他的视线相遇了。这是许多个星期以来第一次。他眼睛里布满了血丝，脸色苍白，但他的表情难以描述，非常陌生——我当时的记忆里可没有那样的表情。现在，每当想起他，这张脸就会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我们满怀期待地等着他做些什么。他好像被精灵拍了下，惊醒过来，转身急匆匆地进了自己房间，从里面大声说：“从现在开始，谁都不许打搅我。你们管好自己的事，别烦我。我警告你们，别烦我！”

恐惧摧毁了伊肯纳的快乐、健康和信仰，又把魔手伸向了他和别人的关系。论起和他亲近的程度，没人比得上我们几个。看起来，他内心已经挣扎了很久，现在就想快点儿了断。他开始用各种手段伤害我们，好像等不及预言实现。在我们试图说服他两天后，我们早上醒来，发现伊肯纳撕掉了我们的宝贵财富：一份登有我们照片的一九九三年六月十五日发行的《阿库雷先驱报》。伊肯纳的全身像出现在头版上，标题是“少年英雄带领弟弟们脱离险境”。波贾、奥班比和我的合影被放在伊肯纳照片上方、《阿库雷先驱报》报头下方的一个长方形小框里。这张报纸是无价之宝，是我们的荣誉勋章，比M.K.O.日历的地位还要崇高。有一段时间，伊肯纳为了保住它敢去杀人。那篇报道讲述了他是怎样在一场两败俱伤的政治暴动中护住了我们。那场暴动影响深远，整个儿改变了阿库雷居民的生活。

那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离我们见到M.K.O.不到两个月。当时我们都在学校。猛然间，学校外面汽车喇叭响个不停。我们班上的学生大多只有六岁，根本不知道阿库雷乃至整个尼日利亚已经陷入了动荡。我知道很久以前打过仗——父亲常常在讲别的事情时提到这事。他要是用到了“战前”这个短语，接下来的话往往跟打仗一点儿关系都没有，有时会用“这一切都因为打仗而中断了”来收尾。有时，他训斥我们太懒或者意志不坚定，就会讲起他十岁时的壮举。战争期间，尼日利亚军队入侵他们村子，他们全家都逃进了巨大的奥布迪森林。在那里，他得寻找食物，打猎，照顾和保护他的母亲和妹妹们。只有这种时候，他会真的说些发生在“战争期间”的事。他有时也会用到“战后”这个短语，紧跟其后的句子跟打仗还是一点儿关系都没有。

学校外面的骚乱和车喇叭声刚传来的时候，我们的老师就不见了。她一走，教室就空了，同学们跑着哭着找妈妈。我们学校是栋三层楼。学前班在底层，其他年级从低到高分布在二楼和三楼。从我们教室的窗口，我看到外面的汽车乱哄哄的——有的车门敞开，有的正在开走，有的停在那儿。我坐在教室里等父亲像别的父亲那样来接我。但他没来，反倒是波贾出现在教室门口，叫着我的名字。我回应后拿起书包和水杯。

“来，咱们回家。”他说着跳上课桌，朝我走过来。

“哎呀，咱们等爸爸过来吧。”我环顾四周。

“爸爸不会来了。”他说着在嘴唇前面竖起食指，叫我安静。

他拉着我的手，带我离开教室。我们在木头桌椅间穿行，这些桌椅在动乱开始前排得整整齐齐，现在已经乱了套。在一张翻倒的椅子下面，一个男孩的保温饭盒摔破了，里面盛的黄米饭和鱼散落在地板上。外面的世界似乎被锯为两半，我们正摇摇晃晃地走在裂口边缘。我挣脱了波贾的手。我想回教室去等父亲。

“你在干什么呀，傻瓜！”波贾叫道，“暴动了，他们在杀人。咱们快回家吧！”

“我们应该等爸爸。”我一边说一边小心翼翼地跟上他。

“不，我们不能等。”波贾驳斥道，“要是这些人冲进来，他们会认出我们是‘M.K.O.四男孩’‘希望93的孩子’，是敌人。我们面临的危险比别人都大。”

他的话击碎了我的乐观想法，我害怕极了。一群高年级学生挤在校门口想出去，我们没朝那边走，而是跨过倒掉的栅栏，穿过学校外面的一排棕榈树，找到了等在灌木丛后面的伊肯纳和奥班比。然后我们一起跑了起来。

爬藤在我们脚下噼啪作响，我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灌木丛尽头是条小路。几分钟后奥班比认出这是伊索罗街。

街上空无一人。我们跑过木材市场。平常我们经过时得捂住耳朵才行，因为锯木机的噪声震耳欲聋。许多快散架的大卡车停在堆得像山那么高的锯木屑前面。它们平时跑森林，运输厚重的木材，可现在它们周围一个人影都没有。从这里开始，宽阔的马路被一列有我三只脚那么宽的长栏杆分成了两半。这条路通向尼日利亚中央银行。伊肯纳建议我们去那儿，因为那里是离我们最近的有武装警卫的地方。而且父亲就在那里上班，我们完全可以找到藏身之地。伊肯纳坚称，要是我们不去那儿，下决心要消灭M.K.O.在老家阿库雷的支持者的军政府武装一定会杀死我们。那天，那条路上散落着各种各样的东西——都是逃离大屠杀现场的人们身上掉落的，就像有飞机在阿库雷上空往下丢行李。我们穿过马路，走在一个种了许多树的高墙大院外面。一辆满载乘客的汽车从路上飞驰而过。它刚不见踪影，又有一辆蓝色的奔驰沿着我们的来路驶过来，前座上坐着我的同学莫吉索拉。她朝我挥手，我也朝她挥了挥手，但车子一点儿都没有减速。

“走吧。”等这辆车也不见踪影后，伊肯纳说，“我们不能留在学校；他们认出我们是M.K.O.四男孩，我们就危险了。咱们沿着这条路走吧。”他环视四周，好像听到了我们都没听到的动静。

我看到的暴动的每个令人心惊的细节，闻到的暴动的每种气味，都让我感到死亡是如此真实，我心中充满了恐惧。走到一段弯路上的时候，伊肯纳叫了起来：“不，不，停下。我们不该走大路；这样不安全。”

于是我们又穿过马路，来到一条重要的商业街上。街道两边都是商店，但全都关着门。有家商店的门被砸坏了，满是钉子的破木板挂在门上，摇摇欲坠。走到一家大门紧闭、门口堆着啤酒箱的酒吧和一辆周身贴满了星星牌窖藏啤酒、33啤酒、吉尼斯黑啤酒等品牌海报的卡车之间时，我们停下了脚步。从我们无法立刻分辨出来的方向传来一声约鲁巴语的“救命！”，一名男子从一家店里冲出来，奔向通往我们学校的马路。危险触手可及，我们更害怕了。

我们横穿垃圾场，走到一条街道上，那儿有幢房子着火了。一个男人倒在那幢房子的门廊上。我们跟着伊肯纳躲到着火的房子后面，浑身发抖。这是我第一次看见死人。我的哥哥们大概也一样。我心跳加速，感到一股热流渗透了我校服短裤的臀部。我朝地上看，才意识到自己尿裤子了。几滴余尿正在坠落。我抖个不停。

一群手持棍子和砍刀的男人一拥而过，眼神鬼祟地四下打量，口里唱着：“打死巴班吉达。阿比奥拉将统治国家。”我们像青蛙一样蹲着，不敢弄出任何声响，直到这帮人走远了才从房子后面爬出来。我们看见一辆卡车停在这幢房子后院对面，车上也有个死人，车子前门大开。

死人身上穿着一件宽松的塞内加尔长袍。他一定是北方人：M.K.O.阿比奥拉的支持者发起的袭击主要针对他们。阿比奥拉的支持者掌控了此次暴动，把它变成了支持他的西部地区和支持军人总统巴班吉达的北方地区之争。

伊肯纳把死人从车上拖了下来。真没想到他有这么大的力气。尸体砰的一声摔到地上，鲜血从脸上的伤口溅了出来。我尖叫一声，哭了出来。

“别出声，本！”波贾喝道，但我止不住，我太害怕了。

伊肯纳坐到驾驶座上，波贾坐到他旁边，奥班比和我在后座。

“咱们走，”伊肯纳说，“咱们开车去找爸爸。赶快关门！”他大声说。

车钥匙还插在大大的方向盘旁边的点火装置里。伊肯纳转动钥匙，引擎嘎吱了好一阵才运转起来。

“伊肯纳，你会开车吗？”奥班比哆哆嗦嗦地问。

“会。”伊肯纳说，“爸爸之前教过我。”

他加大油门，车子猛地向后倒去，接着就熄火了。他正想再发动一次，不料远处传来了枪弹声。我们全都僵住了。

“伊肯纳，求你快点儿开走。”奥班比紧张地拍着手，眼泪顺着脸颊流下来，“是你叫我们离开学校的。现在，难道我们要死了吗？”

那一天，阿库雷变成了一片焦土，到处都有火堆和着火的汽车。我们开到城东的奥辛尔街附近时，一辆军车疾驰而过，上面满载身着战斗服装的士兵。有个士兵注意到我们这辆车是个小孩在开，拍拍他旁边的人，指给他看，但那辆军车并没有停下来。伊肯纳开得很稳，只有在看见车速表上的红色指针指向一个较大的数字时才踩一下油门。每次父亲开车送我们上学，他都坐在副驾驶座，经常看见父亲这么做。我们开到了主路上，尽量靠着路肩，直到波贾辨认出路牌上的“奥卢瓦图伊街”和下面的一行小字——“尼日利亚中央银行”，我们才知道自己安全了，从一九九三年的大选暴动中逃了出来。这次暴动，阿库雷死了一百多人。六月十二日发生的事对尼日利亚的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此以后，每年这一天快要到来时，就好像有一千个武装到牙齿的隐形的外科医生带着手术刀、环锯、针筒和不同寻常的麻醉药品，随着北风降临到阿库雷。到了夜间，等人们入睡后，这些医生开始疯狂地给他们的灵魂做临时性前脑叶白质无痛切除手术，在破晓前又随风而逝。那时手术的效果还没有显现出来。等人们早上醒来，他们感觉满腔焦虑，心跳因为恐惧而加快，头因为模糊的记忆而低垂，眼中流着泪，双唇不断蠕动，吐出虔诚的祈祷，身体因为害怕而发抖。他们就像小孩揉皱的画图本上被抹糊了的铅笔画像，等着被橡皮擦掉。一片肃杀中，整个城市像感受到威胁的蜗牛一样缩进壳里。随着黎明第一缕曙光出现，出生在北方的居民离开镇上，商店关门，教堂举行集会祈祷和平。就好像到了六月，阿库雷常常会变成一位脆弱的老人，静候那一天平安度过。

报纸被毁，波贾受到很大的打击；他吃不下饭，一遍又一遍地跟奥班比和我唠叨必须制止伊肯纳。

“不能听之任之了。”他反复说，“伊肯纳失去理智了，他疯了。”接下来那个星期二的早上，晴空万里。奥班比和我赖床了，因为前一天夜里我们讲故事讲到很晚。房门猛地被推开，我们一下子就醒了。来人是波贾。自从第一次同伊肯纳打架后，他就睡在客厅里。他脸色阴冷，不停地挠着全身各处，一边咬牙切齿。

“昨天晚上我差点儿被蚊子咬死了。”他说，“我受够伊肯纳对我的态度了。受够了！”

他声音很大，我怕伊肯纳在他房间里也能听见，不由得心跳加速。我看向奥班比，他看着门。我感觉他和我一样，是在等着下一个推门而入的人。

“那也是我的房间。他不让我进。我恨他。”波贾还没说完，“你们能想象吗？他不让我进我自己的房间。”他用手捶胸，这是一个表示占有的姿势，“爸爸妈妈把房间分给了我们两个人。”

他脱下衬衫，给我们看蚊子咬的包。他比伊肯纳矮，但发育得跟伊肯纳差不多。他的胸口长出了一层淡淡的绒毛，腋窝下已经黑乎乎的了。一条阴影从他肚脐眼一直延伸到裤腰下。

“客厅有那么糟吗？”我问这话是为了让他平静下来。我不想让他继续抱怨，我怕伊肯纳听到。

“当然！”他的声音更大了，“全怪他，我恨他！没人能在那儿睡得好！”

奥班比警觉地瞥了我一眼。我注意到他跟我一样害怕。波贾的话说出口，就像一件瓷器落在地上，碎片四溅。奥班比和我感觉要出事，波贾似乎也意识到了，因为他坐了下来，一只手捂着头。没过几分钟，房子里某扇门被推开了，发出很响的嘎吱声。接着传来了脚步声。伊肯纳进了我们房间。

“你是不是说你恨我？”伊肯纳轻声说。

波贾不回答，眼睛一直盯着窗子。伊肯纳显然被刺痛了（我看见他眼里含着泪）。他轻轻地关上门，往里走了几步。接着，他鄙视地扫了一眼波贾，脱掉了衬衫。在我们镇上，男孩子们打架前习惯脱掉衬衫。

“你到底说没说过？”伊肯纳嚷道。他没有等波贾回答，直接把波贾推下了椅子。

波贾叫了一声，迅速站起来，愤怒地喘着粗气喊道：“说了，我恨你，艾克，我恨你。”

每当回忆起这件事，我就会疯狂祈祷我的记忆能发发慈悲，就此打住，但无济于事。我总在脑海里看见那个场景：听了波贾的话，有一会儿伊肯纳一动不动，他的嘴唇翕动了好久，才说出“你恨我，波贾”。他费了好大力气才说出这句话，说完后脸上露出如释重负的表情。他微笑着点头，借眨眼收回了一颗泪珠。

“我早就知道，我早就知道；这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在犯傻。”他摇摇头，“所以你才会把我的护照扔进井里。”波贾露出惊恐的表情，他想说话，但伊肯纳提高了嗓门，从约鲁巴语切换到伊博语，“我还没说完！要不是你的恶意举动，我早就去了加拿大，在那里过上了更好的生活！”伊肯纳说的每个字眼、每个句子似乎都击中了波贾。他张大嘴巴喘着粗气，几次想开口都被“我还没说完”或者“听着”给打断了。伊肯纳说，后来他还做过几个怪梦，让他疑心更重了。在其中一个梦里，他看见波贾拿着枪追他。听到这里，波贾的脸抽搐了一下，因为震惊和无助而涨得通红。“现在，我知道你有多恨我了。我的守护神可以做证。”

波贾朝门口走去，脚步有些乱。他想离开，但伊肯纳的话让他站住了。“阿布鲁一把预言说出来，”伊肯纳说，“我就知道那个渔人是你。不会是别人。”

波贾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头低垂着，似乎很羞愧。

“所以，你现在承认恨我，我一点儿都不吃惊；你一直恨我。但你不会如愿的。”伊肯纳突然恶狠狠地说道。

他走近波贾，一拳打在他脸上。波贾摔倒了，头撞上了奥班比放在地板上的铁盒，发出很大的声响。他痛得大叫一声，跺着地板尖叫。伊肯纳吃了一惊，像发现自己正站在深谷边缘一样后退了一步。退到门口，他转身跑了出去。

伊肯纳一走，奥班比就朝波贾跑过去，接着突然站住了，叫道：“天哪！”一开始，我没看见伊肯纳和奥班比看到的情形，但这下我看到了：一大摊血已经漫过盒盖，缓缓流向地板。

奥班比惊慌失措地跑出房间，我紧随其后。我们在后院的花园里找到了母亲。她一手扶着锄头，拉菲亚树叶编的篮子里放着几个西红柿，正在跟向她告发我们钓鱼一事的邻居伊娅·伊亚波说话。我们高声呼叫。母亲和那个女人走进我们房间，也被眼前的情形惊呆了。波贾已经不哭了。他躺在那儿一动不动，脸被沾满鲜血的双手遮挡着。那种诡异的平静让人举得他可能已经死了。母亲失声痛哭。

“快，咱们送他去孔勒的诊所。”伊亚波妈妈朝她叫道。

母亲六神无主，匆忙换上衬衣和长裙。在那个女人的帮助下，她把波贾扛到了肩上。波贾一动不动，眼神空洞，无声地流着泪。

“要是他不好了，”母亲对那女人说，“伊肯纳会说什么？他会说是他杀死了他弟弟吗？”

“天，别这么说！”伊娅·伊亚波呸了一声，“艾克妈妈，就因为这个，你就说出这样的话来？他们还是小孩，打架是正常的。别胡说了，咱们送他去医院。”

她们一走，我才意识到地板上有东西在缓缓流动，是那摊血。我坐在床上，眼前的情形让我战栗，但更让我困扰的是伊肯纳所唤醒的记忆。我记得那件事，尽管那时我大概只有四岁。当时，父亲那个住在加拿大的朋友巴约先生回了尼日利亚。他曾经答应过，如果回尼日利亚，就会带伊肯纳去加拿大跟他一起生活。所以，他替伊肯纳办了护照，申请了加拿大签证。那天早上，伊肯纳准备跟父亲一起去拉各斯，在那里同巴约先生一起上飞机，但护照找不到了。之前，他把护照放在旅行外套的胸袋里，那件外套挂在他和波贾共用的衣橱里。但到了那天早上，护照不见了。行程被耽搁，父亲很生气，到处乱翻，想找到护照，但就是找不到。要是赶不上这趟飞机，伊肯纳就得重新走一遍流程，申请签证、办理旅行文件什么的。想到这个，父亲火气更大了。正当他要出手教训伊肯纳，惩罚他的粗心时，波贾承认是他偷的护照。他躲在母亲身后，避免父亲揍他。为什么，父亲问，护照在哪儿？波贾身体微微发抖，说：“在井里。”然后，他承认他前一天晚上把护照扔到井里去了，因为他不希望伊肯纳离开他。

父亲狂奔到井边，发现护照被撕成了碎片漂在水面上，没法拼回去了。他双手抱头，浑身发抖。然后，他像猛鬼附身般伸手折断一根橘子树枝，朝屋子的方向奔过去。他正要揍波贾，伊肯纳站了出来。他说是自己叫波贾把护照扔到井里去的，因为他不想抛下波贾一个人走；等他们两个都再长大一点儿，可以一起去加拿大。我后来才知道他撒谎了（连我们的父母也是后来才发觉），但当时父亲被伊肯纳的解释感动了。这种兄弟之情在伊肯纳蜕变之后却变成了他眼中极端的仇恨。

那天下午，母亲带着波贾从诊所回来。波贾看上去像是变了个人。他后脑勺上的伤口垫了棉花，用纱布裹了一层又一层，血还是渗了出来。我的心一沉，不知道他失了多少血，伤口又有多痛。我努力想搞明白已经发生的和正在发生的事，但我做不到；算清楚这些事情可不容易。

那天下午波贾回家后，妈妈就像一条遍布地雷的路，谁不小心走进她周围三厘米以内的范围，她就会爆炸。做晚饭的时候，她开始自言自语。她抱怨说，早就叫父亲向上面申请，要么调回阿库雷，要么我们搬家去约拉，但他就是不申请。她还说，她再也看不懂伊肯纳了。摆晚饭的时候，她的嘴巴还在一张一张的。我们各自拉开一把木头餐椅坐下。摆好最后一样晚餐用具——一个供大家洗手用的大碗后，她呜咽起来。

当晚，家里一片寂静，空气里弥漫着恐惧。奥班比和我早早回了房间。戴维不敢跟着心情不好的母亲，也进了我们房间。入睡前，我一直竖着耳朵捕捉伊肯纳的动静，但什么也没听到。其实，等他的时候，我心里同时暗暗希望他第二天早上再回家。一个原因是，母亲正生着气，要是他撞在了枪口上，谁知道她会做些什么。另一个原因是，波贾从诊所回来后宣称他受够了。“我发誓，”他按我们那里发誓的惯例舔了舔食指，“我不会再让他把我关在我自己的房间外面。”之后他言出必行，睡在了他俩的卧室里。要是伊肯纳回来，在卧室看见他，会发生什么？我怕波贾会报复，因为他受了大委屈。这一天发生了太多事，我的眼皮越来越重。我还在琢磨，毒液在伊肯纳身体里渗透到了什么程度，他最终会变成什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