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理看起来是由“结论”（主张或看法）和“理由”所构成，但其实还有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构成部分，那就是“假设”（assumption），“假设”又称“保证”或“担保”（warrant），担保是一种根据，一种由某种权威所提供的可靠中介保证。至于中介保证是不是真的可靠，那就需要由说理者和听者自己去思考和辨析了。
<blockquote>中介保证中的玄机</blockquote>
中介保证必须可靠，说理才能确切。如果中介保证不可靠或不确实，那么由它保证的说理便会是谬误的说理。说理有谬误，通常不是因为没有中介保证，而是因为中介保证有问题。例如，有人说：“张三连三年级都没上过，他怎么会关心教育？”这句话听起来很有道理，但仔细一想，就会觉得有问题。因为它的中介保证，即“假定”（“没上过三年级的人都不会关心教育”）是谬误的，至少是不全面的。大地主刘文彩是个文盲，不要说小学三年级，就是一年级的阅读水平也没有，但他办了四川最正规的“文彩中学”，他把校产全部捐给社会，礼贤下士地聘请了当时最好的老师。他发给文彩中学老师的收入，是普通中学老师的两倍，优秀教师的薪金更在原收入的两倍以上。他还为该校老师每人安排一座独门小院，院内花台、鱼池、书房、客厅均一应俱全，就连老师回家探亲，也一律派车接送。
说理的中介保证出现谬误往往是由于思考不周，能力不够，但也有存心布下骗局，使用诈术的。这在古代的诡辩术中就很常见。亚里士多德说过，“造成‘诡辩者’的不是他的能力，而是他的意图。”在人类变得更为诚实之前，没有理由相信诡辩或诈术会从说理中消失，而诡辩和诈术的玄机往往就暗藏在中介保证之中。
例如，2010年3月7日，在“两会”记者会上，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记者问及人权问题：“美中关系中的核心问题包括人权，请问人权是中方的核心利益吗？”答者曰：“谈人权，要抛开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和思维定式……我既喜欢油画，也喜欢中国的水墨画，但是如果有人用油画的标准来欣赏中国的水墨画，那恐怕就要出错。”这个看似巧妙的回答其实使用了一个叫“不当类比”的诈术，而这个诈术就暗藏在说理的“中介保证”中。这个“中介保证”是：人权与艺术画是同类的东西，所以，可以不喜欢油画也就可以不喜欢人权。这个说法之所以谬误，是因为人们对艺术的爱好和品味不可能也不需要有统一的看法；但对于人类的共同价值，包括人的基本自由、平等、尊严和权利，则必须有某种程度的共识，不然，人类就会失去整体性，也难以形成建立在共同价值基础上的相互平等联系。
即使在中介保证可靠的情况下，仍然会有可能出现对它提出的“保留”意见。这是中介保证最容易被忽视的方面。在说理辩论中，这种保留意见往往就是下一步辩论的主题，也有可能带动对其他问题的思考。
例如，2011年10月13日，一位名叫小悦悦的两岁女童走在佛山南海黄岐广佛五金城附近的巷子里，被一辆面包车两次碾压，几分钟后又被一小型货柜车碾过。7分钟内在女童身边经过的18个路人，对此不闻不问。最后，一位捡垃圾的阿姨把小悦悦抱到路边并找到她的妈妈。对此，论者甲可以有这样的说理，“女童小悦悦被车碾过，18个路人经过现场，无人相救，直到一拾荒婆经过，才赶去通知女童家长。真是世风日下，道德沦丧”。这个说理的逻辑结构是这样的：
主张：社会道德沦丧。
理由：因为绝大多数人见死不救。
中介保证：从车祸发生到拾荒婆来到，有18个路人，个个见死不救。
这个保证在大多数人看来应该是可靠的，用“18个路人”来支持理由中的“绝大多数人”应该是可信的。
但是，还是可能有人会对这个中介保证提出异议，那就是，18个人还不算多，中国社会中的助人为乐远比见死不救普遍。石河在《不要动不动说道德滑坡》一文中就这样写道：“仅仅以事件中18名路人的行为，就认为我们的社会‘世风日下’、‘道德滑坡’大有偏颇之处。每个人细想自己的生活经历，都会发现生活中处处存在见义勇为、助人好施的现象。”在石河看来，18个人是个小数目，即使路过的18个人全都见死不救，也不能说明中国社会有道德滑坡的问题。他的论点是针对论者甲说理的中介保证部分提出来的，因此，论者甲说理的更完整的逻辑结构应该如下：
主张：社会道德沦丧。
理由：因为绝大多数人见死不救。
担保：从车祸发生到拾荒婆来到，有18个路人，个个见死不救。
对担保的保留意见：18个人还不算多，在中国，助人为乐永远比见死不救普遍。
如果要进一步讨论小悦悦事件的话，讨论可能就会在解读“18个人”的意义上进一步展开。论者甲可能会这么辩驳：18个人是路边摄像机记录下来的全部人数，也就是说，在拾荒婆来到之前，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出手相救的，这已经足以证明“绝大多数人见死不救”了。而且，石河所说的“生活中”只是一个抽象概念，他并没有提出具体的数据来证明“处处好人多”的说法。
尽管论者甲与石河的论辩也许没有什么结果，但说理讨论却已经提出了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例如，个人感觉和统计数据的关系，数据准确、坚实，而感觉的触角更宽阔，感受比数字对社会现象的反应更直接、敏锐，很多感受到的东西还未及纳入统计。又例如，任何用个人经验来说理的，注定要处于说理的弱势地位，因为反驳者的现成理由便是“以偏概全”。个人经验让人感觉到，但不能证明一个问题的存在。因此，媒体对社会事件作真实、及时的报道，对公众了解他们直接经验以外的世界具有极重要的意义。只有当个体能够把各自经历的事情你一桩我一桩地通过媒体告诉别人时，不同个体的现实经验才有可能共同累积到一个足以使人们注意和重视某个社会问题的程度，也才能使他们共同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在这个意义上说，每个个体的经验都具有公共意义，每个个体的看法也都可能发挥公共舆论作用。
<blockquote>常见的几种中介保证</blockquote>
以下是常见的几种中介保证，请特别注意逻辑结构分析中的“中介保证”和“保留意见”，它们分别是图尔敏论证模式中的“保证”和“反驳”。
1. 普遍规律
普遍规律可以成为论证担保，是因为人可以从局部的个人经验总结出具有可靠性的普遍规律。当然，这样得出来的普遍规律也有失准的可能。这在前面女童小悦悦的例子中已经讨论过了。
2. 权威
权威取决于权威的可信性和可靠性。无论是知识、政治、道德、宗教、文化、学科专业的各种权威，在运用时都应该与说理主张所涉及的议题或内容有关。
例如，“本杰明·布鲁姆认为，不管教孩子什么，每个孩子都有充分学会的能力。”这句话的依据是，布鲁姆是芝加哥大学教育学教授，是教育心理学权威，因此他在这类问题上的看法可以为说理者的看法提供举足轻重的担保。当然，就算再大的权威，也有犯错的可能，这也是不能不考虑到的。主张：每个孩子，无论教他学习什么，都有充分能力可以学会。
理由：布鲁姆教授说过此话。
担保：他的意见能提供足够的支持，因为他是这方面的权威。
保留意见：布鲁姆教授的研究也许不够精确，他对“学会”的标准也许有问题。
3. 表现
某种较为局部的看法可能是另一个更普遍的看法或实际情况的表现、显示或征兆。例子：“根据《小康》杂志对中国诚信的调查显示，农民、宗教职业者名列最讲诚信群体的前两名，而大约有7.9%的受调查网民则认为性工作者有诚信，居调查的第三位。那么其他职业者呢？比如官员、公务员、教师、科学家、医务人员、法律工作者等？这些人是否也被包括在调查范围内了呢？他们是不是都在第三位以后呢？人们会有这样的疑问，那是因为，对于一个好社会的正常运作，后面这些人的诚信实在要比性工作者的诚信重要多了。”
主张：中国精英，诚信不及格。
理由：官员、公务员、教师……的诚信度可能不如性工作者。
担保：普通人（网民）对精英评价很低。
保留意见：“网民”的看法也许不确实，也许有偏见。
4因果
分析和决定前因后果。例如，2011年10月，枣庄三十九中根据学生成绩好坏，为学校部分班级的学生分别发放红黄绿三种颜色的作业本。有家长认为，学校这样做，容易伤害成绩差的学生的自尊心。校方称这是分层次作业，是为帮助学生缩小差距。一位家长说：她的孩子正在读八年级，她前些天刚刚得知学校按成绩发不同颜色作业本的事情，“本来我也不知道，可是我们家孩子和邻居家孩子在一起写作业的时候，我就发现我们家孩子的作业本和邻居家孩子的作业本不一样，我细问孩子的时候，孩子就是不说话。……学校按照学习成绩给孩子分发三色作业本，这太伤孩子的自尊心了，孩子现在都到了懂事的年龄，这样会弄得孩子很受伤”。
主张：有的学生因三色作业本受到伤害。
理由：太伤孩子的自尊心。
担保：由于受歧视和区别对待，孩子会有自卑感，因此受到心灵创伤。
保留意见：区别对待学生也许确实能提高成绩，而提高成绩比心灵健康更重要。
5类比
比喻或类比在说理中可以起说明或描述的作用，描述性的比喻在正规、严肃的说理中很少使用。在口头或文学表达中，常常有把人比喻成猪、狗、牛、马、王八的，也有把人生比喻成梦、舞台或做戏的。这类比喻在理性分析的说理中极为罕见，因为它并不精确。描述性的比喻虽然可能鲜明生动，但并不能用来作为支持一个主张的理由。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黑人社会运动家、民权运动领袖马尔科姆·艾克斯曾批评1962年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有白人参加的黑人大游行，他说：“你有时候觉得咖啡太黑，也就是太浓，你加一点奶液在里面，让它淡一点。但是，如果奶液加多了，你都不知道自己喝的是咖啡。”
主张：在华盛顿游行中，黑人与白人的混合削弱了黑人民权运动的力量。
理由：在咖啡里加奶液会冲淡咖啡。
担保：奶液冲淡咖啡与白人削弱黑人运动是同样的道理。
（这个担保是不确切的，因为人不是咖啡。不当类比无所谓保留意见。）
类比并非都是不恰当的，有的类比也可能相当恰当。但是，即便是恰当的比喻，它仍然不是证明，而只是说明。例如，洛克在《教育片论》中说：“为求得智慧，我们对幼童所能做的最大的一件事，即是要防止他们变得狡猾，狡猾是对智慧的模仿，但却离智慧要多远就有多远。犹如一只猴子，在外形上跟人类相像，但却缺乏了真正使其成为人的要素，因此而变得更加丑陋。”这个比喻之所以合适，是因为人类与猴子在进化论里是有关联的，而且心理学研究也确实常常通过对猴子的行为观察来研究人类行为和心理。
6价值
价值担保经常是暗含的，在说理中不直接道出，但却是必不可少的。价值担保涉及的是关于“好”、“道德”或“值得”等价值判断。
例如有这样一个对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男女教授比例失调的批评：“女教授只占6.9%，要看到女性在这所大学教书，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这所大学的学生中有许多从来没机会上过女教授的课，他们失去了找到榜样和扩展教学广度的机会。”
主张：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应增加女教授的人数。
理由：女教授占6.9%太低，许多学生没有机会上到女教授的课。
担保：上女教授的课对学生有好处。
保留意见：女教授的教学和学术水平也许与男教授颇有差距，不适宜担任教授之职。
中介担保是说理最容易出错的地方，由于中介担保在说理中是暗含而不是明言的，所以需要读者、作者格外留意才能发现。对不同的中介担保往往需要提出不同的问题，也有不同的反驳方式。下面是一些有代表性的反驳问题：
对“权威”的问题：可靠吗？与议题相关吗？其他权威是否与他有不同的看法？
对“普遍规律”的问题：例子能充分支持它吗？有没有例外或反面例子？考虑进去了吗？
对“表现”的问题：提出的表现恰当、合适吗？有没有反面或不同的表现呢？
对“因果关系”的问题：确切或确实吗？对此因果关系是否有别的不同解释或看法？
对“类比”的问题：是解释性的，还是描述性的？类比对象间是否有充分的相似之处？
对“价值”的问题：此价值对读者重要吗？有没有与此不合或冲突的其他价值？
<blockquote>说理的图尔敏论证模式</blockquote>
说理的三个基本组成部分是“主张”、“理由”和作为这二者之间中介的“保证”。一直到出现图尔敏论证模式之前，这差不多就是人们对说理结构的认识，这基本上是一种对说理的形式逻辑的认识。图尔敏（Stephen Edelston Toulmin）是英国哲学家和教育家，他提出了一种可以用来说明说理特性的非形式逻辑论证模式。图尔敏模式包括主张（claim）、保证（warrant）、论据（grounds）、支持（backing）、语气（modality）和反驳（rebuttal）六个部分。
在图尔敏之前，对说理结构的理解和分析是以逻辑本身为着眼点的。图尔敏提出的说理分析模式有不同的着眼点，它着眼于听众，具体而言，是那些立场中立，具有独立思考和判断能力的第三者听众。例如，在法庭上，有争执的双方各自陈述自己的立场和理由，同时还就对方陈述中的具体环节和细节提出质疑。各方在这么做的时候，是为了说服中立的法官或陪审员，而不是为了说服自己一方或对立一方的人员，因为自己人无须说服，而对立一方的人又根本不愿意被说服。
听众是谁，这是说理首先需要确定的，因为这会影响到实际的说理策略、方式，并使得说理具有说服或宣传的不同性质。例如，20世纪60年代曾经有过一场大张旗鼓的中苏两党论战，其实双方都不是为了说服对方（那是不可能的），而是为了争取第三者的同情和支持。然而，并没有多少国际的第三者对这种恶狠狠的论战感兴趣，因此，论战实际上是用来作为一种对内宣传的手段，是针对那些根本无须说服的国内老百姓的。
图尔敏论证模式的听众是有待说服的中立的第三者，它具有两个基本的认知特征，第一，它认为，说理中所有的主张、理由、中介保证、理由的理由、对保证的支持等等，都是可以由对方诘问和质疑的，说理一方必须为此做好准备。第二，决定说理一方是否有理的是中立的第三者（法官和陪审员），不是自己一方或反对一方的“粉丝”。在这两点上，图尔敏模式既不适用于宣传灌输，也有别于形式逻辑论证。
形式逻辑的论证是以它本身的说理结构（包括分析方式）为依归的，至于谁是说理的具体听众，听众会提出什么质疑，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保留意见，这些都并不重要——而这些恰恰是图尔敏论证模式所关心的。最具有代表性的逻辑论证便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省略三段论证法”（又叫修辞推论）。图尔敏说理模式与省略三段论证法并不冲突，在说理教学中，这两者可以相互结合。一般会把省略三段论证法当作一个基础，作为说理教学中的初级层面。而把图尔敏模式当作是在这个基础上的提高和扩充，并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对说理结构取得更全面、更准确的了解。
让我们来看这样一个例子：“女子应该与男子一样可以加入作战部队，因为女子的参战形象有助于消除性别偏见。”这个说理陈述中的“因为”（理由）和“所以”（结论）关系是一个省略三段论证，被省略掉的是结论与理由之间的联系中介，那是一个没有说出来的假设：“性别偏见有害，应该消除”（引词是“由于”）。完整的三段论结构应该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