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糖枫树液流淌的三月就种上了洋葱，现在有了上万棵小小的、绿绿的、刀锋一般的嫩芽在努力生长。”
这是一个奇怪的婚约。很浪漫，但是又不同于这个词在我以前的生活中的意义。以前“浪漫”与“诡计”基本是同义词。马克压根儿就不知道怎么才能有这样的关系。他在三年级的时候，给班上几个女孩接连写过又长又纠结的情书。男孩们在操场截住他，从他的口袋里摸出情书，在单杠上大声朗读。而这并没有阻挡他继续写情书。他那年最喜欢的女孩叫作克罗蒂亚，他用自己的零用钱给她买了一张闪亮的海报：白色独角兽在最显著的位置，背景是城堡和彩虹。当她腼腆地告诉他自己不能接受的时候，他又把它送给另外一个女孩。那个女孩也拒绝了，所以他耸了耸肩，把它带回家，挂在了自己的床上。他那时无所畏惧，现在也是如此。他从来就不知道什么叫作胆怯，也从不遮遮掩掩，一旦出发就不走回头路。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就让我看到他是什么样的人，也从来没有隐藏他的意图。
因此，我们之间的浪漫有着崭新的、与众不同的起源，我们因为一个共同的目标紧密联系在一起，成为一个亲密的双人小团体。我觉得这就是在新兵训练营或者共同被流放的过程中锤炼出来的感情，尽管我们是被流放到了一片沃土上。我们早晨醒来，晚上睡觉，都在谈论家畜、种子、排水、工具，或者如何简化杂务，省略步骤，节省时间。我们是如此疲惫。有时候，在上床和入睡前的短暂时光中，我们的手指触在一起，我们把这个戏称为农夫的爱情。我当时想，如果我们一定要有孩子，那一定要在冬末，夜晚最长的时候怀上。
我的一生中从来没有这么脏过。农场的活儿总是脏的，而且超出了我以前对于脏的定义。我每天不仅要与脏的泥土打交道，还有血、粪便、牛奶、脓汁、我自己的汗水和其他动物的汗水、引擎油、动物油、内脏，以及各种不同程度的腐烂变质物。我对于恶心的承受底线在逐渐降低。在一个寒冷的春日结束的时候，洗澡的想法对我来说毫无吸引力。盥洗室没有供暖，离壁炉很远，而明天早晨还要挤奶。有几个晚上我跳上床钻进厚厚的被窝之前，只是把外套脱掉，扔在床下，这样第二天早晨在黑暗中可以很容易找到。我从城里带来的衣服已经缩减成一小抽屉，还没有损坏，留着在农场以外的场合使用，也就意味着我永远不会穿它们了。其余的一件件被放进日常穿着的箱子。我发现了丝质衣服保暖性能不错，这使我的那一堆贴身内衣有了新的用途。有些时候我穿着黑色V领羊绒衫务农，我曾经将这件衣服称为第一次约会专用衫。以前我十分宠爱它，每次必定干洗，用带衬垫的衣架悬挂。而现在它上面沾上了干草，肘部磨出了两个洞。
我任由头发长长，这并不是我的选择，而是因为无论是预约理发还是赴约理发，从来不是优先要做的事。我也忘了拔眉毛。我几乎不怎么照镜子，有一次照镜子我发现户外的劳作在我的眼周刻上了皱纹，侵蚀了我的面庞，让我脸色发红，并长了雀斑。我开始察觉到皮肤在眉毛上面的重量，脸蛋也在嘴边打了褶子。一切都发生得如此迅速。中间我有过几次抵抗，我会拔眉毛、保湿、去角质，会有一段时间感伤原来的自己，那个人已经消失在天际了。然后我又松懈下来，不去理会了。
三月是一个紧张而又略带危险性的时节，就好像两个冲突的国家的边境一样。让你烦恼的并不是冬季的荒芜，也不是春天的潮湿，而是中间青黄不接的时候。天气变化多端，有时夜里降到冰点，有时却有四十摄氏度，风把谷仓的铁皮屋顶吹得松动，而让马在牧场中变得狂野。在田地里，雪慢慢消退，每天将更多的领土让给泥泞。在车道旁边，尖尖的金属碎片堆从解冻的地面上露出了本来面目。在暖和的天气里，谷仓前面的泥很深，甚至能够淹没并陷住我们的靴子。坑坑洼洼的泥地变成一种威胁。融化的积雪让我们看到了两座小的建筑，它们已经被冬天的重量压垮了，坍在地上。我们来回走动，在湿漉漉的靴子中，脚冻得瑟瑟发抖。
在牧场上，山地牛长了虱子，他们用自己的角或者蹭在树上抓痒，一绺一绺往下掉毛，一块一块的粉红色皮肤显露出来。然后他们开始拉痢疾。从最庞大的那头阉牛开始，白色皮毛，长长的角。每隔几分钟他就要抬起尾巴，一股令人惶恐的棕色液体向后喷涌而出。两天之后，棕色的液体变成了深红色，其中带有条状的黏液和脱落的肠内碎片。阉牛的身体每况愈下，毛皮失去光泽，形销骨立。我们咨询了欧文斯一家，他们说没什么办法可以用，只能看看有没有转机，结果五天之后转机真的发生了。阉牛恢复得相当快，就像他病倒的时候一样，一开始是眼睛里恢复了一些神采，然后可以稍稍吃一些粗糙的干草，排泄物从激流缓解为细流。另外一头高地牛也得了痢疾，我们觉得牛群待在屋子里可能更好些，于是把他们挪进了东边仓库的开放式畜栏。第一天我们看到他们为了抢食干草而互相推挤。第二天早晨，一头一岁的阉牛独自站立着，拱起背来，瑟瑟发抖，看起来就像一把大口径手枪击中了他的肋骨。他是被牛角抵伤了。
我们打电话给欧文斯一家，尼尔和他的哥哥唐纳德一起，也过来看看。他们说，这头小牛的命运取决于角有没有刺穿他的肠子。如果没有，他很可能痊愈；如果伤到了，就没什么希望了。唐纳德和马克把他扛到了墙边，即使是一头小牛，他的重量对于两个大男人来说仍然是个很大的挑战。唐纳德用针管从伤口处吸取了一些液体，闻了闻。里面有粪便的气味，说明肠子已经破裂了。我们没有办法，只能马上杀了他。他被剥皮悬挂以后，我们可以看到伤口附近感染的那块肉，如此鲜活，简直就像霓虹灯一样。我们把伤口处的肉切下来，也切下了周围的肉，扔到地上。妮可猛扑过去，叼起肉走开了，好几天都看起来很欢喜。其余的肉我们切成了块，放在冰箱里冷冻。
寒冷潮湿的天气对其他动物来说也不好过。马蹄深陷在泥里，只能待在干草旁边，不能走远。猪的境遇最为糟糕，我们已经把他们从谷仓里移到了牧场上。马克把一个圆形的玻璃纤维灌溉槽切成两半，用一半给他们搭建了一个棚子，马克称其为小猪之家。我们在里面填上几捆干草，小猪在里面挤在一起的时候非常舒适，蒸汽从小棚子上面像烟囱一样的洞里升起来。但是在小猪棚外面，牧场非常潮湿，小猪把草搅进了深深的泥地，很快他们就像乌龟一样蜷缩着，尖尖的蹄子几乎陷入泥淖。我们在牧场与其临近的一块地势较高的地方围起了篱笆，他们暂时来到坚硬的地面上，就好像远航归来的水手刚刚下船的样子。一头棕色黑点的小母猪退缩了。她在原来的牧场上训练得太好，对以前的边界太过熟悉，电篱笆已经被移除，但她仍然不想越界。她紧张地来回走，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而其他的猪已经在翻拱去年的草了。我们挤奶要迟到了，所以只能扔下她自己。两天之后，孤单战胜了恐惧，她穿越了界线。
有意思的是，在这个贫瘠艰苦的季节，竟然流淌着北郡一年的甜蜜。我们遇见了另一场暴风雪，厚厚的雪有一英尺，而后云层消散，夜晚结了厚厚的冰。第二天太阳出来，活力十足。马克和我正在吃午饭的时候，听到一层厚厚的冰从农舍的屋顶上脱落，接着是积雪融化，从屋檐上滴下来的声音。从此，我们的整个世界气氛随之改变。我们穿过边界，到环境更好的地方去。糖枫树中的树液正在滋长。
树液桶已经刷好了，插管也已经就位。我们计划把托马斯的树液槽装在一辆小马车上，由马拉着穿过树林。一切都准备就绪，只是树林里的雪太厚，轮子很难运行。我们需要一个雪橇——用欧文斯的话说，叫作蹦橇——而且越快越好。尼尔和唐纳德的父亲年轻的时候，家庭农场全部依靠马力，每个人都会制糖。如果说谁知道如何做蹦橇，那就是欧文斯先生了。
欧文斯先生与尼尔一起来的，年逾古稀，身材瘦削。他看起来就是尼尔的身量饱经风霜以后的样子，具有同样的精髓：坚毅，身形像蝗虫一样，球形的鼻子，斯波德陶瓷般的蓝眼睛目光犀利。我们见到的其他老农喜欢穿戴饲料公司的帽子和T恤，而欧文斯先生则与他们不同，他穿着很时髦，穿着斜跟箭头靴子，还有一件潇洒的西部风格衬衣。他牛仔裤后面口袋的钱包，用链子和皮带连在一起，这是卡车司机的风格。马克、尼尔和我带着他穿过机械车间和东边谷仓，让他参观一下，而他仔细看着，一言不发。他从小在离我们三英里的一个农场长大，在他过去的人生中一定无数次地看过这个农场，比我们更熟悉它的每一个角落。然后我们走进了西边谷仓，山姆和希尔弗正在马厩里，低着头吃干草。我看到欧文斯先生精神一振，从我们的队伍中走开，而这时马克和尼尔正在争论阁楼里能够装下多少捆干草。欧文斯先生触摸着挂在钩子上的挽具，然后向两匹马走去。他迈进马厩，低声吆喝着，用手抚摸着希尔弗的肩膀和前腿，然后退后，仔细看看这两匹马是怎么组合到一起的。他微微点了点头。
“他就是这么套上的？”他指着山姆问道。山姆较为高大，在马厩的左侧，希尔弗较为矮小，但很粗壮，在马厩的右侧。我点了点头。“为什么要这样呢？那是加拿大人的做法！”他不禁喊道，“我们都是把更为粗壮的马套在左侧。”他把一只手放在希尔弗的侧腹上，告诉我，他在十岁还是十一岁的时候就有了自己的第一组马。他父亲的马是身材高大的成年役马，而他的第一组马是一对佩尔什马-摩根马，一匹阉马和一匹母马，都是小马，但是脚力好，性情好，脑力也好。“摩根马就是这样，你知道的。”他说。他们可以在整个炎炎夏日都在他父亲的大马旁边干活儿，从不懈怠。他少年时期的第一份工作，就是用自己的一组役马将松散的干草从马车上利用抓钩运到草堆上。抓钩放在滑轮上，滑轮装在滑道上，可以返回草堆。他的小马十分伶俐，他把绳子绕在栏杆上，就可以让他们自己行动了。他们知道应该在哪儿停下，欧文斯先生那时候还被叫作小唐纳德，把抓钩上的干草卸下来，放在干草堆合适的位置，然后小马就会转身回到他们开始的地方，准备再来一次。给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他的脸生气勃勃，就好像在谈论初恋一样。之后他陷入了沉寂，面孔平静下来。
我们走向谷仓西面的树林，尼尔在前面开路，马克随后，拖着链锯。欧文斯先生在后面，身姿矫健，沉默不语，他头上戴的牛仔帽现在换成了针织帽子。我们在寻找美洲铁杉，当地俗称尖顶铁木，是一种沉重密实的硬木，结实耐用。欧文斯先生说，这是做蹦橇最好的材料了。在去往糖枫林的半山腰处，欧文斯先生抬起了先知一般的手，指向两棵十二英尺的小树，较细的一端微微弯曲，好像一直以来就立志成为滑橇，在地上尽情奔跑。
我回到谷仓把希尔弗带来，而马克用链锯锯树。我回到山上的时候，他已经锯下了三棵树，刚才的两棵小树，外加一棵笔直的白蜡树，这棵树注定会成为我们的辕杆。三棵树已经锯倒，并且被砍去了树枝。我们用伐木链把木材捆起来，系在希尔弗身上。他拖着三棵树回家，在雪地上行走，轻松得就好像把三根牙签运回家一样。
在机械车间里，我们把铁木滑橇绑在木支架上，在上面铺上了松木板，做成了一个坚固的平台，有八英尺长、六英尺宽。我们附近很多年都没有人做蹦橇了，所以当消息传开以后，邻居都过来看，有的带来了木工的工具，有的只是站在旁边看。蹦橇已经成形，橇身很低，接近地面，看起来很粗糙，却非常优雅，线条就像它们取材的树木一样自然。欧文斯先生指挥，指出哪里应该有更多的支撑，如何固定滑橇才能不偏不斜。我们准备安上辕杆的时候，在细节上却起了分歧。欧文斯先生坚持自己的意见，而其他人，包括他的儿子们、马克，还有在机械车间参观的一群年轻人，都认为欧文斯先生的方法有些不合逻辑。欧文斯先生很气恼，一声不响地走开了，之后一直坐在卡车上，所以很遗憾地错过了蹦橇的揭幕式。我赶着山姆跨过新的白蜡木辕杆，马克将四条拖曳绳索挂在平衡器上，我坐在带有自然气息的木板上，手里握着缰绳，马伸长脖子套上颈圈。在车道上，最初的几码(1)路走得很艰难，树皮从滑橇底部剥落下来，之后我们到达雪地，便开始自由奔驰。
那个时候，我已经与马一起度过了很多时光，有些其实并不容易，给马套上挽具仍然让我吃不消。我日复一日挣扎着将七十磅重的皮革和颈轭的一团乱麻举起来，放在马背上，而每天我都会打败仗。我可以将我的手绕过尻带和马鞍，每只手抓住一个颈轭往下拉，我曾经看到吉姆·库珀这样做。我还可以把颈轭搬到马的旁边，将它高举过头顶，沿着马肩隆一寸一寸地往前推。但是挽具其他的部分别扭地压住我的脖子，切断我向头部输送的血液，我会晕头转向，不得不从头再来，每一次胳膊都会疲惫不堪。我不喜欢让马克来帮我，以他的身高和力量，可以轻易举起挽具，放在马背上，就好像挽具是用细绳做的一样。我会用半个小时损伤我的脑细胞，把自己弄得筋疲力尽，之后才会去找马克，而他坚持说这只是技术问题。
挽具戴上之后，麻烦并没有结束。我再一次因为自己的傲慢受到了打击。我这一辈子都在骑马，青春期的大部分时光都在谈论马，或者阅读与马相关的文章，或者思考与马相关的问题。我认定所有骑马的技能和知识都可以天衣无缝地转移到役马上来，我只是从骑马者转变为役马者，从骑在马上转变为在后面驾驭。我是这么看的，马克有种植的经验，我有与马相关的经验，所以我们是一个精诚合作的小团队，没有理由不全心投入放手一搏，在第一个季度实现从无到有、积少成多的飞跃。我们在第一个冬天筹划蔬菜田的时候，计划垄条之间的距离是四十英寸。这个细节并不算重要，但是一旦付诸实践，就要强迫自己在整个季节仅仅依靠马力，因为拖拉机轮子无法适用于这样的间距。
当马克问我，我们能不能这样做的时候，我说可以，但也感到隐隐担忧——我已经出了几次小小的事故了。有一次我忘了把绳子系在山姆的嚼子上，就那样一直走到谷仓院子里，直到我无法让他跨过马车的辕杆时，才发现这一问题。还有一次，我让戴上挽具的马后退，走出马厩，正当我戴上手套准备驱赶他们走出谷仓的时候，我只能无助地看着希尔弗转过他的大屁股，与山姆面对面，山姆吓坏了，冲着我这边后退。在这种情况下，我手中的缰绳已经没有用了，只能凭运气了。幸好我运气不错，及时赶到马头处，趁他们还没有把嘴撕裂或者被绳子缠绕吓到自己的时候，让他们回到原来的位置。在那之后，我们加上了一根链条，挂在两匹马的后面，宽松地将他们的屁股连在一起。我们从一开始就应该采取这一安全措施的。
一旦他们被套上，我就发现他们比我在盖瑞家驱赶他们的时候更急躁。在寒冷的早晨，山姆总是使劲扯着嚼子，我的胳膊疲惫不堪。当我们停下来，把东西搬上马车的时候，我很难让他们平静下来，老老实实地站着。一开始的时候，我以为是他们还没适应新家，但现在我知道，是我自己缺乏经验，而且犯了一系列错误——有一些是愚蠢的大错，但大多数都是判断失误——使得两匹马对我失去了信任，我们每出去一次，他们对我的信任就流失一些。他们开始怀疑我是否能够胜任，老实说，我也怀疑自己。那时候其实我应该停止跟他们一起干活儿，让自己在一个经验丰富的役马者手下做一两年的学徒，但是在那个时候，这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我们没有钱了，而且我们需要种植当季作物，这已经迫在眉睫，所以我只能假装可以胜任，并且尽量往好处想。
自从马来到我们的农场，我便每天套上马，去拉木头、拉干草或者拉粪，去做我能想到的任何事情，以此在种植季节到来之前积累经验。我认真研习马的行动方式，喜好憎恶，还有工作习性。山姆是一匹追求卓越的马，咬住嚼子，挺胸抬头，总是赶在希尔弗前面几英寸。我把山姆套在一辆马车上，把我们的垃圾运往垃圾堆，而我们刚刚上路，他就迈开大步，扬起脖子，就好像参加游行一样。我觉得他在自己心目中的形象是轻快、敏捷、骄傲的，是一匹阿拉伯马，或者一匹纯种马，绝对不是窄胸老迈的役马。但是他无论从事多么卑微的工作，都会尽职尽责，心甘情愿。希尔弗与山姆相反。他非常强壮，肌肉结实，脖颈就像打了类固醇的后卫球员，但是有些落后。如果我不小心谨慎地拉住山姆让他走慢一点，不驱赶希尔弗加快速度，希尔弗就会越来越落后，直到平衡器靠在马车上，他的拖曳绳索变得松弛，而山姆不得不拖动所有的重量。希尔弗最喜欢的步伐是缓慢沉稳的，但是如果他愿意，便可以拖动整个世界的重量。我第一次目睹他的能量，是在我们把他套上一辆旧马车，把劈的木柴运出树林的时候。那天树林里湿乎乎的，载重的马车陷进了一片半冻结的泥淖，几乎陷到了轮轴部位。我只有几个星期的役马经验，还不知道他们可以拖动多大的重量。而这次，我将了解希尔弗的专长所在，他天生就擅长做这样的事。他的耳朵向后翻，仔细倾听，而我让他们开始拖曳马车的时候，我看到希尔弗收紧了优美的肌肉，伸出强壮的肩膀套进颈圈，集中精神，站稳脚跟，努力往前拖，直到马车摇晃着摆脱了泥淖。只要希尔弗在，我们就根本不需要卸下马车上装载的东西。
蹦橇完工后的第二天，天气过于寒冷，不宜提取枫糖。地上还有新近的雪，天气晴朗，阳光灿烂，马也觉得活力十足。我们从杂草中找出来一辆破旧的马车，经过修缮，将马套在了车上，但是他们有些不安。我们走到农场小路上时，他们加快脚步，甩起头来。我们要到农场的中央去运些护根干草来，干草被放在一个铁皮大谷仓的房顶下，已经在那里堆了好几年了。我坐在车上，马车沿着小路嗖嗖地飞驰，绕过西边谷仓，来到了一块平坦的高地上，在这里可以俯瞰我们称为绵长牧场的那片土地。小路在小山上蜿蜒而下，沿着一片带有鹿脚印的低洼冻结的沼泽，进入了那片五十公顷的田地。
贮藏干草的谷仓两边都有入口，有铁皮的地方已经松动了，在呼啸的狂风中摇摇晃晃。我在谷仓里看管役马，坐在马车上，手里握着缰绳，而马克将干草捆搬到马车上，堆放起来。铁皮晃动的声音使得马儿颇不耐烦，而我没怎么注意马克堆放的干草，等看到的时候已经有五层楼那么高了。我不确定他们是否能够拖动这样的重量，尤其是还要翻过回家路上的一座山。“我们只有一种方法才能知道！”马克说着，又开始垒上另外一层楼。在我的感情生活中，我一直认为自己是更爱冒险的那一个，想要做得更多一些，待得更晚一些，酒再多点一巡。我现在明白，我要嫁的这个男人才是。他习惯于通过跌落下去来寻找事情的边界，用一个指头抓住，然后爬上来。
返回谷仓需要走一英里路，而马克坐在草堆的上面，离地面有十二英尺。我在马车前面赶车，他在干草捆里给我弄出来一个可以坐的角落，高高的草堆就在我后面。在平坦冰冻的地面上，山姆和希尔弗拉起车来轻而易举，但是我们开始上山的时候，他们就加快了步伐。他们想要小步快跑，积蓄动力，拉起车来可以更容易些。地面很滑，我其实应该让他们继续慢步走，但是我当时并不知道，所以任由他们小步快跑，而他们又加快了速度。走到半山腰的时候，我们碰到了一个坑，我感觉到草堆在我后面向侧面晃了一下，之后我听到马克大叫了一声，就在我头顶上方。我向后看去，看到草堆在左右摇晃。这样一来，我的注意力从马身上转移到后面，而他们则抓住了这个机会，加速快跑起来，山姆在以紧凑的步子小跑，而希尔弗就像疯了一般快步前行。我们在路上又颠了一下，整个干草堆都翻倒在地，马克也随之摔了下去。我吆喝马儿停下来，他们不明白为什么拖动的重量突然减轻了。希尔弗转过头来看，而山姆站立着，侧耳倾听，看起来很焦虑。一时间非常安静。我不确定马克是在干草底下还是掉到了沟里，不知道是死了还是重伤。然后我听到笑声从草堆的另一侧传来，他突然冒出来，身上都是雪，而希尔弗频频点头，仿佛领会了这个笑话的精髓。
糖枫树，就连这三个字也是如此美妙，如此甜蜜。从山上看，透过光秃秃的树干，可以看到树篱隔开的一畦畦田地和一片片牧场，延伸向一英里之外的湖畔。农舍是温暖的鲜奶油色，与蓝白色的雪相映成趣，所有粗糙的边缘都变得平滑，就像半老徐娘在烛光中风韵犹存。在糖枫树林中，山毛榉树叶的沙沙声，马的挽具碰撞的叮当声，还有我们的声音，都被雪吞没。安静地站在马的旁边，我觉得自己就像走进了大自然的卧室。
阳光非常温暖，但是雪非常深厚，马儿努力开路，重心后移，前腿高高抬起。他们仍然没有换下冬季的厚毛，很快就汗流浃背。我们冲破积雪时，雪在蹦橇的前端涌起，到我坐的地方落下，就好像波浪在船头翻滚一般。蹦橇上堆满了桶和桶盖，还有一盒细金属导管。
开出一片糖枫树林是一个淘汰的过程。一年年、一代代过去，白蜡树、松树和桦树被砍伐，留下糖枫树独享阳光与营养。糖枫树无拘无束地生长，老树的树干长得很粗，你双手合抱，也还不到树干的一半。树冠自由伸展，开阔优雅，形状犹如花瓶，幼儿园的小朋友画的树通常就是这样的。斯普林一家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是农场的主人，也是利用这些糖枫树的最后一个家族。他们开出了一条好路，是南北走向，将糖枫树林一分为二，而另外一条路延伸到山上，东西走向，形成了一个长臂十字架形状。在十字架两臂之间的东南角，有一条蜿蜒崎岖的小路，那里的糖枫树最为密集，山坡也是最陡峭的。五年前，一场特大暴风雪使北郡瘫痪了一个星期，糖枫树林也损失惨重。一些糖枫树折断了树梢，或者最大的树枝被压断了。我和马克几个下午都在清理路上的残枝断木，掐断旁逸斜出的树枝，否则马儿通过的时候可能会伤到眼睛。马克对树十分狂热，他小时候收集各种树枝和树叶，将它们贴上标签，收进影集。他曾经为糖枫树的标本贴上亮粉色的丝带，标出对生枝条，每一个树枝都对应着一个孪生树枝。他说这种特征只有糖枫树、白蜡树和山茱萸才有。年幼的糖枫树有着平滑的灰色树皮，就像大象的皮肤一样，而老树的树皮变厚，上面长满了重叠的鳞状物。
马克在雪堆中艰难跋涉，在树与树之间穿梭。他在树上钻出一个十六分之五英尺的孔来，角度微微向上，这样树液就可以滴出来了。然后他将一个小金属导管敲到孔中，那里已经开始涌出树液。他把桶挂在导管上，盖上一个小铁皮盖子。我们就这样沿着主路往前走，马克在山坡和蹦橇之间跑上跑下，拿走蹦橇上的桶和导管，而我驱赶着马儿开出路来。糖枫树林东南角的路蜿蜒起伏，堆满了厚厚的积雪，我们决定不去冒险了。
那时候糖枫树林的一半已经钻了孔提取树液，马儿汗流浃背，喘着粗气，蒸汽从马背上升腾起来。希尔弗的情绪变得暴躁，尽管我们跟他一样也在卖力干活儿。下午的时候，我们完工了，挂上了一百七十只桶，但是希尔弗已经闹罢工了，耳朵平躺在子弹一般的大脑袋上，一只后蹄踢着拖曳锁链。我不得不好言相劝，即使是下山回家，也要我哄着，他才肯拉着蹦橇。
糖枫树液中多数是水分，糖分含量平均是百分之四。要想提取一加仑的糖浆，需要四十加仑的树液，而所有的水分只能以蒸汽的形式一点点清除，这就需要大量的木柴。我和马克把马安置在马厩里，给他们潮湿的背铺上毯子，然后着手处理柴堆，把一根根晒干的白蜡木材劈成碎片，成为引火木柴，直到柴堆堆得太高，摇摇欲坠，最后倒下来。我们已经筋疲力尽，才上床睡觉。我听到的最后一个声音是天气预报，晚上将会有严酷的霜冻，而第二天晴朗温暖，阳光灿烂。第二天早晨，我们跑到山上查看最近的一棵树冠开阔的树，发现树液正在快速流淌，不像预期中那样一滴一滴落下，而是形成了涓涓细流。
下午的时候，情况最好的树上挂着的桶，已经满了四分之三了，我们将树液槽绑在蹦橇上，出发前往糖枫树林。希尔弗养精蓄锐，吃饱喝足，放弃了抵抗，准备全心全意投入工作。在山上，马克循着昨天的足迹在树与树之间穿梭，摇摇摆摆地回来，两只手上各拎着一个满满的五加仑的桶。他把桶里的树液倒入蹦橇上的树液槽中，里面装着一个过滤器。到季末的时候，天气暖和起来，桶里的树液就会变成脏脏的黄色，里面都是死掉的虫子和飞蛾，在这致命的甜蜜中溺亡。但是在这个时候，第一轮树液清澈澄净，就像山泉水一样。马克把一个大桶抬起来放在嘴边，别扭地品尝着，树液沿着他的脸颊流下来，流进了毛衣，还有脖子后面。我把缰绳递给他，从赶车的位置上跳下来，直接把我的嘴伸进了一个装满树液的桶。第一轮树液的味道清凉甜美，带着树木的清香，足以激发充沛的灵感，为这种味道写下赞美的诗篇。
三个小时之后，我们带着一整槽的树液下山了。我们把树液都倒进了一个二百五十加仑的不锈钢贮藏箱，这是我们从一个已经废弃的农场中找到的，用锁链悬挂在亭子的房梁上。
从树液中提取糖浆并不复杂，你需要做的就是不停地熬煮。树液变得越来越浓稠，直到糖分含量达到了百分之六十六，那就是糖浆了。任何人只要有锅有火就可以提取出糖浆来。但是，要想一次处理二百五十加仑的糖浆，而且想让整个过程快一点，就需要一些特殊设备了。
蒸发器由两部分组成：一是烧火的炉拱；二是在顶端的锅盆，用来盛放熬煮的树液。我们的蒸发器的炉拱有六英尺长、两英尺宽。锅盆是不锈钢制成的，底部是个凹槽，可以增加受热面积，加快蒸发的速度。蒸发器装有几个浮球和阀门，这样树液中的水受热蒸发后，未经处理的树液可以持续流进锅盆，对流失的液体进行补充。锅盆内部装有隔板，这样煮沸的树液可以从锅盆的后方流向前方，在这个过程中变得更加浓稠。当浓稠的树液到达锅盆前部时，就会流进一个单独的区域，叫作收尾盆，并接受严密监测。当收尾盆中的温度计显示的数字比水的沸点高七摄氏度时，就是糖浆了。你可以用一个液体比重计测量树液的密度，进行再次确认。提取糖浆没有犯错误的空间。如果糖浆太过稀薄，就会变酸，而太过黏稠的话，就会在罐子里结晶。提取完糖浆之后，就把它倒入一个毛毡似的过滤器，去除里面沙砾一样的矿物质，这种东西叫作糖砂，味道极差，而且会使糖浆变得混浊暗淡。
这个星期非常适合制糖。每天晚上，温度跌破冰点，白天暖和起来，回到零摄氏度以上。我们中午套上马车，到糖枫树林将树液取回来。那个星期快结束的时候，雪几乎全部融化，我们把树液槽从蹦橇上转移到了马车上。
我喜欢操作蒸发器。马克正忙于将木板钉在一起，开始培育我们的种子。所以，黎明之前我要开始安静、孤寂的工作。我在城市里从来不早起，但在农场上我逐渐爱上了太阳升起之前的户外生活。我觉得我在与周围的万物分享某种秘密，那时候鸟儿尚未在林间飞翔，泥土还在地上沉睡。我随身带着食物以保持体力：法式压滤壶里装着浓缩咖啡豆，不用水煮，而用煮沸的树液，这是一种口味非凡的饮品，只能小口啜饮；我还带了一打鸡蛋和一瓶盐。托马斯·拉方丹教我一种方法，将鸡蛋一个个放入收尾盆，它们会因为高温而裂开，浓稠的树液沿着裂口渗入，煮蛋变得香甜，之后用长柄勺捞出来，剥开皮，在上面撒上盐，趁热吃。我还带了一盘泡菜，万一我不小心食糖过量，可以作为解药。
我一边哼着歌，一边调整蒸发器的阀门，清理火箱中的灰。我把报纸揉成一团用来引火，转身找火柴的时候，突然一只鸟从火箱里冲出来，离我的脸如此之近，我都能感觉到振翅的气流拍打在我的脸上。我看到黑色的翅膀闪过，听到一声惊惶的鸣叫，然后消失不见。“幸运的鸟儿！”我冲着它喊道，然后用火柴点燃了报纸。
温度迅速升高，两三分钟的时间里，蒸汽就已经从装满树液的锅盆中升腾而起，形成甜蜜的雾气。又过了几分钟，表面开始剧烈翻滚，蒸汽形成一个密实的气柱，锅盖上面的孔已经不堪重负了。蒸汽沿着房梁溢出，填满了房顶下面的空间，形成厚厚的云雾，在横梁上凝结，太阳升起的时候，开始滴在我的头上。
最后，我发现农场上我天生擅长的东西了。在屋子里，马克总是抱怨我把火烧得太热。他说得确实有道理。我曾经在壁炉厚厚的铁壁上烧出了几个洞，还有一次把房间弄得温度太高，炉灶旁边架子上的蜡烛都融化了。马克从来不觉得冷，他对于我过度使用木柴感到担忧，每次都故意坐在离壁炉尽可能远的地方，脱掉外套，只剩下一件T恤。我觉得舒服的温度，他就会出汗。作为妥协，我便在房间里有限度地生活，但是蒸发器的全部精髓就在于开足火力，正是我喜欢的那样，就像一个奇异的火海一般。我每隔几分钟就往里添细长的木柴，就像筷子一样燃烧。我的膝盖很快就觉得刺痛，烤得发红。
我开始全心投入有规律的工作，烧火，撇去锅盆上方的浮沫。浮沫太多时，就像一锅燕麦煮沸溢出时那样，加上一块猪油，浮沫就消失了。检查锅盆里树液的剩余量，检查收尾盆中的温度计，烧火，撇沫。一旦火烧起来，你就不能离开蒸发器，一小会儿也不行。如果锅盆里没有了树液，或者阀门卡住了，锅盆烧干了，火焰就会吞噬薄薄一层的锅底，烧毁你昂贵的装备。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事发生，但有人曾经这样告诫过我。还没到中午，贮藏箱里的树液就变得很少了。我不再往里添木柴，让火慢慢熄灭。四加仑的新鲜糖浆就储存在夸脱罐中，这一上午干得还不错。
四月上旬，糖枫树开花，糖枫树林笼罩着一片朦胧的红色。开花以后，树液变得很苦，这就意味着制糖季节的结束。我们总共制出了五十加仑的糖浆提供给会员，足够我们所有人享受来自当地的甜蜜。我们不再迎来寒冷的夜晚，而是渴盼温暖与绿意。农舍的地下室里，鲍勃在初冬时节给我们带来的块根蔬菜已经所剩无几，只余下少量橡胶一般的胡萝卜、马铃薯和洋葱，而要再过几个星期，土地才能变暖，我们的第一批新鲜绿色蔬菜才能生长出来。我在厨房里寻找食材来做晚餐，但是没找到感兴趣的东西，只有我们上次杀猪时熏的一片培根。家里也没有面包了，只有半袋从商店里买的大米。“没什么可做的，”我告诉马克，“就这点东西，即使是你也没法做出一顿体面的晚餐。”他带着枪走到外面，我听到几声枪响，然后他从车道上回来，拿着四只奄奄一息的鸽子。
我手里捧着一只鸽子，仍然温暖柔软。我觉得城市里的鸽子无处不在，但是我从来没有注意过它们的美。我意识到，如果它们非常稀有，我们会给它们画像，赞美它们的颜色：暗蓝灰色的羽毛带有一丝薰衣草色，颈部是彩虹的颜色。我在城市生活的时候，根本就不会去碰鸽子，就算付给我钱我都不干，更不用说吃鸽子了。但我对饲养肉用家畜需要花费的时间和精力有了新的了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非常感激大自然帮我们饲养了这些鸽子。另外，我知道这些鸽子吃的是什么，并不是垃圾或者从某个怪老太袋子里掉出的面包碎屑。我曾经目睹它们整个冬天吃的都是我们喂养猪和鸡的昂贵有机谷物。它们吃得太胖，几乎飞不起来，而且数目变得十分庞大，落在谷仓上的时候能够遮蔽整个屋顶。它们在东边谷仓的圆屋顶上筑巢，猫可望而不可即，只能焦急地卷着尾巴在下面虎视眈眈。
在房间里，我们将鸽胸去骨并清洗干净。总共有八片肉，每一片都如核桃般大小，呈暗红色。我煮上一锅大米，从鸽腿上拔掉零散的羽毛，把爪子砍掉。我把鸽腿、小小的鸽心、鸽背、鸽肝、切片洋葱、半个胡萝卜和一枝干燥的百里香加上水，放在炉子上小火慢炖，做成高汤。我再给一大锅切片洋葱炒上一层焦糖，而马克正在将每片鸽胸外面裹上一片薄得像纸的培根。鸽胸放在烤箱里，加热的时候培根的味道也慢慢渗入。我做了深色调味酱，用鸽子汤稀释，加上切碎的内脏、盐、胡椒和一些干鼠尾草，还有从谷仓后面的树上拾取的碾碎的杜松子，再加上少量波本威士忌和枫糖浆。这顿东拼西凑的晚餐，就好像在旧货店淘来的衣服一样，既优雅又夸张。马克往我们的盘子里放上米饭，然后放一层焦糖洋葱，接下来是每人四片鸽胸肉，再加上一大勺深棕色富有光泽的调味酱。鸽胸肉跟鸡肉的味道相去甚远，但仍然属于禽肉之列：肉质密实，颜色与牛肉一样，野味十足。整体来说，这顿晚餐是为了庆祝枫糖收获，与季节互相搭配，就像其他人用酒搭配菜肴一样。糖浆的甜蜜和熏培根唤起了我对蒸发器的回忆，而波本威士忌赞颂着冬季的结束和春天的到来。
农场是一个控制欲很强的东西。没有可以称作结束的事情，工作接踵而至，没有尽头。只有现在必须做的事情，没有可以一会儿再做的事情。农场在不断威胁你，让你在能和不能之间疲于奔命：现在就要做这件事，否则某种生物即将枯萎或受损或死亡。这真是赤裸裸的胁迫。
我们一整个星期都在争取补上在制糖期间延误的工作。周末来临的时候，我们还有一头阉牛要宰杀。就在精疲力竭的崩溃边缘，我们决定把牛宰杀并挂起来之后，要休息半天，乘轮渡去佛蒙特州吃午饭。我想象着坐在餐厅里，让别人为我服务，这可是一个奢侈的想法。如果我们在十一点之前完成，就可以及时赶回来，晚上给母牛挤奶。
马克和我在晨光熹微时就把肉牛群从牧场赶到了临时的小围场，我们在周围设置了电护栏。一头牛沿着围场嗅了嗅，闻了闻空气，发出哞哞的叫声。这是一头高地斑点牛，身量庞大，名字叫作鲁伯特，睡眼惺忪，牛角像树根一样粗。已经下了一夜的雨，现在仍然在下着。这三十头牛四处乱转，不一会儿，我们干净整洁的围场就变成一片泥淖。马克回到家里去拿枪，我站在那儿看管牛群，穿着的雨衣和雨靴在往下滴水。其中的一头牛叫作芭可，活跃而躁动，即将进入发情期。她有一半高地牛、一半荷兰带牛的血统。不知怎的，她承袭了两方的神经质基因，可以像一匹马一样跳跃起来。我们移动牛群的时候，其他的牛都在从容缓慢地行走，而芭可却又跳又踢，全速奔跑，有时候猛然栽到护栏上。她到农场不久后的一天早晨，就失去了半条尾巴，当她抬起剩下的半条尾巴时，血还是会从伤口中喷溅出来。我在草丛中发现了她失去的半条尾巴，我们能想到的唯一解释，就是她旁边的牛在她睡觉的时候踩在了她的尾巴上，而她感觉自己陷入困境，开始恐慌。于是这头拖着半条残破尾巴的神经质母牛在我们简陋而泥泞的围场中发情了，这可不妙。鲁伯特从后面嗅着她，他的嘴唇向后翻，呈现出一半色情一半滑稽的费洛蒙反应，将母牛和小牛挤到一边。芭可那时还没真正地发情，还不乐意地接受公牛的求爱。而现在她从围场的一端狂奔到另一端，发出呻吟的声音，身后跟着费洛蒙公牛。她的眼神比平时更反常，发出耀眼的光芒。
我决定去谷仓拿一些干草，希望吃点东西以后他们能够平静下来。走在半路上，我听到爆裂声，随后便是一阵嚎叫。角柱——一个两英寸见方的橡木桩——猛然折断，一段电护栏也垂下来，在地面上噼啪作响。芭可站在缺口处，鲁伯特跟在她身后。她对局势考虑了一会儿，然后，她跳了出来，真不愧是芭可。鲁伯特紧随其后，依靠粗壮的腿，沉重的身躯跳跃过去，两头年纪大一些的母牛和她们的牛犊受到群居本能的驱使，也跟着走出来了。其中一头小牛的后腿碰到了噼啪作响的护栏，塑料线被拉长绷紧，然后断掉了。这样一来，较小一些的护栏也报废了，牛群自由自在地拥向了无拘无束的空间。在最开始的几秒，他们不知道拥有这样的自由之后应该怎么做，我想我可以糊弄他们一下，让他们从缺口处回到受到破坏的围场里，让他们待在那儿，等到马克回来。但是他们很快就恢复了行动力，成为牛毛和牛角的河流，沿着车道流向道路。
他们几乎要走到农舍来。马克拿着枪出来的时候，他们正在向他轰隆而来。他们看见了他，转身向右，来到了前面的草坪。现在他们基本上是被三面包围着，坚固的牧场护栏、谷仓和小溪。牧场的护栏中有一个栅门，是开着的，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把他们赶过去。我们都想起了流传的一个故事，那年春天，在韦斯特波特的一个农场里，一群牛失去了控制，在院子和花园里大肆破坏，变得愈加疯狂失控，直到主人最终叫来了一个猎人，用枪把他们打死了。损失十分惨重，那群牛被打得支离破碎，唯一的选择就是埋了他们。那些也是高地牛。
所以，我们蹑手蹑脚地接近他们，试图遮挡农舍另一侧的逃跑路线，让领头的牛看到牧场的美味青草。他们哞哞叫着，原地转圈，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我们友好的老朋友鲁伯特跨过了栅门，芭可、几头母牛和她们的小牛也跟随着进去了，之后其余的牛也都向着栅门走去。马克和我在他们身后相视而笑。牛群在牧场上悠闲地踱步，我们几乎成功了，但是芭可再次点燃了混乱的导火索。她沿着护栏又跳又踢，煽动着其他的牛。之后一群牛都开始随着她奔跑，如果局势没有这么严重，场面还是很滑稽的。他们看起来就像提华纳（墨西哥西北部城市）酒会上喝醉了的一群胖胖的中年主妇。还有五头牛挤在栅门这边，我们所在的一侧，前面被堵住，挤不进去，直到群居的本能征服了他们，他们才跟随着母牛奔跑起来——当然是在护栏之外，他们向道路跑去。
马克和我呼吸急促，协商之后决定由他跟着牛群到牧场去。他把牛群移动到新牧场的时候，他们习惯于追随他的声音。所以，这一次他也许能把这群散乱的牛赶回谷仓。我负责后备计划，从侧翼包抄牛群，截在他们和道路中间，让他们转身，驱赶他们沿着护栏后退，穿过栅栏回去。没有时间仔细思考了，我拿起一根大棍子就跑起来。阉牛一时间在溪流和树林之间迷失了方向，看不见母牛了，让我有时间绕过他们，在离护栏几码远的地方站定。然后他们又看到了母牛，绕过牧场的转角，向我冲过来。
我那时候已经学到了一些怎么和牛打交道的知识，牛群会如何行动，为什么会这样行动。我在书中读到，要想让他们对你产生畏惧，必须看起来越庞大越好，而且必须直视他们，盯着他们的双眼，就像掠食者那样。你必须完全相信他们会服从你，无论如何你都不能显露出疑虑或是恐惧。你可以大声冲他们低沉吆喝，但是尖叫就不好了。阉牛向我冲过来时，我想的就是这些。个头最大的阉牛在最前面，其余的在两侧，形成紧密的箭头阵形。所以我坚定地站着，自信满满，两脚张开站立，胳膊和木棍伸展开来，用低沉的嗓音大声吆喝着，然后领头的阉牛低下头向我撞过来。
我在高中时做啦啦队队长的经验帮了大忙，这在我的农场生活中是第一次。那头阉牛撞到了我的胯下，抬起头来将我抛向空中。我收紧下巴，开始向后翻。我觉得我一定是翻了一半，因为我是屁股着地的。我受到了些惊吓，但是并没有受伤。其他阉牛停下来，盯着我看。周围忽然陷入沉寂，我坐在地上，听到马克在向牛群呼喊：“来啊，来啊，牛儿，来啊！”阉牛也听见了，在护栏之内的牛群也听到了。他们奇迹般地顺从了马克。我站起身来，拍了拍身上的土，跟着他们穿过沟渠回到了栅门那里，阉牛迫不及待地回到了牛群之中。
我们花了几个小时重新修建围场，将新的角柱砸进湿润的土地，在电护栏外面修建了一条巷道，让牛群通过这里来回移动。我们挤完奶，喂完马，跌跌撞撞地回到床上。我们要宰杀的阉牛又能多活一个星期了，而我们的餐厅午饭也成了泡影，就像那一天一样，一去不复返。
农场上永远有干不完的活儿。我们的小火鸡到了，而一只凶狠的浣熊学会撬开房门，闯进育鸡室。之后一头猪不进食，倒在猪舍里，身上满是菱形的疹子。这是丹毒，本不应该在我们这个区域出现，携带者是从中西部运送过来的小火鸡。跟这些紧急事件相比，我们人类微不足道的需求，比如洗衣服，比如给家具掸灰，比如计划即将到来的婚礼，简直无法相提并论。但是如果你有一点不小心，农场可以迫使你去相信，你根本没有时间用你种植出来的食材做饭。那个春天有好几个星期，我和马克干活儿干到很晚，而且筋疲力尽，我们会开车到镇上买一包薯条和一张比萨，外皮软塌塌的，味道也很没意思。我可以忍受脏衣服，可以不筹划婚礼（我本来也正在逃避这件事），可以不给家具掸灰（说实话我也从来不喜欢干这个）。但是，如果我吃不上我们自己种植的食物，就没有继续下去的意义了。我们进行了一次摊牌的谈话，对这一点达成一致，从那以后，我们每天要给自己至少好好做一顿饭，通常都是在中午，把这件事当作头等大事来看。我们也制定并执行了周日不务农的规定。早晨和晚上仍然有杂务和挤奶的工作，但是其余的时间我们要留给人类，留给一对小夫妻享用。
有几个周日我很沮丧，想要远离农场，做一些轻松熟悉的事情。我以前的娱乐活动所剩无几。镇上没有咖啡馆，没有书店，没有有意思的小酒吧。在城市里，我平均每周看两场电影。在这里，最近的电影院有一个小时的车程，在商场的边缘，挨着一条油乎乎的小吃街。上映的剧目十分单调，烂烂的恐怖片、烂烂的高中喜剧，还有儿童电影，你方唱罢我登场，就这样循环下去。每隔几个星期，我仍然会渴望娱乐活动，我会把粪便从靴子上刮下去，强迫马克上车，向北开去。马克原则上不喜欢开车，装出一副宽容的表情，但回答我的问题只是简短的一两个字，来强调他为我做出的牺牲。但是我们一旦坐在电影院里，从播放预告片开始，他的下巴几乎就要掉下来，完全沉醉其中，无论电影有多么难看，他都是如此。我意识到，他跟我们不一样，对活动影像完全没有免疫力。他的父母没有电视，而他在看过《E.T.》之后，就没怎么看过电影了。你就是把他放在爆米花广告前，循环播放，他也能目不转睛。这对我来说简直是一种侮辱。最终是我厌倦了看电影，开车回家的漫漫长路上，我觉得非常空虚。
最终消失的旧习惯就是购物了。我在一个星期里会感觉到购物的需求逐渐积累，心里痒痒的。我指的不是购买衣服或鞋子，或者人们经常从事的任何消遣性质的购物。我指的是路过闪亮的新商品时，那种莫名的满足感和舒适体验，那种以钱易物的日常活动。在城市里，大多数地方都有东西出售，离开公寓之后几乎不可能不买点什么——一张报纸、一杯咖啡、韩国市场上的一束鲜花。如果我几天没有买任何东西，眼睛没有看到任何商品，甚至车没有消耗汽油，我就会有一种与世隔绝的疼痛感。而在农场上，十英里以内唯一可以购物的地方就是一个杂货店和一家五金店。周日我会去杂货店逛逛，沐浴在灯光和背景音乐中，我推着手推车在过道中流连，但越来越频繁地发现，我想不出任何我们真正需要的东西。没有一件东西是我真正想要的，购物车依然空无一物，直到走到收银台前，我才会买一本《人物周刊》（<i>People</i>），还有熟悉的枕头一般厚的周日《纽约时报》（<i>New York Times</i>）。我越来越喜欢周日待在农场里，跟马克在牧场上散步，回去与我们信任的三个老朋友待在一起——床、火炉和桌子。
我们试图搞定这个庞大艰难的计划，将其从理论付诸实践。我们坚持着一个信念，要创造一个为还没影儿的年度订购者提供种类全面的食物的农场，同时唤醒这片古老土地的灵魂。这个想法可以说是大胆的，也可以说是愚蠢的，取决于你喜不喜欢冒险。这就要求马上建立一个错综复杂的农场，投入各种各样的基础设施。马克的种植经验非常丰富，但我们的家畜饲养技术几乎为零，在役马方面是新手，对于马拉机器一无所知，而且不得不依靠役马，没有退路。据我们所知，世界上还没有这种提供全套饮食的先例。我们不知道该如何定价，或者是否能够卖掉。我们已经没有后退的余地了，花光了所有的积蓄，存款余额少到能记在脑子里。土地开始回暖的时候，余额基本上是两位数。我们为之奋斗的农场只是一个虚构的未来，希望渺茫，但是我们都爱上了它，就像一对父母爱着尚未出世的宝宝一样。我是一个新手，一无所知，但是我一生中从来没有对一件事如此上心过。
我也爱上了农场的工作，尽管这让我过度忙碌。世界对于我来说从来不曾如此混乱、如此困扰，面临的选择如此令人迷惑。我发现，如果把重心放在土地上，我会更快乐一些。我第一次能够清楚地看见我的行动及其结果之间的联系。我知道为什么我要做现在在做的事情，而且我坚信不疑。我感觉到我以为的自己和行动中表现出来的自己之间的鸿沟，我与真实的自己越来越近。我感觉我的身体正在改变，以适应我的需求。我可以举起挽具放在山姆的背上而不会让自己窒息。我可以提着满满两只五加仑的桶，像一个中国农民那样摇摇晃晃地在过道上前行。我以前总是被光鲜但空虚的瞬间满足感所吸引，而现在逐渐学会在无限的挑战中找到平静。
但是为什么，为什么激情常常导致冲突呢？随着农场渐渐成形，任何事都可能引发我和马克激烈的争论。我们发现我们有不同的愿望、不同的恐惧、对农场不同的设想，而且我们都太过固执。我们失去了白天宝贵的时光，为如何建猪栏或者马应该在外面还是在里面过夜争吵得不可开交。“但是务农是我的艺术。”每当我们最终都垂头丧气、即将落泪的时候，他就会这样说。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这句话实在太过自命不凡，简直荒谬。像我们这样天天在泥里打滚，一身臭汗，离艺术还能更远些吗？后来我参观过各种不同的农场，见过各种各样的农夫，我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农场是一种表达方式，是农人内心世界的外在体现。农场会揭露出你是什么样的人，无论你愿意与否。这就是艺术。但是马克的这张王牌仍然是废话，如果农场是一种艺术，就应该是平等个体的通力合作。
我是消极进攻的争论者，喜欢避开直接冲突，柔和地处理不满情绪。马克则是直白而坚决的争论者。他会紧紧抓住分歧不放，一直忧心忡忡，前后思量，直到找出问题的症结。于是我知道，这些争论总是与我们最基本的恐惧相关。我主要担心的是钱的问题，我害怕贫穷，害怕债务。看起来我们的利润顶多也就是微薄，而且我认为支付利息会让我们成为金钱的奴隶。我不想最终被一堆旧账单埋葬。我曾经有过负债的历史，对于历史重演有一种深刻的恐惧。而马克与钱的关系一直轻松愉快，一部分原因在于他对有没有钱没有什么特别的执念。他就算住在公园的长凳上也可以很开心，我这样跟他说，他并没有否认。但是他跟钱打交道的历史确实比我健康得多。他曾经贷款在宾夕法尼亚开农场，很早就还清了。他还曾经从微薄的农场利润中攒下足够的钱，在我离开城市前往纽帕兹的时候帮我还清了最后一笔欠款。他的恐惧不是负债，而是过度劳累。他曾经目睹过这样的事在别人身上发生，农场规模扩大、速度提高，但是也压垮了农夫。他担心我们会被沉重的工作压得喘不过气来，找不到任何乐趣，或者他以自己喜欢的方式耕种的自由受到限制。他说，这种自由比所谓的安全感对他来说更有价值。他喜欢引用曾经在他手下做过学徒的一个农夫的话，说有机农场的失败一般不是因为破产，而是因为过度劳累或者离婚。我对前者不太确定，但如果我们继续像这样争吵下去，我们就离后者不远了，而婚礼甚至都还没有举行呢。
有一件事我们必须达成一致，该到征集会员的时候了。我们做了传单，将它贴在镇公所前面的社区布告栏中。我们提供全面的饮食，包括牛肉、猪肉、鸡肉、鸡蛋、牛奶、蔬菜、面粉、谷物，以及干豆，还有我们美妙的枫糖浆，从八月的第一个星期开始。我们到那时就应该把农场的各个部分整合完毕，开始收获大量的蔬菜。在八月前签约的会员可以每周来农场取走自己的肉、牛奶、蔬菜和那时候可以提供的其他食物。在制糖期结束和耕种开始的间隙，我们把重心转移到营销上来。
我们面临着很多不利因素。我们在这个保守的小镇初来乍到，这个小镇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目睹着一个个优质农场的失败。我们推出的激进、孤注一掷、全年会员的模式，即使是在农业最发达的地方，也从未得以尝试。我们是要求人们将数千美元投入到无法保证的承诺之中，有可能有去无回。以我们索取的价格，如果仅仅作为日常食品的辅助，这个社区的大部分居民都支付不起。他们只能像我一样，放弃推着购物车在过道中徜徉的舒适而熟悉的经验。厨房中的核心问题将从“我想吃什么”变成“有什么可吃的”，待在厨房的时间——进行筹划、准备、烹调——将呈指数增长。另外，我们的无霜种植期只有一百天。想在种植期以外吃到易腐坏的食物，就要在新鲜丰富的时候进行罐装或者冷冻。如果你有充裕的时间，那这些事情还是挺有意思的，而且很有满足感。但是，如果你做全职工作，还要满足孩子的需求，就会觉得吃力而乏味了。也许最重要的是，农场食物本身跟大多数人视为食物的东西有着天壤之别：没有五光十色的包装，不是预先切好、半熟、即开即食的，不是经人工操纵来迎合我们最为卑下的欲望。我们出售的食物恰恰相反：赤裸裸，未经处理，直接来自泥土。
根据我在厨房中的经验，我知道如果让人们尝一尝我们的食物，它们的美味就可以吸引人们购买了。如果你吃了我们牧场饲养的猪的猪排，你不可能再想回头去吃工厂饲养的猪肉。我们的鸡蛋也是一样，鲜亮的橙黄色蛋黄在平底锅里十分引人注目。但是其他东西就很难推销了。我们食草的肉牛虽然味道更好，但是与美国人习惯用玉米催肥的肉牛相比，肉质更硬一些。我们试着把一扇牛肉放在冷藏室里三个、四个甚至五个星期，然后再进行切割。这样牛肉会有一种黄油般的质地，但是味道也十分强烈。我很喜欢吃，但是有些人会觉得难以下咽。另外，出于无论是道德还是经济方面的原因，我们谈论的是整个动物，我们需要利用每一个部分，从舌头到生殖器官。我们是在要求人们吃他们不认识并且不知道如何烹饪的东西。我们通过分发样品发现，我深爱的营养丰富、香甜可口的泽西牛奶，跟很多人已经适应的商店里买到的牛奶有着天壤之别，尤其是如果他们习惯于喝低脂奶或者脱脂奶。还有，消费者在商店中购买的东西品质较为稳定，而这一点是我们无法做到的。我们真的能够期待人们如此彻底地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并为此付出大把的银子吗？
幸好有马克在，毕竟他仅仅运用自己信念的力量，就说服我放弃熟悉的一切，追随着他来到农场。他相信我们创建的农场，就像他相信我们的感情一样，而他相信某种东西的时候，这种信念有传染性，感染力强，这也是所有优秀推销员的天赋。在宾夕法尼亚的农场中，他已经形成了我们现在称作的“毒贩推销法”，就是说免费赠送很多东西，让人们尝一尝，什么都可以尝一尝，知道味道有多么好，他们就会上钩，回来购买我们的食物。种植季节开始的时候，他会站在镇上的十字路口，带着装满食物的箱子，将莴苣塞到过往的车辆中。
我们的时机赶得很好。我们在爱瑟镇宣传时，正掀起一股乡土主义的浪潮，像“食物流域”(2)这种词我还是第一次听说。主厨和美食作家都在关注小规模的农场生产出来的优质食物。有机的观念已经渗透到主流当中，即使是在穷乡僻壤也不例外。我们一一回答了人们的问题，他们想要知道自己吃的食物从哪里来，希望这些食物不含荷尔蒙和抗生素，他们可以亲眼见到食物的来源。我们社区的另外一部分人，也就是上了年纪的真正的当地居民，不太关心这些时髦的词汇，他们已经非常熟悉农场生产的当地食物的味道了，因为他们从小就是吃着这样的食物长大的，对此充满怀念。
我们这个小镇的居民为我们提供了巨大的支持，正是他们才让我们的想法变成现实。我觉得他们一直在关注我们，从秋天到冬天，来看看我们是不是认真的。他们一直非常友好，不过是在保留着自己的意见。那年春天，他们看见我们努力干活儿、辛勤劳作，就知道我们并不是在闹着玩儿。他们将自己视为弱者，远离世界上繁忙强大的地方，他们是如此渺小，通常是被遗忘的那一群。当我们成为他们的一分子之后，他们似乎觉得有责任支持我们，弱者应该支持弱者。有些成为会员，其他人通过不同的方式帮助我们，提供工具，提出建议，或者帮我们干几个小时的杂活儿。有些人成为常客。利兹·威尔森在周五过来，帮我们清洗牛奶罐，为我们做午饭。我们的邻居约翰和凯瑟琳每周过来一次，帮我们清理谷仓，运干草捆，或者做我们急着完成的任何繁重的工作。托马斯·拉方丹在我们进度落后的时候帮我们屠宰，尽管他自己的冷藏室装满了有待切割的动物尸体。欧文斯一家在有家畜生病或受伤的时候过来帮忙。唐·霍林斯沃思是去年秋天圣公会聚餐上欢迎我们的白发老人之一，他是木工大师，经常将我们坏掉的木头工具带回他的车间，带回来的时候完好如初，甚至比原来还要好。谢恩·夏普也经常过来，独自一人或者跟卢克一起，指导我们解决机械车间里困扰我们的问题。一切都安装完毕、平稳运行之后，他要求的所有回报，不过是一瓶啤酒和一起喝酒的人。
拉尔斯买下了前两个股份。他住在我们南边四小时车程的地方，我们都知道这不过是同情股，他投入这么多钱，也不会过来拿太多东西。然后芭芭拉·昆兹敲开了我们的门。她在离我们几英里远的农场里务农十六年，但后来连续几年大旱，井干涸了，她不得不卖掉农场，搬到镇上。她务农的经验十分丰富，因此有充分的理由怀疑我们这项事业能否成功，但她还是坐下来，给我们写了一张支票。土地解冻的时候我们有了七个会员，去存钱时，银行账户上的数字也不像以前听起来那么空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