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对于农场的感情，就像当初见面时我对马克的感觉一样，是一种复杂的情绪，着迷、沉醉、恼怒、热爱。”
我们离开了纽帕兹，驱车向正北方向行进。我小小的车里挤满了箱子和行李，中间还有我的狗妮可、那群母鸡，还有嗡嗡作响的蜂箱，开口用胶带粘住了。狗审视着蜂箱，鸡审视着狗，车厢里充满着紧张的气氛。如果蜜蜂们不紧张的话，它们就是唯一不紧张的群体了。当我们驶入阿迪朗达克公园时，车辆逐渐减少，连绵不绝的山脉高耸在我们面前，被松树覆盖着，已经结霜。光线渐渐暗淡，斜射过来，广告牌渐渐被甩在后面，田野愈加开阔，房屋离我们越来越远，直到从视线中消失，然后我们到达了目的地。
在远离农场的几个星期里，我们充满了要搬家的兴奋，农场在我们的想象中愈加美好。理论上来说，这是一场探险；而真正走近农场，则让人有些害怕。马克的朋友鲍勃帮助我们搬家，开着他的小型货车跟在我们后面。鲍勃是个菜农，非常勤劳，而且是个乐观主义者。当他看到农场的状况，还有这么大面积的土地时，他不说话了。
农舍的租期要春天才到，所以我们把东西都搬进了镇上一个自带家具的出租屋里。这间房子有着鲜明的十九世纪风格，只可惜保温功能很差。鲍勃发挥农人的慷慨精神，给我们带来了一袋袋笋瓜、马铃薯、胡萝卜、韭菜和洋葱，我们把这些东西储存在地下室中。那一晚初雪降落，鲍勃、马克和我用南瓜和马铃薯块炒洋葱，吃了一顿简单舒适的晚餐，让这个新的住处有了家的感觉。盘子和碗收拾清理好之后，我们打开一瓶酒，一边慢慢品尝，一边聊起我们的计划来。我们要白手起家，建造一个农场，这片土地足够大也足够肥沃，足以支撑我们的任何梦想。我们的积蓄有一万八千美元，这并不多，但是拉尔斯一年的免费租约已经包含了土地、设备和住所。如同农场的广袤无垠，我们的未来也具有无限的可能性，既令人兴奋，也让人害怕。
马克对于要创建什么样的农场已经思考了很长时间。他曾经接受蔬菜农场的训练，对于蔬菜种植他是最在行的。他在宾夕法尼亚的农场是按照CSA模式经营的，会员在季初购买农场的股份，每个星期农场将收获的作物分配给会员。CSA的意思是社区支持型农业（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这一概念始于日本，经由欧洲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传到美国。CSA有很多令农夫喜爱之处。这能够有效地省去一切中间商和市场，产品直接面向顾客。另外，因为CSA的会员提前支付费用，收入可以预见，并且在农夫最需要的时候，也就是耕种季节之初，能够有充足的现金流。CSA同样符合了马克对交易匿名的商品经济的不满。在CSA模式中，他认识吃他种植的食物的人，他们也认识他，也认识其他会员，所以分配产品那天更像是社交聚会，而不是采购食品。马克喜爱这一模式，但是他开始感觉这还不够。CSA农场几乎将全部重心放在蔬菜上，而遗漏了真正为我们提供热量的食物，包括谷物、面粉、奶制品、肉和蛋。在宾夕法尼亚，他试图从相邻的农场带回这些东西提供给会员，但是这样的系统在运筹上是一个噩梦，持续不断的电话和奔波霸占了他务农的时间。自从离开宾夕法尼亚，他就一直在考虑如何能够对CSA模式做一些改动，这样一来，我们的农场不仅每周能提供一定数量的蔬菜，还会生产出饮食所需的一切，无限制地供给会员，就像供给我们自己一样。
马克性格中值得称赞同时也非常讨厌的一点是，一旦他咬住一个想法不松开，就会担心得要死，探索各种可能性，把事情夸大到荒谬的地步，然后慢慢退缩，按照不同的假设进行构想，必要时改变逻辑，以适应某种特定的环境。无论他在做什么、说什么、想什么，那个想法总是在他非凡的大脑中上蹿下跳，不断积累细节。这个想法的一部分可能在谈话中偶尔显露出来，就像冰山的一角，但是大部分仍然隐藏起来，直到一切浮出水面，完全成形，这时马克便会坚决捍卫它。
我们到达爱瑟镇的时候，他对于完整饮食的CSA的想法就已经成形。他想要创建一个生产多样化的农场，能够完全取代超市。这是我们的曾祖父母那一辈生长起来的那种农场，只不过这个农场要足够大，能够供养一个社区而不仅仅是一个家庭。我们将会生产我们的会员需要的任何东西，从可以食用的开始——各种肉、蛋、牛奶和乳制品、谷物和面粉、蔬菜、水果和至少一种甜作料——但最终会继续扩大，包含一个农场所能提供的一切，例如木柴、建材、健身和娱乐。农场本身便应该是一个自给自足的有机体，能够尽可能多地生产自己的能源、肥料和资源。他想确保农场的建立是基于我们喜欢做的事情。对于他来说，这就意味着体力劳动多多益善，例如选择用手挤奶而不是机器挤奶，不管对其余的人来说是否有意义。他仍然对无现金交易的想法情有独钟，但是他也意识到资本的重要性，至少是在启动阶段。会员先付一次钱，而对于低收入者会降低收费，甚至完全免费。
为了在春季之前建好这样一个多样化的农场，我们必须尽快行动，建造我们的基础设施，打算好如何饲养六种不同类型的牲畜，将它们与蔬菜和谷物的轮作、牧场和干草场整合在一起。我们得算出需要多少现金流和劳动力。他认为我们需要从一头奶牛开始，但是首先我们应该进行一次大扫除。马克停止说话以后，鲍勃只是摇了摇头。
我那时对务农的了解还不够，无法领会这个计划有多大胆。我当时仍然保留着城里人的傲慢，认为以我的教育背景和丰富阅历，务农这种简单的事不可能难倒我。抽象上来讲，这个想法以一种文学的方式吸引着我。它听起来非常浪漫，而且与我离开城市时对于家的构想相吻合。听起来我们即将建立一个模范家庭农场，只不过我们需要供养的是一个非常大的家庭。
事实上，只要这个想法里包含我最喜欢的部分，也就是马克让农场能源独立的方式——役马，我很可能什么都会答应。他从来没有使用役马耕田，但是他在其他的农场曾经赶过马群。他不喜欢拖拉机，讨厌柴油的味道、引擎的噪声。他不愿意坐在拖拉机上，也不愿意修理拖拉机。他青睐的理念是拖拉机能做的任何事情牲畜都可以做，而且它们的食物可以通过自己的劳作来收获。他曾经在一些富饶的阿米什农场见过用牲畜耕作，知道这绝不是一个稀奇古怪的想法。如果在合适的环境中、控制在合适的规模，役马也是一种合理的行为。
一想到马会再次出现在我的生命中，就好像想起你在青春年少、无忧无虑的时候去过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让你如此快乐，以至于想起来就会觉得心痛。我生来爱马，我年少时的记忆一直与马密不可分。我七岁的时候乞求父母让我上了骑马课，十四岁时父母给我买了一头健壮的摩根（Morgen）小母马。我把她养在邻居家的谷仓里，离我家有一英里远，是她让我青春期中尴尬可怕的一切得到了补偿。我从未赶过一群马，也从未用马干过活儿，但是与马相处我是相当自信的，我知道它们在怎样的情况下会做出怎样的举动。来到这里，我已经放弃了我熟悉的一切，我的朋友、城市、城市的游戏规则，只是为了这一未知的新生活，为了这个对我有致命吸引力的男人。有时我会怀疑他的神志是否正常，然而至少与马共舞的希望，还可以让我依靠。
附属建筑物中塞满了零零碎碎的东西，一代代勤俭的农人认为留下这些东西是精明的做法：有挑选出来的引擎，拼接的金属块，四分之一块已经腐朽的三夹板。在机械修理店的一角，有一个油漆桶里装着弯曲的三寸钉子，等待着有一天人们有空把它们敲直。这里还有几代的挤奶器留下的一堆堆零件，橡皮奶头爪、挤奶桶、真空系统零件，还有塞满棚子的四加仑塑料花盆，在太阳的暴晒下已经褪色，而且已经变脆，无法使用，这是以前农场作为苗圃时期留下来的东西。在用倾斜的柱子支撑的谷仓中，柱子上有颗钉子，上面挂着一个马项圈，里面填充的稻草露出来，这是农场里最后一次使用牲畜进行农耕的遗留物。建筑物周围聚集的各种金属物品，好像暗礁上的沙子：小型卡车的后挡板，八英寸的铁环组成的卡通风格链条，用气割炬切割的几块路标。我们花了几天的时间来对这些东西进行分类，帮助收废品的把废弃校车装满金属，把大型垃圾箱装满了废弃的东西。我们把需要修理的有用的工具归成一堆，有斧子、锄铲、鹤嘴锄和耙子，手型白蜡树做的手把已经坏掉了。我学会了一些有意思的新词：U形钩环、锤头，还有加油嘴。
两个很小的建筑已经无法修复了，房顶已经彻底腐坏。一间以前是农场办公室，下面是一个储水的地下室，透过地板上的一个小孔就可以看到。另外一个是为雇工提供的宿舍，那时候农场还是一个奶牛场。我们把这两个建筑拆毁了，用铲土机把地基填平。
地面结满了冰，我们还没来得及分类的东西也被冻住了。我们在五十加仑的桶里生火，充当机械修理店的火炉，开始整理我们保存下来的东西，还有我们带过来的东西。马克在一个角落支起锻炉，各种形状和尺寸的钳子、锤子、型砧、钻孔器，放在旧铁砧和满满一桶煤屑旁边的架子上。他开始修理那些坏掉的工具，火花四溅，烧焦的气味从锻炉上飘来，伴随着锤子砸金属的沉闷的声音。他告诉我各种颜色的热——暗樱桃色、淡稻草色、孔雀色，我学会了用钳子夹住一块灼热的金属，放在铁砧上笨拙地敲打，金属变软呈糊状，就像黏土一样。我喜欢看着他干活儿，汗流浃背，锤子随着肩膀的挥动轻而易举地落下，注意力在火和铁砧之间摇摆。
我们在西边仓库清理出空间之后，就马上买了一头奶牛。她所在的奶牛场叫作希尔兹（Shields）农场，离我们的农场只有两英里远，由一对父子经营，由于一直保持小规模生产，安全度过了不景气的年头。我一直在阅读关于母牛的书，床头桌上有《家养母牛》（<i>The Family Cow</i>）和朱丽叶·白莱利·里维（Juliette de Bairacli Levy）的《农场草药完全手册》，急于想出各种极端的情况，来应用我新近学会的知识。我知道我们不会购买黑白相间的奶牛，这样的都是荷兰奶牛（Holstein），身量大，产量高。如今荷兰奶牛的基因相当强大，如果在广告上或者谈话中没有提及奶牛的品种，所说的就是荷兰奶牛。
其他所有的奶牛一起被称为“有色品种”，其中包括黄棕杂色、神经紧张的埃尔夏牛（Ayrshire），高大漂亮、智商低下的瑞士褐牛（Brown Swiss），吃苦耐劳、性情温顺的格恩西奶牛（Guernsey），还有身量矮小、相对低产、牛奶富含脂肪和乳固体的泽西奶牛（Jersey）。我们这个地区的多数农场都在牛群中饲养几头有色奶牛，来提高牛奶中脂肪和乳固体的含量，这样可以从牛奶厂获取更多的利润。希尔兹农场饲养了一些泽西奶牛，这是我们比较感兴趣的奶牛品种。
比利·希尔兹把我们带到开放式牛舍中。我们看到了一头老母牛，背上的骨头呈翅膀的形状，乳房长而萎缩；还有一头小母牛，巧克力色的皮毛，带着机警的神情。然后我们看到了迪莉娅。她是一头小骨架的泽西母牛，皮毛呈浅黄褐色，中间夹杂着白色的斑点，就像消失的大洲地图。她的脸优美光滑，耳朵柔软俊秀，她站在离牛群有一段距离的地方，蹄子深埋在淤泥中。当马克触摸她的乳房时，她低下头，用宽容慈爱的目光注视着他。她已经生了两头小牛，所以被称为二崽母牛，正怀着第三胎，处于哺乳期。根据记录，她是一个产奶能手，每天产出四十磅牛奶，接近五加仑。即使算不上优异，也算是一只产奶稳定的母牛。我按照书上学到的知识检查她身体的各个部分。她的乳头看起来很坚实，与身体连接得很流畅。她的腿挺拔健壮，附有血统证明，并且正值盛年。希尔兹父子要卖掉她，是因为她在牛群中过于柔弱。荷兰奶牛比她高大，比她重几百磅，她经常在食槽前被挤来挤去。
迪莉娅第二天就搭乘马拖车来到了我们的农场，脖子上缠绕着缰绳。我们带着她来到谷仓，解开绳子，让她住进我们为她准备的方形大隔栏，里面铺上了厚厚的干草。她缓慢地四下打量，闻了闻墙壁，然后抬起尾巴排出粪便。粪便的浓重气味混合着奶牛呼吸中青草发酵的气味，还有干草中的灰尘气味。沉睡已久的老谷仓，长时间没有牲畜居住，如今已经醒来，开始承担起自己的职责。
我第一次为她挤奶时，为这样的亲密感到难为情。我已经阅读了《家养母牛》上的说明，但是我真的要去触摸私密地藏在迪莉娅两腿之间，那长而柔韧的奶头吗？乳汁的分泌过程中伴随着荷尔蒙的产生，主要是催产素，也正是同一种东西让哺乳的母亲闪现出动人、陶醉的眼神。当我用温水为她清洗乳头时，迪莉娅就是那样的眼神，棕色的眼睛平静地看着我，下巴划着圈反刍。
在谷仓的一个黑暗角落，我找到了一个自制的挤奶四角凳，凳面已经磨得非常光滑，就像一块浮木一样。我坐在她旁边，把手搓热，就像一个妇科医生一样。从她的乳房传过来的温热就像过电一般，上面的白色毛发让我想起女士面颊上柔软的绒毛。我用手握住一只鼓胀的乳头，用大拇指和食指把乳头固定住，然后交替合上每一根手指，直到我手中的乳房被挤空了，乳汁不均匀地喷溅出来，顺着我的手腕流下，我的夹克袖子都湿透了，乳汁与我两腿间的牛奶桶好像磁铁同极一般拒斥。迪莉娅像一块大岩石般安静地站着，充满耐心，继续反刍。到了挤奶的第三天，我夹克的袖子闻起来就像在温暖的洞穴里蜷曲死亡的虫子一般。到第五天的时候，我的手指已经学会了挤奶的舞步，乳汁直接落在桶里，伴随着有韵律的咝咝声。但是我还没挤完前面的乳头，手就已经痉挛，就像罹患关节炎的鸟爪一样。迪莉娅下奶反射的效果已经逐渐减退，无论怎么挤她的乳头，只能挤出几滴奶，我只能把她送回隔栏，她的乳房仍然是鼓胀的，奶头因为我的拉扯而皲裂。一个月后，我能够很熟练地挤奶了，乳汁快速落在桶里，在表面形成了泡沫。到了那时，我的订婚戒指已经戴不上了，我的手臂就像海员一样强壮。
挤奶已经成为一种身体的冥想。这从来不是件容易的事，也不总是令人愉悦，但这件事有韵律，可预测，柔和而安静。马克晚上挤奶，我早上挤奶，在黑暗和第一缕阳光交接的神圣时刻来到谷仓。谷仓里的电不能用，所以我努力训练自己根据感觉来干活儿，直到有一天早晨，我摸黑把手伸进贮藏谷物的桶里时，一只老鼠从我的手上跑过。我找到一盏提灯，挂在横梁上，蝙蝠夜游归来，在柔和的灯光里飞进飞出。我给迪莉娅挤完奶，太阳已经完全升起来了，蝙蝠就会挤进屋梁之间休息，正在燕子窝的上面。春天时节，燕子时常在窝里哺育雏燕。
挤奶远远不及整个工作流程的一半。桶里的牛奶里面含有小灰粒、牛毛，还有乳房和乳头蜕去的干皮。我们没有合适的牛奶过滤器，所以我们把一件旧T恤用橡皮带系上，用来把牛奶过滤到不锈钢漏斗里。我们也没有奶油分离器，所以我们想要做奶油的时候，就把牛奶放在马克临时装配在谷仓里的一个水箱中。水箱的底部有一个阀门，是用切下来的水瓶嘴连接到一根透明塑料管中制作而成的，奶油浮到水箱上面之后，我们就让脱去油脂的牛奶流到一个桶里，当我们发现奶油开始顺着水管流下的时候，就换一只桶来接奶油。之后我们把那脏掉的设备堆在汽车的前座，开车回到城里的房子，放在一个狭小的水槽里清洗。这真是一套笨拙的办法。
不知怎的，我们在挤奶的前几周并没有让迪莉娅患上乳腺炎——也就是导乳管感染，这是所有哺乳母亲的灾难——也没让我们自己生病。我试着做出奶油，在一个加仑罐里摇晃奶油直到其结块，就像白色泡沫的海洋中明黄色的岛屿。我购买了乳酪制作的书籍，还有一瓶凝乳酵素。马克把晚上挤的牛奶带回家以后，我就会挑出一种有趣的方法来实验。我最先尝试的是简单的茅屋乳酪，仅仅需要把几滴凝乳酵素放进仍然温热的牛奶中搅拌。二十分钟以后，通过某种神奇的如炼金术一般的过程，牛奶已经凝结成固体，能够切成小块。淡黄色的乳清从凝乳块中渗透出来，我轻微进行加热，取出更多的乳清，直到乳酪慢慢收缩变硬。然后我把凝乳用汤匙舀出来放在一块专门的薄棉布上，加上盐，然后让它慢慢变干，我们就做出了足够吃一个星期的茅屋乳酪了。我对茅屋乳酪信心大增，之后便拓展我的才能。我做了一些菠萝伏洛干酪，把它们挂在地窖门后使其成熟，但是它们是如此美味，还未成熟时就都被我们吃光了。
农舍分成两间公寓，便宜地租给一些年轻租客。农舍里面有大麻和雷达杀虫水的味道。楼下住着一对安静的夫妇，脸色都很苍白，看上去非常相似，就像兄妹一样。他们看上去刚从中学毕业没多久。丽萨喜欢抽细长的雪茄，把公寓收拾得干净整洁。特洛伊有一套微型约翰·迪尔（John Deere）拖拉机和农具玩具，摆放在窗台、咖啡桌上，一张约翰·迪尔门毯铺在通往地窖的楼梯上。特洛伊来自一个不再拥有农场的务农家庭，他在一个建筑队工作，业余时间在不远的希尔兹奶牛场帮忙挤奶。他告诉我们，去年他在考虑回去务农，进行小规模经营，在业余时间饲养一些后备母牛。他甚至已经在西边谷仓清理出了饲养母牛的地方，但是在一个亲戚的劝说下放弃了。这位亲戚说服他相信这件事风险太大，本身就是一个失败的命题。
特洛伊的故事和那些小小的玩具拖拉机，让我想起了我们寻找土地的过程中看到的农村的场景，沃土无人耕种，空空的筒仓伸向天际。世世代代积累的技能，对当地的了解，对土地的归属感，在这一代都要画上句号。对农场的衰败最兴盛的解释，就是年轻人不再愿意下苦功夫干活儿，但我觉得这绝对是一个谎言，实际的压力要强大得多。几十年来荒谬的农业政策、农业学校和推广代表一直在告诉农民，要扩大规模，努力挤奶，在栅篱间种满作物，随之而来的是机械的过度扩张和债务的过度积累。债务庞大，而市场不断缩减，无论付出多长时间、多少努力，效益就是难以增长。最终一个收成不好的涝年终结了你的农场生涯，奶牛在拍卖会上被卖掉，土地收归银行，农场野草丛生，杨树先生长起来，雪松紧随其后。谷仓的房顶开始坍塌，没有人过去修理。你从小到大居住的房屋已经空空荡荡，吸引了无聊、饥渴的年轻人破窗而入，在废弃的沙发上缠绵，把名字的首字母和日期胡乱写在曾经刷洗过的墙上。如果你是一个年轻人，寻到一份收入低但比较稳定的工作，开车赴职途中路过这样的地方，你会很容易相信务农是一个失败的命题。你合法继承的唯一的东西，就是一排玩具拖拉机，只有它没有让你背上沉重的债务。
楼上的公寓租给了一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叫作罗伊·雷诺德。他理着平头，胡子长而稀。他的脖子上肉很厚，挤得头皮上的皮肤往上移，在脑袋后面形成抽象画一般的褶皱。他的眼皮肥厚沉重，耷拉下来。跟你说话的时候，他习惯于把头往后仰，抱着双臂，让你看不出来他是在怒视你还是仅仅在看着你。在外面的时候，无论天气如何，他都会穿一件白色薄汗衫，露出皮带上方的一寸肚皮。气温跌破冰点的时候，他会加上一顶人造皮的高帽子，是桃红色的，但这并没有让他看起来更和善，而是看起来更具有威胁性。
罗伊一直经营着自己的农场，直到去年。他雄心勃勃，农场很快就有了相当大的规模，并且得到了一位富有的合伙人的资金支持。罗伊告诉我们，他曾经饲养了三百头荷兰乳牛，但后来与合伙人闹翻了，合伙人撤出资金后，他发现自己负债累累。“他们回购了我的农场。”他告诉我们。如果他有任何的哀伤，也都隐藏在坚毅与乐观背后。“我从来没有在黑夜中醒来想到，该死，真希望现在能有三百头母牛让我去挤奶。”他口是心非地说。自从破产之后，他做了一名卡车司机来谋生。
如果有哪个租客由于租约一到期就要被赶出去而怨恨我们，那么唯一表现出这种怨恨的就是斗牛犬公爵了。每当我们走在去谷仓的路上，他总会从狗舍里对我们怒目而视，偶尔会不动声色地向我们全速冲过来，却被锁链勒住。他是丽萨和特洛伊的狗，在他们面前这家伙温驯得像小猫一样，懒洋洋地躺着，乞求主人抓一抓他的肚子。罗伊养的狗是那两只谄媚的白狗，是他在卡车车站捡到的走失的狗，他把公狗叫作涡轮，母狗叫作炸串。他们整天在外面自由生活，在街上游荡，如果饿了就回到车库吃五十磅袋装狗粮，那是罗伊撕开袋子放在那里的，这种安排让老鼠和狗同样满意。
在一个寒冷的阴天，罗伊开车来到我们在镇上租的房子，告诉我们，我们需要一位兽医。“你家的奶牛出事了，”他沉重地说，“我的狗也与此有关。”
我们之前在迪莉娅的隔间外面造了一个畜栏。这样白天她想出去的话就可以出去，我们也就是在那里找到了她。她安静地站着，头几乎垂到了地上。她柔软的耳朵被撕碎了，鲜血淋漓的碎片从头的两边无力地悬挂着。她的眼睛肿得很厉害，几乎要合上了，鲜血从脸上的二十几处伤口滴下来，滴在冰冷的地面上。她的乳房被撕开了，腹部和每条腿上都有撕裂的伤口。我简直不敢相信，一个动物也能受如此严重的伤，并且仍然能够站立。看着她，我们心痛不已。
公爵挣开了绳索。没有人在大白天听见一条狗攻击一头健康的母牛的声音，但事情确实发生了。在我的想象中，我看到这样一幅画面：公爵发现迪莉娅独自在畜栏中，于是围着她转圈。迪莉娅低下了没有角、无法防御的头，公爵猛地咬住她的鼻子，血流了出来。然后白狗在血腥味、公爵的狂乱和受难母牛的哀嚎声的刺激下，也加入了。罗伊和特洛伊听到这场骚乱的时候，三条狗都已经浑身沾满了血。
兽医大卫·戈德瓦塞尔是一个清瘦而温和的人，从容淡定、风尘仆仆。我以为他会建议我们把迪莉娅杀死，但他说，在所有大型动物中，牛的生命力是最强的，他认为迪莉娅很可能会挺过这一关。寒冷的天气非常有利，因为感染的风险较低，而且不会被苍蝇所困扰。他剪掉了伤口旁边的毛发，清理伤口，并把受伤最严重的地方缝合起来。她的耳朵已经无法修补了，于是他拿出剪刀，把耳朵剪下来，只留下头部两侧突起的一对瘤状物，就好像某种奇怪的热带植物长出的硬硬的花骨朵。她平静地站立着接受救治，沉默地打量着自己的伤口。晚上我们不得不从她饱满的乳房上挤奶，我们对受伤的部位尽可能地温柔，而迪莉娅一直未曾冲我们发火。
他们把三条狗都用枪杀死了。第二年春天，冰雪融化的时候，我在车库附近的泥里发现了他们的项圈。这就是农村地区的人处理事情的方式，毫不手软。他们说，要是这种事发生在一个孩子身上可怎么办。对于罗伊·雷诺德来说，两条白狗已经给他惹了很多麻烦，这不过是最后一根稻草，没什么可伤感的。而特洛伊一定十分喜爱那条又大又凶的斗牛犬。他们三个都主动付给我们医药费，而当我们敲开他家门去收取支票的时候，发现他的眼圈红红的。
随着冬天的临近，昏昏欲睡的爱瑟镇发现了新居民的到来，于是唤醒自己来迎接我们。在一个星期里，两个人来到我们租住的房子敲门，带着装礼物的篮子欢迎我们入住，还有三个人来访，邀请我们参加圣公会教堂周二晚上的聚餐。我不知道该怎样对待这样友好的态度。在城市里，邻居敲开你门的唯一理由，就是抱怨你制造的噪声。这让我想到，在同一个国家、同一个州的农村和城市的距离，比两个大洲的城市之间的距离更加遥远。我在伊斯坦布尔、罗马或者仰光会像在自己家里一样，但是在这里，我就像一个外国人，一路走一路慢慢弥补这样的差距。
镇上有七百个居民，我们见到的每一个人都已经知道了我们的背景故事，只不过准确程度有所不同，而且他们比我们对农场更加了解。“你们的树铲怎么样了？”消防队长大卫·兰辛问我们。我们也不知道。“我听说它坏掉了。”他说。镇上的一位老前辈来探访我们，这是一位优雅的老妪，有着一个亲切的名字叫作“弗里斯基”，意思是活泼、欢乐。她邀请我们到她家共进晚餐，以雪利酒开场，以煮梨结束，如此正式的一顿晚餐，我们俩都穿得太随意了。下一个星期我们结识了一些年纪相仿的人，他们邀请我们去他们自己盖的小屋吃晚饭，就在离镇上几英里远的树林里。他们举办了一个派对，邀请了其他的年轻夫妇，饭后他们把婴儿放在床上哄睡，然后小提琴出场，小屋里回荡着美妙的音乐，就像《草原上的小屋》（
<i>Little House on the Prairie</i>）里面的情节一样，只不过我们还有啤酒喝。
每天都有人开车到农场里介绍自己，并满足他们的好奇心。他们已经听说了我们计划的大致轮廓，想要自己判断一下情况是不是像听起来那样无可救药。我们在新一点儿的一间房子里装了一个合适的壁炉，这间隔热良好的小屋是由拉尔斯建造的，用作代理人的办公室。几根木头就可以保持一整天的温暖，在寒冷的天气里我们在那里吃午餐、接待客人。一天我办事回来，看见马克和尼尔·欧文斯坐在一起，这是一个彪形大汉，让家具和房间看上去小了许多。他身形庞大，却羞怯内向，彬彬有礼。他听说我们对役马感兴趣，就带来了一些长期闲置的装备，有好看的颈圈和马具，他说可以借给我们。
他的家庭在这一片居住已久，我们南边的一条路甚至以他们的名字命名。他父亲和祖父就在山那边的农场长大，但是农场已经出售，不再归这个家庭所有。这个家庭的每一代都有人务农，尼尔和他的哥哥唐纳德曾经经营一个奶牛场，但是由于债务和厄运，他们破产了。那时候他们才二十几岁。现在他们已经有了自己的孩子，两个人总共有三个男孩。尼尔，唐纳德，尼尔的妻子泰蜜、孩子，还有祖父母，共同生活在一个租来的房子中。泰蜜做两份工作，尼尔照看孩子，业余时间干些别的活儿，在集市上做临时工，并充当镇上的捕狗人。他们租的房子带有一个谷仓和几片牧场，孩子们不断变换着自己饲养的家禽和牲畜：山羊、狗、小母牛、小马、兔子、鸡，还有鹅。听尼尔说，他们就像其他孩子交换棒球卡一样交换自己饲养的动物：一只比利山羊换五只兔子，或者把所有的鸡拍卖，为4-H教育项目(1)买一头小母牛。
那天尼尔离开之前，我们达成了一个临时协议，请他们家明年为我们晒干草。尼尔和唐纳德从孩提时代起就会晒干草，并对设备非常了解。他们的父亲是一位矍铄的老人，已年过古稀，也会帮忙晒干草。他们会用我们的拖拉机和土地，我们会降低价格，从他们手里回购干草。
谢恩·夏普和巴德·坎普贝尔也在一个下午过来拜访我们，他们正在附近进行周末巡视。谢恩的儿子卢克是一个结实的少年，患有唐氏综合征，他夹在驾驶座上的两个人中间。谢恩和巴德把啤酒冰桶放在谢恩的车后面，方便停下来聊天时取用。他们每一站停下来，都会靠在卡车边上站着，边喝啤酒边聊天。谢恩开了一家机械车间，为国防工业制造零件。他做得很好，因此四十岁的时候就从日常制造工作中退下来了。他在当地以机械天才著称。当他走进我们的车间时，马克已经嘟嘟囔囔地倒腾了几个小时，用的工具我甚至都不知道名字。而谢恩看了一眼当时的情况，提出了一个很小的但是作用很大的建议，就起到拨云见日的效果，一个简单方便的解决方法便展现在眼前。他就是这样一种人。自从退休以来，他就在锯木厂里消磨时光，或者牵着役马出去闲逛，或者为需要修理东西的朋友帮忙。如果没别的事情，他就会在自己的车间里，耐心地修理一辆道奇拖车，计划把它刷成苹果红色。谢恩是我在文学作品以外遇见的第一个患痛风的人。他看过的医生都告诉他，如果戒酒的话，他的痛风会有很大好转，偶尔他会佯装向那个方向努力。而巴德是一个木匠，独自一人生活，压根儿就没想装作戒酒的样子。
谢恩是那个打破了在戴尔·兰杰农场流传的谣言的人，这个农场就在我们农场西面的山谷里。戴尔能够容忍在晚上挤奶时饮酒，因此从来不缺帮手。我认为谣言的兴起是因为当时我仍然穿着刚搬家时带来的标准的城市衣物，剪裁讲究的衬衫，裙子到膝盖上面，靴子有一点高跟，而在这个镇上，唇彩都被认为是作风大胆、特殊场合才会用到的东西。有人断定我以前是纽约城中高档的应召女郎，而这个消息被戴尔农场的帮工深信不疑并广为流传，直到谢恩开始了解我们，然后跟那些人说我根本不是一个应召女郎，而是从大学毕业的。而谢恩对我们说，巴德·坎普贝尔的回答是：“我不知道啊，我只是听说的。”
我们也认识了托马斯·拉方丹，这是一个高大健壮的男人，有着一双闪亮的蓝色眼睛，经营着当地的定制屠宰店，秋天猎人会把猎杀的鹿带来切块并包装。托马斯告诉我们他曾经酗酒，还是个在酒吧打架的危险分子，后来他的医生和妻子联合起来向他施压，告诉他要么戒酒，要么在孤独中死去。所以，他马上戒酒了，并且从此以后滴酒不沾。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托马斯和谢恩是唯一直接跟我说话的人。其余的人会停下车，把车窗摇下来，问“马克在吗”或者“你家老板在吗”，然后沉默地坐着，直到马克回来，然后所有的问题、评论和交易都冲着他来，完全把我忽略了。当他们离开的时候，会说：“再见，马克。”可其实我一直就站在那儿，并试图插入我的意见。马克比我高出许多，甚至没有人跟我有眼神接触。但是托马斯和谢恩会在马克碰巧不在的时候来访，真心实意地认可我的存在。他们并不是直接离去，而是会摇下卡车的车窗，跟我聊一会儿。我突然意识到我根本不知道对他们说什么，好像没有什么共同感兴趣的话题可以聊。我会变得紧张，为了打破沉默的局面，无论脑袋里闪现什么古怪的想法，我都会脱口而出。他们两个都很有礼貌地对待我笨拙的表现。
我用了大半年的时间才明白，在这里，谈话不一定非要有意义。你可以谈论天气，或者再次谈论已经涵盖的话题，也不会不舒服。实际上，一句话也不说也是完全可以接受的。我是在托马斯的店里停留时明白这一点的。他正在把为我们屠宰的猪肉打包。这正好是猎鹿的季节，托马斯十分忙碌，一直工作到晚上，冷冻箱里装满了处理过内脏的动物尸体。鹿的肋骨在门外堆得很高。普波·亨德森进来了，他是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灰白的胡子长得足以塞进裤子，戴着黑框眼镜，镜片又厚又模糊。他与他的母亲生活在一起，很少离开山谷，在自己的房子、托马斯的屠宰店和戴尔的农场组成的三点一线中生活，两只啤酒罐塞在衬衣的口袋里。普波和托马斯互相简单地打了个招呼，然后普波从口袋里拿出一罐啤酒，坐在肉锯旁边。托马斯把鹿肩上的骨头剔下来，估量着给香肠加调味料——盐、胡椒和鼠尾草，把调过味的香肠放进绞肉机。地方的农村电台正在播放着轻柔的音乐，他们一直一言不发，直到一小时之后普波站起身来说：“嗯，差不多了。”托马斯回答：“好的。”然后普波离开。这就算作一次探访，是朋友和邻居之间经常做的事情。
我们见到的人都不停地告诉我们，我们会失败的，只不过说话的老练程度有所不同。他们说这一地区没有人对当地食物或者有机食物感兴趣，或者即使他们感兴趣也买不起。就算找到买我们食物的人，我们还是会失败，因为农场太过潮湿，种什么都不长。就算我们成功种植了某些作物，成功地把它们卖掉，失败仍然只是个时间问题，务农就是务农。一些人把这些事挑明了，而另一些人是在暗示我们，而无论哪种方式，我都会产生一种焦虑感，我尽力去平息这种焦虑感，直到马克和我单独相处，才有所减轻。我对我们正在做的事情并不擅长，也不知道我是该相信马克的乐观，还是相信大家的悲观。如果我们失败了，我没有别的路可走。失败了以后，我就再也回不到以前的生活了。我不会再有公寓可住，也没有钱交定金，因为我们把所有的积蓄都用来买奶牛这类的东西了。曾经有一个上了年纪的邻居叫特鲁迪，她从厨房里收拾了一箱子多余的锅碗瓢盆给我们带过来。这都是很好的珐琅铁锅，我们怀着感激之情收下了。后来，另外一个邻居过来串门，问我们特鲁迪是不是给我带过来一些锅碗瓢盆。“她以为你们很穷呢！”他爽朗地笑道，“她还以为你们，怎么说呢，生活贫困。我试着跟她解释，你们的贫困是你们自己的选择。”这番对话让我郁闷了好几天。我记得上小学时有些孩子被称为贫困生，他们垂头丧气的，脸上挂着干掉的鼻涕，衣服看起来脏兮兮的，我不禁对着镜子，拿自己跟他们做了一番比较。
我们私下里聊起我们的未来时，我会问马克，他是不是真的认为我们有机会成功。他说，我们当然有机会，而且无论如何，就算是失败了也没关系。在他看来，我们已经成功了，因为我们在做一件很艰难的事，对我们来说这才是最重要的。你不能用“成功”或“失败”这样的词来衡量这样的事情，他说。我们的满足感来源于尝试一件又一件艰难的事情，不计结果如何。最重要的是，你是否在向着你认为正确的方向前行。他的话听起来非常可疑。
这样的对话上演了很多次，我很焦虑，马克很镇定，直到又一次我们坐下来核对开支时，我几乎要哭了。我感觉我们在一个悬崖边摇摇欲坠。我不是想让他保证我们会大富大贵，我只是希望他能够向我保证我们能够有偿付能力，用我的话说，我们能够一切安好。马克笑了。“可能出现的最坏的情况是什么呢？”他问道，“我们都是聪明能干的人。我们生活在世界上最富足的国家，有多余的食物和住处，人们都很善良。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让你害怕呢？”
他的这种观点可以追溯到一个非常特殊的时刻。那年他二十一岁，刚刚从斯沃斯莫尔学院（Swarthmore College）毕业，获得农业科学学位。学校并未授予这一专业，但他自己把生物学、化学和经济学结合在一起。他想看一看美国的农业是什么样子，看看农村生活是什么样子，他想近距离进行观察。他从他父母在纽帕兹的家出发，自行车上载着帐篷和换洗衣物，然后向西骑行。那时正值夏季，他告诉他的祖母，他会跟她一起在加利福尼亚她的家里过圣诞节。
他没带多少钱，部分原因是他那时候本来也没多少钱，还有部分原因是他有一种想法，认为金钱会阻止他进行这次冒险。旅行的第一周，他用两天时间骑车路过新泽西的一块施工地带，被卡车的噪声和沥青马路上的热浪弄得身心疲惫。后来的一个下午，他看到一个骑车手迎面而来，满载着装备，就像他的自行车上的一样。
他的名字叫作卡尔，来自西雅图，骑行的路线跟马克的一样，不过是朝着相反的方向。卡尔告诉马克说，马克马上就要迎来一段糟糕的旅程，美国是一个糟糕的国家，遍地都是吝啬刻薄的人，还有恃强凌弱的警察，他们总是寻找借口来找你的麻烦。然后他们分道扬镳，卡尔朝东走，口袋里装着马克父母的地址，而马克继续向西骑行。
马克那天穿越了边界，进入了宾夕法尼亚州，晚上的时候到了特拉华河（Delaware River）畔的一个小镇上。他想找一个地方露营，却有些担心了，怕警察出现。他看到一个有一片篮球场的公园，两个年轻的父亲在打篮球，他们的孩子正蹒跚学步，在草地上玩耍。马克问他们自己是否能够在这里露营，他们说想不出什么不能在这里搭帐篷的理由。于是，马克在一片树林里搭起帐篷，在斑驳的树影的遮蔽下，他把衣服脱下来，用特意带来的一夸脱水清洗自己。他一抬头，发现一个男人在向他走来，手里拿着什么东西。马克是近视眼，他的第一反应是，警察来了。他在树林里赤身裸体，而两个学步的孩子在附近，他可能会被逮捕，以性侵犯的罪名被起诉。他把裤子穿上的时候，发现那并不是警察，而是刚才打篮球的一个年轻父亲，他拿着一个盘子，上面装满了炸鸡和甜玉米粒，还有一大杯冰茶。“我觉得你可能饿了。”那位父亲说。
其余的旅程也跟这次完全一样，遇到的都是心地善良的人，为他提供食物和住处，充满善意，真正的善意。在旅程结束之前，他想要寻找某种类型的农场，有一个花园，不要太大，不用太光鲜，但是要修缮良好，不要带有荒芜的气息。他敲开农舍的门，询问自己能否在这里露营。他从来没被拒绝过，一次也没有。十次有九次门会打开，接下来的事情就是他在主人的餐桌上与这一家人共同祷告，之后他就发现自己被安顿在客房的床上。他经常花一两天的时间在这个地方干活儿，以这种方式他看到了不同类型的各种农场，见到了各种各样的农夫家庭。他看到过饲养场和柑橘种植园，在一个小规模有机蔬菜农场给豆子锄草，坐在联合收割打谷机上穿过一千英亩的玉米田，玉米从机器里涌出来，就像一条平缓的金色河流。他在美国中部停下来，到一个商会去取地图，办公桌前的男人到他的车上去，回来的时候手里拿着一包新袜子。“拿着，”他说，“做这种旅行你总会需要好袜子的。”他在印第安纳跟一个种植玉米和豆子的家庭待了四五天，家里的女主人康妮开了一家美发店，马克吃饱喝足养精蓄锐，休息好之后康妮把他带到镇上，在美发店的椅子上为他洗了头发，洗了两遍，因为第一次洗过以后水仍然是混浊的，然后她为他剪了头发。康妮现在还给他寄圣诞贺卡，里面夹着她孙子、孙女的照片。我见过这些贺卡和照片，所以我知道，他说的这些事情是真实的。
这些故事安抚了我焦虑的情绪。除了这些故事以外，还有邻居中间不同的声音。谢普·希尔兹就住在山的那一边，一生都在务农。他身材矮小，长年累月的劳作侵蚀了他的双腿，膝盖几乎弯不下去。他以一种左右摇摆的方式推动自己前行，看起来就像一个机械玩具。他握住拐杖的手因为关节炎而扭曲肿大，而他仍然每天早晨给一群肉牛喂食。他告诉我他喜欢役马、狗和漂亮女人，排名不分先后。他把自己的身体状况归咎于自己孩提时代干活儿太过辛苦，从十岁开始就把九十磅的牛奶罐扛到卡车上。他听说我们的计划时，并没有说他认为我们会失败。他也没说我们会成功，但是他向我们点头作为鼓励，告诉我们，我们选择的路没错。他已经目睹了八十年农业的风云变幻，拖拉机、挤奶器、集液罐的出现，还有化肥、农药、各种设备，推动了农业的规模化运作。他也对这些东西进行了思考，也看到了它们的影响。他说，如果他是一个刚刚起步的年轻人，他一定会再次使用役马，小规模运作，越简单越好，种植自己能吃的东西，也许会养几头上等的泽西奶牛，用牛奶来做黄油或芝士。立足于当地，养活自己，养活邻居，就像他小时候那样。
天气变得非常寒冷，雪吱吱地响，湖上的轮渡仍然开通着，浓重的蒸汽每天早晨从上面升腾而起。在我们冰冷的房子里，地下室里的霜冻线每天都在降低。我们把保温胶带缠在水管上，让壁炉里的火一直熊熊燃烧着，但是只有它前面一个小得惊人的范围内才是温暖的。整整一个星期，房子外面的温度计一直在零摄氏度以下徘徊。在农场里，母鸡的鸡冠由于霜冻已经变黑了，而所谓的“无霜”消防栓已经冻得硬邦邦的了。我们从水泵房里用桶提水，很小心地不沾湿我们的双手。我了解了水的重量，每加仑八磅多一点，一个桶是四十磅，水装满并能够保持平衡的重量是八十磅。尽管我戴着厚厚的手套，水桶的把手仍然深深地勒进我的手掌，我的肩膀变得宽厚结实，长出了新的肌肉。
农场因为天寒地冻而被封锁起来。我已经有好几年没经历过一个真正的冬天了，无论穿什么，都感觉不到暖和。我的脚已经冻得麻木，手也隐隐作痛。在挤奶和干杂活儿的间隙，我们回到镇上的房子里，在门口把冻僵的衣服脱掉，然后急急忙忙地在壁炉里生火。床远远没有壁炉的温度舒服，早晨的时候我会从被子里跳出来，向壁炉跑去，手里拿着衣服，每一步和冰冷地板的接触，都会让我打个寒战。马克在晚上入睡前为我读《伊甸园以东》（<i>East of Eden</i>），我们盖着三床毛毯，还要戴着厚厚的帽子，穿着厚厚的羊毛袜子。
在室内有很多活儿要做。我们需要打入当地的农民网络，因为尽管他们的独立广受赞誉，但农民仍然需要互相联系，互相交换劳工、机械、专长、产品和信息。除了工具和拖拉机以外，马克也把他与邻近的农夫建立的所有友好网络留在了宾夕法尼亚。当你在收获季节需要焊接零件，或者冬末用完了干草，并需要以优惠的价格购买来帮你过冬时，这种网络是至关重要的。就像其他事情一样，这件事我们也要从头开始。马克很长时间都泡在电话上，跟他人联络并安排见面。
同时，我们也在寻找一群马。马克向他在宾夕法尼亚的阿米什朋友寻求建议，他们告诉我们，我们需要的是特定种类的马，性情安静，容易相处，擅长使用各种农业机械，已经见识过很多农场工作，但仍然可以干好几年的活儿。在所有条件都一样的情况下，阉马比母马更好。
寻找这样的一群马，有两方面的麻烦。第一就是稀缺。役马的市场很小并且很特殊，不像轻型马的来源那么丰富。役马所使用的场合都是以炫耀为目的，你在游行或者乡村集市上看到的套在车上的马，或者在短距离拖重物比赛中看到的巨型马，都是这种类型。养马人只培育能够卖得出去的品种，因此市面上大多数的役马都符合这两种类型。前者腿长，昂首阔步，光彩照人，精力充沛；而后者肌肉发达，能量具有爆发力，但是大多数身体受损，并且不总是能受到善待，这种结合让它们性情捉摸不定，有很大的潜在危险性。
沉着冷静、经验丰富、身体健康的役马非常稀缺，而且几乎从不出售。一个阿米什人或者真正养马的农夫，如果想要“使用马”来干活儿，就会自己培育役马，而不是从市场上购买，而且如果培育出一匹好马，他会把它留在自己身边，尽可能长期使用。如果有这样的马出售，那肯定是有什么问题，要么就是脾气不稳定，要么就是健康情况堪忧。
打了几十个电话以后，有一条线索前景十分明朗，那就是湖对面有个马贩子。我们乘轮渡到佛蒙特州，然后开车去库珀家的农场。他们经营着一家很大的奶牛场，但也经常做役马交易，享有诚实正直的好名声，这一特征在马贩子中是很少见的。
我们停在库珀家农场的时候，天正在下雪，土路上一间低矮的平房笼罩在旁边长方形红色谷仓的影子里。吉姆·库珀出来迎接我们，衣着朴素，戴着平顶帽，留着门诺派教徒式的有意思的胡须。他把我们带进谷仓，里面都是我见过的最大的马，它们结实的臀部从畜栏中突出来，伸到过道上，有黑色的、棕色的、杂色的，每一匹马都比我高。
有一匹小马拴在横梁上，这是一匹佩尔什马，膘肥体壮，皮毛黝黑发亮，就像新靴子那样。他戴着一个笼头，用缰绳拴着，绳子扣在嚼子上，皮带环绕着他的身躯。这匹马用口衔着嚼子，上下咀嚼，耳朵向后伸着，未处于紧绷状态，但也不是完全放松。吉姆二十岁出头的儿子解开横梁上的扣，带着这匹小马走过我们身边，前往外面的小牧场，有几匹马在那里闲荡。吉姆解释说，这是他对待小马的方式，给他们戴上嚼子，让他们在马群同伴的舒适环境中自己去适应。
这时吉姆的儿子回来了，把一头丰满的棕色母马牵出过道尽头的畜栏，吉姆则牵出了她的同伴——另一匹母马，两匹马是如此相似，我不得不用尽各种办法来分辨她们的不同。吉姆告诉我们，她们是比利时马，八岁大，受过良好训练，而且举止温顺。“但马就是马，”吉姆说，“不能保证百分之百安全。”他和他的儿子用刷子替她们刷毛，把项圈抬起来，再放在肩膀上，所有这些动作沉着干脆，养马者用这样利落的方式让马保持放松。“曾经有一个人，”他说，“他想要使用役马。他的妻子很害怕马，所以他想要温驯一些的。”他从畜栏旁边的钩子上取下了一个沉重的皮革挽具。“我给他看了几匹阉马，这是很稳定的一组，女人或小孩都可以骑。”他把颈轭举过头顶，轻轻地安放在颈圈的沟槽里，然后把马具其他的部分放在母马的背上，这里已经是难以梳理的一团糟，但竟然能保持平衡。这时他走到母马面前，把颈轭的带子扣上。“那个男人出来看这一组马，确实是好马。”说着，他走到母马身后，把挽具拉到臀部上面，那乱成一团的皮带正好落在了合适的位置。他把她的短尾巴拉起，然后扣上腹带。“我们把马套在车上，然后开始穿过马路。”他拿着笼头的缰绳，母马低下了头，他把笼头套在她的头上，扣上喉勒，把锁链挂在她的下巴上。吉姆的儿子把另外一匹母马套上挽具，把她带到同伴旁边，把绳子扣在嚼子上。“我们到了马路的另一边，一只蜜蜂叮了其中的一匹阉马，他们受到了惊吓，狂奔起来。那个男人害怕极了，从马车后面跳了下来，他的头撞到了马车边缘，死了。事情就是那样。那些马都是好马，从来不给我惹麻烦。但是，不能保证百分之百安全。出发吧，母马。”
雪已经停了，空气更加刺骨地寒冷。风卷起新落的雪，在空旷的田野上打旋。母马看起来情绪很紧张，扯住了嚼子。吉姆让较近的一匹马跨过雪橇杆，雪橇非常结实，等候在车道上。吉姆的儿子把颈轭卡在挽具上，把雪橇杆放在颈圈里，然后把拖曳绳索挂在平衡器上。吉姆把绳子拿在手里，我们都在雪橇上坐好之后，他向马下达了的命令，然后马急切地出发了。车道上结了冰，母马用力抓着路面来保持稳定。
在路的那一边，田地被厚厚的雪覆盖着，马需要努力开出一条路来。吉姆吆喝着让马止步，两匹马原地舞动着，用力拉着嚼子。“把那匹母马放下来。”他告诉他儿子。他儿子从雪橇上跳下来，在雪中跋涉，走到右边的马头旁边。他从嚼子的环上把绳子解下来，系在嚼子一半的地方。我从骑马的经验中得知，这让吉姆能够更容易地给嚼子和勒马绳之间的舌头和上齿龈施加压力。我看着吉姆强健的体魄，怀疑我怎么能够驾驭这样的马。我们再次出发，但是母马并不安定。她们不是慢慢行走，而是紧张地小步快跑。“她们自从秋天开始就一直没有干活儿了，”吉姆解释道，“如果你们想要这两匹马，我会帮你们训练几个星期，每天都训练，她们就能像原来一样灵敏了。”在几分钟的挣扎之后，他再次叫马停下，叹了口气，说，“你们不会要这两匹马的。去找盖瑞·杜凯特吧，他正有一组马要出售，是他几年前从我这里买的。那才是你们要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