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江堰工程之所以与众不同，在于其善于利用成都平原的自然地理特征，利用各种不同的地势、地形、水脉、水势，采取无坝分水，壅江排沙，继而自流灌溉。这一切无不透着一种顺应水的自然特性，譬如鱼嘴、百丈堤、飞沙堰等均是顺应水势，而非逆水阻水，更非拦坝蓄水之类的做法。自然，我们可以说这是因当时的技术条件所限——无现代科学技术，无钢筋水泥，无炸药，无先进的施工机具等等——只能用竹、木、卵石等原始材料，进而因势利导的结果。但往深处看，都江堰体现着利用阴阳五行学说，重视人与自然协和统一的思想。正如成都人扬雄所说：“夫作者贵其有循而体自然也。其所循也大，则其体也壮；其所循也小，则其体也瘠；其所循也直，则其体也浑；其所循也曲，则其体也散。故不擢所有，不强所无。譬诸身，增则赘，而割则亏，故质干在乎自然，华藻在乎人事也。”（杨雄《太玄·玄莹》）

如此的思想精髓可以说浸透在整个都江堰工程建设、修缮之中，不论是在堤防、排沙上，还是在控流、分水诸方面都顺应水势，而又互相合作，互相依存，发挥着在依乎水之自然状态下的整体功效。即人在对水的顺应当中，虽然不违背水的特性但是要做适当的改变，其大前提是因为水无常势。所谓圣人在于成天下之大顺，水利建设就更是如此，“水顺则无败，无败故可久也”（《太玄·玄掜》），从这里我们便不难看到，都江堰之所以历二千三百年而不毁，历久而发挥着它伟大的功用，除了每年较为完备的岁修外，最重要的就是它顺水之自然及发挥各个工程相互配合的整体作用，用防洪、灌溉、航运及社会用水的整体功效，来彻底地变水害为水利。这在两千多年前的中国乃至世界上都是非常先进的水利思想，同时在高科技日益发达的今日仍有非常现实的借鉴意义。

我们还应看到，都江堰之顺乎水情，不只是体现在它的修建上，还成功地体现在它的岁修制度上。采用竹笼卵石结构的岁修制度是在分析比较前人岁修制度的利弊基础上做出来的（清代佚名《都江堰复笼工碑》中载，竹笼结构是明代卢翊在都江堰岁修中开始采用的），因为竹笼结构的修治，既可以防洪，又可以因有疏导功能而不至于被洪水冲垮，即便冲垮亦易于修复，而且遭到毁坏也只是局部而非全体。

事实上，顺应自然，重视阴阳五行学说，不只是在都江堰的修建及其岁修制度上有充分的体现，就是在都江堰的支渠上都有相应的体现。“蜀州江有硬堰，汉州江有软堰，皆唐章仇公兼琼所作也。鲜于惟几蜀州人，为汉州军事判官，更为硬堰，一夕，水暴至，荡然无孑遗者。盖蜀州江来远，水势缓，故为硬堰。硬堰者，皆巨木大石。汉州江来近，水声湍悍，猛暴难制，故为软堰。软堰者，以粗茭细石，各有所宜也。自惟几改制，甫毕工而坏。前人之作，岂可轻变之哉。”（范镇《东斋记事》）这就说明，对水势水脉、地形地势，包括水流量及其流程，都一定要有一个清醒的判断，顺应自然，绝不能生搬硬套，这也说明软堰硬堰没有哪一个更有优势，它的优势只能体现在它能否顺应彼时彼地水之自然状况，作出相对的因应才能体现出来，具体地说硬堰或软堰哪一个更有优势，那就不符合顺应自然的实际情况。而都江堰渠首之下的干流，由于水降坡度大，水流湍急，因此宜于采用竹笼卵石这样的软堰方式，才能达到防洪、灌溉等目的，这也就是虽然岁修费用很大，依然不得不实行的实际情形，即便如今也还在部分实行竹笼卵石技术，以对都江堰进行局部的修补。

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一点想法，即顺乎自然渗入都江堰工程的同时，也渗入了成都人的个性及血脉中——顺乎天性，得过且过，狡猾善变，享受生活等等——姑且称之为一种独具特质的水文化之影响吧。而且道教的发源地区在鹤鸣山和青城山连接地带，道教的思想中有阴阳五行的成分，此乃顺乎自然、崇尚黄老之哲学，另外尚有长生不老、贪图享乐的思想包孕其中。更为重要的是，四川包括成都历来的今文经学的风气较重——“好文刺讥，贵慕权势”（《汉书·地理志下》），也就是此种思想的变种体现——“益部多贵今文而不崇章句”（《三国志·蜀志·尹默传》），加之与彼时本地少数巫术之风联结在一起，“俗好巫鬼禁忌”（《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对成都人的贪图享乐之风，或许有几分影响亦未可知。

前蜀后蜀这种偏安一隅的政权中的后主，对道教之崇尚胜过其他地区，比如王衍将道士杜光庭任命为传真天师，崇真馆大学士，荒淫无度；孟昶追求长生不老，贪图享乐，道教是他们享受的催化剂。民众的享乐虽无他们那般奢侈，但是也不遑多让，以至形成一种风气。这是都江堰导致这一地区水旱从人，物产丰饶，在农业社会人们容易生存，以及道教中的享乐成分对人们的吸引的双重结果，我们不可小看这样的双重影响。对此，我们不难从古人对自然地理于人的影响方面加以征引，以观察问题的实质，“西北多山，故其人重厚朴鲁，荆扬多水，其人亦明慧文巧，而患在轻浅”（庄绰《鸡肋编》）。虽然文中所提及的是，荆扬之人多“轻浅”，然用在成都人的身上也大抵称得上是不刊之论。

更为有趣的是，道教与都江堰的关系。杜光庭曾作与都江堰及道教均有一定关系的《录异记》和《贺江神移堰笺》，《独醒杂志》（宋代曾敏行）亦有清楚的记载，更有宋代道教人士编撰的与都江堰岁修有关的《道教灵验记》（佚名，参见宋代道士张君房《云笈七笺》），以及清代二王庙道士王来通——他还亲自撰写了诸如《天时地利堰务说》《拟作鱼嘴法》《作鱼嘴活套法》等，尤其是前者用阴阳五行的哲学来阐述都江堰之“堰务”——编《灌江备考》时约请当时许多人写有关都江堰的文章，除了说明都江堰与宗教尤其是道教——似乎在各种教派中只有道教特别记载着都江堰水利文献，因为顺其自然是它们共同遵守的法则——的密切关系外，还体现了这两者对成都的文化，以及成都人的生活方式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另外，古籍中常载川人包括成都人，父母尚健在，子女就及时分家，“别籍异财”，成为比较普遍的事，甚至形成了一项传统。“小人薄于情礼，父子率多异居”（《隋书·地理志上》），因此招致统治阶级出面严谕，“太祖开宝元年六月癸亥，诏荆蜀民祖父母在者，子孙不得别财异居；二年八月丁亥，诏川陕诸州，察民有父母在而别籍异财者，论死”（转引自张澍《蜀典·风俗类》）。统治阶级认为此举会动摇宗法社会的统治基础，当然更重要的是伤及他们的利益。或许分家的潜在基础就是物质上的相对丰沛，否则分家而带来的相同资源上的重置，就会形成不必要的浪费，而对生存不利。当然或许另有原因，但不管怎样，我们不难由此从侧面观察到，在四川包括成都的历史上，儒家思想并没有像在其他地方一样占据完全的市场，尤其是在小民百姓之中。倒是道家的享乐之风，对成都有深入骨血之功效，很对民众的胃口，绝非那种以压抑人之寻常享乐为己任的儒、佛二家可以相提并论的。

<h2>水湄之城</h2>

关于治水，在技术不甚发达的时代，顺乎自然是第一要义。而在当今，顺乎自然固在相当程度上仍是治水的不二法门，但人的认知能力和技术水平的提高，确是古代所无法比拟的，因此用最新技术来改造治水之工程，就有了相应的技术基础。但有了相应的技术基础，还是要在治水时解决因水利工程不破坏固有的环境平衡，及其由此引起的诸多与此相关的问题，如果这些问题的产生所带来的负面效果可能超过水利工程本身造福于民众的利益，就等于做了一笔注定要输的生意。这就是三峡工程为什么至今仍有各路批评意见的原因。

但都江堰的确没有这样的麻烦，因为地处平原地区，而且此水又多用于灌溉及社会用水，并不主要用来发电，故而不必筑坝蓄水，而是继续采用无坝分水的方式。但如果都江堰灌溉水系的其他灌溉支系，不是采取都江堰主渠那样顺乎自然的无坝分水方式，无疑就会出现灾难性的影响。而像清朝同治年间灌县知县钱茂用类同于都江堰修建之法，修建的黑河前段石牛堰（李芳《钱公堤记》），其畅流无阻，便利于民，自在意料之中。

我之所以提到都江堰支渠系的修建工程，其原因是李冰在建设都江堰的同时，就似乎想到都江堰水系的整体开发，全面开发成都平原，即依天然水势，“规堰潴，町原防”，整理原隰沮洳，以便排除。更进一步的，在原来开明可能开掘的零星河床上，穿检江和郫江即成都二江，将都江堰与成都发展联系起来。检江自宝瓶口外分水，今名走马河，过成都则称为南河，又叫锦江；郫江今天一般称为柏条河，过成都时则称为府河，两江于成都东南合江亭处相汇。但李冰所凿二江是平行流于城南，只是到了唐僖宗时，高骈筑罗城以卫成都，以防南诏，在九里堤筑糜枣堰，才使府河改道绕过城北向东流，亦在今安顺桥的合江亭汇合，该处“鸿盘如山，横架赤霄，广场在下，砥平云截”（曹学佺《蜀中广记》），终至形成“内外二江环抱，大小重城相包”的城市布局。此种格局历经两千三百多年而无大的变化，使得成都这两千多年建立在城址破坏较少的基础上——当然像南宋末年的蒙元入侵、明末清初的大兵祸等等，自是不免的。这里主要是指水对于成都的发展弊少利多这一点而言。尽管就城市而言，因水而兴，因水而荣，因水而困，因水而发，是水作为一柄双刃剑的天然性使然——因而城市建设稳步发展的前提下，它获得了一种相对的繁荣。

二江环抱成都的格局，不仅对满足人们的生活用水有极大的帮助，有利于改善民众个体的生活质量，更是便于成都与外界的交通。尤其是在清代以前，成都的货物、客商大量通过二江接峡路水道出川，远销或远走江南，进而遍及全国各地。不特如此，还由此生出了类似于现今的经济发展及游赏消费增长点，即沿江的游赏娱乐，沿江形成的一些制笺作坊，沿南河而形成的许多制锦、濯锦作坊，为刺激成都经济的发展、繁荣成都文化做出了不小的贡献。成都的游赏之胜，已见前述，城内有解玉溪通过的大慈寺等地，在唐宋两代是游赏胜地。就是沿江两岸也多有赏乐之地，其中尤以锦江（南河）及其支流浣花溪一段在历史上最为引人注目。

传说唐代冀国夫人四月十九日看见一位跌到污泥中的和尚，她帮他洗僧衣，于是顷刻间便百花满潭，因而浣花溪一名百花潭。继而从后蜀开始，每年四月十九日就成了成都盛大的民俗活动“大游江”，掌成都的宋祁形容此日是“浣花泛舟，满城欢醉”。史学家、新津人张唐英对此作了较为详尽的记载：“龙舟彩舫，十里绵亘。自百花潭至于万里桥，游人士女，珠翠夹岸……有白鱼自江心跃起，变为蛟形，腾空而去。”（《蜀梼杌》）而任正一《游浣花记》更是极写游赏的盛况，满城士女“泛舟浣花溪之百花潭，因以名其游与其日。凡为是游者，架舟如屋，饰以缯彩，连樯衔尾，荡漾波间，箫鼓弦歌之声喧哄而作。其不能具舟者，依岸结棚，上下数里，以阅舟之往来。成都之人，于他游观或不能皆出，至浣花则倾城而往，里巷阒然。自旁郡观者，虽负贩刍荛之人，至相与称贷，易资为一饱之具，以从事穷日之游。府尹亦为之至潭上置酒高会，设水戏竞渡，尽众人之乐而后返。”（转引自《成都文类》）百花潭至万里桥的长度，有数里之多，可见游乐人数之众，岸上船上互相映衬、民众官僚共同游乐，极一时之盛。至于说穷人在这一天哪怕借贷也要游乐，恐怕我们今天也能在成都看到这种场面。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这种“寅吃卯粮”的方式自然还有刺激消费、促进生产的意味。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况下，“寅吃卯粮”的消费方式自然不可能制度化。这等盛况只有在唐宋经济繁荣的成都才能得见，后来的成都虽然亦有游赏之乐，但此等铺张之盛况却是难以再来。说明游乐之盛与经济文化的繁盛消长的关系是互动的，游赏娱乐固然刺激经济的发展，但经济不繁荣，游赏娱乐就失去了难以支撑的物质基础。

不用问，浣花溪有这样的游赏盛况，必然引起“好事”的文人们的歌咏，倘若没有他们的“好事”，不仅浣花溪的一切无迹可寻，而且你涉足浣花溪时绝没有蕴藏人文遗迹的历史感。如果那样的话，古人在浣花溪的游赏情状就是完全的“事如春梦了无痕”，同时一座城市因少了这些人文景象，而失却了它应有的分量和看点。杜甫前后两次居住在成都近四年，而其居住地所毗邻的便是浣花溪，因而咏叹浣花溪的篇章是不少的。四年之中，据粗略统计，杜甫写诗260多首，其中田园、山水诗不下百首，而写浣花溪的就有近40首之多，占其田园、山水诗的近半数。这对时常想“致君尧舜上”的诗人来说是个真正的意外，说明成都相对安定的生活及独特的风光，使得终日愁眉苦脸的老杜大发歌咏田园山水风光的雅兴。而杜甫之写浣花溪，筑草堂，咏叹浣花风物之美，为后世游浣花、怀草堂、吊老杜的人留下了凭借之资。浣花溪一带由四月十九日之游赏浣花，而扩大到凭吊杜甫，欣赏草堂，俨然而成旅游区。以致后来，游浣花溪的盛况让位于人们到此凭吊草堂。我手中有一本李景焉选注的《历代浣花诗选》，载诗161首，除了40多首杜甫写浣花的诗外，大多是后人悼怀他及草堂的作品。浣花溪随时间的推移，越到近代，注意的人愈加减少，这固然有老杜魅力胜过它的地方，更有一层原因是，爱老杜的人多文人，文人能写，而爱山水的一些普通人则未能表达出来，史籍不载，因而浣花偏少，而草堂偏多。当然最坏的原因是，随着浣花溪的污染越来越严重，浣花溪失去了往日的风采，这才是夺其性命的根本。

设若只有环成都之二江散发出相应的魅力，那么成都的格局，便不是被二江环抱，而只是环二江之滨发展。这样就会使成都城址发生变化，比如靠近今展览馆、后子门、青龙街及北较场一带就不可能取得良好的发展，大小二城的交结及其城址，就只有迁徙而没有继续存在的理由。由于成都古时号称“陆海”，沮洳沼泽之地甚多，除了稍后李冰所穿之内外二江（后被高骈改为今道），在城内亦是沟渠纵横，达一百多条之多，从今日尚存之众多桥名如青石桥、桂王桥、高升桥、三洞桥、玉带桥、半边桥、落虹桥等已不难侦知，而城之西面、南面分布着“七星桥”。加之后来韦皋镇蜀开解玉溪，白敏中执掌成都疏浚金水河，使得城市内部的渠道更加畅通成为可能，更为实质的是，由此拓展了新的经济增长区域。比如唐玄宗敕建大慈寺，使得成都东郊逐渐繁荣，加之由西北引内江水入城，凿解玉溪，经城中斜向东南至大慈寺，而稍后白敏中于城中所开的金河，亦在大慈寺一带与解玉溪汇合，于东郭附近又流入内江。因此才有唐宋两代大慈寺的繁荣，也才有《岁华纪丽谱》所言的“暮登寺门楼，观锦江夜市”。

自然，解玉溪、金水河这样的城内河道，对综合发挥城市的作用是很大，诸如可供城中用水如消防、排污——当然更为先进的做法是，大慈寺僧众多达八千至一万人的时候，其大便即可通过金水河运到粪草湖街，再转运其他地方，而最终成为农民的肥料。大抵是可以据此与农民以物易物如柴草，或许可以卖给他们，总之不会无偿运送——汛期防洪、行舟运柴米入城区等。往更深处想，还可以美化生活环境。

而高骈之改原李冰穿二江形成的今天府南河格局，一方面减少城南洪水时期的压力，因为此前二江平行流经南面，且相距不远。另外彼时最要紧的是提高了成都抵御外敌入侵的能力，这与高骈筑罗城联合起来，使得成都城的守卫能力大大加强。自高骈之后，诸多执掌成都的人，都把解决成都城内水道淤堵问题当作自己的首要任务，因为它的通畅与否，事关民众的日常生活、城市的建设及其发展。宋代王觌将城中的两条干渠，东行分为四大支，分散于居民区中，便利用水及防火。遇有暴雨洪灾，则可在引水处将节制水槽打开泄水，那么城中所有沟渠的水位便能保持不泛滥成灾的正常状态（吴师孟《导水记》）。

成都环街大渠的疏浚工作按例是每年初春进行，但由于并没有形成不可更易的制度，因此到成都知府席旦来组织疏浚的时候，他将淤泥堆在渠道上，被农民当作肥料拿去肥田了；而当其孙子席益知成都府的时，河道又淤塞了，该年瘟疫流行，死亡不少。后来他采取他祖父的整治河道的方式，并且将要经常疏浚的渠道及其地段，用地图的形式绘制下来，加以刊印，以便留给后来治城内水道的人参考（席益《淘渠记》）。此后尚有明代刘侃、清代项诚等都曾大力注意城中水道及其排堵问题，但似乎还没有完全变成今日之下水道，因为明水道的淤堵尚费事不少，在技术没能达到之时，即便能用下水道之法，也是不能解决其堵塞问题的。

现在我们当然解决了下水道问题，但成都却处于缺水及水质严重污染之中，过去泛舟府南河，因而溯游浣花溪的美事，不知何日得以重现？而这一切必须仰赖于我们对于府南河的生态性综合开发利用，以环境之美化为第一要务。否则我们真是对不起有一个伟大而历久弥新的都江堰工程，对不起我们古人曾经卓越，且至今仍放光芒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