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把它创造出来与日月同辉，从这里流出来的是水，也是信念。

——梅·萨顿

上善若水。

——老子

<h2>真正的世界奇迹</h2>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纽约时报书评》对一本书兴奋地评价道：“本书读来妙趣横生……使人觉得学历史就像吃冰淇淋那样痛快。”以我们的阅读习惯，来猜度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肯定是困难的。因为在我们的阅读和学习过程中，学历史绝对是件枯燥得要命的事，而非“像吃冰淇淋那样痛快”，更何况这是一本反映一项美国水利工程的书——《胡佛水坝》。作者约瑟夫·E·史蒂文斯漂亮的文笔加上他科学的理性精神，使我叹服，多年以后，我仍能记住他所描述过的许多精彩细节。以我的孤陋，还不曾看到过中国人将水利工程写得如此科学而有趣，让门外汉也读得眉飞色舞。这让我想起几千年来寂寞地流淌着，不舍昼夜，灌溉了无数农田，给民众带来无尽福祉的都江堰。

但奇怪的是，我们却将荣誉毫无保留地献给了那早已“死去”——事实上，长城从诞生那天起，就没有有效地起到阻止“胡人牧马而南下”的作用，后来历次的外族侵凌中，其所起的军事作用也并不大——而且积淀像孟姜女这样千古民怨的长城，而冷落了真正给民众代来绵长之福祉，至今仍泽润天府的都江堰，真是令人匪夷所思。从表面上看，都江堰只泽惠了成都地区民众的生活，但其实它所起的作用之巨大，无论怎样估算都是并不过分的。

从历史上的非常时期来看，凡是国家动荡，处于生死危亡之秋，四川包括成都始终就处于整个国家非常重要的地位，如南宋末年抗击蒙古的入侵，二十世纪抗击日本的凌侵均是如此，而整个川西平原得都江堰之灌溉，水旱从人，使粮食在非常时期也能得以丰产，有抗击侵略者的物质资本，这正是余秋雨在《五城记》里所说的，在祖国大西南的版图藏着一个成都，实在是我们的福气的深层原因。亦如明末陈演在《大修都江堰碑记》时，赞赏当时主政四川的刘之勃大修都江堰，而彼时刚好兵荒马乱，四川愈加重要，都江堰的正常运转与否就更加重要，因为它关乎整个成都平原粮食是丰收还是减产的大问题。可以说，川西平原要有长期而稳定的发展，都江堰确是居功至伟。

都江堰对川西平原的作用是多方面的，防洪、漂木、提供生活用水等自不必说，尤其是它灌溉良田的功用，实在发挥着二千二百多年来最伟大的效益。在都江堰修成之初，都江堰所发挥的作用都是综合的，因为古来灌溉用水取之于外江，而内江之水则多用于航运，而且同时可用来漂木。发展到后来，便是内江以发展灌溉为主，而外江则专事排洪。当然所谓的综合利用，并不是指这些发展是齐头并进的，尤其是灌溉有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因为有时灌溉要让位于航运事业，越是古代，四川或者成都的陆运发达的程度低于水运，而且成本也较低，因而水运是必须保证的要务。《史记·河渠书》中对此有非常明白的表达：“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浸溉”。范成大在淳熙四年（1177年）六月初一日从成都到郫县，在途中看到了等雨插秧的景象，“前两旬大旱，种几不入土，临行，连日得雨。道见田翁，欣然曰：‘今年又熟矣。’”迨至郫县才见“家家有流水修竹”（《吴船录》卷上）。

由此不难证明，航运仍是最重要的事，而且据史书记载，直到元初，都江堰水系的航运都还较为发达。至于说由成都到乐山再到宜宾的水道，单说公元前377年，蜀军由成都出发，循岷江入长江，游水而下，进逼楚地兹方，可以想见水源之丰沛，造船术之精湛，航行技术之发达。直到清代中后期，这条由成都出川的黄金水道，才逐渐萎缩的，其原因不外有二：一是森林遭破坏，水土流失严重，造成河床因泥沙堆积而抬高；另一方面是水量逐渐减少，或者由于灌溉面积的增加，对用水量的需求增大，而导致了成都丧失了它作为水码头的航运基础。这也就使得成都对外的交流，完全要依靠不是很通畅的陆上交通，加上对外运输及交流的成本。

至于说到都江堰的防洪功能，当然它所起的作用是保证成都不受或少受水灾的影响，或者减少水灾对成都的损失。但它对成都下游的城市如彭山、眉山等地，就不存在多少保护作用，当然这是它的影响范围所致，也是保护和发展中心城市成都，而惯于采取的“丢卒保车”的一招。杜甫逃难到成都的时候，成都人不无得意地告诉他成都的水旱从人，“蜀人矜夸一千载，泛溢不近张仪楼”，这样确凿的例证，虽不是史不绝载，也非绝无仅有。公元910年8月5日，岷江洪水将都江堰渠首枢纽向下游冲移近一公里，但宝瓶口死死地捍御了过量的洪水，保住了成都不受侵害，而新津、眉山等地水灾严重（杜光庭《录异记》）；公元972年8月，成都大雨，岷江暴涨，但洪水全由外江排泄，府河没有进入更多的水量，成都保住了，但眉山、乐山却遭受了严重的水灾（黄休复《茅亭客话·蜀无大水》）。根据科学实验，每年四五月岷江水流量在每秒500—800立方米，那么内江分水55％—57％，换言之，灌溉及民用就占了水量的大半以上，也就表明可以全部或大部分引进宝瓶口。而当洪水流量达每秒4800立方米时，内江分流则减少到50％，外江分流比就大于内江，而当岷江百年一遇的洪水流量每秒7700立方米时，宝瓶口则只有每秒740立方米，还没有洪水总流量的10％（徐慕菊《从科技史角度看都江堰的科学性》）。尽管从西汉到民国年间成都发生25次大水灾（郭涛《四川城市水灾史》），但都没有对成都构成“灭顶之灾”，一方面，由此不难想见都江堰的防洪能力对于确保成都的安全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另一方面，成都城址千年不变，就与此有深刻的关联。

更为关键的是，都江堰在创建之初，即发挥了巨大的灌溉功效，使得无数土地成为水旱从人的良田，河水所到之处，无不显出其蓬勃生机，一派葱茏景象。汉代文翁曾开湔水即开挖都江堰的干渠蒲阳河，以灌溉繁（即今新繁镇一带）田约1700顷，而汉代的1顷约合今之70亩，也就是说，都江堰的一个干渠的灌溉面积即是11万9千亩，由此我们不难想象都江堰在彼时灌溉总面积之惊人（郦道元《水经注·江水》）。而事实上东汉应劭《风俗通》中已说，都江堰灌田万顷，那就相当于灌溉70万亩的面积。迨至宋代，都江堰的灌区面积又有极为惊人的发展，它甚至包括永康军、成都府、蜀州、彭州、汉州、眉州、嘉州等处，而成都府路共辖1府、12州、2军、1监，因此宋代曾执掌成都权柄的赵抃说都江堰“灌溉川西南十数州稻田”（《古今集记》）包括其灌溉良田的面积，在1949年后的30年内，从历史上最高的300万亩（有人估计在道咸时期灌区面积已达近300万亩，见谭徐明《近代都江堰工程管理的兴衰》），发展到近600万亩；随后再从南、北、中三个方向穿越龙泉山，将都江堰的水引向丘陵山区，建库蓄水，使灌溉面积达到850万亩，进而扩大至1500万亩。两千多年的事实证明，只有都江堰才真正体现了“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的精义，也正是其实用价值表明了五行水为首、八政食为首的古老文化哲学底蕴。

都江堰除了由于其各个工程互相协调，共同发挥着防洪、灌溉、航运及社会用水的综合作用，还在于存在着一系列的岁修原则如“深淘滩，低作堰”等，更在于李冰在创建这一工程的时候，提出了水文观测的方法及原则，为后世修理都江堰提供了可供比较的观测方位，尽管这一观测法是如此的粗疏。以三石人（神）为水则，又多次作石犀以镇水神，既反映了蜀人的宗教意识，也体现了李冰对水文观测的重视，更是见于记载的最早的水尺。石人既可以观测水位，又可以测定进入灌区的流量。“竭不至足，盛不没肩”，有人因岷江枯水期水位变幅约5米，推测出石人的高度约6米（《四川历代水利名著汇释》），但1974年3月于外江掘出的一个石人，高2.9米，肩宽96厘米，是东汉末年所作。这两个并不相同的数字，是否表明岷江水位之变化？还是“石人”并不是作为水尺来用的呢？这是一个问题。但不管怎么说，至少表明当时已意识到堰上游某处的水位和堰的过流量之间存在着特定的关系，是古代堰流理论的实际应用。

不过，这个理论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因为每个时代的情况不同，宋代是6划水位就可足用，元代宝瓶口水位如到9划（元代水则，每划1尺），则灌溉可以满足；设若超过9划，则需防洪；倘若超过11划，则要发生洪灾（见揭傒斯《大元敕赐修堰碑》）。而据清代道士王来通说，清明作秧田时水要5—6划，谷雨下秧种时要求6—7划，立夏小满普遍栽秧时要7—8划至9—10划，这才是正常的情况（《天时地利堰务说》）。民国初12划水位足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则13划足用，而到了六十年代因工农业用水的日益增加，则需引至14划水位才足够。这就说明水文观察因各个年代雨量和用水的多寡及岷江沿岸森林所被破坏的程度而不同，也由此可大致测得岷江水量变化及其变化诸因素，不仅是对研究都江堰有不可估量之作用，而且对研究生态、水灾与河流之关系，提供了可信的史料。

<h2>水无常势</h2>

美国汉学家魏特夫曾在《东方专制主义》一书说中国是个治水的国家，而且由此形成治水专制主义，遭到国内学者的普遍反对，不少学者都是以维护自己意识形态的“政治上正确”为己任的。我倒是觉得魏特夫真是别具只眼，尽管治水只是古代社会权力统治下的一环，但却是以农为本的农业社会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因为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我们历来都有集中一切力量办大事的传统，那么水利工程的修建及复修、岁修等都是官方集中民众力量来进行的，这种统一办事的行为自然是在专制制度下更容易得以通过大权独揽的方式来加以实现。

我并不想过多地讨论治水对制度形成的作用及影响，因为这不是本书的任务，但这确实也间接地反映了治水在中国这个农业大国有着无可置疑的重要地位。接下来我们要注意的便是，都江堰存在两千三百多年而不坏，至今仍发挥着重要作用，是其他那些历史上的水利工程所望尘莫及的，比如曾经风光一时的郑国渠、灵渠早已成为历史的遗闻。这里面其实存在着一个治水的方法及其背着秉承着的文化哲学背景问题。

一般说来，我国的治水，从鲧开始，采取的是堵塞的办法，即筑坝拦水。鲧的儿子禹，采取的又是疏导的办法，其主要的目的是防洪，即“高高下下，疏川导滞，钟水丰物”（《国语·周语》）。换言之，这样治水的功用和目的，主要是防洪。防洪固然可以保住人的生命及其财产，但防洪主要还是对水害的躲避，并不能将水害变成水利。真正要做到变水害成水利，就必须解决避其害用其利的问题，对水要采取综合开发的态度，即防洪、灌溉、航运（包括原始的漂木）、发电、养殖，甚至改善环境等，一应俱全。

这样的综合利用开发水资源，在科学技术并不发达的古代，是不能够完全得到实现的，譬若要想实现发电、养殖、改善环境等是比较困难的。这是因为这些做法很大程度上是逆水性而动的，尤其是发电、养殖所需要修筑的水库，其大型的筑坝拦蓄技术及其泄洪、防泥沙淤积等方面，都要求必须具有较高的科学技术能力，甚至要建立在整体科学技术领域的提高上面。这也就是古代一些著名的水利工程，经过一段时间的运用后遭毁坏而淘汰的原因。同时也证明不管是鲧还是禹，都只是运用一种治水的方法，而不能综合地开发利用水资源。而李冰率领千百万民众所开发的，经过后来逐步完善的都江堰工程就是一项与众不同的综合工程，而这也正是对于水资源的综合利用，以及对水的天然特性的顺应、摸索、利用的结果。

大致而言，都江堰是修建在岷江溃洪积扇首部的自然分水工程，它最显著的特点便是，既无堰坝拦水，又无闸门控制，这在水利工程史上也是大胆的创举。它在引水的同时，注意到排沙，否则泥沙淤积，就会使整个工程遭到破坏，因而治水诀中便有“深淘滩，低作堰”的要求，自然也就有“挖河沙，堆堤岸”的规定。另外，从治水的实践来看，取水口的成败直接关系一个水利工程的成败——古代甘肃宁夏的秦渠、汉渠之所以早已被废，湮没不闻，便是这个原因。而都江堰正是通过对宝瓶口的开凿，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因为宝瓶口的选址在岩性异常硬的离堆。也就是说，都江堰是鱼嘴，分流分沙，宝瓶口束口防洪，飞沙堰泄洪排沙，可保证灌区挟带进含沙量较少的清水。

这样的工程固然有排沙、防洪、灌溉、航运、社会用水等功用，甚至可用来作舂米、织布等机械操作的动力（甚至元朝还缘渠兴起了数以千万计的加工作坊，极大地推动了成都平原地区手工业的发展。见《大元敕赐修堰碑》）等整体功用，但若以为这种整体功用，仅仅靠工程修建起来便万事大吉，实在是不现实的妄想。因此才有其他工程所不大有的较为严格的岁修制度，其严格程度到了官僚失职，民可告官（宋代规定民不可告官）的地步。宋代曾流传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寓居青城的武昌人，在有一年轮到他参加岁修时，堰的基址立不起来，最后是通过打醮祈祷才使得基址立起来，而堰也得以修成（《道教灵验记》）。除掉其宣传道教的附加因素外，由此不难判断岁修制度之严密，沿都江堰水系的灌区的每家每户都必须参加都江堰水系内灌渠的岁修，若不参加劳役的，则要出钱（元朝是代交役钱三串）请人去做。

当然，岁修对沿都江堰水系灌区民众来说，是个极大的负担。一方面是因为有豪强擅自霸占民众及灌区用水，另一方面官僚对岁修资金及民众的役钱大肆贪污（《宋史·赵不传》记载，“永康军岁治都江堰”，有“吏盗金”，赵氏“绳吏以法”），甚至有些地方官吏破坏水渠兴修工程（见《大元敕赐修堰碑》），这一切都使得民众不堪重负。单由元朝一次岁修所费人力、物力的记载，就可窥见民众负担之一斑：整治堤防一百三十三处，动员兵勇民夫多者一万多人，少者也是几百至上千人，每人劳动七十天。倘若不到七十天便做完岁修工作，余下的时间也不准休息；不参加岁修的人，每天出三串钱，而每次岁修收到的役钱不下七万串，基本都掌握在官吏手中（《大元敕赐修堰碑》）。如此，岁修成了贪污的渊薮和民众贫穷的根源之一。因此自从有岁修开始，历代就有为民众着想的官吏，想一劳永逸地解决岁修给民众造成的沉重负担的问题。

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从岁修的技术上进行改革，但岁修的技术性改革一直没能有效地解决好。以至于从唐代开始就有人想采取一劳永逸的修筑堤堰的方式，以减少岁修对于老百姓的负担。从实际运作中来看，由于缺乏一些相应的技术支持，因此一劳永逸之法往往是空中楼阁。元人吉当普采用硬堰代替软堰，他与灌州判官张弘商议，“若甃之以石，则役可罢，民可苏，弊可除”，张弘由衷地道出“公虑及此，此生民之福”（《大元敕赐修堰碑》）。但其结局却与清人丁宝桢用大石改传统的竹笼之法的结果一样（承厚《请复篓堰旧制禀》），刚一告成，就因其缺乏一定的泄水功能，而被洪水冲垮。这说明都江堰的岁修与都江堰起始工程的建设，都有一个顺乎水情之自然而告成功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