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文学家薛瑄在川陕线的起始站锦江（官）驿，吃到驿吏送的鲜美的樱桃后，赞叹之情溢于言表：“时果已知西蜀美，古诗谁见少陵豪”（《锦江驿官送樱桃》）。鲜美的时果与杜甫豪迈沉郁的诗是他看好的双璧，“时果”樱桃自然成了他窥看西蜀物产丰饶的一个例证。前蜀王王衍时常与二徐妃，即他的母亲与姨妈四处出游宴饮，公元925年9月，王衍带其母与姨妈前往设醮祈福，10月便带一万多人前往去“幸秦州”，路过天回驿时，其母徐太妃写道：“翠驿红亭近玉京，梦魂犹是在青城。比来出看江山景，却被江山看出行。”（《题天回驿》）“却被江山看出行”一句，一方面暗示了出行之盛大豪华，奢靡无度，以至于“江山”也没有见过此等铺张豪奢的“出行”；另一方面它却不幸成了谶语，因为王衍正是因为此次巡行最终被后唐打败而亡国。可见“幸成都”的唐玄宗路过的地方“天回”，实在不可能给前蜀王朝带来好运。

新都驿南可接锦官驿，亦能接天回驿，北可至汉州驿（广汉）。诗人陆游可能多次路过新都驿，因而有《暑行憩新都驿》和《早发新都驿》之类的诗篇，后一诗中有“爱凉趣上马，未晓阅两堠”，为了赶路，必须天未亮即上马，躲过暑天太阳的暴晒。而他路过新都弥牟镇驿时，在清雅幽静之中便生出了一点欢喜之心，“自许白云终醉死”（《弥牟镇驿舍小酌》）一句，很得长途跋涉时暂歇小酌之乐趣。到了罗江（德阳东北罗江镇）驿后，执掌过成都权柄的宋祁的形容是“山从剑北呈天险，树遍巴西送客愁”（《题罗江翠望亭兼简西游君子》），心情不好。张问陶到金山驿（德阳金山镇）时抒发的是一点淡淡的怀古情绪，“箫管遗音悲帝子，青山何处越王楼”（《金山驿》）。而身陷苦境的杜甫到了巴西（四川绵阳东）驿，心情更是加倍的难过，因为彼时他正在四川四处逃难，希求一些当官的旧雨新知帮助，愤懑之情溢于言表，“霄汉愁高鸟，泥沙困老龙”（《巴西驿亭观江涨呈窦使君》），不知出路何在。而当杜甫在奉济驿（绵阳市）送别对他关心甚多的严武时，不胜依依惜别之情，“远送从此别，青山空复情。几时杯重把，昨夜月同行”，而严武一去，杜甫便感到无人可依靠，于是“江村独归处，寂寞养残生”（《奉济驿重送严公》）。沉香驿则又勾起了诗人张问陶的感慨——他写的有关邮亭驿站的诗非常多，仅比陆游的少，表明其出游甚多——“熟路年年到眼前，栈云知结几生缘”（《沉香驿》），而魏城（绵阳市魏城镇）驿好像引起了过客们的豪性游情，数度路过魏城的清人胡薇元写道，“重来燕子新巢觅，也共春光到益州”（《魏城驿》），显然他是由北而南向着成都行进的，或许成都正是其新的施展抱负之地，或者是会聚朋友之所；而陆游则是“老夫乘兴忽西游，远跨秦吴万里秋”（《绵州魏城县驿有罗江东诗云“芳草有情皆碍马，好云无处不遮楼”，戏用其韵》），或许这是陆游不能抗金后无奈的旷达。

公元756年，唐玄宗急急从剑门关奔来，经武连驿，直抵梓潼县东北的上亭驿，相传他“至此闻铃声。左右云，似言三郎琅当，又名琅当驿”，因此宋人黄钧曾感叹唐玄宗与杨贵妃的悲剧，“水远山遥疑剑断，风愁雨恨只知铃”（《句》），唐代诗人罗隐就更是由此想到自己悲惨的命运，“贵为天子犹魂断，穷著荷衣好涕零”（《上亭驿》），两相对照，作者对自我的悲叹更见深沉。遂宁诗人张问安到了剑阁地界的武连驿，禁不住思念起自己也时常奔波在外的弟弟张问陶来：“人间何限销魂地，触拨离愁此独难。谁到亭驿寻旧约，上山风色太高寒。”（《秋日宿武连驿怀船山》）至于柳池驿则被宋人石介用行踪与驿程并写、主观与客观交织的写法，进行全盘的抒写：“二十二余程鸟道，一千一百里江声。江声听尽行未尽，西去出山犹七程。”（《柳池驿中作》）去年重阳节奔走在外的宇文虚中，今年的重阳节又在梁山铺（亦即凉山铺，剑阁县界）度过，这等时节最易生起“独插茱萸少一人”的缺憾，因而“两年重九皆羁旅，万水千山厌远游”（《己丑重阳在剑门梁山铺》）。而且更为不幸的是，宇文虚中像这样羁旅之愁的“享受”都不会有了，因为在此之后，他因使金请归还徽钦二帝，滞留金国，寻机密谋劫返二帝归宋，不成而死。还是那位在锦官驿受到驿卒樱桃款待的薛瑄，从褒斜南路入川后，到了水陆两用的朝天驿（广元东北朝天镇）便依嘉陵江乘舟南下，“征骖行尽褒南路，又上朝天驿畔舟”（《朝天驿》），他可能是由此舟抵阆中，而经盐亭、三台、中江而后德阳而至成都，看前而推后，这种可能性最大。当然也不排除他由阆中继续乘舟抵重庆的可能。

如果继续北上，下面便到了水陆双栖之神宣驿（亦名筹笔驿，广元市东北），这一带山势越来越险峻。清代有位名陈作珍的人，“昔年入蜀时，我曾此间行。始知履险者，不如旁观清”，因为他这次是“买舟神宣驿，直趋利州城。翘首一瞻望，众峰相送迎。去天不盈咫，虎豹踞狰狞。……人马旋磨蚁，十幅屏幛横。……野航小于叶，常恐叵石倾。每见颠危处，目骇神为惊。”（《自神宣驿泛舟至广元县》）此处险要明代著名地理学家王士性《入蜀彷》里亦有记载，但他还是从陆路到广元后，才乘船到阆中的。

筹笔驿或许由于地处川陕交通要冲——从汉中到成都至此分两路，一路南经阆中、三台、中江，德阳抵成都，一路要往剑阁、绵阳、德阳以达成都——引得众多文人墨客吟咏它，如李商隐、陆游、薛逢、薛能、罗隐等，而诗人杜牧至此则发出“邮亭寄人世，人世寄邮亭”的哲理性慨叹。虽然汉阴驿并不在汉中到成都的驿道上，但唐代的窦巩相遇宇文十时所写的诗，却表达了一种普遍的情怀：“吴蜀何年别，相逢汉水头。望乡心共醉，握手泪先流。……离情方浩荡，莫说去刀州。”（《汉阴驿与宇文十相遇》）以当时交通之不发达，相见一次不易，以至于“握手泪先流”，绝不是什么夸大之辞。而他们谈着谈着，终有一别，本来就还沉浸在离别的痛苦之中，宇文十自己又要到成都去（刀州为益州之别称）了，惹得窦巩更加伤情。

这样的感情像元稹与白居易这样的知交就更是如此，他们每到一些重要的、朋友也有可能看到的驿站，便题壁邮亭之上，使得对方知晓自己的情况，以作交流之用，这是典型的在驿道上“相逢”。有一次在川陕线的终点汉川驿，元稹做梦梦见了白居易等人同游曲江，兼入慈恩寺诸院，一会儿便梦醒，此时邮吏已经在给大家报告说：天亮了，这就是“亭吏呼人排马去，忽惊身在古梁州”（《梁州梦》）。

假如我们是古人，而且如今正在艰难的蜀道上行走着，突然在一个邮亭驿站看到自己的朋友题写的想念自己的诗句，胸中涌动的怀念与感动之情，实在是难以言宣。所以，我们也不必为古人在艰难的蜀道行走而担忧，他们朋友之间出乎意外地在某个邮亭驿站“相遇”这等美事，于我们来说，是永远无法体会的，成了难以追怀的绝响。就这种“相逢”的经验的独特性来说，即那种农业社会中浓郁的情感，田园风光之怡然陶人，是完全可以“自傲”于我们这些现代人的。

<h2>生活要我们跑多快</h2>

古时的中国社会自不必说，是农业社会，生活节奏缓慢，使得常人对交通的需求程度远不如现在这样紧迫。因为在现代社会，时间的长短成为解决一项事情中不可缺少的变量，因为我们本身就生活在一个急剧变化的社会，以至于很快就能生出些今是昨非之感。只要随便观察各种古典典籍，我们便不难发现，在邮亭、驿站那样的地方，古人们诗兴大发，离愁别绪甚浓，因此邮亭诗成了中国古代诗歌写作题材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部分。但他们之所以诗兴大发，主要是交通的不发达、行路难所带来的辛苦，以及时间上的平缓，使得他们对生活之苦辛有更多闲暇的时间去体会去咀嚼，从而将其发而为诗。

我们只要想一想，倘若从川陕道的陕西起点汉中出发到成都，要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那么在路上行走的一个月，行人除了喝酒吃饭休息外，他还做些什么呢？哪怕有可心的旅伴，也不可能天天谈心无间，因此，写诗作文成了消遣光阴、打发寂寞的一种普遍做法。以至于像陆游这位高产诗人，由于频繁往还各地，加以诗情勃郁，在九千三百多首诗中，直接写邮驿的诗有近七十篇之多，成为运用邮驿写诗的高手。

由于古代山川横阻，交通不便，作为四川包括成都这种四塞之区，要与外界（此处多指跨省交往）交通联系，其所费的时间、人力、物力，其交通的总成本之昂贵，在今天的人看来，简直是难以想象的。宋代沿嘉陵江水道从广元经长江水道到达湖北宜昌，需要二十八天左右，其中广元到阆中三至四天，阆中到南充需三至四天，南充到合川三至四天，合川到重庆需一至两天，重庆到宜昌大约需十六天。诗人范成大做官离开成都时，从成都出发到乐山换大船，再沿江而下，到涪陵共花了十二天时间，从涪陵到忠县为一至两天，忠县到万县为一至两天，万县至奉节为一至两天，加上奉节到宜昌需六天，总共从成都出川需要二十三天左右。倘使逆水而上入蜀，从万县到成都，行水路而需要一百天；但从万县弃船登岸，就陆路，则只需要不到二十天的时间（见范成大《吴船录》）。这条“黄金水道”之繁忙是自不必说的，平日过往的多商旅船只，以及政府不急之物，比如常规的物资转输亦即漕运。而那些急需的物资则是通过陆道，间或东道达荆楚，再抵京师，但过迂回，故而最高当局急需的物资多是从川陕道陆运到京师的。这表明了峡路与川陕道在某种意义上的分工。“贡输商旅之往来蜀者，陆辇秦凤，水道岷江，不绝于万里之外……凡蜀之可以充内府出京师而移用乎诸州者，皆陆出；而其羡余不急之物，乃下于江”（《峡州至喜亭记》，转引自《四川古代交通路线史》）。

这里蕴藏着一个简单的道理。因为从商人的角度看，如果不是做的时令性生意，对货物的时间性（如保鲜或者应时上市等）不要那么强，那么通过峡路而至外地做生意，其成本相对陆路则要低廉一些，而时间在其整个经营成本所占比例又小，选择峡路是理所当然的。但最高当局尤其是内府所急需的物资则不同，因为这些物资不以赢利为目的，因而不计成本不管代价，取悦内府，供其淫乐享受便成了物资运输的终极目的，因此哪怕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也是在所不惜的。

比如川陕东线的荔枝道，就是典型的供内府需要的东西，说准确点，就是因为唐朝的杨贵妃喜欢吃荔枝，唐玄宗为讨得她的欢心，专门修的一条运输荔枝的贡道。这条道是从涪陵荔枝驿北上至罗温县地，沿龙溪河谷至梁山驿（梁平县）、高都驿，经通州（达县）循下蒲江翻大巴山，再取洋水至西乡县，经子午道至长安。这条线是涪陵至长安最短的路线，大抵有两千里，一般史书载荔枝三天即可运到，一方面这符合荔枝保鲜要求，另一方面也与唐朝急递日行五百里的速度相去未远。这样快速的运输，就是典型的不计成本、不顾民情、不顾马匹及人员之死活的，正所谓“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同时也就反过来证明，倘若这种运输荔枝的方法，成了商人们普遍的运输方式，就表明有一个强大购买和消费荔枝的市场存在，人们普遍的购买力是强劲的。

利益促使商人不顾这种高投入，因为这种高投入会有高的利润，但是这里面也有很高的风险。商人之间为抢夺市场而进行的争斗自不必说加大了风险的强度，但同时也使市场可以免于垄断而使购买者获得更多的实际利益。但在古代社会，这种“高消费”——我们假设从市场的角度看，有足够的维持这种杨贵妃式的荔枝高消费的市场——可能会受到想独享骄奢淫逸之类的高消费的统治阶层的制约，而这种制约既来自政制群体对有钱群体的排斥，也来自虚伪的道德对统治者的帮助。而这种风险使得商人们不可能放开手脚去运输“杨贵妃们”喜欢的荔枝，这也是古代商品经济不发达，即人们对利益的本能获得不能通过正常的渠道来实现，从而导致市场萎缩的一个内在原因。

这样我们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冰释一个长久盘踞于心的疑问：为什么峡路成为商业运输及官方常规运输的繁忙通道，而往陕西的北路通道——北路通道运输成本过于昂贵，使得彼时的铁币自身的运输成本过昂，从而降低了做远程生意的动力，相同甚至高于当地品质的货物仍然缺乏竞争力，因而人们思谋着“发明”纸币交子——多半成了官方救急以及运输那些不计成本的货物的通道。从而也就变相表明，人们对时间的所谓珍惜与否，并不是亘古不变的，因为时间在古代商品经济（其产品只有自己消耗，要外运成本就会甚昂，没有竞争力，扩大再生产的规模愿望无法得到刺激和实现）不够发达的地区，反而成了人们常见的可供浪费的资源，这也就是容易吃饱的成都人——成都在唐宋时期相对于其他地区较为发达，也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而已——比较容易享受悠闲时光的物质基础及传统习惯。

换言之，与其说是生活要我们跑多快，在时间上紧迫起来的问题，不如说是人的欲望得不到有效的刺激和保证，导致消费的萎缩。再加上交通的不发达，在小范围内的资源相对过剩，无法大规模地运输至外地，扩大消费层面，形成资源和市场的重新有效配置。以至有的地区过剩的物品，在其他地区则是难得一见的紧俏物品，但运输成本的昂贵又阻止了人们购买能力的提高，就使得物品相对过剩的地区如成都，其民众只能过着放佚贪玩的生活。古代社会的生活似乎不需要人们像今天这样跑得风快，交通的不便反过来也加深了人们对时间物理化精确化的漠视，从而使人们对缓慢的生活节奏安之若素。

由于川陕道不仅是军事、政府下达公文及商业的要道，因此过往客商、文人、官僚等非常之多。一般说来，四川咨陕西公文多由剑阁道而至陕西，而且1775年，云南到陕西的公文也改由此道抵陕西。因此清代取此道及附线东川道入蜀的人就有王士禛、方象英、陶澍、高延第、张邦伸、吴焘等，他们分别著有《蜀道驿程记》《使蜀日记》《蜀日记》《北游纪程》《云栈纪程》等书。这说明川陕道中取剑阁道或东川道入蜀所费时间、行踪情况，已引起了清朝官宦人员的较为普遍的注意。其实此前也有不少人注意及此，大地理学家王士性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位。

请允许我节外生枝，谈一点在众多的入蜀路程及沿途景象之记载中，我选择地理学家王士性的原因。首先王士性入蜀前遍览有关蜀中典籍，自然也包括左思的《蜀都赋》、范成大的《吴船录》、陆游的《入蜀记》。复次，王士性是比徐霞客早几十年降生的著名的人文地理学家，其成就不在徐霞客之下，而且其思想直接影响大学者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日知录》等，开启整个有清一代地理学中重实证、重思想的路子。他认为自然环境对人的行为有决定性的影响，并且他认为经济重心不仅从北方转移到了南方，而且还将有继续转到岭南和西南的可能，这是相当高明的见解，前者已被证实，后者也会在不远的将来得到证实。而且诚如杨体元所说，王士性所到之处“志险易要害、漕河海运、天官地理、五方风俗、九徼情形，以及草木鸟兽、药饵方物、饮食制度、早晚燥湿、高卑远近，各因时地异宜，悉如指掌”（《刻广志绎序》）。这样的思想就是放在今日来看，也是经得起的检验的见解和体察山川风物的方式。

现在我们来与王士性一起经历古川陕道的行程。对古川陕道陕西一路的起点，王士性认为应该从宝鸡开始，因为宝鸡系古陈仓县。七月四日出陈仓县南门，午饭稽留铺，十里登山而至大散关，晚宿冻河，“虎豺昼夜伏道傍”，说明在川陕道上并不只是明末清初那段战乱阻隔商道，而致偶有路过遭虎豹噬吃，在明朝嘉靖、万历年间已然出现此等情况，这也可反映出明末商业萎缩之一斑。七月五日，饭东新店，进入真栈道，宿草凉驿。七月六日过百岁村，至凤县。七月七日，上凤岭，晚宿三坌。所谓三坌，是指一路去凤县，一路通褒道，一路去郿道，孔明出斜谷处在此。七月八日，从三坌出发，午抵陈仓口，路险仅容一人通过。七月九日，行十里上柴关，至紫柏署。七月十日，发留坝，饭武关，随黑龙江南行，至七盘之鸡头关，宿褒城。七月十一日，饭黄沙，溯汉水而行，将至沔。七月十二日，发沔，饭沮水，宿青阳，从沔到青阳，缘江乱石无路。七月十三日受大雨之阻，再宿于青阳。七月十四日，抵金牛。七月十五日，至五丁峡，此传说中石牛粪金处，过柏林驿，抵宁羌州，宿宁羌。七月十六日，至黄坝而止。七月十七日，走十余里过一溪水，此溪水在其南北分立二棹楔，是陕西、四川的分界处。是日宿神宣。七月十八日，见嘉陵江，见峭壁为明月峡，其上则为朝天岭，宿沙河。七月十九日，从千佛崖下到广元，自此由嘉陵江乘舟而行。七月十九日，泊昭化。七月二十日，舣虎跳。七月二十一日，倚棹苍溪。七月二十二日才到了保宁。七月二十三日，从保宁出发，不断在大山中行走，直至汉州。值得注意的是，从保宁到汉州全是石块铺就的大道。这一晚，宿柳边。七月二十四日，宿盐亭。七月二十五日，宿潼川。七月二十六日，宿建宁。七月二十七日，宿古店。从保宁而来，吃饭、睡觉、马匹的供给全是出自军队。七月二十八日至八月二日（共五日），下古店，过新都、牟弥镇，抵成都驷马桥。

王士性川陕古道行程，共费时二十九天，去掉一天受阻于雨，实算为二十八天。可能七月二十八日至八月二日这五天，从古店过后开始的行程，王士性与其同伴刘元承，边走边看风景，多费了时日。倘使这段行程大约三天可到的话，那么实际所费时间就应为二十六日。在这实用的二十九天之中，川陕道陕西段虽然所占的里数可能只有川陕道长度的三分之一，但所占的时间却多达十四天，是所用总时间长度的一半，可见川陕线的行程难度多在陕西（当然王士性未经剑阁道）。而川陕线四川段，由于王士性采取了迂回到阆中（保宁），然后经盐亭、三台（潼川）等地，再到成都的路线，虽然比走剑阁道要平坦一些，但所费时间可能比走剑阁道要稍多一些。王士性无急务在身，没有采取抄虽是近道但却是险道的走法，大抵是为了行程的舒缓，有利于身心健康，保持一个在相对长的行程中，不致中途生病。

马可·波罗也曾写道：“向西骑行山中，经二十日程，抵一平原，地属一州，名成都府。”因为不能确定马可·波罗从什么地方抵成都费了二十日程，据有人考证，每程应为四十至五十公里，那么就是近一千公里。另一种译法将马可·波罗的二十日程，翻译为“走过二十个驿站路程”（陈开俊等译，福建科技版），而每个驿站的路程又并不均等，那么是否是一千公里就还有疑问。但可大致推断的是，马可·波罗从秦岭一带过来，与王士性所花费的时间相去不远，可能王士性的起程比马氏要远一些。但不管是马可·波罗还是王士性，所费时日都不少。王士性近一个月的时间，才能从宝鸡抵达成都，这在我们现代人看来，简直不可想象，但对古人来说，这已经算顺利抵达，没有意外，应该庆贺了。

王士性在川陕线所走的这一个月，现代的人可以用来简单地周游世界各国而有余，单从此点来看，古人的生活质量确实不能与现代人相比，因为他们如果要到各地去直接交流——经商、旅游、做官等等——在路上所耗费的时日非常多，这一点在新修公路以前，不管相去多远，所费时日相差不大，除非像给杨贵妃送荔枝那样的“急制速度”。同时我们也就理解二百多年后，俞平伯的父亲俞陛云，在清末科举尚未废除以前，从北京到四川监考，在川陕段所费时间几乎与王士性差不多的原因（见其所著《蜀诗记》）。

生活要我们跑多快，对成都人来说，历来是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