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逝世后，我跟她的对话仍然继续了一段时间。夜晚，我会躺在床上，告诉她我的生活里发生了什么——有时是这一天里的趣事，有时是第二天早晨醒来前，我必须要做出的某个艰难决定。整整一年多，或许是遗传自她的固执，让我无法接受自己已经失去她的事实。

母亲下葬后不久，父亲的信托律师就约我见了面。他说，既然我母亲都不在了，就更没必要继续租住公寓。他再次建议出手父亲的物品，由此所得的收入就可用于他的各项开支。律师还说，迅速花光那笔钱后，父亲就能满足医疗补助制度的要求。到时候，我们或许便能为他找个“相当舒适的地方”，无论他再活多少年都能安度余生。

“老兄，你也能替自己省下一大笔钱。”

他一边观察着我的反应，一边仍如往常一样，用那种贵族般颇有教养的口吻说道。这种口气，总让我想起大学里碰到的那些来自格罗顿中学和圣保罗中学的贵族男孩。

我不认为他真的相信自己能说服我。我已经告诉过他，正是因为父亲的反复要求，我才把他带回家。无论他是否还认得那是自己的家，我也已经下定决心，他将在那住到咽下最后一口气为止。

母亲去世后的几个月里，父亲的生理节奏和之前基本没什么两样。

西尔维娅说：“我7点进屋后，总会说，‘考泽尔医生，早上好。’他则会抬起头，一脸明媚，又带点儿警惕地看向我。要是他正好面朝我的方向侧躺在床上，他的目光还会一直追随着我。

“我端来早餐时，他的眼睛要是闭着，我就会说，‘你得把眼睛睁开，要是还闭着，我可不给你早饭吃。’他会乖乖听话，睁开眼睛！然后，要是看见我把勺子探入布丁或苹果泥中，他还会张开嘴，看着我举起勺子。把食物喂入他口中后，即便根本不用咀嚼，我也会看到他做出咀嚼的动作。对他来说，这已经是种下意识的反应……

“他喜欢布丁——所有甜的布丁。他最爱香蕉布丁、鲜桃汁布丁、杧果布丁和香草卡士达。我之所以知道，是因为吃起那些布丁来，他总是咽得很快。我要是给他蔬菜泥，他虽然也会吃进口中，咀嚼时间却长得多。”

他的腿虽然很虚弱，手臂却依然有力。西尔维娅替他洗澡时，他依然会奋力反抗。

“他还是会用拳头挡住私处。无论我把他的手挪开多少次，他都会又放回去。有一次，我真是生气了，对他说，‘把那双手拿开！’他把头转向一边。我走到他身后，听见他说，‘哦，天哪！’接着，我对他说，‘很好！我让你说话了！’”

如今，我晚上吻他时，他已经没有力气回吻我。但他会把嘴唇贴在我脸颊上，有时还会抬起头，似乎带着极大的好奇心，仔细地端详我的脸。他那双澄澈的蓝眼睛，总会突然透出我一向都很喜欢的灿烂笑容。

我有个年轻又聪明的研究助理，几年前起就一直跟我共事至今。她很喜欢前来看望我父亲，并总是带来鲜花，为他的房间增添几分朝气。她注意到，公寓里每天都会送来《波士顿环球报》，对此，她有些迷惑不解。因为她知道父亲已经没法读报，即便西尔维娅把其中一些报道读给他听，他多半也听不懂。

我向她解释说，我正竭尽所能替父亲维持一个文明、熟悉、尽可能与外部世界保持联系的环境。把每天送来的报纸放到他办公桌或卧室的桌子上，只是我所做努力中的一小部分。（如今，朱莉娅和西尔维娅基本上已经会在这里留宿。他睡着后，她们会在晚上读那些报纸。）父亲去世后，我最后做的事情之一才是取消订阅那份报纸。

第二年，父亲不得不再次入院。问题出现于2月初。当时，他那位老年病科医生经过一系列检查，在他直肠上方发现一处她称之为“浅表溃疡”的病灶，其实是严重褥疮的伤口。但她既没有给出任何治疗方案，也没有安排后续检查，而只是让访视护士每周过来看父亲一次，如果溃疡没有愈合，就及时告诉她。然而，溃疡并没有愈合，反而越变越大时，那名护士却从未出现过。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医生的话都显然没有传达到她那里。

到3月16日，溃烂区域的面积已经翻倍，成了所谓的“坏死脓肿”。后来医生说，“我印象中……护士和伤口护理专家应该密切关注过病人的情况……”但她似乎没有采取任何措施确保上述做法。

3月17日，另一名护士出现在公寓。一检查完父亲的伤口，她就建议应该将他送进医院。那天深夜，一名医生告诉我，CAT扫描（也称CT扫描，是一种计算机层析呈像技术）已经证实，“骨溃疡坏死组织”或许已经大量涌入他的直肠。他们已经咨询过一名外科医生，并已通过静脉注射，将开出的抗生素注入父亲体内。

那天晚上和之后的三天里，我跟一系列医生谈了话或见了面。第二名医生告诉我，父亲目前正在发高烧，他相信脓肿已经扩散到他的直肠。如果真是这样，那将有两个选择：“极端做法是在全身麻醉的情况下做场大手术，但这会非常困难。他可能死在手术台上。”替代方案是：我父亲接受的抗生素药物或许能抑制感染，“也许能减轻症状”。他要是能在家得到妥善照顾，脓肿或许也能开始愈合。

第二天，另一位医生说，直肠内似乎并没有像之前担心的那样出现感染迹象，而父亲的烧也退了。但又过了一天后，另一名医生告诉我，因为没有及时治疗，长时间的耽误已经让那处溃疡面积大增，因此根本无法确定它是否能愈合。或者说，至少数月内，也许整整一年内，它都无法愈合。

面对这么多不同意见，又没有父亲的常规医生（即她所谓的“主治医生”）整合意见来给我一个明确又容易理解的预测，我真是不知所措，拿不准该相信哪种意见了。最后，还是无比自信的西尔维娅认为，她可以如医生所说（跟我谈过话的4名医生中，有一位消除了我的疑虑和犹疑，并劝说我尽快把父亲带回家），帮助父亲更快地恢复过来。

父亲一回到家，她就跟朱莉娅制订了一套行动方案，以保护受创区域不再受到额外刺激。她们订购了一床特殊的弹性软床垫，让父亲睡觉时侧躺在上面。如此一来，便不会给他的直肠和下半部身体造成压力。这可不是件轻松的差事，两人必须整夜看着他。不过，在她们精心又勤勉的照顾下，溃疡真的开始愈合了。

然而，根据相关资料记载和朱莉娅直言不讳的记录，父亲的那名医生“在我们需要她的时候依然失联”。如今再来回顾当时的这种情况，朋友们都问我为何不放过自己、西尔维娅和朱莉娅，老为这件令人挫败的事伤神。我认识波士顿地区的一名医生。朋友们都建议我向他求助，替父亲另外找一名医生。事实上，我的确提过这些要求，对方的建议却是：父亲的生命已经走到这个阶段，其他医生不太可能愿意接手照顾他；或者说，他们会认为此时插手并不明智。

总之，无论西尔维娅和朱莉娅在情感上付出多大代价，重新跟一名新医生打交道，也会动摇她们现有的工作模式。正如她们所说，如今这位医生办公室里的那些人，已经跟她们建立起工作关系，不仅时常都有回应，回复时间也不会长到令人担忧。[1]但若换一名医生，一切关系都得重建。而且，我每次想终止跟父亲这名医生的合作关系时，她都会在那些危机之后，就父亲的情况非常体贴地给我发一份极其详尽的事后总结。有时，字里行间几乎还带着歉意。这至少会让我暂时相信，她会更仔细地照料父亲。

最后，就算我能找到一名好得多的医生，我也决定维持现状。相反，我要竭尽所能支持西尔维娅和朱莉娅勇敢对抗现有的医疗系统。即便面对目前这种令人不安的趋势，我们也可以期望现在这个官僚化严重、让人大失所望的医疗系统，有朝一日能变得更有效率，也更人性化一些。

在父亲生命的最后12个月里，我看着他逐渐陷入几乎完全被动的局面，尽管还是经常微笑，却完全变成了一个需要依赖别人的“孩子”。于是，我再次利用深夜时间，在他托付给我的那些箱子里浏览各种材料，以此寻找安慰，分散注意力。其中的一个纸箱保留了他从医多年来的信件副本和一些印刷品。我读到了一篇十分大胆的、批评精神病学教育现状的文章。父亲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医院跟随阿道夫·迈耶学习期间，就自己的观察写下了这篇文章。

那些文件让我大吃一惊。因为仅仅三年后，他评价迈耶本人教学的那封信[2]措辞就极为严厉。（更让我惊讶的是，同一个文件袋里，还有一张威风凛凛的迈耶肖像画。画上还有迈耶的亲笔题字“致我的朋友兼学生——哈里·考泽尔医生”。父亲非常珍视这幅画，不仅给它加了个漂亮的画框，还将它挂在办公室墙上，紧挨布洛伊勒医生亲笔签名的肖像画。）父亲的这番批评是以信件的方式呈现出来的。收信人是位名叫约翰·怀特霍恩的医生。1941年夏，约翰医生获选接任迈耶诊所所长一职。如信中所示，此时迈耶正准备退休。

“亲爱的约翰，”信件开头这样写道，“我如约向您报告……您对医学院学生所受教育情况的关注，之前我并没有太多可以说的。现在，我将在不同的标题下，详细探讨这个问题。”

在第一个标题——“对迈耶医生所授课程的批评”下，父亲毫不客气地写道：“他过于强调自己的那套系统及其诸多细节。这就要求学生记忆大量他集成的各种概念和精神生物学方面的信息，从而失去对精神病学的总体把握……”早会上，无论提到任何同时代医生的工作，他的评价都“有些贬损之意，称其贡献微乎其微”。对此，父亲辩称：后来，他的这种做法产生了一种“回飞镖”效应，“很多学生对精神分析和其他探索性概念越来越着迷”，结果“仓促之下，纷纷走入极端”，完全抛弃了迈耶医生的那些概念。

在“菲普斯诊所与约翰斯·霍普金斯医院其他部门关系”这一标题下，我父亲写道：“菲普斯诊所简直是心理学领域的西伯利亚，与精神病学部和医疗部几乎都没有交流。诊所有自己的内科医生，更加强了其孤立性，让其完全独立于医院其他部门。这种情况不仅是对医院的侮辱，对病人也是极不公平的。因为诊所提供的医疗咨询质量，远远比不上医院常规医疗科系提供的咨询。”

提到“普通病房”时，父亲说，因为缺乏适当监管，“我认为，病人并未享受到应得的彻底治疗”。

“事实上，没有一个高级职员会坐下来陪陪病人，也没有实习生花上一小时或半小时，耐心仔细地询问病人的情况。关键在于，实习生应该得到一些医生们亲自传授的临床教学……而非在早会上基于二手资料展开的讨论。他们自以为已从病人那儿获取了信息，于是，早会上的那些二手资料，都是以他们的这些描述为基础的。

“大多数训练都围绕早会展开。让一名实习生读完一份冗长的手写病例后，迈耶医生再给一些看似睿智的评论。有时，这些会议非常荒谬。众人围绕诊断结论争论不休，却只字不提任何具体的治疗方案……

“尽管支持旧体制的人会表示强烈的反对，”父亲继续写道，“事实上，实习生们却得不到任何处理诸如激烈谵妄或癫狂等重大问题的经验。”

父亲写到，给实习生指派任务时的组织不力，也导致病人无法得到彻底护理。

“刚进入诊所的一两周里，病人备受关注。接着，他引发的刺激便会逐渐消退，像块薄煎饼般被抛弃，因为实习生要么忙着应付其他新入院的病人，要么就被其他浪费时间的人或事分散了精力。因此，进入诊所后的第三周或第四周里，病人往往都会大失所望。在那之后，他们不仅很少见到那些实习生，即便见面，相处时间往往也十分短暂。”

在“实验室”这个标题下，父亲写道：“说实话，我对此没有任何评论。我不知道建这么多解剖实验室的意义何在，因为解剖不过是迈耶医生的个人嗜好而已。他虽强调解剖，却几乎不提生理学概念……”

在“精神神经机能病”这个标题下，父亲写道：“对精神神经机能病的治疗和指导，是诊所运作过程中最薄弱的环节之一。我曾建议迈耶医生，应该建立一个长期研究精神神经机能病治疗方法的专业科室，却无济于事。从这个方面来说，我认为，对美国精神病学应尽的职责，该诊所并未做到。”

如果找到某个一直沉浸在欧洲精神分析学派的“高贵难民”，那些无法接触到非迈耶指定岗位的实习生或许会在不久的将来，完全拒绝迈耶那些理念。

在最后一个名为“精神分析修订补遗”的标题下，父亲建议诊所或许可以期望，并由此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

“在这儿（即波士顿），”他继续写道，“有个非常能干的研究员[3]，浑身似有令人难以置信的动力……”

他的经历包括“在弗洛伊德的门诊部担任多年管理者职位”。父亲极力推荐此人，说出他的名字后，又加上了这样的描述：尽管他坚信“正统”，“却并非如弗洛伊德医生般老派……反而一直警醒且好思，他那敏捷的思维是极具促进作用的……见见他，亲自评估一番，或许是个好主意”。

我想，收到父亲建议的那位医生，应该认真考虑过他说的这些话，因为他在回信中亲切地表达了谢意，称“您的信写得非常周到，对我帮助很大”。我不知道这位新所长在制定新政策时，是否受到了父亲这些建议的影响，但我知道，父亲继续跟诊所的其他医生密切合作了很多年。

在另一堆更大、标注年代更晚的材料里（这堆材料上标注的日期是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我又找到一个案例。在此期间，马萨诸塞州设在此处的心理健康部门开始将一些刑事罪犯送到父亲面前，请他评估。父亲接下这类任务，就意味着他甘愿承担也许会引起同事或顶头上司不悦的风险。这么多年过去了，直到现在，我才想起回顾这段插曲，似乎显得有些奇怪。因为这些文件即将展现的这个案例，不仅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社会反响，还在随后的好几年里继续分歧不断、备受争议。

这件案子始于1962年，经历了整整一年后，一直持续到1964年。其间，13名妇女被勒死在自己家中。她们不是住在波士顿，就是离波士顿不远。[4]其中几人还上了年纪，年龄最大的一人已经85岁。据媒体报道，她们的尸体“都被摆成了怪异又色情的姿势”[5]，“肿胀的脖子缠着又大又夸张的蝴蝶结”。警方相信，这一系列勒杀案都是一人所为，并立刻展开大规模搜捕。然而，直到1965年都没有任何嫌犯落网。

同年，父亲所在治疗评估中心附属的一家大型州立精神病院监狱分部里，一个病人对另一个病人说，他就是杀掉那些女人的凶手。不久之后，他又先后向自己的律师和州检察官供认不讳。然而，这个男人似乎有强烈的自夸倾向，即便知道坦白罪行的结果可能招致终身监禁或死刑（当时，马萨诸塞州依然没有废除死刑），也想无限夸大其自身的重要性。因此，他供词的可信度便蒙上了一层阴影。

和其他案件一样，在对被告精神状况有疑问的情况下，法庭便要求父亲帮助确定此人在精神上的行为能力是否足以受审。[6]随后，父亲便约谈了这名嫌疑犯。此人名叫艾伯特·H. 德·萨尔沃，当过电工，也做过建筑工人。从他的档案来看，虽然有性侵记录，却无谋杀行为。

两人1965年3月14日、24日和29日的三次面谈共留下145页记录。面谈期间，还有一名精神病医生也在场，但自始至终，他似乎都很少参与进来。父亲在提交给国家精神卫生专员的一封信中称：德·萨尔沃（他称其为“病人”，而非“嫌疑犯”）虽然能“本能地回应”他的提问，却表现出“一种肤浅的情绪反应”。

在这些面谈中，父亲要求德·萨尔沃描述行凶过程。他的讲述虽充满了令人毛骨悚然的细节，却不带任何情感。而且，从他的用词似乎也可以看出：他认为勒颈致死不过是这些女人“遭遇”的不幸事件，而非他犯下的暴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