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那时候起，父亲的身体每况愈下，越来越多地陷入一种越来越柔顺、通常昏昏欲睡的状态，看上去就像个困惑的小男孩；而我母亲则变得思想越来越丰满和复杂。

每天晚上，朱莉娅陪母亲的时间常常要多过西尔维娅。通常，朱莉娅一大早就会来到公寓，然后几乎一整天都在照顾我父亲。直到父亲6点上床，母亲才有机会让她喜爱的朱莉娅陪自己说说话。她与朱莉娅共处了这么长时间，我想，一些关于她如何对待朱莉娅的话，如今也该毫无避讳地说出来了。

从朱莉娅答应做我母亲的护工时起，我脑中就一直都有个问题。我母亲会如何对待她呢？在我成长的20世纪40年代，富人区的白人女性大多还是将有色人种妇女视为仆人。通常来说，我大多数朋友的家里都有个替他们打扫屋子、照料孩子的“有色女仆”或“有色丫头”。而且，无论她们多么亲密（我那些朋友的妈妈们似乎总在不停地说她们有多爱家里的女仆，以及多么感谢她们），她们之间的关系显然都是不平等的。

我母亲与朱莉娅之间的关系也是不平等的。母亲一直是家里的老板，朱莉娅只是个受雇前来照看她的人而已。但经过这些年，母亲的态度和想法还是发生了一些改变。例如，我发现，她会慈祥地关爱我在教书期间带去看望她的那些孩子们。民权时代潜移默化地改变了我的父母，我在波士顿直接参与种族对抗的行为，也赢得了母亲的强力支持。当然，父亲也及时表达了支持之意。

不过，朱莉娅并非在我过去教的那些小孩中。对于处在我母亲这个种族和阶级的女人来说，对孩子投入感情当然会容易一些。因此，我对朱莉娅说，无论是遇到母亲习惯性的偏执，还是那些我童年起便存在的种族暗示，她都可以直言不讳地告诉我。

“别担心，”朱莉娅对我说，“我受得了。我也是从那时候过来的。如果真感觉到什么，我一定知道是因为什么。”

但我并不想让她有种被迫“接受”的感觉。因此，朱莉娅跟我说起母亲最后几年，她们之间的深情厚谊，以及母亲在朱莉娅特别需要关爱时给予她的安慰和支持，我真有种如释重负之感。

“相对她那个年龄的人来说，你母亲有种十分罕见的能力。发现我正经历痛苦时，她都会先抛开自己的事。我丈夫去世时，她特别努力地安慰我，就‘为爱付出的代价’这个话题（这是她反复提及的观点之一）跟我谈了好几个小时。只要需要，我就可以在她面前哭，她则会说，‘把椅子拉过来，坐到我身边。’我要是一直哭个不停，她还会把我搂进怀里。在精神上，她依然那么强大。只要跟她说话，我就会感觉更坚强……

“她要是偶尔伤害了我的感情，也会立刻意识到。她会说，‘对不起，朱莉娅。’我要是去了客厅，她还会叫我，‘朱莉娅，你能回卧室来吗？我需要向你道歉。’”

在这些年里，朱莉娅的一个孙子因心理疾病而突然自杀，或许这是最让她伤心的事。她一直未能从中恢复过来。她说，每次需要释放情绪和心中的那种内疚感时，我母亲就会讲起她认识的某些人，那些人也有挚爱之人选择了自杀。而且，他们也会责备自己没能阻止悲剧发生。

“我无法形容这对我的帮助有多大，”朱莉娅说，“当然，我知道他病了。陷入抑郁后，他就离开了大学。他没法再继续学业，只能退学。我让他回家跟我一起住。

“之后一段时间，我以为他有所好转。他服了药，看起来也稳定多了。出于某种我也无法理解的原因，他突然决定停药。停药后不久，他就自杀了。尽管根本不知道原因，我还是相当自责。把这件事告诉你母亲后，她虽然无法让我不再痛苦，却帮助我放下了已成执念的内疚感。

“‘朱莉娅，’她说，‘我很理解抑郁。所以，我不能让你认为这是你的错误或责任。’对此，她的态度非常坚定……”

我母亲去世前两年，朱莉娅的母亲就去世了。对她来说，那又是一次痛苦的经历。母亲又一次把自己的事放到一边。

“她向我伸出双手，让我坐得近一些。‘朱莉娅，’她说，‘我知道你很孤独，之后很长很长一段时间，你都会非常想念母亲。但我一直在这，随时都能听你诉说。现在，就把我当成你的母亲吧，我会帮你渡过这次难关的。’”

听到朱莉娅提起这些往事，我心里充满了感激。我想，毫不夸张地说，她或许是迄今为止，我母亲最亲密的朋友，也肯定是她最信任的闺蜜。她们之间的忠诚感坚不可摧。

朱莉娅的母亲去世时，我母亲已经100岁了。那年和第二年年初，母亲还是会每天下床到客厅用午餐，有时候也会去那喝茶。通常，她会在餐桌上吃晚饭，然后去我父亲的卧室（有时，她也会隔天晚上去一次），站在旁边静静地看着他，最后俯身给他一个吻。跟西尔维娅和朱莉娅交谈时，她大多数时候头脑都很清醒。我要是在她脾气暴躁时来访，她就会像往常一样，有些专横而独断地待我。

有一天晚上，她研究了半天我的细条纹衬衫和深蓝色领带后，伸手摸摸布料，说：“我喜欢这件衬衫……希望你再买几件类似的回来。”

另一天晚上，她问我：“你剪头发了吗？”但是，我正在赶截稿日期，直到来见她的头一天，才把已经一个多月没理过的头发剪了。

“别再把头发留得太长，”她对我说，“你留短发看起来更年轻，就保持这个发型吧！”

朱莉娅当时也跟我们在一起，她忍不住笑着说：“考泽尔太太，你真是一直都在给我惊喜呀！”后来，朱莉娅在客厅里说，“你母亲也对我说过类似的话。我要是穿了新衣服，她不仅会对此表达喜爱之情，甚至还会问我在哪儿买的，或者花了多少钱！”

那一年，在我的催促下，母亲跟我长谈了很多次，生动而细致地讲述了她的童年、大学时代和与父亲几十年间那些欧洲之旅中的所见所闻。她告诉我，他们刚刚开始横渡大西洋的旅程时，根本没有飞机坐，只能把两人的衣服都打包放进轮船衣箱（这种箱子像衣柜般，装有一格格的抽屉），乘老式汽船出行。她的一个壁橱里至今仍放着一个那样的箱子，上面的标签还有他们所乘船只的名字。

随后的几年中，航空旅行渐渐变成前往欧洲的常规出行方式后，他们还是更愿意选择当时最著名的那几艘客轮出行：“自由”号、“法兰西岛”号、“玛丽王后”号，或一艘名叫“米开朗基罗”号的漂亮意大利客轮。母亲告诉我，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父亲的医生职业让他们负担得起比过去更昂贵优雅的酒店后，他们也住过罗马的西班牙阶梯酒店、哈斯勒酒店或巴黎的雅典娜广场酒店。

一天晚上，她跟我讲起一个梦。梦中，她坐在雅典娜广场酒店门厅的一张桌子前。

“那里只有我一个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想，我正在等你父亲。”

她在梦中不停地考虑各种问题，比如他们应该选哪个房间入住，她把自己的护照放哪儿了，以及父亲被什么事耽搁了。她说，她坐在门厅，整整等了三天。

第三天晚上，父亲到了，她终于可以起身前往他们的房间。父亲已经为晚餐换上“一身正装”，母亲说，“他还请我帮他调整领带。”接着，两人便下了楼。酒店外，一名法国医生及其妻子正在“一辆看起来有些滑稽的小车”里等着他们。

“那个梦简直太真实了！”她说。在梦中，她还对自己说，“这个梦我以前应该做过……”她问我是否也有相同的经历。

“有过好多次！”我对她说，“我知道自己在做梦，却忍不住老是想‘这地方我以前肯定来过’。”

“对，正是如此！”她说。那个梦中唯一让她不安的部分，就是在门厅等待父亲的那段奇怪经历。

另一个晚上，她跟我说起在多切斯特区的成长经历。那里虽然基本上是个犹太人社区，却离一个住着很多爱尔兰富人的区域很近。

“肯尼迪总统的母亲罗丝·菲茨杰拉德就住在离我们社区仅一英里远的阿什蒙特山。冬天，她会带着她的父亲坐在一辆两匹马拉的四轮马车里从我们面前经过……

“我刚出生那会儿，家里用的还是煤气灯，我们那条街上装的也是煤气灯。晚上，一个骑自行车的男人会带着一根长竿，把街上的灯一一点亮。”

她说，她还记得装上电灯那会儿，自己有多么激动。

母亲的父亲是名牙医，在她出生那会儿非常忙。从俄国来到美国仅仅两年后，他就于1898年进入了塔夫茨大学。母亲大约从10岁开始便在周六跟着他到学校，帮他打扫办公室。他要是周六也有约诊，她就站在牙科治疗椅旁，替他递需要的工具。

“我们乘电车出行。他的办公室在特里蒙特街，离著名的约旦马什百货商店不远。”

那家商店现在已经关门了，当时却是该城市中心商业区一个多世纪以来人们最熟悉的一处地标。

我的外祖父享年92岁，干牙医一直干到80多岁。据我所知，外祖父是个一腔热忱的社会主义者，但他从没跟我提过他的政治信仰。他喜欢聊他看过的书——大多是英美19世纪的小说。他的书房里有一套皮面的查尔斯·狄更斯小说。我十一二岁时，在他的介绍下，阅读了《皮克威克外传》《雾都孤儿》《大卫·科波菲尔》《艰难时世》和《远大前程》。他允许我把书带回家，利用夏天的夜晚阅读，后来还把整套书都送给了我。

我的外祖母是个十分美丽的女人。她在布达佩斯长大，深受19世纪末奥地利和匈牙利的音乐传统熏陶。我记得五六岁时，曾听过奶奶（我叫她“奶奶”）在客厅用钢琴弹奏愉悦的华尔兹和轻快的歌剧舞曲。就是她，决定让我母亲学习小提琴。后来，母亲逐渐爱上了小提琴，还为上大学后放弃学琴的事遗憾不已。

不过，母亲早年浸淫音乐，尤其是室内音乐的经历，为她的婚后生活留下了深深的烙印。记得我刚上小学那会儿，家里有台“维克楚拉”留声机，母亲会用这台留声机播放她小时候的音乐。她最爱的一首曲子是罗伯特·舒曼的44号作品——一首浪漫的钢琴五重奏。有时，我跟她坐在厨房时，她便会从头哼起那首曲子。

从拉丁学校毕业后，母亲前往惠顿市，进了一所小型女子学院。那所学院离南波士顿大约一小时车程。她在惠顿市读大一那年，她的父母从多切斯特区搬到时尚郊区布鲁克莱恩。两年后，她弟弟进入哈佛大学。故事就这样发生了。她弟弟不仅跟我父亲成了同班同学，还非常适时地请我父亲到布鲁克莱恩的家中吃了顿周日晚餐。于是，我的父亲就这样邂逅了我的母亲。

两人在父亲就读法学院期间结了婚。起初，他们并没有公开婚讯，因为外祖母瞧不起父亲的家庭。用她上流社会的视角来看，父亲家不仅比他们家穷困得多，也“粗鄙没教养”得多。因此，这也成了外祖母反对他们结婚的唯一原因。

有一次，父亲告诉我，祖母对这桩婚姻也有所保留。“她担心，我选择如此穷困的时候结婚是否能养活自己。但我告诉她木已成舟，我们已经在新罕布什尔州结了婚。”为了安抚祖母的情绪，大家同意在拉比家中再举行一次仪式时，“她便接受了这一切……”

为了让父亲实现与欧金·布洛伊勒的会面[1]，最后，他们的蜜月旅行去了瑞士。那时候，豪华酒店完全在他们的预算之外。

“我们住最便宜的旅馆，花每一分钱都精打细算。”母亲说，“但那段日子，是我一生中最开心的时候。我真为你父亲骄傲！而且，他又是那般英俊！”

她告诉我，在日内瓦，他们会沿着湖边散步很久。

“过去，他经常戴一顶你在老电影中会看见的那种帽子。遇到陌生人从旁经过，他还会掀掀帽檐，向他们致意。”

他们抵达布洛伊勒医生在苏黎世的博格黑兹比疗养院后，“医生把我们带到他家（他家在城外一个美丽的小镇上），坚持留我们跟他及其家人共进晚餐”。

母亲说，因为布洛伊勒医生对父亲的慷慨亲切，比起原计划，他们在苏黎世多待了几天。

“检查病人时，他邀请你父亲跟其他医生一起参与讨论。”

有一次，父亲的心思全放到了那些医学观察上，“布洛伊勒医生就带我到处游玩苏黎世各个社区”。

她说，长日将尽时，“他把我带进一家冰激凌店，给我买了个巧克力冰激凌。那时候，他已经是个德高望重的老人，却还是对我那么好！手帕掉到地上，我都还没来得及去捡，他就已经俯身拾起它，递向我手边了”。

得知他们正在度蜜月，布洛伊勒医生还建议了几处他认为瑞士值得一去之地。

“我们去了因特拉肯，乘坐那些小船横渡湖面，还坐了一辆直接开上山的小火车。我们在洛桑待了几天，然后前往巴黎，见到了皮埃尔·雅内！你能想象，这一切让我多么兴奋吗？！”

不过，据我所知，他们的婚姻并非一直这般悠闲安然。或者，换一种说法，尽管成长过程中，我也像很多孩子一样很想相信自己父母的婚姻是完美的，可事实却并非如此。母亲如此怀旧地谈起在瑞士的那几周生活，但仅仅几个月后，她就用一个从未与人分享过的秘密让我大吃一惊。她说，婚后她曾两次爱上别的男人，第一次是在她30出头、两人结婚仅8年之时，第二次是她40多岁时。

第一个男人名叫贝内迪克特·阿尔珀，是父亲大学时最好的朋友。本[2]是个迷人又帅气的男人，不仅潇洒浪漫，殷实的家境也让他拥有了一辆属于自己的车。母亲说，那是辆敞篷车。他开始追求她后，有时会把车让给父亲开。父亲在波士顿精神病医院当住院医生期间，每次一离家就长达6周。于是，母亲就在那段倍感孤寂的日子里与本越走越近。

她坦言，因为知道父亲被共事的“一群漂亮护士”（这是母亲的原话）吸引，所以对她来说，这一切更难接受。母亲怀疑，父亲不仅仅只跟她们调调情而已；后来，母亲也获悉，事实的确不只是调情。

虽然她想让我明白，她和本从未发展到肉体关系，但她留给我的印象却是：即便真发展到那步也没关系。她说，她觉得本估计从来都不知道，自己对他的吸引力有多大。

第二次，她确确实实地“背叛”（这是母亲自己的用词）了父亲，事态比之前严重得多。

“我出轨了。”

说这句话时，她非但没有一点后悔之意，声音中反而有种吐露隐秘的兴奋感。她没有告诉我那个男人的名字，却特意强调说：尽管有这段风流史和父亲给她带来的苦痛（父亲的风流情事比她频繁得多），她依然一直深爱着父亲，并为他的职业感到无比骄傲。总而言之，她很高兴自己嫁给了他。

这让我忍不住问她，面对自己的背叛，是否会感到内疚？

“一点儿也不！”她说，“他也出轨了，所以我才如法炮制。”

接着，她又习惯性地突然结束了这个话题：“去另一个房间，看看宝贝怎么样了……”

母亲这种直言不讳和尖酸刻薄让我大吃一惊，但那并不是最后一次。12月初的一个晚上，朱莉娅不在，我和西尔维娅坐在母亲床边聊天。母亲看样子又在出神，似乎正在享受她越来越喜欢的某种幻境或白日梦。西尔维娅善于交际，好奇心又强，我的私生活和工作她都知道得不少，而且，她还总是有兴趣再了解一些。

她说，从我的那些书可以看出，我访问各个学校、与孩子们待在一起的时候很快乐。

“你曾向往过拥有属于自己的孩子吗？”她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