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的余生，西尔维娅或朱莉娅几乎每日每夜都陪着他们。她们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周末不在，平时若不得不离开一下，西尔维娅就会找一两个别的帮手，来代替她们的位置。

这些别的帮手中，亚历杭德罗的妻子算得上其中的佼佼者。和亚历杭德罗一样，她在古巴时也是学医的（亚历杭德罗是心脏病专家，他的妻子则专攻家庭医学）。有时，亚历杭德罗会跟她一起来，在这儿待上一个下午，在她需要的时候搭一把手。不过，更多时候，他都只是陪伴父亲而已。此时，露辛达已成为执业护士，无法再经常到公寓来探望父亲。因此，我非常感谢亚历杭德罗想办法维持与父亲的联系，并努力保持他的机敏与灵活。

父亲回家后的头两年里，我每次进屋，只要赶在他犯困之前，他似乎都能认出我。我吻他时，他也会回吻我。要是他发现很难想起我的名字，我会倾身俯到他耳边：“嗨，爸爸！是我，乔纳森！”每当此时，他都会微笑着抓住我的手，深深地凝视着我。无论他的记忆受到了多大损害，那目光似乎都极具洞察力。

尽管至少一年前，无论多长的对话他都无法进行下去，但我有时提出的问题他却能直言不讳地回答，这让我大吃一惊。有一次，不得不二次入院后，他服用的一种药物让他不幸地拉了一周肚子。我问他感觉如何（这无疑是个十分愚蠢的问题）时，他给了我一个十分难看的表情，说了句：“糟糕透了。”

与朱莉娅和西尔维娅独处时，他说的话往往都是对她们的友善行为做出的回应。有时候，如果是跟西尔维娅在一起，他说出的话也可能是针对她做的某件引他生气的事。有一次，在帮他洗澡时，她说他非常反对让她清洗自己的“私处”（说起那里时，“私处”是她和朱莉娅经常会用的词）。因为已经非常熟悉，她突然逼迫起他来，引得他大为光火地跟她开了战。

“你不会得逞的！”他冲她吼道。

“我对他说，‘考泽尔医生，我才不稀罕那玩意儿！我不需要，我有老公！’”

我问，他听到这话后有没有发笑。

“没有，”她说，“他没笑，那副样子好像被我吓坏了。我想，我说出那番话，他的确有些震惊。”

回家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西尔维娅和朱莉娅都发现，父亲在性方面的自我意识依然非常明显。访视护士每月上门来替他更换新的导尿管时（后来，他已经尿失禁），他都会努力去挡她的手。

“他双手交叉，放在膝上，”朱莉娅说，“只要她一靠近，试图挪开他的遮挡，他用力地一收胳膊，就扣紧了双手。”

接着，朱莉娅劝他放开手，别妨碍那位护士的工作。

“他转过脸不去看她，而是无比尴尬地盯着我，仿佛在想‘有个陌生女人正拿手握着我的私处’。这就好比，‘这女人打算对我做什么？’那名护士一离开，他立刻就松了口气。”

如今，父亲的睡眠时间更长。入睡时间比刚回家那会儿早了一个小时。但一天的大部分时候，朱莉娅和西尔维娅还是会努力让他保持清醒。她们会把他从轮椅里拉起来，像对待我母亲那样，领着他在公寓或外面的走廊上来回走几圈，以锻炼他的双腿，保持良好的身体循环。

朱莉娅说，坐到办公桌前时，他还是会努力继续“给自己写东西”——信件、数字、只言片语，有时也可能是个完整的词，词上或字母上标着箭头，指向下一个词或字母。

“很像涂鸦。”她说。

不过，和以前一样，那些字母和数字都清晰可辨。她注意到，有时，他做这件事的时候会显得有些急躁，甚至有些轻微的疯狂，刚放下一张纸，就忙不迭地去抓另一张。

晚上，我经常看见散落在他办公桌上的那些纸。上面连接各个词语或数字的箭头和线条往往贯穿整页，指向两个单独的项目。从中，我完全能体会出朱莉娅说过的那种疯狂紧迫之感。那感觉仿佛他正在跟时间赛跑，趁还有机会，赶紧把这些对他有用的信息、含义或暗示写下来。朱莉娅说，他写这些东西时，显得“非常忙碌”。

深夜，母亲睡着后，我常常坐在父亲的办公桌前，从其中的一个抽屉里拿出几个信封和文件夹，就像他还待在疗养院时一样。那些掩藏在其他东西（比如早已过时的法律文件、保险申请单、贺卡，以及他或许寄出，也可能没寄出的信件草稿）下的文件夹，将为我开启一段父亲完整的人生经历，一段我已经数年不曾思考过的经历。我把这些文件夹连同跟奥尼尔有关的一些东西都搬回了自己家。然后，我熬了几个夜晚，回顾了一些父亲从医生涯中最有趣的过渡时期。

他职业生涯中较晚的一段时期便很有意思。当时，他已经50多岁，虽依然坚持在神经病学和更感兴趣的精神病学领域，他还是发现自己对一个交叉学科产生了兴致。这是介于法律程序和他定义为“能对其他人构成威胁的病理学”之间的一个学科。马萨诸塞州心理卫生院院长曾请他协助判断：一个有多次人身攻击（尤其是攻击女性）记录，却因为未确定其精神状态问题而无法做出法定裁决的人，是否危险；或者说得更确切些，其危险性是否持久。

此类案件中，伦理、医学和公共安全等因素常常会产生冲突。法官往往会不知所措，一方面，他们无法确定精神紊乱的个体是否意识到应该对自己犯下的罪行负责；另一方面，是否应该将其视为不需要承担责任的精神病人。如果是后一种情况，法官们或许会将其判入国家经营的安全机构——精神病院，但并不确定具体的刑期。

此类案件最重要的核心问题在于：当事人是否理解他犯下的“错误”。同样重要的问题还有：犯下那样的罪行，被告是出于自愿，还是被某种他也无法支配的力量所迫。为了评估当事人的精神状态，院长请求我父亲担任一个诊断中心的主任。当父亲认为某个案件需要精神科服务时，相关的评估工作就会在这个中心进行。

和职业生涯中其他时候一样，此时的父亲开始从阅读与目前面临问题有关的研究开始，广泛地做起了准备。

“美国缺乏这方面的知识，”他这样写道，“因此，首先得调查一下其他国家和社会是如何处理这类困境的。我走访了英国、意大利、法国、荷兰和丹麦的很多监狱和相关机构……与挪威和瑞典的专家们展开了讨论”。

他说，在英国时，他坚持拜访了“剑桥大学犯罪学研究所”，还在“英国首家收治精神病罪犯的‘专门机构’——布罗德穆尔医院——待了一段时间”，并从那里收获了“宝贵的经验和无数前车之鉴”。

承担院长指派任务的过程中，他进行的研究和获得的经验都在一个极具争议的案件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在那种情况下，父亲发现招募自己成为该案鉴定人的并非马萨诸塞州，而是联邦政府。那是个报纸出版商威廉·伦道夫·赫斯特之女帕特里夏·赫斯特被一个自称“解放军”的团伙（该团伙采用了几乎难以理解的政治意图为自己的行为辩护）绑架后，参与了一宗持枪银行抢劫的案子。

1974年4月中旬，监控录像拍到帕特里夏手持武器，出现在这桩爆发于旧金山的银行抢劫案中。一个月后，这个“解放军”团伙在洛杉矶实施第二次抢劫时，她被拍到手持半自动手枪掩护其成员撤退。

该团伙的6名成员在与警方交火中被击毙，帕特里夏与另外2名成员转入地下，并成功潜逃16个月，直到1975年9月才落入法网。被送入监狱之际，她将自己定义为一名“自由都市游击队员”。

随后的审判中，帕特里夏的父亲聘请了一位名叫F. 李·贝利的著名律师。这位律师组建起一个包括一名精神病医生在内的辩护团队。那名精神病医生曾研究过思想控制和洗脑术。提起诉讼的联邦检察官也带了2名专家，其中之一便是我的父亲。我记得，对此我真是百感交集。

当时，我告诉父亲，这事之所以让我不安，是因为联邦执法人员（尤其是联邦调查局）已经涉足这些非法秘密行动多年（此类行动一直试图颠覆从20世纪60年代起便风靡全国的社会抗议运动）。联邦调查局曾窃听马丁·路德·金博士的电话，录下他的私人通话，以此来抹黑他。[1]无疑，他们想通过这种行为来骚扰和试图控告其他民权运动和反战运动中的积极分子。（我自己也有一份冗长的卷宗，是我的律师从联邦调查局帮我要回来的。那份卷宗不仅包括我参与的民权运动情况，甚至还有20世纪60年代，我在罗克斯伯里担任四年级教师时所授课程的详细记录。）但我知道，所有这一切都与帕特里夏·赫斯特的案子以及她清白与否无关。父亲扮演的角色让我不安，也只是我的一种本能反应。要将此归咎于他，当然是不公平的。

无论如何，父亲依然同意担任此案的证人。但他还是清楚地表明：他需要与被告进行几次面谈，无论最终给出怎样的供词，都将建立在面谈结果上。而且，他也无法预测面谈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不过，确定起诉委员会理解了他参与的条件后，他便放下波士顿的工作，飞往旧金山，并在随后的两个月里，全身心地投入该案的准备工作中。

我在父亲办公桌旁的金属档案柜里，找到了他与帕特里夏谈话的书面记录。此外，我还找到一份他提供的证词和一份他接受盘问后留下的记录，那份记录出自贝利先生之手。就我看来，贝利先生的表现显然与其资深律师的名声不符。

父亲花费16个小时，与帕特里夏进行了5次面谈后，得出如下结论：犯下被指控的罪行时，她是自愿采取行动，并非被胁迫或出于某种精神上的原因。尽管他很同情她，但评估“责任问题”才是他要扮演的角色。

向法庭做证的过程中，父亲基于帕特里夏对其问题的答案[2]和法庭对其他面谈做出的记录，阐述了他的观点。[3]父亲认为，长大后的帕特里夏，认为自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个被抛弃的孩子”——她说，自己被扔到一个“严厉专制的女家庭教师”手中，不仅挨打，还遭受了其他虐待。[4]（父亲强调说，因为没有数年前那些经历的第一手资料，所以他并未将其作为证据。不过，帕特里夏秉持的信仰或她想给人留下的印象，都源自那些经历。）她也跟我父亲提起父母之间的争吵。她说，虽然他们只是在口头上争执，那些吵闹却依然令她万分沮丧，只想逃离那个家，赶紧被送回之前她待的那所寄宿学校。“她说，”父亲表明，她这么做的“唯一原因”，就是“离开那所房子”。[5]

父亲知道很多家庭都存在这种问题，也非常小心地不去丑化她的父母。但他依然相信：导致她一步步进入那种顽固、叛逆，与当局敌对的精神状态，从而接纳了那些绑匪价值观的原因，不仅包括家庭和父母的因素，还跟她遭受到的精神痛苦有关。她计划跟同居男友结婚，但那个男人性格傲慢，又大男子主义，还秉持以自我为中心的社会价值观，让她大为光火、万分沮丧。

刚被绑架时，她的确“非常痛苦、愤怒、伤心……随时准备奋起反抗”，正如父亲在法庭上所说，她是个“寻求理由的叛逆者”，而“理由”最终找到了她。

父亲最有趣的一段证词中，提到他做的一次经典练习。当时，他让帕特里夏就绑匪关押她的那套公寓画一幅画。实际上，那应该是幅“平面图”。贝利先生在他的陈述中提到，落入绑匪手中后，她被关在“一个壁橱”里。贝利先生认为，这一遭遇让她陷入了被动局面。然而，她画出的这幅画中有窗子、厨房和浴室等，却唯独少了那个壁橱。[6]因此，贝利先生认为，那里不仅是她此段经历中受创最重之地，也是她在绑匪的折磨下精神陷入绝望的关键点。正是这种绝望让她在重获自由后选择了与暴力为伍。

画中少了壁橱这件事让父亲兴趣大增，因为这似乎逐渐破坏了贝利赋予此案的主要意义。而且，事实证明，它似乎也对陪审团的决策产生了影响，并连同父亲基于跟帕特里夏谈话结果提出的其他观点也起到了强调作用。在这些强有力的结论下，父亲成功抵挡住了贝利先生质疑其证言可信度的猛烈抨击。

贝利先生跟父亲纠缠了很久。比如，他一直不满父亲在与帕特里夏的谈话中那种记笔记的方式，非让父亲解释为何不用录音机录音。父亲说，他不习惯在诘问中使用录音机。父亲观察到，在被告拥有“杰出法律人才”的优势下，“这个人就极有可能提到谈话记录”，并利用“事先写好的脚本”（他含蓄地暗示了这点）提前教她某套说辞。若有磁带，便更能证明她很可能真与某个脚本脱不了关系，从而破坏“诘问的完整性”。

贝利先生问，如果没用录音机，我父亲还采用了哪些别的记录方式？

“医生，您不会速记，对吗？”

“不会。”父亲说。

贝利先生立刻揪住这点不放。

“那请问，您都用了什么方法？”

“我用了我的右手、一支钢笔和一张摆在我面前的纸。”父亲礼貌地回答道。

整个审判过程，我母亲都一直在场。她说，这个回答似乎让贝利先生非常不满。

最终，对审判结果最具决定意义的因素或许是：贝利先生起身做总结陈词时，并未集中阐述能让其当事人无罪开释的要点，反而喋喋不休地说些令人费解的话。后来，帕特里夏说，她觉得他多半喝醉了。[7]这点无论用什么标准来衡量，都是对她利益的背叛。法官裁定帕特里夏有罪，并判处她长期监禁，后又改判为入狱7年。但她只服了不到2年刑便获得吉米·卡特总统的减刑特赦。

一边追踪这件将近30年前的案子，一边重读这些资料，父亲秉持公平原则，在反复讯问中表现出的那种优雅和泰然自若再次触动了我。不过，我依然记得，案子一结束，我就放下心来。参与此案让他在媒体无情的关注下短暂地出现在公众眼中，而且，在他的讣告中，该案更被作为他此生和职业生涯中的标志性事件，与其临床医生的职业格格不入。[8]如此强调这事，真是令我万分沮丧；他之前的一些病人也写信给我，表达了同样的感觉。

如今已是2005年春，父亲已回家2年零6个月。我发现，尽管他的双手依然灵活，和朱莉娅坐在办公桌前时，还是会在那些蓝纸上做简短的笔记，但在入睡前，他却常常握指成拳，把手紧紧地贴在胸口。

随着时间的流逝，他越发执拗地非这么做不可。西尔维娅和朱莉娅把柔软的毛巾撕成碎片，塞入他指间，以免他弄伤手掌。我要是一边跟他说话，一边轻柔地抚摸他的手指，他就会充满警惕地直视着我，但有时也会展开一只手，由我握着。这个举动或许看起来微不足道，我却一直都将之视为一场小小的胜利。

4月末，父亲的信托律师告诉我，我的父母已经花光了他们毕生的积蓄。从这一天起，他们唯一的收入，除了可以继续领取的社会保障金，就只有马萨诸塞州心理健康部门发给父亲的那点微薄的退休金了。律师说，这两笔收入只够付房租和其他一些小额开支。只要他们还活着，剩下总共大约每月15000美元（即每年将近20万美元）的开销，便已无钱支付。这些开销包括：商业保险和医疗保险报销范围外的医疗费、其他相关的医疗支出（如两人都需要额外补充的专用营养剂），以及到目前为止最大的一笔开支——护工们的工资。

律师说，他发现我姐姐无法为他们提供支持。正如我所说的，她还有女儿要照顾。尽管她们长大结婚了，她还是竭尽全力帮助她们。除此之外，她也有其他需要负担的家庭开支和债务，这些我都已经知道。所以，相对她而言，我的情况要简单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