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也说，他需要向我指出：如果我愿意把父母经济困难的情况上报，他们是符合公费医疗补助制度相关规定的。如此一来，把他们仍有经济价值的那些物品出售后，政府会出资为我母亲找一个疗养院，也能帮助我父亲重新回到疗养院。不过，他也说，他觉得我肯定不会接受这个建议。终于把父亲带回家后，还有什么念头能比再把他送回一个机构更令我不安的呢？而且，这一次，还得把我母亲也包括在内。

这些事情，我自然没有告诉母亲，但我知道，她一直对此心存怀疑。因为朱莉娅曾对我说过，她担心我要是一直从自己的积蓄中拿钱出来，如果我也像她和父亲一样长寿，之后或许就会陷入困境。那年10月，我的一本书眨眼间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时，朱莉娅曾把它拿给母亲看，以证明我并没有处于贫困的边缘。朱莉娅说，这虽然稍微缓解了母亲的担心，但也只是暂时的，“接着，她又会开始担心……她总会不断地向我提起这个问题”。

母亲曾对朱莉娅说，她在“二战”期间为某个军事分支机构做过“调查员”（但她从未说过调查的内容是什么）。她也说，她非常喜欢这份工作。

“她跟我说起这事时，我实在忍不住想笑，”朱莉娅说，“我告诉自己，‘你最好还是相信这事！我想，她一旦决定刨根究底地追踪某样东西，是任何人或任何事都无法阻止的。’”

最近，我问了朱莉娅一个问题。把父亲带回家前，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很久。这么多年来，母亲已经习惯了护工们专心致志、心无旁骛地照顾她一个人。父亲回家后，会让她产生一种有人在跟自己竞争的感觉吗？

“起初，她是有些想争上一争的感觉。”朱莉娅说，“晚上，如果我正在卧室跟她聊天，我或许会抬头看看表，告诉她我得送药给你父亲。这时候，她就会说，‘你非得现在去吗？’我说非得现在去，因为这对你父亲很重要后，她便说，‘那你赶紧！动作快点！然后立刻回来。’”

“但一段时间后，情况就变了。我们聊天时，那件事会突然成为重点。她会抬头看看表，对我说，‘朱莉娅，我想你应该去给哈里送药了。’”

“我会说，‘谢谢你的提醒。’等我回来后，她会想知道你父亲是否又睡着了，或者是否感觉舒服。”

正如我所说的，父亲刚回家那会儿，母亲就开始叫他“宝贝”。但他在家中待了几个月后，朱莉娅告诉我，母亲有时谈起他时，会更温柔地唤他“哈里”。

“两种称呼她都会换着用。偶尔，她还会在入睡前决定起身去瞧瞧他，看他那儿的情况是否有什么变化。她会说，‘朱莉娅，带我去瞧瞧哈里。’于是，我便帮她下床，搀着她去他的卧室，然后放下他床边的栏杆，让她吻吻他的额头。之后，她会站在那，盯着他看上好久……

“接着，仿佛突然触动了她脑中某个类似开关的东西一般，她会说，‘没错，他还是个孩子。’”

朱莉娅说，她非常确定，母亲并不认为随着一夜又一夜过去，他真的会有什么变化。

“我也说不清她到底在想什么。总之，我们会走回她的卧室。她会说，‘没什么变化，还是老样子……’然后，一切就那么结束了。”

朱莉娅说，偶尔，认识我父亲多年的一些人会打电话来，问是否可以跟他通话，如果知道他生病了，他们还会询问他的近况。

“卓别林的一个女儿打过几次电话，”她说，“是维多利亚。她最后一次打来电话，就是两个星期前的事。

“她有事来波士顿，就想顺道看看你父亲。我告诉她或许不行时，她就说想见见你母亲，并问是否可以带她吃顿午饭。你母亲接过电话，跟她聊了会儿，还问起她的姐妹们。你母亲说自己没精力打扮，也没力气出门去餐馆，维多利亚问是否可以就过来看望一下。我很希望你母亲答应，她却说自己觉得不太舒服，不能见客。听得出来，维多利亚非常失望。不过，她还是跟我说她完全理解。”

有一次，母亲告诉朱莉娅，她和父亲曾受邀前往瑞士，参加卓别林一个女儿的婚礼。母亲把那场婚礼的细枝末节都描述得非常清楚。

“她说，婚礼是在家中，而非在饭店举行。”朱莉娅说。

那是母亲第一次见到卓别林的女儿们，但直到今天，她对她们的印象依然十分清晰。

“你母亲说，其中一个女儿（她男朋友是名演员）17岁就离家出走了。她告诉我。那个女儿闹出这事时，卓别林先生非常生气，因为她还那么年轻（尽管卓别林结婚时，他的妻子也很年轻）。你是知道你母亲这人的。‘他活该！’我想，那个女儿应该就是维多利亚……[9]

“总之，你母亲不让她到公寓来让我觉得非常遗憾。我觉得，这对她一定有好处。我知道那姑娘非常喜欢她。”

和我一样，朱莉娅也相信，这都是我母亲的虚荣心在作怪。她每次到疗养院看望父亲，都要让朱莉娅陪她去科普利广场的一家店做头发。有时，她也会去附近的一家商场替自己买一条漂亮的裙子，因为她要“出门了”。朱莉娅说母亲一直都很担心自己的样貌，因为她说过她从来不觉得自己有魅力。

“你知道吗，朱莉娅，”母亲曾对她说，“作为一个女人，尤其是长大后觉得自己很丑的女人，真不是件容易的事。”

很久以前，她也跟我说过类似的话。可我表示反对时，她却说我的意见不算数。

“你是我儿子。所有孩子都觉得他们的妈妈很漂亮。”

对此，她非常固执。

母亲去世后，据朱莉娅描述，母亲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曾就宗教这个话题跟她展开过几次讨论。母亲问她关于信仰的问题，也会问她所去教堂的情况。朱莉娅跟我在她那个社区教书时遇到的很多母亲和祖母一样，是个虔诚的信徒；而我母亲的信仰则要显得犹疑和有限得多，她因此养成玩世不恭的性格，也就不足为奇了。

我发现，迄今为止，我几乎还没说过母亲对宗教的感觉或信念。至于我父亲，若直言不讳地说，他应该没有信念。对于传统宗教的种种教义，他向来反抗得十分激烈（回想一下，他哈佛的毕业论文题目正是《宗教与疯狂》）。

和母亲结婚（他们在新罕布什尔州一个小镇上举行了一场非宗教性的结婚典礼）后，两人虽然加入了犹太会堂，却只偶尔出席宗教仪式，有时是周五晚上，但大多还是在圣日。后来父亲告诉我，他之所以继续留在犹太会堂，主要还是出于社会原因——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屈从于礼貌”，不过，他应该也出于对他哥哥的尊重，因为他哥哥是该团体中的领军人物。

因此，各种混乱局面和明显矛盾当然是无法避免的。一连数年，父亲不仅每周都将我和姐姐送去教会学校一次，还在我举行受戒礼[10]前的一个夏天，雇人到家里教了我大约6周的希伯来语。但我依然觉得，这是社会压力迫使他做出的某种纠正性行为。我不知道他还有没有其他目的，但我觉得，宗教并非他这么做的动机。

我想，如果祖母的信仰没有以那种深植于心的方式传递给他，他对宗教的态度或许会大不相同。祖母在将自己的信仰传递给我的时候，至少是富于感情的；而据父亲描述，她传递给他的，却“是对其毫无意义的大量规则和可怕威胁”。进入大学后，他便彻底拒绝了母亲灌输的那套思想。然而，我读大学时，经常在祖母（我叫她“布比”）家消磨掉的那些晚上，祖母却是以一种少了训诫意味、多了几分个人感悟的方式向我传递她的宗教信仰。可以说，这跟她传递给父亲的方式是完全不同的。

我知道他很爱自己的母亲——在疗养院时，他说起祖母的样子，仿佛祖母依然在世一般——但他也很怕她。他叫她“总司令”，并说若是有犹太人违反她遵循的那些生活准则，她就会变成一个“无比可怕的人”。（父亲告诉我，有一天晚上，祖母走进一家中餐馆，发现跟她同一教会的某个人正在吃排骨、大虾和米饭，她立刻端起那人的盘子，把“所有食物都倒在了他身上”。）

岁月让祖母采用了一种与对待其同辈人或自己子女不同的方式，来更成熟而宽容地对待我这个不严守教规的孙子。对我来说，这真是一桩幸事。在她生命中的这个时刻，她对万事万物的态度都已温柔宽容了起来。

父亲对宗教的抗拒心理，从未随着时间的流逝而缓和半分；而我母亲独立而尖锐的个性却让她对宗教有了独到的见解。她常常对我说，她信仰的上帝，并非某个让摩西站在山顶传下一套戒律、可以想象出的实体（她认为，这是“不可能的”），而是一种超验之力，某种道德上的，或许十分模糊的抽象实体。她还说，她也相信人类的存在是有道德因素的。她钦佩所有相信这点，并用自己的生活证明该信念的人。

年近98岁的她开始不断地追问我在纽约的一个密友兼同事，或许这也是原因之一。我那位朋友名叫玛莎·欧弗罗尔，是个圣公会牧师，服务于同样穷困的纽约布朗克斯区，我也跟该区的孩子们待过一段时间。后来，我在一本名为《天赐恩宠》（Amazing Grace）的书中，详细描述过玛莎·欧弗罗尔。朱莉娅曾给母亲读过这本书。玛莎对那里孩子的无私奉献让我母亲肃然起敬。她还问过我，有朝一日，是否能让她见见这位牧师。如今，玛莎已经来到马萨诸塞州。然后，在那次著名的“回归田园”运动中，她找机会来到公寓结识了我母亲。

就这样，两人见了面。玛莎是个特立独行，且有很多独立价值观的人，所以精力充沛、思想活跃的母亲对她很有吸引力。她说她很喜欢我母亲的幽默感。玛莎逐渐了解母亲期间，即便说起那些非常不成体统的事，母亲的顾忌也是越来越少。

玛莎虽然没有劝母亲改变宗教信仰（这么做有违她的性格），但她很快发现，尽管母亲依然对永生持怀疑态度（我想，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母亲是很想接受这种信仰的，即便不是以牧师坚信的那种方式接受，也会以某种她或许觉得合适的方式接受），却已经把她视为良师。但此事的重点在于：玛莎无懈可击的道德感已经彻底征服了我的母亲。结果，母亲终于问玛莎是否可以在她去世后为她主持葬礼。

玛莎似乎对母亲和其他人的脆弱充满了无限的同情；或者说得更确切些，她对母亲的处境充满同情。面对不可预知的未来，她的到访为母亲带来了一种安宁感。不过，大多数时候，两人相处的时光都是十分愉快的。朱莉娅说，即便在生命的最后几年，母亲拒绝让维多利亚或其他老朋友登门拜访时，“她也总是问我，玛莎什么时候来看她”。

玛莎当然未曾领教过母亲的反复无常和颐指气使。她的那些小脾气，主要还是留给了我和照顾她的护工们。那些耐心的女士在照顾她的同时，也竭尽所能满足我父亲的需要，为他的余生带去些许欢愉。

[1] 联邦调查局试图破坏马丁·路德·金博士名誉的实例比比皆是，例如，可参见戴维·加罗于2002年7月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的《联邦调查局与马丁·路德·金》（The F.B.I. and Martin Luther King）和威廉·萨菲尔于1975年11月20日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的文章。

[2] 父亲把与特里夏·赫斯特面谈的对话都记录了下来。他在面谈中和面谈后都做了笔记。每次对话，都写下了密密麻麻的手稿。后来，一份63页的打印文档将他的这些评论和想法都收录了进去。

[3] 父亲在帕特里夏·赫斯特一案中做出的警戒性声明内容如下：“未深入研究案件之前，我从不做出任何承诺。而我有可能提出的任何意见，也跟我的聘请方无关。在我看来，一个人发下说出真相，且只说真相的誓言时，从一开始，就是一种回溯性行为，并包括了对该事件的临床研究。”（摘自父亲1975年10月14日给联邦检察官詹姆斯·勃朗宁及其同事戴维·班克罗夫特的信。）

[4] 对帕特里夏声称从小受到虐待一事，我父亲称：“因为当时我并不在场，所以此刻无法说事实就是如此。那只是她自己对早年生活的印象……”随后，父亲又补充道：“她对童年的回忆是非常复杂的。她有宠物；从很多方面来说，她也备受宠爱，并享有充分的自由。”

[5] 我父亲的证词。美国联邦政府对帕特里夏·坎贝尔·赫斯特一案诉讼过程的官方记录被《帕特里夏·赫斯特案》（The Trial of Patricia Hearst）（旧金山：领英出版社，1976年）全文转载。

[6] 关于帕特里夏的画中没有壁橱这件事，被告方却只强调那几周她受到的伤害（帕特里夏称，她被绑匪关在那个小壁橱里的几周）。我父亲声明，她在画中指出了厨房、浴室、卧室和客厅的位置，她画了“两条线，两条对角线……表示那里有两扇前窗”。她说房间里有个大壁橱。打开壁橱的双开门，就可以拉出一张活动折叠床。“因此，她划出了那个存放折叠床的双开门壁橱。她告诉我，后来，绑匪大部分武器也存放在那里。”他说，她的画中没再出现其他更小的壁橱（可参见之前脚注提到的《帕特里夏·赫斯特案》，也可参见1976年3月16日的《旧金山纪事报》）。父亲与帕特里夏的五场面谈总共耗时约16个小时，在1976年1月22日的那次面谈记录中，我找到了一份帕特里夏所画房间平面图的复印件。那是幅非常简单的素描：她用大圆圈代表房间，用平行线代表窗户和那个存放武器的大壁橱。

[7] 帕特里夏在与阿尔文·莫斯科合著的《帕蒂·赫斯特：她自己的故事》（Patty Hearst: Her Own Story）（纽约：雅芳图书，1988年）一书中写道：“他从被告席上站起来，抓起一堆凌乱的笔记，我看见他的手在颤抖……并且满脸潮红。我想，他是不是在午饭时喝了酒……他的发言不到45分钟，但我惊恐地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努力跟上他颠三倒四、支离破碎的发言时，那感觉真像过了一辈子似的。”也可参见1978年8月3日的《波士顿环球晚报》。

[8] 关于强调父亲在赫斯特一案中扮演角色的报道，从另一方面来说，《纽约时代杂志》（2008年12月28日刊）在对当年去世的24人做的年终总结中，简短却充满温情地描述了病人们给予父亲的信任，还提到了他与尤金·奥尼尔的亲密友情。

[9] 维多利亚·卓别林：她与之“私奔”（用我母亲的话来说），并最终嫁给他的那个男人就是让–巴蒂斯特·提瑞。两人组建了一个马戏团，起初取名为“幻想马戏团”，后更名为“隐形马戏团”。

[10] 13岁犹太男孩在完成犹太教的研读课程后所受的成人礼，通常于周六早上在犹太教堂内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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