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秋，父亲遭遇了一次突发性的健康危机，那是我第一次被迫面对会失去他的可能。

他先是连续一周多胃部不太舒服，然后又接连几天排不出大便。如果没有及时得到正确处理，对于他这种年龄的人来说，此类胃肠病也可能致死。其他常见的致命原因，还有尿路感染、吞咽和呼吸困难。因此，及时发现这些危险的早期预警信号，就是最重要的事。

但疗养院负责照顾病人的那位医生（他似乎很少直接接触病人，正如露辛达曾私下向我透露的那样，他甚至不怎么在疗养院出现）要么没有及时发现父亲的情况，要么就是即便有所耳闻，也没有要求护理人员对此采取任何措施。无论出于上述哪种原因，总之值班人员既没有调整父亲的饮食，也没有在他情况恶化前进行常规灌肠治疗。结果，父亲的大肠便渐渐出现了堵塞。

那一周，我在西雅图和洛杉矶；露辛达和孩子们在亚利桑那州度假；亚历杭德罗也不在；西尔维娅则因一个亲戚的葬礼忙得不可开交。代替他们的那位新护工要么经验不足，要么就是没意识到自己有权干涉此事。

当医生终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后，却采取了一项极端危险的处理方式：往父亲直肠内强行插入一根软管，并尽可能地推进到结肠处。

据临时帮忙的那个人描述，父亲“疼得放声大叫”，但负责插管的那个人却依然继续把管子往里推。应该为之后行为负责的那个人到底是谁，我始终没有找到。但很显然，父亲的这段痛苦经历不仅让他昏迷了过去，插入的管子还有可能对他的结肠内壁造成了复合性损伤。

“他们那次检查用的工具，”后来，一位医生向我解释道，“不仅长达12~16英寸，也要足够坚韧，才能径直穿透或避开已经像石头一样硬的大便进入结肠，所以会给病人带来极大的痛苦。这种痛苦是应该被避免的。

“训练有素的医生早已不采用这种方法。我们教导学生用手挖出大便，这样才不会给病人带来结肠穿孔和血液感染的风险。

“无论如何，”他说，“只要仔细监控病人情况，都不至于走到如此地步。尤其是对你父亲这么大年纪的人来说。坦白地说，他遭遇此事，简直是不可宽恕的错误。”

这一切发生时，我正在从洛杉矶返回的飞机上。飞机刚一降落，我就发现手机上有个西尔维娅打来的紧急电话，让我尽快联系疗养院。打通疗养院电话后，护士站的一个人告诉我，她相信我父亲已经被救护车送往剑桥的奥本山医院。

抵达医院后，有人告诉我他已经被送进重症监护室。确认了我的身份后，一名护士将我带到父亲身边。

我从未见过那般模样的父亲。他虽然睁着眼，脸色却极其苍白。我俯身凑到他近旁，在他耳边说话。他抬头看着我，似乎想努力回话，却什么也说不出来。一名住院医生将我拉到一边，让我做好最坏的准备，我踏上医院阳台，琢磨着要不要给母亲打个电话。我知道，要是父亲真的无法生还，她一定会想见见他；但如果没这个必要，我实在不想吓坏她。于是，我转而联系露辛达，却没有成功。当时，我不知道她已经离开了。除此之外，我不是待在重症监护室，就是在旁边的候诊室。午夜后不久，我被告知他的情况已经稳定下来，不会再有生命危险。

第二天，我决定将他转到麻省总医院。不过现在想来，几乎可以肯定，当时已经完全没必要转院。我想，我只是简单地以为，父亲在麻省总医院待了那么长时间，对他来说，那里肯定是最好最安全的康复之地。

不到一周，他的情况就恢复到了医生口中的“基线”标准。这个用来描述他当前身体和精神状态的术语，是相对他之前病危状况而言的。那时，我不得不考虑，是否要让他继续留在疗养院。

鉴于这明显是那名医务主任[1]玩忽职守的结果，这便不是一件容易解决的事。与西尔维娅和亚历杭德罗讨论过之后，我决定最好不再寻找新的疗养院，而是将父亲送回那个他已经熟悉的地方。我知道，如今已经回来的露辛达，一定会比平时更加仔细地照顾他。我也知道，她给予他的陪伴，在别的机构中是找不到的。因为其他任何机构的员工，都无法像她一样，既熟知父亲的过去，又能基于对父亲个性的了解为他提供精神上的刺激。

总之，我认为这是个正确的决定。不过，在接下来的数月里慢慢改变父亲的生活环境还是有可能的。

几周后的一天下午，我打开了几个封好的大板条箱。这些箱子是大约12年前父亲坚持送到我家里来的。直到此时，我才觉得有必要看看这些箱子里都装了些什么。刚刚目睹他经历的这场危机，我突然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渴望：无论那些包裹里尘封着什么样的记忆，我都想好好地了解一番。

我打开的第一个板条箱中，有一批他在医学院和之后几年内的备忘录、笔记本、病历记录和报告。在这些东西里，有一张用便宜画框装裱起来的医学毕业文凭，显示父亲毕业于1934年6月21日。箱子里还有一张装裱起来的证书，是他在麻省总医院的实习证明。该证明宣称，截至1936年1月31日，他已经忠诚地在麻省总医院东方医疗所担任了19个月的医生。这张证书下是一叠用粗橡皮筋捆在一起的文件夹，里面装着父亲1936—1938年先后在波士顿精神病医院（即如今的马萨诸塞州心理卫生院）和巴尔的摩约翰斯·霍普金斯医院菲普斯诊所担任住院实习医生时写下的文件和病历。

虽然我阅读他手写的这些文件有点困难，但其中一份文件的题目是“丘脑综合征一例，治疗方法：囊肿切除术”。该文件的第一部分是父亲写下的病历，详细描述了那位病人的情况：“一个瘦弱的中年妇女”“因为病人声称有突发和自发性疼痛”以及“院方希望找出该病人痛感的真实程度”，她已被医院收治。

父亲写道，这位病人是“异卵双胞胎中的第二个孩子”，在“众多操作和仪器帮助下”，才通过“横位难产”诞生。出生后，“又经历了诸多困难，并延误了很长时间，才建立起正常呼吸……1900年，5岁的她被送往波士顿儿童医院接受检查，查出左侧身体出现多处挛缩，所以由此接受了数次姑息性手术治疗。从7岁起，她便开始出现惊厥性发作，而且这种发作通常都出现在夜间……

“对颅侧神经的检查”结果显示：“她左侧鼻孔嗅觉极差，不是只能闻到一点气味，就是完全闻不到任何气味。左眼的视力也非常差……左脸有萎缩和轻瘫（即局部麻痹症）症状……左耳的听力在持续减弱。舌头左侧的味觉不仅没有右侧灵敏，有时还会完全丧失。左侧身体的感觉也明显异常。即便产生一点感觉，也必定是不愉快的感觉，偶尔还会出现痛感……刺激性强烈和刺激性不强烈的物体作用在她身上，似乎都不会产生任何差别……她感觉不出温暖物体的热度，但碰到冰块，她却会发出尖叫声，称感到自己正被某物‘灼烧’。”

父亲总结道，该病人感觉到的疼痛绝非幻觉。两周后，他负责扫描的EEG[2]让他相信，这个女人的右脑有一处囊肿。他叫来咨询的那位资深医生也相信，“几乎可以肯定，病根来自新生儿产伤……多次讨论后，他们决定为她实施手术，并立刻获得了病人的同意……”

父亲写到，事实证明，那次手术非常成功。（“切除那处囊肿后……病人再未感觉不适，病情也没再发作过。”）不过他也注意到一些副作用，在谈及术后更乐观的结果时，他还附上了几条证明：“一个人对手术的狂热”应该“受制于”上述理由。

这份材料和文件夹里的其他病历为何会让我如此着迷？我想，最简单的原因，就是我能跟着它们，详细地一次性回顾父亲在我诞生前5个月里、数百小时内的工作情况。在那几百个小时里，他不仅逐渐培养出一名临床医生的自信，还养成了谨慎和自我批评的品质。后两种品质为他赢得了那些他视为导师的老医生们的尊敬。比如，我发现他划掉了很多语句。很显然，他一定觉得他的诊查结果不足以支持那些语句。还有一件事也是显而易见的：他非常喜欢自己的病人——“友好而为人和善……是个非常有趣且十分健谈的人……她喜欢与人聊天”。他写下了很多类似赞扬病人优秀品质的笔记。只要认为某位病人具备此类品质，他就会在个案研究中记录下来，以备多年以后翻查。

我还看到一组让我更感兴趣的文件，那是父亲对他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医院30位病人诊疗后留下的一份长病例总结。之后的第二年，父亲仍然待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医院，并借助一项洛克菲勒基金的资助，有幸得到瑞士裔精神病学家阿道夫·迈耶医生的指导。父亲和他共事期间，迈耶医生是美国当时精神病学领域的开创性人物之一。（医学历史学家们通常认为，让美国精神病学脱离“故步自封”状态，真正进入世界医疗学术圈的，就是迈耶医生。）

在这些总结中，我发现三张图表。父亲把这三张图表分别贴在三个大纸板上。每个纸板都有三英尺高，宽度则比三英尺还要宽。显然，他把这三张纸板都贴到了办公室墙上，以便随时追踪这些病人的情况。对每份病历的描述，他都按顺序分成以下8个类别：“症状”、“体检结果”、“情况”因素、“条件”因素、“个性”、“遗传性”、“疗法”和“疗效与追踪情况”。不仅图表上的每一项都写满了字，空白处也被他尽可能多地写上了各种细节。

其中有份看似稍微简单点的病例，该病例记载了一个18岁女性患者的情况。“草率的婚姻、未婚先孕、难产”，抱怨“喉头有噎塞感……不得不大口喘气，手部有麻痹感，似乎随时都要昏倒”，因此非常恐慌。在“体检结果”那一栏下，父亲这样写道：“病人身体虚弱（即体力不足），体重偏轻；脉搏110；反射测试结果呈阳性（++）；血压125/60；脑电图测试结果为阴性。”“疗法”一栏下写着：“已向病人解释体检结果均为阴性。此外，也与这位女病人坦率地讨论了可能出现的致病原因。显然，唯恐再次怀孕导致了她的焦虑。开避孕隔膜。”而“疗效与追踪情况”一栏下则写着：“使用避孕隔膜后，不再出现麻痹感、噎塞感和恐惧感。自此以后，也不再出现昏厥现象……如今，她与丈夫相处得非常愉快。”

还有一个病例，记录的是一位刚刚失业的27岁男子。“病人恐慌症发作，怕死、心悸、双臂有刺痛感、有强烈的排便感、严重漏汗。”失业后，“病人还对性产生了焦虑感和不安全感，虽然与深爱的女子住在佛罗里达州，却害怕染上淋病。因此，他强烈地希望逃离，‘抽身而退，摆脱这段感情’”。“疗法”一栏下这样写道：“和这位病人详细讨论导致这些症状的原因。从病理学的角度进行解释……”“疗效与追踪情况”一栏下写道：“大有改善；症状已经大大减轻。”数月后的第二次追踪情况为：“佛罗里达州的那段感情进展良好，有望在一年内步入婚姻殿堂……”

还有一个明显更复杂的病例。一名43岁、“在马尼拉做生意的”男人觉得“喉头发紧”“死亡逼近”，并“从1928年起便开始焦虑”。父亲邀请迈耶医生共同替他诊治。

“病人向迈耶医生描述焦虑的症状：‘那感觉仿佛从高楼坠落，十分恐怖，完全是种无计可施的感觉！你知道，自己完蛋了，只能等待触地的那一刻！’”接下来，父亲又继续记录道，“该病人由患有癔病的姨妈带大……童年时经常看医生，有多年臆想症病史。同时，病人一直有阉割恐惧症症状……”在“遗传性”那一栏下，父亲写道：“叔叔自杀身亡。父亲酗酒。母亲极不负责、喜爱奢华，最终抛下孩子，与另一个男人私奔了。病人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他还有个姐姐，人很漂亮，生活却很奢侈，结过三次婚……”看起来，这位病人痊愈之前，父亲的实习似乎就结束了。他笔记的最后一行是另一个医生的名字。或许，接手照顾这位病人的也是一名实习医生。

后来，我把这些文件带给波士顿的一名精神科医生看。他说，因为我们最近在脑生理学方面取得的一些突破，从极少的几个方面来说，或许有人会认为这些临床报告中强调的重点和使用的语言已经过时。他也指出，这些图表中的条目都极有历史意义，因为它们忠实地反映了迈耶广为人知的整体理论和“情景与社会因素在疾病成因”中的体现，以及童年创伤不完全，甚至并不占主导地位的影响。据他观察，被“弗洛伊德理论蒙蔽了双眼”的“顽固又武断的精神分析学家们”往往会忽视这些与病根同时存在的因素。

他还说，迈耶最重要的贡献之一或许就是他始终坚持十分详细的记录。在他那个时代的美国精神病机构中，这种做法并不常见。这些图表在我打开的第一个板条箱里已经被折叠了数次，但父亲在准备它们时表现出的勤勉，为他整个职业生涯的病历写作树立起了模范，即事无巨细地记录每一个细节。

那个板条箱里还有很多个人物品和与众不同的珍宝。比如，有父亲曾经在波士顿精神病医院担任住院医生时，他曾经的病人寄来的信件。那位病人康复后写信来表示感谢。而且，那位病人显然相信，相比其他更有经验的上级医生，一个从医学院毕业还不到两年的年轻医生竟创造出“如此奇迹”，完全值得这般褒奖。的确，早在1931年，身为医学院学生的父亲，就已经于夜间在哈佛大学麦克连附属医院兼职。当时，他帮助照看过一位来自康涅狄格州的女病人。那位病人曾写信问他，如果她与丈夫坐火车到波士顿，他是否有时间替她做一次“复诊”！这封信上有一张生锈的回形针夹着的便条。便条措辞温和，是父亲写的。便条中，父亲向她解释了自己是一名医学院的学生，还没有成为正式的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