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2000年4月为止，父亲已经在疗养院度过了3年10个月。尽管可以在无人搀扶的情况下独自走上一小段路程，西尔维娅、亚历杭德罗和其他照顾他的人还是知道，久坐对他并不好。大多数没有私人看护的病人，都会面临这种糟糕的情况。现在，他睡得比以前多，早晨往往都是在卧室里度过的；但下午和晚上，他经常待在客厅，天气好时，就待在外面的阳台上。
阳台有圈齐腰高的木栅栏，把桌椅板凳都围了起来。从这里望出去，可以看见一片斜斜的草坪。棕色的小兔子在草坪上蹦来跳去，欢快地吃着青草。因为有栅栏，所以我可以把“小淘气”放开，任它在阳台上自由漫步，在访客、疗养院员工或病人中任意穿梭。不过，对它来说，兔子显然是个不小的诱惑。要是有人偶尔忘了闩上阳台门，它就会用鼻子将其顶开，撒开蹄冲过草坪，徒劳却欢快地追逐那些小东西。
对此，我并不担心。因为下方小路上的车并不多，而等它发现兔子们轻而易举就能超越自己时，也会很快灰心丧气。但父亲若是发现它从我们身边溜走，四下打量一番后，看见它在草地上奔跑或猛嗅山底的那些小花儿时，就会变得不安起来。
有一次，我们都坐在阳台上，“小淘气”突然从父亲身边跑开，张腿趴到栅栏上，将鼻子伸过上方横栏，盯着下面的一只兔子，哀哀地叫唤着，这让父亲越来越不安。最后，我只得起身将它带了回来。
我对父亲说：“你刚才看起来很担心。”
“这个嘛，”他边说边伸手去摸它的头，“他不想让它受到任何伤害……”
那年晚些时候，“小淘气”的鼻子上方开始出现小肿块。于是，父亲对它的喜爱便让我面临了一个难题。起初，那个肿块并未引起我的警觉。它的兽医认为，那可能是过敏引起的炎症，不久之后便会自行消退。但当肿块并未消退，反而越长越大、越变越硬时，我又把它带回兽医那里。这次的诊断显示，它患上了鼻腔癌。
现在，肿块已经非常明显。疗养院有些工作人员很喜欢它，经常蹲下来（一些病人也会如此）摸它，跟它一起玩。此时，他们纷纷问我到底出了什么事。后来，“小淘气”接受了一次探查性手术，并因此剃掉了一小块毛发，露出红通通的皮肤和一条缝针后几乎长至眼睛的伤疤。可父亲像往常一样捧起它的头仔细打量，却没有察觉到这些变化，着实让我吃了一惊。
病灶所处的位置不宜进行手术。为了赶在日益增大的肿瘤压迫其视神经、破坏保护脑腔的骨骼组织之前，“小淘气”开始了一段时间的化疗，以减缓肿瘤的生长速度。医生说它并不痛苦。但鼻子表面开始发炎后，它总是用爪子去挠，经常把受伤部位挠出血来。医生说它或许还能活8个月，也可能12个月，或者稍微再长一些。
一天，患处又发炎了。它抬起一只爪子正想去挠那已经红肿不堪的地方时，父亲飞快地握住那只爪子，让它没法再继续抬高，给那块皮肤造成更多的伤害。他虽然没问我出了什么事，却抬头看看我，又看看它，脸上流露出明显的关怀神色。
我决定，是时候告诉他这个坏消息了。我相信，他一定会活得比它长。“小淘气”给他带来了太多欢乐。它每次蹦蹦跳跳地飞奔到他脚边，他几乎都能立刻认出它来。如果这一切突然从他生命中消失，他一定会因为失去这个朋友而备感失望。我不想让他失望。
但我选择现在告诉他，还有一个理由：我想让他尽可能长久且彻底地了解我。我知道，如果只让他看到我表面的生活，报喜不报忧，那不仅无法实现上述目标，还会让他远离对我来说重要的一切。我没有结婚，仍然一个人生活，“小淘气”是我真正意义上的唯一伴侣。我想给父亲一个了解我的机会。无论这种了解到头来多么模糊和残缺，他或许都能不时察觉到我眼中难以掩饰的忧伤。
把肿瘤的事告诉他之后，不管他听懂了多少，我和露辛达都觉得：如今，他再次温柔地碰触“小淘气”那块皮肤和那条缝合线时，态度似乎都有些不同了。即便那并不意味着他已经明白它正面临什么样的危险，他也肯定在表达某种严肃的情绪。我想，他一定知道“小淘气”——这只两年前他口中“在练习成为天使”的狗狗——如今正生活在它额头下的一片阴影中。我知道，那条缝合线让他十分担忧。
冬末的一天晚上，我正准备离开，父亲突然问了我一句他之前从未问过我的话：“能带我一起走吗？”
偶尔，他会毫无征兆地恢复了用第一人称谈论自己的能力。我避免了正面回答这个问题，只是含糊地说道：“爸爸，那要开很久的车，都这么晚了……”总之，就是那一类的话。无法给他更真诚的回应，让我觉得非常苦恼。
不久后，这样的场景就变得越来越常见。尽管我知道他不记得我住在哪儿，我甚至怀疑他是否还记得自己的公寓，但他每次见到我起身穿外套准备离开时，上述情景都会重演。
“我们该离开了吗？”他问。
有时，他也会问：“我们现在要回家了吗？”
当我说出我要回家，却努力寻找最温和的方式让他明白，我无法带他一起走时，他眼中不是掠过一丝阴霾，就是顺从而哀伤地盯着我看。他的眼睛会一直追随着我，看着我出门，看着我从他坐着的窗边走过。
客厅中央的一张红枫木桌上摆了一台电视机。有一次，一个病人打开了电视。当一个镜头准确无误地扫过麻省总医院正面时，父亲完全被吸引住了。那是他实习过的医院，也是他上了年纪后带着年轻医生们巡视病房的医院。他一下子哭了起来。
“努力战斗！”他对我说。
我对他说：“爸爸，你给了我很多力量，我将继续我的事业。”
“只要我还活着！”说着，他伸出一只手，紧紧握住了我的胳膊。
那天夜里晚些时候，看他似乎已昏昏欲睡之时，我掏出怀表看时间。显然，父亲并没有我以为的那般困。他注意到那块表，把它从我手中拿了过去，颇有兴趣地端详起来。祖父曾给过他一块非常漂亮的金怀表。我上大学时，他将它转赠给了我。如今，那块金表一直安全地躺在我办公室的抽屉里。
现在这款不过是块镀金的便宜货。他打开表盖，盯着表盘上兀自转圈的秒针。
“你现在住哪儿？”他问。
“还是老地方，”我答道，“就在纽伯里波特附近。”
“可以带我一起走吗？”
“现在不行。”我说。
“为什么现在不行？”
我尝试着给他一个比以往更坦白的答案。
“爸爸，”我说，“我住在一幢孤零零的房子里，对你没什么好处。而且，我经常不在家，那里没有人可以照顾你。”
他又仔细端详了一会儿那块怀表，没有继续逼我带他回家。不过，我知道我并未安抚住他想跟我走的渴望。从现在开始，无论我说什么，都无法减轻他那份渴望。
仅仅几天之后，看见我走进房间，他立刻笑容灿烂地抬头看着我说：“我是哈里。”
我答道：“我是乔纳森。”
“我知道你是谁。”
他死死盯着我，接着吐出4个词：“妈妈、爸爸、兄弟、妹妹……”（这里我得解释一下：除了一个他住进疗养院前便去世的哥哥之外，父亲还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他妹妹49岁时死于白血病，他弟弟前一年也去世了。不过，我决定不告诉他这个消息。）
我不知道是什么促使他说出这几个词，但它们似乎是突然冒出来的。我想，他是否觉得：只要在那一刻说出这些基本事实，他就可以完全肯定，自己或许可以将它们好好地保存在记忆里。
心血来潮之下，我用意第绪语对他念出了祖母的名字：“利百加。”
他用英文回了我一句：“丽贝卡。”
另一天晚上，为了让他想起数年前的一些美好回忆，我提到了一家位于北意大利科莫湖一带的大酒店。那家酒店他光顾过很多次。他立刻做出了回应，用的却是意大利语——“Lago di Como”（科莫湖）。接着，他还逐一拼出了那三个词，并又念了一遍。
有时，他也会把自己说的其他词拼出来。一般来说，都是非常短的词。这让我想起小学课堂进行的“拼字小蜜蜂”比赛：一个孩子从座位上站起来，先复述老师念出的一个词，再把它拼出来，接着再念一遍，重新坐下。有没有可能，父亲已经回到他和玩伴丹尼·苏利万在南波士顿上一年级的那个阶段呢？我知道，他在小学过得很快乐。不过，很久以前他告诉过我，三年级时，他跟丹尼·苏利万曾试图烧掉教学楼。
“我们在前门放了一把火。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或许是因为我们很生某个老师的气吧。”
那把火并没有对教学楼造成什么伤害，但祖母听说这事后，不仅狠狠地揍了他一顿，还说如果不端正自己的行为，他“长大后就是个不良少年”（他说，当时南波士顿有很多“不良少年”）。这个故事他跟我讲过好几遍。除了挨打，他似乎很享受那段记忆。
不过，悲伤的时刻仍在继续。有一次，当我告诉父亲因为必须去加利福尼亚和纽约，所以得离开两周时，他问我：“能带我一起去吗？”
“爸爸，这恐怕很难。”我答道。
“为什么？”他说，“你就不能试试吗？”
“得坐飞机。”我解释道，“不可能带上你的。”
“就不能试试吗？”
“不行，爸爸，我不能这么做。”
虽然如此直接的拒绝很不容易，但他已经把我逼到这份上，我决定，自己不应该再用模棱两可的答案敷衍他。正如“小淘气”那次令我进退两难的情况一样，这一次，我不想对父亲撒谎。
他在这件事上的坚持尽管让我很为难，但无疑也是一种提醒，表明他曾努力抗拒消极被动地任人摆布，或可悲地遵循别人的决定。要知道，待在疗养院的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往往都有种被统一支配和囚禁的感觉。看起来，他的确非常笃定地要想办法逃离这座机构。为此，他还想出了各种奇思妙计。
比如，有一天晚上，沙发上只有我们两个人。他突然倾身凑过来，跟我说了一个可行性极大的方案。
“只要需要，我就能出去。”——他冲通往阳台的那扇门点了点头——“我说，‘我儿子马上就要来接我了。’”接着，他便忙活起来，一副无人敢干涉的模样。根据我的理解，他之所以会想出这个点子，多半是认为我就在附近，很快便能将他带上车。
后来，我把这件事告诉了亚历杭德罗。他对父亲的计划露出了赞赏的微笑。当我说父亲那稍纵即逝的战略思维至少让我吃了一惊时，亚历杭德罗说，数月前，他就已经决定——尽管处于那种情况（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是一种按教科书上的推测和预期，应正式“划分”到能力受限状态下的情况），所以无论父亲说了什么，他都不再吃惊。亚历杭德罗说，不管父亲对自主还抱有什么样的渴望，但面对疗养院员工制造的麻烦（在我们看来，无论那些麻烦有多么令人沮丧），他都完全拒绝被压制。不管怎么说，这种反应都是件值得庆祝的事，是一种值得牢牢抓住、能证明其生命力顽强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