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进疗养院的第二年，父亲的腿越来越没力气，所以我们散步的距离也越来越短。在疗养院内，他虽坚持自己走，有时也会接受护工的帮助。但对他来说，要是走到院外陡峭的车道和下方崎岖不平的山路，都有摔倒受伤的风险。所以，我们沿着乡间小径的晚间散步也即将结束。

父亲向来喜欢在客厅消磨夜间时光。一个冬夜，看见我走进来，他虽然非常高兴，却以为那是1912年。他先是谈起“那个高大的男人”，接着又提到一个名叫“天堂之门”的罗马天主教会。他曾对我说，这个教会令人印象深刻。南波士顿差不多只有他们一个犹太人家庭，该教会里的一个牧师还曾是祖父母的好友。

关于那个牧师，他说：“过去常在周五晚上与我们共进晚餐。他喜欢我母亲的手艺！母亲把晚餐端上桌前，他会先跟父亲在厨房来杯荷兰杜松子酒……

“有一天，他带我去看一场贯穿南波士顿的大游行。他把我举到肩上，让我能看到人群之外的一切。有个高大的男人站在一辆敞篷车里，不住地冲人群挥手。我很想知道他是谁。那位牧师说：‘你正在看的那个人是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就是坐在车里的那个男人，他叫威廉·霍华德·塔夫脱。’”

“现在，我才意识到，那个高个子男人来波士顿多半是为了竞选连任。当时，我只有6岁。所以，那年应该是1912年。西奥多·罗斯福另立门户，靠麋鹿党的投票与对手平分秋色，也是在那一年。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也是托马斯·伍德罗·威尔逊当选的原因。”

“当时，我自然不知道这些，我只知道那位牧师也想让我分享当时的快乐。我很喜欢他。数年后，我曾试图寻找他，却被告知他已过世……”

如今，待在疗养院的父亲虽然记忆力逐渐衰退，6岁时让他惊叹的种种细节，以及与那位友好的牧师打交道时被举到肩上的事，他却依然记忆犹新。

不久之后的一个晚上，我刚去看望父亲时，他似乎没有认出我，但一个护士进屋时，他却让我吃了一惊。

“我想，我还没有向你介绍我儿子吧。”他说。

他那依旧温和的声音，不禁让我想起10年前跟他在哈佛俱乐部共进午餐时，他的一位医生朋友顺道经过我们餐桌的情景。

后来，那天晚上，他还跟我讲起一个名叫丹尼·苏利万的男孩——他是父亲小学时的玩伴。他一度问我：“你看见妈妈了吗？”说起我母亲时，他不是直呼其名，就是说“你母亲”，却叫他自己的母亲“妈妈”。我想，那一刻，他多半把我当成了他的弟弟。

他看上去并不忧郁，所以跟他在一起还是很快乐的。困惑显然让他不安，却似乎并未使他害怕。而且，在疗养院中，他对周围偶发事件——比如紧急医疗事故——做出的迅速反应，还会时不时让护工们大吃一惊。一天夜里，一位前来看望病人的女士突然昏厥，看样子似乎已经进入休克状态。父亲立刻蹲下来，抓起她的手，去探腕间的脉搏。为了保险起见，他还一直守在她身旁，直到护士赶来为止。

还有一天晚上，我刚准备离开时，他突然拽住我的胳膊，用意第绪语[1]说了些什么。这种只有祖母才会说的语言，我已经很多年没听他说过了。于是，我问他：“爸爸，你还能用意第绪语念自己的名字吗？”他想了一会儿，接着说：“赫谢尔·勒本。”（在英文中，他的名字应该念作“哈里·利奥”。）然后，他一把搂住我，哭了起来。

“我这一生过得还行，对吗？”他问。

“是的，爸爸，”我对父亲说，“你这一生过得精彩极了。你对我们都很好。”

每次去疗养院，我都会尽量带上我的狗。因为只要有它在，父亲都能完全平静下来。这是条名叫“小淘气”的金毛猎犬，从小就常常跟父亲一起玩。它非常喜欢父亲，当然不在乎他是否清醒。

“哦，它又来了。”他会边说，边伸手去摸它的脑袋。

一天晚上，刚走到门口，我就解开了“小淘气”的皮带。它绕着走廊里的病人跑了一圈，接着便冲进客厅，跑到父亲最喜欢的沙发旁，一屁股坐在了他跟前。

它抬起爪子。

“乔纳森来了吗？”

那一刻，我还在门口呢……

见到我来，他通常都会叫我的名字。有时，他也会拽着我的胳膊，把我拉到跟前，努力望着我的眼睛问：“近来怎么样？”如果我告诉他自己之前一直在纽约，他就会非常宽容地找些我为何会待在那里的理由。他可能问：“事情都办完了吗？”或者是：“那里的人对你怎么样？”如果看见我有些疲惫，他会催促我休息；如果看见我有焦虑的神色，他则会说：“放轻松。”

有时，到了临别之际，他会温柔地拉着我的胳膊说：“别成为一个陌生人。”十几年前，跟某些亲近之人告别时，这是他经常都会说的一句话；如今再回想起来，我想，对任何一个来家中做客的人，他其实都会这么说。

一天夜里，他捧着狗狗的头，仔细打量它。一位非常喜欢“小淘气”的护士说：“它真是个天使。”

父亲说：“我估计想不到那么远。”

护士望着父亲，很乐意听听他的看法。

“医生，如果不是天使，那它是什么？”

“正在练习成为天使。”父亲说。

然后，他依然捧着它的脑袋……

仅仅一周后，我再走进他的房间，他却似乎根本没注意到。他闭着眼，仿佛睡着了。但蹲在他面前的“小淘气”对他的无动于衷越来越不耐烦，开始舔他的手。他睁开眼，摸摸它的头，抬起另一只手中握着的曲奇逗它。最后，它几乎爬上他的大腿，一双大前爪更是干脆搭在他膝上。“小淘气”睁着那双温柔的棕色大眼睛，舌头上的口水直接滴到了他脸上。他涨红了脸，出于自卫，猛地将曲奇扔向地毯那头。狗狗立刻钻过椅子，追了上去。然后，父亲从旁边桌上的茶碟里又拿了块曲奇，继续逗它玩。看上去，“小淘气”似乎非常高兴，不仅对这项游戏热情高涨，父亲要是把曲奇拿得太久，它还会伤心地叫唤几声。

“它多大了？”

“快7岁了。”我说。

他朝我坐的那把椅子又扔了一块曲奇。

“嘿，它追上去了！”

父亲把茶碟里的最后一块曲奇也扔给了“小淘气”。一番追逐后，它又跑了回来，蜷起身子趴在父亲脚边，仔仔细细地舔起爪子来。终于，它舔得有些烦了，闭上眼睛，呼吸很快便粗重起来。不久后，父亲也闭上了眼睛。一人一狗都睡着了。

还有一次，我们比平常多待了一会儿。父亲被带进卧室休息时，狗狗也跟了进去。一名护工帮助父亲爬上床，“小淘气”也一骨碌爬上去，躺在他身旁的亚麻床单上。

“你想跟我一起睡？”

它咕哝了一声。

“我觉得，它或许曾经是头狮子，”他对那名护工说，“它会让我给它梳毛吗？”

“小淘气”一下子坐了起来。

“要是聪明的话，”他对它说，“你一定会说‘好’。”

它低头看着他。

“你要亲我一下吗？”

它舔了下他的脸。

“你住在哪儿？”

它又舔了他一下。

“和这小家伙在一起，”他对护工说，“对信仰有益。”

它猛地打了个喷嚏。

父亲赶紧说了句：“祝你健康！”

住进疗养院后的数年里，父亲依然可以大声读出印刷的文字。至少在头两年，一般来说，他似乎都能理解那些文字的含义。我每次来，都能发现他正坐在桌旁，颇为老练地翻阅着《波士顿环球报》。到第二年年末，很显然，他只能理解一些独立的小故事了。然而，他仍乐此不疲地保持着替他人阅读的习惯。

他读的故事通常来自报纸或我去看望母亲时，顺便从他公寓带过来的《英国神经病学杂志》[2]。要是一不小心读了两页，他便会沮丧地再次回头翻看前一页，以保证阅读的连贯性。无论所读内容多么晦涩，只要文本摆在面前，他似乎都非要把它读完不可。有时，他还会发表一些或赞同、或看似争论的反对意见。

除了疗养院安排的护工，我还替他雇了一位名叫亚历杭德罗·戈麦斯的看护。这个人是古巴的一名医生，因为还没通过美国考试委员会的考核，他每次来照顾父亲时，都会带上教材。因为熟悉父亲所读杂志的语言，所以他会在父亲发表那些评论时，努力给出一些实质性的回应。不过，他充其量也只能根据自身所学，尽力猜测父亲真正的意图。虽然这种交流或许很不准确，两人却有种相谈甚欢之感。

“我很喜欢你父亲。”亚历杭德罗说。

晚上，他有时会把女儿也带来。这个10岁的女孩十分早熟，是个勤学好问、性格直率的丫头。她不仅喜欢听我父亲说话，还会在他急于清楚地表达某个观点时，努力推测他到底想说什么。她很擅长这件事。当她坐在父亲身边时，父亲常常抬起一只手，轻抚她那头棕色的长发。

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子女经常谈起寻找并留住可靠看护的难处。这样的看护不仅要专业过硬，还得风趣友善，有与病人建立情感联系的天赋。我便有幸找到了几个这样的护工，他们不仅知道如何激发父亲思考，往往还能通过回应他想起的某些记忆片段，刺激他再想起别的细节。

所有看护中，最擅长此事的或许就是亚历杭德罗，但也有其他精于此道的人，比如一位来自尼泊尔的研究生在父亲住进疗养院的头一年里，每周都会从艾默斯特市驱车前来，陪他两三天；一位来自沿海城市格洛斯特、喜欢戴一顶漂亮蓝色贝雷帽的艺术家性格火辣，常让父亲倍感活力；还有热情而坚韧的西尔维娅·加西亚，父亲生前的最后几年里，这个有着美丽心灵的女人成了他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坚决的拥护者。

疗养院的员工们反而让我非常吃惊。他们大多数都是机械地照章办事，跟病人打起交道来，有时还颇为冷漠。不过，凡事都有例外。其中，就有一个非常出色的护士，她曾偷偷告诉我很多疗养院领导或许并不愿让病人家属知道的事，所以为了保护她的隐私，我就叫她露辛达吧。

父亲住进疗养院的那天，第一个跟我说话的就是露辛达。短暂接触后，她察觉到了父亲的不安和他希望有人陪伴的渴望。于是，她帮助我挑选了一个专门招募医护人员的机构。她认为，该机构可以提供我们需要的那种全天候看护，即从白天一直陪伴父亲到晚上睡觉后才离开。西尔维娅、亚历杭德罗和我之前提到的那几个人，都是这么找到的。当然，那个机构也为找到这些人而收费不菲，因此最终开支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期。不过事实证明，对父亲来说，这是幸事一桩。而且，大多数晚上露辛达都在那里。所以，我知道，围在他身边的都是真心喜欢他的好人。

从一开始，露辛达就承担了大量超越本职工作的事。比如，她很快决定去波士顿见我母亲，以便尽可能多地了解父亲前几年的家庭生活状况。我母亲立刻便喜欢上了她。她也开始利用下班时间，到城里跟母亲一起消磨夜晚的时光。有时，她会带上自己烹饪的鸡肉晚餐，供两人一同享用。

因父亲的缺席而最感孤寂的那几个月里，露辛达的到来大大舒缓了母亲内心的失落感。因为觉得母亲或许会喜欢，她便跟她分享各种琐碎的新闻和父亲依旧记得的趣事。如此一来，她就成了他们两个人力量的源泉。

她慷慨给予父亲的医疗护理不仅一丝不苟，还总是充满温情。一天晚上，发现父亲眼睛有些分泌物、眼角微红时，露辛达说他应该是患上了轻微的结膜炎。于是，她替他上了些红霉素软膏。趁她上药时，父亲仰着头对她说：“我16岁时，叫过一辆出租车……”

“哈里，那车把你载到哪儿去了？”露辛达问。

“我正想问你呢！”父亲说。

“但叫车的人又不是我。”她答道。

我很喜欢她这种跳转的方式，用一句绝妙又活泼的回应将问题又抛回给父亲。

“我想……”

他对她，或许也是同时对这天晚上跟他独处的我俩说。但接下来，他似乎就迷糊了，光顾着动嘴，却无法将自己想说的话完全表述出来。

“你想干吗？”她问他。

“我想活7周。”他说。

“哦，哈里！这点儿时间可不够长！”她睁着那双闪亮的黑眼睛，直视着他说，“要是没了你，我在这儿还能做什么？”

另一个晚上，露辛达和同事在楼下开完会后来到客厅。父亲抬头望着她，问她是否有5美元。因为她没带钱包，我便抽出一张5美元的钞票递给父亲。他举着那张纸币，盯着中间那个皱巴巴的总统头像看了好一会儿，才终于开口道：“我就是花了这么多钱，才来到这里。”

“哈里，”她说，“我向你保证，在这么贵的地方，你顶多能用5美元买到一杯咖啡和一包不新鲜的饼干！”

他歪着脑袋，感激地看了她一眼。要我说，那瞬间爆发出的快乐简直点亮了一个“无比灿烂的笑容”。

父亲曾给露辛达写过一封信。信中，他对她的喜爱之情溢于言表。那天，露辛达在走廊尽头跟一个看起来颇为年轻、多半是某个病人家属的男子聊了很久。

“亲爱的露辛达，”父亲这样写道，“我写这封信的时间，或许比别人想象的更久。提个建议：我们向来相处愉快，希望你的朋友也能从中受益良多。另外，下次跟别的绅士在一起时请告诉我一声。”

露辛达非常愉快地接受了这封信，并将此视为一种长辈式的关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