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些东西里，还有一堆看似很不和谐的信件。信件用一根粗线捆得紧紧的，从盖在每个信封一角上那张橙黄色2美分邮票上的邮戳来看，它们都是父亲在麻省总医院实习期间，母亲写给他的。我数了一下，总共51封信。也就是说，两人分开期间，除了有一天寄出两封信以外，其他时候，母亲都是每隔一天寄出一封信。我只打开了其中的三封，感觉自己真像个间谍。这些信件都是那种很柔情、很老派的情书。那些信下面有一本俏皮的爱情诗集，书很薄，作者是埃德娜·圣·文森特·米莱。这本书到底是父亲送给母亲的，还是母亲送给父亲的，我也说不清。

接下来的几周里，只要有时间，我都会逐一翻看存在我屋里的其他几个箱子。迄今为止，在那些箱子里找到的所有东西中，勾起我最深记忆的是一个黑色的旧医疗包，父亲去医院或疗养院看望病人时总会背上它。一个用了这么多年的包，的确已经出现多处磨损和撕裂的痕迹（提手上的皮革已经剥落，到处都缠着医用胶带），但包仍被那个沉重的金属扣保护得好好的。父亲把它交给我时，用一根金属丝把钥匙挂在了上面。

包里没什么稀奇的东西。我找到一个带紫色可充气箍带的旧血压计。血压计整齐地叠好，放在一个深蓝色的盒子里。此外，包里还有：约12根用橡皮筋绑在一起的木喉棒、一盒邦迪创可贴、无菌纱布、几包酒精纱布、一把带橡胶头的金属反射锤、一把尖端分叉的金属叉（这把叉子长约6英寸，看起来很像音叉。过去，它经常被用来测试病人的听力。使用方式是：首先在离病人耳朵较远处敲击，然后慢慢靠近，直到病人能听见敲击声为止）。包里还有一副非常漂亮的弗莱舍听诊器。父亲放在病人胸膛上的那个金属听诊头背面，刻着制造者的名字——“迪金森”。

我拿起那副听诊器，握在手中，一段尘封已久的记忆突然涌上心头。那时我还小，不过六七岁。一天夜里，麦克莱恩精神病院的值班医生给父亲打电话，说他的一个病人突然发狂，嚷嚷着要自杀。心血来潮之下，父亲带着我一起去了医院。我记得，当时他刚刚到家，正准备吃晚饭。然后，如往常一样，夜里如果有电话找他，妈妈都会先捂住话筒问他：“哈里，你在吗？”父亲则几乎像往常一样，冲她点点头，然后起身去接电话。

片刻后，他的晚饭便被忘到脑后。他拉着我“咚咚咚”地下了楼，钻进车里，让我坐在他旁边。母亲站在门口目送我们离去。很快，我们便远远地（对当时的我来说，那已经是段非常遥远的距离）驶入贝尔蒙特，顺着车道，朝医院一路驶去。

我猜，父亲有种虽然特别，却很讨人喜欢的方式来刺激病人与他交谈。起初，他会以一种非正式的友好口吻开始谈话，跟病人开玩笑。即便正陷入悲伤或焦虑情绪中不可自拔，病人们也会被他逗得哈哈大笑。所以，当他拉着他的儿子出现在医院里时，或许任何一个病人或护士都不会感到吃惊。

总之，他要么对病人说“你得先接受检查”，要么说些能产生同样效果的话，比如：“让我的首席助理来帮你。”然后，他把我抱起来，放到床上，将那副听诊器递给我，把黑色的听诊器耳塞塞进我的耳朵，告诉我应该把金属听诊头贴在病人胸膛的哪个位置。和所有似乎被委以重任的孩子一样，那一刻，我听得异常认真，或许还努力露出一副了然的神情。与此同时，父亲则仔细观察病人的手、眼和他脸上的表情。然后，他拿过听诊器，开始替那位男病人做全面检查。我能记得的情景就是这样了。

我之所以这般仔细地盯着那副听诊器看，还如此小心翼翼地将它握在手里，是因为我已经想过很多遍——我想，应该有上千遍——甚至在像精神病医生一样提出探索性问题前，父亲肯定已经遵循曾经受过的医学训练，把那对耳塞塞进耳朵，用心聆听病人的心跳和呼吸。不过，我也想起无数个夜晚，父亲都曾因为像那晚一样频频出现的紧急情况不得不离开餐桌。他是非去不可的，因为在病人闷闷不乐的时候还留在家里，他一定会越来越心神不宁。

当然，接到这种电话时，大多数晚上他都不会心血来潮地决定带上我。他会扔下我们，径直出门而去。如果还没睡熟，我或许能听见他深夜回家，母亲一边替他热晚饭，一边跟他说话的声音。

我知道，在那个早已逝去的年代里，无论是哪种医生，都会为了履行对病人的义务，心甘情愿地打断自己的私人生活。或许，如今再来追悔那个年代毫无道理，但我依然希望，疗养院的那位医生哪怕还拥有一点点传统的责任心，该有多好！我希望，父亲接下来要依赖的那位老人病科医生也能如此。我觉得，他们从未全心全意地关爱过父亲；或者可以说，他们给予父亲的关爱，连父亲当年付出的一小半都赶不上。曾经的父亲，是多么慷慨无私地关爱信任他的病人啊！

还有一段更久远的回忆。对我而言，虽然那段回忆的个人意义要少一些，我却觉得可以将其作为一扇有趣的窗口，通过它了解半个多世纪前波士顿的精神医学世界。因此，我就把它当作一则旁注，加在我已经见过的那些长故事后吧。

在那几个板条箱里，有一个装了些跟尤金·奥尼尔有关的法律文件。箱子中，我在一个文件夹里发现了几份非同寻常的资料。那些资料记录了父亲与他的一位老友兼同事——精神病学家梅里尔·穆尔[3]——的一段冲突。奥尼尔在成为父亲的病人前，一直与穆尔关系密切。

穆尔不仅是最杰出的精神病学家之一，也是一个跟戏剧界联系密切的文人。奥尼尔的妻子卡洛塔患病（初步诊断认为，她得的是“癔病”）并被转入麦克莱恩精神病院后，他被挑中为她检查。现在我发现，穆尔之所以被留下来，都是因为奥尼尔密友劳伦斯·兰纳的缘故。兰纳既是纽约著名制片人，也是同仁剧院的一名导演。然而，穆尔误诊了，让卡洛塔遭到了极为不公的对待。

多年以后，父亲曾在波士顿哈佛俱乐部向我介绍过穆尔医生。穆尔医生虽然是个极其聪明的人，却也有很多人将其视为一个可爱的怪胎。他写诗，而且只写十四行诗。他显然写了很多（据他所说，至少有几千首），还非常乐意背给朋友和病人们听。有段时间，他总喜欢在兜里装些黄豆种子，然后兴高采烈地分送给别人。有一次，跟父亲握过手后，他说：“哈里，把这些种到你的花园里吧。”接着，他便往父亲掌心放了几粒黄豆种子，父亲则开心地表示感谢。

然而，据父亲所说，穆尔的问题在于，尽管他作为精神病学家的专业水准毋庸置疑，却对卡洛塔的诊断过于敷衍草率，完全忽略了以下事实：卡洛塔看似罹患精神病的症状，其实她是溴化物服用过量产生的暂时反应。甚至在警觉到她已经溴化物中毒后，他仍拒绝将其作为导致她生病的原因。相反，他坚称她就是得了精神病，并告诉麦克莱恩精神病院的工作人员，他打算正式宣布她“属于法律意义上的精神病患者”。随后，他还建议奥尼尔应该跟妻子永远分开，而且，他似乎还是在替她做检查之前就得出了这个结论。

后来，卡洛塔和奥尼尔都因这一错误的干预备受折磨。因为一开始，奥尼尔非常不明智地默许了穆尔的建议，并同意签署由一名纽约的律师出具、有穆尔医生共同签名的“陈情书”，坚称卡洛塔精神失常，无法再打理自己的各项事务。后来，卡洛塔曾反复提起这份著名的“请愿书”，并绝不原谅丈夫的这一“背叛行为”。

此时，穆尔医生已经打算安排卡洛塔接受永久院禁（即“非自愿的入院治疗”）。无论如何，这一在医学上并不合理的结果，都让麦克莱恩精神病院的工作人员们大为震惊。父亲要求介入治疗，正如在麦克莱恩精神病院工作的数年中替其他病人诊治时一样，从神经学和精神病学角度，为卡洛塔进行了一次全面检查[4]，最终出具了一份诊断书。父亲按照要求做完检查后，认为卡洛塔绝对没有精神失常，因此不应该接受院禁的安排。

消息传到穆尔那后，他做出了完全敌对的反应。“4月的一天，”父亲在一份冗长而详细的备忘录中这样写道，“我接到梅里尔·穆尔打来的电话。他说他正和那位剧作家的几个朋友待在纽约。”他没说那几个人是谁，却声称他们都认为卡洛塔和奥尼尔均属于法律意义上的精神病患者。所以，他们的婚姻应该被解除，两人也应该被分别监护起来。就这位剧作家的情况来看，他的各项事务都应该交由纽约那群相信他已经精神失常的人来处理。他们会替他做出各种决定，比如，决定如何使用他那些作品的著作权。

尽管父亲跟穆尔医生私交甚笃，但他在这件事上的行为还是让父亲大为震惊，因为他的表现不仅不专业，从法律层面上，还相当危险。他说，他被迫直接向他发出了挑战。

“我直接说出了下面的话：‘你的病人（指奥尼尔，当时，父亲还没有替他做检查）或许疯了，但我的没疯。这样的计划与我无关。’”然后，他又补充说，他会竭尽全力“阻挠和破坏此事”。见穆尔依旧冥顽不灵，父亲说：“梅里尔·穆尔，你疯了吗？”父亲警告他，他正让自己陷入的这种局面在法律上或许可以称为“犯罪预谋”。父亲写道，穆尔“似乎有些退缩”，因此通话也就此结束了。

之后不久，拉塞尔·克劳斯找到父亲，询问他是否可以去纽约，直接跟奥尼尔谈谈。克劳斯头脑冷静，是戏剧界的大人物，也是奥尼尔最信任的朋友之一。他想竭尽所能，帮助奥尼尔解决穆尔留下的医疗困境和个人误解。在克劳斯先生的要求下，父亲也像对卡洛塔一样，为奥尼尔进行了传统的精神和神经系统检查。

父亲得出结论：虽然奥尼尔的不幸，主要来源于精神因素和因身体衰弱导致的创造力急剧下降，但从任何医学或法律的角度来看，他显然没疯。他有权自己做决定，即便他做出的决定或许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意志坚定和保护欲极强的妻子的影响，也不能剥夺他的这项权利。

那次检查过程中，奥尼尔明确表示：如今，他非常后悔在穆尔医生的建议下做出了让步，还说他很想与妻子团聚。之后的事我就不清楚了，因为父亲的笔记并不完整，或者说，也许还有别的记录，但我没有找到。然而，据我推测，奥尼尔一定在与父亲的交谈和对答中找到了某种让他喜欢并信任的东西。所以，正如我之前所说，两人仿佛相处得舒适又融洽。但要解释到底是什么促使奥尼尔请求父亲成为他的医生，估计还需要长篇大论、事无巨细地把某些看似费解的事件解释清楚。

在此期间，已于一个月前离开麦克莱恩精神病院的卡洛塔，在父亲办公室对面一家很不错的小旅馆订了套可以俯瞰河景的套房。奥尼尔在一位护士的陪同下，从纽约抵达后湾站后，父亲前去接站，并把他带到卡洛塔跟前。卡洛塔至少在一开始，还是宽容地原谅了他，待他十分亲切。据父亲说，尽管在多年来的共同生活中，他们会激烈地争吵，但父亲依然相信，归根结底，两人还是完全依赖对方的。

奥尼尔对父亲说，两人共同经历了很多苦难，也从未停止过伤害对方，但他不能没有卡洛塔。他知道，她依然会如他最高产的那几十年里一样，勇猛并忠诚地保护他和他的利益。当然，就他在接受父亲治疗期间的身体状况来看，她的确遵循了父亲的指示，耐心而不懈地保护他，并在认为可能应该表达关心的时候，反复打电话给他。

有时，在奥尼尔的要求下，她也会给父亲打电话，而且通常是在夜里很晚的时候。那时，心情异常沮丧的奥尼尔会告诉她，如果有机会“跟哈里”聊会儿，他肯定会感觉好一些。父亲带着听诊器冲到他那儿去的情景，直到现在，我都历历在目。父亲会先快速地检查一番他的生命体征，然后在他上床睡觉之前，留在那儿陪他聊10~15分钟。显然，父亲的陪伴给了他一种安全感，让他更容易入睡。

母亲曾向我解释，父亲并不喜欢在卡洛塔和奥尼尔不和时扮演调解角色。而且，我也描述过他在其他家庭遇到类似困境时表现出的不满。尽管如此，在父亲漫长的职业生涯中，他诊治和照料过的所有病人，无论是身份显赫的名流，还是赤贫之人，抑或处在中产阶级边缘的人，他都自始至终尽到了一名医生应尽的职责。不管去哪儿，那个黑色的医疗包都始终陪伴在他左右。

[1] 父亲待在那家疗养院期间，那里的医生不止一位。我此处所指的这名医生是导致父亲陷入这场危机的那一位。

[2] EEG（即“脑电图”，如今该术语已不再用于此类诊断目的中）并未显示囊肿或肿瘤的形状，而只是通过波动的脑电波，反映大脑不同部位脑电波的变化情况。医生可以通过检测脑电图，推测囊肿或其他病灶可能存在的位置和大概的尺寸。

[3] 穆尔医生为罹患严重抑郁症的纽约著名戏剧导演乔舒亚·洛根诊治，也是他最成功的一个案例。洛根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他接受诊疗时，“梅里尔大踏步地走到他跟前，将一本有他亲笔签名的书送给我……我可以不去读那些书，却无法阻止他向我背诵里面的内容。他总是在穿过走廊或乘电梯上楼时这么干。他告诉我，他会在过街、爬楼梯或启动汽车时，构思他的十四行诗。”参见乔舒亚·洛根著作《乔希》（Josh）（纽约：德拉科特出版社，1976年）。

[4] 根据父亲的笔记和他留下的一盒录音磁带，让他插手此事的是麦克莱恩精神病院的临床主任。主任相信，“有人共同协商”要结束卡洛塔的婚姻，并“将其监禁起来”，用我父亲的话来说，他们打算假借“非自愿入院”的名头将其监禁。主任还告诉父亲，卡洛塔是从马布尔黑德镇附近的塞勒姆医院转到麦克莱恩精神病院的。之前，夫妇俩一直住在马布尔黑德镇。用我父亲的话来说，她因为“溴化物中毒引起的精神错乱”（起初，这种精神错乱被误诊为癔病）而获准入院。父亲说，在此期间，奥尼尔也在住院。因为和卡洛塔大吵一架后，他在马布尔黑德镇的家中不慎摔断了一条腿。穆尔医生趁奥尼尔仍在塞勒姆医院期间，诱导他签署了那份宣称卡洛塔精神失常的陈情书。父亲说，他与奥尼尔的第一次会面是在“纽约的‘医生医院’”。当时，奥尼尔在那里治疗肺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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