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轻易采取立场

下卷第十章

——应当生活在活生生的人中间

下卷第八章

关于蒙田，人们以为可说的都已说尽：他是怀疑论者，也就是说，他向自己发问而又不作回答，甚至拒绝承认自己一无所知，而只是坚持那句“我知道什么呢？”的名言。其实这些看法并不深入。怀疑主义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意味着不存在正确的东西，另一方面又意味着不存在错误的东西。怀疑论将一切观点和一切行为都视作荒谬的而加以摒弃，然而也因此使我们不能将任何一种观点和任何一种行为视作错误的而加以摒弃。在粉碎教条的、片面的或抽象的真理的同时，怀疑论无异于暗示一个思想：世界上存在着一种具有一切侧面和一切必要中介的全面真理。怀疑论之所以提出层出不穷的对比和矛盾，那是因为真理要求这样做。蒙田一开始便教诲我们说，任何真理都是自相矛盾的，也许他最后感悟到矛盾即真理。“我很可能会反驳自己，但是，真理，正如德马德斯[1]所说，我决不会反驳真理。”首先的，也是最根本的一个矛盾便是：对一个真理的否定揭示出一个新的真理。因此，在蒙田的作品里我们能找到一切：一种植根于他自身的无止境的怀疑、宗教、斯多葛主义。以为他排斥或接受上述任何一种“立场”，那是没有根据的。然而在这模棱两可的自我——他呈献给大家，并且不停地探索着的自我——中，他也许终于找到一切晦涩难懂之事的源头，奥秘中的奥秘，某种类似终极真理的东西。

自我意识是蒙田身上恒定不变的部分，是他衡量一切学说的尺度。可以说，他从未出离面对自我时感到的那份惊奇，自我构成了他的作品和他的哲理的全部内容。他不知厌倦地体验着一个充满自我意识的人会有的矛盾现象。在爱情生活、政治生活以及对外界的默默感知中，我们每时每刻都在参与某事，并把它视为己任；而同时我们又从中退出，与它保持一定的距离，否则我们就会看不清它的面目。笛卡尔克服了这种矛盾，他把意识看成思想。他说：“能看到自身的并非眼睛……，而是思想，唯有思想既能了解……眼睛，又能了解它本身。”蒙田所谓的意识并不就是思想，它是受约束的，同时又是自由的；在一个双重性的行为里，它既向外部事物开放，又自感与外部事物无关。它不知道那个休憩的场所，那种对自我的把握，即笛卡尔所谓的知性。在蒙田看来，世界不是在他头脑里有一定概念的一系列事物，自我也不是一种纯理性意识。蒙田与后来的帕斯卡尔一样认为，我们与一个我们并不掌握其奥秘的世界连在一起，我们既不可能停留在自我之中，也不可能停留在事物之中，而是不断地从事物走向自我，从自我走向事物。应当纠正德尔斐[2]的神示。能让我们回归自我固然是好事，然而，我们抓不住自我，正如我们抓不住事物。“你身内和身外都是一片虚妄。只不过，范围愈小，虚妄的程度愈浅。上帝说：‘人哪，除了你，每样事物都首先研究自身，并且根据自身的需要，确定了工作和欲望的范围。唯有拥抱宇宙的你是如此空虚，如此匮乏；你是没有知觉的探索者，没有审判权的法官，归根络底，你是这出闹剧的演员。’”面对各得其所的事物和动物组成的大千世界，人的意识是空洞而又贪婪的：它是一切东西的意识因为它什么也不是，它对所有的东西感兴趣却与任何东西没有联系。我们头脑里的明晰思想不由自主地被裹挟在意识之流中而又想对它不予理会，这些思想与其说是我们的真实自我，倒更可能是我们藉以掩盖自我的面具。蒙田认为，认识自我就是与自我对话，就是向自身这个难以理解的人发问并等待他的回答，又好像是对自身的一种“试验”或“探索”[3]。他要对自身进行探究，因为没有这种探究，理性之纯将是虚假的，而且最终是不纯的。人们对蒙田竞连自己的脾气和性情的细枝末节都和盘托出感到惊讶，其实那是因为，在蒙田眼里，任何学说若是脱离了我们的所作所为便有可能成为谎言，于是他构思了这样一本书，这部旷古之作不仅表达了一些思想，而且表现了产生这些思想并赋予这些思想以不同意义的生活。

在明晰的想法和思维后面，蒙田看到一种自发性，这种自发性产生出大量念头、感情和难以解释的行为。“一次有人问七贤之一的米松，他独自一人在笑什么，他回答说：‘正是笑我独自一人在笑。’我每天说出多少在自己看来是愚蠢的话啊！那么在别人看来是愚蠢的话就更多了。”意识在本质上具有一种奇怪的特征，那就是能变成任何一种事物，并能构建自身。人不需要任何外在原因就能自个儿笑起来，只要想到我们可以自个儿笑，可以把自己当作周围的人；只要具有双重性，只要具有意识。“人们说马其顿·佩尔塞国王有世人罕见的本领，他的思想能游离于任何外界条件而徜徉于各式各样的生活，想象出一些个性激越昂扬，喜欢飘泊不定的人物，他自己和别人都说不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认为这种本领几乎是人所共有的——我们总是别有所思”，而且只能是这样：有意识的标志之一就是能心在别处。

连动物具有的、与肉体相关联的功能在人类身上也转化和变样了，因为在人类身上，这些功能处于意识活动之中。人们有时能看到狗在梦中吠叫，这意味着狗的大脑里有图像，然而人不仅大脑里有图像，而且还能生活在臆想之中。“深深沉浸在自己扮演的悲剧角色中的演员，回到家中会继续哭泣”；孤独者想象自己周围有一群人，并在这个看不见的世界中做出各种情状，或扮鬼脸、作惊讶状、大笑，或搏斗并凯旋而归；曾有个王子因做了个不样之梦便杀了自己亲爱的兄弟，也有人因自己的狗狂吠而自戕，这些现象是多么令人吃惊啊！若仅仅从肉体的角度看问题，那么性功能应当只给人一种明确的欢愉，正像人体的其他功能一样。然而，“在世界上的很多地方，我们身体的这一部分被神圣化了。在同一个省份，有些男子剥下自己性器官的皮献一块给神明作为祭品，另一些人则拿自己的精液祭神。在另一个省份，青年男子当众穿透自己的生殖器，他们在皮肉之间开几处口子，将几根铁杆从这些口子穿过，铁杆之粗和长达到他们所能忍受的最大限度；然后将这几根铁杆放在火上烧，作为给神的祭品；倘若受不了这种残酷的疼痛，便会被认为缺乏男子气和不够贞洁”。生命就这样离自身而去，极度的欢乐近乎痛苦[4]。“我疑惑造化本身赋予了人类某种非人性的本能。”这是因为我们的肉体及其平和的功能被我们拥有的一种非凡本领渗透，即我们能够致力于肉体之外的事，并能够给自己定下探求绝对这一目标。再说，没有一种欲念是仅仅冲着肉体而不在自身以外寻求别种欲念和允诺的。“因此，有人说他们追求的是心灵的忠诚相许，他们是对的……我不能想象我的肉体是一副没有感情的躯壳。”爱情不只是肉体的事，因为它的目标是某个人，但爱情也不只是精神的事，因为它的目标体现为那个人的肉体。“奇异”这个词是蒙田在谈到人时最常用的字眼，还有“荒唐”，“怪物”，或者“奇迹”等。“人是怎样一种奇怪的动物啊！他憎恶自己，他的欢乐使自己不安，他牢牢守着不幸!”

笛卡尔很少指出心灵和肉体的统一，而更倾向于认为两者是分开的，因为这样一来，两者对知性而言是泾渭分明的。相反，心灵和肉体的“混合”之说属于蒙田的思想范畴，他只关心我们的实际存在，他的作品不厌其烦地描写人这个充满悖论的现实。也就是说，他想到死亡，而死亡是人为某种化身之说的反证。他旅行时，每在一所房子里停留便不免思忖，自己是否会在此病倒并自在地死去。“我感到死亡每时每刻卡住我的喉头或腰部……”他曾精辟地谈到不赞成默祷死亡。默祷会歪曲和错过对象，因为它的对象是远期的死亡，而远期死亡比即刻死亡更残酷，因为它的阴影笼罩我们的整个未来，而即刻死亡则以事件的形式在我们眼皮底下发生。不应当让死亡的念头毒化我们的生活。蒙田感兴趣的不是死亡的悲怆情景，比如死亡景象的丑恶，垂死者的奄奄一息，丧礼的场面，诔词中惯常出现的主题，为活人描绘的死亡图景等等。“有些人不考虑死亡本身，不对死亡作任何评论，他们的思想关注的不是这一点：他们往前赶，奔向一个新的生命。”那些聆听神甫的安慰的人，向苍天抬起双眼，举起双臂，高声祈祷，“他们逃避斗争，不敢正视死亡，如同医生要给孩子开刀时先逗他们玩耍。”蒙田要我们以冷静的眼光面对虚无，要我们认识赤裸棵的死亡，从而认识赤裸裸的人生。死亡是一幕独角戏。它从芸芸众生中分割出单独的一块，那就是我们中的某个人，它使暗中激荡着人世的永不枯竭的源泉——观点、梦想、欲望——充分显示出来，因此，它比生命中的任何一个插曲都更清楚地让我们明白，我们来到这个世界又从这个世界消失根本是一种偶然。

蒙田写道：“我研究自己甚于研究其他科目。这是我的玄学，我的物理学。”我们应当逐字地、准确地理解这些话。玄学和物理学对人这种动物作出的解释，他预先就拒绝认可，因为，是人“证实”哲学和科学，哲学和科学由人来解释，而不是人由哲学和科学来解释。比方说，如果有人想把精神和肉体孤立开来，把二者归于不同的本原，那么，他可能一笔勾销那些有待理解的东西，诸如“怪物”、“奇迹”、人。凭心而论，我们不可能解答人这个难题，只可能把人作为一个难题来描述。由此我们感到，对人的研究犹如一种得不到发现的探索，一种得不到猎获物的狩猎，但这并非凭兴趣行事者的毛病，而是在描写人时唯一可能采取的恰当方式。“人世不过是一所学习和研究的学校。”这就是为什么蒙田如此关注思想的连绵不断，梦的自生自灭，而且这使他有时成了普鲁斯特的先驱[5]，仿佛他早已认为，战胜时间的唯一办法便是描述时间。

他关注人的偶然性和未完成性，从这一点看，他站在宗教的对立面——如果宗教是一种对人世的诠释和一把解开人世之谜的钥匙的话。虽然他常把宗教置于探索和批驳的范围之外，但是他的话语和文字中没有一点促使人信仰宗教的成分。我们生活在“秽物和乌合之众之中，”我们被系在“宇宙最沉闷、最腐败的那一部分。”动物的本能比人的理性更完美。我们的宗教是一种习惯：“我们是基督教徒跟我们是佩里格人或德国人没有什么两样。”割礼、斋戒、封斋期、十字架、忏悔、教士的独身主义、祭仪中使用圣语、上帝化身为人、炼狱，所有这些基督教的组成部分在异教中都能找到。在每个村子里，蒙昧无知和道听途说在我们眼皮底下制造着圣迹。柏拉图学派的一则圣徒传记把苏格拉底说成是某个圣女受阿波罗神惠顾后所生。在荷马的作品里，人们找到了所需的一切神示和预言。归根结底，宗教揭示的东西与疯狂的人类在地球上创造出来的东西没有多大区别。剩下的是要弄明白，是否应当由此推断——正像蒙田有时做的那样——野蛮人的宗教已经受了神灵的启示，或者说，我们的宗教仍处在野蛮阶段。蒙田的回答可想而知，因为他甚至责备过苏格拉底装神弄鬼，精神恍惚。在道德上和认识上，他都认为尘世的一切是互不相关、不合逻辑的，任何联系都是超自然的。他说，人们可能后悔自己的某个行为，却不会后悔生下来是自己。而按宗教的说法，人倒是应该后悔这一点的。不存在什么来世再生。我们不可能取消自我的任何东西：“我一向我行我素，在世上保持完整的自我。”他将几个已进入永恒的人排除在外，不过对他们多少表示怀疑，并补充道：“思想超凡卓绝而道德阴暗低下，我总觉得这是一种奇怪的配合。”

对于基督教，蒙田保持着一种不求甚解的愿望。当他把宗教高置于不受批评的地位时，我们为什么要认为那是一种虚伪呢？宗教有它可取之处，它为“奇异”保留一席之地，它知道我们的命运是谜一般的不可知。它给这个谜提供的种种答案都与我们可怕的生存状态相抵触。作为疑问，它是有根据的，只要它始终不作回答。宗教是人的荒唐的一种模式，而荒唐是人的基本属性。既然认为人的核心不是自我满足的知性，而是对自我感到惊奇的意识，那么人怎会不梦想认识万物被掩盖的一面呢？怎能压抑住他对彼世的无言祈求呢？可以肯定的是，如果存在什么宇宙理性，至少我们不了解个中奥秘，而我们只能按自己的意愿和办法管理生活……“我不求甚解地、漫不经心地听任人世一般法则的摆布，当我感觉到这一法则时，自会充分认识它。”谁能责备我们利用构成我们活动境域的这种生活和这个世界呢？

然而，既然摒弃了宗教狂热，不也该摒弃其他一切狂热吗？可是蒙田时常谈到斯多葛主义者，而且带着赞许。是他曾写了那么多文字反对理性，是他曾如此雄辩地指出，我们绝对无法摆脱舆论以求正面对待一种思想，然而他却“求助于留在任何天性未被扭曲者身上的普遍理性的种子”。正如他祈求一个未知的上帝，他也祈求一种不可能存在的理性。即使没有任何东西完全在“我们能力范围以内”，即使我们不可能完全自决自主，至少我们应该退避三舍，为自己营造一个冷眼旁观的角落，由那里观察我们的行为，我们的生活，就像舞台上的次要“角色”，不是吗？

这正是蒙田作品的要旨之一。“我们把自己出借给他人，而只把自己给予自我。”举例说，婚姻是一种机制，自有其规律及平衡条件。在婚姻里掺入激情便是荒唐。爱情使我们盲目服从他人，故而只能作为自由和自愿的行为来接受。蒙田有时谈论婚姻如同谈论一种身体功能，仿佛那是健康方面的问题，他有时对待身体如同对待一部机器，跟机器我们没有什么好商量的。不用说，他更是把国家列入那些外部机器，我们和这些机器发生联系完全出于偶然，我们应当按其规律使用它们，却不应投入分毫的自我。在我们与他人的交往中，想象和幻觉总是占着主导地位。社会生活中更是如此。社会生活让我们和那些并非我们选择的人，甚至和很多蠢人合作。而“和蠢人是不可能真诚商谈的。在一个刚愎自用的上司手下工作，不仅败坏我的判断力，还会败坏我的良心。”在社会生活中，和疯子在一起我们自己也会变疯。蒙田强烈感到社会有一种魔法：在社会中，每个人拿出来的不是自己的思想，而是思想在别人眼晴里和言谈里的反光。真理不复存在，帕斯卡尔所说的自我赞同也不复存在。每个人都实实在在地异化了。让我们退出社会生活吧！“公共利益要求人背信弃义、颠倒黑白、互相杀戳，我们把这类差事让给那些更听话、更机灵的人去干吧。”诚然，我们不能一味地弃权，因为弃权就是听别人摆布；何况，总得有国务活动家和君主。他们能做什么呢？君王不得不撒谎、屠杀、欺骗。他这样干也便罢了，只是他应该明白自己的所作所为，别把罪行粉饰成德行。“有什么补救办法吗？没有，倘若他确实在干与不干之间进退维谷，左右为难，那么他是不得已而为之；但是，倘若他这样干而毫不内疚，毫不感到于心不安，这表明他的良心已坏。”我们这些旁观者怎么办？正如后来有人说，我们只能一边服从他，一边鄙视他。应当鄙视，因为国家是对付自由、良心等世上一切有价值的东西的机构；但又应当服从，因为荒唐是社会生活的法则，而且不按国家的法则对待国家将是另一种荒唐。然而柏拉图主张哲学家进入政府，他构想了一个公正的城邦，并试图建造这样一个城邦。“但是，在一个社会里，什么弊病需得用如此致命的药去医治呢?……柏拉图……不赞成用破坏国家安宁的办法来治疗国家的弊病，也不同意以公民的生命和财产为代价实行改良，”这就无异于确立了贤人理政无为而治的原则……想用理性来解决一件充满偶然的事，岂不荒谬……“我曾看到国家的志士仁人郑重其事地聚集一堂，花费国家大量钱财来讨论一些条约和协定，而这些条约和协定的决定却完全取决于贵妇们的意愿或某个儒弱的男人的好恶。”预见和法律永远跟不上客观情况的多变，理性永远无法设计社会生活。在社会生活分裂为无数个人冲突的时代，蒙田甚至不愿考虑它有什么意义。我们不可能与这乱七八糟的社会达成和解。在公众事务之中生活，就意味着“按照他人的意思生活”。而蒙田显然想按自己的意愿生活……

然而，这是他的最后决定吗？须知，关于爱情、友谊，乃至政治，他有时也发表过不同的言论。并非是他在这些问题上自相矛盾，而是因为斯多葛主义把内与外，必要与自由分割开来的主张是抽象的，或者说是不攻自破的，也因为我们的外表和内里是密不可分的。假如你蔑视某人，你就不可能始终服从他；假如你服从某人，你就不可能始终蔑视他。在某些情况下，服从即接受，蔑视即拒绝，双重生活不再可能，外表和内里不再能区分。那时，我们就必须投身于世界的疯狂，并且需要一条适用于这些场合的规则。蒙田深知这一点，而且他没有逃避。他怎么会逃避呢？他早就描写过：意识，即使在独处时，已经与荒谬混合在一起，而且它从本源上就是非理性的。他又怎么会要求意识固守住自我呢，既然他认为意识完全在自我之外？斯多葛主义只能是一个过渡。它教我们如何无视外界而生活，而判断，但它不能使我们摆脱外界。蒙田的独特之处也许在于：有关我们回归世界的条件和动机，他谈的很少，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