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待在家中穷极无聊的时刻，才提笔写文章，林林总总，凑成了这部大杂烩。有时好几个月有事出门在外，文章也就搁了下来，这样断断续续，历经许多不同的时期才得以完成。目前，我决不用第二次的想法改正第一次的想法，有时为了使文章多一点风采，改动而不是删去个别字。我愿意说明我的思想过程，让人看到每个想法当初是怎样产生的。我也乐意早就开始这样做，认清我的转变轨迹。我有一名仆人，给我做口授记录的，选了其中好几篇文章偷了去，以为大大捞了一把。这件事使我堪以自慰的是，失去这些以后，至少以后再也不会失去其他什么了。

我自开始写作以来已老了七八岁，这也没有完全虚度，慷慨的人生让我体会了肠绞痛。跟时间长期打交道不可能不得到新的收获。我只是希望，岁月在献给暮年人的许多礼物中，给我选择一个更容易接受的礼物。但是岁月要我接受的东西，决不会比我从童年起就得到的东西更为可怕。老年人的所有不幸中最令我畏惧的也恰是这种不幸。我好几次自忖，我在人生道路上走得太远了，走这样漫长的路程必然会遇到不愉快的意外；我觉得，也屡次诉说，应该是我走的时候了，应该遵照外科大夫开刀截肢的规则，在健康、有感觉的部位切断生命。谁不及时向大自然还债，大自然会向他索取敲骨吸髓的高利贷。但是这些话都是白说。一年半以来我一直处境不妙，却也不像即刻要走的样于，倒使我学会安之若素。我已经与这种肠绞痛的生活取得了妥协；我也发现一些令人安慰、令人希望的东西。人对自己悲惨的处境都会习以为常的，以致没有什么条件严酷得使他无法生存下去！

听一听米西纳斯的话：

就是失去一条手臂，生痛风病，双腿残缺，拔光摇动的牙齿，只要生命存在，我会感到满足的[1]。

帖木儿对待麻风病人残忍得出奇，实在是一种愚蠢的人道主义，凡他听说那里有患麻风病人，就把他们处死，据他说这是使他们摆脱痛苦的生活。可是，没有一个人不是这样想，就是生上三次麻风病也比死去的好。

斯多葛派人安提西尼病得很重，大叫：“谁使我摆脱病痛呀？”戴奥吉尼兹正巧去看他，递给他一把刀子：“可用这个东西，如果你马上要的话。”他反驳说：“我没有说摆脱生命，我是说摆脱病痛。”

有的痛苦，仅仅只是触及灵魂，对我来说就不像大多数人那么难受：部分出于心理看法（因为世人认为有的事情非常可怕，不惜失去生命也要避开，而我对这些事几乎无动于衷），部分出于意识，对于不是直接伤害我的事情冥顽不灵；我认为这种意识是我天性中最好的组成部分。但是肉体的痛苦则是实在的，我对此特别敏感。在我风华正茂的年代，上帝使我长期享受幸福的健康和安逸，从前预感到痛苦便会软弱胆怯，在我的想象中简直不堪忍受，因而实际上我往往害怕多于受伤害。这件事使我愈来愈相信，我们灵魂中的大部分天赋，在使用中经常是扰乱生活的安宁，而不是促成生活的安宁。

我是跟最坏的疾病交上了手，这是一种突如其来、痛苦非凡、可以致人于死的痼疾。我曾经五六次忍受这种长期难熬的发病；每次我暗中祝愿康复，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灵魂摆脱死亡的恐惧，摆脱医学不停灌输在我们心中的威胁、结论和后果，一个人还是可以找到支持的力量。痛苦也不是那么尖锐和厉害，会使得一个心态平静的人变得疯狂和失望。我至少从肠绞痛中得到这个好处；本来无法跟一切和死亡取得谅解与妥协，现在肠绞痛使我做到了这点：病痛愈是逼得我走投无路，死亡愈不叫我害怕。我从前是一丝不苟地为着生而生；病痛解除了我对生活的这种理解；上帝有意如此安排：如果痛楚一旦压倒了我的力量，那是催我走向另一个并不见稍好的极端——对死的爱好与期望！

不害怕也不盼望最后的日子[2]。

——马尔希埃

这两种情欲都是可怕的，但是其中一种解药比另一种解药更为方便，唾手可得。

况且，要求我们对病痛抱一种镇定自若、不屑一顾的大无畏态度，我总觉得这种说法虚假做作。哲学研究的是心灵活动，为什么对表面现象也感到了兴趣？哲学应该让喜剧演员和修辞学者去操这份心，他们才是注意我们的形体活动的。哲学应该让痛苦从口头上怯懦地表现出来，如果怯懦不能停留在心房和肠胃内的话；哲学应该把这类不由自主的埋怨，归入叹息、呜咽、心跳、脸色苍白等这类大自然不让我们有控制能力的反应上去。只要心里不存在害怕，言词中不包含失望，哲学应该心满意足！只要我们的思想不扭曲，胳臂扭曲一点又有什么要紧的呢！哲学培育我们，是为我们自己，不是为他人，哲学培育我们是改变实质，不是改变外表。

哲学要改进我们的理解，那就不要控制我们的理解；在忍受肠绞痛的时候，要让灵魂保持清醒，维持惯常的思维，压倒痛苦，忍受痛苦，不要让它可耻地俯伏在痛苦的脚下，战斗使灵魂发热燃烧，不是萎靡颓唐；要让灵魂能够交流，甚至达到某种程度的对话。

处在这种紧要关头，还要我们在行为上顾前瞻后，这是残酷。如果我们心里坦然，表情难看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如果肉体在呻吟时减轻痛苦……就让它呻吟；如果身子高兴颤动，让它爱怎样旋转就怎样旋转。如果高声怪叫会让痛苦像烟雾似的散去（如医生说这帮助孕妇顺利分娩），或者可以转移我们的苦恼，就让他喊个够。不要命令声音如何如何，但是要允许它如何如何。伊壁鸠鲁不但同意、还劝说他的贤人有苦恼就叫。“角斗士扬起护手皮套要出击时，嘴里也哼哼哈哈的，因为叫喊时全身肌肉绷紧，打出去的拳头更有力量[3]。”痛苦本身已够我们忙的了，不用再去忙那些多余的规则。

有的人在病痛的折磨和袭击下，一般都会恨声恨气，我的这番话是为他们说的；直到现在我遇到病还是心态良好，没有竭力保持外表的矜持，因为我并不看重这种优点；病痛要我怎样表现就怎样表现；或许这是我的痛苦并不激烈，或许这是我比常人坚强。当疼痛令我难熬时，我也会埋怨诉苦，但是我不会像这个人那样失去控制：

他叹息，埋怨，呻吟，大声哀泣，到处诉苦[4]。

——阿克西斯

我在病痛激烈发作时，也自思自量，总是发现自己能说，能想，能回答问题，像在任何其他时刻一样，清清楚楚；但是时间不长，因为痛苦使人迷糊和分心。当周围的人认为我萎靡到了极点，对我不再理会，我会精神十足，跟他们提起离我的病情十万八千里的话题。我奋力之下什么都能做，但是不能要求这股力量持久……

我无论如何没有梦想家西塞罗这样的福分，他在梦中搂住一个女人，醒来发现自己的结石已经排出落在床单上！我的结石使我对女人兴致索然！

剧痛以后，尿道放松，不再针刺似的难受，我一下子会恢复常态，尤其我的灵魂没有肉体反应是感觉不到警告的，这肯定归功于我曾经通过理智对这类事早有准备。

没有一种考验出现时会叫我无从辨别和措手不及；

我心灵中早对它们一一作过预测和体验[5]。

——维吉尔

作为毫无经验的人来说，我受到的考验还是过于严厉了一点，变化也突然了一点，因为我原先的生活非常甜蜜，非常幸福，一下子跌入难以想象的痛苦艰难的境地。除了病本身令人心寒以外，一开始在我身上的反应，就比一般的强烈难受。发作十分频繁，使我再也得不到真正的安宁。我到目前为止精神状态不错，只要继续保持下去，情况会比其他千百人好；他们其实没有发烧，没有痛苦，除了思考不当给自己造成的痛苦以外。

某种微妙的谦恭产生于自负心理，比如我们明白我们对许多事物是无知的，我们坦然承认我们无从窥测大自然创造中有些品质和特性，我们也没有能力发现其中的方法和原因。我们希望这种诚实认真的表白会使别人信任，我们说到明白的事物是真正明白

的。因而实在没有必要还去寻求奇迹和解决怪题。我觉得，在我们习以为常的事物中，也有不可思议的怪事，不亚于奇迹中提出的难题。我们从中而生的这滴精液就是一种魔怪，其中不但包含祖先的形貌特征，还包含他们的精神性格。这么一滴液体中怎么会有说不尽的内容？

怎么会有这样错综复杂的相像性，孙子像曾祖父，外甥像舅舅。罗马李必达一家，有三个不是先后而是间隔出生的孩子，生来在同一只眼睛上面有一块软骨。在底比斯，有一个家庭的人从娘肚子带来一块标枪似的胎记，谁没有这个记号就被认为是野种。亚里士多德说在某些国家实行共妻制，以容貌相像确定父子关系。

我的结石症来自父亲的遗传，这是可以相信的，他就是膀胱里生了一块大结石而痛死的。他到了六十七岁那年才发现这个病，在这以前他的肾脏、胸脯和其他部位都没有异常感觉；他活到那么大的岁数一直腰板硬朗，从不生病；得了结石症后又活了七年，最后的岁月非常痛苦。

我出生在他患上此病前二十五年还多，那时他还身强力壮，我在他的孩子中排行第三。这种病的隐患躲在哪里？父亲本人离患病还有那么多年，他生我的这一点点物质影响会这么深远？我们同母生的兄弟姐妹很多，唯有我在四十五岁后独自患了这种病，怎么会隐蔽得那么深？谁若能对我把这个过程解释清楚，我一定像对其他许多奇迹似的深信不疑，只要求他不像别人那样，强求我听一种比事实本身还要深奥古怪的理论。

但愿医生原谅我的放肆，因为通过这种不可避免的遗传的曲折道路，我也憎恨和轻视医生的种种说法。我对医学的这种反感完全是祖传的。我的父亲活了七十四岁，我的祖父六十九岁，我的曾祖父将近八十岁，从来不服什么药；对他们来说，一切不是日常食用的东西都称为药。

我的看法是病例和实验创造了医学。但是哪儿去做一个明显而又说明问题的实验？我不知道医史中能不能提出三个人，在同一个家庭，在同一幢房子里出生、生活和死亡，一生遵照医生的嘱咐行事。他们应该向我承认，若不是理性至少也是运气站在我一边；而对医生来说，运气显然比理性更重要。

现在我落到这个地步，医生不要对我幸灾乐祸，不要吓唬我，不然就是在糊弄人了。因而，说实在的，以我的家庭成员的例子来说，他们活到了那个岁数，我的看法还是有道理的。人间的事很少有这样的稳定性，这种信念存在已经两百年——还差十八年，因为曾祖父出生在一千四百零二年。这种实验开始变得不足为凭，也是很有道理的。我现在痛彻心肺，他们也不要以此来责备我：我无病无灾活了四十七年还不够吗？即使此刻与世长辞，还是算高寿了。

我的袓先出于某种说不清的天性讨厌医学，父亲一看见药就会受不了。我的叔叔科雅克领主，是教会人士，自幼孱弱，还是病病歪歪活了六十七岁。有一次他连续不断发高烧，医生要人家告诉他，若不求医必死无疑（他们说的求医，经常是求死）。这个好人听到这条可怕的宣判书尽管吃惊不小，还是回答说：“那我就死吧。”但是不久以后上帝宣告这份诊断无效。

我家是四兄弟，最小的一个年幼好几岁，是布萨盖领主，只有他跟医师行业有接触，我想这是因为他是议会法院的顾问，尽管表面上容光焕发，他比其他人早死多年，除了圣米歇尔领主以外。

我对医学的这种天然反感很可能是从他们那里来的。但是如果仅是这点而已，我会试图克服的。因为这些毫无情由的天生倾向都是有害的，这是一种必须加以消除的病态。这种倾向在我既是先天的，也通过我的理性思考得到巩固和加强，使我形成目前的看法。为了药苦而拒绝医学，这种考虑也要受到我的指责；我不是这种脾性。我认为为了恢复健康再痛苦的烧灼和切口都是值得做的。

按照伊壁鸠鲁的说法，我觉得欢乐若会引起更大的痛苦也应该避免，痛苦若会引起更大的欢乐也应该追求。

健康是珍贵的东西。说实在的唯有健康才值得大家不但用时间、汗水、劳苦、财产，并且还用生命去追求。没有健康，生命对我们是艰苦的，不公正的。没有健康，欢乐、智慧、学识和美德都会黯然无光，不见影踪。为了驳斥哲学家在这方面强词夺理的说法，我们不妨以柏拉图为例，假定他突然癫痫发作或中风，他灵魂中的这些髙贵丰富的天赋就毫无作用。

任何通往健康的道路对我来说谈不上艰难险阻。但是我也看到其他一些表象，使我对这里面的货色异常起疑。我不说医学没有一点道理，但是在自然万物中，对我们的健康有益的东西肯定是应有尽有的。

我的意思是有的草药起滋润作用，有的草药起吸收作用；我从自身经验知道辣根菜服了通气，番泻叶服了拉稀；我还知道许多这类的经验，比如我知道羊肉使我强壮，酒使我活血；梭伦说食物也是一种药，治的是饥饿症。我不否认我们利用大自然，也不怀疑自然物中包含的神奇威力，以及它对我们的实用价值。我看到白斑狗鱼和燕子在大自然中自由自在。引起我怀疑的是我们头脑中的发明，我们技术上的创造，我们为了它们抛弃了自然和自然规律，为了它们不知道节制和界限。

我们所谓的司法，是从古代传到我们手中的法律大杂烩，经常应用得很不恰当，很不公正；那些嘲笑和指责司法的人，不敢得罪这个高尚的美德，只是谴责对这项神圣工作的滥用和亵渎；同样，对于医学，我尊重这个光荣的名词，它的宗旨，以及它给人类带来的希望；但是医学在我们实际中的应用，实在叫我不敢恭维。

首先，经验使我见了医学害怕，因为据我所见到的，谁落入医生的管辖范围，总是最先得病，最晚治愈。严格遵守医嘱会使健康每况愈下。医生不只满足于叫病人听任他们的摆布，还要使健康的人生病，这样一年四季逃不过他们的掌心。他们不是说么，长年健康的人必有大病？我这人经常生病；我觉得他们不插手，我的病不难忍受（我差不多试过所有方法），也不会持久；我也不用服他们开的苦药。我像健康的人充分自由，除了习惯和心情以外没有其他规则和纪律。我在哪儿都可以待下来。生病期间并不比健康期间需要更多的照顾。没有医生，没有药剂师，没有治疗，我不会惊慌，——我看到大多数人有了这些反比有了病还犯愁。怎么！总不见得看到医生健康长寿，就认为他们的医术也很高明？

哪一个国家都是好几个世纪不存在医学，那是最初的世纪，也是最美好、最幸福的世纪；即使现在，十分之一的土地上还没使用医学，不少国家不知道医学为何物，那里的人比这里的人更健康长寿；在我们中间普通老百姓不服药活得高高兴兴。罗马人过了六百年才开始接受医学，但是，试过以后，又通过监察官加图把它赶出了他们的城市；加图指出他不用医学也过得不错，他本人活了八十五岁，指导他的妻子活到很老，不是说不服药而是不请教医生：因为一切有益于生命的东西都可称为药。

据普鲁塔克说，加图使全家人很健康靠的好像是兔肉；普林尼说，阿尔凯迪亚人用牛奶治疗一切疾病。希罗多德说利比亚人有这样的习俗，小孩到了四岁就用火炙他头上和太阳穴上的血管，这样切断伤风感冒的扩散道路。这个国家的村民遇到任何病只用酒治疗，选用最烈性的酒，里面掺上许多藏红花和辛香作料，这一切效果屡试不爽。

说穿了，这些五花八门的药方，其目的与效果不外是洗胃涤肠，哪个家用草药都是可以做到的。

我不知道这些药是不是像他们所说的那么灵验，我们体内是不是也需要保留一定程度的排泄物，像酒需要酒渣才能保存下去。你们经常看到健康的人受外界刺激后呕吐或腹泻，就毫无情由地把肠胃洗涤一遍，这只会损伤身体，恶化病情。最近我还是从伟大的柏拉图的书里看到的，人体有三大运动，最有害的运动是催泻，人除非是疯子，不到最后关头决不要这样做。反其道而行只会扰乱健康，招来疾病。我们在生活中应该慢慢地缓解病情，达到痊愈的目的。疾病与药物的交锋太猛对我们都是不利的，因为身体内部起了冲突，药效令人不可捉摸，药内不利于健康的成分会乘机作乱。

我们应该听其自然：适用于跳蚤和鼹鼠的秩序也适用于人；人也要有同样的耐性让自己像跳蚤和鼹鼠那样受秩序的支配。我们大声疾呼也无用，这只会喊哑了喉咙，不会促进秩序。这是一个高高在上、不讲情面的秩序。我们的恐惧和失望只会引起它的厌恶，推迟它的帮助，而不是得到它的帮助。它走向疾病如同走向健康都有它的路程，它不会执法不平，做出使一方受益又使另一方受损的事，否则秩序就会变成无序。让我们跟着它，看在上帝的份上，让我们跟着它！谁跟着，秩序引导他们走，谁不跟着，秩序逼着他们走，包括他们的愤怒，他们的医学，他们的一切。清洗你的脑子，比清洗你的肠胃更有用。

有人问一个斯巴达人，什么使他长寿健康，他回答说:“对医学一窍不通。”阿德里安皇帝临终时不停地高喊，杀他的是那群医生。

有一名拙劣的角斗士当上了医生，戴奥吉尼兹对他说:“要有勇气，你做得对；以前别人把你撂倒在地，现在你可以把他们撂倒在地了。”

但是据尼科克莱斯说，医生还是幸运的，太阳照耀他们的成功，土地掩盖他们的错误；除此以外，他们还可以利用一切事情为自己谋利，凡是命运、自然或任何其他外因（这是不计其数的）在我们身上产生什么有益的效果，医生就有特权把功劳据为己有。在医生的主治下，病人身上的一切好转，都可以归功于医生。我和其他千百个人生了病从不请教医生，使我们病愈的种种机缘，医生也会窃取算在自己的帐上；至于遇上坏事，他们会矢口否认，把罪过推给病人，摆出的理由荒诞无稽，俯拾即是，不用为找不到而发愁：“他把手臂露在外面了；他听到马车的声音了；

在马路狭窄的转弯角上有车子经过[6]。

——马尔希埃

有人打开了窗子；他睡的时候向左侧身，或者头上包扎得太紧。”总而言之，一句话、一个念头、一个眼神都可以为他们文过饰非。

他们若是愿意，也可利用病情恶化来为自己涂脂抹粉，这一套手法也决不会出错：服用他们的药以后寒热升高，他们也会向我们信誓旦旦地说，若没有他们的药，病还会更加糟糕。一个人全身发冷，被他治得天天发热，没有他们这个病人会持续高烧。既然病人的坏事也会变成医生的好事，他们的工作如何会不兴旺呢。要获得病人对他们的信任，这样做是完全有道理的。要让人相信那么难以相信的东西，确实也需要一种死心塌地的信任。

柏拉图这话说得很实在，只有医生有说谎的自由，因为我们的得救取决于他们空洞虚伪的诺言。

伊索是位才华出众的作家，但是赏其满腹珠玑的人却不多；医生如何对被看病吓怕了的可怜虫作福作威，他说得很风趣，他说医生问一名病人，医生给他开的药效果如何，病人说：“我出了很多汗。”医生说：“这好。”又一次，医生问他后来身体怎样，病人说：“我全身发冷，抖得厉害。”医生接着说:“那好。”第三次医生又问他身体好不好，他说：“我觉得全身浮肿，像得了水肿病。”“这下子可好了，”医生还是这样说。他的一名仆人来探听他的病况，主人说：“我的朋友，好是很好，我就是会死在这个好上。”

埃及有一条法律，医生治病，前三天皆由病人自负，但是三天过后，责任全由医生担当；医学之神埃斯科拉庇俄斯使海仑起死回生，遭到雷殛，

万能的众神之父，看到一个死人从阴界回到阳界很生气，用雷电轰击这种神奇医学的奠基人，把阿波罗的儿子赶到了冥河边上[7]。

——维吉尔

而他的追随者把活人送进了地狱却得到了赦免，这是什么道理？

一名医生向尼科克莱斯吹嘘，他的医术谁见了不肃然起敬。尼科克莱斯说：“一个人杀了那么多人还逍遥法外，哪能不叫人肃然起敬。”

如果我是他们这一行当中的人，我会把自己的一套医术弄得更加神圣和神秘；他们开头做得不错，但是没有善始善终。让神鬼当上医学的创始人，讲一种特殊的语言，写一种特殊的书法，这确是聪明的开始。给一个人效力出主意，说的却是莫明其妙的话，不管哲学家怎样认为这总是不正常。

就像一名医生给病人开药方，要他服用“体内无血、背着房屋，在草地上爬行的大地之子[8]”。

——西塞罗

以他们的工作，以及一切希奇古怪、虚无缥缈的工作来说，这也是一条规则。首先要求病人满怀希望和信心，然后药物才能奏效。这条规则他们至今抱住不放；最无知的庸医在信任者的眼中，也比陌生的富有经验的良医更善于治病。

他们选择的大部分药物实在神秘玄妙：乌龟的左脚，壁虎的尿，象的粪便，鼹鼠的肝，白鸽右翼下抽出的血；对我们患肠绞痛的人（我们的苦难根本不在他们心上），则开老鼠粪便粉和其他怪东西，这些看上去像是魔术变出来的，而不是科学创造的。我还不提某些药丸非要单数服用，一年中某天某个节日的不同疗效，方子中草药采摘的不同时间，还有他们死板的瞳孔，小心翼翼的姿态，这连普林尼也要加以嘲笑。

但是我要说的是，在这个良好的开端以后，他们没有继续下去，使他们的组织和诊疗加强神秘性和宗教色彩，把非本道中人都拒之门外，也不得参加埃斯科拉庇俄斯的秘密仪式。

从这个错误引出他们遇事不果断，论据不充足，胡猜武断，意见不合时态度生硬，充满恨意、嫉妒和个人情绪；这些缺点都已暴露无遗；把自己交到他们手里还毫无忧虑，那真是无异于瞎子了。谁看到哪个医生看到同事开的药方不是剔去几味便是加上几味？从中泄漏了他们的做法，使我们看清他们关心自己的声誉和收入胜过病人的利益。最聪明的医生主张一名病人由一名医生负责治疗。因为，如果他治疗不当，一个人的错误不会严重影响整个医学的声誉；相反，如果他碰巧成功，光荣全归于他；医生一多必然坏事，往往使病人受害多于受益。他们一定很高兴古代神医名家永远各有各的看法，这点只有读医书的人知道，他们却不让老百姓看到他们之间相互攻讦，诊断看法相互矛盾。

我们愿不愿意看一看古代人的医学辩论？希罗菲勒斯认为病的起因存在于体液中；埃勒西斯特勒塔斯认为在动脉血管中；阿斯克勒庇亚德斯认为在流动于毛孔之间的看不见的原子中；阿尔克米昂认为是体力的过旺和不足；戴奥克利兹认为是身体元素的不平衡和我们呼吸的空气的质量；斯特拉托认为是我们食物太丰富、生吃和吃腐烂食物所引起的；希波克勒蒂兹认为是神灵。

有一个他们比我还熟悉的朋友，在这件事上表示感叹，在我们的实用学科中，医学关系到我们的生存健康，是最重要的，不幸却是最没把握、最混乱、也是说变就变的一门学科。算错太阳的高度，或者某种天文学推算的小数点，不会引起大祸；但是医学涉及我们的人身安全，让我们随着各种不同的风向转，这不是明智的做法。

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以前，对医学的传闻不多，是希波克勒蒂兹使医学得到了尊重。他创建的一切都被克里西波斯推翻；后来亚里士多德的孙子埃勒西斯特勒塔斯，又否定了克里西波斯的文章。在这些人以后又来了经验派，他们对待医学的做法完全不同于古人。当经验派的威信开始下降时，希罗菲勒斯开创了一种新医学，又被阿斯克勒庇亚德斯打倒，消灭干净。接着又有泰米森的学说风行一时；以后又有穆萨的学说；再后来是韦克修斯·维伦兹的学说，他是梅瑟莱娜有深交的名医；医学王国毁于尼禄时代的塔萨吕斯之手，他对流传到他这个时代的一切都加以抨击，他自己的学说又被马赛的克里那斯推翻，他重新按照星辰活动和星历表调整医学活动，要人选择月亮和水星的适当时间睡觉和饮食。他的地位不久又被同一座城市的另一名医生夏里纽斯代替。后者不但反对古代医学，还反对已流行几世纪的公共热水浴室。他要大家即使在冬天也洗冷水浴，把病人放进天然泉水中去。

在普林尼时代以前，还没有一个罗马人行医；当医生的是些外国人和希腊人，就像今天在法国行医的是些拉丁族人。因为如一名大医师说的，我们不容易接受我们熟悉的医学，也不接受我们采集的草药。如果给我们送来愈疮木、菝葜、桐树根的国家有自己的医生，我们不妨想一想，我们的白菜和香芹不是也会因充满异国情调、物以稀为贵而大受欢迎吗？这些东西经过千辛万苦长途跋涉弄了来，谁敢瞧不起。

在古代医学已有这些反复波折，到了今天更不知有多少其他变化，经常还是彻底的全面的改革，就像当代帕拉塞尔修斯、菲奥拉凡蒂和阿尔金特里厄斯进行的那样。因为他们要变革的不是一份药方，而是——像有人对我说的——医学团体的整个组织和管理，指责从前行医的人都是无知之徒和骗子。我让你们想一想可怜的病人处于什么样的境地！

当他们犯错误时，我们不会受益但也不会受损，如果我们得到了这样的保证，倒也可以在不冒丧失一切的风险下试试会得到什么好处。

伊索有一则寓言，说一个人买了一名摩尔奴隶，认为摩尔人的肤色是以前的主人虐待造成的，叫人在浴盆里放上药水给他洗了好几遍；摩尔人的褐色皮肤一点没有褪，但是失去了原有的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