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不在于要不顾一切地得到一个令人放心的结论，也不在于要最终忘掉前进路途上的发现。确信来自怀疑。更进一步说，怀疑将揭示它本身就是确信。因此必须充分估量其广度。让我们重复一遍：任何信仰都是一种狂热，它使我们离开自我；一个人一旦信仰什么，就必然停止思想，哲理是一种不下决心的决心，它注定要否定友谊、爱情和社会生活。于是我们回归到自我，然而我们在自我中看到的仍是一片混沌，而在这片混沌的尽头是死亡——一切混乱的标志。人们可能以为，蒙田描写的智者既然与世隔离，与他人隔离，不能像斯多葛式的智者那样在自身以及自身与上帝的内在关系中找到解释人世喜剧的途径，那么除了与在他体内还会疯狂喷涌一段时间的生命作对话，他别无联系；除了最空泛的嘲讽，他别无手段，除了对自我和一切事物的蔑视，他别无动机。为什么不在这片混乱中放弃一切呢？为什么不学动物的样，比如长嘶的马，哀鸣而死的天鹅呢？为什么不和动物一起生活在无意识之中呢？最好的办法也许是找回孩童的安全感，牲畜的蒙昧。或是为抵御死亡将至之感创造某种自然宗教：“一个生命的消亡乃是向千百个其他生命的过渡。”

这一思想活动存在于蒙田的作品中。但还有另一种思想活动，而且同样频繁。因为，在对一切表示怀疑之后——尤其当我们知道，任何求知的努力只能使问题成倍增加，使想澄清的事变得更晦涩难懂；无知好比七头蛇，砍掉一个头，它又长出三个——余下的是必须说明，世上存在各种观点，而我们起初总以为掌握了真理；还必须说明，怀疑是需要学才能会的。“我对人的了解胜过对动物、对死亡或对理性的了解”。笛卡尔将记住这句话。它的意思是：思想的活动和犹豫不决只是事实的一半；另一半事实是，我们的游移不定奇妙地停止了，而且这种停止每时每刻还会显露在一些表面现象上，至于这些表面现象，我们能指出它们经不住审视，但是它们至少看上去像事实，并且让我们对事实有了个概念。一旦思想向自己发问，它便绵延不断，而且不断自相矛盾。但有一种行动中的思想是不容忽视的，而且有必要将它阐明。对人类知识的批判只有当我们固执地认为有一种全面的和绝对的知识时才会具有破坏性，倘若相反，这种批判使我们摆脱上述想法，那么，人类的知识便成了唯一能衡量一切事物的尺度，成了“绝对”的等同物。对各种激情的批判不会使这些激情丧失其价值，如果这种批判能让人们认识到，我们永远不能拥有自我，激情就是自我。那时，怀疑的理由便成了相信的理由，批判的结果只会让我们更珍视我们的观点和激情，因为批判使我们明白，我们的观点和激情是我们唯一可以求助的手段，如果我们梦想其他的东西，我们便无法理解自己。那时，我们为终止自己的摇摆不定而需要的支点，将不是在令人失望的自然宗教——这阴沉的神毫无理由地倍增着自己的作品——里找到，而是在如下的事实里：存在观点，存在真和善的表象。那时找回失去的天然、纯朴、无知，就是在怀疑中找回最初的确信，因为正是怀疑使确信变得轮廓分明，面目清晰。

其实，蒙田并不只是怀疑。怀疑是一种行为。因此怀疑不可能破坏我们的行为和行动。而行为和行动是对怀疑的战胜。《随笔》的作者想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然而也正是这位作者刻骨铭心地体会到，人的特点之一在于，我们是别人眼中的我们，别人对我们的看法触及我们的核心。他曾突然愤怒地这样说：“将来如果有人把我描绘成并非本来的我，即便其目的是为了表示对我的敬重，我也会从冥冥之中回到人世来说，那不是我。”他与拉博埃西的友谊正是那种“使我们受他人支配”的感情锁链。他认为他对自己并不比拉博埃西对他更了解。他在这位朋友的眼光下生活，朋友去世后依然如此；他之所以不断地审问自己，研究自己，正是为了像拉博埃西了解他那样了解自己，“唯有拉博埃西掌握我的真实形象，然而他把它带走了。所以我才如此仔细地识辨我自己。”世上很少有如此全面彻底的奉献。他与拉博埃西的友谊远非他生命中的偶然事件，应当说有了这段友谊，才有了蒙田和《随笔》的作者，而且，对于蒙田，活着就是在他朋友的目光下活着。这是因为，首先，真正的怀疑主义是向真理的迈进；其次，对激情的批判是对伪激情的憎恨；最后，在“某些”情况下，蒙田在自身以外发现了一些他非常愿意认同的人和事物，他们犹如他的外在自由的标志，在爱他们时他是完整的自我，他在他们身上看到了自己，在自己身上看到了他们。

即使在男欢女爱问题上（蒙田有时以医生的口吻谈论这个问题），归根结底他也不是个玩世不恭者。“在男欢女爱上倾注全部思想，以狂热的、肆无忌惮的激情投入其中，乃是一种荒唐之举；但另一方面，倘若不是出于爱情，也不是出于愿望，而是逢场作戏，迫于年龄和习俗的要求，扮演一次人人都要扮演的角色，而且，除了漂亮话，不投入丝毫自我，这的确安全保险，但却是懦夫行径，犹如一个人因害怕危险而放弃自己的荣誉、利益或欢乐；可以肯定，奉行此种做法的人绝不能希望从中得到任何使一个高尚的心灵感动和满意的结果”。暮年的蒙田说，征服异性能否成功取决于时机的选择。然而这马后炮式的明哲之言能证明什么呢？他年轻时也堕入过情网，可从未把情场当战场来施用战术。“我往往缺少机会，但有时也缺乏主动性，愿上帝保佑那个至今还能自嘲的人！当今世下爱情需要更大的胆子，年轻人以热情为藉口原谅自己的胆大妄为；但是如果他们仔细考虑就会发现，这种胆大妄为源于蔑视。我呢，莫名地害怕伤害对方，而愿意尊重我之所爱。因为在感情交往上，谁缺少尊重，谁就使交往失去光泽。我喜欢人们在这方面表现出一点稚气、腼腆和骑士精神。除此以外，我还有点普鲁塔克说过的那种傻气和害羞，而且一生中为此受过多方伤害和影响……我遭到拒绝或拒绝别人时目光温柔，我会因为给别人造成痛苦而自己痛苦万分，所以当责任迫使我在一件微妙的令某人难受的事上考验某人时，我总是敷衍了之，而且是违心地去做……”好一个软心肠的玩世不恭者！命运没安排他出于爱情去爱别人，就像他曾出于友谊去爱别人，但这不是他本人的原因。

他还是跨进了社会生活这个魔圈，他没有逃避。“我不希望人们不对自己承担的事情表示关注，为之奔走，费口舌，必要时流血流汗。”他多次被民众选为市长。“我愿人民得到最大的幸福，而且毫无疑问，如果情况允许，我会不遗余力地为他们服务。我为民众辛劳犹如为我自己。”既然他厌恶主宰，不管是主宰人还是被人主宰，那么他是如何应付社会生活的呢？他服从而并不喜欢服从，他发号施令而并不喜欢发号施令。他不会喜欢当君主，君主是孤独的。君主不算人，因为他不能忍受异议和反对。他不在生活，他在睡觉，因为一切都在他面前让步。但是狂热的服从也是丑陋的，而且是无用的：人们怎么会尊重一个把自己的身心全交出来的人呢？他既然能无条件地把自己奉献给某个主人，他也就能易主而事之。是的，必须拿定主意，而后接受一切后果。然而“公正的时机”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多，而我们又不应当过多地选择，否则你爱的就不是一种事业而是一个宗派。“我生性不轻易作过深的、内心的介入和保证。愤怒和仇恨超出了正当责任的范围，便是一种狂热，仅对那些并非完全从理智上忠于其职责者有用……不应当把源于个人利益和感情的尖酸刻薄叫作责任感（可我们每天都在这样做），也不应当把背信弃义、阴险狡猾的行为称作勇敢。有的人将自己邪恶和粗暴的天性美其名曰热心，其实他们热心的不是事业，而是他们的一己私利；他们鼓动战争并非因为战争是正义的，而是为战争而战争。当我拥护一个党派时，我的义务感不会强到危及我的理智的程度”。我们可以为一个党派效力而同时又严厉地评判它的所作所为，我们可以在敌人身上发现智慧和诚实，我们还可以在为一个党派效力的同时继续我们的社会生活。“我能参与一些公共事务而又丝毫不离开自我，我能为别人效劳而不丢掉自我”。也许有人会说，这样的行为准则造就出来的是自由射手，而不是正规士兵。完全正确。蒙田也清楚这个道理。他可能头脑清醒地偶尔强迫自己说假话，但这不会成为他的习惯和生活。“谁若想根据我的性格用我，那么他最好交给我一些既严密又宽松、安排合理且时间不长的事情，即便要冒风脸，我也能效微薄之力。倘若这事费时费神，繁琐而微妙，需要耍手段，搞歪门邪道，那么他最好去找别人。”也许这话里含有几分轻蔑，但也可能蒙田要说的意思不止于此。我们提出一些问题时，总仿佛这些问题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仿佛我们在为自己的利益作选择的同时也在为全人类的利益作选择。那么假如他当时说的话是一种成见呢？蒙田这样一个人是永远不会作某个党派的拥护者的。只有心甘情愿去干一件事才能干好。他不能故作清高。然而在党派之外他可以办更多的事而且办得更好。人们知道他是个既不说假话也不阿谀奉承的人，他的话便很有分量，这难道对他是无足轻重的吗?但他并不过分注重这一点，因而他行动起来便更自由。

对于蒙田，狂热意味着自我的死亡，因为狂热会使他离开自我，蒙田感到它们像死亡一样威胁着他。他试着向我们描写日后人们所谓的自由激情：他感到自己所珍惜的东西在那里受到威胁，于是坚决肯定了那种把他推向外部世界的自然冲动，他加入了人类的游戏。碰到这样的自由和勇气，激情乃至死亡都被转化了。战胜死亡的办法不是对死亡的默祷。“能让一个农夫或者整个民族在死去时如同哲学家一样坚定的理由才是最好的理由”，这些理由可以归结为一条，那就是：认清我们是活生生的人，我们的任务就在这世界上，只要我们一息尚存，我们将始终担负着同样的任务。默祷死亡是虚伪的，因为那是一种忧郁沉闷的生活方式。蒙田在把他推向外部世界的冲动中——而且正因为他指出过这种冲动的随意性和冒险性—发现了对付死亡的良药。“我认为，死亡诚然是生命的终点，但不是生命的目的；死亡是生命的结束，生命的尽头，但不是生命的目标。生活的目的和意图应当是生活本身，对生活的正确研究就是研究如何调节自我，如何待人接物，如何互相容忍。本章的几项任务之一就是谈谈如何善于面对死亡，这是个轻松的问题，如果不是我们的恐惧心理使它变得沉重的话”。对待死亡和狂热激情的好办法不是回避，恰恰相反，是超越它，何况一切都促使我们这样做。他人威胁着我们的自由吗？可是“我们应当生活在活生生的人中间”。我们在人群中有失去自由的危险吗？可是没有冒险就没有真正的自由。行动和感情的瓜葛扰乱了我们的平静吗?可是“生命就是物质和躯体的运动，是其自身的本质的不完全而又无规则的行动。我努力按照生活的规律为其服务。”诅咒我们的生存状态是无意义的：生活中本就有好也有坏。

蒙田告诉我们说，医生曾劝他，乘船时用毛巾捆住头，以便克服晕船。“我根本没作这种尝试，”他说，“因为我一向只和自己身上的缺点作斗争，并依靠自己战胜它们。”蒙田的全部道德观念便是基于一种自豪的冲动，出于这种冲动，他决心把握角自己那不安定的生活，因为除了生活，其他一切都没意义。在朝着自我绕了一个弯儿以后，一切重又显得美好了。他常说他宁愿死在马背上，而不愿死在床上。这并非因为他指望靠武士的怒火给自己助威，而是因为他在事物中既发现了威胁，也发现了藉以获得成功的手段。他看到了把他和事物联系在一起的双重纽带。他看到无需在自我和事物之间作选择。自我不很认真，自我不喜欢受约束。然而“世上只有蠢驴才那么肯定、坚决，那么目空一切，喜欢默想，那么一本正经……”正是无条件的自由使人能接受绝对的羁绊。蒙田这样描述自己：“我一向慎于许诺，结果我想我兑现的比我许诺的和欠下的要多。”他曾经寻找做一个既爱讽刺挖苦而又严肃认真，既自由又忠诚的人的奥秘，也许他找到了这个奥秘。

莫里斯·梅尔洛-朋蒂

[1] 德马德斯（公元前384—前320），雅典演说家，政治家。

[2] 德尔斐：古希腊城市，建有阿波罗神庙和最有名的降示神殿。

[3] “倘若我的思想能稳定下来，我就不探索自己，而是总结自己了，然面它始终处于学习和试验的阶段。”（下卷，第二章）

[4] “……看那张在最甜蜜的爱情作用下充满狂暴和残忍的面孔，还有在干如此疯狂的举动时表现的庄重、严肃和沉醉……无上的快感犹如痛苦一样使人全身僵直，发出呻吟......”

[5] “有时我似乎进入了梦境，而且我要我的头脑记住这些梦（因为我喜欢在梦中想我正在做梦），第二天，我还能记起这些梦的色彩：或愉快，或忧伤，或怪异；然而其他的一切我愈是努力找寻，愈是使它深深陷入忘却。所以我胡思乱想中偶得的言辞只在记忆中留下虚幻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