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妄 想</h3>
我知道我无论如何也保护不了他了。
不管从法律还是从道德与良知的角度讲，我都站在受害学生的一方。正如家长所断定的那样，老宁确实是教师中的败类，是披着羊皮的狼，是衣冠禽兽，甚至禽兽不如。
在学生父母近两个小时的泣诉、号啕尖叫和拍砸声中，我的脑袋和胸腔几乎炸裂了。那位刚从小学教师岗位上退下来的母亲，一次又一次地扑向我，揪扯着我过生日时老婆送我的藏蓝色夹克，企图把我连皮带肉撕成碎片，若不是学生的父亲理智地拖开她，我难逃衣衫褴褛遍体鳞伤的惨相。
事情发生得太突然了，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身为教授的老宁，怎么能犯下如此罪不可恕的暴行？他公然以辅导课业为名把一个大二的女生按倒在工作室的写字台上实施了最原始最直接的性侵犯。
绝对不存在恋爱关系，绝对没有任何前兆，在学生走进工作室前，从未与他有丝毫的交往，更谈不上什么暧昧的情感瓜葛。而且从小严苛的家教，一直令女儿对异性厌恶至极。家长指天画日地替女儿悲痛哭泣和愤怒声讨，因为呆坐在一旁的受害人在事情发生后，除了给父母发了条短信，就再也说不出话了。她目光呆滞地盯着天棚上的某一点，偶尔会歇斯底里地尖叫着使劲抓挠头发和前胸。短信只有一句话，我从她母亲的手机上看到的：“我出事了，不想活了！”
父母赶过来时，她已经在宿舍的卫生间里独处了四个钟头。她把门反锁上，无论同学们怎么喊她劝她恫吓她，她都无动于衷。等父亲砸开门后，被眼前的景象吓傻了，她披头散发一丝不挂地坐在马桶上，脱下的衣裤散落在地上，手腕处正在流血。父母哭喊着用床单把女儿包裹着抱出了洗手间。左手腕处滴血部位的划痕约有五六厘米长，伤口很浅，未割破动脉血管。宿舍的另外三个同学惊得目瞪口呆，一动不动地站在旁边竟无人上前帮忙。母亲从洗面台上发现了几张数学作业纸，上面字迹潦草地记下了事情的发生过程。父母让同宿舍的三位女生先回避一下，关起门与女儿单独谈了一个多小时后气势汹汹地冲进了我的办公室，向我这个上任不足两个月的系主任讨个说法。
我从未经历过这种场面。受害者的家长愤怒的情绪几近失控，他们不仅撕烂了我那件新夹克衫，还摔了我桌子上的茶杯、笔筒，砸了饮水机和电脑。我总算在他们的暴怒和悲愤中弄清了事情的原委，又仔细阅读了那几页数学作业纸，虽字迹潦草且有些语无伦次，但基本线索还是清晰可信的。他们的反应与陈述的事实令我不可置疑。我不能为施暴者老宁辩解，更不能因为他是系里的骨干教师和朋友、同事而袒护遮瞒。已经构成了犯罪，只能通过法律手段加以解决。纸包不住火，丑闻总要败露的。不能为了学校的声誉而不顾受害者的生命和尊严。我在向学生和家长表示安慰的同时，劝导他们立即报警，将犯罪嫌疑人尽快绳之以法。系里将为受害者的名誉而保密。
警方的介入使案件迅速得到侦破，但结论却让我大跌眼镜：其一，犯罪嫌疑人老宁事发时并不在作案现场，因为那天他正与另外两同事在外地参加一个学术研讨会，人证物证（机票、住宿宾馆的证明等等）俱全；其二，经医院鉴定，自称受到严重性侵犯的那位女生处女膜完好无损，其提供的物证（内衣等），亦无任何他人体液。
面对警方的询问，女生仍一口咬定该老师的犯罪事实成立。而其父母似乎有些迷惑了，他们主动要求撤诉。有心理医生提醒学生家长，应带孩子去专业医院做进一步检查，看看她是否患上了“妄想症”。
风波终于过去了，那位女孩在父母的陪护下接受心理治疗，病情渐有好转。但我的心情却并不轻松，因为老宁又与我不依不饶地纠缠上了。他并不认为那位女生是精神上出了毛病，而认为那位女生是受人指使蓄意败坏他的名声，以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他的愤怒与恐惧之情也与日俱增，多次深更半夜打电话向我提供新的案情线索或要我给个说法。一年多来，他罗列了一长串的同事名单，先后指认他们是“强暴”冤案的幕后黑手，到最后他甚至把怀疑的目光紧紧地锁定在我的身上。
实在没办法了，他妻子不得不接受我们的建议，哄他去医院看医生。诊断结果与那位女生几乎完全一样，属于受到某种强烈刺激而导致的受迫害妄想狂。
<h3>爱 心</h3>
公安局在一天之内接到附近小区居民的7 次报警，均属现金失窃。这7 户人家放在衣橱、写字台抽屉或床头柜里的钞票不翼而飞，少则200，多则10000，数量不等。两户抽屉有撬动的痕迹，三户人家的衣柜有明显被翻动的迹象，另外两家无任何异样。门窗玻璃完好，看不出有外人进入。
当晚案件即被告破，偷窃者均为各家读小学一年级的孩子。他们不约而同地瞒着家长，把偷到手的钱兴高采烈地交给了班主任老师，分别受到了老师的口头表扬。凡1000 元以上者，都获得了一朵以上的小红花。那位奉献10000 元的小女孩，一下子得了六朵红花，其中四朵盖在了作业本上，另外两朵分别印在了胖嘟嘟的手背和汗涔涔的额头上。
老师事后说，这只是一次培养爱心的志愿活动，没有任何强迫的意思，而且老师在头一天布置这项“家庭作业”时非常明确地告诉同学们，只许从自己平时积攒的零花钱和过年的压岁钱中支取，且最多不准超过10 块钱。这项自愿筹集的善款，用于看望两天前因患重感冒而住院的校长。
教导主任对苍蝇般一拥而上的媒体记者们解释说，此事与正在住院的校长无关，她本人根本就不知道事情的发生。看望校长的主意是教导主任跟老师们闲聊时无意中提议的，她只是说各班的老师应抽空去医院里探望一下校长，可以带束花或提一篮水果之类的东西。校长入院时曾跟她反复叮咛：千万不要来探望，一是教学工作很忙，二是她本人也希望能静静地休息几天。
各班的班主任老师以及任课老师并没有集中商量便分头采取行动了。他们也仅仅是在上课前轻描淡写地跟同学们提到了此事而已，募捐之事并非反复动员或强迫交纳。几乎所有的孩子都捐了钱，且制作了精美的慰问卡片和千纸鹤之类的慰问小礼物，这一点出乎意料。
警方、校方以及学生家长和媒体记者各方对此事件作出了强烈反应，观点各不相同。
警方并没有因为孩子的“义举”、“自首”而中止侦破行动。他们把注意力转移至小学教师们身上，“非法募捐”、“违规收费”、“涉嫌诈骗儿童”以及未成年人一次盗窃10000元现金当属“数额特别巨大”等等，均应一一查清。他们以高度负责的职业精神，日夜不停地唤来当事人（包括学生与教师）和旁证人反复问话，笔录的材料迅速增加，一周下来，卷宗厚达一尺以上，光签字笔就用坏了11 支。小学生与老师和家长都不止一次地流下了委屈、痛苦、愤怒、感激、恐惧、疲乏以及其他种种难以归类的眼泪。其中的一条结论是派出所指导员口头做出的，这位文静白皙戴着无边眼镜的年轻人性情温和、语气严厉：犯罪就是犯罪，这一点确定无疑，你们监护人就不必废话了。
接下来，警方联合教育主管部门和街道社区等相关单位，开展了长达半年之久的专项宣教活动，挂出横幅102 条，张贴和散发传单20000 份，召开各类不同形式的专题会议86 场。社区的老年秧歌队、舞狮队、合唱队和健美队等组织了多场广场和街头演出。学校、居民楼和马路旁的橱窗、告示栏里贴满了宣传画和警示语。就这个问题，教师、学生、家长及其他人士撰写了近万篇检讨、体会和建议材料，涌现了一大批先进人物和积极分子。最后，在街道和教育局联合召开的总结表彰大会上，有两百多人获得了奖状和奖杯……
为感谢警方为保一方平安而付出的心血和汗水，学校决定在广大学生中开展向警察叔叔献爱心活动并倡议同学们在完全自觉自愿的前提下，踊跃捐出自己的零花钱，为警察叔叔“买一根冰棍，送一份真情”。
<h3>班干部</h3>
王广田找到我的那一年正好五十岁，我记得他伸出五个手指头，反复说：我今年都五个整张了，生日刚过，属羊的，五十整了，比你大一岁。
他千里迢迢地进京找我，肯定不是为了跟我比岁数的，我猜他一定遇到了什么难事儿。
广田是我初中同学，他算了算说，自打十五岁以后，他就再没见过我。我心里也算了算，认为他说得对。我十四岁考入县城高中读书，他初中毕业回家赶牛车了。后来我读大学，直接留在北京工作，他赶了四年车后，在村委会谋了个差事，又一步一步地挪到了乡政府当上了干部。
已届半百的王广田虽然脸上布满了皱纹，头顶秃了一块儿，牙齿掉了两颗，但基本轮廓没变，仔细端量，还能辨认出少年时的模样。他说他费了很多周折才打听到我的单位，还给我带了两箱家乡的特产——咸鸭蛋。
寒暄了一阵子，他又从兴奋放松阶段转为紧张局促状态。
他开始吞吞吐吐起来，脸色也变红了。
“广田，有事吧？咱们是老同学，有什么事儿尽管说，不用客气。只要我能帮的，一定尽力。是不是孩子要上学了？”我想替他从窘迫的状态中解脱出来。
他摇了摇头，嘿嘿地笑着。
“那是不是家里有谁生病了，手头紧巴？”我进一步探 询他的真实意图。
他还是摇了摇头，嘿嘿地笑着。
“不会是来上访告状吧，你不像是受欺负的样子。”我也嘿嘿地笑了两声。
“不是，不是，”他摆摆手，“你想到哪儿去了？我其实是想让你替我做个证明，当个证明人。”
“证明人？证明啥？”我还真有点迷糊了。
“是这样，前两个月，乡里发了张《干部履历表》，上边有一个栏目，要填上‘何时何地受过何种奖励’、‘何时何处担任过何种职务’。我从小到大还真没得过啥奖励，连买东西抽奖也没抽中过，这一条我就不填了。咱不能做假，糊弄组织。可是我初一的时候当过半年班长，这事我得写上，所以我这就来找你了，想让你做个证明人。”王广田认认真真地看着我。
“你可真逗！你大老远跑来找我，就这么点事儿？你自己填上不就完了！”我觉得太有意思了。
“这可不是小事，是大事！这涉及任职资历问题。”他一本正经地解释道。
“任职资历？中小学当干部也算资历？你要提拔了？”我不解地问。
“提拔个球，我都这把年纪了。过两个月我就退休了，你别笑话我了。”王广田搓着双手，不好意思地咧着大嘴。
“那你填个啥？是不是初中时当班长算离休干部？”我跟他开玩笑。
“那倒不是。咱当过班长就是当过班长，这事儿得写上。”他一脸严肃。
“那就写上呗，谁不让你写上了？”我觉得怪可笑的。
“写是写上了，可栏目后面有个空格，得填上证明人。”他的表情挺沉重。
“那就填上班主任曹老师的名字呗，是曹老师吧，外号叫大瞪眼对吧？”我随口建议道。
“对，对，对，看你的记性多好，连班主任的外号你都没忘，真了不起！不过，不过，曹老师死了好几年了。”王广田犯起了难。
“那咱班当年的同学有四五十个呢，他们不都在当地嘛！你何必舍近求远，坐了一夜火车跑来找我呢？”我皱着眉头问他。
“他们我都找过了，没一个人肯替我证明的。你记得‘大面桶’吗？就是咱班原先的体育委员，我去找他，你猜他怎么说。他说，啥，你当过班长？你做梦吧，我怎么不知道？你那时要是当班长，那我就是校长。我又去找其他同学，他们一个个跟我来劲，都说我是想当官想疯了，说我脑袋让牛角顶了，还骂我神经病，说我小时候除了淌鼻涕没干过别的。没人肯证明我当过班长，他们还起哄说，你要是敢填上班长这两个字，我们就到乡里告你，乡里要是不管，我们就去县里、市里、省里上访，不行我们再去中央。你说这叫什么事嘛！”王广田越说越气愤，端杯子的手都有些发抖了。
“那你真的当过班长没？”我也认真起来了。
“怎么没当过？连你也忘了？嗨，这年头到哪儿说理去，我算说不清了。我为啥花钱坐车来找你，还以为你能记住呢！闹了半天，你也不相信我说的话。咱班的同学都跟你一样，都假装不知道。他们说，咱班的班长只有一个，从小学一直当到毕业，那就是老马，别人没干过。人家学习好，门门功课都是五分。说我是个大泥包，连乘法口诀‘小九九’都背不全，不可能当班长。老马，你当班长这不假，可初一下学期，你闹痢疾，半年没上课，那会儿就是我当班长嘛，这你还记不住？”王广田坐立不安地来回走动。
“是吗，我还真记不清楚了。对了，你爹外号叫王大疤，是吧？” 我似乎想起点什么。
“嘿嘿，对、对，一点不错，你还记得我外号吗？”他充满期待地问我。
“王小疤呗，对吧？”我挺兴奋。
“还有一个外号，你记得吗？叫‘班干部’！”王广田急切地提醒我。
“对、对、对，我想起来了。你是叫‘班干部’。你爹当生产队长，一年四季披着灰上衣，呢子做的。两只袖子从不穿在胳膊上，走路一甩一甩的。两手总爱叉着腰，把衣服支棱着，挺有派的，像个大干部。你小子老学他，在学校也披个破褂子，小手叉腰上，鼓个瘪肚子，挺个小胸脯，说话拿腔拿调的，对，对，就是你，大伙儿有时喊你‘班干部’，你还挺美。对，一点没错，‘班干部’，王广田。”我眼前朦朦胧胧地浮现出他初中时的典型形象。
“我没说错吧，我就知道你脑瓜儿好使，能记住我。我当过班长，要不大伙儿怎么叫我班干部呢，一点不错。我就是那段时间当班长的。你当班长时间长，这我知道。但我也干过，这错不了。”他显然心里踏实多了。
“不管你当没当过，反正你叫‘班干部’，你回去写上吧。证明人就写我，没问题，我给你做证。”我拍了拍他的肩膀。
“当过，当过，我肯定当过。”王广田态度极其坚定， “你不能含含糊糊的，这关系到我的任职资历。以后遇上别人，我可以拍胸脯向天发誓，我当过初一下学期的班长，有你证明，我就更有底气啦！”
王广田没在我这儿多逗留，当天夜里坐火车返回了老家。临走时，他还一再向我解释，他这样做不为了提拔，也长不涨工资，只是为了荣誉。
<h3>生日庆典</h3>
我们正在筹备导师的生日聚会。
导师一向很低调，反复跟学生们讲：“凑在一起吃顿饭即可，不要弄复杂啦，别像赵亚兴和鲁东明那么张扬！”赵、鲁二位教授与我们导师同岁，退休前在一个教研室工作，不久前分别搞了庆生活动。大师兄说：“不复杂，随老师的意愿办！”
导师今年七十九岁，该过八十大寿。过虚不过实，民间有这个习俗。加上半年前他被确诊为前列腺癌，生日更得提前庆祝。导师开始不同意，非要等到满八十周岁时再举办，不想紧随赵、鲁之后，这种自信固然可敬，但弟子们心里没底，生怕留下永远的遗憾。所以不断劝说他老人家按通常的习惯“以虚为实”，入乡随俗。导师最终接受了弟子们的建议。
八十大寿非同一般，总得操办得体面一些，这不仅要对导师有个交代，对我们做学生的也是个面子问题。于是大师兄牵头，先搭了个筹办小组，总的原则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没钱没力的至少要出出点子。经过若干次的充分讨论，我们把策划方案当面向导师做了汇报。
方案分为大小两个：大方案为“某某教授八十华诞庆典”，地点放在人民大会堂。聘请某电视台著名艺人主持整个活动。基本程序是主持人宣布开始并介绍与会领导与嘉宾；宣读某位重量级领导的贺信；某部原部长致辞，某现任副部长级协会会长致辞，学校某校长致辞；导师的老同学发言、学生代表（大弟子）发言；展示部分社会名流题词及礼物；学生代表献花；各届毕业生一一列队向导师鞠躬敬礼；寿星本人讲话；中间有专业乐队演奏串场曲目。主持人宣布第一阶段活动结束，茶歇二十分钟，转入下一环节，聘请某歌舞团提供五十分钟专场演出（包括一名当红歌星）。最后是庆祝酒会。
方案二比较简单，规格和规模适当下调。搞一场“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学术研讨会暨某某教授诞辰八十周年庆祝会，地点选在香格里拉大饭店，参会人数为八十人，活动由大师兄主持，与会者自由发言，会后合影留念并共进生日晚宴。聘请的发言专家，每人发交通补贴（车马费）两千元，并附赠印有导师头像和生日快乐字样的上等红酒一瓶等等。
导师十分专注地听取了我们关于筹备情况的汇报，不时地露出满意的微笑。他详尽地询问了会场及宴会厅里的各种布置与陈设，连桌布、餐具、条幅、话筒、窗帘的质地与颜色、签到簿、名签、文件夹、茶具等等细节，还说要先尝尝那种为活动专门订制的上好红酒。
学生们以为导师一定会选择相对低调的研讨会方案，一定会把会场选在校内的教室，一定取消生日礼品，万万没想到他老人家说，这两个方案都可以，最好是合起来，上午办庆典，下午搞研讨，晚上组织一场生日派对。
听了导师的意见，大师兄的脸色惨白，汗水一个劲地往外涌。大伙儿面面相觑了好一阵子，才缓过神来。导师让我们先回去，再把方案细化一下，最好能把会场的实景拍摄下来，再请几家媒体，若时间允许再赶印个会议影集，即导师本人画传之类的，作为会议材料，装进专门印制的纸袋里。我们几个迷迷怔怔地离开了导师家，一连几天没敢合眼，人人都瘦了一圈，怎么办呢？全是大师兄惹的祸，他没事找事，非说最了解导师的脾气，向我们捶胸顿足地发誓说，导师最不喜欢排场张扬，能和我们吃顿便饭就知足了。天呐，这下看怎么收场，我们一直建议大师兄趁早去死吧！
隔了一周，我们不得不硬着头皮去见导师，为防止意外，大师兄还为导师准备了一个氧气袋和几粒速效救心丸，怕导师经不起实话的打击而提早告别人世。
那天，导师的精神状态出奇地亢奋。我们一进门他就热情地招呼我们坐下，客厅的茶几上还特意摆放了几盘水果和坚果小吃。没等大师兄开口，老人家就滔滔不绝地讲上了，“本想再听听你们的方案策划，高兴啊，教书一辈子能教出你们这些好学生真是不枉此生啊！老朽何德何能，竟享受了如此荣耀！谢谢你们啊，谢谢你们！在人民大会堂办生日庆典，各级领导百忙之中前来祝贺，各界名流纷纷献辞……这是何等荣耀……这是我做梦都不敢想的事情，你们都做到了！这怎能不让我激动、兴奋！谢谢你们，再次谢谢你们！可话又说回来了，有些事情想了不一定说，有些事情说了就等于做了。你们把事情已经说出来了，我觉得就跟做了一样！有这份心就行了，不一定非要花那份钱，出那份力，遭那份罪。光听说你们的设想，我就兴奋得好几天没睡踏实，想象那金碧辉煌的宴会大厅，高档豪华的研讨会场，热情洋溢的精彩致辞，我八十岁的虚荣心早就满足啦，谢谢你们，快吃点水果，嗑点瓜子，今天就算给我过生日了，绝对不再重复举办啦！”
那场精心策划的导师生日庆典至今仍停留在我们这些学生的口头上，但导师却逢人便讲这场被他“坚决制止”了的豪华庆典，尤其在碰到赵、鲁二位教授时，他总会兴致勃勃地一遍又一遍地提起那些想前来祝贺生日的领导者的名字以及整个庆生活动的欢乐场面。
<h3>辅导员</h3>
“你抽时间去看看武老师，他挺想大家的。我前几次去看他，他每回都念叨我们。”这是去年夏天老邱出差到成都时跟我聊天时说的话。
武老师是我读大学时的辅导员，相当于班主任。老邱还告诉我，武老师两年前得了脑血栓，差一点过去了。不过，他愈后效果不错，记忆力很好，全班四十个学生的名字都能一一叫上来。去年校庆时，我们班有二十多位同学返校聚会，武老师见了大家的面很激动，脑血栓又犯了，住了三个多月的医院才缓过来。人老了，挺寂寞的。武老师的老伴死了四年多了，现在就一个人，孤苦伶仃的。当年他欣赏的那几个班干部很少露面。有的做了官，忙啊，连我们也难见一面。团支书孙长脖子当了市委书记后腐败了，被判了十四年。嗨，上大学时他可是武老师的心肝宝贝儿，指望不上了。所以，老邱临走时一再叮嘱我，下次到北京开会，一定抽空去看看班主任。“你现在快当上院士了，武老师肯定会为你骄傲，上次校庆聚会你没去，武老师挺遗憾的。”
听了老邱的建议，我心里还真有些内疚。说实话，从上大学算起，到今年正好三十年了，还从未回去看望过武老师。不知为什么，大学这段时光在我的脑海里一直挺模糊，不像中小学时代那么清晰。能记住的大学老师也很少，想来想去能想起来的，还真是只有辅导员了。那时的武老师才四十来岁，从部队刚转业到学校工作，担任系党总支副书记兼任我们的辅导员。辅导员不给学生上课，只负责学生们的日常生活和思想状况。其实，在学生们的心目中，辅导员是个没学问、没本事的角色。跟那些著名教授比，他们在学校和学生眼里都没啥地位。但话又说回来了，总有些积极要求进步的学生跟辅导员走得很近，他们一般都是学生干部。还有些同学因为遇到了经济、健康等方面的问题也与班主任结下了深厚的感情，比如老邱，他虽不是干部但是有名的“病号”，三天两头跑医院。四年大学，他连看病加住院差不多占了小一半时间。武老师因此为他花费了不少精力和工资，他对武老师一直心存感激。我当时是班上最不起眼儿的普通学生，既没当干部，又没得过大病，好像没跟班主任说过几句话。不过，现在回想起来，武老师留给我的印象还是挺温暖的，而那些大腕教授却大多记不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