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生命线</h3>

“别怪我说话不好听。我告诉你，你的病到死也治不好！取药去吧！”校医院的布仁大夫边说边撕下一张处方笺，直着胳膊甩给了我。

我接过处方，木呆呆地愣在那里，嘴里“那、那、那”地想说句完整的话。

“那什么那？”布大夫很不耐烦地冲我龇着大牙，挥手示意我出去。

我神情恍惚地磨蹭到药房，把鸡爪挠地般潦草的那张纸塞进拳头大小的取药口，如往常一样，很快就从另一个窗口里吐出了一堆花花绿绿的药盒。很久以来，我一直很疑惑那些发药员是如何辨认出医生们鬼画符般的字迹的。

布大夫具备作为医生的两条基本特征：一是字迹潦草，谁也别想看懂他在药方上写的什么；二是脾气暴躁，如果你想跟他探讨病情只能赚取耳朵轰鸣和一脸唾沫星子。只要穿上那件沾满了油污血迹的白大褂，他就气哼哼的，骂骂咧咧地给师生看病。布大夫说话从不绕弯，直来直去地能把活人噎死。他每次给我开药，总忘不了重复这几句话：“你这病谁也没法治”，“死马当成活马医吧”，“想开点，不会三两天就死的”，“你的病到死也治不好”！患者给他提意见，他委屈得青筋暴涨，理直气壮地吼：“我这是对病不对人！医生一发现疾病，就像遇见敌人仇人一样，用不着那么客气！我就是这么个脾气，有啥说啥，不会细声细气地用娘娘腔哄人。”

若赶上下午看病，十有八九能闻到布大夫嘴里呼出的浓浓酒气。酒精会使他的态度变得亲切一些，他甚至会一边让你伸舌头，一边讲几段他过去的从医经历。几次下来，我便知道布大夫年轻时曾在一个叫杜尔伯特的蒙古族自治县的乡下当过赤脚医生，既做兽医又兼给农牧民治病。内科、外科、骨科、妇科、小儿科全干过，且“医术精湛”。这四个字是他反复强调的，他曾同时在羊圈里给母羊和女主人接生过羊羔和婴儿。“那天可把我忙晕了，都难产，我一只手伸进羊肚子，一只手伸进人肚子，左右开弓，一块儿往外拽，好家伙，一下子救治了六条命！他妈的，没想到人和羊都是双胞胎！”

布大夫不光脾气大，下手也狠，并自称有祖传正骨秘技。有一次他为一个崴了脚的学生演示了一把，结果造成了粉碎性骨折，学生毕业时拄着拐杖离开了学校。

自从布大夫断定“你的病到死也治不好”之后，我就再也没敢去挂他的号。一天中午，我班上的一位学生兴高采烈地跑来找我，说有一个天大的喜讯要告诉我。我正在单身宿舍里用电炉子熬中药，试图借助中华传统医学阻止死神的追逼。“啥好事？”我无精打采地应付他。“绝对是喜讯，布大夫死啦！”他边说边做了个刀抹脖子的手势。“他才死不了呢！那家伙体壮如牛，一顿能喝二斤白酒。”我揭开砂锅盖子，用筷子慢慢搅拌草药。

“让你猜对了！听说昨晚他喝了大酒，今天早晨他老婆催他起床，一摸身子，又冷又硬。估计前半夜就没气了。”

他瞪着眼睛给我比画，还打了个寒战。

“真的，你没骗我？”我直勾勾地盯着学生问。

“真的，没骗你。”他诚恳地点着头。

“是的，他没骗我，”我愣了好一会儿才明白过来，“他说我的病到死也治不好真是说对了。这家伙太吓人了，我还以为是我患了绝症了呢，原来是指到他死时也治不好我的病。我怎么当初没想到这层意思呢？”我捶胸顿足地感慨了一番，精神一下子振奋了许多。望着春天的窗外，阳光还真有点明媚。

布仁大夫遗体告别那天，我特意去火葬场为他送行。尽管去的人不多，每个人的脸上还是挂着哀伤和悲痛之情。很凑巧，我在现场竟然碰上了三年前毕业的同班同学大刚。他说他是陪那位当年被布大夫用祖传正骨技法捏碎了脚脖子的老乡一块来的。大刚的手里还拿了几本书，见了我硬塞给了我一本。他告诉我，这是他最近刚出版的回忆录。

“回忆录？谁回忆？你吗？你今年高寿了？”我有一连串的好奇。

“是我写的回忆录，回忆我的一生。我今年快二十六岁了。”他答。

“二十六岁就写回忆录？你太性急了吧？”

“天有不测风云，黄泉路上无老少。你看布大夫不也很突然吗？”他故作老练地长叹了一口气。

回到学校，我漫不经心地翻开大刚自费出版的取名为《生命线》的“回忆录”，书中记录了他的童年、中学和大学时代的一些鸡零狗碎的所谓逸闻趣事，和煞有介事的人生感悟，读来了无新意，且有“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诗强说愁”的自恋和自怜。但“后记”中的一段话却吸引了我：“我之所以迫不及待地在二十五岁生日之际写下这些回忆文字，只源于布仁大夫两年前，即在我毕业体检时对我的诊断：他十分肯定地告诉我，从你手掌纹路的‘生命线’判断，你没有中年，更谈不上晚年。你自己瞧瞧，生命线你总认识吧，你看看你的这条线，短得让我替你捏把汗。要用这条线衡量，你活到今天已算是奇迹啦！你再看看我的生命线，一直延伸到手腕处。一看就是长寿命，一百岁绝对打不住。他说得如此肯定，再想想自己从小到大一直体弱多病，于是倍感凄惶。赶在死神到来之前，我决定记录下自己短暂而充实的一生……”

一晃近三十年了，我和大刚每次相逢都会谈起此事。彼此在感慨中笑着，在笑声中感慨着，并相互仔细端详对方掌纹的变化。大刚的生命线依然短得令人揪心，而我的病确实至今仍未治愈。大刚说，他那本回忆录——《生命线》只剩下不到一百本了，这些年来每到农历七月十五他都会找一个十字路口，烧几本送给布大夫。

<h3>荣 耀</h3>

新出版的《县志》“人物卷”中有一个叫“王大锅”的传主，生平非常简短。全文如下：王大锅（1931—2006），男，汉族，本县碾子沟乡人，著名人士。

能入地方志的，一定是所在地区的杰出人物，即所谓的 “著名人士”。王大锅作为著名人士想必在该县有一定知名度，因为从生卒年代推断，他是新近去世的，至少应是市级以上劳模或其他方面有突出贡献的代表，《县志》编撰的入志标准就是这么规定的。但这个人物词条行文过于简单，给出的信息语焉不详，让我心生蹊跷。从名字分析，此人不可能出自书香门第，“大锅”很具象，也很通俗日常。也许他生前是一位能工巧匠，以制锅为业，且做出了名堂。

我打听县史室的工作人员，他们也说不出更多的内容，都摇头摆手，表示一无所知。编《县志》的副主编老于，年前死于脑溢血。同事们说，若他活着，肯定会给出翔实的答案。

出于好奇，我专程去了趟碾子沟乡。乡里的领导也没听说过王大锅这个人。我按照他们的指点，又拐到了王大锅所在的村子。村里的干部和村民都认识我要查实的人。纷纷向我介绍，据他们说，王大锅是个普通的村民，一个因子女不孝，老无所养的人。死前的若干年，他除了捡拾垃圾之外，就是挨门挨户乞讨，偶尔还小偷小摸，偷一些田里的瓜果蔬菜充饥果腹。他原先住的三间破平房，因年久失修倒塌了两间。他最后死在东头那间漏雨透风的西墙角，蜷缩着像狗一样。村长还特意强调，老头死后就运往县城里的火葬场火化，而没有埋在当地。当然，从政策上讲，村子里也不允许土葬了。他还说，王老头有一个儿子在县政府给领导开车，很有出息，但老头活着的时基本没回来看望过。“嗨 ，这老头可惨了，要不是我们村委会和邻居们平时给弄点吃的穿的，他早就饿死冻死了，哪会活到七十多岁。”村长感叹着。

没费多大周折，我就找到了王大锅的儿子。他确实在县里工作，给电业局局长当司机。在我的反复追问下，他才支支吾吾地挤出了点牙膏：“因为我认识县长的司机。”

认识县长的司机，便能把一个拾垃圾为生的普通庄稼汉列入县志人物志？为什么？

“父亲活着时我们做儿女的没尽到孝心，心里很不踏实，就想把后事办得体面排场一些。”

“于是你就托人把你父亲编进县志了？”

“不、不，没有，我不知道什么鸟县志，是他们自己干的。”

“他们是谁？”

“是那些编书的人吧。”

“你没去找，他们怎么会知道你父亲？”

“因为县长参加了我爸的遗体告别仪式，县长参加的活动是大事情，要记下来。”

“你跟县长很熟悉！”

“不，我只认识他的司机。我托他的司机求的县长，给了他两千块钱，还有两条烟。”

“县长就去了？”

“县长开始没答应，后来听说副省长送了花圈，他就推 掉了别的事情，去父亲的遗体旁鞠了三个躬，又绕着尸体走了一圈，还跟我握了手。”

“副省长为什么送了花圈？”

“县长的司机说认识副省长的司机，又送了他两千块钱。他就说可以以副省长的名义送个花圈。副省长送了花圈，县长二话没说就赶到火葬场了。”

我终于大体上弄清楚了传主变成著名人士的基本脉络：一个叫王大锅的穷苦老汉，在离开人世时其儿女为了挽回不孝的骂名而操办了一场有县长亲自出席的遗体告别仪式。因托人求得了一个以副省长名义送的花圈而变成了著名人士，故被立传，永载史册。

<h3>一个人的聚会</h3>

重阳节那天，老爷子比平时起得更早。

“这么晚还没睡？您又叮咣地折腾啥呢？”孙子冲着他喊，边揉眼睛边打哈欠。

“瞎喊啥呀，就你嗓门大？他这是起得早，不是睡得晚。”

我也跟着爬起来，受儿子的传染，也揉眼睛、打哈欠，还伸伸懒腰。

“天气真好！蓝蓝的天！”老爷子望着窗外，自言自语。

“天还没亮呢，您怎么知道天是蓝的？爸，爷爷的眼睛是不是出毛病啦？”儿子扭过头懒懒地问我。

“净胡说。他眼睛好着呢，能看见遥远的未来。就是耳朵背，听不见一句坏话。”我跟儿子打哈哈。父亲的确老了，常常黑白不分，一会清楚，一会糊涂。毕竟是快90 岁的人，能活到这把年纪本身就是个奇迹。

我把老爷子扶到沙发上坐下，凑近他耳朵说：“不着急，聚会11 点才开始呢，咱10 点出发就来得及。”

“最晚9 点走，堵车，不能晚了。”父亲皱着眉头向我喊。

“中午聚会，这才5 点刚过。着哪门子急嘛，真够恶搞的，我再睡会儿，把刚才的梦接上。”孙子用拳捶着后腰回到自己的房间。

老爷子只喝了杯热豆浆，就起身换衣裳了。还是那身十几年前仿制的灰布学生装，左胸前挂满生锈变色的校徽和奖章，正中间佩戴一朵鲜艳的绸制大红花，又反反复复地对着镜子把稀疏难见的几根白头发梳理摆放到他认为满意的地方。“几点了？”每过几分钟，他就问一句。

“还是早点走吧？”等孙子一上班，他就不停地催促我。

我终于忍不住，刚熬过8 点半，就开车送他去学校。

父亲着急参加的是一场同学聚会。从70 岁开始，他们每年都要聚会一次，时间定在不冷不热的重阳节。他是此项活动的发起人和积极参与者，除一次因胃部手术外，从未缺席过。每到聚会前一个月，他就变得兴奋而忙碌，不停地打电话通知提醒。戴着老花镜，在涂满各种符号标记的通信录上反复核实变动的信息。有时他会给已经去世三四年的同学儿女打电话，通知聚会时间地点，惹得人家很不高兴。随着年纪的增长，记忆力开始明显衰退，遗忘的越来越多，记住的越来越少。但不论忘了什么，聚会这件事他却从没有忘记过。

9 点刚过，我和父亲就到了大学餐厅。老爷子离休前一直在母校任教，这也是他不厌其烦地张罗校友同学长年相聚的原因之一。餐厅的大门上着锁，显然我们来得太早了。我只好陪他老人家在校园里先散散步。他边走边指点着一处处建筑，向我介绍它们的历史沿革并掺杂着当年的人与事。有些故事我早就知道了，但又不得不装出头一次听说的兴奋。人老了，回忆渐渐变成其独特的健身方式。

我和他走走停停，还在树丛中的长椅上坐了一会儿，总算过了一个钟头又返回到餐厅。校方的校友办公室找来了十几位大学生志愿者站在餐厅门口迎候与会的“师爷师太”们，鲜嫩的脸庞与糙老的面孔对比强烈。

陆陆续续来了二十多位父亲当年的老同学，有拄拐的，有坐轮椅的，也有身板硬朗能独立行走的，但都需要有人陪护。陪护人员的数量远远超过正式参会者。有儿孙跟来的，也有因当年级别职务较高至今仍配备秘书、警卫、司机、保姆的。一位矮个子小老头儿，身前身后围了五个工作人员，其中两位是穿着军装的现役士兵。我凑近父亲耳边问：“这个老头当年是干什么的？”父亲摇摇头说：“不知道！”我指向邻座的一位老太太问父亲：“她叫什么名字，我过去在电视上总看见她？”父亲答：“不认识。”当我把手又指到一个方向时，父亲不耐烦地说道：“你别再问了，我不知道他们姓甚名谁！”

我十分诧异地看着老爷子，心里琢磨着是不是哪句话没说好惹他生气了。人老了，有时会变得跟幼儿园里的孩子似的，情绪一天多变。父亲神情沮丧地告诉我：“他们都是我的同学，我们当年在延安读书时一共有四百多位，都是十六七岁的男男女女。我们叫队不叫班，我那个分队64 人。整天在一起学习、训练、打球、唱歌，从不打架。嗨，现在都老了，不少同学早就走了。我是70 岁那年开始组织聚会的，每年见一面，来的人越来越少，陪的人越来越多。18 周年啦！年轻时的好同学，退休后的老朋友，多熟悉啊！可现在能叫上名字的人没剩下几个了，差不多全忘了。头十年我不光能叫出他们的名字、籍贯，还知道他们的工作单位，包括老婆孩子，现在全都忘得一干二净了。去年还记得的姓名，今年就记不住了。连面孔都陌生了，完了，老了，痴呆了。”老爷子情绪低落，语气伤感。我连忙开玩笑安慰他说：“这种事很平常，年轻人也有记性差的时候。我就不记得教我中学语文的蔡老师姓什么啦！”父亲不解地瞪着我：“你说啥？快要上菜啦？”

趁着吃饭的机会，我终于打听到了一位姓叶的老太太。她是我父亲当年的初恋。据我母亲讲，这位“生活作风存在严重问题”的叶阿姨年轻时与我父亲有过一段“眉来眼去”“打情骂俏”的暧昧关系。前年84 岁的母亲去世前还愤愤不平地留下遗言：“我死后不能让你爸和那个小妖精鬼混在一起！”因为那位小妖精50 年前曾亲口央求过我母亲，说如果有一天你走在我前头了，我就搬过来和他一起住。躺在病床上的母亲咬牙切齿地告诉她：“姓叶的，你活不过我！”叶与母亲同岁，虽然母亲最终还是先走了，但她拖着多病之躯活过了84 岁，也算是竭尽全力了。母亲死后没多久，父亲还是打起了与叶老太太合住一处的念头。我当时已办退休手续，十分震惊地问父亲：“叶阿姨也有这个意思吗？”他非常肯定地点点头。尽管我被两位老人执着的追求深深打动，但还是维护了母亲临终嘱托，劝说父亲打消这个惊世骇俗的荒唐想法。

叶老太太来迟了，等她露面时桌子上的菜差不多吃完了，有几位老人已离席提前告辞回家午睡了。父亲仍坐在那里，不时地四下张望。当叶老太太走到他面前时，他的眼睛似乎真的增加了亮度。两位老人握了握手，没说什么。叶阿姨挨着父亲身边坐下，我这才注意到那个椅子原来一直空着，父亲把胸前的大红花摘下来放在座位上替她占着。他俩旁若无人地相互凝视着，半天不开口。我不得不凑到父亲耳边替他打破僵局：“这位是？”他缓过神来，扭头告诉我：“你要叫叶阿姨！”我叫了，她微微笑着，说：“身体还好，我们一年只见这一面！”父亲的听力恢复了正常，点着头说：“明年还聚！”“对，还聚！”她兴奋地附和着。“最后只剩下咱俩，也要聚！”“一定一定！”叶阿姨没穿灰布军装，而是身着一件鲜红绣花的绸缎夹衣。一头雪白的银发，梳理得整齐利落。

临走时， 父亲站在车门前突然问我：“ 那个女生是谁？”“女生？哪个女生？”我不解地反问道。“就是刚才一直跟我说话的那个老太太，”他边说边抬起颤抖的手指向远处。“你是说树底下那位穿红衣服的老太太？那不是叶阿姨吗？”我诧异地盯着他。“叶阿姨？她是……”父亲一脸茫然。

<h3>镀金的听诊器</h3>

领导准备去医院做一次体检，让秘书陪同。

他说：“只有你一个人知道就行，不许其他人跟着。我没病，只是做个例行身体检查。事先不准通知医院，不挑选医生，与普通患者一样。明天一早就去，抽血肯定要空腹，我懂。你也别吃早餐，顺便查查。记住了，不准事先安排，我要切身体验一下群众反映的看病难问题，看一看到底难在哪里？”领导还解释说，自己过去看病都去北京、上海，不为别的，只怕给本地医院添麻烦。

秘书连连点头。虽没带记录本，但领导讲的话他都一一记在了心上。

深秋的北方，太阳比夏天贪睡，领导坐上车时，东边的天空才刚刚放亮。领导打了个哈欠，吩咐秘书说：“早去早回，不用排队，九点前一定赶回政府，别误了开会。”秘书点点头说：“明白！”

走进体检大厅，灯火辉煌。造型别致的水晶吊灯闪着耀眼的光，领导皱了皱眉头，刚想侧身与秘书说句什么，就被簇拥而上的白衣天使们迷人的笑脸和悦耳的语音层层包围，“欢迎您的光临！”她们恭敬地给领导和秘书同时送上了鲜花和哈达，彬彬有礼地站成两排。两位如花似玉身着粉色工装的美女先后伸手示意：“请贵宾这边走！”并娇声嗲气地自我介绍：“尊敬的贵宾，我是6 号导医员，负责给您更换体检专用服装！”

踩着厚厚软软的红地毯，走到更衣室，早有手捧托盘的一男一女侍立在门旁，“请用毛巾！”另有二位身穿淡绿旗袍的女服务员前来搀扶入座，并弯腰递上拖鞋，“这是澳大利亚进口的袋鼠真皮拖鞋，请换上。”接下来，她们又笑吟吟地从衣柜里拿出崭新的体检服装请客人换上，“这是新西兰纯羊绒制品，一次性的，请穿上！”

换完了衣服，领导与秘书又在8 号和9 号导医员的陪护下，走进礼宾厅。一位被介绍为医院院长的中年男子——头发有些秃，体态有些胖，脖子有点歪，笑容有些假，双手合十，像多年前的西哈努克亲王恭迎着前来体检的顾客。他用甜美精细的颤音，向客人致上辞藻华丽的欢迎词，祝愿每位贵宾身体健康、福如东海、寿比南山！他还亲手端上一杯温热的盐水请客人漱漱口，并告诉客人这只漱口杯是当代著名工艺美术大师所作，且经过佛家高僧吉日开光，杯底有大师及高僧本人的亲笔签名，赠予体检者珍藏，能祛病免灾，获益终生。

接下来，身高体重、血压血糖、耳鼻喉眼、口腔肛门、内科外科、CT、B 超、核磁共振、血黏血稠、骨松骨密、气通气堵、尿清尿浊、屎稀屎臭，等等等等，一一细查。所有大夫胸前均挂有学位学衔、职级职称，个个都是名家名医、大师大腕，个个都谦虚低调、和蔼可亲，没有一丝一毫盛气凌人的医霸作风。他们翔实细致地向客人介绍各种进口仪器设备的功能与先进性，说“就连这个不起眼的听诊器也是镀金的”。每位前来检查的贵宾，都在进口仪器和著名专家的精心诊断下心服口服地乖乖变成了患者和病人。

领导和秘书也不例外，至少他们的前列腺不同程度地出了点问题。同时，他俩也都属于亚健康状态。几乎每位医生都笑容可掬地给他们提出改进日常生活方式，从起居、饮食到性生活等方方面面的科学建议并推荐了相应的保健药品。

等所有的检查项目做完后，出水芙蓉般的礼宾小姐们又分列两队，在大厅门口夹道欢送。院方告知详细的体检报告将于一周内送达到每位贵宾手上，同时还奉上本次检查的全程录像光碟及精选影集一册，另赠高尔夫球杆一根和两张某会所洗浴优惠金卡。

领导坐在返回的车上，脸色越来越难看。在过第四个红绿灯时，脾气终于爆发了。他从交通拥堵说起，捎带着把秘书的阳奉阴违，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竟敢违背领导意图，事先安排所谓豪华体检的把戏统统拆穿。秘书满脸通红地呆坐着，一声不吭。等汽车堵在第12 个红绿灯的丁字路口时，他趁着领导擦鼻涕的机会，才吞吞吐吐地发表自己的意见。当然，他没有就城市交通状况提出看法，只是想澄清领导关于体检问题的误解。他发誓说自己并没有事先做过安排，这家由普通的社区医院改建的体检中心只是本市数十个类似机构之一，是秘书昨晚从网上随机查找的，并不认识院方领导，也没有通知任何人，根本不是为领导做的专场检查，只要肯花钱就行。况且在体检过程中，至少还有其他七八位顾客在场。领导半信半疑地盯着一脸委屈的秘书，说了句宽慰的话：“我量你小子也不敢背着我干这种事。”

汽车又在第23 个红绿灯前停下了。领导焦急地看着表，轻叹了一口气：“看来上午的会议赶不上了，通知他们改天吧，别等啦！看病难，看病难，确实难啊！我才弄明白看病难主要是难在一个交通拥堵上，取消几个红绿灯就解决啦！”

秘书侧着身子怔怔地望着领导补充道：“是啊，还是领导英明，一下子就抓住了问题的关键。您要不说，我还以为看病难，难在钱上呢！”

<h3>幸福百分百</h3>

受一个半官方组织的委托，由五十多位专业人士组成的课题组要展开一项关于老年人幸福感问题的专项调研。委托方是一个全国性的协会，承担者则由大学里的教授、副教授、讲师以及他们的研究生们组成。

此项调查的目的是及时准确地了解城市人口中老龄人当下的生活状况，进而为政策制定者提供第一手真实材料，作为他们的决策依据，提高其解决问题的针对性。“摸清情况是科学决策的第一步”，委托方的负责人反复强调这一点，他说这句话时声音极其诚恳，标准的“语重心长”。

调研组根据委托者的要求，认真仔细地商定调查的方法。数以亿计的老年人分布在城市与乡村，普查是力不从心的，况且调查的经费十分有限，只能采取抽查的办法来完成。为方便取样，他们决定选取四个大城市中的二十个社区来进行，每个社区随机选取十位老人，登门访谈，以获取最真实的信息。

小组分兵四路，奔赴四大城市。有一个难题摆在了课题组的面前：没有上级主管部门的介绍信或口头通知，社区居委会对于课题组均不予以接待。于是，他们分别去居委会的上级部门——街道办事处去请求帮助。而街道办事处则要求专家们去找更上级的领导批示。区里又请示了市里的民政部门，最后花了一周的时间，才把关系理顺，手续补齐。

教授、副教授们带领的调查小组试图在每个城市随机抽取五个社区展开工作，但市里说你们人生地不熟的，连居委会的名字都说不上来，这等于瞎子摸象。我们也搞不清社区居委会的分布，不如推荐一个区你们找他们联系为好。

区里热情地接待了他们。相关领导在听取了调查小组的意见后同样认为这个思路有问题。因为有的街道的领导办事拖拉或公务繁忙，不一定能接待好调查组。于是，区里指定了几个办事能力相对较强的办事处负责协助调查组的工作。出于同样的考虑，街道办事处又把调查组的专家们引荐给了工作成绩突出的社区居委会。一切都顺理成章。

居委会冲着上级的面子和信任，殷勤周到地接待远方而来的客人。

所到之处的社区居委会办公条件堪称一流，会议室的墙壁上挂满了奖状、锦旗以及各种规章制度、标语口号和便民服务措施等。居委会的负责人几乎全都是中年女性，且一律面带笑容热情好客，不停地劝专家们喝茶、吃水果、嗑瓜子。当得知调查组的意图后，她们纷纷表示要积极配合：“没问题，别说找十位老头老太太，就要找二十、三十位也不费吹灰之力，你们不必辛苦了，我们把他们喊来就行了。”

当调查组的师生们说，我们想采取走门串户的方式，进行个别访谈时，居委会的主任还是满腔热忱地表示，那更没问题，我给你们带路，陪你们去一家一家地访谈。

调查组的几个人小声交换了一下意见，认为这种调查方式不一定能了解到真实的情况，就婉拒了居委会干部们的好意，坚持自己入户访问。

那怎么行呢？居委会主任显然不同意这种做法。你们又不认识他们姓甚名谁，住在哪楼哪号，两眼一抹黑地误打误撞，弄不好让人当是坏人了呢！这法子不行。

您能把社区老人的花名册给我们看看吗？我们想做非概率抽样。带队的教授提议道。

啥？您说啥，非啥抽样？居委会主任没听过这个说法。

噢，就是我们想从老年人花名册上随便选十个人，然后去访谈，您觉得怎样！教授解释说。

那敢情好！主任让工作人员很快找出了一个硬皮夹子，翻开后摊到教授面前。您自己瞧吧，社区的老头、老太太全在这里了，你们自己选吧。

于是，调查组的师生们围在一起，指指点点地选定了十位老人的名字。

噢，这个人不行，早就老糊涂了，就是老年痴呆了。连老婆都不认识了。没法回答你们的问题。这个胡老太也不成，大小便失禁，床上拉屎、尿的，那屋子根本就进不去人，比公共厕所还臭呢！还有这个曲老头儿也说不了话，他年轻时就哑巴了，耳朵聋得连煤气罐爆炸了也听不见，去年差一点被炸死。这个霍大爷更不成，早就不住在这儿了，他让儿子儿媳撵走了，那间两居室的房子生生被儿子霸占了。这几个也没选对，一个去年冬天煤气中毒死在家里，开了春才被发现，尸体都腐烂了，还有一个是上个月下楼时不小心摔死的，这两个人的户口怎么还没销掉呢？应该从花名册上涂掉的。小王你也太马虎了。还有这位就喜欢捡垃圾，天天睡在垃圾堆里，你们根本就找不着他……还是我们帮你们选吧，这不怪你们，你们是外人，不像我们熟悉情况，对他们我们可关心啦！

调查组又重新选了几个，还是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不适合访谈。最后，只能按照居委会的建议，确定了十个人的名字，调查组的成员一一登门做了调查。